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郎咸平既然说美国有严刑峻法,为什么还产生次贷危机
因为美国的人并不天生是圣人，他们一样被贪婪支配不断寻找暴富的捷径，他们的官僚一样会被腐蚀，民众一样会被蒙蔽，他们的严刑峻法一样被玩忽职守掉，所以必然的要承担后果。
关键是，即有法可依，更执法必严。呵呵
2. 专业炒美股团队.比中国股票赚钱吗
从整体方面来看，专业炒股团队在炒美股市场的确比中国股票赚钱一些，可以从下面的4个方面来进行解释美股比较于中国股票的好处：
可T+0,可做空，没涨跌幅限制，可上杠杆，工具多，方法多，流动性好。做错了方向，可以立刻纠正错误。满足各种投资喜好的人，偏好风险的，偏好稳健的，都有选择。
交易税，盈利税相当高。而且是每一笔赚了都要交税。比如说一年赚5000，赔30000.对不起，5000部分照旧抽税。所以美国的股票最好不要经常换手。
都是极其专业的团队在操作，所以专业团队在炒美股方面美股研究社比较出美股市场有效性非常好，也的确比在中国股票市场更赚钱。没有什么散户的生存空间。
当然美股风险更大。时不时得一天砍一半，或者退市，当然也有一天翻番的。上了杠杆之后，赔光是经常的事。但也造就了突然之间的暴富。所以散户要买，如果目的是赚钱，那就买高分红的公司，比如烟草类的，然后就别去动了。如果要追涨杀跌的玩法，很快就会归零的。
要说难度，比国内的股市高出不少。如果有一天，国内的股市变成的注册制，取消了T+1，取消了涨跌停，那么就是业余散户离开股市的日子了。
投资是个技术加经验加心态的活，不是非专业的人能玩的。美股的专业造就了一个专业的机构市场。
3. 为什么中国的股票可以不分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
其实每个上市公司都会有年度和季度报告，是相对股东的一份企业的详细运营状况。而这份报告是通过各方来一起监管的。所以有些公司就为了可以增发新股，把报告写得漂亮一点。这样被查出来的话，是很严重的罪行。
公司上市是为了融资，融资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企业。使得企业成长。当公司不赚钱的时候，是可以不分红的。但是要是赚钱了，还不分红，就可以通过监督部门查账，或者在股东大会上面提出异议。有很多分析师，就买一个公司的一手股票。去参加股东大会，原因就是需要了解到企业真正的状况。
这是在中国，要是在国外，企业的运营状况一直不好。股价一直下跌的时候，就会出现恶意收购的可能。或者说好的公司，董事局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小股东的利益。设定的分红或者不分红的方案不合理。就会导致别人对公司的抨击，进而肯定有人会恶意去收购这家公司。这也是监管方面的一种缺陷。我想没有哪家公司愿意这样去做。
中国的股市还在走向成熟。慢慢来吧！法制总会有健全的时候。
4. 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发行市盈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三高”发行：高发行价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额
自从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起步以来,各种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是发行定价去除行政干预的“窗口指导”实行市场化之后,出现高发行价、高市盈率和高募集资金的现象。由于这场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主要从创业板、中小板起步,上市企业多为民营资本,因此与2007年股市泡沫时央企在高价格前也不减持不同,“三高”迅速激发了发起人股东、pe机构乃至公司高管减持潮。发起人股东一波高过一波的减持浪潮和新股加快上市的步伐,沉重打击了高价入市的二级市场投资者持股信心。在全球股市出现复苏情况下,中国股市去年以来加速下行。
由于新股发行“三高”成为二级市场受伤的投资者发泄的主要对象,目前讨论的深化新股发行定价改革,主要围绕着如何解决发行“三高”问题进行。所谓“三高”,其实主要是高市盈率。高募集是高股价和满足最低公众持股比例的必然产物。实际上在境外成熟市场中,股票发行价的高低,主要还不是看市盈率(一些亏损的成长股上市时甚至没有市盈率),唯一的标准是看市场是否接受,而新股上市以后的实际定位更是检验发行定价合理性的最终标尺。
从这个角度看,a股自2009年新股定价市场化改革以来,发行价虽然已大大高于改革前的行政定价,但仍显著低于新股上市后的价格,因而并不存在系统性高估。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表明,改革后绝大部分新股上市首日定价仍显著高于发行价。低于发行价的即首日破发率在新股发行改革后的2010年仅有9.22%,2011年市场整体不断走低下挫,新股破发率也只有29.89%。与发行价相比,2010和2011年新股首日平均涨幅超过32.25%。即便是发行上市后三个月,即网下机构投资者股票解禁流通的首日,相对发行价仍然普遍上涨了20.23%。与境外同期市场相比,我们的新股发行价应当说是低了,而不是高了。在打新股有很高收益率的情况下,我国的新股认购热情不退,新股发行不愁卖的情况自然可以理解。
那么,是否如有人猜疑的那样,有机构大户人为操纵新股上市后的市场定价,骗诱散户投资者高位接筹?沪深交易所的数据表明,新股首日买入的几乎全部是散户投资者,并未发现大规模操纵行为。如果假定新股购买者屡买屡赔,还愿意给别人抬轿子,这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完全说不通。去年第四季度,随着市场快速下行,破发率迅速上升,新股认购者就大大减少。同时飙升的破发率表明新股上市遭到赔本抛售,没有人去炒新、抬轿子。今年初市场刚刚回暖,打新股收益就迅速上升,认购打新和炒新也就再度急剧升温。近日市场向下调整,又出现破发和无人炒新。由此可见,新股的认购者和炒作者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和理性得多。
有人说,新股发行市盈率明显高于二级市场市盈率,甚至也显著高于二级市场同行业市盈率,难道不是充分说明新股定价不合理?其实不然。在我国二级市场上,既有几倍市盈率的所谓大盘蓝筹股,也有几十倍、几百倍市盈率的小盘股和垃圾股。由于创业板的开通和中小板的扩容,这两年上市的绝大部分是新兴产业的小盘股和“袖珍”股,相对于同行业中总股本较大的主板垃圾股和平庸股,这些新股的定价并不高。我国创业板企业市值在50亿元以下的是绝大多数,中小板企业市值在50亿元以下的也占了一多半,它们今天的平均市盈率不到40倍,而沪深主板50亿元以下的企业市盈率则要高得多,用股本来计量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可见,在证券市场上,永远是二级市场真实可比的市场市盈率左右新股的价格定位,而不是相反。
这样,我们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我国股市二级市场是一个大盘股低价、小盘股高溢价的市场结构,发行定价越市场化,它就越会靠近这个真实的市场股价结构。所以恰恰是发行定价市场化以后,大盘股只询出几倍市盈率的价格,而小盘股微型股则询出几十倍上百倍市盈率的价格。在发行定价市场化之前,我们是用行政手段人为控制发行定价,所以当时小盘股上市首日经常有百分之几百的升幅,市场上涌集了上万亿资金专打新股。现在只不过是把新股上市首日的升幅转移给了发行价,从认购者的摇号获益变成了上市公司的“超募”,二级市场的定价结构从来没有改变。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在新股发行改革推出前就撰文指出,“由于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新股发行市盈率的差异化,一些小盘科技股的发行市盈率会迅速攀升。这样,一旦部分公司业绩和股价表现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必然的),对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的反弹和抨击肯定在预料之中”。因而建议,“由于创业板的微型创新性企业会使发行市盈率的分化发展到极致,从而导致过度的聚焦和拷问。综合这些因素,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的改革先从主板市场开始,就成为更加稳妥和分散风险的选择。”(见《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几个核心问题》,《中国证券报》2009年5月27日)。
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从创业板起步,并很快受到各方面关注。“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当前情况下不可能恢复公开或隐蔽的行政干预。因此,果断采取整体配套的全面市场化改革措施,避免缺乏配套措施的改革可能产生的扭曲和弊病,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挑战。不错,解决市场定价的“三高”,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恢复新股发行定价行政干预,那样确实可以如一些人希望的把有限的资金匀给更多的上市公司。但可以想见,在现行的二级市场定价结构下,新股上市人为低价只会恢复以前新股上市首日暴涨数倍的老故事,不劳而获的认购者卷走大部分收益。二级市场投资者仍然要高位接盘,而且要指望并没有拿到多少资金的上市公司日后能有超常表现,希望显然更加渺茫,只筹集了少量资金的上市公司很快要向市场伸手再融资。更要命的是,我们可以行政干预新股发行价,但我们改变不了既定市场结构下的二级市场上小盘股的高定位。除非我们再回到股权分置改革前的禁止原始股流通的状况,否则无论小盘股用何种发行价上市,其发起人股东、pe 、高管仍然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疯狂套现。
坦率地说,现在对询价机制的技术性修补和对新股上市后交易的行政措施,都多少属于权宜之计。
新股发行体制问题是由发行“三高”引起的。因此很自然,目前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还是围绕治理“三高”展开。其中探索券商的配售权试点、引入国际上较为普遍的存量发行、增加网下机构投资人配售比例、取消网下认购者的锁定期、加大造假处罚力度都已被列入了征求意见内容。可以预见,这些措施如果采纳,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询价过程,减少过去出现过的人情报价等情况,但这些枝节性措施,并不会改变新股发行中的“三高”和新股上市炒作相互补充的现象。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在给定的二级市场股价结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种种人为设计的办法压低发行价,从而减少市场对发行“三高”的批评。但“按下葫芦浮起瓢”,买新炒新必然再起。至于增加发行人和券商的卖方选择权如配售权等措施,是境外市场上股票很难卖出去的买方市场“国际惯例”,套到不愁新股卖不出去的国内卖方市场上来用,只会进一步加大卖方融资者的权力和寻租空间,使发行人更快套现,卖方中介有更大的支配权和赢利空间。存量发行更不应是发行人的选择权,如实行也应在发行价扭曲偏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可借鉴境外原始股东“献售股票、募集归公”的做法,要求发行人在高价发行时捐献出售部分股票作存量发行,筹集的资金在股价低于发行价时用于在二级市场回购股票并注销,如在三年内未使用或未用完的部分,可转为上市公司的公共营运资金。同时,由于网下认购中签率高,不宜取消但可以大大缩短其锁定期,比如从现行3个月改为1周,从而提前增加股票供应量并提高上市新股炒作风险。此外,在高募集造成高送转大行其道的市场氛围下,可采用我以前建议的禁止在几年内用募集资金进行公积金转股,以及对上市首日和其它交易日一样,实行相同的涨跌停板制度,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新股的炒作之风。不过,这些措施也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本解决发行定价和新股上市定位的跷跷板效应。
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仅仅局限在新股发行定价改革问题上做文章,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怀疑。因此,解决发行“三高”的另一条思路被提了出来,就是下放审批权,加快企业上市速度,加大上市企业的批量。更激进的主张是取消审批,实施企业敞开上市的注册制,监管部门只负责严格打假执法,让市场自己去平衡供求关系。应当肯定,这条放开审批、放行大量企业上市的思路确实可以解决“三高”的现象,只是需要二级市场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去年的新股较快发行,已经导致市场一路下行和人们对扩容圈钱“伪市场化”的抨击。我们要压下的不仅是新股而且是二级市场同类企业的股价,这就需要成百上千地组织或放行企业大规模上市。这种上市过度扩容,可能导致上市公司质量不保,造成市场特别是占上市数量绝大多数、又主要由散户持有的中小盘股的大幅下挫。这种政策突然改变造成的系统性制度风险,显然超出了投资者的承受能力。
更重要的是,企业自由上市、由市场去判断选择的登记注册制,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要素市场和简单商品市场不同,由于不能钱货两清,所以交易包含了信用审查过程。比如,任何一个人可以用市场价格买到白菜或其它商品,但并不能简单用市场利率贷到资金,因为市场利率因人而异,由于信息不对称,很多人用什么利率也贷不到款。企业上市是向公众出售部分股权及未来的收益权,监管部门和交易所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就必须设定标准和门槛,并对发行人提供的信息进行审核。世界上所有的交易所场内交易,都不存在像成立公司那样只要履行一个登记手续就自然上市的注册制。如美国只要是向公众出售证券,按法律规定就必须首先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申请注册登记,经过sec包括其聘请的行业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信息披露真实性和完备性的审核,直到所有的质询得到满意的答复,才会出具申报有效函(declare effective)。各交易所还另有自己的门槛和审核要求。很显然,把这种有门槛的披露审核制简称为注册制,进而认为注册制就是企业可以自由登记注册上市,让市场自己去选择判断,显然是极大的误导。就如我国大学生也是一定要办理注册登记才能入学,但如把我国大学高考录取制称为注册制就会产生根本误解。与我们环境更相近的香港被公认为世界自由港。1999年香港新开创业板,曾尝试过某种要求很低的来者不拒,但很快就问题成堆,不得不退了回来。但时至今日,香港创业板仍未恢复元气,截至今年1月,总共175家创业板挂牌公司,仅亏损的就有104家,占了市场的一多半。我们显然不能再去走这样的弯路。
还有人说,只要严格下市制度和对造假者严刑峻法,很多企业自己就不会来上市了。这个判断显然过于一厢情愿。须知绝大多数企业业绩滑坡多因市场变化、竞争激烈或经营不善所致,并非造假,从而不属于严刑峻法的范围。这些企业就是下市也可以说对已募集使用社会资金的发起人股东并无实际损失,吃亏的只是公众股东。因此,用严格执法来对付中小企业更不用说小微企业上市融资的冲动,可以说基本不起作用。
因此,新股发行定价改革就陷入了今天进退两难的困境:退回去没有出路;用快速扩容来解决新股发行“三高”又引起市场恐慌性下挫,超出了承受底线;用提振股市信心、释放利好和控制扩容不会有效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积重难返。股市改革何去何从,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抉择关头。
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它暴露了我们股市结构本身的扭曲,这种扭曲又是我们整个市场制度导致的结果,因而绝不是仅仅新股发行改革乃至退市制度本身就能解决的。实际上,中国股市现在不仅有新股发行审批,询价机构和网下申购资格审批,还有严格的再融资审批、发行公司债审批、收购重组与再发行审批、退市审批、市场的买方机构基金设立审批、卖方机构券商设立和业务审批,就连保荐人的通道也都是审批的。在一个整体审批的制度环境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单兵独进都会遇挫和造成新的扭曲。新股发行定价的孤军市场化导致“三高”和市场反弹只是例证。因此,要走出困境,必须对整个发行审批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5. 信托责任的适用范围
郎咸平演讲：信托责任与企业文化
2004年8月在上海炮轰格林柯尔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成为2004年度国内最富争议和最吸引眼球的经济学家。他在近期举行的“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上进行的“信托责任与企业文化”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反响。特在此实录郎咸平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信托责任缺失的企业文化
今天要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企业文化的问题。我们从英国讲起，为什么英国可以提私有化，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今天，在这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这和企业文化有关。
在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有严格的奖惩措施，做得好的奖励，做得不好的严格查办。等到把国有企业的绩效做上去了，再把它拿到股票市场上去，转让给社会大众，中小股民。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藏富于民的道理。这是对国家民族的信托责任。因为国家的财富是由全体国民来分享的，而不是由一两个少数人来分享的。这样一个私有化的过程，是不会造成社会不安的，也没有造成政治动荡。从1533年，支撑整个英国的是拥有高度信托责任的企业文化。
再看我们的产权改革。当初，因为我们的国企的经营无效率，我们的政府要进行产权改革，国企的包袱过大，比如说，国企里有医院，有餐厅等等。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企业要发展是何等的艰难。而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缺少信托责任的概念。
我常说的保姆理论，就是，我们家很脏，请个保姆来打扫，打扫干净了，漂亮了，家就变成她的了。保姆说：我每个月的工资400块，我对你家有功劳，我要买断你的股权。虽然我们家值100万，但由保姆来定价，保姆定价只是2000元，每个月出200块，10个月，保姆买断了我家的全部股权。这是为什么？因为保姆没有信托责任。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研究中国企业最感到痛心的地方（掌声）。
我们改革开放20年，20年以前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压抑创造力的时代。在开放20年后的今天，我们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我发现，我们缺少一样东西。我们缺少法定的游戏规则。有人说，郎咸平这个教授特别推崇国有企业，可是，看到国有企业这样被践踏，我感到很痛心。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地区，也是国际化的前沿。我们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竞争越来越激烈。你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国内的企业，而是全球的优秀企业，比如说，通用电气等等。而我们的企业一定会进入职业经理人的时代，来和世界500强接轨。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是想着自己的好处，没有信托责任，谁敢把企业交给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现象，包括民工荒等等问题，其实，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中，信托责任缺失的表现。
美国：信托责任生于严刑峻法
英国人的信托责任，创建了世界上最好的股票市场。在18世纪，大量的英国人移居到了美国，什么人去了美国？在英国混得不好的人，下层人士。这些人愿意放弃过去所有的一切，与过去的文化、家庭、朋友割断关系，远赴重洋，到另一片土地，过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但是，这些人带不走英国的社会信托责任。
1929年前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极为类似。怎么类似，我只要举出股票市场的例子。
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对于1929年前的美国股市，做了相当清楚的描述。在这里，我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929年前的美国股市，由于这些极端个人主义的参与，有着大量的不正当交易，违规操作，向银行贷款炒股票等等，登峰造极的时候，造成了美国股市的大崩盘，美国经济大恐慌。因为，英国的信托责任并没有复制到美国。
但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机。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他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强权的政府，挽救美国的经济。有一个人，叫道格拉斯，他告诉罗斯福，挽救美国经济，重树美国的信托责任，只有靠严刑峻法，加强监管。这个话讲出来以后，舆论哗然。
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他超人的第六感。罗斯福的第六感告诉他，严刑峻法才是振兴美国股市之道。所以，他接受了道格拉斯的建议。在1932年，罗斯福推出了两个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熟悉的法案：证券法、交易法。这两个法案都要通过美国参议院的审核。第一个法案，证券法顺利通过。第二个法案交易法，打死通不过，
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华尔街群起而攻之，反对交易法。经过几次否决，相持不下。
罗斯福总统和华尔街代表举行谈判，“你们到底要求我做什么？你们才会允许交易法的通过。”华尔街的代表说，我们不喜欢监管。当时，美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首领叫兰德斯，华尔街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华尔街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由华尔街指派人做证监会主席。最后，SET成立。第一任主席叫做肯尼迪，他的儿子是大大有名的约翰·肯尼迪，美国前总统。当时肯尼迪是美国最大的庄家，最大的幕后交易者，最大的股票操纵者。华尔街想，让这种人做主席，我们所有的庄家都可以放心了。我相信，当时罗斯福总统是含着眼泪签字的。因为他也许会想到，美国百年强大的基业可能就此会毁在他的手上。
但是，天佑美国。大家做梦也想不到，肯尼迪在当选了第一届美国证监会主席后，会翻脸不认人。他马上指派两个证监会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道格拉斯，第二副主席是兰德斯。而在接下来的日子中，道格拉斯成为第二任主席，兰德斯是第三任主席。经过三届主席的努力，建立了美国严厉的监管制度。而这个制度之严厉，是你不可想像的，美国百年富强的基础就从此开始。你不是没有信托责任吗？我们就用法制培养你的信托责任。良心是不可靠的，只有靠严刑峻法，才有信托责任。
美国证监会的司法权利不是联邦法案赋予的，而是美国的宪法赋予的，任何对美国证监会的挑战都是对美国宪法的挑战。而且，美国证监会可以发传票，它的调查权利是无限制的。为什么？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弱势团体，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中小股民。各位，知不知道，还有一个法案，叫反托拉斯法。托拉斯是什么，托拉斯就是信托基金，为什么要反信托基金，因为当时美国的信托基金都是美国的大家族垄断控制的，所以反托拉斯法就是反大家族法。透过美国的法制，藏富于民。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复制了美国所有的制度，但是没有得到它梦想中的强盛，这个国家就是菲律宾。为什么？菲律宾复制了美国所有的制度，惟独没有复制美国的法律。
安然事件之后，在美国的晚间电视上，重复播出，犯罪的董事长、总经理被铐在一起游街示众。这样让美国的小孩子都知道，没有信托责任的严重后果,让每一个公民都知道信托责任的可贵。所以，正是这种信托责任，欧洲人、亚洲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家当放在美国股市。由严刑峻法产生的信托责任下，美国股市从1940年到1990年，50年间，它的回报率是每年7.6%加上银行的利息。
当你在美国，与保险公司业务员谈话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你在此投保100元，30年以后，你将获得年7.5%的回报。这是比对美国股市的回报，它可以长期担保你年年有这样一个回报。在一个有信托责任的股市你才能这么做。
我的亲身经历，1997年前，每个香港中文大学的首席教授，他的退休年金是2000万港元。1997年之后，三年之内，因为股票市场大跌，退休基金完全破产。所以，我如果现在退休的话，拿25块。这是一个活生生发生在香港的例子。为什么美国的退休基金可以保障美国的老年人，因为它有每一年都稳定的回报率。美国政府不遗余力的治理股市，是因为它是美国社会稳定的根基。如果美国的股市崩溃，美国的保险、退休基金马上联动崩溃。美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监管如此之严厉，就是知道，如果美国的经济命脉被少数不法分子所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1997年12月28日，有一个香港人，姓廖，获知美国一只股票在元月2日要发布重大利好，他就坐飞机到美国。买了很多。而后，利好出来，股票大涨，他马上抛出，几天的时间，赚了几千万。在美国，股票卖掉要冻结一个星期。卖掉股票的第三天，调查人员敲门，就是这么快。廖先生马上跑到他的律师那里说，我赶巧了，随便买了一只股票，它就涨了。他的律师和他讲：廖先生，您错了。在美国，你现在要证明的是你不知道这个股票的内幕消息。可是，我问各位，你怎么证明？证明你“不知道”。证明不了吧。在美国就是这样，当你证明不了，你就是有罪。这和刑法不一样，刑法是假设清白，除非证明你有罪。而美国的证券交易法是，假设有罪，除非证明你的清白。我问在座的各位，请你证明上个礼拜看过电影。这个容易，你有人证，是吧？有票根。但是，你给我证明一下，上个礼拜你没有看过电影？你怎么证明？
所以美国的机构投资人为什么不敢操纵股价？因为当他卖出一只股票的时候，股价大幅上升，调查人员如果找他，他马上会拿给你看，厚厚的研究报告，我们做了哪些研究，这只股票是被低估的等等。而且，就算你买了，你要卖掉，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逼得那些机构投资人，不得不做长期投资，这你们理解了吗？绝对不是因为他有良心，去年，香港股市，中国电信的股价被操纵，中国联通的股价被操纵，这是谁干的？这都是美国的机构投资人干的。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因为，香港没有像美国那样严厉的证券交易法。我不需要写一份报告。我爱怎么操纵就怎么操纵。
伟大的企业家造就有信托责任的企业文化
在这里，谈到企业文化问题，我要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必须要符合经济规律，一个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企业文化是走不长远的。我举个例子，很多人都说，德隆是我骂倒的。其实不是，你知道，德隆是什么企业文化吗？“产业整合，把握机遇，建成中国第一大民企。”像德隆这样的企业它所经营的是一个大型的多元化企业，业务互补，风险分担，才能创造一个稳定的现金流。而如果你的企业文化是要把握机遇，乘胜追击，就不能创造一个稳定的现金流。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对企业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把握机遇，积极进取”是不符合一个多元化的企业文化的。当你把一个企业做到多元化的时候，你所能喊出的企业文化的什么，只能是“稳定中求进取”（掌声）。
我用一个案例来说明。有一家摩托车厂，把所有的摩托车配件都交给二十几家配件厂去做，它只做组装的工作，到后来，这些小的厂家觉得有利可图，也都学会了，就找更小的配件厂帮自己做配件，也开始生产摩托车，并且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我们中国企业最喜欢降价，就是这样，把自己做死的。
所以我说这个企业文化不是创造出来的，不是我来听听课，回去我们就有企业文化了。一个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中，长期磨合出来的。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来比较德隆和美国通用的投资组合，美国通用的投资组合，是长短期随时互补，无国界人才的理念。这种企业文化才是有利于企业，有利于社会大众的企业文化。
伟大的企业家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在这次产权改革的大讨论中，我变成了“右派”，这真是好笑。我从小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怎么会是这样？难道郎咸平是个猪不成（笑声）。虽然我是有一点胖，为了保持身段是该减肥了。好，转回我们的话题。我不是一个大政府主义者。但我认为，法制的建设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大家知道，第一部大陆法案是谁创造的，是法国的拿破仑；日本最强盛的时候，它的法律是谁创造出来的，是日本的明治天皇。为什么？因为法制化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在全世界跑了这么多个国家，我认为，亚洲只有两个国家是有决心要建立法制化国家的，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中国。有寻求法制的决心是重要的，有正确的思维更重要。当政府创建法制化之后，规范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我们每一个个体才能受到法制的保护。在中国目前的阶段，必须是政府主导的法制化建设。在这样的规范之下，每个个体尽情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造财富，我们集体的财富、国家的财富就会被创造出来。在这样的法制下面，才会出现韦尔奇这样的企业家。因为他会知道是谁给他的机会。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信托责任的灵魂。在普通法系的国家，在英国，在美国，它们的法律是看不见的，是没有法条的国家。你每赚的一百块，你该给谁给谁。而建立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企业建立信托责任的基础。
有朋友问我说：有的企业家抱怨，把企业做好了还遭非议，这是为什么（掌声）？我说，你把企业做好了还遭非议，你不该检讨吗？（笑声，掌声），会问这句话，还是缺少信托责任，你对你的职工尽到了信托责任了吗？你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问题是，你把企业做好的时候，你的信托责任做好了吗？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天佑中国，祖国昌盛（掌声）。
把分给我吧，求你了111！！！！！！！
希望采纳
6. 做空中国概念股到底是谁的错.
一、浑水好这口，人家都基本是用这招吃饭的，要不然公司名怎么会有research。二、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脾气在国内养娇了，你看看国内的证券法，有没有严刑峻法是专门保护投资者的？人家外国会计造价是要严惩的。三、中国没有做空的条件，要是国内准做空，2100算是高位了。
7. 严刑峻法能减少犯罪吗
能
刑罚是对犯罪分子某种利益的剥夺，如剥夺其自由，剥夺其政治权利，剥夺其财产等。所以刑罚对被判刑人必然造成痛苦，造成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这是刑罚的属性。正是这个属性，使刑罚发挥惩罚、惩治和威慑的作用。同时，刑罚还包含有谴责的因素，它是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评价，是国家对于他干了犯罪这种坏事的一种严厉谴责。由于刑罚谴责某种犯罪行为和实施这种行为的人，遂使人们意识到犯罪的事干不得，走犯罪的道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所以这种谴责又是一种教育。社会主义性质的刑罚是惩罚和教育的辩证统一。惩罚和教育都是我国刑罚的内容属性。单纯的惩罚和脱离惩罚的单纯的教育都不是刑罚。
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而惩罚和教育是达到刑罚目的的手段。
特殊预防就是预防犯罪分子本人再犯罪。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的判刑，除了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非杀不可的依法判处死刑外，对其他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惩罚和教育，把他们改造成为去恶从善、悔罪自新、遵守法纪、自食其力的新人，化有害为无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我国对罪犯改造工作的实践证明，多数犯罪分子通过惩罚和教育，是能够认识到犯罪的危害性以及自己犯罪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一般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警戒社会上那些不稳定分子，即有可能犯罪的分子，防止他们以身试法，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意思。为什么人民法院有时选择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公开宣判呢为什么宣判罪犯死刑立即执行要出布告呢主要就是为了警戒和震慑少数不稳定分子，以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也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制观念，提高警惕性和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司法机关只有充分地、广泛地依靠群众，同他们一道展开对犯罪的斗争，才能够达到有效地预防犯罪的目的。
8. 我想了解一些信托责任在我国的发展情况,谢谢!
郎咸平演讲：信托责任与企业文化
2004年8月在上海炮轰格林柯尔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成为2004年度国内最富争议和最吸引眼球的经济学家。他在近期举行的“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上进行的“信托责任与企业文化”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反响。特在此实录郎咸平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信托责任缺失的企业文化
今天要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企业文化的问题。我们从英国讲起，为什么英国可以提私有化，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今天，在这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这和企业文化有关。
在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有严格的奖惩措施，做得好的奖励，做得不好的严格查办。等到把国有企业的绩效做上去了，再把它拿到股票市场上去，转让给社会大众，中小股民。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藏富于民的道理。这是对国家民族的信托责任。因为国家的财富是由全体国民来分享的，而不是由一两个少数人来分享的。这样一个私有化的过程，是不会造成社会不安的，也没有造成政治动荡。从1533年，支撑整个英国的是拥有高度信托责任的企业文化。
再看我们的产权改革。当初，因为我们的国企的经营无效率，我们的政府要进行产权改革，国企的包袱过大，比如说，国企里有医院，有餐厅等等。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企业要发展是何等的艰难。而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缺少信托责任的概念。
我常说的保姆理论，就是，我们家很脏，请个保姆来打扫，打扫干净了，漂亮了，家就变成她的了。保姆说：我每个月的工资400块，我对你家有功劳，我要买断你的股权。虽然我们家值100万，但由保姆来定价，保姆定价只是2000元，每个月出200块，10个月，保姆买断了我家的全部股权。这是为什么？因为保姆没有信托责任。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研究中国企业最感到痛心的地方（掌声）。
我们改革开放20年，20年以前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压抑创造力的时代。在开放20年后的今天，我们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我发现，我们缺少一样东西。我们缺少法定的游戏规则。有人说，郎咸平这个教授特别推崇国有企业，可是，看到国有企业这样被践踏，我感到很痛心。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地区，也是国际化的前沿。我们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竞争越来越激烈。你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国内的企业，而是全球的优秀企业，比如说，通用电气等等。而我们的企业一定会进入职业经理人的时代，来和世界500强接轨。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是想着自己的好处，没有信托责任，谁敢把企业交给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现象，包括民工荒等等问题，其实，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中，信托责任缺失的表现。
美国：信托责任生于严刑峻法
英国人的信托责任，创建了世界上最好的股票市场。在18世纪，大量的英国人移居到了美国，什么人去了美国？在英国混得不好的人，下层人士。这些人愿意放弃过去所有的一切，与过去的文化、家庭、朋友割断关系，远赴重洋，到另一片土地，过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但是，这些人带不走英国的社会信托责任。
1929年前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极为类似。怎么类似，我只要举出股票市场的例子。
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对于1929年前的美国股市，做了相当清楚的描述。在这里，我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929年前的美国股市，由于这些极端个人主义的参与，有着大量的不正当交易，违规操作，向银行贷款炒股票等等，登峰造极的时候，造成了美国股市的大崩盘，美国经济大恐慌。因为，英国的信托责任并没有复制到美国。
但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机。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他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强权的政府，挽救美国的经济。有一个人，叫道格拉斯，他告诉罗斯福，挽救美国经济，重树美国的信托责任，只有靠严刑峻法，加强监管。这个话讲出来以后，舆论哗然。
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他超人的第六感。罗斯福的第六感告诉他，严刑峻法才是振兴美国股市之道。所以，他接受了道格拉斯的建议。在1932年，罗斯福推出了两个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熟悉的法案：证券法、交易法。这两个法案都要通过美国参议院的审核。第一个法案，证券法顺利通过。第二个法案交易法，打死通不过，
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华尔街群起而攻之，反对交易法。经过几次否决，相持不下。
罗斯福总统和华尔街代表举行谈判，“你们到底要求我做什么？你们才会允许交易法的通过。”华尔街的代表说，我们不喜欢监管。当时，美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首领叫兰德斯，华尔街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华尔街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由华尔街指派人做证监会主席。最后，SET成立。第一任主席叫做肯尼迪，他的儿子是大大有名的约翰·肯尼迪，美国前总统。当时肯尼迪是美国最大的庄家，最大的幕后交易者，最大的股票操纵者。华尔街想，让这种人做主席，我们所有的庄家都可以放心了。我相信，当时罗斯福总统是含着眼泪签字的。因为他也许会想到，美国百年强大的基业可能就此会毁在他的手上。
但是，天佑美国。大家做梦也想不到，肯尼迪在当选了第一届美国证监会主席后，会翻脸不认人。他马上指派两个证监会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道格拉斯，第二副主席是兰德斯。而在接下来的日子中，道格拉斯成为第二任主席，兰德斯是第三任主席。经过三届主席的努力，建立了美国严厉的监管制度。而这个制度之严厉，是你不可想像的，美国百年富强的基础就从此开始。你不是没有信托责任吗？我们就用法制培养你的信托责任。良心是不可靠的，只有靠严刑峻法，才有信托责任。
美国证监会的司法权利不是联邦法案赋予的，而是美国的宪法赋予的，任何对美国证监会的挑战都是对美国宪法的挑战。而且，美国证监会可以发传票，它的调查权利是无限制的。为什么？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弱势团体，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中小股民。各位，知不知道，还有一个法案，叫反托拉斯法。托拉斯是什么，托拉斯就是信托基金，为什么要反信托基金，因为当时美国的信托基金都是美国的大家族垄断控制的，所以反托拉斯法就是反大家族法。透过美国的法制，藏富于民。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复制了美国所有的制度，但是没有得到它梦想中的强盛，这个国家就是菲律宾。为什么？菲律宾复制了美国所有的制度，惟独没有复制美国的法律。
安然事件之后，在美国的晚间电视上，重复播出，犯罪的董事长、总经理被铐在一起游街示众。这样让美国的小孩子都知道，没有信托责任的严重后果,让每一个公民都知道信托责任的可贵。所以，正是这种信托责任，欧洲人、亚洲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家当放在美国股市。由严刑峻法产生的信托责任下，美国股市从1940年到1990年，50年间，它的回报率是每年7.6%加上银行的利息。
当你在美国，与保险公司业务员谈话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你在此投保100元，30年以后，你将获得年7.5%的回报。这是比对美国股市的回报，它可以长期担保你年年有这样一个回报。在一个有信托责任的股市你才能这么做。
我的亲身经历，1997年前，每个香港中文大学的首席教授，他的退休年金是2000万港元。1997年之后，三年之内，因为股票市场大跌，退休基金完全破产。所以，我如果现在退休的话，拿25块。这是一个活生生发生在香港的例子。为什么美国的退休基金可以保障美国的老年人，因为它有每一年都稳定的回报率。美国政府不遗余力的治理股市，是因为它是美国社会稳定的根基。如果美国的股市崩溃，美国的保险、退休基金马上联动崩溃。美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监管如此之严厉，就是知道，如果美国的经济命脉被少数不法分子所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1997年12月28日，有一个香港人，姓廖，获知美国一只股票在元月2日要发布重大利好，他就坐飞机到美国。买了很多。而后，利好出来，股票大涨，他马上抛出，几天的时间，赚了几千万。在美国，股票卖掉要冻结一个星期。卖掉股票的第三天，调查人员敲门，就是这么快。廖先生马上跑到他的律师那里说，我赶巧了，随便买了一只股票，它就涨了。他的律师和他讲：廖先生，您错了。在美国，你现在要证明的是你不知道这个股票的内幕消息。可是，我问各位，你怎么证明？证明你“不知道”。证明不了吧。在美国就是这样，当你证明不了，你就是有罪。这和刑法不一样，刑法是假设清白，除非证明你有罪。而美国的证券交易法是，假设有罪，除非证明你的清白。我问在座的各位，请你证明上个礼拜看过电影。这个容易，你有人证，是吧？有票根。但是，你给我证明一下，上个礼拜你没有看过电影？你怎么证明？
所以美国的机构投资人为什么不敢操纵股价？因为当他卖出一只股票的时候，股价大幅上升，调查人员如果找他，他马上会拿给你看，厚厚的研究报告，我们做了哪些研究，这只股票是被低估的等等。而且，就算你买了，你要卖掉，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逼得那些机构投资人，不得不做长期投资，这你们理解了吗？绝对不是因为他有良心，去年，香港股市，中国电信的股价被操纵，中国联通的股价被操纵，这是谁干的？这都是美国的机构投资人干的。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因为，香港没有像美国那样严厉的证券交易法。我不需要写一份报告。我爱怎么操纵就怎么操纵。
伟大的企业家造就有信托责任的企业文化
在这里，谈到企业文化问题，我要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必须要符合经济规律，一个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企业文化是走不长远的。我举个例子，很多人都说，德隆是我骂倒的。其实不是，你知道，德隆是什么企业文化吗？“产业整合，把握机遇，建成中国第一大民企。”像德隆这样的企业它所经营的是一个大型的多元化企业，业务互补，风险分担，才能创造一个稳定的现金流。而如果你的企业文化是要把握机遇，乘胜追击，就不能创造一个稳定的现金流。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对企业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把握机遇，积极进取”是不符合一个多元化的企业文化的。当你把一个企业做到多元化的时候，你所能喊出的企业文化的什么，只能是“稳定中求进取”（掌声）。
我用一个案例来说明。有一家摩托车厂，把所有的摩托车配件都交给二十几家配件厂去做，它只做组装的工作，到后来，这些小的厂家觉得有利可图，也都学会了，就找更小的配件厂帮自己做配件，也开始生产摩托车，并且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我们中国企业最喜欢降价，就是这样，把自己做死的。
所以我说这个企业文化不是创造出来的，不是我来听听课，回去我们就有企业文化了。一个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中，长期磨合出来的。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来比较德隆和美国通用的投资组合，美国通用的投资组合，是长短期随时互补，无国界人才的理念。这种企业文化才是有利于企业，有利于社会大众的企业文化。
伟大的企业家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在这次产权改革的大讨论中，我变成了“右派”，这真是好笑。我从小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怎么会是这样？难道郎咸平是个猪不成（笑声）。虽然我是有一点胖，为了保持身段是该减肥了。好，转回我们的话题。我不是一个大政府主义者。但我认为，法制的建设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大家知道，第一部大陆法案是谁创造的，是法国的拿破仑；日本最强盛的时候，它的法律是谁创造出来的，是日本的明治天皇。为什么？因为法制化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在全世界跑了这么多个国家，我认为，亚洲只有两个国家是有决心要建立法制化国家的，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中国。有寻求法制的决心是重要的，有正确的思维更重要。当政府创建法制化之后，规范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我们每一个个体才能受到法制的保护。在中国目前的阶段，必须是政府主导的法制化建设。在这样的规范之下，每个个体尽情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造财富，我们集体的财富、国家的财富就会被创造出来。在这样的法制下面，才会出现韦尔奇这样的企业家。因为他会知道是谁给他的机会。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信托责任的灵魂。在普通法系的国家，在英国，在美国，它们的法律是看不见的，是没有法条的国家。你每赚的一百块，你该给谁给谁。而建立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企业建立信托责任的基础。
有朋友问我说：有的企业家抱怨，把企业做好了还遭非议，这是为什么（掌声）？我说，你把企业做好了还遭非议，你不该检讨吗？（笑声，掌声），会问这句话，还是缺少信托责任，你对你的职工尽到了信托责任了吗？你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问题是，你把企业做好的时候，你的信托责任做好了吗？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天佑中国，祖国昌盛（掌声）。
把分给我吧，求你了111！！！！！！！
9. 证券考试哪个考点松一点建议去哪个我听说只要手机拿出来被发现就算是作弊真的假的啊有这么夸张
你去你就知道了，现在据说只要发现拿手机就算作弊，会禁考的，慎重啊！！！
10. 求关于朗咸平清华大学演讲的论文
朗咸平清华大学演讲（一）
朗咸平清华大学演讲
清华大学建馆报告厅 2005年12月21 日
——天涯——yantao118——2006。1。9。10：08
主持人：
非常感谢大家做客“时代论坛”，“时代论坛”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面向全校的大型综合性论坛，本次演讲是时代论坛自创办以来的第59场活动。在过去的两年半中，论坛的讲台上，曾经有许多位政商精英、全球五百强企业CEO、各个领域的时代人物同我们清华同学畅谈理想、规划人生；在这里，学者与大师们同我们一道追本溯源，探求真知。
现在是清华最紧张的考试周，在清华最大的教室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同学站在后面或坐到台阶上，可以看出今天这位演讲嘉宾的魅力和号召力。我们把这场活动作为时代论坛的年终特别献礼。我们的想法是，能够请到这么受同学欢迎的重量级嘉宾来到今天演讲现场，就是对同学们对时代论坛支持的最好的回报。欢迎来到时代论坛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谢谢你们！（掌声）
1980年的某个夏夜，陆军上尉林毅夫抱着篮球从小金门游向大陆，这让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们困惑不已：什么理想让他甘冒如此风险？20年后，有个人对此恍然大悟：想做大事就要到祖国大陆去！这个人终于来到了大陆。
他是世界级财务专家，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他拥有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他引起了最受关注的争议，他“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德隆和格林柯尔这两个显赫一时的企业帝国轰然倒塌。他，也引发了2004年最受瞩目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同样是他，出身台湾桃园农家，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可是，服完兵役三十而立的他却奇迹般地在两年半中连拿沃顿商学院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就是传说中的郎咸平教授。
我想同学们在电视里已经充分领略了郎教授的风采，一定非常想见到郎教授本人。下面我们就把屏幕上的郎教授请到讲台上来，让我们热烈欢迎郎咸平教授！（热烈掌声）
主持人：
郎教授，您好。我们很多清华同学都是第一次见到您。首先，希望您能够用几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心目当中的清华，或者清华人，是什么样子？跟我们大家共享一下。
郎教授：
这个问题问得让我太感慨了。因为我们从初中到高中，念历史的时候，都会读到一个“庚子赔款”，对清华大学，对“清华”两个字，是我们在台湾念书的小伙子第一个认识的大学。高中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念工科，要考台湾的“清华”。可是很不幸，高一下来，数学也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笑声），总是失之交臂。那么，“清华”，当时给我什么印象呢？就是“追求卓越”这四个字。到那个时候，我才悟出这个道理，“追求卓越”是我心目中的清华，但是自己本身还是离“卓越”很远。当时我不卓越，所以没有进清华。那么这个“追求卓越”也是我追寻努力的目标，也同时呢，送给各位同学好吗？（掌声）
主持人：
到了清华，还有一位跟郎教授渊源很深的老师——清华历史系的秦晖教授。秦晖教授在90年代初的时候，也曾经提出了一些关于国企改革的主张，可以说跟您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么在清华时代论坛这样一个讲台上，您觉得有什么话要对秦老师说吗？
郎咸平：
我相信这句话不只是对秦晖老师说的，同时也向崔之元教授等等著名教授说的。这个事件，体现一个什么道理？清华看事情，比我还清楚，比我还远。这是个什么表现呢，这就是“追求卓越”的表现，这就是清华的精神。
主持人：
还有些同学托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同学准备出国留学，所以他们要考英语，考英语大家复习得很郁闷，要考GRE和TOFEL。但是有很多同学知道，您当年在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GRE和TOFEL两门成绩加起来，好像还不到2400分。（笑声）不知道您是怎么评论这件事儿的呢？
郎咸平：
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十多家银行，但没有一家要我的。百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笑声）很不幸，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笑声）我申请了七家学校，有六家不要我，只有一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热烈掌声）
主持人：
前面，非常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留给郎教授，请郎教授为我们开坛布道。
（热烈掌声）
演讲：
郎教授：
感谢各位同学！从去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学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到底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的危险（笑声），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次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热烈掌声）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的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掌声）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好吗？（掌声）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批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现在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笑声）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笑声、掌声）
2006-01-20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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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x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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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2006-01-20 第 2 楼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团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陪审团团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千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何创建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 而采取了彻底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则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成长以后，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