A. 分析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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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证券市场的现状分析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证券市场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初期。 1981年到1987年国债年均发行规模仅为59.5亿元，进入90年代以来国债发行数额年均达到千亿元。 而1997年已达到2 412亿元。在股票市场上，迄今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已达900余家，上市股票市价总值达2万亿元。 我国资本市场在短短十几年，达到了许多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实现的规模，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证券市场自身功能的发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主要是：
1) 证券市场规模过小。以股票市场为例，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从总体规模看，与国外还有相当大差距，参与股票投资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全世界平均为8%左右，发达国家的比例则更高，如英、美均在20%以上。我国目前股市投资者为3 300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7%。另外，从股市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为30%左右，美、日、英等国均在80%以上，而我国为24.2%，况且在总市值中还包括大部分不流通的市值，如果扣除这一部分，我国股市总值占GDP的比重就更低了。由此可见，我国股市规模较小，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较大差距，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我国扩大股市规模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2) 资本市场主体缺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而目前我国企业主体地位非常脆弱。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约束无力、活力不足仍然是我国企业的主要特征，企业主体地位残缺。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主体残缺还表现在投资主体主要是个人，其投资的质和量均较低，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比重明显不足。相比之下美国等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其机构投资者主要有年金基金、商业银行信托部、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由于机构投资者是专业性金融中介机构，其投资活动具有投资量大、交易费用低、交易风险小的特点，很受大众投资者的欢迎。如美国，每4户人家就有1户向投资基金投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性投资者发展滞后，这使得仅靠若干家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小股民散户所支撑的股市投机盛行，股价暴涨暴跌难以避免，阻碍了股市的健康发展。
3) 市场分割，整体性差。首先，一级市场的发行仍然按地区分配额度，限制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债券地区性发行市场也是按省分派额度(企业债券发行)和按银行分支机构分派额度(政府债券发行)。至于二级市场分割则更为明显，把股票市场划分为A股、B 股和H股，构成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使在A股中，国家股流通与转让只限于极少部分，而且A股不允许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交叉挂牌，限制了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在股票市场中呈现出A股与B股、H股分割；个人股、内部社会个人股与内部职工股分割，个人股市场与法人股市场分割。如此繁杂的分割，不但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
4) 市场中介机构不完善。证券中介机构从广义上讲就是在证券市场上为参与各方提供服务的机构。我国目前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等，虽然其业务已涉足证券的承购包销、发行、交易、自营、财务顾问等内容，但与国外投资银行业务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功能缺陷，例如投资银行核心任务之一的购并业务对于我国中介机构来说几乎还未曾涉及。西方国家的公司购并活动大多由投资银行策划完成，投资银行起着搭桥牵线、筹划交易过程、为交易筹措资金和参与交易谈判等重要作用。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中介机构，这就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重组活动的顺利开展。
5) 流动性不足。流动性是指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流通性强的金融工具，同时又有大量参加流通的主体。检验市场流动性通常可从交易量和成交价的关系入手，二者的关系越密切，流动性就越差。美国股市中二者变化的关系指数为0.01，而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关系指数分别为0.52和0.40，说明我国股市整体流动性是比较差的。造成股市流动性差，一方面与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投资者参与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与国家股不能进行交易、法人股在STAQ和NETS市场交易微弱有很大关系。流动不足使股票价格扭曲，资本流动失去了动力和方向，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抑制。另外，由于国有股不能流通，这将对国有资产的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
6) 资本市场交易工具品种单一、结构残缺。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工具保持多样化趋势。以香港资本市场为例，目前国际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工具中80%以上已被其采用；在股票市场上，不仅出现了期指、期权、认股权证等投资品种，而且这类衍生工具的交投大有超过现货市场之势。香港上市公司在债券市场上的集资形式更为多样化，在债券、票据和存款证3种形式的基础上，先后出现了浮息工具、变息工具、可换投股债券、信用卡应收债券等多种形式，目前在联交所挂牌买卖的债务工具已增至129种。相比之下，我国大陆的资本市场除股票外，5年以上的交易工具几乎没有，而1～5年的交易工具又受到种种限制，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7) 证券市场制度不健全。证券市场制度是支撑证券市场高效、公平运转的基础，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和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等。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无论从制度本身还是从执行上看都存在信息公开不够的问题，表现在一些重大信息披露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极大挫伤了股民、债券投资者的信心。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是指证券投资者在获取有关信息后，被给予证券投资期收益以必要的保障和实现的制度。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很不健全，使投资者面临的市场风险过大，严重措伤了股民的投资积极性。
近年来我国已制定了《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然而证券交易的基本法规《证券交易法》尚未制定，证券法规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导致证券交易的某些环节无法可依，加之对已颁布的法规执行不力，证券交易的违规和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我国1995年发生的“三.二七”国债期货的严重事件，主要原因就是证券法规不健全、监管不严造成的。
2 证券市场的发展构想
2.1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进资本市场主体发展
证券市场主体质量的高低，对我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资本市场主体的发展。
1) 取消额度管理代之以核准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手段，由于对证券发行标准制定较低，这给行政部门行使权力提供了较大空间，政府为企业包装上市，后患无穷。为此，国家主管部门应该严格上市公司审批，提高上市标准，取消或减少行政干预，将证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换之以核准制，使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都能通过竞争达到上市的目的。这样既增强了市场参与的公平性，又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使企业经营者把精力真正放在如何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效益上，而不是通过旁门左道达到上市的目的。国家可以对不同行抵贫ú煌
B. 我国证券公司的监管制度及具体要求
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监管制度包括客户交易以诚信与资质为标准的市场准入制度、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经营风险控制制度、合规管理制度、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信息报送与披露制度等。
(一)以诚信与资质为标准的市场准入制度
建立和完善包括机构设置、业务牌照、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市场准人制度，通过行政许可把好准人关，防范不良机构和人员进入证券市场。设立证券公司必须满足法律法规对注册资本、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业务人员、制度建设、经营场所、合规记录等方面的设立条件；在准入环节对控股股东和大股东的资格进行审慎调查，鼓励资本实力强、具有良好诚信记录的机构参股证券公司。将业务许可与证券公司资本实力挂钩，要求证券公司必须达到从事不同业务的最低资本要求；加强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的监管，将事后资格审查改为事前审核、专业测评、动态考核等相结合，切实保护诚信专业、遵规守法的高管人员，淘汰不合规、不称职的高管人员，处罚违法违规的高管人员，逐步培育证券业合格的职业经理群体。
(二)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经营风险控制制度
2006年7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实施了《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并于2008年根据实践情况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该办法建立了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和风险监管制度。这一制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建立了公司业务范围与净资本充足水平动态挂钩机制；二是建立了公司业务规模与风险资本动态挂钩机制；三是建立了风险资本准备与净资本水平动态挂钩机制。
根据《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公司评价计分的高低，将证券公司分为A(AAA、AA、A)、B(BBB、BB、B)、C(CCC、CC、C)、D、E共5大类11个级别。
中国证监会按照分类监管原则，对不同类别证券公司规定不同的风险控制指标标准和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比例，并在监管资源分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频率等方面区别对待。
(三)合规管理制度
2008年7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实施了《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要求证券公司全面建立内部合规管理制度，设立合规总监和合规部门，强化对公司经营管理行为合规性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和事后检查，有效预防、及时发现并快速处理内部机构和人员的违规行为，迅速改进、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中国证监会把合规管理的有效性作为评价证券公司的重要指标，并据此决定对其违规行为的惩处方式和力度，以激励和加强自我管理。
(四)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
根据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在原有客户资金存管制度的基础上，按照保障客户资产安全、防止风险传递、方便投资者、有利于证券公司业务创新的原则，设计、实施了新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是证券公司在接受客户委托，承担申报、清算、交收责任的基础上，在多家商业银行开立专户存放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商业银行根据客户资金存取和证券公司提供的交易清算结果，记录每个客户的资金变动情况，建立客户资金明细账簿，并实施总分核对和客户资金的全封闭银证转账。
(五)信息报送与披露制度
对证券公司信息报送与披露方面的监管要求包括：
(1)信息报送制度。信息报送制度即证券公司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自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年度报告，自每月结束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报送月度报告。发生影响或者可能影响证券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风险控制指标或者客户资产安全重大事件的，证券公司应当立即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临时报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况、可能产生的后果和拟采取的相应措施。
(2)信息公开披露制度。这一制度主要为证券公司的基本信息公示和财务信息公开披露。
(3)年报审计监管。这是对证券公司进行非现场检查和日常监管的重要手段
C. 从法制监管自律规范方面谈谈我国发展中的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法治包含自律规范和自律监管，法治化包含着借助自律实现的法治状态。证券市场自律分为有组织的自律和社会约束两种形态。有组织的自律，是自律组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签署和执行组织章程或者协议等方式，凭借自律组织成员赋予的适当权力，对自律组织成员及相关当事人参与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处理的管理行为。社会约束则是抽象自律。社会约束不依赖于既存的法定自律组织，但却发挥着约束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功能。
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市场化水平。尤其是在基础性法律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的背景下，政府监管成为最主要的证券市场监管手段，行政权力成为证券市场秩序的主宰。随着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发展，政府监管理念及手段都有必要适当调整。
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创建的证券市场，带有明显的嵌入式和探索式特征，其最初创设目的是为了缓解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故而缺乏对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建立健康市场秩序的充分关注。证券市场功能定位存在偏差，无法合理地平衡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诚信尚未成为市场参与者的基本价值观；证券立法过于简约，法治建设未被当作发展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工作，上述情形成为诱发证券欺诈案件的重要原因。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历史和实践证明，诚信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最基本行为准则，背弃诚信不仅会摧毁证券市场和经济秩序，更会将中华民族带入泥潭。
证券市场诚信的制度价值
诚信试图以抽象语言来表达人类依存关系的共性，即信任、善意、利他。在传统民商法领域，诚信曾表现出浓厚的道德化、内在化和主观化色彩。但自康德时代以后，法律与道德开始分离，在观念上逐渐造成了法治与诚信、法律与道德的某种对立。在现代商业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商业活动的原动力，商业因素对诚信传统内涵产生重大影响，诚信法则被注入多元化价值观念。
证券市场出现后，诚信法则的内涵发生了更大变化。一方面，证券市场已经逐渐摆脱了个体成员相互之间给予的、以情感和社会道德为基础的诚信法则，失去了自然人所独具的诚信观念，转而寻求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以及和睦相处，个体诚信逐渐发展成为更广泛的社会诚信或者整体诚信；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开始以标准化和定型化形式展现诚信法则的抽象内涵，从而有别于以宗教、情感等方式约束的个别化诚信法则，逐渐转化为更外在的法律规则。
诚信是一种稳定的产权、经济和社会秩序。社会成员普遍遵从诚信原则，交易当事人即对其可控制的资源有了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也能事先确知其付出所能获得的合理回报。如果交易系当事人自愿达成，社会也乐见其成。如果当事人失去诚信，无论是有预谋的欺诈还是随机性的见利忘义，都将破坏对方当事人的正常期待。尤其是失信现象普遍化后，当事人为完成交易，就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身利益保护，寻求各种保证和保险，弃远期交易而采现货交易。交易成本随即提高，避险工具失灵，交易效率随之放缓，风险日益放大，正常交易秩序将难以维持，各方参与者也将失去交易安全与效率。
诚实守信是行为规则，也是一种文化和道德，更是国家、企业和投资者的财富。证券市场诚信机制的最重要环节，就是建立起投资者对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只有投资者对证券市场长期发展充满信心，才能促成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才能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如果证券市场没有达到足够的诚信程度，如果证券市场运行基础无法让人放心，证券市场不会给投资者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投资者的参与就将十分有限，证券市场发展也不会深入，证券市场也就难以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因此，加强诚信和法治建设是发展证券市场的基础工作，也是保护和加强国家财产效能的重要手段。
证券市场诚信危机的制度诱因
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证券市场参与者尚未形成适应新兴市场特点的整体价值观念。诚信缺失仅属现象，制度缺位才是根本。借助制度缺位形成的不公平交易秩序，失信者得以谋取好处，这是证券市场诚信缺失的根源所在。
1、诚信缺失的认定标准缺位。
诚信缺失可分为法律性诚信缺失和道德性诚信缺失，健全的法治体系必须兼顾法律性和道德性诚信缺失。国家制定法只能约束情节较重的失信行为，无法直接约束道德性诚信缺失。但若对道德性诚信缺失疏于管束，就极可能酝酿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社会纠错成本必然提高。在完善国家制定法时，我国应当堵塞道德教化和自律规范方面的漏洞，借助自律监管的柔性手段，弥补强行法过于刚性的弱点。我国现有自律组织多产生并依赖于行政监管，缺乏自律监管的主动性，自律监管中过度依赖国家制定法的刚性规则。这不仅会降低自律监管的独立性和功效，还会将违法与诚信缺失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混淆起来。
2、信息披露制度适用的局限。
透明度是投资者最为依赖的投资要素，市场信息充分透明，投资者才愿意投资证券，也才发生投资者自己承担投资风险问题。我国证券市场欺诈案件或多或少地与信息透明度直接相关，但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存在自身局限性，不能随意夸大其制度功效。强制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义务人全面履行重大信息的披露义务，但重大性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实证法无法清晰、准确和无遗漏地界定重大性的外延。同时，公司管理层总是试图借保守公司秘密和降低成本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对抗或者减缓强制信息披露义务，很少愿意主动披露与证券价格相关的公司信息。强制信息披露的成本付出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立法者不得不在两者间求得某种平衡。此外，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无法全面覆盖证券市场各个角落，其约束功能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
3、公司治理机制的制度缺陷。
如何约束公司控制股东和管理层行为是我国公司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在我国现有股权结构中，控制股东占据着极优越地位。我国公司法实际奉行着股东会中心主义观念，在多数决定原则支配下，股东会中心主义事实上演绎成为控股股东中心主义。控制股东并未满足于控股地位，始终抱有直接参与公司事务、最大限度扩张自己领地的冲动。在控制股东无所控制和制约时，它们很容易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牺牲公众股东利益。在现有公司法结构下，公司董事会已成为控制股东滥用职权的手段。公司董事并不完全是上市公司本身的董事，而是充当着控制股东的代理人。在控制股东和公司董事事实上结为一体的情况下，在控制股东得以借此谋取额外利益时，控制股东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就表现得最为张扬。这必然导致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和谐的公司秩序就容易被打破，失信状况在所难免。
4、中介机构的安全防护机制失灵。
承销商、会计师、律师和资产评估师是最受尊重的从业人员，相关机构则是被公认为最有信用的机构，也是投资者最为倚重的专业机构。它们凭借自己职业和专业博取了投资者信赖，但却介入、参与或者帮助上市公司失信，这对投资者更具杀伤力。中介机构失信的隐蔽性强，后果更为严重，内部控制是消除中介机构风险的最主要手段。我们认为，公司制组织形式难以适合中介服务业特点。证券中介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承办人员的经验、素质、敬业和协调能力实质性地决定着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在合伙制组织形式下，承办人和合伙人要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承担最终责任，这种加重责任机制将迫使合伙人及承办人竭尽全力提供优质服务，尽力避免服务中出现差错。但在公司制形式下，公司是对外承担责任的最终当事人，股东无须直接承担法律责任，管理者亦仅以失职为由而承担管理责任，承办人员履行职务出现的差错、疏忽和失职，在法律上归结于公司承担。公司制已成为个人责任的防护墙，难免诱发承办人员出现懈怠、失职甚至与违法者的协作。
证券市场秩序的法治化
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和透明化是法治化的基础。根据法律体系化要求，国家制定法以及在国家制定法支配下的自律规范，均应纳入法治化范畴，不能低估或排斥自律规范的积极作用。根据法律规范透明化要求，任何约束证券市场关系的行为规范均应公诸于众，监管者不得以内部规则约束行为人，更不得随意发布具有溯及既往的规范性文件。法治约束力最终体现为，无论行为人内心是否高尚，无论行为人是否蔑视法治，但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治标准，这就基本满足国家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实际约束。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的现代证券市场中，单纯启迪行为人诚实守信显然不足，必须借助法治手段善加调控。
1、证券市场法治与诚信的内在统一性。
诚信与法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诚信是证券市场的基石，遵循诚信将会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证券市场的公平和公正，推进投资者利益保护，促进社会和市场秩序和谐有序。然而，诚信具有抽象化特征，为了充分发挥诚信机制的调控功能，诚信必须以法治形式外在化，诚信遂与法治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文明社会中，法治包裹着诚实守信的实质内容，法治则作为诚信的具体表达方式，两者构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能将诚信与法治对立起来。
法治作为体系化概念，非由国家制定法作为唯一元素，更不局限于政府监管，自律规范和自律监管同样是法治化要素。实现证券市场法治化目标，必须依赖国家制定法和自律规范等多种手段。一方面，必须兼顾国家制定法和自律规范。现代法治结构下，国家制定法只是组成要素之一，与国家立法精神相一致的自律规范同样构成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将法治单纯地理解为依照国家制定法行事，而应同时将自律规范纳入法治化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兼顾国家监管与社会监管。我国证券市场是借助政府力量推动建立起来的，与英美等国证券市场迥然不同，客观上形成了以行政监管为基本特征的监管体系。证券法施行后，伴随着集中统一监管代替了分散监管，政府监管大大加强，事实上形成了政府监管机构独家监管局面，立法机关、人民法院、自律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监管要素未能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我们认为，集中监管不应排斥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对证券市场的间接监管，政府监管权力过于集中，有悖于现代法治分权制衡和司法监督的原则，也难以适应证券市场诚信建设的需要，同时还会给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带来隐患。
2、稳定的市场预期是法治化的现实基础。
立法者和监管者应鼓励各方参与者从投资中获得正当利益。在长期与短期利益的权衡之间，立法者应鼓励市场参与者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投机利益。当我们试图遏制市场参与者过度追求短期利益的投机和失信行为时，就必须给予市场参与者取得长期利益回报的稳定预期。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及变革具有很强的外生性，从而导致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制度的易变性，影响了人们建立起对市场的正常预期。我们认为，诚信是一种长期利益回报机制，立法者和政府必须给予人们以获得长期回报的信心。
在宏观层面，长期回报预期只能建立在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基础上。证券市场化程度较低，按市场规律预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将降低，不确定因素相应增加，参与者信心必然受到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化程度较低，行政化色彩较浓，这给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证券市场的非市场化色彩越重，消除诚信缺失的难度越大。
在微观层面上，我国证券市场的非市场化主要体现在证券发行控制和股权分置等方面。上述现象都是我国证券市场特有的，国外也无成熟方案可供参考。投资者普遍感到解决问题的步骤正在逐渐加快，但无法判断解决方案的内容，这直接导致了市场参与者队伍的分化。有的参与者退出股市以回避风险，有些参与者则选择更激烈的投机。短期行为无须考虑诚信，只要能够最快地变现，只要能够做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足以完成交易。
国家应当通过构建长期的诚信体制，使得诚信者能够确切地知道今天的诚信会换来明天的财富。加快证券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增强投资者及各方参与者的未来预期，是我国证券市场消除诚信缺失的基本手段。惩罚失信者固然能够解决部分失信问题，但不能铲除失信生存的土壤。
完善证券市场诚信建设五大对策
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市场化水平。尤其是在基础性法律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的背景下，政府监管成为最主要的证券市场监管手段，行政权力成为证券市场秩序的主宰。随着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发展，政府监管理念及手段都有必要适当调整。
1、建立完善的失信发现机制。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揭示失信是惩戒失信的最好办法。在现有体系下，存在着过分强调政府监管者发现功能，忽视自律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发现功能的问题。如果发现机制不完整，失信情形就容易隐藏下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失信，必然会在某个临界点最终爆发出来并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从根本上影响到证券市场的诚信秩序。应当在尊重政府监管者职能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其他社会组织的发现功能，发掘更多的失信发现渠道和监管渠道。人民法院应当择时修改相关司法解释，放松对投资者诉讼的限制，使得投资者和人民法院都能发挥失信发现和监管职能。同时，还应鼓励和支持组建投资者利益保护组织，通过社会力量发现失信行为，收窄失信者的生存空间，鼓励诚实守信者。此外，还应发挥新闻媒体和各类研究机构的独特发现功能，丰富各类社会发现渠道。
2、鼓励按照无限责任形式组建中介机构。
国外早期中介组织主要采取无限责任的组织形式，即使是证券公司也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经纪人及业务承办人个人素质及业务能力的高低往往是办理证券业务的决定性因素。证券是特殊的信息产品，中介机构及人员的素质、职业和勤勉是影响到证券品质的重要因素。中介机构从业人员不尽责、无经验或者与上市公司成员形成个人友谊，外部因素就会左右或者影响专业人员的专业判断，甚至出现因个人友谊而帮助企业造假的情形。证券发行中推行保荐代表人制度，初步显现出加强专业人员个人责任的趋向，其运行效果与无限责任组织形式相似。我们认为，有必要修改公司法及证券法，允许成立无限责任形式的中介组织。
3、建立控制股东诚信义务制度。
股东有限责任即指公司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或者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在我国，将股东有限责任与现代企业制度绝对地联系起来的观点相当普遍。但反思证券市场诚信缺失状况时，我们注意到诚信缺失与股东有限责任规则的过度运用存在着某种内在关系。有限责任制度希望通过限制投资者风险来鼓励投资，但派生于多数决定原则，却附带地出现了控制股东滥用控制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恶性案件。我们认为，诚实信用是与滥用权利直接相关的逻辑概念，适当限制控制股东的表决权和事务参与权，强调控制股东诚信义务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在实践上是公允的，亦有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支持。
4、建立公司管理者个人责任追究制度。
公司作为拟制的法律主体，具有阻隔投资者、管理者和相对人责任的功能，但却难以避免管理者以公司之名、行个人背信弃义之实的情形。实证显示，公司诚信缺失与公司管理者诚信缺失紧密相连，把失信标签一概钉在公司身上，有时并不准确，失信的管理者根本无法把公司变成遵守诚信的楷模。让背信的投资者和管理者承担个人失信责任，是阻遏公司失信的重要手段。美国SOX法案要求上市公司的CEO以及CFO承担个人责任，重新构造出了董事职务行为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强化了公司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管理层承担责任有代人受过之嫌，但却保证了数量众多的投资者获得了安全，投资者与公司及管理层之间的关系重新求得平衡。我们建议借鉴美国SOX法案，要求失职公司的董事和管理者对公司失信承担单独或者连带责任。
5、建立失信者信用记录制度。
诚实守信本是长期财富，长期累积诚实守信，总会在未来换取报偿；败德失信不仅伤人害己，还会破坏、损伤社会秩序。失信者不仅应对背信弃义承担现实责任，还要承担长期利益损失。如果只追究失信者的现实责任而无长期责任机制，失信者就难以感受到未来的长期利益损伤，继续背信弃义。失信者信用记录是一种长期约束和制裁机制。我国已开始采用现金分红与配股资格挂钩、信用评级制度、暂停保荐人资格等，实质上具有扩张信用的功能。这种被称之为一时失信、处处受制的做法略显残酷，但对那些并未洗心革面者是有效的，对诚实守信的实践者是公允的，对促进社会交易安全和良好社会价值观念来说，是有益无害的。
或许是历史原因所致，我国证券法治建设向来存在着打补丁情形。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采取简单的禁止或者限制措施。这种办法可能短期奏效，但长此以往，很容易出现新旧规则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进而影响到法律规则体系的整体效用。我们认为，宣扬诚信、整体考量、加强法制、防微杜渐，是建立我国证券市场法治秩序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建立起严谨周密的证券市场规则体系，才能有效地抵御失信及其引发的危机。
证券市场自律与法治关系
证券市场法治包含自律规范和自律监管，法治化包含着借助自律实现的法治状态。证券市场自律分为有组织的自律和社会约束两种形态。有组织的自律，是自律组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签署和执行组织章程或者协议等方式，凭借自律组织成员赋予的适当权力，对自律组织成员及相关当事人参与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处理的管理行为。社会约束则是抽象自律，其他社会组织在法律允许限度内合理地，采取影响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各种督促措施，以补充自律监管不足。社会约束不依赖于既存的法定自律组织，但却发挥着约束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功能。
一、自律监管的优势
城市交通道路交叉口会设立红、黄、蓝(绿)三种信号灯。蓝(绿)灯表示可以通行，这是对符合规则者提出的告示，相当于说明证券参与者在守法经营；黄灯则表示等候，是提醒人们下面是禁行的红灯，发挥着自律监管的职能。红灯相当于法律底线，逾越限制，就构成违法并将受到处罚。政府监管、自律监管和社会约束机制呈现同样的梯级效力关系，司法及行政监管效力最高，自律监管效力次之，最后才是社会约束机制的效力。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约束机制更接近于道德约束机制。即使行为失当者受到社会的消极评价，只要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自律规范，也就无法受到明确的行为约束。
自律监管属于民事监管，主要根据自律组织章程、交易规则、纪律规则及相关协议而启动。自律组织在向市场参与者提供服务时，很自然地附着在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各层面，这使得自律监管具有全面监管、专业监管、深度监管、柔性监管和预防性监管的功能属性。劝告、警告、谴责等措施是自律组织惯常采取的过渡性监管措施，并以自律组织行使对成员的开除处分作为最有效的措施，通过开除会员资格或取消上市资格，迫使自律组织成员遵守自律组织的约束规则。柔性监管是自律监管的固有属性，也是自律监管区别于政府监管的重要特征，这使得自律组织有可能对被监管者实施差别待遇，从而使得自律组织能够更好地发挥鼓励诚信和惩戒失信的监管作用。
二、政府监管的局限性
法治社会要求政府执法透明化，这给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监管带来了严峻挑战。尤其伴随着有限政府和依法行政的政府改革观念深入人心，监管者稍有不慎，就难免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频繁出现监管者应诉的案件，事实上又会动摇投资者对政府监管者监管能力的信心，并最终动摇着人们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市场行为多样化特征决定了这样的基本判断，国家制定法无法规范证券市场的多样化行为，过度强调国家制定法的做法必将失败。在国家制定法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应当鼓励和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监管职责。
明智的做法是，将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合理安排双方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权力与责任，构建一个分工明确、权责清晰的综合性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在重新定位我国自律组织监管职权时，应考虑国外通常做法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特点，综合考虑监管领域和监管手段两方面内容，形成自律组织监管与政府监管的有机配合。在监管领域方面，我国应强化自律组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推进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并考虑将上市审核职权交给证券交易所。在监管手段方面，应加强监管处罚措施体系建设，研究制定处罚措施的实施程序，在现有法律结构下强化自律组织监管措施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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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债券投资论文：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要：证券市场是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风险高度集中的市场，具有风险来源广、传导性强和社会危害巨大等特点。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与飞速发展的现实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从证券市场监管的理论依据出发，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证券市场；自律监管；行政监管
证券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证券市场特有的筹集资金、资产重组、公司价值发现及风险提示等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健康、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由于证券市场运作机制复杂、资本虚拟性等原因，产生风险的可能性极大。实践表明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可以提高运行效率，防范和化解风险，使证券市场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一、公共利益论简述
公共利益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监管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公众利益涉及千家万户、各行各业，维护公众利益只能由国家法律授权的机构来行使。市场难免存在缺陷，纯粹的自由市场必然会导致自然垄断与社会福利的损失，并且还存在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公平问题。在现实经济中通常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市场失灵：自然垄断。假设在社会理想的产出水平下，只有一个厂商从事生产，该产业的生产成本最小化，那么此时的市场就是自然垄断市场。处于该行业中的每个公司都会在利益驱动下争相兼并扩张，之后形成垄断市场而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垄断者通过限制产量、抬高价格，使商品价格超过边际成本而获取超额利润，必然带来导致市场效率的丧失。"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指未被交易双方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或额外收益。在提供商品及服务时，如果社会利益或成本与私人利益或成本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自由竞争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尽管私人之间可能通过协议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但达成协议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而市场监管却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在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分布往往不对称，一般而言生产者比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信息。生产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按优质优价的原则来出售商品。这样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销售质量更好的生产者被迫退出市场以逃避损失，而质量较差的生产者则乘机占领市场，出现“劣货驱逐良货”的现象。信息不对称要求更多的信息披露，使消费者能够据此区分产品质量的高下，监管正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法。由于市场存在上述缺陷，公共利益论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监管能提高公共利益。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前，证券市场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体改委、国家工商局等其他政府机构及上海、深圳两地地方政府参与管理的形式。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以后，证券监管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委的执行机构，承担起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任务。国务院撤销了证券委，同年确认中国证监会为证券监管的主管机关。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如《公司法》、《国库券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禁入制度》等一系列证券法律法规均已颁布执行。作为根本大法的《证券法》的出台，进一步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框架。以沪深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走过了国外证券市场上百年的自然演进的发展过程，应当说政府的积极推进功不可没，然而毋庸讳言，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监管制度缺乏长远规划。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市场发展迅猛，政府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大量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经意忽略了对市场发展急待解决的根本的监管制度建设。为了尽快解决一些短期凸#显的问题，往往采取急救办法，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调控市场，虽然暂时缓和了事态，但是很可能为日后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隐患。监管存在滞后性和弱效性。尽管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对欺诈与操纵的打击力度，但行政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监管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和弱效性。
滞后性。从违规行为的发生到监管机构做出处罚，往往历时弥久，监管行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如“中科创业”、“亿安科技”操纵股价行为在发生数年以后才被发现，而“琼民源”事件的查处过程竟长达两年。另一方面，监管力量相对有限，调查费用不菲，一些市场欺诈行为未被处理，成为漏网之鱼，使违法者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弱效性。对违规行为处罚显得过轻。如民源海南公司动用银行贷款和透支操纵“琼民源”股价非法获利))万元，查处后除了没收非法所得以外，仅处以警告和罚款了事。实际上，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却转嫁到公司股东身上，并无过错的中小股东往往受害最深。对应承担直接责任的违规公司的高管人员处罚过轻，弱化了监管效果。"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决定了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市场的唯一监管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证券监管决策实施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却可能有损决策的科学性。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作为政府代表，除了承担监管职责以外，还担负着培育和完善证券市场的职能，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问题———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些背景决定了不同领域的金融法规政策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制约性。比如，证监会的某项措施可能符合单一证券监管目标的最优化，但由于与其他金融管理机构处于分割状态，其监管决策未必能达到国家整体金融及经济发展的最佳效果，因此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在所难免。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不够完善。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转贴投资者教育机制。对投资者在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教育，尤其是加强市场风险教育，有利于投资者熟悉市场、认识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就像对适龄儿童进行系统的免疫接种一样，打预防针对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大有好处。投资者诉讼机制。投资者可以通过集团诉讼等方式，对作出虚假信息披露的公司提起诉讼，并且比较容易获得相应的赔偿。投资者赔偿机制。国外的证券市场通常设有赔偿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投资者入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构建防范系统风险的缓冲机制，由市场风险引起的损失可以得到有效的赔偿。目前，我国的投资者教育机制刚刚起步，投资者诉讼机制和赔偿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高效率的证券监管是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以下从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监管、独立董事制度、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和建议：对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证券监管机构法律地位的条款和细则；加强立法建设，增强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和配套性，提高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增强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法制内容的实效性；-’建立健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实施机制，杜绝有法不依的现象，加大执法力度；适应证券网络化和市场开放的发展趋势，尽快制订适宜的相关监管规章制度。!从规范和发展两方面抓好上市公司的监管工作。在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同时，努力为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监管激励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加强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能，建立健全派出机构监管绩效考评机制。重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制度建设，切实搞好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独立董事制度。首先，确立独立董事应有的社会地位，提高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最大决策的程度，培育并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其次，明确区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不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的作用；最后，加强关于独立董事的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监督，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主体多元化，结构多层次，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逐步改变目前仅由证监会单方面垄断监管规则制订的局面，缩小行政监管直接作用于市场的范围。让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监管主体来填补行政监管收缩后留下的空白，强化自律监管对行政监管的制衡，多方面约束并尽可能减少政府机构执法中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对监管者的监督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要努力推动监管的法制化和市场化，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内部制衡机制和外部制衡机制，保障公众及媒体的监督权力，强化社会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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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燕洪，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市场纪律———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的模型解析 特区经济
易宪容， 美国金融业监管制度的演进世界经济，高西庆。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监管必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 论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关于股市运行机制问题
我国股市在某种程度上只注重“扩容发展”，没有理顺“监管”与“改革”、“发展”的关系。我国股市的“圈钱”体制，粗放式扩张，虽然使股市得到了跳跃式的扩容，但累进的结构性制度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笔者认为我国股市发展历史上最大的失误在于解散了跨部门、跨利益集团的股市发展政策设计部门，如国务院证券委。正是失去了这一战略思维的“心脏”，我国股市出现了“只谈发展”“不谈发展改革”，“只谈监管”不谈“改革发展”。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是：由警察部门主导的全面规划发展！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股市“监管”与“发展”“改革”的关系，就难以处理“破”与“立”的关系，我们“破”了不规范的市场力量，但没有“立”起相应规范化的市场力量。打击不规范力量给“庄家”“私募基金”“跨市场、跨产品套利”等种种交易行为以重创！而这种重创基本瓦解了由他们组成的自下而上的自发形成的我国股市的流动力提高机制。
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相应的针对“规范化”市场运作机制的主动的战略性的建设方案，在瓦解的同时没有建立流动力提高机制。这样做的严重消极影响就是：随着我国股市流动力提高机制的不断被削弱被瓦解，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正收到严重威胁。
因此，只有处理好监管者和市场的关系，才能建立良性的股市运作机制，促进股市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作为市场监管者既不能“当婆婆”，也不能放任自流。在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前，经典的自由市场理论大行其道，认为政府是“守夜人”，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任何的干预。在发生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之后，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强有力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逐渐取得了经济学中主流地位。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要熨平经济波动的“峰”和“谷”，政府应主动实施反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关于机构投资者
在美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中，机构投资者占绝大多数，占股票总值的80－85％。美国股票市场的重要投资者依次是：养老基金、人寿保险基金、财产保险基金、共同基金、信托基金、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信托部、投资银行、慈善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都是以证券作为主要的投资业务，他们素质高，经营丰富，通过投标方式来参与新股发行的定价，制定出的价格通常能反映发行公司的价值。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规模太小，2000年全美共同基金资产总值达4万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总值则只有700亿元人民币。二是单个基金的块头太小，目前世界上基金规模动辄上千亿美元，而我国最大规模的只要30亿元人民币，三是家数太少，美国达7000多只，我国不到40只。
这几年，我国股市的发展重点之一是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并且把发展的形式定位在“公募型契约”证券投资基金。但出现了“唯证券基金独尊“的发展战略。由此，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队伍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出现了以证券投资基金取代其他一切机构投资者的倾向。相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我国股市的其他机构投资者明显萎缩
这种只扶持证券基金的片面的股市发展政策，实践证明已危及股市运行安全。证券投资基金的研究表明，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从整体上而言表现为“顺势操作”，因此从整体和长期而言并不能明显为股市提供流动力支持。分析从2000年以来的四个1300点附近的各类投资者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看出，证券投资基金并未表现出逆势进场的模式，从而无能力担当起为市场提供流动力的重任。但是与此同时，随着不断的监管和加压，在这四个1300点附近，其他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正趋于土崩瓦解之势。比较2000年以前的我国股市，我们在市场上已经越来越难以看到“抄底“资金的身影。投资者的高度“同质化”，破坏了证券市场应有的机构投资者的“异质化”结构。这就破坏了证券市场上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应有的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的生态平衡局面，带来了独家垄断性发展的失衡状态。
笔者认为：大力发展多样化的投资者队伍，建立生态平衡系统，市场机构化是当今国际资本市场的特点之一，也是我国股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步骤之一。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是指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和共同基金这三类投资者。有的国家还包括开办个人投资信托和证券自营的银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然以散户为主，证券投资基金刚开始发展，保险基金从1999年开始以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形式间接入市，但尚不能直接投资股票，养老基金由于体制问题，也未形成一个真正的法人。
由此，培养机构投资者的任务艰巨。培养机构投资者的主要内容包括：培养开放式基金，扩大基金市场和基金品种，基金设立和发行要逐渐由审批制过渡到注册制，要通过组建中外基金管理公司，提高国内基金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素质和竞争力；为保险基金自由进入市场创造条件，包括保险基金可以作为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通过自己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市场等；培养养老基金，帮助这部分基金进入市场。
目前我们欣喜的听到证券监管高层表态：将给私募基金合法的地位！同时保监会主席吴定富表示：保险公司将投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表示：今年八月底资产规模已达2300亿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也将进军资本市场。所有这些措施的贯彻无疑将提高股市的流动性，扩大股市容量，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用，对于股市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三、关于证券市场体系
美国股票市场具有多层次的市场格局，股票市场通过层次细分可最大限度的实现资本的供需平衡。中国股票市场结构单一，主板A股市场规模较大，二板市场未能开设；三板市场规模小，同时沪、深两地市场的同质性、重叠性限制了整个市场容量的扩展。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其中包括：
一）创业板市场（二板市场）：为高科技，高成长型企业服务。特点：企业规模小，经营年限短，采取保荐人制度，股份全部流通，规定主要股东最低持股量及出售股份的条件，严格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
1、二板市场定位
无论在主板市场内部设立二板市场，还是单独设立为主板服务而且为主板市场培养上市公司的依附型市场，都不符合我国经济改革和产业转型的客观要求。由于主板市场存在问题较多，行政色彩过浓，因而在主板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二板市场，就会留下隐患。从外国的发展过程看，如果把二板市场当作主板市场的辅助市场存在，一般来说都不是成功的。因此应建立一个有独立运行规则、独立的发展目标、独立的服务对象、独立的上市基准、交易机制的二板市场。二板市场应该为高科技企业服务，那些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环保等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应该是我国二板市场的首选服务对象。为此，可以考虑把上海、深圳交易所合而为一，然后将深圳交易所变为二板市场。
2、二板市场的制度设计
1）上市标准
上市的最低资本要求及社会公众股比例应该较主板市场有大幅度的降低
可不设盈利要求
对业务要求应该严格
2）交易机制
在市场上推行做市商制度
确保管理层的稳定和公司成长的连续性
实行T+0的交易制度
3）监管机制
强调信息披露基础上的投资者保护
强调监管机构对发行质量和对投资者保护的责任
4）二板市场的风险及防范
建立科学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实行严格的保荐人制度
实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实行严格的市场监管制度
二）三板市场
其实早在1992年，中国曾经设立过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那就是STAQ和NET两个入股交易系统。1999年两个市场暂停交易，后一直没有开市。2001年新的场外交易市场启动――中国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正式开张。中国所谓三板市场挂牌的公司是业绩差，问题多的企业，而美国OTCBB市场上挂牌的公司并不是因为业绩差而是公司实力较小，所以中国三板市场的定位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股，像指垃圾桶，而美国的OTCBB市场的定位是小企业的孵化器，是NASDAQ的市场后备。
令人感动欣慰的是，据报到：新三板融资大门将开启，中科软定向增发方案已公布。新三板市场的推出，对于证券市场体系尤其是退市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关于上市公司
一）质量问题
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低下，普遍存在“一年好，两年差，三年ST，四年PT”的经营状况，亏损户数不断增加，净资产收益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每股收益不断降低，审计报告中出具保留意见的公司不断增多，上市公司丑闻屡见不鲜。我国的1300家上市公司中有200多家发生过丑闻，出事比例高达16％，而同期美国市场的比例是1%,1994年到2004年，上市公司平均每股净资产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幅，净资产收益率呈下降趋势。
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的原因：1）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不准确：管理部门过于关注市场的融资功能，特别是为国有企业筹资。很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把股票市场完全当作“圈钱”“脱困”的场所，筹集资金是国企的最终目的，改制是手段。这样的上市目的使得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筹集资金而进行形式上改头换面，公司上市后经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营业绩逐年下滑。2）股票发行制度不合理：股票发行从“审批制”转为“核准制”。由最初的“额度控制”到“通道制”，再到“保荐人制度”。但现行的保荐制度不能杜绝“江苏琼华”事件。股票发行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大量的绩差公司充斥市场。3）股票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没有严格的摘牌制度，一些严重资不低债、缺乏市场重组潜力和收购价值的劣质公司仍然没有被淘汰。
对此，我们解决的对策是：1、股票市场的准确定位应该是融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2、改革股票发行制度，推行机构询价、网上发行和网下配售制度，建立“绿鞋”回拨机制；3、加快三板市场改革，建立畅通的退出机制。
二）会计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充分、不及时、不规范。
琼民源的造假，蓝田股份的欺诈，银广厦的虚幻，草原兴发巨额财务黑洞，人们对会计信息产生了怀疑。其深层原因包括：1、巨大的利益诱惑；2、低廉的违规成本；3、法规政出多门；4、相关制度不完善。
对此，我们的解决思路应该是：1、建立以会计准则为核心的会计信息披露规范体系；2、建立以注册会计师公正审计为核心的会计信息披露监督体系；3、建立以证监会抽查复审为核心的会计信息披露再监督体系。
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由于股权分置，一股独大的现实，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内部人”控制非常严重，这种局面既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更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实，股市的根本在于上市公司，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上市公司就不可能稳步发展和长期盈利。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建立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1、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其价值取向是多元化的，除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外，还有“社会价值目标”，比如：税收指标、就业指标、公益活动指标等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美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高度理想主义，即使被采用，也只能削弱商业公司的主要优势及其有效实现确定目标的能力，同时还会放大政府的基本缺陷，使其迷失方向，并陷于利益集团的无休止的竞争中”。我国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对企业不负责的恶果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坚持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是说公司可以忽略公司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债权人、顾客、社区）的利益。
2、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重点是要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畸形股权结构。
从实践上看，英美的股份公司都经历了家族资本主义、经理资本主义与机构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其股权结构也经历了由集中到分散，再由分散到集中的变化。“一股独大”并没有错，相反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沃伦.巴菲特在希尔公司、比尔.盖茨在微软公司、李嘉诚在和记黄埔公司都曾占很高比例的股权。
我国只所以反对国有股“一股独大”，关键是国有股股东行为非理想化，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一是国家所有权的代理行使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国家所有权的代表是“形至而实不至”“缺位”现象严重，缺乏能真正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人格化代表；二是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国企改制而来，受传统观念束缚严重；三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导致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基本由原企业的管理人员组，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干预的“内部人控制”局面；四是国有股不能流通，致使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市场对公司的治理“失灵”，加剧了国有股股东行为的扭曲；五是法制不健全，打击不力。
3、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核心是要保证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建立充分履行其职能的运行机制。
4、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重点是要建立一个与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包括市场机制、行政机制与社会机制）
1）公司外部治理市场机制：主要指的是公司控制权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
A、公司控制权市场主要表现为敌意兼并和收购，主要是对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成员总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英美国家公司控制权市场十分活跃，公司经营状况糟糕，就可能更换董事长或总经理，甚至发生局外人通过收购该公司的股票继而达到兼并公司的目的，这样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我国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原因是国有股不能流通，从而妨碍了上市公司的敌意收购和兼并，这也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B、同样，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也很落后。公司经理的选择主要依靠行政部门，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对公司在职经理来说没有构成任何威胁。
2）公司外部治理行政机制
政府对一级市场及二级市场的管理机制。
3）公司外部治理社会机制
主要是指中介机构的信用机制。
5、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条件是要创造一种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
1）树立“股份公司是股东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理念；
2）树立“股东公司最高权利机关是股东大会，核心机构是董事会”；
3）树立“人力资本价值”理念。
四）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问题
1、我国独立董事占比过低
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的比例在10％左右，有的根本没有独立董事。根据经合组织（OECD）1999年的调查，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美国为62％，英国为34％，法国为29％《财富》美国公司1000强中，董事会的平均人数为11人，独立董事为9人。
2、我国上市公司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障碍分析
1）缺乏相关法律作支撑
现在的公司法没有给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以存在的空间和条件。而在美国，独立董事依靠法律这把“上方宝剑”，可以把独立董事的个人意志变成董事会乃至公司的意志。而我国目前的法律没有赋予独立董事特殊表决权，人数也不占优势，很难从根本上与公司内部董事制衡。
2）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
美国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是机构投资者，一般在一个特定公司的持股比例为1％，按照美国《投资公司法》（1940），人寿公司和互助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必须分散化，这也导致了美国股权的高度流动性。
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主要问题是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如担保、应收帐款，资产置换等各种手段来侵占上市公司资产，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3）独立董事的引入与我国监事会制度不相容
独立董事制度产生于普通法为主的美英法系国家，这些国家采用“一元制”的董事会制度结构，在公司机构设置上没有独立的监事会。我国公司立法上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二元制”结构组织体系，即在股东大会之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如此，独立董事的职责就会和监事会重叠甚至冲突。
4）具备担当独立董事素质的人才匮乏
5）市场选择机制和评价体系尚未形成
3、我国上市公司有效运作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对策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A、公司法应赋予独立董事一定的权利，建立权利实现保障机制。这些权利包括信息知情权、监督权、独立的审核权、否决权。
B、上市公司还应当赋予独立董事特别职权：第一，重大关联交易的认可权；第二，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第三，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第四，提议召开董事会；第五，独立聘请外部审计和咨询机构；第六，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2）改革“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
3）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功能。独立董事的监督具有天然的事前监督，内部监督以及决策过程监督紧密结合的特点，而监事会具备了经常性监督、事后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特点。
4、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能力，聘任和激励约束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1）任职资格和能力
2）聘任
3）提供独立董事的比例
4）提供充分信息和良好的工作条件
5）设立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机构
6）建立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7）强化独立董事的诚信勤勉义务
5、建立独立董事的自律组织
五）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过高，有的达90％以上，股权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公司治理和资本流动。英国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仅为10％，这种分散的股权结构使上市公司的决策更为透明，且能更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因而投资活跃，证券市场融资能力较强且流动性好。英国公司首次公开上市时间平均在公司创立后8年，而德国却是40年。英国公司上市的平均规模是1600万美元，而德国是6000万美元。德国上市公司的结构十分复杂，相互持股使得公司的直接持有者不等于最终持有者，个人持股比例小，而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持股比重和非金融公司交叉持股比重很大。
为此，要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的畸形股权结构，必须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鼓励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入市，给私募基金应有的合法地位，这样才能改变股权过于集中的局面。
五、关于分业经营问题
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有两种经营模式。一种是金融机构可以跨行业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与信托等各种金融业务，称为混业经营模式。其中最关键、最突出、最重要的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混合，即“银证合一”，另一种称为分业经营模式，即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不允许交叉经营业务。
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在西方金融史上曾经几分几合。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和金融危机之后，国家金融领域逐渐由混业经营一统天下的格局演变成分业和混业两种经营模式并存的状态。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开始出现重新实行混业经营的新方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金融市场上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 Holding Company）,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将其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的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
1998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1998年金融服务业法案》，该法案在涉及银行组织的条款中，创造了“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新的法律范畴。1986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实行金融“大震”（big bang）改革，全面摧毁了金融分业经营的体制，促进了混业经营。在东亚，日本和韩国曾经以大财团的形式发展起了一些企业集团，其中有一些是金融控股公司。与此同时，中国的证券业与银行业仍实行银证分业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明显缺点在于：
1、资金方面
在投资银行业务中，券商需要通过咨询、策划、融资、估价、谈判等一系列操纵来帮助企业资本运营，这要求券商有一定的资金融通职能，而经纪业务的开展，银行网点的铺设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同时券商要为客户提供融资、融券功能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自营业务的开展更增大了券商对资金的需要，在混业经营模式下，这些资金需求可以通过银行达到便利的满足，但在分业经营中券商就无能为力了。
2、营销网络方面
投资银行开展证券配售业务、经纪业务以及资产管理业务都需要建立一个网络体系来直接面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在混业经营下可以利用银行的营销网络，降低成本，提供利用效率。
3、信息和信誉度方面
商业银行的经营历史远远长于投资银行，它们对经济实体的了解更多、更丰富，况且建立了一定的信誉度，容易接近客户，依赖商业银行的信誉投资银行可以顺利开展业务。
4、面对入世后金融大鳄的挑战，中国需要混业经营以打造自己的金融航母，否则难以抵御外来的金融风险，丧失竞争力。
对此，笔者强烈建议我国资本市场尽快走混业经营的道路，利用我国原有商业银行的优势，拓宽券商融资渠道，营造全方位的销售网络，增强自身抗御风险能力，以便在国际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关于证券交易所
20世纪90年代之前，全球证券交易所几乎全都是以会员制形式发展起来的。这种类型的交易所是由会员出资组成的交易所为会员所有和控制，只对会员服务，只有会员才能利用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由于服务者和出资者为同一人，因此大多数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都是非盈利的服务性组织。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会员制形式逐渐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
资本的国际化使各地的证券交易所突破了地域限制，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对象。一方面，竞争使定价过高的交易所得不到客户，也就没有收入来源，从而面临淘汰的命运；另一方面，作为交易所，要在竞争的条件下生存，就必须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扩大市场份额，否则就有被蚕食的危险。但在会员制下，交易所筹资能力受限，融资成本过高，非盈利性的组织机构也限制了它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这种条件下，交易所只有采取以获得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商业治理结构才能获得竞争力，因此，进入90年代，交易所的治理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了公司化的发展趋势，交易所开始由非盈利性的会员制向盈利性的公司制转变。 公司制的特点在于：1、是以满足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组织；2、交易所可以向社会公众发行股份，不必局限于是会员还是交易者；3、通过公开发行股票，使市场交易权和所有权分开，不是股东也可以获得在交易所交易的资格，而在会员制下，只有会员才有资格直接交易。显然，公司制各方面都要优于会员制。而我国目前证券交易所组织模式为“行政会员制”，它是行政管理与会员参与相结合的组织模式。由于实施行政管理，它能从宏观上保障证券交易所的活动首先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实施监管；由于会员参与，它还要考虑会员的切身利益，“行政制”和“会员制”的结合必然导致低效率和缺乏市场竞争力。
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股票市场改革矛头主要指向筹资者，投资者和券商，很少触及证交所。目前的证交所内无动力，外无压力，没有竞争和市场意识，面对资本全球化的冲击，整合和股份化改造是证交所改革之路。
笔者认为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改革包括两个方面：
1、证券交易所的整合，上海、深圳证交所合并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从全球看，证交所集中化的呼声超过了分散化的呼声。目前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三大势力范围：一是以纽约证交所为首的GEM阵营（global Equity Market）控制欧洲、美洲和亚太,股票市值超过了19万亿美元。二是以英德为首的IX阵营，市值为4万亿没有，以欧元报价，垄断欧洲股票交易额的53％和高科技股的80％，三是以纳斯达克为首的创业板市场阵营即“全球数码股市”。
2、公司制的证交所结构。世界上大多数证券交易所已经改制成股份公司，有不少公司正在上市。把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只有这样，中国的资本市场才能面对全球竞争，才能在世界资本市场中站稳脚跟。
F. 高分求：多层次证券市场的建设
多层次证券市场的建设
中国股市从10年前的100点起步,到2000年7月19日,实现了2000年2000点的历史性跨越,股市价格的涨幅名列全球之首。2000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8 2%,再次名列世界经济增长前列。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5972 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增收997 18亿元,是1993年税制改革以来增收最多、增幅最大、进度最快的一年。其中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增长突出,增收额320亿元,约占总增收额的32.1%。而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267.7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7 7%,增收159 65亿元。这足以说明我国经济强劲的增长势头促进了股市的繁荣。而证券市场的繁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凸现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1 从“老八股”的成长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证券市场在上海悄然萌芽。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始交易,12月29日并正式开业,挂牌交易的仅有8支股票,人称“老八股”,而深市只有6家上市公司挂牌。沪市8家公司的股本规模小得可怜,也不具有行业和产业的代表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联度十分微弱,有的干脆就是“街道企业”,或是名不见经传的“试点”公司。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我国证券市场是在一片“姓资姓社”的争论中磕磕碰碰地成长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解除了人们的思想束缚,我国证券市场才进入了加快发展的初创阶段。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股价波动限制的取消,是这个阶段开始的标志。如果说1992年5月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属于试验阶段的“小打小闹”的话,那么其后的飞速发展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引起国人的重视。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股市的健康发展不仅对国有企业筹资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优化资源配置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提升。
截止到1999年底,当年沪市的8家公司总股本已达592950 16万股,是上市之初的16 69倍。在规模扩张的同时,8家公司借助证券市场的筹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获得了持续发展能力。中国证券市场10年的发展变化,在“老八股”成长变化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2 从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历程看1992年以前,以试点方式运作的中国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运作要求也只能是一种试点探索。虽然有从境外成熟市场引进吸收的一部分规范制度,但沪深两市14家大部分是由集体、联营、行政性企业改制过来的上市公司,其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自身的认知和自律。
1992年起,随着上市公司的批量上市,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间的纽带关系趋向紧密,加之运作要求更高的B股公司的诞生,上市公司已初步意识到“股东老板”的权益所在。5月间,《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颁布,为招股改制后股份制企业的运作作了较详细的规定。1993年5月,《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出台;6月,第一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准则”发布。
与此相应,以各地“证管办”建立为标志的监管体系初具雏形。从1996年开始,我国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建设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期间,在“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的指引下,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股东大会制度、公司检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改制辅导制度、市场禁入制度及中介组织行为规范等相继建成并得到完备。证券交易所初步完善了对上市公司的一线监管体系,管理层同时也加大了对公司不规范行为的处罚力度。通过“规范年”和“风险防范年”的教育,推崇基本面业绩成为市场投资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达6年的不断修订,1999年7月,《证券法》终于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体系迈上新台阶的标志,是证券市场10年发展的里程碑。我国股市由此进入了有法可依的良性发展轨道。2000年7月,中国证监会出台了旨在规范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行为,支持其通过重组提高资产质量的新政策,使重大资产重组有章可循;8月,又发布《法人配售发行方式指引》,给法人配售新股定规立矩。我国的上市公司目前正在规范化的道路上谋求更大的发展与创新。
3 从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内部机制变化上看中国的上市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自身规范发展道路上执着地向前走。2000年7月6日,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已经超越千家。我国证券市场站在了新的高度,具备了向更远目标迈进的基础。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将载入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册。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成立时的14家,发展到今天的1000多家,跃居世界前十名,上市股票1086支,开户投资者超过5000万户。网上交易量已占交易总量的1%。目前,在全国84家证券公司中,已有10家证券公司的资金超过15亿元。沪深股票市值增加为4万多亿元,日成交量最高达900多亿元。2000年上半年,沪深两市A股成交总金额就突破了34700亿元,这比1999年全年的成交额还多一成。除台湾省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能见到挺进沪深的上市公司的身影。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几乎遍布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
自1993年以来,我国先后4次下达发行额度,1993年50亿元,1995年55亿元,1996年150亿元,1997年300亿元。直到2000年取消额度限制,仅上半年就发行新股66只,筹资823亿元。10年间,千家上市公司累计筹资近4000亿元,极大缓解了企业资本金不足的矛盾,优化了资产负债结构,开发了新的产品,增强了发展后劲,提升了企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新旧体制交汇碰撞,传统国企“凤凰涅
G. 我国证券市场的管理体制
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证券监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体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假如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假如销售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滥用职权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滥用职权，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轻易出现官僚主义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解释监管失灵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共利益论、监管的“俘获说”、监管的供求理论、监管的“寻租”理论、监管政治论等，最突出的是监管的供求理论。其代表人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影响一个产业对政府监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监管可以提供多种利益，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和补充品的生产等。证券业主要有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活动的限制以及诚信展业等。在供给方面，政府部门进行一项监督活动时，并非是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来提供证券产品。政府实际上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非凡群体。当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行使公共职能时，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现象。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谋求政治权利的产业必须去找合适当“卖主”，即政党。政党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监管活动时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有助于自己当选或再选。因此，需求监管的产业“必须支付两项政党所需要的东西：选票和资源。资源包括竞选经费、筹集经费的服务以及较间接的方式，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博弈。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心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治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心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治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治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治理和上市公司高级治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治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治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假如一个人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
假如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轻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假如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赌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状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使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为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三、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监管本身是制衡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存在而放弃对监管的监管。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入手，理清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使“消息市”、“政策市”的基础牢固、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商榷：
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治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为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
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猜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监督。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涉及刑罚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此时该机构参与公诉。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再监督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再监督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职责由现存的中国证券业监督治理委员会承担。对中国证监会的机构可保留现存机构，但须改变内部机构设置，以适应职能改变的需要。改革后的中国证监会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执法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及做出处罚，以及对监管政策向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提出反馈意见。在行政监管执法中应注重市场准入治理、日常性技术性监管，以便避免行业性普遍违规行为的发生，在监管中应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到最小。结论。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三者分别行使证券监管职能，是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现今我国证券业监管机关集三者职能为一身，从根本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向好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却难以给投资者以满足的回。假如将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原因作深入剖析，证券市场监治理论的天然不足是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部分权力开始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不能从根本职能划分上解决问题。对证券交易所下放权力，形式上又是多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如此而已，权力既然可以下放，在想收回时还可收回。总之，假如不改变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的自由裁量，我国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达到的稳定就极难实现。因此，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就应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运作体系，分别建立单独机构行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建立和完善稳定、制衡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行政执法体系、监督体系
H. 如何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
一、从监管体制内部着手
(一)建立对证监会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建议中国证监会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接受其相应职能部门，如财经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以及专家学者等组成的非常设议事小组的定期考核与监督。此外，还可以设立证监会“执法投诉中心”，并将投诉意见及反馈信息透明化。
(二)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
国际证监会组织指出:保护投资者，确保公正、有效、透明的市场以及减少系统风险是证券业监管的三大目标。我国的证券监管也应以此为战略性目标，有所为有所不为。尊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减少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对市场日常运行给予过多干预，重视对市场行为的合法性规制，致力于创造与维护一个公正、有效、透明的投资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三)发挥自律监管机构的优势。
1.证券交易所最贴近市场，能够对证券交易进行实时监控;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高效性，较低的监管成本。
2.证券业协会是在行业与社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起到桥梁作用的自律组织。它在加强会员的道德约束与诚信建设，防范、化解风险，防止恶性竞争，维护业内秩序，提高行业规范程度和社会声誉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四)充分发挥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督功能。
证券中介机构实际上是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第一道屏障，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守夜人”，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依法加强对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的管理，加强对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要求其履行勤勉诚信的职责，明确规定其虚假陈述给他人造成损失时所适用的严格的举证规则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即是促使其发挥对证券市场监督作用的有效途径。
二、重视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
(一)健全公众监督机制。
1.壮大公众投资者的监督力量。首先，加强对公众投资者证券专业知识以及正确投资理念的教育，培养其对市场行为监督、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的主人翁意识。建议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业协会都能以专门力量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的战略规划布署。其次，还要进一步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为投资者通过法律途径纠正证券市场中各种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提供便利。第三，重视群众投诉举报工作，有意识地鼓励民间维权团体的建立与运作，加强为中小投资者提供此类诉讼的法律援助工作。
2.鼓励舆论的监督力量。要利用媒体传播信息迅速、广泛且影响力大的优势，鼓励其对证券市场上从事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主要责任人及其行为予以曝光，通过舆论降低其信誉度，为公众投资者敲响警钟。但同时也应警惕部分媒体对于证券市场行情的虚假、夸大报道，防止其误导中小投资者，扰乱证券市场秩序。
(二)强化法律监管，改善立法、司法环节。
首先要结合市场发展需要而不断完善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细化相关规则的具体操作，并注意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提高监管体系的系统性。
其次，克服传统监管行为中重立法、轻执法的做法，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执法手段，严查各种证券违法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监管权威。
最后，还应加强证券监管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如公安、工商、司法、财政、审计等的沟通与配合，统筹部署，有效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
I. 我国证券市场目前的发展趋势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实及建议措施证券市场是指一切以证券为对象的交易关系的总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是完整的市场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横向看证券市场的主要构成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以及衍生证券市场等子市场，证券市场也因其特有的运作机制而具有加速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进行资本定价，转换机制，宏观调控，分散风险等重要功能。因而它不仅能反映和调节货币资金的运动，而且对整个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处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中，并且有其特殊的国情，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一，不可以在一个漫长的年代里自由式地发展；第二，不具备雄厚的基础条件，即发达的股份制公司和富有的投资者群体。第三，中国必须发展证券市场，而且必须使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能够像发达证券市场一样规范有序。而这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情况。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闲散资金日益增多，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导致对资金的需求迅速增加，资金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在这种经济背景下，要求建立长期资金市场，恢复和发展证券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的证券市场也便在改革中应运而生。而随着证券市场各项功能逐步健全，它也推动了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引领了一系列经济和企业制度变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证券市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对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也逐步显现.证券市场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和企业改革的深入，它为企业拓宽了外部融资渠道，改变了原来单纯依赖银行贷款和财政拨款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负债率。截至2006年底，企业在股票市场共筹资11300亿元，在企业债市场共筹资6155亿元。证券市场也加速了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了一批企业的壮大，并促进了机械制造、金融、电子、能源、钢铁、化工等行业的发展。以此同时，证券市场也
带动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进展，促进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提高并加速了社会转型的进度以及推动了信用体系的初步建立。
J.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
一、初创阶段:1991-1993年。
我国在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及改革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开始逐步创建自己的证券市场，其中沪深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分别成立，从此我国的股票交易市场己经初具成形，以此更好的配置资源。上证所在刚刚开始挂牌交易的时候，上市证券的种类只有30种。
二、扩张阶段:1994-1998年。
中国证券市场在此阶段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运营。相关的法律制度得以逐步的建立健全，市场上市规模不断的扩大。然而相应的问题也逐步的凸显出来，投机现象越来越严重，作假事件普遍出现在上市公司当中。经济学家将这些问题形象的叫做“赌场”。
三、规范发展阶段:1999-2004年。
证券市场在此阶段变得越来越规范。股票发行制度从2001年3月开始进行了调整，核准制取代了原来的审批制，监管机构开始更加严格的审核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使上市公司更加重视经营的合理性，促进公司质量的有效提升，进而使投资者获得更强的自信。
四、改革阶段:2003-2008年。
中国股票市场在2002-200_5年期间一直处于熊市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股权分置的存在。所以，股权分置改革也拉开了帷幕，以期能够使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使资本市场能够充分的发挥自身的融资和配置资源的功能，由此而成功上市的公司很多。
2006年，沪深股市的回升速度较为明显，并且到2007年所达到的值己经创造了历史之最，因此2006-2007年便出现了大牛市。
五、开拓创新阶段:2008一至今。
我国股票市场由于受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一度变得十分萎靡。于是，我国于2009年开始执行经济刺激计划，小牛市又出现在了沪深股票市场。2010年4月，股指期货正式出现在我国的证券市场，我国开始正式出现了金融衍生品市场。
(10)我国证券市场的内部制度建设扩展阅读：
中国证券市场大事记：
一、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形成。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二、1992年，新中国首次向境外投资者发行股票。1992年2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B股股票，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三、1992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市场，同时将发行股票的试点由上海、深圳等少数地方推广到全国。
四、1992年年底，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这是深化改革，完善证券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决策。
五、1993年9月，中国大陆发生首起通过二级股票市场进行控股的“宝延风波”，延中实业股票突然停牌，深圳宝安上海公司声明持有延中实业发行的普通股5％以上的股份。
六、1995年5月，中国证监会经国务院同意，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七、1996年12月，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交易，实行涨跌幅不超过前日收市价10％的限制。
八、1997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颁布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九、1998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证券法，这一法律于199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十、1999年10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
十一、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10月22日，中国证监会经报告国务院，决定在具体操作办法出台前，停止执行这一办法；
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十二、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境内居民可投资B股市场。
十三、2002年12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并施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我国QFII制度正式启动。
十四、2003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证券投资基金法，这一法律将于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十五、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