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凯恩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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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发布时间：2000年07月24日
赵志耘 郭庆旺
37年前，我国政府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当历史跨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当市场机制渐变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时候，当财政政策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调节工具的时候，公债重新登上经济舞台!
然而，公债融资与经济运行特别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如果站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政府该不该发行公债？在何时发行公债合适？是发行长期公债还是发行中短期公债？发行多少公债为宜？如何确定公债利率水平？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不涉及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要素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如果不搞清这些问题，政策就不可能正确地制订公债管理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利用公债管理政策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遗憾的是，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理论界一直把财政范畴置于上层建筑领域里，没有把它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再加之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匆忙发行公债，理论界又转而讨论公债发行、管理中的具体操作问题，没有顾及公债理论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尚属处女地。因此，本文试图依据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探讨在赤字预算政策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政策选择的情况下，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并结合实际分析我国公债融资与十余年来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首先，确立分析财政政策效果的经济增长模型，并简要说明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途径。然后，把公债融资效应区分为财政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全面研究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根据这些理论分析，这我们剖析我国的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财政政策效果
我们曾经根据藤田晴的研究[1]利用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本文仍将依据该模型讨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公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在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通过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实现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以前研究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结论。
我们在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曾提出三种经济增长率，即“充分就业增长率”、“支出增长率”以及“最优经济增长率”。充分就业增长率又称“能力增长率”或“必要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达到的增长率，这是在没有通货膨胀压力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所谓支出增长率是指各种支出函数所规定的国民支出增长率。所谓最优增长率就是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的增长率。均衡增长率是指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相等状态下的增长率。哈罗德称谓的自然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下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生产增长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如果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那么，至少作为一种长期倾向，生产设备充分利用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理想的经济增长过程就会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潜在失业人口，最优经济增长率就是能够达到的最大的均衡增长率；如果经济中没有潜在的失业，则自然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
根据我们的分析，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至少可以通过四种财政政策措施来实现：（1）提高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2）提高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的比率。（3）提高政府投资产出系数。（4）降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支出增长率的财政措施包括：①提高政府支出比率。②降低税收比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的财政政策措施包括下列三种组合：A降低税收比率，提高政府投资比率或政府投资产出系数；B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产出系数；C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呈同向变动。
下面，我们根据上述这些基本结论，具体分析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与流动性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是指公债融资配合政府的收支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流动性效应是指公债融资因改变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二、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
1．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支公债和减税公债的影响上。
（1）增支公债。在税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债发行来融资，可能会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一般来说，政府支出总规模中，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所占比例较高。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由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会降低国民储蓄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增支公债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公债来源于消费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居民，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很大。当然，如果公债发行为政府投资的增加融资，使得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提高，经济产出的能力增长率必然提高。
（2）减税公债。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减税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而发行公债，也可能会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根据上述分析，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税收比率），会提高民间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特别是在公债的资产效应起作用的情况下，民间消费比率提高的幅度会更大。因此，国民储蓄将下降，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减少，会削弱经济的增长能力。当然，如果减税公债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所得税而不是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由于主要的投资主体――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对增加了，减税公债可能会有利于经济增长。
2．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结论我们得知，支出增长率仅与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的变化有关，因此，我们通过分析公债融资一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的关系。阐明明增支公债和减税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1）增支公债。在税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债发行来融资，可能会提高支出增长率。众所周知，在凯恩斯的理论框架中，总需求的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而总需求增长的直接因素又是社会总支出的增加，其中，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导致国民支出的基本力量。当公债为政府支出增加融资时，一方面公债融资的政府支出增加是国民支出的直接叠加因素，另一方面公债发行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民间消费支出，也直接构成国民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增支公债将促使支出增长率提高。
（2）减税公债。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减税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而发行公债，也将提高支出增长率。减税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提高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府支出没有降低，仍保持其原有的作用。第二，如果减税政策降低的是个人所得税，将给个人留下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在边际消费倾向一般高于边际储蓄倾向的情况下，个人的消费支出会增加。第三，如果减税政策降低的是企业所得税，将给企业留下更多的资金，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资金，企业的投资支出可能增加。第四，公债发行具有资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民间消费支出。
（3）公债融资对最优增长率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结论可知，在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效率四个财政政策变量中，只要同时适当地变动两个以上的变量，就能使充分就业增长率和国民支出增长率保持同一方向变化，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其中，由于政府投资效率的高低与公债融资的关系不大，故我们仅分析公债融资的前三个变量的关系来阐明其经济增长效应。
一般来说，税收收入是经济性预算收入，其结余部分构成资本预算收入，当经济性预算收入结余加上专项建设性收入不能满足资本预算支出时，公债收入就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第一种政策组合：降低税收比率与提高政府投资比率。如前所述，降低税收比率将提高支出增长率，但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为了提高均衡增长率，必须辅之以政府投资比率的提高。这样，公债政策必须是：减税公债的目的最好是为降低企业所得税融资；扩大公债发行，为政府投资筹集资金来源。
第二种政策组合：提高政府支出率和政府投资比率。政府支出率的提高将促使国民支出增长率提高，而政府投资比率提高将使充分就业增长率提高，因此，这两种财政政策变量必须是同向变动。这样，公债政策应是：公债发行主要是为政府投资支出筹集资金来源。
第三种政策组合：政府支出和税收比率同向变动。如上所述，这项财政政策组合对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来说似乎不大有效。就公债政策来说，公债融资似乎也没有必要，因为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时，税收收入也要增加，无需再用公债融资。
三、公债融资的流动性效应
在上述凯恩斯学派增长体系中，忽视了赤字预算或盈余预算所产生的流动性效应。但是，一般来说，只要财政收支不平衡，流动性方面的问题就有必要考虑。因此，本节从公债的流动性效应角度，分析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我们从前面的结论中看出，整个经济的非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就是总储蓄率，对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起了作用。就财政政策变量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税收比率和政府投资比率的提高，随着财政支出比率的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或者说必要增长率是上升的。
流动性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效果，完全取决于公债余额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消费是可支配收入和资产（公债）的函数。于是，假定消费占收入的比率与公债――收入比率是正相关。这样，若把有关消费的资产效应纳入该体系之中，则税收比率和财政支出比率的变化对必要增长率产生的影响效果比以前的分析有力。其理由是：税收比率的提高渐渐地减少了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了将来时点的公债――收入比率，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费倾向。也就是说，税收比率的提高，降低了公债余额的消费效应，将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至少财政支出比率的降低，也完全适用于同样的推论。但是，政府投资比率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效果，要视情况而定。其理由是：政府投资比率提高时，一方面，收入水平会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如果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公债规模也会急速扩张，公债――收入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不能先验地确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债的流动性效应是提高还是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由公债――收入比率决定。
在实行平衡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公债――收入比率的降低，同时降低消费占收入的比率，提高储蓄率，进而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倘若开始时是赤字预算（财政支出比率＞税收比率），此后，如果收入增长率比公债余额增长率提高缓慢的话，则公债――收入比率是上升的。由于这意味着消费倾向增大，这时的充分就业增长率会降低。因此，为了使均衡增长保持在一定比率上，赤字率必须与收入和公债余额的增长比率相同。
2．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
在凯恩斯学派增长模型框架下，当引入流动性来考察公债融资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时，只考虑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效果是必要的。
对投资产生的影响，主要了取决于公债发行的类型。在用长期公债筹措资金的情况下，公债的流动性效应提高了消费，但降低了投资。因此，公债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既有扩张性作用，又有抑制性作用。在用短期公债筹措资金的情况下，不但对投资，对消费也有扩张性作用。在不考虑流动性效应的情况下，税收比率的提高，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降低了有效需求增长率和支出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若引入流动性效应，公债融资强化了对支出增长率的降低作用。
3．公债融资对最优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如上所述，税收比率的提高或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将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如果把流动性效应考虑进来时，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这个框架下，即使税收比率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变化很小，也以消除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之间的潜在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凯恩斯学派增长体系中，流动性效应的存在提高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可是，倘若政府支出比率或者税收比率的变化对支出增长率的影响因流动性效应的存在而被削弱，消除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间的潜在缺口而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率（即最优增长率）的财政政策有可能失效。
四、我国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我们在前面利用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实质上是从公债融资的不同用途（用于增支或用于减税）分析公债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1）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公债融资有利于经济增长；（2）增加政府投资支出的增支公债融资将提高经济增长率；（3）公债――收入比率保持不变或下降将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
根据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十余年来的公债融资和公债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一，从公债――收入比率来看，我国的公债融资似乎对经济增长不利。（1）如表1所示，我国的公债――收入比率是很低的，公债的资产效应表现得比较明显，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效应较大。因而，民间部门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资金相对减少，可能会阻碍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不利。（2）自我国1981年发行国内公债以来，公债余额不仅在绝对额上迅速增加，而且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公债――收入比率）也连年提高。根据3.1小节的分析结果，如果公债――收入比率是上升的，公债融资将对充分就业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
表1 公债余额――收入比率国际比较
国家
年度
意大利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法国
英国
15个重债发
展中国家
中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60.0
66.3
71.9
77.1
84.0
88.5
92.7
95.0
－
－
－
－
－
57.0
61.1
66.9
68.4
69.0
72.8
75.5
73.0
－
－
－
－
－
45.1
50.1
56.1
58.8
64.6
68.6
68.8
68.2
－
－
－
－
－
37.2
41.1
44.2
45.2
48.3
51.1
51.6
51.5
－
－
－
－
－
36.4
40.1
41.4
43.8
45.4
45.4
47.5
47.2
－
－
－
－
－
54.5
53.2
53.4
54.8
53.8
52.0
49.6
44.9
－
－
－
－
－
8.7
11.7
12.6
14.2
14.9
15.8
15.9
16.4
－
－
－
－
－
1.12
1.97
2.58
2.97
3.26
3.68
4.57
5.91
7.62
6.79
7.24
8.28
9.31
说明：表中15个重债发展中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前南斯拉夫。
资料来源：帕伯罗·E·圭多提和曼摩汉·S·库莫，1993，《负债国家的国内公共债务》，第24-25页；中国金融出版社，有关中国的数据，是笔者根据有关资料计算而得。
公债――收入比率的理论与实践相吻合，按理说我国的公债融资有碍于经济增长应该成为定论。可是，我们认为，具体到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不能简单地做出这样的判断。（1）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各部门、企业多年来一直具有饱满的投资需求冲动，乃至几次经济过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投资膨胀所致。正如学者们所分析的那样[2]，80年代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快，1981-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8％，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95％；固定资产投资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过大，1981-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1-39.8％，而这一比重接近或超过30％的1985年、1986年、1987年、1998年、1992年和1993年，都在当年或次年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所以，我国现行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重任在于如何有效地控制投资需要膨胀。如果说我国这种低公债――收入比率不利于投资需求的话，可能还是件好事；与其说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如说有利于经济稳定。（2）就我国目前的公债规模来说，公债――收入比率提高是否不利于经济增长，还不能从根本上确定。因为，我国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是在公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起步阶段出现的。在公债发行初期，公债余额必然呈累积趋势。况且，理论上所说的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不利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公债――收入比率提高的负作用是指在一定水平上的公债一收入比率的提高，这一边际水平在不同国家或一国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比如，在工农业化国家，公债――收入比率的边际水平可能是40％，发展中国家可能是20％。如果不超过这一水平，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可能无防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公债――收入比率在10％以下的水平上提高，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危害。
此外，著名经济学家多马在研究公债负担与国民收入的关系时指出，只要国民收入按一定比率持续增长，公债――收入比率就会收敛于一定值，公债余额的绝对增加实际上不会给公众带来任何负担，对经济增长也不会产生严重影响[3]。
第二，我国发行的公债基本上属于减税公债，而且减税的对象主要是企业所得税，而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公债融资促进了经济增长。我们首先从国有企业的留利水平来看，自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基本上是以减税让利开道，1978-1991年间的国有企业留利额年均递增33.5％（见表2），而这期间公债余额年均递增也近33％，这两个比率如此接近难道是偶然巧合吗？实际上，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公债连年发行来支撑财政上减税让利的改革道路[4]。其次再从税制改革内容来看，企业所得税制完善是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1994年实行新税制后，不仅国有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合并成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而且，更重要的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原来的55％降低至33％，同时，对当年应纳税额在3-10万元和3万元以下的利润低或规模小的企业纳税人分别减按27％和18％的低税率征收。再次，从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增长率与企业留利额增长率的比较来看，1978-1991年间的国有企业留利额年均递增33.5％，而1985-1991年的国营企业所得税（包括国营企业调节税）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是0.19％，1985-1995年年平均增长2.76％；与此同时，国营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率从1985年的29.2％下降到1995年的12.58％，平均每年降低1.6个百分点[5]。最后，从债务收入增长率、债务收入与财政收入比率来看，1979年我国内外债务年度收入为35.31亿元，1995年达到1549.76亿元，年均增长28.58％；与此同时，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率从1979年的3.08％上升到1995年的24.83％，年均提高大约1.4个百分点[6]。由此可见，十几年来，在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相对重要性明显降低，而债务收入的相对重要性迅速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否认不了这种状况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做出的贡献。
表2 国有企业留利水平 （亿，％）
年度
项目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1
留利额
留利率
27.5 144.0 216.1 355.7 489.3 700.6 539.8 555.4
3.7 21.5 34.2 45.1 49.6 55.6 86.7 65.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第三，我国的公债融资基本上是用于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公债融资的基本用途是弥补财政赤字，我国历年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特别是各项投资的支出过度增加。这类支出不仅在预算时就留有缺口，而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还往往超支，造成决算的经济建设（投资）支出又超出预算，这一缺口都是由公债融资弥补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十八年的公债融资与公债政策促进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不能说公债规模越大越好，也不认能为我国公债融资结构和公债政策是完全合理的。此外，我们没有分析公债融资的资金来源、公债融资的公共投资效率等问题，这些方面无疑也会影响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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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郭庆旺、赵志耘，《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论》，《财政研究》1994年第4期，第2-9页，藤田晴：《财政政策的理论》1966年，（日）劲草书房。
[2] 黄源、董生强：《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分析》，《财经问题研究》1995年第9期，第11-12页。
[3] 有关多马负债模型的推导与分析，请参阅郭庆旺、三好慎一郎、赵志耘：《财政赤字经济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8页。
[4] 高培勇：《国债运行机制研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页。
[5] 这些数字是作者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6] 这些数字是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和第244页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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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用债务融资与货币融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货币融资的方式会以更快速也更直接的方式来反映市场状况。债务融资一般是要通过相对较长的时间才会出现影响。那对需求和供给么，要看融资量的多少了，要是融资量高于年GDP 10%以上，影响会很恶劣，反之，影响一般。因为，这两周都是正常的市场宏观调控的手段，对总需求和供给的影响相对有限。。。
仅代表个人观点。。。
⑶ 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
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如下：
一.积极影响：
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社会的闲散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功不可没。从这个角度说，财政赤字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它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积累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财政赤字是国家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目标，依靠国家坚实和稳定的国家信用调整和干预经济，是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
二.消极影响：
1.赤字财政政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刺激投资，就是扩大生产能力。实行扩张性政策，有可能是用进一步加深未来的生产过剩的办法来暂时减轻当前的生产过剩。因此，长期扩张积累的后果必然会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危机的暴发。
2.财政赤字可能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财政风险指财政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的运转遭受严重损害的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时，轻者导致财政入不敷出，重者引起财政危机和政府信用的丧失。财政赤字规模存在着一个具有客观性质的合理界限，如果赤字规模过大，会引发国家信用危机。对财政赤字风险性的评价，国际上通常用四个指标：一是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3%为警戒线；二是债务负担率，即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60%为警戒线；三是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当年到期国债还本付息），一般以不超过30%为警戒线；四是国债偿还率，即当年国债还本付息/当年财政支出，一般以不超过10%为警戒线。
3.赤字财政政策孕育着通货膨胀的种子，可能诱发通货膨胀。从某种程度上说，赤字财政与价格水平的膨胀性上升有着固定的关系。其原因并不难寻。在一个社会里，赤字财政导致货币需求总量增加，而现存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量却没有以相同的比例增加，这必然要使经济产生一种通货膨胀缺口，引起价格水平提高。在财政赤字不引起货币供给量增加的情况下，赤字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有直接关系。
财政赤字即预算赤字，指一国政府在每一财政年度开始之初，在编制预算时在收支安排上就有的赤字。若实际执行结果收入大于支出，为财政盈余。它反映着一国政府的收支状况。财政赤字是财政收支未能实现平衡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世界性的财政现象。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由于会计核算中用红字处理，所以称为财政赤字。
⑷ 如果美国政府降低了财政赤字会对世界经济有什么影响
美元与大宗商品关系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而且这台“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增长潜力还在，有人就提出人民币要国际化，要成为世界各经济体的储备货币，别忘了世界经济老大哥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呢，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货币管制政策只要一天没改变，人民币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现在谈这个为时尚早，而世界另一强势货币欧元这几年风头正劲，大有与美元分而治之的意思，而为它提供这样一种环境基础的是因为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相对于欧洲经济体来说，美国有更大的贸易逆差，这是长期看空美元的理由。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来说，价格几乎为欧美市场所垄断，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两家交易所年成交量就占到世界期货商品交易量的近一半，无论是原油、黄金、铁矿石产品，价格无论都是美国市场说了算，有时候我们看到现货市场供需并不紧张，可以说是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但期价市场却有大幅上涨的情况，直接带动了现货市场价格的上涨，这是由于投资或者是通胀预期引起的。最好的例子是去年的原油价格，从世界范围内看并未发现有大规模供应紧张的情况出现，有的也只是局部的情况，而且很快就得到缓解，但原油价格一度达到140多美元的历史高位，这时候美国政府对世界主要产油国施加压力，要求其增加产量，但欧佩克的回应说不会增加产量，从表面上看是其有意维持高油价，因为这对自己十分有利，其实不然，欧佩克给出的理由是它觉得因为经济过热投资者对原油期货市场的趁机炒作使得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矛头直指美英原油期货市场，当时双方争论不休，直到华尔街金融风暴横扫期货市场，同时原油生产国被迫减少产量，但国际油价依然跌到每桶35美元，这时候大家才看到问题所在，完全是期货市场炒作的结果，并不是原油供应不了世界的需求，按现在的原油产能，再考虑到世界工业化水平和进程，对石油的需要峰值已经过去，只要排除战争等非常态因素的影响，我估计在未来二十年内，都不会发生什么石油危机，有的只会是人祸，就像2008年那样的价格炒作或是故意囤积居奇造成人为能源危机以获取不道德暴利，特别是在新能源的应用普及化之后，人类会找到可行的法慢慢替代石油的。在这里面美元与大宗商品有非常紧密且微妙的关系，你可以想象资金就像流水一样，它会在美元与大宗商品之间选择，当它流向那一方的时候，那一方就会应声上涨。只要投资者都去投资大宗商品的时候，就会把手中的美元换成大宗商品，这时候对美元的需要就不怎么强烈，短期来看它会对美元造成贬值，当然美国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和贸易收支等都会对美元指数造成影响，但这些影响远远没有短期需要对美元指数的影响来得直接；反过来说如果大家都觉得大宗商品无利可图时，这时候就需要把大宗商品换成其它资产，这时候美元和美国国债会成为最佳选择，这些都会促使美元升值，无论是不是出于避险目的，当投资者想换掉大宗商品时，第一选择就是美元。所以美元和大宗商品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只要美元涨了，大宗商品一般就是下跌趋势，美元跌了，大宗商品一般就是上涨趋势，同向运动的情况几乎没有出现过，有也只是非常短暂的一小段时间，之后必定是分道扬镳。其实它们之间这种负相关关系可以更直白的表达，只要经济向好时或者说预期向好时，美元就会下跌，大宗商品就会上涨，而经济陷入低谷时，美元就会看涨，而大宗商品就会看跌。这从宏观上来看也是合乎逻辑的，经济向好的时候美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贸易逆差，这使得美元无法强势，而弱势美元从近几年来看也没有效抑制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这说明美元贬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间接证明了美国自从上世纪后半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后，没有找到新的有效经济增长点。除了实体经济的好坏对美元和大宗商品的影响外，流动性过剩使得大量资本流入金融市场也会导致通货膨胀型的商品资产泡沫，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盛宴”也可以参与享受一番；例如原油每桶35美元到现在每桶80美元，无论是因为实体经济复苏还是大宗商品资产泡沫，价值投资者都应该参与，对我们来说每桶现在为什么是80美元不重要，重要的是每桶原油值35美元。您也许觉得奇怪，这个跟价值投资A股有什么关系，前面说过价值投资我们只管公司值不值这钱，而宏观经济只要了解大方向就可以了，不要去钻牛角尖“解读”经济，更不要去“预测”经济未来走势，这样的错误让经济学家去犯，毕竟这群人是务虚派，这是他们的工作，对投资者来说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当我们了解美元与大宗商品关系的时候，其实是了解一种世界经济的宏观走向，而现在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比日本还要高，可以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是同呼吸，共冷暖，国内的一些统计数字有时候有太多的“中国特色”，而了解世界经济的基本状况是了解中国经济的一部份，中国越来越难走出“独立行情”，它必将溶入世界经济大潮中。美元疲软的原因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是导致美元贬值的根本原因。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对美国金融系统和房地产市场造成巨大打击，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贬值趋势。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扭转了前几任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局面，2000年甚至创造了2369亿美元的财政盈余。然而，小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采取了以减税为核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美国政府在过去5年一直都面临巨额赤字，其中2004年财政赤字更是创下413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在2007年10～12月，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比上年同期增加25.6%，为1538亿美元。受经济增长放缓影响，政府税收增幅在2008年会有所下降，但战争开支仍然将继续扩大，因此美国政府2008年的财政赤字可能增加。与此同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也在持续膨胀。1991年美国经常账户还维持着少量的盈余，到了2005年第四季度，经常项目赤字已经达到GDP的6.8%。2007年美国的外部失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二季度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减少为GDP的5.5%。美国出现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一是因为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太低，美国消费者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刺激下习惯了借债消费，导致对进口品的需求相应增加。二是美国在过去几年经济增长相对超过了欧洲和日本，这也使得其进口需求增加。此外，石油价格上涨也是导致美国经常账户出现巨额赤字的原因之一。如果扣除掉石油进口因素，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美国经常账户占GDP的比例会减少到3.5%。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导致了最近半年来美元的加速贬值。自2000年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费带动，而消费的增长主要不是由于收入的提高，而是房地产价格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但是，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最为繁荣的时候，危机的种子已经播下。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放松了贷款标准，并创造出很多“前松后紧”的贷款品种，对原本不够资格的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在头几年里，借款者还款额很低而且金额固定。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利率就会重新设定，购房者的还款压力将骤然上升。如果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那么发放次级债对于房地产金融确实是绝佳选择，一是可以赚取更高的贷款利率，二是如果发生违约，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拍卖抵押房地产而收回贷款本息。然而一旦市场利率上升、房地产价格下跌，次级债市场就面临灭顶之灾。市场利率上升使得购房者的压力骤然增加；房地产价格下跌使得金融机构即使拍卖抵押房地产也难以获得本金的全额偿付。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没有真正结束。大批有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到2008年会进入利率重新设定的时期，估计违约率将再次大幅度提高。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很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遭受巨额损失，导致市场上流动性出现恐慌性的短缺。如果次贷危机使得很多美国家庭面临破产之虞，一定会对美国的消费带来冲击，而消费已经占美国GDP的72%。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即使美国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增速放缓几乎已经成为定局。IMF的报告认为，美国经济走势不容乐观，预计其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均为1.9%，低于2007年的2.9%，比原来的预测分别降低0.1个和0.9个百分点。美元贬值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首先，美元贬值将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随着美元贬值，进口产品的价格将上升，进而有可能推高美国的整体价格水平。尤其是，全球能源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上涨，已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通货膨胀压力。如果这些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进一步传导到制造品价格，对于美国这样的进口大国来说，通货膨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这将使得美联储处于两难选择：如果提高利率，次贷危机可能愈演愈烈，但是如果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来拯救住房抵押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又可能使得通货膨胀抬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美国可能再次陷入滞胀的困境。其次，美元贬值对美国扩大出口有积极作用，但改善美国长期失衡的国际收支账户作用有限。美元贬值增加了美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有利于扩大出口；同时外国商品相对来说变得更贵，从而美国会减少进口。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07年9月份美国出口额增长1.1%，至1401.5亿美元；进口额增长0.6%，至1966亿美元。9月份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较8月份收窄0.6%，至564.5亿美元。但是，美元贬值对改善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是有限的。一方面，美国的进口中包括大量的原油和初级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在过去几年出现了飙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美元贬值。所以美元继续贬值，尽管可能会导致石油和初级产品的进口数量减少，但其进口总额并不一定减少或者减少有限。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尽管美国2007年10月份实现了出口增长，但贸易赤字较9月份上升了1.2%，至578亿美元。赤字增加的首要原因就是原油进口额的增加。另一方面，导致美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不是汇率问题而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美国政府和居民的消费支出过多，储蓄率难以提高，这是美国存在经常账户赤字的宏观经济根源。而要根本上改变这个状况，光靠货币贬值是不行的。美元贬值对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美元的国际地位有一定的冲击。外国所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高达5万亿美元，美元贬值使各国的损失很大。在降低了投资美国各类债券的热情的同时，为了减少损失，投资主体便会抛售美元资产以降低持有比例，资金流出美国去寻找新的价值洼地。这样对美国的金融系统是一种冲击。美国财政部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8月，27个主要海外经济体中有15个净减持了美国国债。其中，日本净减持比例达到4%，为7年来最大减幅。当月，海外官方和个人对美国股票、债券及其他票据的总投资净流出为693亿美元，为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危机以来的首次。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多次降低利率，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由于担心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仍然维持利率不变，这会使得美国和欧洲、日本的利差继续缩小，投资者更倾向于抛售美元，加剧了对美元汇率的打压。同时，如果美元持续走弱，美元的强势地位将受到不断走强货币的挑战，美元在国际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将受到削弱。伊朗已经宣布放弃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阿联酋也已经声称，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将考虑放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在现有的国际收支失衡格局下，东亚和石油出口国将其贸易顺差大量购买美元资产，这在过去造成了全球实际利率偏低和美国消费旺盛的局面，但是，随着美元的贬值，外国投资者不会长期忍受其美国资产的低回报率，它们为美国借贷提供资金的意愿也将下降。一旦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再为美国的双赤字融资，当前全球失衡格局中微妙而脆弱的平衡也将彻底遭到破坏。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执政的共和党政府可能会继续放任美元贬值，采取减税、降低利率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但如果民主党上台，则会倾向于采用一种强势美元的政策吸引国际资本，巩固美国金融界的优势地位，改变目前的财政赤字和资本流出的现状。这也可能使得美元在2008年或2009年出现拐点。美元贬值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元贬值将直接促成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给全球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历史经验表明，原油价格和黄金(218.75,-0.73,-0.33%,吧)价格均与美元汇率逆向而动。由于美元仍然是国际石油交易中的垄断性计价货币，美元贬值导致了产油国的石油收入下降，这种情况下，产油国一方面在油价攀升的同时依然限产保价，从而进一步抬高石油价格；另一方面为推进投资多元化，抛售美元资产而置换其他资产，从而加剧了美元贬值。黄金历来是人们对抗通货膨胀和国际储备货币贬值的强有力工具。黄金价格飙升时期，往往是通胀压力加剧，或者美元大幅贬值时期。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会带动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比如，石油价格的上涨带来了各国开发生物燃料的热潮，随着玉米(1760,16.00,0.92%,吧)等作物被用于生产乙醇，玉米的价格不断提高，导致了靠以玉米为饲料的牲畜价格提高。大量耕地被用于种植玉米，使得种植其他农产物的耕地面积减少，于是推动了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美元贬值和汇率波动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汇交易、汇率形成、债券发行、金融资产定价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垄断地位。美元持续贬值、波动频繁，首先会直接导致外汇市场交易增加和各种货币之间汇率关系的频繁调整，加剧了外汇市场的动荡；其次，美元贬值会造成美元计价资产与其他币种计价资产相对价值的变化，投资者将因此对不同币种计价资产价值和收益率进行重估，并相应地调整金融资产投资组合，从而导致金融投机交易增加和资金的无序流动，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再次，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美联储采取的降低利率和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做法使得全球市场上原本已经泛滥成灾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加，投机资本规模不减反增，全球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继续增加。美元贬值对发达的经济体国家出口贸易有不利影响，可能触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比如说，美元贬值意味着欧元对美元持续升值，欧元国家的商品出口竞争力将受到影响。欧洲两家主要航空航天制造集团，达索航空公司和EADS也因为美元贬值使得其以欧元结算的生产成本上升，以美元售出产品的价格下降而宣布将把旗下部分流水线迁至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地区进行生产，以削减劳资开支，缓解因欧元对美元升值带来的成本增长压力，从而改变美元不断贬值带来的不利境地。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也不无担心地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美元贬值引起的汇率问题，可能引发“经济战”。特别是对美国国内市场依赖比较大的企业将面临沉重的打击，日本丰田汽车的股价在美元持续贬值的预期下曾跌到了14个月以来的最低价位。美元贬值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首先，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损失就是外汇储备缩水。由于长期对美国贸易顺差，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大量的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美元贬值就意味着它们财富的“蒸发”。其次，美元贬值也意味着新兴经济体长期依赖出口发展经济的模式不再可行。由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经济体都彼此联系在一起而无法“脱钩”。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美国消费需求的降低会使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减少、增长放缓。再次，美元贬值将使得大量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寻找投资洼地。大量的外资流入将推动新兴经济体国内资产价格的飙升，滋生经济泡沫。而当美国经济复苏，美元不断走强的时候，资金又会大量从新兴经济体撤出流入美国；由于新兴经济体缺少完善的金融监管系统，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较弱，当大量资金撤出时，便会导致经济泡沫破灭，引发金融危机。美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美元贬值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宏观调控的难度。尽管从2005年7月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累积幅度超过了10%。但是，由于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的汇率又主要是采取盯住美元的政策，所以相对于欧元、英镑等主要货币而言，人民币则出现了贬值。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承担美元贬值带来的一些后果。近期人民币加快了升值步伐，美元贬值毫无疑问成了“重要的推手”。其次，美联储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对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形成掣肘。一旦美国GDP骤然减速或者房地产市场加速下滑，那么美联储可能连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这将造成大量短期资本流出美国，而中国正是这些资本的理想目的地。而中国当前处于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涨的状况，理想的政策是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而一旦中国人民银行提高利率，就会造成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息差进一步缩小或倒挂的局面，引来的资本流入。中美息差的缩小或倒挂也会给人民币汇率造成升值压力。美元贬值将对中国的出口构成严峻的考验。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加大，汇率升值对出口的抑制作用将逐渐显露。此外，中国近年来对外贸政策进行了积极调整，特别是从2007年7月起降低了很多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直接压缩了出口企业的盈利空间。最近两年，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增长。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增加，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在本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中国2008年的出口前景不容乐观。考虑到2007年前三个季度中，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约为40%。如果出口萎缩，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严重的影响。从美国政策调整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来看，历史上，发达国家加息往往会造成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形成负面冲击。但是这一现象不会发生在目前的中国，当前大量“热钱”流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套取中美息差，而是冲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高收益率而来。因此中美息差的缩小或扩大并不会显著影响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格局。另一方面，如果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大幅升值，由此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可能会推高中国资产价格，加剧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股票市场价格上涨主要是内源性而非外生性的，流入中国的外资也大多是股权性的对冲基金，而非外债。因此无论是美元降息还是美元贬值都不会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在周期。但这一切均是以中国仍然坚持严格的资本管制为前提的，如果贸然开放资本账户，使得投机资本可以自由进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国内资本市场上将立刻“草木皆兵”。在美元贬值的外力下，人民币不断升值以及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改变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有积极作用。但是在短期内，由于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很强，中美贸易顺差的局面一时很难逆转，中美贸易摩擦将继续存在。这需要两国高层不断加强谈判磋商。同时，尽管错过了人民币升值的最佳时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不能停下来。中国应该不断完善金融系统，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影响美元的基本面因素FederalReserveBank(Fed):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完全独立的制定货币政策，来保证经济获得最大程度的非通货膨胀增长。Fed主要政策指标包括：公开市场运作，贴现率(DiscountRate)，联邦资金利率(FedFundsrate)。FederalOpenMarketCommittee(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主要负责制订货币政策，包括每年制订8次的关键利率调整公告。FOMC共有12名成员，分别由7名政府官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以及另外从其他11个地方联邦储备银行总裁中选出的任期为一年的4名成员。InterestRates:利率，即FedFundsRate，联邦资金利率，是最为重要的利率指标，也是储蓄机构之间相互贷款的隔夜贷款利率。当Fed希望向市场表达明确的货币政策信号时，会宣布新的利率水平。每次这样的宣布都会引起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较大的动荡。DiscountRate: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因储备金等紧急情况向Fed申请贷款，Fed收取的利率。尽管这是个象征性的利率指标，但是其变化也会表达强烈的政策信号。贴现率一般都小于联邦资金利率。30-yearTreasuryBond:30年期国库券，也叫长期债券，是市场衡量通货膨胀情况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市场多少情况下，都是用债券的收益率而不是价格来衡量债券的等级。和所有的债权相同，30年期的国库券和价格呈负相关。长期债券和美元汇率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但是，一般会有如下的联系：因为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原因导致的债券价格下跌，即收益率上升，可能会使美元受压。这些考虑可能由于一些经济数据引起。但是，随着美国财政部的“借新债还旧债”计划的实行，30年期国库券的发行量开始萎缩，随即30年期国库券作为一个基准的地位开始让步于10年期国库券。根据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一些经济指标对美元有不同的影响：当通货膨胀不成为经济的威胁的时候，强经济指标会对美元汇率形成支持；当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威胁比较明显时，强经济指标会打压美元汇率，手段之一就是卖出债券。
⑸ 假设一国经济同时实行了减税与紧缩货币供给的政策,则会对经济运行产生( )影响。
建议选A。
减税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紧缩货币是从紧的货币政策，紧货币松财政，是为了控制通胀同时调整产业结构，通常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利率上升，但是与宽松的财政政策结合，就不好说哪个力量更强了，因为企业由于减税而有了额外的资金/利润，现金流增强了。松财政，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会比较明显。
⑹ 财政赤字会对社会经济造成哪些影响
财政赤字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
1.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
2.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是肯定的。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在发生财政向银行借款时，只要银行能控制住贷款总规模，就不会发生货币供给过量的问题。居民个人或企业包括商业银行购买公债，一般说只是购买力的转移或替代，不产生增加货币供给的效应。
3.居民或企业购买公债有两种不同情况：一是用现钞和活期存款购买；另一种情况是用储蓄或定期存款购买。由银行认购公债。银行认购公债，在银行账户的资产方公债项增加，负债方的财政金库存款等额增加，而当财政用于支出时，则银行的财政金库存款减少，在商业银行贴户上居民和企业存款相应增加，从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也相应增加。商业银行有了超额储备，就可能用以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
二、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
1.财政赤字可以是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有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另一种情况则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还出现另一种说法，认为财政赤字是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重要原因。
2.首先对国民收入超分配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其实准确的理解只能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不过是需求过旺或通货膨胀的另一种说法。
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
1.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还有另一面，就是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⑺ 减税对拉动经济增长究竟会起什么作用
在“稳中有变”的经济形势下，通过降低经济实体的税费负担，有助于各实体充分释放经营活力。
从理论意义上来看，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则企业储蓄率将提高，流动性将增加，投资率也会上升。降低企业所得税，其实是通过流动性纾困，使中国上亿经济实体的生产能力获得提升。如果经济规模增大，税率降低了但是税基扩大了，则税收总量或许不降反增。
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可以推动企业去库存及去杠杆，而杠杆降低、三角债减少，可使企业流动性得以增加，推动货币二级市场与资本二级市场流动性增强，商品市场也能因此更加购销两旺。
使中国经济的效率得到显著提升，而经济体系也将从原来的投资拉动向需求拉动和创新驱动型模式转变，继而推动人均收入提高，助推国家经济保持较高速增长。
(7)减税引致赤字公债融资的影响扩展阅读：
重要举措：
2018年8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减税降费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举措。
1. 对因去产能和调结构等政策性停产停业企业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对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关投资业务给予税收减免、对涉农贷款量大的邮政储蓄银行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允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按3%税率缴纳增值税。
2. 为鼓励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从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此前已确定的500万元进一步提高到1000万元。
3. 为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鼓励和吸引境外资本参与国内经济发展，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期限暂定3年，完善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
⑻ 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减税造成的政府赤字会(单选)：
1、 不影响消费
2、解析：
李嘉图等价定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表达了这么一种推测:在某些条件下,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价的.从表面上看,一税收筹资和以债券筹资并不相同,但是,政府的任何债券发行都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从而,在将来偿还的时候,会导致未来更高的税收.如果人们意识到着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结果此时人们可支配的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一样.
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提出的理论，是指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的选择，不会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 即政府选用征收一次性总付的税收，还是发行政府公债来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均既不会影响居民户的消费，也不会影响资本的生成。李嘉图指出：“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征集2000万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课征的100万镑，只不过由付这100万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的开支是那2000万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性征收2000万镑；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必每年课征100万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
⑼ 1.日委员担心的“为财政赤字融资”有何负面影响
的“为财政赤字融资”有何负
⑽ 有两种情况可以引起投资的变化，一是利率从5%下降到3%二是实际GDP增加20
我国财政收入状况进行分析。一、财政赤字规模的决定因素人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心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害怕财政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有人甚至把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其实，财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资手段运用的时空不当（导致经济体系中需求过度膨胀），财政赤字的规模超出实际需要（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剩）时，才会最终引致通货膨胀。要保证财政赤字在不发生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的情况下，促进资本形成，加速经济增长，其安全界限的确定必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因素，二是资金来源因素。（一）财政赤字规模的社会经济制约因素1.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率比较高，即使政府施以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用于发展经济，对国民经济也没有危害，或危害很小。这是因为本国经济的吸纳能力随着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应加强，价格水平不会出现明显上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实际产出增长的经济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的相应提高。由于货币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货膨胀越低，因此，增长的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对国民经济也有可能造成危害。2.货币化部门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当中的非货币化部门将不断地转化为货币化部门，这一进程就是这里所说的货币化。货币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作用：（1）引起人们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资产动机）的增强，从而引起相应形式的现金余额增长；（2）对实物工资、租金、利息、税收或其他对消费者支付的替代，显然会使货币交易余额增长，货币储蓄对实物储蓄的替代也将引起现金余额的增加。虽然由货币化进程本身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净增量比由已经货币化部门经济活动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货币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毕竟为由赤字引致的“额外货币供给”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因此，由货币化进程引起的额外货币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确定财政赤字规模时所要考虑的指标之一。3.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为经济发展融资是否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在产出方面，首先要看经济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现成资源存在，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果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农业和工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和能力，那么，预算赤字可能会使闲置的资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国的生产水平，而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上抬的压力。4.赤字支出的投资项目性质。一般而言，只有在的货币与更少的产品交易时，赤字融资才会引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通过预算赤字筹集的资金，如果用于周期短、见效快的建设项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其最简单明了的理由是，生产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众持有货币购买力增加的影响。5.国际贸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那么，该国的赤字财政就可能是非通货膨胀性的。这是因为：（1）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表示该国的货币供给量将趋于降低，而赤字财政则表示货币供给量将趋于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价格水平不会明显提高。（2）大量进口外国商品和劳务，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国内市场，从而吸纳家庭部门超额的货币收入，缓解供求紧张状况。（3）把有些资源从出口产业部门转移到为国内市场供应商品和劳务的产业部门来增加国内商品和劳务（例如，土地可以从生产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国内消费的食品），减少出口的机会，增加国内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由此可见，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赤字财政促进经济增长是以国际收支恶化为代价的。6.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来说，财政赤字只要出现，就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压力。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无适当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洁高效的管理机构来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财政塑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的这种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举债能力与征税能力。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一种工具，赤字融资在导致公众的额外收入增加时，政府如果有能力通过举债和征税等手段把这种额外收入的绝大部分筹集上来，那么赤字财政的实施将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对工资的控制应与对物价的控制同步进行。为了不使工资上涨过快，物价应首先得到严格的控制。一般而言，价格水平上涨，尤其是供给弹性不大的食品价格的上涨，迟早会导致增加工资的要求。在必要时，还必须对消费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对有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凭票制。7.公众的牺牲精神。赤字融资安全线的确定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因素，即广大民众的理解和牺牲精神。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变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门就有责任向社会做出宣传，求得社会各界的配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如果政府坦诚地告诉人民，要保证将来能持久地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许是更明智的做法。（二）财政赤字规模的资金来源制约因素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手段，财政赤字的规模自然要受经济体系当中有关因素的制约。但是，即使在各种因素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有时却发现，某一财政年度伊始所计划的财政赤字水平，在该财政年度终了时，要比计划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来，财政赤字的规模还要受到本国能为赤字融资的资金来源的限制。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渠道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国际资金来源和国内资金来源。1.国际融资的限制财政赤字的国际融资渠道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种，即国际援助、优惠贷款、商业贷款以及外债拖欠。不难看出，前两种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们可以使赤字国（债务国）不负任何或少负财政负担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弥补。所以，赤字国应尽可能地争取这类国际融资方式。但是，一国在—定期间内可供利用的外援和优惠贷款的规模不是赤字国轻而易举就能左右的变量，其规模主要取决于债权国。外债拖欠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弥补部分财政赤字而不增加财政负担，但是这一融资渠道无疑使赤字国（债务国）的信用扫地，将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寸步难行，只能作应急之用。商业贷款虽然比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风险大，如果超过一定规模，会发生外债危机。因此，利用这种融资方式的关键是要掌握好借款的总额度。可见，国际融资的规模是否适当，关键在于商业贷款是否适度。衡量外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通用三个指标：（1）外债余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债务率不能超过100％；（2）外债余额占当年GNP的比率即负债率要小于25％；（3）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偿债率要小于20％。当然，一国的外债举借规模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还与本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有关。以往研究外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指出（Alter，1961），在经济增长中外债的累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不得高于GDP的增长率。2.国内融资的限制国内融资规模可以分两部分进行讨论：一是国债融资的规模；二是货币融资的规模。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个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即国债负担率，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这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率，这是衡量居民应债能力的指标；（3）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率，这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4）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这是衡量国债依存度的指标。倘若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赤字融资就非常容易，但这种融资方式的危险性也最大。因为这种融资方式会直接导致货币扩张，若货币扩张提高一般价格水平，就会降低货币单位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价值的减少可以看成是对货币持有者的课税，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1）当一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其他一些融资来源就将被迫减少。例如，该国得到外国商业贷款和在国内出售债券将更加困难。（2）通货膨胀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务的收入（TanziandBlejer，1982）。（3）即使通货膨胀不影响其他融资来源，较高的中央银行融资的比率所增加的实际收入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超过了那个比率，通货膨胀再高也只是降低实际税收收入，因为构成通货膨胀税税基的实际余额相对于其通货膨胀前的水平有所降低。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成为低通胀的发展手段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20年，几乎伴随20年的财政赤字，这种持续的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评价赤字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一）我国的财政赤字已成为一种发展手段回顾我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财政赤字有效地动员了社会资源，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财政赤字的这种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即增长效应、改革效应和拉动效应。1.财政赤字的增长效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贡献非常突出。鉴于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税收制度因个人所得税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弹性，因此，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相机抉择政策措施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支出（结果必然是财政赤字），但这些措施不仅是出于短期调整不景气、稳定经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长期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来使用的。史永东（1999）曾利用我们修正后的汉森模型，就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是过去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我们对史永东的计算结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两点结论。（1）1981—1996年，实施财政赤字的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3％，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3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3％。特别是1990—1996年，这种财政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01个百分点，贡献率近20％，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7％。（2）在16年经济转型过程中，前9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远不如后7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这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加强，运用财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2.财政赤字的改革效应中国的财政赤字极大地支持了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改革，二是价格改革。首先，财政赤字支持了企业改革。（1）减税让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造人手，实行了“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政策，到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再到1994年的全面税制改革，政府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比例，从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这些改革措施，在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持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政府的财力。而在有关支出并没有同步缩小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2）企业亏损补贴。为了使关系到国计民生企业的生存，为了减轻失业压力，政府对国有企业亏损特别是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近20年来我国企业亏损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情况：1985年高达25.3％，1986—1990年为18.9％，1991—1995年为9.2％，1996—1998年为4.0％。从财政自身运行的结果来看，减收与增支没有区别，都会使已有的财政赤字加大。其次，财政赤字支持了价格改革。中国在“利用双轨、走出双轨”，逐渐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的改革进程中，为了保证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价格改革的关键10年（1981—1990年），财政的价格补贴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13.1％。3.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财政赤字不仅不具有排挤效应，反而可能有拉动效应。从排挤效应理论来看，财政赤字对民间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的排挤效应是通过利率机制实现的，即赤字支出推动利率上扬，抑制了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对财政赤字的反应灵敏度很小，公债利率对银行利率没有推动作用，因此，财政赤字不会通过影响利率水平而排挤民间部门投资支出。即使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民间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私人投资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的现象（Rama，1993）。不仅如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还可能具有拉动效应。学术界认为，拉动效应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以及资产的替代性。（1）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在分析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时指出，倘若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动效应。中国在1981—1995年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平均占近一半，即48.7％（国家统计局，1998），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况且，绝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于为民间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2）巴罗和格鲁斯曼（BarroandGrossman，1976）认为，如果投资函数的形式为I（r，Y）（其中，I为投资，r为利率，Y为国民收入），利率上扬虽然会使投资减少，但国民收入增加却使投资增加，投资最终是增是减，需要考虑这两种相对力量的大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如前所述，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而经济又是长期持续增长，故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3）在人们现有的财富主要由货币、公债和股票构成的情况下，如果股票相对于公债的风险越大，以公债融资的赤字支出就会产生拉动效应。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尚不完善，投资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股票的风险大于公债，这也是理论上早已证明了的。（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按照中国现行统计方法，（1）1979—1997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8％，同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7.47％，如果算上1998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89％和6.97％；（2）1985—1998年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4％，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93％；（3）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财政赤字比率年均2.03％，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为11.43％。可见，无论以哪种口径计算，最终结果都表明，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不断，但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的连年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根据赤字规模决定因素及其相关理论、积极的调整措施进行解释。1.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中国2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9.8％（国家统计局，1999）。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财政赤字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况且，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实际产出增长率大于实际利率（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长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andFlavin，1986）。（2）在转轨过程中，财政赤字动员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闲置资源和能力，再加上货币化进程加快，既提高了产出水平，又增加了货币需求，而没有通货膨胀效应。（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别是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4）我国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牺牲精神。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个其储蓄者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有信心的国家，很容易容纳较大的预算赤字（Congdon，1985，1987）。2.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财政补贴作为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手段，形成了以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为主，以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税收支出、房租补贴等为辅的多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体系。就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言，1986—1997年间，这两项补贴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年均17.3％（国家统计局，1998），无疑是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们对这种“规模大、范围广、渠道多”的财政补贴如何评价（陈共，1998），正是这种财政赤字的成因，不仅支持了价格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缓解了物价上涨压力。3.及时而迅速的财政政策调整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8—1989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这两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2％和18.4％。中央政府从1990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比率从1989年的0.94％降至0.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货币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经济运行迅速恢复正常，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降至3.5％和4.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现了第二次经济过热现象，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6.6％和18.6％。为此中国实施了“软着陆”战略，财政赤字比率从这三年平均的1％降至0.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可见，及时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调整是避免财政赤字引起持续通货膨胀的有力保证。三、如何正确认识我国财政赤字规模首先应当说明两点：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棘手的政治问题，是经济与政治的接合点（重森晓，1988）。只要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赤字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债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没有引起政治危机，那么，这种赤字规模就可以说是适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虑一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等种种复杂因素，选择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确定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财政赤字规模的国际比较不失为判断一国赤字规模是否适度的一种可行方法。（一）赤字规模1.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赤字比率比较高，平均为3.8％；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比率为2％。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比率低于工业化国家，虽然比发展中国家赤字比率比较高的国家也低很多，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适中。然而，如果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同期情况相比，我们就面临解释困境。这些国家在同期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1.2％的财政盈余比率。其实，这正是这些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较的话，也许同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赤字比率进行比较更为适当。1968—1986年（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这些国家的赤字比率平均为3.2％，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赤字比率。2.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比80年代中后期（7％）提高了57％；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比80年代中后期（30％）下降了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依存度（17％），与发展中国家赤字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不相上下。这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占份额较大，财政状况不佳。（二）内债规模1.国债负担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4％，就是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18％，1991—1995年为15％）也大大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5.5％。这表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欧盟各国不得超过60％的标准相距还很远，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龚仰树，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虽然比其他国家低，但它们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倘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三五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增长率已经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增长率高。这表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经济运行时期，要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2.国债依存度。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国债依存度53％。这再次表明，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地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状态。（三）外债规模1990—1997年，我国外债的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平均分别为14.9％、8％和80.7％，各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0％、25％和100％。再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来看，1991—1998年我国外债余额增长率平均为13.7％，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20.4％，这说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没有超出经济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从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10.8％来看，外债余额增长速度稍快了些。总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外债规模不会造成债务危机。（四）综合分析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较高；国债负担率比较低，而国债依存度却很高，这种现象说明：第一，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相对较低，或者说，中央财政动员的社会资源相对要少；二是财政状况本身不佳，但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还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从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这样一种政策选择：政府目前担心的并不一定是赤字会给经济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是应当采取主动的财政调整措施，改善财政状况。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增加赤字融资渠道之外的融资来源，即增加税收收入；第三，压缩财政赤字。可是，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前两种途径都意味着要增加税收收入，而在短期内要使税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难的。因而，倘若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财政状况，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缩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是一种两难选择：要改善财政状况，就得使199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延长存在，下岗职工增多，已下岗的人再忍受更长时期的无工作痛苦；而要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财政状况的恶化为代价。综上分析，第一，无论是从赤字比率还是从国债负担率来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还是从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来看，我国目前的赤字规模是比较适度的，不会引起经济混乱，反而从长期来看还能加快工业化进程。第二，鉴于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体系状况和财政体制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收支）划分现状的局限性，无论是从赤字依存度还是从国债依存度来看，无论是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是从中央财政状况来看，中央财政收支规模过小，以至规模不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也几乎将中央财政推向崩溃边缘。因此，我们的总体结论是：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并不可怕，需要关注的可能是财政状况的恶化趋势；而当前是否要竭尽全力改善财政状况，最终取决于决策者是更关心财政状况，还是更关心国民经济运行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