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证券学

1. 演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什么

世上竟有这事，谢谢楼主分享。

2. 什么是演化证券学

演化证券学是运用生物进化原理系统阐释股市运行机理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证券投资研究的一个具有生命力和丰富内涵的新领域。与现代金融学的“理性人”、“有效市场”相关假设不同，演化证券学重视对“生物本能”和“竞争与适应”的研究，强调人性和市场环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揭示股市生存法则最有潜力的前沿科学。

3. 演化证券学的基本原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在其名著《非理性繁荣》一书中开诚布公地指出：毋容置疑，经济学家对金融市场的认识已有了很大的深化，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金融市场中还有许多复杂的现象我们无法解释。大多数投资者并不知道，股市研究的质量非常缺乏可信度，而在民众中流传的研究结果，其透明度和准确性就更值得怀疑了。
在古今中外的股市发展历史长河中，精通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者无数，但能在其中长久生存与发展者却寥寥无几（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这背后必定存在着“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更深层次的内在原因——至今为止人类对于股市运作逻辑的认知，实际上还仅仅停留在经验模型上，远远未能达到科学法则的层面！
与自然科学研究活动显著不同的是 ，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社会、政治、经济、金融事务）的认识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任何投资理论和方法，都不可能脱离市场生态或者超越时空环境而恒久正确可靠，否则，无论是基本分析还是技术分析，都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或者“张冠李戴”，从而导致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最终失效，甚至对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例如，现阶段的中国股市，由于缺乏适合于价值投资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生态环境，因此，教条主义式的简单效仿“买入并长期持有”（Buy-and-Hold）的价值投资理论和方法，并非普通投资者优先考虑的交易策略，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经验总结和生存法则。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各种以线性思维为基础的投资理论，都无法揭示市场波动背后的真实逻辑，因此也就无法帮助我们彻底摆脱股市危机一再循环上演的”历史魔咒“。正如索罗斯在2013年达沃斯论坛的一场访谈时指出的那样：“已有的市场理论已经崩塌，但是人们还没能正确理解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那些似是而非、颇为流行和时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无数关于投资技巧的陈词滥调，充斥着媒体的各个角落，甚至连专业书籍也未能幸免，而绝大多数投资者又在先入之见的状态下，不知不觉地受到其严重误导，才导致了长期以来空手而归（即所谓“七亏二平一盈”）。难怪著名投资大师威廉·欧奈尔（William J.O’Neil）在《股票作手回忆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序言中说：我购买了一千多本股市和投资类的书籍，然而，根据我45年的从业经验，发现其中仅有10－12本真正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
至于无处不在的股市评论，只要我们稍为认真地分析，或者跟踪验证一下，那么多年以来众多券商、研究机构、经济学家或分析师的投资建议及相关报告，其论点论据的荒谬程度也就可见一斑！
例如，中国股市里一个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许多股评人士、分析师或者中小散户，误以为在K线图表里，可以找到战胜市场的快速和长期获利方法，从而对那些所谓的K线“致胜绝招”趋之若鹜，甚至把它们当作投资操作的最重要依据，殊不知其中很多只是事后诸葛亮“想当然”式的“看图说话”，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理论上不具备前提假设的科学性和现实合理性，在实践上不具备博弈决策的高胜算以及盈利的可持续性。
换言之，股市波动背后所隐藏的丰富内涵，绝非仅凭几张K线图表就能够描绘和理解的！任何形式的价格图表，都无法揭示或改变股票市场未来的供求关系及其内生驱动因素，其描述的仅仅是股价波动的结果，并没有抓住不同市场环境下股价波动背后的真正成因，按照这种“缘木求鱼”式的方法来操作，其对错概率实际上与“抛硬币”游戏无异（华尔街曾经有个关于大猩猩和股市互动的著名实验，有兴趣者不妨用抛硬币来试一试），根本不存在高胜算博弈的内在逻辑基础——巴菲特甚至讥讽地指出，技术分析不过是股市算命先生用一些貌似科学的术语，来包装自己并唬弄别人的手段罢了！
如同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生物体的性状表现一样，演化证券学理论认为，股市是一个“基于人性与进化法则的复杂自适应系统”，过去和现在的技术面、基本面状况，仅仅属于股市运作的微观、宏观环境因素(外因），与市场资金流动及股价未来走势之间，不存在直接、简单、清晰的线性因果关系——如果一定要揭示两者之间逻辑关系的话，那么只能从股市波动的本质属性入手进行探究。经过长期而系统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内在逻辑关系或者动力学机制，就是生命科学原理和生物进化法则（内因）！这也正是造成股市波动轨迹无法准确预测，以及股市上“有因无果”、“无因有果”、“多因一果”、“一因多果”、“同因异果”、“异因同果”等现象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而人们对各种复杂因果关系的表面化、简单化、理想化解释及行为响应，实际上只不过是人类厌恶不确定性所引致的一种生物本能反应，以及漠视“相关性”与“因果关系”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而已。
尽管如此，演化分析并不完全排斥价量分析，只是强调：股价波动K线形态只不过是股市演化机制的一种颇具“蒙蔽性”的直观、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向左看似乎一目了然，向右看却如入迷宫而不知所措，只有把技术分析纳入股市运动的内在属性（如变异性、应激性、逐利性、适应性等）分析框架内，才能赋予其高胜算博弈的基础和前提；演化分析也不排斥企业价值分析，只是强调：由于投资者知识、视野、能力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信息不对称现象和企业发展状况不确定性也普遍存在，加上生存竞争压力和人性固有弱点的共同影响，人们所谓的企业价值及合理估值，不仅其客观性值得商榷，而且会随着市场生态和价值取向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它与市场波动之间，往往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存在因果关系，即“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巴菲特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这样说道：“在华尔街，股价会受到羊群效应的巨大影响，当最情绪化、最贪婪的或最沮丧的人决定股价的高低时，所谓市场价格是理性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事实上，市场价格经常是荒谬愚蠢的”。因此，只有把基本分析纳入股市运动的内在属性（如代谢性、变异性、可塑性、节律性等）分析框架内，才能为普通投资者的中短期股票交易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4. 演化证券学的各种投资理论比较

1952年，美国经济学家马科维茨（Harry M．Markowit）在他的学术论文《资产选择：有效的多样化》中，首次应用资产组合报酬的均值和方差这两个数学概念，从数学上明确地定义了投资者偏好，并以数学化的方式解释投资分散化原理，系统地阐述了资产组合和选择问题，标志着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简称MPT）的开端。该理论认为，投资组合能降低非系统性风险，一个投资组合是由组成的各证券及其权重所确定，选择不相关的证券应是构建投资组合的目标。它在传统投资回报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风险的概念，认为风险而不是回报，是整个投资过程的重心，并提出了投资组合的优化方法，马可维茨因此而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 Fama)，发表了一篇题为《股票市场价格行为》的论文，于1970年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化，并提出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简称EMH）。有效市场假说有一个颇受质疑的前提假设，即参与市场的投资者有足够的理性，并且能够迅速对所有市场信息作出合理反应。该理论认为，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股价走势当中，其中包括企业当前和未来的价值，除非存在市场操纵，否则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分析以往价格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归纳起来，EMH对于投资者的意义是：若市场弱式有效，则技术分析是无用的；若市场半强式有效，则基本分析也是无用的；当市场完全有效时，市场组合(Market portfolio)是最优投资组合，这意味着组合的被动管理是有效的。
有效市场假说提出后，便成为证券市场实证研究的热门课题，支持和反对的证据都很多，是目前最具争议的投资理论之一。尽管如此，在现代金融市场主流理论的基本框架中，该假说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2013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拉尔斯·皮特·汉森以及罗伯特·席勒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研究资产市场的发展趋势采用了新方法。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三名经济学家“为资产价值的认知奠定了基础”。几乎没什么方法能准确预测未来几天或几周股市债市的走向，但可以通过研究对三年以上的价格进行预测。
“这些看起来令人惊讶且矛盾的发现，正是今年诺奖得主分析作出的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说。
值得一提的是，尤金·法玛和罗伯特·席勒持有完全不同的学术观点，前者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而后者则坚信市场存在缺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至今为止人类对资产价格波动逻辑的认知，还是相当肤浅的，与我们真正把握其内在规律的距离，仍然非常遥远！
197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等人发表了题为《期望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的文章，建立了人类风险决策过程的心理学理论，成为行为金融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简称BF）是金融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有机结合的综合理论，力图揭示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和决策规律。该理论认为，股票价格并非只由企业的内在价值所决定，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资者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它是和有效市场假说相对应的一种学说，主要内容可分为套利限制和心理学两部分。
由于卡纳曼等人开创了“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的分析范式，成为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行为金融学的早期开拓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2002年10月宣布，授予丹尼尔·卡纳曼等人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综合运用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探索投资决策行为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现今成型的行为金融学模型还不多，研究的重点还停留在对市场异常和认知偏差的定性描述和历史观察上，以及鉴别可能对金融市场行为有系统影响的行为决策属性。
究其原因，也许就像指数基金教父约翰·博格尔（John Bogle）所说的那样：“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55年，我依然对如何预测投资者的心理一无所知。”
大致可以认为，到1980年，经典投资理论的大厦已基本完成。在此之后，世界各国学者所做的只是一些修补和改进工作。例如，对影响证券收益率的因素进行进一步研究，对各种市场“异相”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将期权定价的假设进行修改等等。 2010年，中国演化分析专家吴家俊等人在《股市真面目》及一系列实证研究成果中，创造性提出股票市场是“基于人性与进化法则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体系，首次建立了演化证券学的基本框架和演化分析的理论内涵。该学说以生命科学原理和生物进化思想为基础，创新运用生物学范式（Biological Paradigm）全面和系统地阐释股市运行的内在动力机制，为解释股市波动的各种复杂现象，构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框架，实现可持续的高胜算博弈，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法。
作为一套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演化证券学（Evolutionary Analysis Theory of Security，简称EAS）摒弃证券市场行为分析中普遍流行的数学和物理学范式，突破机械论的线性思维定势和各种理想化假设，重视对“生物本能”和“竞争与适应”的研究，强调人性和市场环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在本质意义上，股市波动是生物本能和进化法则共同作用的产物，股市波动既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线性的、钟摆式的“机械运动”，也不是随机漫步理论认为的“布朗运动”，而是一种特殊的、非线性、复杂多变的“生命运动”，其典型特征包括：代谢性、趋利性、适应性、可塑性、应激性、变异性、节律性等。这就是为什么股市波动既有一定规律可循，又难以被定量描述和准确预测的最根本原因。
由于演化证券学的理论体系植根于中国本土市场的长期研究与实践，而且以市场生态为重要研究导向，因此对于真正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股票市场的运行规律，构建适合中国市场环境的博弈策略框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比较常用的演化证券学模型，主要有如下几种：MGS模型、BGS模型、AGS模型、PGS模型、IGS模型、VGS模型、RGS模型等。
当前，除了学科内部的纵深发展外，金融学领域的学科交叉与创新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作为证券学、生物学、进化论等有机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演化证券学已成为证券投资界的前沿研究领域，对于揭示股票价格形成机制及其演变规律，推动现代金融理论的多学科融合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以上关于证券市场运行规律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市场波动的内在逻辑”这个中心命题来展开的。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则从股票交易的具体操作层面进行了技术性探索，主要包括道氏理论、波浪理论、江恩理论等。 股票市场里存在着宇宙中的某种自然规则，股票价格运行趋势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甚至可以通过数学、几何学、宗教和天文学的综合运用来进行预测的。江恩理论认为，市场的波动率或内在周期性因素，来自于时间和价格的倍数关系，当其内在波动频率与外来推动力频率恰好形成倍数关系时，便会出现所谓的共振现象，从而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

5. 演化证券学的介绍

演化证券学（Evolutionary Analysis Theory of Security，简称EAS）是由中国演化分析专家吴家俊等人创立的一门证券投资崭新学说，其理论精髓在于突破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和理想化假设，以全新的研究范式（Paradigm）系统解析股市波动的内在机理，指出股市是一个“基于人性与进化法则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其运作背后具有很强的生物进化逻辑；股市波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非线性的“生命运动”，而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线性的、钟摆式的“机械运动”；股市波动的复杂性是由其生命运动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其中包括代谢性、趋利性、适应性、可塑性、应激性、变异性、节律性等，这就是为什么股市波动既有一定规律可循，又难以被定量描述和准确预测的最根本原因。人类对于股市波动逻辑的认知，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世界级难题。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能够令人信服并且经得起时间检验——2000年，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指出：“我们应当牢记，股市定价并未形成一门完美的科学”；201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罗伯特·席勒等人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指出：几乎没什么方法能准确预测未来几天或几周股市债市的走向，但也许可以通过研究对三年以上的价格进行预测。作为全面和系统阐述股市中短期波动逻辑的理论创新体系，演化证券学对股市波动的各种错综复杂现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推理力，对于揭示股市定价机制及其演变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6. 演化经济学的释义

演化经济学研究竞争中变化发展的市场过程，对应于静态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以历史的不可逆视角观察经济现象。它研究开放的系统，关注变革、学习、创造。竞争过程是非均衡的，具有路径的依赖性的，被视为一种甄别的机制。与演化经济学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还有：演化证券学、演化金融学等。
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
马克思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前驱，此后广义的演化经济学（具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源于凡勃伦，狭义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源于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西蒙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演化经济学借此概念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并将之视为自身理论框架的重要基点之一。
演化经济学就是要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以便更好地了解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和产品的变迁，理解创新发生的过程，更好地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
发展历程
在经济学发展的这种多元化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呢？无疑，这要从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去寻求它的起源。例如，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采用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的不断突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持续的经济转变需要我们把“生生不已”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北京共识”的精髓是多样性和创新，而非“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和机械思维。
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稳定偏好的条件下，给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只是局限于对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如何配置进行研究，这种经济学目标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要求。在这个时代，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等，换言之，新奇事物的创造才是关键。因此，为了迎接这种时代的挑战，21世纪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演化经济学则是这种变化的主导力量。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将使新古典主流成为传统经济学，而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
德国演化经济学家魏特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科学当中著名的“达尔文革命”，另一个则是经济学中的 “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边际革命所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现在是否到了逆转这种趋势的历史时期？魏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经济学确实需要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实际上，早在1898年，凡伯伦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然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却历经坎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已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遗忘。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演化经济学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因此，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八木纪一郎认为，如果以演化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学重建算是科学革命的话，那末，这种科学革命就是被推迟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又重新开始的。
学科应用
目前，与演化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就是演化证券学。它是运用生物进化原理系统阐释股市运行机理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证券投资研究的一个具有生命力和丰富内涵的新领域。与现代金融学的“理性人”、“有效市场”相关假设不同，演化证券学重视对“生物本能”和“竞争与适应”的研究，强调人性和市场环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揭示股市生存法则最有潜力的前沿科学。其开山之作《股市真面目》颠覆了股市运行机理的传统理论，可称为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作为介于生物学和证券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演化证券学的理论精髓，在于它摒弃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和理想化假设，揭示股市运作背后的生物进化逻辑，指出股市波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杂多变的“生命运动”，而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钟摆式的“机械运动”，其典型特征包括：代谢性、趋利性、适应性、可塑性、应激性、变异性和节律性等。这就是为什么股市波动轨迹难以被定量描述和准确预测的最根本原因。
只要认同演化证券学的基本原理，把股市看做是一个独具魅力的鲜活复杂的生命有机体，而不是一台甘于被人随意摆弄的呆板机器，运用演化分析方法来观察和研究市场，那么，我们就能够突破传统理论的局限性，摆脱错误思维方式的束博，清除认识论上的盲点，规避方法论上的误区，建立起真正符合股市内在运行规律的正确方法。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不被市场的表象所欺骗，早日获得持续性盈利能力。
学科特征
1.用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
2.强调惯例、新奇创新和对创新的模仿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
3.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4.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5.强调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今天的制度是昨天的制度甚至一个世纪前的制度的沿革；
6.强调经济变迁过程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前沿问题
1.如何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问题
如何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问题，如何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生物基因是朝着有利于其生存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目的性。但是在企业中，虽然经理人员的决策有其目的性，但是职工的创新往往是无目的的。比如说在一个飞机制造企业中，里面有大量的工人与研究人员，他们大部分通晓物理的一般规律，但是只参与制造飞机的极少的一部分工作，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每一个创新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新的飞机可能不是那个专门负责飞机设计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而是由别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作为创新的直接参与者，工程师不大能够预测到这个产业将来的发展方向在哪儿，将来会产生哪些新的产业。这也是对演化经济学的最大的挑战。
2.制度方面的挑战
在演化经济学中研究创新以及技术变迁时，不能够忽略到制度对技术变迁以及创新的影响。如果你考察半导体产业以及别的一些产业，你会发现制度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正是大量的公共投资才导致了半导体业的快速发展。所以，演化经济学应该考虑到政府采取的政策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演化和技术变迁造成的影响。
经济政策观1 历史重要与最小限度打乱原理
演化经济学凸显了时间对经济社会系统的建设性作用。时间的存在意味着经济变迁是一种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与非决定性，而且还包括着过去沉积的历史对未来发展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历史是重要的。在任一历史时点上，个体及其所处的环境都是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是其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之产物，是在既定的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下累积形成的；它们在过程中为下一步提供了出发点……昨天遗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以及机械似地残留下来的环境都对今天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强制。”
经济类型是历史重要最突出的表现。所谓经济类型就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所保留下来的由主导的经济态度、原则和规范所产生的特定的经济精神，经济秩序中各种各样的规则和其他经济关系以及由技术累积性发展所产生的特定模式。经济类型的特定性说明了不同的国家由于相互依赖的不同因素在时间进程中的因果累积而产生的异质性。因此，演化经济学家们主张任何经济问题的分析包括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恰如萨巴蒂尔所指，“政策产出是精英在国家制度的限度内活动并做出的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受到公众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最终受到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类型中，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范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等通过政治的作用、古老的传统和绝对的信念维系着权威，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连续性的保障，除非发生“间断均衡”式的革命，否则它根本上就不可能被重构。因此，演化经济学家们主张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本国历史遗留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和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会引起社会的断裂或失范等问题。
2 创造力原理
人类创造性原理是由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何梦笔提出来的，他认为演化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人类创造力、发明和创新，在与真实的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人类创造力、发明和创新是人类学习的基本组成部分，何梦笔将其定义为人类创造力原理。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基本理念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体既不是“欲望的血球”也不是机器中的螺丝，他是能动的，恰如马克思所言，“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遵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理念，演化经济学认为人的心智不是一面被动的镜子。“心灵的概念是一种主动的、持续不断的对印象进行组织和再组织的机构”。当情境感知－行为－满意结果这种惯例性的反应程序不能解决人们所面对的问题时，它就召唤着想象、反思和创造性的思维。人的行为是由过去的习惯、当前的情境和对未来的期待所共同决定的，而想象力和创造力则是人的重要特性。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想象。
能动作用最突出的特征是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魏特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福斯指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和魏特等所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就是新奇的突现、可能的扩散及其由此所导致的已存结构的转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是个体独创性的结果，它源自于个体对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转变意会性和特异性的知识和技能。
3 不确定性与意外原理
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所表现出的最显著的特性。极度的不确定性也会使政府在试图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找到一条最优解决途径方面显得软弱无力。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环境或政策结果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无法排除的。如拉赫曼认为，“时间和无知不仅使经济过程成为必然，而且他们也是这些过程的恰当的性质”。
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环境和政策后果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复合效应。“所谓的‘复合效应’,指的是一系列行为组合起来的后果……情况似乎是这样：人人为之，可又无人为之。”经济政策生成了新的互动方式，而其结果取决于大量的非串谋的个体的经济行为的共同结果，如同马克思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一般，无法预测。
2.能力-困难缺口。能力-困难缺口意味着个体决策能力与解决问题的困难之间的差距，不同行为的结果不可知；不知新事物像什么，有什么经济特征；最好的行事方式是什么，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是什么。能力-困难缺口的存在意味着选择的惊喜与懊悔，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引起不确定性。
3.经济政策中的各种行为主体的主观创造力经济政策中的各种行为主体的主观创造力和选择能力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后果的影响。如哥哈德·崴格讷认为演化的经济政策强调政策可能带来的非预设的、负面的效应和市场参与者的创新行为。而我国学者杨瑞龙将人们针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创新性行为总结为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四种方式。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主张经济政策应该遵循意外原理，所谓的意外原理便是由于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与预先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的意外后果，经济政策制定时需要目标具有模糊性，从而具有容许行为人创造性行为的空间，可以充分利用不同的行为主体对问题、战略、规则在理解上的不同，进而利用和尊重多样化地方经验，从中获取进一步的经济政策的启示或修正。恰如罗森博格所言：“我们所说的不确定性，是指无法预计求索的结果或预先决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最快捷的途径。这种不确定性有一个很重要的暗示：行动不能被计划。”
4 复杂与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主张
演化经济学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世界是在特定时空中通过多重因素相互交叉、网络式的反馈环路和非线性不可逆过程而形成的，所以从历史重要到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创造力原理和意外原理都说明了经济政策既受到来自历史沉积的价值观、思维范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的结构性约束作用，又受到来自人类有意识的动机、无意识的意会性知识以及可能的意外结果的综合作用。在这样的前提下，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不能只是预测，而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进行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时空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所以演化经济学提倡如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质量型的经济政策。
演化经济学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数量型经济政策，如价格管理、投资或储蓄政策、减税或增税、利息率的调整、货币量的供给等。但是，“正如癌症不能通过输血来治疗一样，许多经济危机也不能通过数量型政策治愈，它必须通过复杂的质量型政策如制度改革或系统转变来解决。”数量上的问题大多都与结构性因素有着诸多因果关系方面的联系，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尤其是中国这样面临着大规模制度变迁问题的国家，更多的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结构的变革与转换的问题，进而发挥各种行为主体的创造力。
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网络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则是“质”的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唯一的一种获取和结合各种知识并用于实践中的组织，因此，与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相关的微观政策也主要集中在处于一个演化的技术轨道中企业的能力塑造问题，这包括对创造性破坏过程的适应与抵抗能力、学习能力、自身的创新能力等。但随着经济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劳动分工的深化以及知识所具有的意会性与不可符号化的性质，不同知识之间互补性的增强也就成为必然了。因此，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协调和促进不同制度、组织如政府、市场、企业、产业群和学术单位之间的学习、互动和适应，从而生成并扩散创新，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可以说就是演化的创新政策的宏观政策。
5系统政策观
演化经济学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便是将创新看作是一种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其分析方法是系统论的，所以国家作用的理论根据就是解决系统失效的问题。系统失效主要表现在系统的行为者之间缺乏相互作用、公共部门的基础研究和工业应用性研究不匹配、技术转移机构失常以及企业的信息不足与吸收能力低下等。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就在于在技术－经济范式更迭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技术经济机会，提供有效的关联。系统失效的存在恰恰表明政府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6 试验与政策学习原理
演化经济政策主张经济政策的试验性，政府必须要提供制度空间允许并鼓励试验，赋予行为主体以试验的自由。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政策的试验性质实质上是指不依赖专家的理性设计或领导的个人权威，而是强调多样性的创造活动，并将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过程。霍弗和波尔特指出，创新的演化政策需要处理的是多样性、竞争和合作这三种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多样性提供创新并容许不确定性的存在，竞争是创新的动力，合作可以建立基本的联系和互动。为此，政策尤其应该支持和鼓励实验性的行为，比如集中精力把创新和知识作为能力的基础，宽恕可能发生的“错误”并从中学习。
演化经济学家斯蒂恩就为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种“政策学习”的框架。斯蒂恩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促进创新。而要实现这种作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要进行持续的交互学习，其目的就在于帮助政府做出有关创新和技术政策的“制度调适”。这种“制度调适”实质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学习”的结果，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类型政策学习。
1.信息处理。通过获得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信息来实现“制度调适”，它本身并不造成既有认知模式和学习方式的改变。
2.制度借鉴。通过“地方化”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制度和政策。制度借鉴一般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已有视角和认知模式的变化。
3.交互性的知识创造。这是导致新的、前所未有的政策手段得以出现所需要的，它往往会导致新的政策学习方式和新的认知模式的出现。
政策学习概念的提出说明了政府行为的内生性，政府所制定的制度性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其颁布的法律、规范等都是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部分，政府不断地与经济行为者交互学习，并对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做出反应。
演化经济学的这六项经济政策基本原理并不是彼此相互独立的，而是可以交互解释并总体上被把握的。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无论是对转型经济和我国改革历程的理论解释，还是就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而言，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演化观都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7. 演化证券学的内容简介

演化证券学（EAS）是证券学、生物学、进化论等有机结合的前沿交叉学科，综合运用生命科学原理和生物进化思想，剖析股票市场所发生的资金博弈行为背后的本质与奥秘，为证券市场演化分析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以生物学范式（Biological Paradigm）详尽阐释股市运作的内生动力机制，提出了一个解释股市波动逻辑的全新思路和方法，是证券投资研究的一个具有生命力和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与现代金融学“理性人”、“有效市场”等各种理想化的前提假设不同，演化证券学重视对“生物本能”和“竞争与适应”的研究，强调人性和市场环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探索股市生存法则最有潜力的新兴研究领域。
其开山之作《股市真面目》及一系列实证研究成果，颠覆了人们对于股市运行机理的传统认知，可称为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对于揭示股票价格形成机制及其演变规律，推动现代金融理论的多学科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其理论和方法植根于中国本土市场的长期研究与实践，而且以市场生态为重要研究导向，因此，对于真正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股票市场的运行规律，构建适合中国市场环境的博弈策略框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作为股市运作逻辑的生物学解读、世界首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演化证券学彻底摒弃证券市场行为分析中普遍流行的数学和物理学范式，力图应用实证分析（Empirical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方法，拓展人们对股票市场波动本质的真正理解；长期而言，股票价格由企业的内在价值决定，但中短期而言，股价波动在本质上是生物本能和进化法则共同作用的产物！股市波动既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线性的、钟摆式的“机械运动”，也不是随机漫步理论认为的“布朗运动”，而是一种特殊的、非线性、复杂多变的“生命运动”。
由于传统证券投资理论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因而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新古典分析范式的缺陷。演化证券学与传统投资理论的重要区别，除了“人性假设”和“范式框架”之外，至少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演化证券学重点研究股市运作的内在机理及相关逻辑关系（尘埃如何落定），而传统理论侧重于解释波动发生的现象及结果（尘埃落定后的世界）；
(2)、认为市场行为主体具有显著的异质多样性(心智模式和行为表现各异）、复杂性（理性和非理性交织演化、乐观和悲观频繁转换）、应激性（正常和过度应激、显性和隐性过度应激）和自适应性（非线性反馈机制和路径依赖）；
(3)、强调投资者的优先目标是“生存”，而不是“最大化”，其可持续生存能力，主要取决于“适应性”，而不是“完美性”。在动态演化的视角下，现实市场环境中投资者的实际行为，通常表现为“竞争和适应”，而不可能达到“最优”，片面追求盈利最大化，恰恰是投资者最致命的认知缺陷！
其实，经济演化思想很早就存在于经济理论中，即使在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年代，演化思想也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就向人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的质问。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承认，演化的概念比静态的概念更复杂，因此大量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仍然以机械类比、均衡、稳定、决定性为主。并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宣称：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奥地利学派对基于数学的均衡分析，持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数学是功能的、侧重形式的，不能带来对基本经济联系的任何真正理解，数学化经济关系的努力是无用的。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试图把经济学变成纯粹逻辑学的一个分支，成为由一系列自明的命题构成的知识部门，就像数学和几何学一样，它们只受内在自恰性（Internal Consistency）这个标准的检验，而不受实际行为和外部信息的影响。
由于受相应研究和表达工具的限制，演化路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于形成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无法满足当时普遍萌发的经济学研究客观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经历了持久的争论之后，经济学就逐渐把自己类比成物理学或数理科学，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以致于均衡分析被公认为主流经济分析的工具。尽管演化思想曾经在理论分析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内含的演化路径却因学术表达上的困难等原因，而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跨学科方法是解决经济和金融市场复杂性问题的最佳途径。二十世纪末期，“演化经济学”终于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从事演化分析甚至被视为当今经济学家的一种范式时尚与趋势。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 。近年来，演化理论与金融学的交叉融合，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密切关注，尽管其力量还不足以和传统金融理论抗衡，但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2002年在苏黎世瑞士证券交易所召开了“演化金融”的专题会议；2005年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推出了关于演化金融学研究进展的专刊；201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H·弗兰克（Robert H. Frank）在其最新出版的《达尔文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总有一天，人们会认为经济学的真正鼻祖是达尔文，而非亚当·斯密。
相对于庞大而繁杂的经济金融系统，股票市场毫无疑问是探索证券演化分析范式“科学性”的绝佳实验室，而且是测试其理论与方法“适用性、有效性、可靠性”的天然试验场，可以使我们更加容易、更加客观对各种流行理论的真伪优劣作出正确判断和验证。
创新总是从不同专业领域的边缘开始的，作为证券学、生物学、进化论等有机结合的边缘交叉学科，演化证券学的理论体系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和逻辑性，也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应用价值，但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要许多人的开拓性工作和许多年的不懈努力，才能够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除了顽固的线性思维定势外，西方社会一直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和抵触情绪）。
这符合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演化博弈论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以及金融理论多学科融合的不断深入，演化证券学的最终崛起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沿着这个方向的研究探索越深入，离股市运行的客观规律就越接近，也就越能够在股市的生存博弈中占得先机。

8. 演化证券学的相关人物

吴家俊，演化证券学理论创始人、证券演化分析奠基人。
198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获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1990-1992年先后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进修学习，开始从事证券市场的研究与实践。
1993年正式成为中国股市第一代投资者，股海搏击二十余年，斩获颇丰。
曾任职于广东省科学院等机构，现为职业投资人、独立学者。
创造性提出股票市场是“基于人性与进化法则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体系，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演化证券学的基本框架和演化分析的理论内涵，并将其独创的“价值演化博弈”决策模型，实际应用于股票投资而获得巨大成功——经过近十年牛熊轮回、跌宕起伏的市场反复验证，确认其成效卓著，所管理的资产增值15.3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6%。
其代表作《股市真面目》及一系列实证研究成果，颠覆了股市运行机理的传统理论，可称为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由于其在证券市场演化分析领域的开创性贡献：率先将生命科学原理和生物进化思想，成功地运用于股市波动研究及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为股市演化分析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并创立和发展了一个证券市场分析的新学派――演化分析学派，而被誉为“证券演化分析之父”。

9. 演化证券学的内在逻辑关系

德国著名的投资大师和证券教父、被誉为“20世纪金融史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的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直言不讳地指出：数学逻辑不适用于股票市场，投资人不应该将一般的数学逻辑套用在股市上，股市行情不是用一把尺就能测量出来的，其未来走势也不是用数学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来的。
美国华尔街顶级量化金融大师、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伊曼纽尔·德曼，在《数学建模如何诱骗了华尔街》一文中，也毫无忌讳地承认：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数理分析方法）发明出一个能够预测股票价格将会如何变化的模型；如果我们相信人类行为可完全遵守数学法则，从而把有着诸多限制的模型与理论相混淆的话，其结果肯定会是一场灾难！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2009年4月发表的题为《股市将引领经济复苏》的文章中声称：在很大程度上，股价变化的推动因素是人类的天生倾向，即在兴奋和恐惧之间间歇性摇摆，这种摇摆尽管也深受经济事件的影响，但它本身也自有一定“生命力”。根据我的经验，人类情绪的这种摇摆，不仅是对未来商业活动的预测，而且还是左右未来商业活动的关键起因。
行为金融学理论创始人之一、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则在《动物精神》一书中明确指出：有大量证据证明，动物精神才是人们行动的真实动机，而且无所不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假设它们不具有任何重要作用，这真可谓荒谬！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撇开“生物本能”和“进化法则”来谈论股市运作的逻辑与规律，无疑只是隔靴搔痒。以数理思维及模型来理解、应对金融市场的复杂性问题，是近一百年金融史上最隐蔽、最合理的“骗局”，也是金融危机一再上演、投资者屡遭重创的根源所在。
基于对股市运行规律的长期实证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并且坚信，生物系统与股票市场两者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同之处；股市运行规律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生命科学原理和生物进化法则，它们之间存在的各种对应关系，几乎涵盖了股市运作的全部过程，其逻辑基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对这些对应关系的仔细分析，可以帮助投资人更加全面地理解股市波动的本质特性，更加准确地把握股市运行的内在逻辑。
纷繁世界，大道至简，道法自然！在股票投资实践中，学习和吸收生物进化优秀成果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观测数理模型或者K线图表，因为前者属于大智慧，后者则只是小聪明，两者之间是“道”与“术”的关系。
毫无疑问，只有认清股市波动真实逻辑的投资人，才有可能对市场的重大行情作出正确判断，才有可能在股市的长期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现把这些对应关系列举如下：
生物系统：股票市场生物体：股市交易者及其资金物种：某种操作策略主导下的交易者及资金类型种群/群落：持有相同操作策略的交易者及资金集群遗传密码：决定投资理念的核心要素基因型：股市投资理念与潜意识表现型：市场交易行为及其特点生存习性：股市操作习惯与偏好（行为偏好和风险偏好）生态环境：股市运作规则/潜规则与投资文化等生物多样性：交易主体及其理念、策略、技巧多样性自然选择：市场多空博弈、优胜劣汰的过程适者生存法则：投资人顺势而为的交易策略演化/变异：市场主导性价值观、审美观或交易策略的演变路径依赖：市场多头或空头的思维惯性应激反应：面对市场波动的响应和风险控制行为过度应激反应：面对市场波动的非理性、非特异性恐慌行为冬眠现象：市场环境恶劣时保存资金实力的策略生物节律：牛熊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或股价涨跌循环的规律性
只要对生物系统与股票市场的各种对应关系逐一地进行解析，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可持续生存智慧与博弈策略。
1．生物体：股市交易者及其资金所谓生物体，通常是指由细胞、组织、器官或系统协同完成各种复杂生命活动的单个生物。生物体都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 生物体都有新陈代谢作用；(2) 生物体都要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趋利性）；(3) 生物体都能适应一定的环境，也能影响环境；(4) 生物体都有应激性；(5) 生物体都有可塑性；(6) 生物体都有遗传与变异的特性；(7) 生物体都有生物节律现象；在股票市场中，股市交易者及其拥有的资金，是股票市场运作的主体，也是完成各种交易活动的基本单位，他（它）们在股市中的行为表现，与自然界里的生物体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其典型特征主要包括代谢性、趋利性、适应性、可塑性、应激性、变异性、节律性等。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股市波动实质上是一种复杂多变的“生命运动”，而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钟摆式的“机械运动”。
2．物种：某种操作策略主导下的交易者与资金类型物种通常是指一个在形态和生理特征上极为相似的生物群体，它们中的各个成员间可以正常交配并繁育出有生殖能力的后代。物种是生物分类的基本单位，也是生物的繁殖单元和进化单元。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物种是生物进化过程中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飞跃，是自然选择的历史产物。在股票市场上，也确实存在着各种操作策略主导下的市场资金类型。例如各种公募基金、私募基金、QFII、社保资金、信托资金、券商自营资金、民间游资、中小散户资金等。可以认为，生物学上的物种与股票市场上的资金类型或属性相对应，自然选择在股票市场中的表现就是资金的分配。股市中资金流动的方向、数量及趋势，与市场中操作策略或交易模式的受欢迎程度有关，一个成功的策略自然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参与其中而成为市场中的主导性策略。当另一个新的成功策略出现时，市场中的资金就会及时重新进行分配。由于交易模式的市场化选择，最终推动股票市场的发展与演化。从这个角度看，股市不一定是经济的晴雨表，但肯定是资金的晴雨表。因此，股票市场中普遍存在的“跟风”现象，实际上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投资者个人不可能改变这种现象，但完全可以在制定操作策略时充分利用它。
3．种群/群落：持有相同操作策略的交易者与资金集群种群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同时生活着的同种个体的集群，例如同一鱼塘内的鲤鱼或同一树林内的杨树。群落则是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相互之间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生物的总和。在自然界中，任何一个种群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其它种群通过种间关系紧密联系的。例如，在一片农田中，既有作物、杂草等植物，也有昆虫、鸟、鼠等动物，还有细菌、真菌等微生物，所有这些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群落。在股票市场，持有相同操作策略的投资人及其资金，也会形成某种具有类似交易行为特征的“集群”，这种“集群”对一些具有相似行业/企业特点、或者相同概念/题材的股票群体的偏好和追逐，造成了股市上经常出现五花八门的“板块联动效应”或“热点题材”轮番炒作。
。。。。。。

10. 演化理论的理论介绍

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理论在范式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惯例”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强调和透彻考察。这一特征是我在本节中，将他们归入“从形式化哈耶克到复兴凡勃伦”这一制度分析范式回归的主要原因。在纳尔逊和温特关于过程选择的演化理论中，他们是在“经济主体所遵循的决策规则和程序模式”的意义上使用“组织形式”一词的，这与“新古典企业理论和企业契约理论的组织形式概念”是存在明显差别的。在此后的分析中，他们进一步用“惯例”替代了“组织形式”。在纳尔逊和温特看来，惯例对于经济主体而言，就是“基因的经济对应物”。他们在这一前提下，进一步把“经济主体行为是一种规则支配的行为”上升到演化理论的‘第一原则’这样的高度。他们认为，惯例在经济主体行为中发挥的作用，类似于生物进化中基因所发挥的作用；使用惯例来解释经济主体行为的稳定性，并由惯例提供经济过程中“自然选择”赖以发生的外部条件，将会像基因在自然选择理论中那样具有解释力。基于这一思路，他们在演化理论中提出了“组织的遗传学”这一命题。他们认为，“惯例的知识是理解行为的核心。将企业模型化就意味着，将惯例及其如何随着时间来改变的问题加以模型化”（1982：128）。
“企业在较大程度上自动遵守固定的惯例”是纳尔逊和温特组织遗传学的核心假定。在他们看来，组织内部的惯例化行为的核心功能在于，利于形成稳定的预期，并促进组织内部特定知识的存储和传播。（1982：99）此外，纳尔逊和温特还指出，惯例是带有刚性的（惰性），它们有自己的生命力。惯例对于组织内部生产性和技术性的知识储存（组织记忆）的功能是无法被还原为其单个成员的有效记忆的。纳尔逊和温特通过将惯例引入经济过程的演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经济行为的特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根源。他们使人们认识到，惯例是一种类似于基因一样的东西，它提供了经济过程中“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的稳定的可遗传物质。他们通过对经济主体与生物体的类比，揭示了“惯例本身源于自发演化过程，并通过对行为的约束来影响演化方向”的特性。 演化证券学是运用生物进化原理系统阐释股市运行机理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证券投资研究的一个具有生命力和丰富内涵的新领域。与现代金融学的“理性人”、“有效市场”相关假设不同，演化证券学重视对“生物本能”和“竞争与适应”的研究，强调人性和市场环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揭示股市生存法则最有潜力的前沿科学。其开山之作《股市真面目》颠覆了股市运行机理的传统理论，可称为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