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金融界的“三架马车”到底是什么
银行、证券、保险是金融业的“三驾马车”。
虽然说都是马车，但是人们对这三样东西的认识却有着巨大差别。 说到银行，大家就会想到是存钱、取钱、汇款的地方；说到证券，就能想到每天上下波动的股价，涨了就是赚钱，跌了就是赔钱。但是关于保险，每个人却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伴随着金融改革、互金的发展，深深的觉得传统银行（同业业务除外）将是众多金融行业（基金、证券、资管、PE等）趋势最弱的。在依靠政策上的优势，享受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国内银行的盈利还是过于依赖利差，各家行同质化严重，竞争愈演愈烈，管理体制如此不灵活，直接融资的多元化趋势毕竟让传统银行首先倒下。最终结果可能是直接融资渠道干掉对公业务，互金及其他资产管理类干掉个人业务。
按照西方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的解释，一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是由众多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组成的。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组合，构成不同特征的金融结构。
一般来说，金融工具的数量、种类、先进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的数量、种类、效率等的综合，形成不同发展程度的金融结构。
拓展资料：
金融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
金融（FINANCE）就是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之后，实现价值和利润的等效流通。（专业的说法是：实行从储蓄到投资的过程，狭义的可以理解为金融是动态的货币经济学。）
金融是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中进行资源跨期的最优配置决策的行为。
Ⅱ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的简介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被美国管理协会评为“80年来对管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50位最伟大的思考者和商业领导者”，《福布斯》“五位最受尊重的执行教练”之一。和《华尔街日报》的“十大高级管理教育家”。 在美国《人力资源》杂志的评选中，他当选为“世界顶级人力资源咨询师”。 《经济学人》的商业新纪元最可靠咨询师之一。《快速公司》杂志则称他为卓越的高级管理教练。以及Fast Company的特邀专栏作家。他也是全球少数几位曾经为超过70名大型跨国公司 CEO及其管理团队提供培训与咨询的专家之一。
戈德史密斯博士著有18本书，其中《未来的领导者》为最畅销书，同时他也是彼得·德鲁克基金会的合作者之一，戈德史密斯博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获得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学位，目前，他是达茅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教授，也是达特茅斯学院全球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经营着自己的顾问公司，他所创办的咨询公司Marshall Goldsmith Partners是全球首家为大型企业高级执行官和管理者提供长期的、能被证明有效的教练项目的教练公司，通过他们的教练过程，组织任何层级的领导者都可 以因此获得行为方面积极的、可测量的变化，从而使他们的绩效以及对团队的影响力得到显著的提高。他每年从每个客户那里赚得的佣金通常超过25万美元。
戈德史密斯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与70多位CEO进行过密切合作。福特汽车（Ford Motor）、葛兰素史克 （GlaxoSmithKline）、华盖创意（Getty Images）、美国心脏协会（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爱力根（Allergan）、赛斯纳（Cessna）等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戈德史密斯的忠实拥泵。
Ⅲ 急求 对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评价，多多益善
有关金融发展理论的文献综述
总裁： 周建成 博士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罗纳德·I·麦金(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s·肖(Edward S．Shaw)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他们两人各出版了各自的著作。麦金农的著作是《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而肖的著作是《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由牛律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金融不能处于抑制状态．为此他们主张"深化"金融或在有关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这两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由以前的零散观点到那刻已成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支。
本文将按时间顺序把金融发展理论分成四个发展阶段，最后并对其进行比较和简要评价。本文目的在介绍金融发展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让读者对其有初步的了解。
第一：1973年以前思想可以归结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源泉。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于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从这种意义上讲，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等人在各自的著作中所表述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谓是麦金农-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之于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或观点，因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实质是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方面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其成名之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出版)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进一步指出，金融和发展具有如下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的信贷提供，犹如一道命令要求经济体系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也犹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满足企业家的需要；这意味着把生产力托付给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出现经济的发展。"(pl07，中译本第119页)
在20世纪50、60年代 约翰·格利、爱德华·肖、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休·帕特里克、朗多·卡梅伦、约翰·希克斯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人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为麦金农-肖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下面本文着重对格利与肖、帕特里克和戈德史密斯的观点作一简介。
1：格利与肖的观点。
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约翰·G·格利和爱德华·S·肖在50年代所做的开创性研究集中体现在两篇论文上，即发表于1955年9月号《美国经济评论》上的题为"经济发展的金融方面"一文和发表于1956年5月号《金融杂志》上的题为"金融中介体和储蓄-投资过程"一文。在这两篇论文中，他们阐述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体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1960年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贷巾》是格利和肖以前观点的汇总和发展。该书中，他们认为，货币不是货币金融理论的唯一分析对象，货币金融理论应该容纳多样化的金融资产．而货币只是无数金融资产中的一种。他们还认为，除货币体系(包括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外，各种非货币金融中介体也在储蓄-投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根据收入-产出帐户上经济单位(或部门)的收支状况，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单位(或部门)、平衡单位(或部门)和赤字单位(或部门)。在整个储蓄-投资过程中，盈余单位是储蓄者，赤字单位是投资考，经济单位(或部门)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这种"专业分工"，乃是债务、金融资产和金融中介体赖以存在的基础。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
格利和肖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区分了"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在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时或在进行转移支付时发行的货币被称为"外在货币"， 在政府购买私人证券时发行的货币被称为"内在货币"这种区分对于麦金龙和肖金融发展理论的介绍是必要的
2：帕特里克的观点。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休·T·帕特里克，他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文(该文发表于1966年1月《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中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方法，它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需求方，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金融体系不断发展。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导致了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方法，它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鉴于理论界对后一种方法的相对忽视，帕特里克认为应该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并且指出，在实践中，需求追随现象和供给领先现象往往交织在一起，但不可否认，在需求追随型金融和供给领先型金融之间存在着一个最优顺序问题，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领先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如此，最优顺序问题也可能在部门内和部门间存在。
接下来，帕特里克着重考察了金融发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的出发点或参照物是金融资产与负债存量和实际资本存量的关系，因为他事先假定在资本存量和实际产出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帕特里克指出，金融体系对资本存量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高了既定数量的有形财富或资本的配置效率，因为金融中介促使其所有权和构成发生变化；第二：提高了新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三：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
3：戈德史密斯观点。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了他那历时六年完成、资料详实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戈德史密斯，中文版，1994)，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概念，讨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模式，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开创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基础。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等。他依据主要数字指标，高度概括性地将世界各国的金融结构分成三种类型，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金融结构进行了历史纵向和国际横向的比较，得出了各种金融结构类型的不同特征。
在建立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戈德史密斯对金融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发展研究必须以金融结构在短期或长期内变化的信息为基础，找出金融发展的道路。更为有意义的是戈德史密斯秉承西方经济实证分析的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最为重要的是金融相关比率建立了决定一目金融相关比率的重要因素：货币化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资本产出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比率和新发行乘数，及其实用计算方法，讨论了金融相关比率在近百年来变化的趋势及原因。
第二：金融发展理论正式形成阶段。即1973年，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著作的相继向世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这个划分包括到 80年代末 巴桑持·卡普尔、维森特、加尔比斯、马克斯韦尔·J弗赖伊、杨帕尔·李、唐纳德·马西森和尤恩·热·丘)等人基于麦金农和肖的分析框架，相继提出的一些逻辑严密、论证规范的金融抑制模型。也就是说对麦金农-肖理论进行了扩展。但我们这里主要介绍麦金农和肖两人的观点。
受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影响,麦金农(1973)和萧(1973)放弃了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为对象的研究方法,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麦金农和萧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政府一般对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在利率管制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往往为负。负实际利率一方面损害了储蓄者的利益,削弱了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另一方面向借款人提供了补贴,刺激后者对金融资源的需求,造成金融资源供小于求的局面,此时需要实行信贷配给。而国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资源,这损害了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中的功能。
实际上，在大多数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中，存、贷款利率都有上限。而且，在发展中世界，很少存在竞争的银行体系。尽管私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补偿性余额来逃避贷款利率上限，但是一些国有银行和大多数公共部门借款看来还是遵守的。在银行确实遵守贷款利率上限的情况下，可贷资金的非价格配给现象必然发生。信贷不是根据投资项目的预期生产率．而是根据交易成本和所感知的违约风险来配置的。担保品的质量、政治压力、"名誉"、贷款规模以及贷款经手人暗中收受的好处等也可以影响信贷的配置。
即使信贷的配置是随机的，投资的平均效率也会随贷款利率上限的下调而降低，因为收益率较低的投资项目现在也可获利。原先不申请银行贷款的企业家现在也进入市场。这样．当利率定得太低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逆向选择就会发生。
麦金农强调了在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中投资收益率的发散性："面对收益率的巨大差异，把发展看作只是单一生产率的同质资本的积累是严重错误的……让我们把'经济发展'定义为处在国内企业家控制下的现有投资和新投资的社会收益率的巨大差异的缩小"。
利率上限在四个方面使经济发生扭曲。第一，低利率使入们偏向于更多的现在消费和更少的未来消费，从而使储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第二，潜在的贷款人从事收益率低的直接投资，而不是将钱存入银行再由银行贷出。第三，那些能以低的贷款利率得到资金的银行借款人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项目。第四，具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家在潜在借款人之列，这些企业家不愿意以较高的市场出清利率借款，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得不偿失。在银行的筛选过程带有一定随机性的情况下，对一些得到资金的投资项目来说，其收益率将低于市场出清利率所设置的下限，这使得整个社会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偏低。
针对那些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 麦金农和萧地的政策建议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取消上述金融抑制政策,通过放松利率管制、控制通货膨胀使利率反映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水平,使实际利率为正,恢复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达到金融深化的目的。
在论及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时,麦金农放弃了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与实质资本是相互竞争的替代品的假设。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而是依靠内源融资。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潜在的投资者无法以非货币金融资产作为储蓄保值的对象,如果实际存款利率为正,潜在的投资者就会以货币作为保值手段,此时的货币成为投资的先决条件或渠道。如果货币的实际收益率---真实利率增加,内源融资的资本形成机会也会扩大,这就是所谓的"渠道效应"。另一方面,内源融资资本形成机会的扩大使生产者所持有的实质现金余额增大,提高了投资者的信誉,投资者获得外部融资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因此,渠道效应提高了储蓄水平,促进了资本形成,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萧(1973)则提出了"债务媒介论",认为货币是金融体系的一种债务,而非真实的社会财富,货币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各种媒介作用,通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促进储蓄和投资。
麦金龙和肖的理论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亦如下：
1：新颖地方. 麦金农-肖理论是一般均衡理论在金融理论中的运用，是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理论中的代表。在麦金农-肖理论形成之前，主导性看法是金融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不同，金融部门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麦金农-肖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主张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这是麦金农-肖理论的一大特色。
理论上，麦金农和肖批判和抛弃了新古典理论和凯思斯主义理论。即那种认为通货膨胀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助于发展的观点。他们主张推行金融自由化(其后果是利率提高)，在利率较高的情况下，货币需求虽较大、投资数量较多以及投资质量较高，所以，金融自由化政策既能避免通货膨胀，又不致引起经济衰退。这既不同于凯思斯主义者的观点(凯思斯主义者主张采取低利率政策来刺激投资)，也不同于货币主义者的观点(货币主义者主张把控制货币发行作为稳定经济的有效手段)。麦金农-肖理论的这一独特之处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另外，麦金农对金融、财政和外贸三者关系的深入考察和精辟分析，有助于人们了解经济扭曲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使麦金农-肖理论从一种观点上升为较完整的体系。因此，麦金农-肖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容低估。
2．麦金农-肖理论的不足之处。他们的金融深化理论只注意到货币在集聚金融资源中的作用,忽视了金融体系通过信息生产有效配置资源,以及管理风险、实施公司控制等其他功能,所以在麦金农和萧的理论框架中,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经济依然被割裂为实质部门和金融部门。更重要的是,在经典的索罗增长模型中,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力,资本形成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水平,但是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而在金融深化理论中金融发展只能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大大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价值。尽管在麦金农和萧之后许多经济与金融学家致力于发展和完善金融发展理论,然而其研究仅限于对麦金农和萧的理论进行计量检验,依然没有回答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力有何影响,因此,金融发展理论未能得到实质性发展,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日渐式微。Robert·Locus(1988)断言,在经济增长中,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了(badlyover stress)金融的作用。而发展经济学家则以忽略金融体系的方式表达了对金融发展作用的质疑(AnandChandavarkar,1992)。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在90年代的最新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的基础上，将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并人模型中，模型的复杂程度随之提高。我们把这新近发展起来的金融发展理论称为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把为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称为90年代众融发展理论家。四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与麦金农-肖学派的重要区别在于，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直接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建模，而麦金农-肖学派或者把金融小介体和金融市场视作给定的．或者只对它们进行比较简单和明确的处理。
根据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于1973年，其后(20世纪70和80年代)经历了最初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又称新增长理论)为金融
发展理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为金融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金融发展理沦家不再满足于对麦金农-肖理论的修修补补，他们明显地意识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诸多缺陷(如效用函数的缺失、对总量生产函数形式的限定和假设条件的过于严格等)以及根据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张的过于激进(如对发展中经济或转型经济来说，金融自由化可能是不现实的)。鉴于此，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有别于上一次发展．这次发展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尽管这样做使模型更加复杂，用的数学工具也更多。这些模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直接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建模，目的在于解释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是如何内生形成的以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何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不同于麦金农-肖学派的政策建议。
内生增长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保罗·罗默(1986)和罗伯持·卢卡斯(1988)两篇经典论文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内生增长理论家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换言之．内生的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依据假设条件的不同，可以把内生增长模型划分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居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在详细介绍这两个模型了。
90年代的金融理论更加注重、融合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种实证关系大致可以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研究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研究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把银行和股票市场结合起来，研究两者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四，深入到行业层次，研究金融发展和行业成长的关系；第五，再深入到厂商(企业)层次，研究金融发展(特别是股票市场发展)和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他们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含义。在许多具有新兴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家，银行担心股票市场的发展会对它们不利--使它们的营业额下降，而他们的结果表明并不是这样，对发展中的股票市场而言，其运行状况的初始改善使企业的杠杆比率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股票市场的发展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风险分担和信息汇总机会)，从而使银行的营业额上升。他们的结果也表明，在具有发展中的金融体系的国家中，股票市场和银行具有不同的却又是互补的作用。据此他们认为，那些旨在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未必不利于现行的银行体系。
1．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独特之处和有用之处
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是在70、8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和内牛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既是两种理论的融合又不是两种理论的简单融合，既有理论上的创新又有政策上的新主张。它试图利用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是如何内生形成的以及内生出来的金融体系是如何与经济增长发生相互作用的。
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理论模型中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质量等级和外部性之类的与完全竞争不相容的因袁。由于模型假设比较贴近现实，提出的政策主张比较符合各国的实际。尽管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不限于发展中国家，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也基本上限于发达国家的学者，但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发展实践似乎更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2．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不足之处和发展前景
综观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似乎过于强调金融体系的有利一面，如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集中在金融体系发展(或金融发展)的重要性上；而对金融体系的不利一面，特别是金融发展不当所导致的危害认识不够，如他们对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研究有所欠缺，既没有研究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没有研究金融发展转化为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机理。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其对其他国家的波及效应或许会把如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的兴趣点转向于此。
另外．由于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理论本身尚处在不断完善之中，所以它的发展前景相当广阔，同时也意味着它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第四：结语
通过学习介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不可否认，金融发展理论的价值在我国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国国情比较特殊，如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正在转变等，这决定了我们不能盲目地搬用金融发展理论，我们既要看到各国金融发展实践的普遍性，也要看到各国金融发展实践的特殊性。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发展理论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一直侧重从宏观层次上研究金融发展，即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体现在90年代的研究上），有关金融发展的微观层次研究则略显欠缺。这或许是因为金融发展理论形成时间不长，理论体系本身尚在不断完善之中。显然，这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时间关系本文涉及的一些理论特别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间关系并没有在本文详细介绍，本文也肯定存在不成熟的观点还请老师详加指点。
参考文献：1. 谈儒勇著 ，《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1
2. 刘仁伍著 ，《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3. 金学群著，"金融发展理论一个文献综述"，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4. 朱勇、吴易风，"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9午第1期。
5. 刘逖，"西方金融深化理论及其主要理论派别"，《经济学动
态》1997年第六期。
http://www.orientalcapital.com/president6_04.htm
Ⅳ 金融资源的金融相关率
人们在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时，常常以金融相关率(rpe/GDP)去表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其实“m2/GDP”能够表明什么，不能表明什么，需要研究。金融相关率FIR(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是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提出的，戈斯认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金融发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要以金融结构去衡量，金融结构是一国的金融上层结构。一国的经济基础体现在拥有的国家财富中，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率上。戈德史密斯设计出的计算FIR的基本公式的内容并不简单，但人们为了简化，便以m2/GDP去代表。这样的公式：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的市场化程度。
也就是说，通过FIR考察当家庭、企业、政府的资金短缺时，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融资，多大程度上靠内部融资。外部融资靠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如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占国民产值的比率越高，表明储蓄与投资的分离程度越显著，而二者的分离程度越显著，反映融资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化与货币紧密相连，经济货币化意味着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联程度和对市场的依存度，所以经济货币化的金融解释，其含义应当是融资的市场化。而融资市场化的程度反映金融业的发展，所以，FIR与其说是表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不如说是表明金融业的发展程度。经济的发展与融资的市场化相关。
其次，经济发展与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相关。
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决定于供求，而供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率。当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上涨时，意味着利率下跌，利率下跌，有利于投资，投资扩大使国民产值增长；相反，当利率上升时，金融资产市场价值下跌，利率上升，不利于投资，投资缩减，使国民产值降低。所以，概括的说，这种相关性是：资产价格——利率——投资——经济等这组经济变量的互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变量的互动(包括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FIR反映了人们的心理预期的变动，比例趋高，反映人们的心理预期“利好”，金融工具作用于有形财富的力度增大，相反，力度缩小。可以说，FIR是人们的一个信心指数。
第三，要表达的是金融资源的利用程度。
这些年来，我国m2/GDP的比值持续上升，其数值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人由此认为我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迅速提高，其实，这只是一个认识误区，m2/GDP值的迅速提高，难以真实地反映我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相反，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浪费，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指标，即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分母是GDP的增长，分子是资本增长，也就是投资，其含义是增加1元钱的产出，要增加多少投资。如果m2/GDP的值以增量表示，并假定吨的增量转化为投资，则金融相关率与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含义趋同。我国m2/GDP的值大约在5—8之间，即增加1元的GDP，要增加5—8元的投资，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值一般保持在1—2.5左右，这表明我国投资效率低下，金融资源的配置并不节约，而是浪费。
Ⅳ 金融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
戈德史密斯对比了世界上35个国家百余年的金融史料与数据后，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第一次对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进行了数量研究和比较研究；研究并揭示了金融深化的内部路径和规律；提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与研究方向。他认为在自由企业经济中不同的金融相关比率产生类型绝然不同的金融结构。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金融工具是指对其它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金融机构即金融中介机构，指资产与负债主要由金融工具组成的企业；金融结构是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 金融相关比率的变化反映了金融发展的基本特点，即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相对于国民产值而言，金融相互关系的密度越高，金融相关比率越高，可以预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相关比率会上升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尺度；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占全国金融资产比率反映了储蓄和投资机构化的程度。这个比率越高，说明通过金融机构间接储蓄的份额就越大于直接储蓄的份额；金融机构在全部资产中的份额变化说明了储蓄过程中银行体系地位的变化，即新金融机构的产生以及现有机构在增长率上的差异。金融相关比(FinancialInternationalRatio—FIR)的计算公式：
符号说明：
r——裁截比率，表示截止时间；Fr——定时期内的金融活动总量；
Wr——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
β——平均资本产出率；
γ——GNP实际增长率；
π——物价变动率；
k——资本形成总值对国民生产总值比率；
η——为外部融资比率；
n——非金融部门金融工具发行量对资本形成总值比率；
φ—金融单位发行的金融工具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λ——分层比率，某类金融机构对其它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与它们对非金融部门的发行总额之比；
ξ——为海外净债权率。外国发行量对国民生产总值比率；
θ——为受价格波动影响的金融工具净发行额的比例；
——价格敏感资产的价格平均变动比率。
现在，金融相关比率已经成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实际的简化应用以GNP代表经济活动总量成为分母，以金融负债——一般以广义货币供给量M2表示和金融资产之和代表金融活动总量或金融工具总额成为分子，金融资产分为银行资产和有价证券S，其中S为股票市值和债券市值之和。 戈德史密斯把金融上层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探讨精简成一个判断，即以初级证券和二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它使资金流向社会收益最高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说，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速度。改善了经济的运行。
储蓄与投资的分离。戈德史密斯特别强调的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主动作用。他认为，由于金融工具的出现和金融机构的成立而扩大金融资产的范围，导致了储蓄和投资的分离。而储蓄与投资的分离能够提高投资收益并提高资本形成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同时通过储蓄与投资两个渠道的金融活动提高了经济增长率。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储蓄和投资分离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职能，这种特殊的分工克服了资金运动中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一方面使一个单位的投资可以大于或小于其储蓄，摆脱自身储蓄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为储蓄者带来增值，使得储蓄不仅是财富的贮藏，还能增加收益。正因如此，无论是储蓄者还是投资者都能接受金融活动带来的社会分工。这种角度的分析主要适用于工商企业、家计部门和政府等非金融经济单位发行的债券、股票等初级金融工具而言的。资源配置的优化。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机构对经济的引致增长效应就源于对储蓄者与投资者资金供求的重新安排。金融机构的介入使投资和储蓄的总量超出了储蓄者和投资者在不存在金融机构时的直接融资总量，而且金融机构能更高效率地在潜在投资项目之间进行资金分配，以提高边际收益率。这种储蓄的再分配反映了金融机构经营的效果，它对经济增长与展所产生的引致增长效应比金融上层结构的业务经营对储蓄和投资总量所产生的效果更有意义。
发达金融机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高储蓄、提高投资总水平与有效配置资金这两条渠道来实现的。金融结构越发达，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烈，储蓄总量的增加速度就越快。在一定的资金总量下，金融活动越活跃，资金的使用效率就越高。因此，金融越发达，金融活动对经济的渗透力越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越快。注重金融工具供给和强调金融机制的正常运行是金融结构理论的核心，也是金融自我发展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这一观点被后来的金融发展理论所继承。 戈德史密斯认为，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存在是不容质疑的，任何近期的国民收支平衡表的比较都足以表明各国在金融相关比率水平、全部金融资产中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金融工具之间的关系以及国民生产总值中金融工具的规模、金融机构资产在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机构中的分配中存在巨大差异。他通过数量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了“只有一条主要的金融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的特点是：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在全部金融资产中的份额、银行体系的地位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规律性，只有在为战争融资或通货膨胀时才显示出规律性的偏差。在这条道路上，不同国家在不同日期从这条道路上起步，不同日期有两层含义，即从不同日历年度起步或从不同的非金融经济发展阶段起步。沿着这条路径。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速度，这一速度仍然包括日历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涵义，但各国偏离这一路径的程度很小”(戈德史密斯，1969)。
Ⅵ 如何玩转金融
掌握的基本知识：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财务会计；；公司财务；证券定价.效用理论，股票定价；证券市场.各种金融产品的类别,交易机制；国际金融.外汇市场各种金融产品/外汇市场机制/BOP项目/各种汇率制度/汇率调整机制.推荐一本书——斯蒂格里茨的；企业战略.公司战略决策。
金融，自学，比较适合中小企业家，因为他们学了，就可以用于现实中当中。 学了，要有地方用，才能明白透彻。一般人学了。很难得到实践的机会。别人也不敢用你。就会有一些人。走上钻法律漏洞这条路。一个普通人，只能从民间金融机构入手，先从个人融资和企业的简单融资开始。
一般来说，金融工具的数量、种类、先进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的数量、种类、效率等的综合，形成不同发展程度的金融结构。按照西方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的解释，一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是由众多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组成的。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组合，构成不同特征的金融结构。
(6)戈德史密斯的金融资源扩展阅读：
金融 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
金融（FINANCE）就是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之后，实现价值和利润的等效流通。（专业的说法是：实行从储蓄到投资的过程，狭义的可以理解为金融是动态的货币经济学。）
金融是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中进行资源跨期的最优配置决策的行为。
Ⅶ 戈德史密斯的恶意收购为何履履获胜
请参考文章：
《戈德史密斯肢解企业的恶意收购》
通常的兼并收购，是一家企业将别的企业联合到自己旗下，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华尔街，最时髦的并购却是由金融资本家发动的。他们买下一家公司并非为了长期经营，而是将它肢解后立即转手倒卖，赚取中间的差额利润。由于这种并购一般会彻底瓦解被收购企业的原有架构，破坏原有企业的长期经营战略。因此，工业企业对这种收购战恨之入骨。
拥有英法双重国籍的戈德史密斯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金融资本家，外号“金融鳄鱼”。美国企业家们对他简直又恨又怕。
戈德史密斯的第一笔交易就一鸣惊人。1972年4月，他一举斥资7亿美元，兼并了经营不理想的“大联合超级市场集团”。这是一家居美国同行业第九位，下辖600家商店、职工2.7万人，年营业额12亿美元的大型连锁商业企业。戈氏将它一口吞下之后，急速扩展集团规模、新设销售网点，使连锁店增至900家，销售网遍及美国东海岸和加拿大，年营业额达到15亿美元。然后，戈氏便开始将这个企业逐步肢解。短短一年之内，他就转让了所有商店的一半，仅留下450家规格、档次较高的分店，当年攫取纯利1亿美元！以致华尔街盛赞这是：“金融探险史的壮丽诗篇”，而实业家则惊呼“新冒出了一条金融鳄鱼”。戈德史密斯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如法炮制了几次，每次都获利500~700万美元。
1977年，戈氏又把目标对准了经营不善的大型木材企业钻石公司。钻石公司有100年历史，曾因发明火柴而成为美国250家大企业之一。其经营领域横跨森林、纸品、罐头、塑料泵等15个行业，年销售额12亿美元，但现在由于经营状况不佳致使股价严重超跌。最使戈氏心动的是：该公司在美国西北部有70万公顷森林，这笔巨大的财富在钻石公司的股价中几乎没有体现出来……
戈德史密斯为了出其不意，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只吸纳了钻石公司4％的股权，直到1980年，该公司的效益继续大幅下滑，其董事会内部也出现了权力争斗，戈氏这才抓住时机，发动了总攻。他迅速调集了几亿美元的资金，大量吸纳钻石公司的流通股票，并公开了兼并的意向。
遭到袭击的钻石公司顿时方寸大乱，他们一面与戈氏协商妥协的办法，一面十万火急寻求别的大财团的支持。但两方面的进展都极其缓慢。
1981年钻石公司的经营愈发恶化。戈德史密斯又适时发动了攻心战。他首先劝说公司的中小股东，“规模过于庞大是公司的真正灾难，不把它的多种经营紧缩掉，就不能有良好效益。”戈氏回过头来又劝钻石公司的管理层说：“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卓有成效地管理15层各不相同的业务活动，兼并是实现适度规模、取得最佳效益的催化剂。假如经营继续恶化，董事会和经理们都无法对股东交待，反使被兼并的过程加快。”
在戈德史密斯紧锣密鼓的攻心战面前，钻石公司的斗志土崩瓦解，董事会宣布缴械投降。这样，戈氏只用6.6亿美元就吞掉了销售额达13亿美元的公司。他接下来又用一年时间卖掉钻石公司中与木材生产不相关的各种企业，最后相当于只花了很少一笔钱就获得了70万公顷的森林。他看准木材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上涨，这70万公顷森林将是无本万利的大买卖。
1984年1月，戈德史密斯三度出手，准备收购美国排名前400位的大企业克朗公司。这一次的难度与上两次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越发体现出戈氏不凡的身手。
克朗公司是一家大型造纸企业，与钻石公司一样，戈氏也是看中它拥有的90万公顷的森林。若与钻石公司的那70万公顷森林加起来，戈氏拥有的森林面积将是比利时国土的一半！
克朗公司知道来者不善，火速请防卫专家制订出了“毒丸计划”，即那种让袭击者就是得手也会被拖垮的财务计划。克朗公司希望以此吓退这条可怕的金融鳄鱼。然而一切准备就绪，戈氏反而毫无消息了。一直等了11个月，克朗的董事长长舒了一口气，“毒丸计划”果然有效！
谁料12月12日，戈德史密斯正式宣布将收购克朗公司，吓得刚做完手术的克朗公司董事长立即出院，从三个方面完善原有的“毒丸计划”。
一是压低股息，让收购方无利可图；二是宣布新股东没有选举权，董事会每年最多更换1／3，任何重大决定须经董事会2／3票通过，让收购者无权控制公司；三是公司高级负责人离职时须支付其3年工资和全部退休金，总计1亿美元，公司骨干离职时须支付其半年工资，总计3000万美元，这将使收购者背上沉重财务包袱。该计划将在对手持股超过20％时自动生效。谁知宣布了上述计划，戈氏又无声无息了。一连4个月，克朗公司的管理层被这种沉默的恐惧气氛所笼罩着。董事长觉得这还不保险，又找了一家平时关系不错的梅德公司，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全面收购克朗公司的股票，当然也包括了戈氏手中以每股42美元吸纳的克朗股票。
1985年4月，戈德史密斯表示对50万美元的价格很满意，此次将净赚1亿美元，因此同意放弃收购。梅德公司没想到戈氏如此爽快，其实根本就没有做好收购克朗公司的准备。就在双方签订协议前十几分钟，梅德公司主动取消了交易。
孤立无援的克朗公司只好回过头与戈氏谈判，由于戈氏坚持要持有公司30％以上控股权，双方的谈判破裂了。
六神无主的克朗公司本以为戈德史密斯会加紧吸纳自己的股票，谁料第二天，等到的却是戈氏宣布撤消这次8亿美元的收购计划！消息一宣布，毫无准备的人们大肆抛售克朗公司股票，导致股价大跌。克朗公司的管理层如坠入五层云雾，搞不清戈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经过分析，他们认定，还是“毒丸计划”发生了作用。克朗公司上下一扫愁云，开始兴致勃勃地制定公司的“振兴计划”。
这次克朗公司又大上其当，其实戈德史密斯正趁克朗股价大跌之机而加紧收集筹码。5月13日，他已拥有克朗公司19.99％的股权，并给克郎发去最后通谍：不取消“毒丸”，5月13日后将增持股权至20％以上。克朗公司先是一惊，继而暗喜：这样“毒丸”计划就会生效，戈德史密斯就会大吃苦头了！
谁知戈德史密斯暗地里去做各位大股东和董事的工作，说服他们把手中的股票卖给自己。这一招果然奏效，到7月10日它悄悄控制了公司20％股权，到7月15日已超过50％，其实已暗中控制了公司。
7月25日，戈德史密斯召集了临时股东大会，他利用手中的股权成为克朗公司的新任董事长并宣布取消“毒丸计划”。原任董事长这才如梦方醒。
接手克朗公司之后，戈德史密斯把这个庞大的公司予以解体，到年底，除保留一家小公司外，克朗公司几乎被全部分割出售干净。戈氏只把主要精力放在兼并来的90万公顷森林上。这次兼并成功之后，戈氏再度成为华尔街的风云人物，当然，企业界对他的这种恶意收购也更增加了一份仇恨。
案例点评：
1、兼并收购真是一个斗智半勇的战场，只有智勇双全的人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戈德史密
斯声东击西，虚虚实实，对付猎物就像猫玩耗子一样轻松惬意。也许只有美国那种市场经济的环境，才能培养出这种无情的金融怪才。
2、近年来美国经济界对这种一味追求金钱的恶意收购颇多微词，认为它除了给金融资本家
带来超额利润之外，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它也提醒着我们的证券市场管理者，不要让这种畸形的收购在我们的证券市场上蔓延滋生。
Ⅷ 什么是金融资源
试论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
近年来，金融资源这一词条在实际部门和学术研究中出现频率比较高，但它的含义怎样科学规范，却少有研究。也许不需要学究式的规范，只要大体认同就行了，则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作为资金的货币和能够流通的证券，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接受信用也能够称作金融资源。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够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能够带来增值。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必须掌握资源，其中包括金融资源；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与经济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现阶段我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除了政策法规外实际上掌握着两种资源，即货币资金和土地。因此，分析研究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是有意义的。
（一）
现阶段，我国的金融格局仍然是国家或者政府掌握金融资源，这不仅表现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国有政策性银行占领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绝大部分(70%以上)，而且表现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也是国家或政府控股。它们的业务活动不仅受政府监管，而且受政府指挥，有人说监管部门接二连三地发文件具体指导商业银行的业务操作，简直成了银行的“业务总监”。在这种状况下，全国金融系统的业务操作“全国一盘棋”。金融资源的分配呈现为“要紧都紧，要松都松”，基本上没有原则。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我国的金融制度性质和体制设计决定的。我国金融制度体制改了这么多年，改了什么呢?改变了机构设置，改变了名称，但性质没有变，机制没有变，也就是说国家或政府统一掌握金融资源的性质没有变，按级别运作的一套机制没有变。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负责人既是老板，更是官员，既要完成利润目标，更要完成政府目标，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放弃自身追求利润的目标，首先服从大局需要。有人说，在我国没有真正的商业银行，因为它不完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可以讨论。但有一点能肯定，在我国商业银行没有完全按“商业化”运作，也不可能完全按商业化运作。换句话说，完全按“商业化”运作，要有个过程。
在实际中，非商业化运作的表现是：贷款失误，不是按市场原则去处理，而是要受到政府、上级处分；对民营经济发生业务带来的风险大于对国有经济发生业务带来的风险；对国有经济贷款收不回来，能够大事化小，说得清楚，平安无事，而对民营经济贷款收不回来，就涉嫌贿赂，而要追究责任等。这种做法，虽然少见，但它有力地证明：在国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资源的条件下，商业银行的经营还没有完全的自主权。
(二)
为什么在我国，国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资源的状况改不了，不能改?概括地说，是保国有经济。因为国有经济(包括国有控股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换句话说是“执政之基”。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除了没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外，绝大部分是基于国家财政投资。多少年来国家投资项目注重建设资金到位，缺乏运营资金配套，使得国有企业缺乏流动资本。流动资本靠银行贷款，大多数企业，负债率都很高。应当说这种状况改变不了，首先是理论上的误导：银行为国家积累资金；其次是投融资制度的严重缺陷。实际情况是国有经济和国有控股经济负担过重以及其他众所周知的原因，赚不到钱或赚不到更多的钱，甚至严重亏损，而在这种状况下又不让它们破产，要让它们生存下去，要让它们继续维持和发展，使得国有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处于困境状态中。为了解除国有企业所处的困境，只有靠外部援助，包括外部融资，而外部融资，主要靠银行，不仅靠银行贷款，而且靠股市，曾记否，当年权威人士曾明确提出：要让国有企业的股票优先上市作为缓解企业困境的重要渠道，说白了就是“上市圈钱”。靠外部救助、融资保生存不破产、保发展续业绩，而在“包袱”又未减轻的状况下，亏损继续，在企业继续亏损的状况下，上市股票价值趋跌，融资贷款难以偿还，造成大量的金融不良资产，也就在所难免了。可以说，在国家掌握金融资源的状况下，政府为了维持发展国有经济，使得金融与经济胶合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也金融，败也金融”。在这里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预言：如果保国有经济的制度不改革，国家掌握金融资源的局面难以改变，则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也不容乐观。
(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在我国金融成了国有经济的“钱袋”，不仅企业缺钱找银行，政府缺钱也找银行，银行成了填补资金缺口的“蓄水池”，似乎这个“蓄水池”不会干竭。其实这个“蓄水池”的量是有限的，因它所积蓄的资源主要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的钱来自“老百姓”的货币积蓄，在老百姓的货币收入有限从而货币积蓄有限的情况下，要银行成为资金缺口填补的蓄水池，只有增加货币供给，发票子，导致货币贬值。
当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老百姓投资没有回报，老百姓的经营也没有回报，近年来，股市连续下跌，老百姓投资股市没有赚钱，而是总体亏损。在这种状况下，人们为什么仍然向银行存款，使银行存款继续增长呢?通常的解释是为了安全，其实仅此解释是不够的，比较全面的合理解释是：(1)老百姓的趋利性弱，求安全性强；(2)对货币的隐形贬值不觉察(因为存款未成为现实的购买力)；(3)有额外货币收入，可弥补。有人说当前我国进入了负利率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负利率不利于储蓄转化为投资，不利于人们的选择，不利于金融产品创新，不利于金融市场发展，不利于金融业的运行，可是在我国这样的负面影响呈现得不明显。怎么解释，应当说与国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资源的条件下，能够不按市场价格去配置金融资源，能够无视利率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作用。这表明：我国现阶段金融资源的分配仍然基本上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并且可以不讲效益。
(四)
人们在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时，常常以金融相关率(rpe／GDP)去表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其实“m2／GDP”能够表明什么，不能表明什么，需要研究。金融相关率FIR(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是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提出的，戈斯认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金融发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要以金融结构去衡量，金融结构是一国的金融上层结构。一国的经济基础体现在拥有的国家财富中，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率上。戈德史密斯设计出的计算FIR的基本公式的内容并不简单，但人们为了简化，便以m2／GDP去代表。这样的公式：
首先要表达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的市场化程度。也就是说，通过FIR考察当家庭、企业、政府的资金短缺时，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融资，多大程度上靠内部融资。外部融资靠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如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占国民产值的比率越高，表明储蓄与投资的分离程度越显著，而二者的分离程度越显著，反映融资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化与货币紧密相连，经济货币化意味着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联程度和对市场的依存度，所以经济货币化的金融解释，其含义应当是融资的市场化。而融资市场化的程度反映金融业的发展，所以，FIR与其说是表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不如说是表明金融业的发展程度。经济的发展与融资的市场化相关。
其次，要表达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与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相关。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决定于供求，而供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率。当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上涨时，意味着利率下跌，利率下跌，有利于投资，投资扩大使国民产值增长；相反，当利率上升时，金融资产市场价值下跌，利率上升，不利于投资，投资缩减，使国民产值降低。所以，概括的说，这种相关性是：资产价格——利率——投资——经济等这组经济变量的互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变量的互动(包括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FIR反映了人们的心理预期的变动，比例趋高，反映人们的心理预期“利好”，金融工具作用于有形财富的力度增大，相反，力度缩小。可以说，FIR是人们的一个信心指数。
第三，要表达的是金融资源的利用程度。这些年来，我国m2／GDP的比值持续上升，其数值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人由此认为我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迅速提高，其实，这只是一个认识误区，m2／GDP值的迅速提高，难以真实地反映我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相反，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浪费，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指标，即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分母是GDP的增长，分子是资本增长，也就是投资，其含义是增加1元钱的产出，要增加多少投资。如果m2／GDP的值以增量表示，并假定吨的增量转化为投资，则金融相关率与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含义趋同。近年我国m2／GDP的值大约在5—8之间，即增加1元的GDP，要增加5—8元的投资，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值一般保持在1—2.5左右，这表明我国投资效率低下，金融资源的配置并不节约，而是浪费。
Ⅸ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鳄鱼
拥有英法双重国籍的戈德史密斯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金融资本家，外号“金融鳄鱼”。美国企业家们对他简直又恨又怕。
戈德史密斯的第一笔交易就一鸣惊人。1972年4月，他一举斥资7亿美元，兼并了经营不理想的“大联合超级市场集团”。这是一家居美国同行业第九位，下辖600家商店、职工2.7万人，年营业额12亿美元的大型连锁商业企业。戈氏将它一口吞下之后，急速扩展集团规模、新设销售网点，使连锁店增至900家，销售网遍及美国东海岸和加拿大，年营业额达到15亿美元。然后，戈氏便开始将这个企业逐步肢解。短短一年之内，他就转让了所有商店的一半，仅留下450家规格、档次较高的分店，当年攫取纯利1亿美元！以致华尔街盛赞这是：“金融探险史的壮丽诗篇”，而实业家则惊呼“新冒出了一条金融鳄鱼”。戈德史密斯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如法炮制了几次，每次都获利500~700万美元。
1977年，戈氏又把目标对准了经营不善的大型木材企业钻石公司。钻石公司有100年历史，曾因发明火柴而成为美国250家大企业之一。其经营领域横跨森林、纸品、罐头、塑料泵等15个行业，年销售额12亿美元，但现在由于经营状况不佳致使股价严重超跌。最使戈氏心动的是：该公司在美国西北部有70万公顷森林，这笔巨大的财富在钻石公司的股价中几乎没有体现出来……
戈德史密斯为了出其不意，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只吸纳了钻石公司4%的股权，直到1980年，该公司的效益继续大幅下滑，其董事会内部也出现了权力争斗，戈氏这才抓住时机，发动了总攻。他迅速调集了几亿美元的资金，大量吸纳钻石公司的流通股票，并公开了兼并的意向。
遭到袭击的钻石公司顿时方寸大乱，他们一面与戈氏协商妥协的办法，一面十万火急寻求别的大财团的支持。但两方面的进展都极其缓慢。
1981年钻石公司的经营愈发恶化。戈德史密斯又适时发动了攻心战。他首先劝说公司的中小股东，“规模过于庞大是公司的真正灾难，不把它的多种经营紧缩掉，就不能有良好效益。”戈氏回过头来又劝钻石公司的管理层说：“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卓有成效地管理15层各不相同的业务活动，兼并是实现适度规模、取得最佳效益的催化剂。假如经营继续恶化，董事会和经理们都无法对股东交待，反使被兼并的过程加快。”
在戈德史密斯紧锣密鼓的攻心战面前，钻石公司的斗志土崩瓦解，董事会宣布缴械投降。这样，戈氏只用6.6亿美元就吞掉了销售额达13亿美元的公司。他接下来又用一年时间卖掉钻石公司中与木材生产不相关的各种企业，最后相当于只花了很少一笔钱就获得了70万公顷的森林。他看准木材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上涨，这70万公顷森林将是无本万利的大买卖。
1984年1月，戈德史密斯三度出手，准备收购美国排名前400位的大企业克朗公司。这一次的难度与上两次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越发体现出戈氏不凡的身手。
克朗公司是一家大型造纸企业，与钻石公司一样，戈氏也是看中它拥有的90万公顷的森林。若与钻石公司的那70万公顷森林加起来，戈氏拥有的森林面积将是比利时国土的一半！
克朗公司知道来者不善，火速请防卫专家制订出了“毒丸计划”，即那种让袭击者就是得手也会被拖垮的财务计划。克朗公司希望以此吓退这条可怕的金融鳄鱼。然而一切准备就绪，戈氏反而毫无消息了。一直等了11个月，克朗的董事长长舒了一口气，“毒丸计划”果然有效！
谁料12月12日，戈德史密斯正式宣布将收购克朗公司，吓得刚做完手术的克朗公司董事长立即出院，从三个方面完善原有的“毒丸计划”。
一是压低股息，让收购方无利可图；二是宣布新股东没有选举权，董事会每年最多更换1/3，任何重大决定须经董事会2/3票通过，让收购者无权控制公司；三是公司高级负责人离职时须支付其3年工资和全部退休金，总计1亿美元，公司骨干离职时须支付其半年工资，总计3000万美元，这将使收购者背上沉重财务包袱。该计划将在对手持股超过20%时自动生效。谁知宣布了上述计划，戈氏又无声无息了。一连4个月，克朗公司的管理层被这种沉默的恐惧气氛所笼罩着。董事长觉得这还不保险，又找了一家平时关系不错的梅德公司，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全面收购克朗公司的股票，当然也包括了戈氏手中以每股42美元吸纳的克朗股票。
1985年4月，戈德史密斯表示对50万美元的价格很满意，此次将净赚1亿美元，因此同意放弃收购。梅德公司没想到戈氏如此爽快，其实根本就没有做好收购克朗公司的准备。就在双方签订协议前十几分钟，梅德公司主动取消了交易。
孤立无援的克朗公司只好回过头与戈氏谈判，由于戈氏坚持要持有公司30%以上控股权，双方的谈判破裂了。
六神无主的克朗公司本以为戈德史密斯会加紧吸纳自己的股票，谁料第二天，等到的却是戈氏宣布撤消这次8亿美元的收购计划！消息一宣布，毫无准备的人们大肆抛售克朗公司股票，导致股价大跌。克朗公司的管理层如坠入五层云雾，搞不清戈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经过分析，他们认定，还是“毒丸计划”发生了作用。克朗公司上下一扫愁云，开始兴致勃勃地制定公司的“振兴计划”。
这次克朗公司又大上其当，其实戈德史密斯正趁克朗股价大跌之机而加紧收集筹码。5月13日，他已拥有克朗公司19.99%的股权，并给克郎发去最后通牒：不取消“毒丸”，5月13日后将增持股权至20%以上。克朗公司先是一惊，继而暗喜：这样“毒丸”计划就会生效，戈德史密斯就会大吃苦头了！
谁知戈德史密斯暗地里去做各位大股东和董事的工作，说服他们把手中的股票卖给自己。这一招果然奏效，到7月10日它悄悄控制了公司20%股权，到7月15日已超过50%，其实已暗中控制了公司。
7月25日，戈德史密斯召集了临时股东大会，他利用手中的股权成为克朗公司的新任董事长并宣布取消“毒丸计划”。原任董事长这才如梦方醒。
接手克朗公司之后，戈德史密斯把这个庞大的公司予以解体，到年底，除保留一家小公司外，克朗公司几乎被全部分割出售干净。戈氏只把主要精力放在兼并来的90万公顷森林上。这次兼并成功之后，戈氏再度成为华尔街的风云人物，当然，企业界对他的这种恶意收购也更增加了一份仇恨。
Ⅹ 你好，帮我一下，问题是“金融市场的层次结构”，谢谢
一、区域金融组织成长差异与西部金融组织内生成长的困境
1.区域金融资产结构对比分析
我国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首先表现在金融资产结构的差异上。在东部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金融结构较为合理，区域金融市场较为发达，企业居民的投资意识较强，金融内生性的基础完备，而西部地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则截然相反。其差距主要体现在存贷款、股票和企业债券等金融资产指标上。
(1)各地区存、贷款余额全国占比比较
存、贷款是金融市场组织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最重要的来源和方式。一般认为，金融市场组织的基本功能就在于积聚存款、投放贷款，以优化资金配置，积极动员各经济部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参与贡献。存款积聚不足即为资本供给不足，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而储蓄充足时，要促进经济发展，还须以储蓄能够充分有效地转化成投资为前提。
统计结果显示，东西部地区存贷款资金量的差异非常大。西部地区的存、贷款量都远远低于东部地区。从 1996年和2002年的数据对比来看，两地区的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从统计资料看，约占全国面积14%、人口41.62%的东部地区，1996年拥有金融机构存款的62.4%、贷款的54.7%，到2002年存、贷款分别增加为64.45%和62.72%；中部地区占全国面积30%、人口占35.42%，1996年拥有全国金融机构23%的存款和27.6%的贷款，2002年存、贷款占全国比分别降为20.81%和21.9%；而西部地区拥有全国56%的土地面积和22.96%的人口，1996年却只占有14.6%的存款和17.7%的贷款，2002年为14.74%、15.38%。进一步从横向比较来看，2002年，东部地区存款余额65666.67亿元，中部21198.86亿元，西部仅15016.87亿元。东部地区存款是西部地区的4.37倍。贷款方面，东部地区46463.8亿元，中部地区为16219.98亿元，西部仅11394.36亿元，东部地区贷款是西部地区的4.08倍。上述数据充分说明东部和西部无论是在存款还是贷款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西部地区传统的金融市场组织(银行)融通资金能力较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小，同时也说明西部经济增长面临着严重的资金支持短缺问题。
(2)各地区证券市场上募集资金比较
作为金融市场组织的重要有机部分的证券市场，是社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区域结构极不平衡。
截止 2003年底，沪深1340家上市公司中，东部地区有834家，占总数的63%；中部地区有296家，占总数的21%；西部仅有220家，占总数的16%。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额统计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在证券一级市场上的差距也非常之大。截止2002年，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发行募集资金额为22143.9亿元，占总数的76%；中部地区为4424.5亿元，占总数的15%；西部地区为2688.7亿元，发行募集资金占全国比仅仅为9%。东部地区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募集到的资金是西部地区同期的8.44倍。从上市公司流通市值我们也能够发现东西部的差距。截止至2003年12月31日，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流通市值为 7979.23亿元，西部地区为1570.91亿元，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4.08倍。虽然西部地区有很多资金密集且适宜上市的资源型企业，但是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的筹资额仍远小于东部地区。这也充分说明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组织竞争力较弱，甚至与中部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3)各地区企业债券发行量比较
债券也是我国实施产业政策和企业直接融资的手段之一，它主要分为国家债券和企业债券，我国的企业债券发行额也呈明显的区域差异。
1997年企业债券发行额东部地区为5665155万元，占全国的48.59%，中部地区企业债券发行额为 4980604万元，占全国的36.39%，而西部地区的企业债券发行额为205575万元，仅占全国的15.02%，东部地区企业债券的发行额是西部的3.2倍。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金融资产差异较大，中西部的直接、间接融资能力都明显落后于东部。
2.地区间金融相关率比较
在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时，通常用金融增长作为替代。所谓的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财富的比例。国际上通常采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和麦金农的货币化程度来衡量金融增长。但是，在进行地区间的金融发展比较时，由于中国银行体制的独特性造成金融资产无法按地区统计以及 M2数据未能按各省份统计，所以，无法直接用戈氏和麦氏的指标来衡量各地金融增长的差异。由于中国的主要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而银行的最主要资产也是存款和贷款，所以，利用地区间各银行的存贷款数据与各地GDP的比率，基本上可以揭示出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周立，胡鞍钢 2002)。据周立和胡鞍钢的研究，1978年以前，国有银行在各地区的存贷款占各地GDP的比率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初期，金融初始条件差异不大。甚至西部的金融相关比率还略高于东中部地区(1978年东部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为98%，中部为87%，西部为100%)。改革开放以后，各地的金融相关比率都在逐步上升，但地区间的不平衡状态迅速显现。1998各省平均金融相关比率达到了 204%，东部地区金融深化最快，中部为151%，西部为201%。
但是，若加上非国有银行的存贷资产，地区差距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东部地区从 90年代开始，通过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建立，开始从市场中对金融资源进行争夺，并且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从全部金融相关比率(含国有和非国有金融资产)看，到1998年，东部地区全部金融相关比率与国有金融相关比率的差距已占全部金融相关比率近30%，中部约为20%，而西部仅为10%。东部地区的北京、深圳、上海、海南、广东五省市的金融相关比率在1999年都高于300%。较高的金融相关比率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发展水平相匹配，东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差距的拉大与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是同步的。
3.区域金融市场组织机构分布比较
从金融市场组织的数量分布上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很明显。本文主要从银行机构、证券机构以及期货机构的分布状况进行对比分析。
2001年全国共有各类金融市场组织数150323个，其中东部地区69242个，占总数的46%；中部地区48942个，占总数的33%；西部地区32139个，占总数的21%。东部地区各类金融市场组织是西部的 2.2倍。然而，进一步分析市场化改革后出现的非银行类金融市场组织时，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外资金融机构，我们发现东西部的差距更大。如上述右图所示，非银行类金融市场组织东部是西部地区的14.5倍。这还不包括西部根本就不存在的基金组织(因为基金只存在于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故不存在区域可比性)，否则差距更大。中央银行的九大分行也只有西安、成都两个分行是位于西部地区。从每万人拥有金融市场组织数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2001年，全国平均为1.17783个／万人，东部地区为1.29298／万人，西部地区仅为1.0977／万人，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低0.19528个万分点。这些差距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这说明西部地区极度缺乏市场化的金融市场组织。
4.区域金融市场组织金融工具创新能力比较
金融工具的创新与运用是地区金融市场组织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组织多以传统业务为主，金融产品的种类和业务手段都大大少于东部地区。这里我们用中国工商银行的信用卡发行量和交易量作为研究的对象。
2002年，该行共计发行信用卡?3，768，383张，其中东部地区发行量为44，503，396张，约占发行总量的60%；中部地区发行量为14，714，234，约占发行总量的20%；西部地区发行量为14，550，753张，约占发行总量的20%。西部是东部地区的33%。从交易量上更能看出两者的差距，同期西部地区通过信用卡实现的交易量为11，223，695万元，约占全部交易量的12%；东部地区为61，912，498万元，约占全部交易量的67%。就交易量而言，西部仅是东部地区的18.13%。西部地区通过信用卡所实现的交易量在全国的占比低于发卡量的占比，说明西部信用卡的活跃度也偏低，甚至有些卡可能长期处于沉寂状态。
综上所述，可以进一步看到，东部地区金融市场组织结构较为发达，金融工具的规模大且种类多。金融市场组织与金融工具的高度匹配意味着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多，交易者资产形成选择的范围大，这就有助于积极有效地动员更多的储蓄，并快捷高效地配置到各个投资项目上。而至于西部地区，数据显示其金融市场组织结构是低级化的。金融工具单调 (且主要是以存单与贷款合约的形式)，即便金融市场组织总数占到全国的21%，但主要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份额是65.8%，这也是传统金融市场组织分布均齐化的结果)，而非银行金融市场组织(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外资银行)仅仅约为全国总数的6%。总之，一方面，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组织结构不均衡，另一方面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组织的弱匹配。低级化的金融市场组织结构必然有碍于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5.地区间金融成长环境的差异
地区间金融发展差距除上述表现外，金融发展环境的差距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视角。由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所以，伴随着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拉大，金融发展的经济环境的差距也在拉大。
首先，按照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一个地区的金融成长，应当是区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在各种内生因素中，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是金融成长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指标落后的话，区域金融成长的基础就非常薄弱。从下图可以看出，东西部地区在金融成长环境方面的差异。
我们可以从东中西部地区 GDP的总量增速上看到三者的差距。从1992到2002年间，东部12省区的GDP总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增长曲线较为陡峭；而同期，西部10省区的GDP总量增加较为缓慢，曲线较为平缓。同时，从东中西部地区GDP在全国的占比构成图也能看出三者的差距。西部地区GDP占比近几年一直处于增长缓慢的状态，而东部地区在全国GDP份额的占比有明显的增加。
从人均收入角度看，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趋势。东部地区的人均总收入比西部地区人均高出 2743.72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要高出2512.39元。所以，从金融成长的内生环境看，西部地区不但没有改善，而是在竞争中更处于劣势状态。
其次，从金融成长的内生环境看，一个地区的市场化发育程度越高，市场化配置资源 (尤其是资金资源)的效率就高，从而越有利于适应市场机制的经济组织(尤其是金融组织)的成长。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内生环境日益恶化的状况下，西部金融组织无疑陷入到了成长困境之中。
二、区域金融组织成长差异的解释及其效应分析
1.国家金融政策对区域金融组织成长的影响分析
西部经济发展与现行融资体制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国家统一融资制度安排和财政货币政策统一运作之间的矛盾。全国统一制式的金融体制难以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向高层次、高效率方面发展，具体表现在：
(1)全社会统一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采取了一个非弹性方式，其比率长期不动，且不同地区实施同一比率。也就是说，它充分体现了集中资金的功能，而不重视调节货币总量的功能。中央银行扩大(缩小)准备金率，通过货币乘数(货币乘数=1／(法定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的作用，使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增加)。由于法定准备金率全国是统一的，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信用化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其现金漏损率较高，再加上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资金回流(资金漏出)，这使西部地区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西部金融组织的可控资金就少于东部地区，金融组织资金支配能力的下降致使西部地区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少于东部地区，这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