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试题: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对全球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战中，日本遭到了惨败。战争使日本丧失了235万人口，战争中所侵占的朝鲜、南库页岛和我国台湾、东北等殖民地也随之丧失，本土大部分城市遭到毁灭性轰炸。此时日本经济已经崩溃，由于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工人大量失业，特别是军需工业中至少有50％以上工人被解雇。同时复员军人和海外撤退人员蜂拥而入，战争结束时失业人数猛增到1300万。战争期间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发行大量赤字公债。1944年以来，累积公债余款已超过当年度的国民收入。战争结束，中央银行为了救急又大量发放贷款，使货币过量与物资奇缺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当时日本学者形容日本前途是“迷雾茫茫、昏天暗地”。日本经济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然而，日本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仅花了10年时间，就得到了迅速恢复。到1955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都超过了二战前或恢复到战时的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分别恢复到二战前的90％和72%,国际收支出现了2.8亿多美元的顺差，外汇储备达9亿美元。同时，国内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财政金融形势也明显好转。
我认为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实行战略转移，采取了适应国情、国力的战略决策。二战后，吉田茂政府委托一批专家学者，对日本经济的出路进行研究。在《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报告中提出了经济立国的方针，并指出，只有确立走经济立国的道路，才能使日本经济得到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先后在煤炭、钢铁、电力、化肥等基础工业和运输业（铁路、海运）进行恢复，并成立金融业对生产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使生产业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些部门的迅速恢复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动力、原料和运输手段，从而又带动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恢复。根据日本缺乏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特点，大力引进技术水平高、能耗小的实用技术。
2、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改革。二战后，以联合国名义进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当局，为了“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把日本完全纳入到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同时，也由于当时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压力，推行了旨在消除支撑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基础的政策。
3、美国的援助。二战后，美国为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武装力量，削弱垄断资本，推行了非军事化的民主化改革。不久，时局发生了变化，前苏联与美国对峙。于是美国改变了对日方针，将其纳入美国在远东的反共战略体系，从而放松对日本的限制，而改为扶植，希望日本成为抗击共产主义潮流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还通过“战领地区救济基金”和“战领地区经济恢复基金”进行援助。从1946－1951年以各种方式共援助21.8亿美元，占同期日本进口总额的40％以上。美国的援助以粮食形式支付，占出售所得款项的40％用于购买石油、化肥、棉花等急需的生产资料和加工出口的原料，这些对于缓解当时日本国内的粮食危机和发展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4、朝鲜战争刺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顿时成为美国进行战争的军事基础和作战物资供应地。这种迅速膨胀的“特需”给日本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出口贸易，使得各个工矿部门都活跃起来。
1955年日本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其经济实力相差甚远。其时，国民生产总值为24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6.7%，联邦德国的56％。人均国民收入为194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排名第34。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相当落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0％，出口商品中，轻工业品占62％。整个科学技术水平比欧美要落后20年，而在1956年－1973年间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9%，翻了4番，增长了16倍。这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日本已于70年代中期实现了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企业管理也实现了专家化和科学化，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主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也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措施。正是这种二战前没有得到切实发展且极不成熟的重工业在以后的20年得到充实和发展，才使得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重化工业一经进入正式发展阶段，很快就唤起了轻工业时期埋没的国民力量，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能为国内各类产业提供各种最适用的价格较低的钢铁原料、机械设备等产品和各种化工产品，并使技术熟练进而独创。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的加强，突出表现在大力扶植重化工业、新兴产业和出口产业。在税收、贷款、产业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表现在，严格限制外国货物和外资进口。日本政府规定，除随先进技术进口的先进设备必需的原材料外，其他凡属整机和制成品的进口均在严格限制之列。日本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期定得相当长，只是在本国产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之后才逐渐向国外开放市场。直至今天，日本的稻米市场仍然固若金汤，这是日本农业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2、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培养国内科技力量。在制定了重化工业方针后，为促进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引进科技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人明白，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要想后来居上，必须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前进的起点。大规模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仅极大地推进了重化工业，也使日本的其化产业和后来的半导体、通讯等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与技术引进相配合，日本政府扩大教育投资，培养科技人才。日本政府在1960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就强调指出“振兴科学技术的根本，则是以科学技术教育为中心培养人才”。60年代前后，日本盛行“教育投资论“，把人看做资源，而教育则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于是把人才开发和教育事业纳入经济计划。真可谓是90年代出现的“知识经济论”的先声。在搞教育的投资上，不断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
3、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积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中，日本固定资产投资从1778.4亿日元增加到25546亿日元，15年间增加了13倍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每年都在1／3左右，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固定资产的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工业领域，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和化学这4个部门。
日本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日本工人的工资率长期低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而有很高的剩余价值率和积累率。二是企业外部投资，如储蓄转化、私人直接投资、财政支持和外资注入等，这些来源都比较丰富。日本的个人储蓄率很高，1964年－1973年间，个人储蓄率达12.8%（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则不到10％），形成相对丰富的银行可贷资金。日本政府鼓励私人投资，对私人投资所获的股息红利免税。日本的军费开支很少，每年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财政收入中也只占5％－7％，尤其是在经济总量扩张之后，所占比例更显得相对减少。因而能够集中较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60年代政府投资一直占国内总投资的24％左右。在1956－1973年，日本共引进外资269亿美元，直接贷款和外国股票占投资总额的89％。
4、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日本系统引进美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并与本国的传统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企业管理制度。这一科学的、高效率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被并称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日本独特的经营管理制度可概括为“三大神器”，即①终身雇佣制；②与学习相结合的年功序列制；③企业内部工会组织。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企业职工就可以在本企业工作。而企业也关心职工的利益。职工工资可根据自己工龄逐年增加；企业不随意解雇员工等等，形成了企业的凝聚力。使职工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
5、二战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布局对日本极为有利。日本是自然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除了淡水之外几乎什么都缺乏。发展重化工业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燃料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二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纷纷独立，各国大力开发并出口资源，尤其是石油的大量开采引起能源革命。1950年世界产油量为38亿桶，1970年达166.8亿桶。亚非拉及澳大利亚的铁矿、煤、铜矿等资源也被大量开采。二战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又十分低廉，而制成品价格却大幅度上升。这不仅使日本廉价获得大量能源和其他资源，而且使它在进口贸易上赚取大量的“价格剪刀差”利润。仅以石油价格为例，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前，每桶石油价格只有2－3美元。中东战争之后每桶涨到12美元左右。日本的石油进口率在60－70年代是99.8%，低廉的石油使日本经济受益匪浅。
经过20世纪90年代这个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不仅未能走出长期萧条的阴影，反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迹象。这种现象究竟该如何解释？日本经济的萧条今后还将继续多久？有没有可能走出萧条？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说，关键在于探讨当今日本经济萧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著名经济评论家界屋太一认为，当前日本经济不景气是以下三个原因互相重叠作用的结果，其一是经济循环正处在下降阶段中，这是指日本经济每五六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衰退；其二是“资产负债表萧条”，这是指泡沫经济崩溃后，不良债权大量积存，一直未得到处理，巨额的不良债权拖了企业设备投资的后腿，并导致就业不稳定；其三是“文明萧条”，这是指日本在战后建成了一个适合于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现代工业社会，但现在的世界正在向多样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过渡，日本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型制度、组织和习惯已经无法与新的世界文明合拍。界屋主张：“我们必须同时解决这个‘三种萧条’的问题。”然而，除了上述“三种萧条”之外，不能不指出，日本至少还存在另外两种萧条，其一是“人口结构萧条”，即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倾向；其二是“政治萧条”，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政治日趋保守化。此外日本经济还受到世界经济、特别是日本对之依赖很深的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
战后日本经济时升时降，已经历13次循环。1998年度日本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并出现负增长。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出现主要由于国内原因而导致的负增长。到1999年4月日本经济才出现缓慢回升，进入战后第13次经济循环的上升期。进入2000年后，上半年经济状况相当不错，股价上升，以IT（信息技术）产业为中心的设备投资增长不少，出口保持良好状态，由于补充预算产生的效果，政府支出也保持了较高水平。但是，占GDP约60％的个人消费连续3年负增长，至今继续疲软。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其“体质”依然脆弱。到2000年第3季度，经济形势又转向倒退。
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有较大依赖性，而美国经济从2000年3季度开始减速，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在贸易方面，对美出口占日本全部出口的30％以上，美国经济减速不仅影响到日本对美出口，而且影响到日本的整个出口（因为日本主要出口对象国经济对美依赖性也很强）。其结果，从1999年2季度以来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的日本出口，到2000年3季度已经转停，贸易盈余也趋向减少。其次，由于IT泡沫破灭，对个人电脑等信息电子类产品的需求减少，这直接打击了在1999—2000年带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集成电路等电子器件产业。按照有人提出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两个百分点，会导致日本经济下降0．8个百分点”这种估算，目前美国经济的减速对于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显而易见，日本经济从去年3季度开始，就进入经济循环的下降期，从而使日本经济在踏入新世纪之初，就碰上了一个十分晦暗的开端。2001年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对新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途来说，的确是个不祥之兆，这是因为即便是90年代这样差的经济表现，也是以付出累计达100万亿日元财政刺激的代价才换来的（否则其经济表现可能更坏）；而当日本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升至近10％、中央和地方的债务增至666万亿日元即相当于GDP的大约130％时，日本几乎已没有继续依靠财政刺激经济的余地。因此，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景确实是“见不到光明”。
不良债权问题始于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时，日本金融机构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然而，在经济长期萧条、地价不断下跌的背景下，不良债权犹如割而又生的野草，总也未能连根铲除。据统计，至2001年3月底，日本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约43．4万亿日元，反而比上年增加了约2万亿日元；同时，可能转化为不良债权的“有问题债权”超过100万亿日元。
不良债权问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借贷，银行的借贷又导致企业筹资发生困难，从而抑制企业的设备投资，影响经济景气的恢复。这意味着银行本应发挥的金融中介功能受到损害，致使社会的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的流动和有效的利用；同时国内外的投资家在股市上对银行的不信任感也将加深，使银行的经营更趋困难。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萧条又在诱发新的不良债权产生，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经济越是萧条，还不起债的企业就越是增加；股价地价继续下降则导致作为担保的土地等资产日益贬值，于是，潜在不良债权不断增加并转化为现实不良债权，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即出售作为担保的土地等用以抵债）也因为土地等资产贬值而变得益发困难。
导致不良债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的资本效率过低，不能还债。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对不良债权进行处理，就是首先将不良债权从资产负债表剥离出去，不再让面向将来的经济活动再同过去融资失败的结果混同，切断经济萧条诱发不良债权继续产生的恶性循环。
现在，小泉政权已要求主要银行将现有的不良债权在两年内、将新发生的不良债权在3年内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提出“限期完成”对不良债权进行最终处理的要求。显然，只有加快处理不良债权，减少不良债权，银行才容易向有成长前途的企业提供资金，积极培育新的产业领域，从而使整个日本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得到提高。
但是，处理不良债权也必将带来副作用，导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增加，甚至有触发金融危机的危险。这就是说，处理不良债权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系统工程”，它既要促使银行恢复其金融中介功能，又要促使企业提高其资本效率，还要构筑“安全网”来应付处理过程中难免出现的诸如失业增加等各种问题。看来，日本要走出“资产负债萧条”的阴影，依然是任重道远。
在建设工业化文明方面，二战后的日本曾经是成功者，然而，在建设信息化文明方面，日本却明显落后了。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方面，分别仅占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据1999年统计数字）。这个“第2位与第20位之差”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滞后的现状，反映了日本在运用工业化的成功基础向信息化过渡方面，在运用既有的经济技术实力来适应当今时代的革命性变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体制上和战略上的缺陷。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国、北欧乃至一些亚洲国家拉下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改革”、“制度创新”方面的落后。这就是，日本缺乏一种积极推进改革的动力、活力与战略，来改革已有的适应工业化文明的一整套制度，以便通过“创造的破坏”来形成一套能适应信息化文明的新制度。正如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所说：“首先需要认识IT的出现对于日本来说的确是不利的。至少从保存日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IT是一位‘不速之客’。”
电脑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可为各个分散的经济主体独立进行决策、相互进行信息交流提供极为便利的工具，因而同以“每个经济主体独立决策，而且彼此之间频繁交换信息”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容性。因此，越是接近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就越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IT的成果，越可能通过发展IT而获得经济的繁荣，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即是一个例证。然而，日本的所谓“市场经济”却在很多方面并不贯彻市场原理，存在着大量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存在着很多与IT不相容的缺陷，存在着以“保护落后”为宗旨的各种过时管制。这种不贯彻市场原理的体制不仅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化发展潮流之间产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也与正在兴起的IT革命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成为束缚经济继续发展的枷锁。
目前，日本政府尽管在2000年10月制定了“IT国家战略”和“IT基本法案”，并表明决心要在IT领域“5年内赶超美国”；但是，这些战略或法案仍未能触及真正的体制要害，仍未能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今后的经济大国将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的经济大国，今后的发达国家将是“工业发达”与“信息发达”结合的国家。因此，日本能否适应信息化文明发展的要求，对其曾经适应工业化文明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实施动真格的改革和调整，是关系到日本能否在未来世界上维持其经济大国和发达国家地位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对日本经济和社会来说，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是个更本质的结构问题。然而，在日本政府的结构改革计划和政策中，却经常忽略这个触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意识问题的改革课题。
人口结构老龄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日本的特点在于老龄化不仅速度很快，而且与“少子化”（婴儿出生率低）同时进行。目前日本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只有1．35个，这种少子化趋势仍在继续；而美国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2．019，几乎等于人口置换水平。与日本社会迅速走向少子老龄化相比，美国以其相对高的出生率和相对高的移民数，仍将保持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据推算，日本总人口将于2008年转为减少，至本世纪中期将比现在减少14％；而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现在已经在下降；0—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20—24岁的人口要少40％，这预示着再过20年日本教育体系将面临学生数量剧减的问题，届时年轻劳动力也将十分短缺。另一方面，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05年超过20％，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下降。
劳动力人口减少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至下降。有专家预计，日本劳动人口年均减少大约0．5％，即使劳动生产率可期待上升1．5％，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仅有1．0％。同时，随着企业所需的年轻雇员的资源趋于减少，管理将变得更加缺少创新精神和闯劲，无疑也不利于保持生产与技术革新的活力，进而削弱整个企业的竞争力。技能工的老龄化还可能导致有用的传统技术失传。当然，少子老龄化不仅影响企业的活力，也会对保持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产生消极影响。
少子老龄化又是导致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老年人比例上升，养老金、医疗费等社会保障支出正在迅速增加，而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支出中比重最大的一项。据估算，如果不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02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高达31％，相当于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的两倍。显然，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然而，无论是改革养老金制度还是医疗费制度，都是触及到广大国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并且从根本上说不得不依靠增加税收等来解决，这又会引起国民对少子老龄化将导致今后负担加重的担心，这种担心已经对当前的民间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和商品在世界各国可以越来越自由地跨国移动，但各国对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却实施着种种限制，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恰恰在最需要依靠外国移民来解决其年轻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日本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一个近乎单民族国家的日本，其在人口方面的“开放度”远远低于美欧，在吸收国外移民问题上的意识也十分保守（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也有关系）。目前，日本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比例只有约1％，而德国和法国分别为9％和7％，至于美国，其90年代接纳的新移民占发达国家接纳新移民总数的将近一半。美欧的经验表明，外来移民不仅可在供给方面作贡献，而且也会产生新的需要，同时又有利于人口的年轻化（移民的出生率往往较高），移民所带来的不同文化还是增加社会活力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在日本有关移民问题不仅尚未形成社会共识，而且持保守意见的占上风，因此很难寄希望于从国外大量引进劳动力和人才。
现在日本人较多谈论的是如何通过吸收高龄者和女性加入劳动者队伍，来解决其总体上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但这种方法的效果将是有限的，特别是年轻人的活力终究是一种“不可代替的资源”。也有人提出应当把迅速提高出生率作为紧急课题，然而，在青年男女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日本社会，为鼓励女性多生孩子而采取“物质刺激”的办法未必是十分有效的。
综上所述，日本经济的萧条是多种因素重叠的“复合萧条”。因此，仅仅依靠单项的、局部的政策是不可能克服这种萧条的；日本的反萧条政策必须是既包括景气对策又包括改革对策，既包括经济对策又包括政治对策，既包括对内政策又包括对外政策的“一揽子对策”。而制定并实施这种“一揽子对策”的政治力量，将可能需要经过一个曲折的政治分化与重组的过程才能形成
⑵ 当前国际金融经济背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态度，充当的角色之前采取的措施等）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提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
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银行业 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 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保险业 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 (三)证券市场 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二)对保险业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 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 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 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 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 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 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 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 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 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 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
⑶ 从财政政策分析如何实现到2020年成为小康社会（西方经济学可能的考试题目）
一、加快经济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 汕头的奔康之路，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坚持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加快汕头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要积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机制，扩大企业规模，促进经济发展。要改革流通体制，立足汕头，面向国内外，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商业和集贸市场，使汕头成为辐射潮汕乃至闽西、赣南的贸易中心。要进一步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加大开放力度，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质量和水平。要调整外贸出口结构，力争出口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2、要把发展工业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重点。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直接指向是经济现代化，而经济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现代化。没有工业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能是一句空话。发展工业，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优势产业，促进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换代，提高核心竞争力；用信息化带动高新产业的发展，力争三、五年内，汕头有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强强联合，同行业联合，形成“航空母舰”，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要采取股份合作制形式，把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起来，实行低成本扩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实施名牌战略，用名牌带动企业发展，推动整个经济上新台阶。总之，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3、要把第三产业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当今世界各国对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视，第三产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已经成为衡量其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几年来，我市第三产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仍显较为落后，客观上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一是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二是要大力发展旅游业。三是要稳固发展房地产业。
4、要把民营经济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汕头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是要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公平税费负担，畅通融资渠道；二是要加强服务和引导，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围绕优势产业办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三是积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公有制企业的结构调整，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非公有制企业上规模、上台阶。 二、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因此，一定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国策抓紧抓好。首先，要千方百计控制人口增长。其次，要想尽办法保护好环境。发展经济，千万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再次，要保护土地，节约资源。 三、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一是要推进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二是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三是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四、“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 汕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一是要落实双层经营基本制度。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土地问题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核心，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在农村的政策，维护农民权益，才能保护土地，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二是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三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四是要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理清农村经济发展思路，制订扶持农村发展的优惠措施，特别是要在用地、用水、用电上给予优惠，千方百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汕头既有沿海、山区、平原，又有城市、农村、海岛，由于条件不同，经济发展差别极大。因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根据汕头的实际情况，可把全市划分为三种经济类型。总要求是：“特区领先，东西两翼（潮阳、澄海）齐飞，海岛（南澳）、山区崛起”。特区领先，就是汕头特区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龙头”，起领头雁作用，带动全市经济发展。潮阳要大力发展音像制品、化妆品、文具用品等新兴工业，改造纺织服装、食品塑料、五金机械等传统工业，逐步形成制造业基地。澄海要根据新区域调整后的新特点及传统优势，大力发展玩具行业，树立玩具行业的“澄海品牌”，形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玩具制造基地。南澳岛和山区，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优势，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发展旅游业和现代农业以及没有污染的加工工业。市要以足够的政策力度改善海岛、山区的交通条件，提升海岛、山区的区域优势，使他们迅速跨越自我发展的“门槛”，找准战略突破口，逐步缩小与全市的距离，为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
⑷ 什么是，亚投行
亚投行全称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为了主要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建设项目的。亚投行支持的项目包括六个方面：铁路、管道、电力、公路、港口、通信。亚投行的的首批一项创始国有21个。
这些意向创始成员国分别是中国、印度、新加坡、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4)为各国获得和维持经济活力提供融资的主要国际机构是扩展阅读：
各国要想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需投资8000亿美元。8千亿美元中，68%用于新增基础设施的投资，32%是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所需资金。现有的多边机构并不能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也仅有2230亿美元，两家银行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大概只有区区200亿美元，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资金的需求。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的周期很长、收入流不确定等的因素，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的项目是有难度的。
⑸ 求一份详细深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经济解读！！！
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5)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6)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7)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
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8)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9)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10)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1625.740,32.57, 2.04%)、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1.69% 资金 研报](7.86,0.13, 1.68%)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
(11)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12)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1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建立创新调查制度和创新报告制度，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14)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
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
(15)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
(16)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17)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对保留专项进行甄别，属地方事务的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18)完善税收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19)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20)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21)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22)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3)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24)放宽投资准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
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
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完善领事保护体制，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扩大投资合作空间。
(25)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扩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开放合作。
(26)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⑹ G20伦敦峰会公报的公报全文
1.我们20国集团领导人于2009年4月2日在伦敦举行了这次峰会。
2.我们正面临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经济挑战；自我们上次举行峰会以来，经济危机已有所加深，对每个国家无论男女老幼的生活都造成了影响，因此所有国家都必须联合起来解决这一危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共同解决。
3.首先，我们相信全球经济繁荣是不可分割的；实现可持续增长的责任必须由全球各国共同承担；全球经济复苏计划必须以勤勉劳作之家庭的需要及就业为中心，不仅仅在发达国家如此，在新兴市场和贫穷国家也应如此；全球经济复苏计划必须能反映当今之人的需要，也要能反映未来几代人的需要。
我们相信，建立基于市场原则、有效监管和强有力的全球机构之上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可持续性全球化发展和所有各国日益繁荣增长的唯一可靠基础。
4.有基于此，我们今天承诺将采取任何必要措施，目的是：
* 恢复经济信心和经济增长，复苏就业市场；
* 修复金融体系以复苏贷款市场；
* 加强金融机构以重建信任；
* 融资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以克服当前危机和避免未来危机；
* 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巩固经济繁荣的基础；
* 增进全面的、绿色的以及可持续性的经济复苏。
我们将通过联手行动来完成上述承诺，将全球经济带出当前衰退，并阻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于此的危机。
5.我们今天已经达成的协议有：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支持2500亿美元的最新特别提款权(SDR)配额；支持多边发展银行(MDB)至少100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确保为贸易融资提供2500亿美元的支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同意的出售黄金(203,0.28,0.14%)储备的所得资金，为最贫穷国家提供优惠融资。这些协议共同组成了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旨在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
在推出上述扶持计划以前，我们各国政府都已经分别采取了各自的措施，这组成了一项庞大的全球经济复苏计划，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
6.我们正在联手进行一次从未有过的财政扩张活动，将拯救或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如果不采取这一活动则这些工作岗位将被摧毁。到明年底为止，这一活动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将全球产值提高4%，并加速向“绿色经济”的转型进程。我们保证将会持续加大必要的财政扩张规模以复苏经济增长。
7.各国央行也已经采取了异于常规的行动。大多数国家已经大幅下调了基准利率，而且各国央行已经承诺，只要还有必要，就会一直维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此外还将动用包括非常规工具在内的所有货币政策工具以维持物价稳定性。
8.在本国贷款市场和国际资金流复苏以前，我们所采取的经济复苏
措施无法起到效果。我们已经向各自的银行系统提供了重大而全面的支持，目的是提供流动性、调整金融机构资本及坚决解决资产减值问题。我们保证将采取任何必要行动来恢复金融系统的正常信贷流、确保对整个系统而言都十分重要的金融机构的健康性、以及按照20国集团达成的协议框架来实施贷款复苏及金融行业修复政策。
9.总体而言，上述行动将组成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以及最为全面的金融业扶持计划。各国联手使得这些行动的影响力得以加强，而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宣布的非常政策必须毫无拖延地加以实施。今天，我们已经进一步就1万亿美元以上的刺激计划达成一致，将通过全球金融机构和贸易融资为全球经济注入更多资金。
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预测，全球实体经济将恢复增长，到2010年底为止的增长速度将超过2%。我们确信，今天我们同意采取的这些行动，以及我们在维持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联手恢复增长和就业的坚定承诺，将会加快经济回归增长趋势的进程。我们今天保证将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来确保这一成果，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期评估已经采取的措施，以及全球各国还需采取哪些措施。
11.我们决心要确保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和物价稳定性，并将制定可靠的退出战略，从而可在必要时候退出目前需要采取的、旨在支持金融业和恢复全球需求的措施。我们确信，通过实施已经达成一致的政策，我们将可限制本国经济的长期支出，因而降低更长期内的财政稳固计划规模。
12.我们将以合作的、负责任的态度来实施所有经济政策，顾及这些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将取消货币贬值的“竞赛”，构建稳定的、运行良好的国际货币系统。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支持由公平、独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经济及金融业进行监管，对一国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进行监管，以及对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作出评估。
加强金融监管
13.金融业的重大衰退，以及金融监管措施的重大失误，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我们重建公众对金融系统的信任情绪以前，经济信心不会得以恢复。我们将采取行动为未来的金融业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更加具有全球一致性的监管框架，从而对可持续性的全球增长形成支撑，为企业和个人的需求服务。
14.我们所有人都同意确保在本国推行强有力的监管系统，同时还同意建立更加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的跨国合作，创立全球金融系统所需的、通过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高标准监管框架。
加强金融监管必须能促进经济繁荣、体制完善和提高透明度；能抵御波及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能缩小而非放大金融和经济周期；能降低经济对不适当的风险融资来源的依赖性；以及能阻止过度的冒险活动。
监管机构必须保护个人消费者和投资者、扶持市场纪律、避免对其他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减少“监管套利”的范围、支持竞争和动力、以及跟上市场创新的步伐。
15.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将实施在上次会议上达成的行动方案(Action Plan)，如后附进展报告所示。我们今天还发布了一份名为《加强金融系统》(Strength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的宣言，其要点是，我们同意：
* 创立一家全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以下简称“FSB”)，作为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以下简称“FSF”)的继承性机构，其成员包括20国集团的所有成员国、FSF成员国、西班牙和欧盟委员会，并加强了向该委员会所委派的任务；
* FSB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合作，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发出预警，并采取必要行动解决这些危机；
* 对监管体系进行改造，以便各国政府鉴别和虑及宏观审慎监管的风险；
* 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将所有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都十分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涵盖在内，首次覆盖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都十分重要的对冲基金；
* 认可并实施FSF有关薪酬的最新强硬原则，为所有公司的可持续性薪酬计划和企业社会责任提供支持；
* 一旦确认经济已经复苏，则将采取措施改善银行系统中的资金质量、数量和国际协调性。今后，监管措施必须能阻止过度杠杆，并要求银行在经济良好时期也需储备充足的缓冲资金；
* 采取行动反对“避税港”等不合作的行为，我们已经做好了制裁这些行为的准备，以保护公共财政及金融系统。银行拥有保密权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注意到，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今天公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由全球论坛评估的反对按照全球标准交换税务信息的国家；
* 呼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尽快与监管机构进行合作，改进资产估值和准备金标准，完成一套高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
* 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将信用评级机构涵盖在内，以确保这些机构能达到良好的国际行为标准，尤其是要防止出现令人无法接受的利益冲突。
16. 我们要求各国财长按照《行动方案》中的时间表执行上述决议。我们已经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监督进展情况，与金融行动特别小组和其他相关实体密切协作，并在11月份在苏格兰召开的下一次各国财长会议上提交一份报告。
巩固全球金融机构
1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直是近来世界增长的引擎，但现在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令全球经济当前的滑坡局面雪上加霜。要恢复全球信心并复苏经济，资本必须持续不断地流向这些国家。这就需要下大力气巩固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IMF。因此，我们今天一致同意，通过全球金融机构追加8500亿美元可用资金，这笔资金将用来为逆周期支出、银行资本充足、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融资、支持国际收支平衡、新债替旧债和社会支持提供资金，从而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为此目的：
·我们同意通过成员国的直接融资向IMF提供2500亿美元可用资源，随后共同达成一个规模更大、更加灵活的新的贷款安排，再增加最高5000亿美元，并考虑是否有必要向市场举债。
·我们支持由各多边开发银行(MDB)大幅增加至少1000亿美元的贷款，包括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贷款，并确保所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安全，包括拥有适当的资本。
18. 这些资源应该得到有效和灵活的利用以支持增长，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一方面，我们赞赏IMF取得的进展，包括它新推出的灵活信贷安排(FCL)，以及它对贷款和限制条件框架的改革，这将确保IMF的各种工具能够有效地解决各国收支平衡融资需要的内在问题，尤其是外部资本从银行和企业部门回撤的问题。我们支持墨西哥寻求FCL的决定。
19. 我们一致支持进行一次总的特别提款权(SDR)分配，此举将向世界经济注入2500亿美元并提高全球流动性，并要求对《第四次修正案》进行紧急修订。
20. 为了让我们的金融机构能够帮助管理危机并防范未来的危机，我们必须增强它们的长期相关度、执行效力和合法性。因此除了我们今天达成的大幅增加资金来源的协议，我们还决定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现代化改革，确保它们能够在面临新的挑战时有效地向成员国和股东提供协助。我们将改革它们的授权、规模和治理，使之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战，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穷国在内，必须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代表权。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相应地通过提高战略远见和决策水平来增强这些机构的信誉和问责机制。出于这一目的：
· 我们要坚决执行2008年4月达成的IMF配额和话语权改革的方案，并要求IMF在2011年1月之前完成下一次配额审查。
·除此之外，我们同意应该考虑给予IMF官员更高的参与度，令其能够向IMF提供战略指导并加强其问责机制。
·我们要致力于执行2008年10月达成的世界银行改革方案。我们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会议上获得进一步的建议，加快进度，争取在2010年春季的会议上就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达成一致。
·我们同意，国际金融机构的首脑和高级领导应该通过公开、透明的优选程序来指派。
·根据IMF和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我们要求会议主席与G20财长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在下一次会议上向大家报告，以期为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反应速度和适应能力进行深入改革。
21. 除了改革我们的国际金融机构，令其适应全球化的新挑战，我们同意在关于促进经济活动可持续性的一些关键价值和原则上达成一项全球共识。我们支持就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形成一个宪章，并就此在下一次会议上作进一步讨论。我们注意到其他一些论坛已经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希望能够对经济活动可持续性问题的宪章做进一步研讨。
反对保护主义和促进全球贸易及投资
22. 世界贸易的增长促成了世界半个世纪的持续繁荣。但是，现在它出现了25年来的首次下滑。需求的萎缩因保护主义压力的增大和商业信贷撤离而加剧。重振世界贸易和投资是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所在。我们不会重犯过往时代保护主义的历史错误。为此我们重申在华盛顿许下的承诺：不得针对投资或商品及服务贸易设置新的障碍，不对出口施加新的限制，不得推行违背世贸组织(WTO)规则的措施来刺激出口。此外，我们将立即行动纠正已采取的这一类措施。我们决定将上述承诺的期限延长至2010年结束。
我们将努力把包括财政政策和支持金融业行动在内的国内政策行动对贸易和投资的任何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我们不会退而奉行金融保护主义，尤其不能采取限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特别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的措施。
我们将立即把任何这样的行为通报WTO，我们呼吁WTO和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监督我们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况并每个季度予以公布。
与此同时，我们将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行动来促进和推动贸易及投资，我们将确保在未来两年中通过出口信贷和投资机构及多边开发银行(MDB)至少提供2500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贸易融资。我们还将要求我们的金融监管机构将必备资本中的可用弹性资金用于贸易融资。
23.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就急需的多哈发展议程达成一个积极和兼顾各方的协议，这样世界经济总量每年至少能增加1500亿美元。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承诺将维护议程已取得的进展，其中包括就议程形式所达成的一致。
24. 未来一段时期中，我们将把工作重点和政治关注重新转向这一关键性事务，我们将通过持续不断的工作和所有相关的国际会议来推动议程取得进展。
确保所有经济体公平而持续地复苏
25. 我们决心不能仅恢复经济的成长，我们还必须为一个公平和可持续的世界经济奠定基础。我们已经意识到，当前这场危机对最贫穷国家的冲击过重，我们共同负有减轻本次危机对社会影响的责任，以求将危机对全球发展潜力的长期破坏降至最低限度。
我们重申我们在千年发展目标会议上作出的历史性承诺，我们将致力于履行我们各自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承诺，其中包括促进贸易援助、债务减免及格伦伊格斯(Gleneagles)会议上做出的承诺，特别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承诺。
我们今天已采取的行动和已做出的决定将提供500亿美元来支持低收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促进贸易和安全发展，这是我们在危机中显著加大对低收入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扶持力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正在使最贫穷国家能获得社会保障所需的资源，其中包括向长期食品安全投资和志愿向世界银行的《脆弱性框架计划》 -- 该计划包括基础设施危机基金和社会快速响应基金——提供双边性捐款。
我们已决定借助新的收入模式——即动用IMF出售黄金(203,0.28,0.14%)所产生的更多资源——和结余资金在未来2至3年中为最贫穷国家再提供60亿美元的形式灵活的特惠贷款。我们呼吁IMF在春季会议上就此拿出切实的计划。
我们已同意对《偿债能力架构》的灵活性进行再评估，我们呼吁IMF和世行在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IMFC)和发展委员会的年会上就此作出通报。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建立一个有效机制，监控当前危机对最贫穷和最脆弱国家的影响。
26. 我们对受本次危机影响的人口的数量和范围有清醒认识。我们承诺将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支持措施来帮助那些受到危机影响的人。我们将建立一个对男性和女性均友好的劳动力市场。因此，我们欢迎伦敦就业会议和罗马社会峰会发布的公报和它们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我们将借助刺激经济增长、投资于教育和培训来支持就业，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关注最弱势人群来鼓励用工。我们呼吁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工作，对我们已采取和未来有必要再采取的行动进行评估。
27. 我们同意以最佳方式使用财政刺激计划的资金，以达成帮助经济有活力、可持续且绿色复苏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变革，转用清洁的节省资源和低碳排放量的新技术及基础设施。我们鼓励多边开发银行(MDB)致力于达成这样的目标。我们将共同确定和推行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进一步举措。
27. 我们重申我们在化解气候不可逆变化威胁方面的承诺，其依据是各国负有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我们将致力于在2009年12月于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达成协议。
履行我们的承诺
29. 我们已承诺共同采取坚决的紧急行动，将以上承诺转化为行动。我们同意在今年底之前再次集会评估我们履行承诺的进展。
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区别和联系
区别：
1、承担职责不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世界银行，主要是为成员国提供长期贷款。
2、主要业务不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业务活动有：向成员提供货款，在货币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研究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有关问题，研究扩大基金组织的作用，提供技术援助和加强同其它国际机构的联系。
世界银行主要业务是贷款项目、非贷援助。
3、成立目的不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了调整国际货币关系而建立的。
世界银行是一个主要协调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贷款和投资而产生的国际金融组织，其宗旨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提供长期（一般为50年）贷款和投资，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
联系：两者都是根据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决定，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5年12月27日同时成立。总部均设在华盛顿。两家机构均属于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
联系
两者都是根据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决定，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5年12月27日同时成立。总部均设在华盛顿。两家机构均属于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
(7)为各国获得和维持经济活力提供融资的主要国际机构是扩展阅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职能：
1、制定成员国间的汇率政策和经常项目的支付以及货币兑换性方面的规则，并进行监督；
2、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避免其他国家受其影响；
3、为成员国提供有关国际货币合作与协商等会议场所；
4、促进国际间的金融与货币领域的合作；
5、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6、维护国际间的汇率秩序；
7、协助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多边支付体系等。
世界银行的目标：
1、终结极度贫困，将日均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降低到3%以下。
2、促进共享繁荣，促进每个国家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长。
⑻ 中国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吗
一、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延续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大力促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二、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丰盛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当前10年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高峰期，每年新供劳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个以上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每况愈下。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三、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性障碍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A.B.C，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明显处于第(2)种情况。现期我国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升，但与潜在增长率仍有距离，通货紧缩趋势是低度的，且有减缓迹象。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以继续实施适度从松的政策为宜。我以为，现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其扩张性实质而言）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其松动的一面或防止通货紧缩的一面而言），实际上是一种“适度从松”的政策，因此，这两个政策目前还没有改弦更张的必要。今后一段时间还是要继续实施，但其内容需要适应形势变动加以调整。检举提问人的追问2009-06-0323:59请问你这是从哪找来的?是09年的经济形势么?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09-06-0323:59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1.次贷危机的恶化使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次贷危机继续向纵深发展，正在严重破坏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秩序。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充满不确定性。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继续扩散，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缩水，商业银行普遍的惜贷行为使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失去金融支持。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大调整严重打击经济信心，使世界经济的复苏可能进一步推迟。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增长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将低于2008年。2008年8月份以来，全球经济降温使国际油价跌幅超过30%，带动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同程度下降，近期各国通货膨胀率纷纷呈现见顶回落迹象，预计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降温，通货膨胀压力较2008年减弱。2.国际经济低迷将进一步收缩我国外部需求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次贷危机后的低迷状态，美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放缓，1~8月份仅增长10.6％。但由于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相对稳定，1~8月份对欧盟出口仍然增长26.3%。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已经从美国向欧洲、日本和新兴国家传导，欧盟和日本第二季度经济负增长；同时，8月份以后美元汇率反弹使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升值加快，2009年我国对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出口可能全面放缓，外贸顺差规模进一步缩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下拉影响可能比2008年更加严重，使我国2009年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09-06-0323:593.房地产开发投资降温，带动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减速2008年1~8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9.1%，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1.4%。但房地产成交量大幅萎缩，房价调整迹象明显，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市场可能由“量跌价滞”进一步发展为“量价齐跌”。初步预计，在2008年高基数的台阶上，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下滑到10%以下，房地产投资增量从6800亿元减少为3200亿元，这将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速。由于房地产是产业链较长的支柱产业，也是这一轮经济扩张的龙头产业，它的周期性调整将拖累一连串行业景气度下降，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随之减速。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土地出让金收入，2008年以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增幅明显下降将影响2009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4.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保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难度加大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但农民进一步增收面临许多制约因素，股市和房市调整使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缩水，扣除物价因素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比前几年下降。“奥运景气”消失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可能逐步放缓。汽车、住房两大消费热点开始降温。1~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0.8%，增幅下降37.2个百分点。上半年汽车销量增幅回落11.4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汽车销售环比下降5.53%，同比下降6.34%。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退潮后在短期内很难由其他消费热点替代，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可能低于2008年。5.成本上升与产能过剩“两碰头”，企业效益不容乐观2008年不得已对成品油、电力、公用事业等价格实行行政管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经济运行正常秩序受到较大影响。8月份火力发电仅增长1.8％，从供给方面约束了工业生产正常增长，如不及时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工业急剧减速将会威胁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2009年我国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而销售价格难以提高的重压，企业效益将大幅滑坡，财政收入形势严峻。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09-06-0400:001.以“保增长、促转型”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当前，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但从国内农产品价格走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次贷危机后国际货币流动性变化趋势和美元汇率走势等因素看，我国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有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控制物价的政策效果2009年将进一步显现。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破坏作用不断加剧，国内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回落过快，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在逐步增大。建议2009年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宏观调控首要政策目标。之所以要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是因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同样突出，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不仅需要总量政策的适度放松，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才能重构中国经济增长新活力，重获中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应对复杂形势的思想和行动，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积极性更好地引导到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防止为保增长重走粗放型发展老路。2.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建议2009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同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次不仅要扩大政府建设投资，由政府配置资源来集中力量大事，更要强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减税费降低企业成本和居民负担，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加大对结构转型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全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以促进企业设备装备更新；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公益性科研机构和公益性行业科研的支持力度，支持国内重大装备制造业振兴和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开展企业创新风险投资试点，为企业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建议2009年中央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扩大到2000亿元，重点用于灾后重建、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和结构升级等产业发展项目，以及支持“三农”项目，采用银行配套贷款、吸收民间资金入股等法，扩大国债投资的带动作用。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09-06-0400:003.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9年我国货币流动性局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既可能因为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使国内金融机构对国内经济形势和企业盈利前景预期转坏，普遍出现惜贷现象，同时国际热钱大量撤出，造成我国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交易量大幅萎缩，突然由流动性过剩转变为流动性不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严重短缺；也可能因为中国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其他国家从而国际热钱继续大量流入我国，延续我国这几年一直存在的货币被动投放局面，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面对不确定性，实行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都不适宜，因此建议2009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要根据货币流动性变化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控制在16%~17%，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重点加强信贷结构引导，在重视中小企业贷款的同时，引导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国债项目配套倾斜，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转型中的独特作用。4.加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前几年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出了城镇居民的承受能力，出现调整实属必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以改善供给结构和满足自住需求为导向，既要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也要防范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导致市场过度调整。改善供给结构，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普通住宅的土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供给，大中型城市要扩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金融机构应对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保证对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等房地产项目的正常贷款，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保证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正常施工和竣工，防止因资金链断裂而出现大面积“烂尾楼”现象。要允许房地产上市公司和其他优质房地产公司通过企业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鼓励房地产行业的兼并重组。前期出台的住宅交易环节税反而增加了购房人负担，应当及时取消。适当降低居民首套自住房贷款利率，取消对“第二套住房”特别贷款限制政策，吸引居民在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时踊跃入市。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09-06-0400:005.完善消费政策，进一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要深化全党对扩大消费重要性的认识，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必然在13亿人民的消费需求上，经济结构转型最重要的方面是需求结构从主要依靠外需转向主要依靠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要从宏观收入分配环节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建议把居民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为零，提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到3000元，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减轻低收入者税负。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扩大城乡就业，落实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相关政策，根据物价水平变动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和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完善消费税制度，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6.完善外贸政策，帮助外向型企业渡过难关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次贷危机恶化后，发达国家未来的贸易壁垒会，贸易保护措施会更加频繁使用，中外贸易摩擦也会进一步增加。为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化解中外贸易可能出现的纠纷。如有必要，还可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联合抵制发达国家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国际社会转嫁危机的做法。可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对纺织轻工行业的鼓励类产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重点支持自主品牌产品与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要对中小型外贸企业在资金、技术上予以一定支持，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渡过难关。继续严格控制粮食、化肥、钢材、煤炭和焦炭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努力扩大重要资源、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09-06-0400:007.抓住有利时机，理顺资源能源价格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逐步减轻，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全面回落，为我国理顺资源能源价格、改革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有利时机。要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下决心适时推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电价改革步伐，促进合理电价机制的形成。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解决当前电煤、成品油、供热等由价格引发的供需矛盾，做好电力、煤炭、成品油、供热等供给保障工作，从供给面保障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要进一步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抑制不合理需求。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09-06-0400:01要想对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和预测确实非常困难，因为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丝毫不亚于2008年。但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应对得当，作为一个经济基本面仍比较好的“大国经济体”，中国经济可以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获得9%左右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也可以维持在3%以下。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看，2009年可以说是近10年来最糟糕的一年。有许多分析家认为“滞胀”可能是2009年全球经济的基调。可笔者认为“滞胀”作为今后2～3年的一个趋势是很有可能的，但对于2009年来说却不一定。关于经济增长，“滞”已成定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现在尚存争论的是“滞”的程度，即是温和衰退？还是严重衰退？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争论的是增长速度的降幅会有多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最新预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会把世界经济拖入一个低增长的阶段。2009年世界经济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在3%左右，只有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速度4.6%的2／3。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都会在衰退的边缘挣扎，零增长的可能性极大，增长速度最多不会超过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有较大幅度的放缓。但通货膨胀的“胀”在2009年则不会加重，而且很有可能的结果是会比2008年下降。因为，伴随着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原油等大宗能源、原材料产品的需求会下降，加上前两年美元贬值过大，人们对美元的预期出现变化，美元开始反弹或至少已经趋于平稳，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也会下降。我们预测，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2009年可能会在90美元左右。因此，总体上看通货膨胀的压力在2009年可能会得到暂时的舒缓。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09-06-0400:01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除了金融部门直接持有国外机构不良资产，会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外，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减速，会使出口需求下降；二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出现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较大影响，进而使金融机构的贷款更加谨慎，使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加小心。如果说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还十分有限，那么2009年的影响将会变得更实在、影响程度也会更大。因此，当我们将国际经济环境作为中国经济的决策背景进行考虑时，宁可将国际环境想得严重一些。以便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能够更加从容地加以应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大国经济体，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相对有限的大国经济体，以及我国较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状况，可以说我们有较好的条件和较大的回旋空间，去应对和减轻国际经济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采取一定措施，如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等，帮助企业尽可能使出口需求下降的冲击变得小些。但也要看到，只要外贸顺差下降的幅度不太大，这种冲击对中国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就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外部冲击带来的心理影响，只要我们能够将中国的优势讲清楚，将政府的信心和将要采取的措施讲清楚，获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我们可以使这种影响程度降到相对比较小的水平。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仍是宏观调控应平衡的首要关系。“保增长、防通胀”是宏观调控的正确选择，只是应该由2008年的防通胀为主，转为保增长为主。这种选择的主要依据是：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已经大幅回落到较低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科学发展的要求，也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而且，由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尚好，国际收支状况也较好，高储蓄率、劳动力相对宽裕等经济发展基本动力仍在，大国经济体应对国际冲击的能力较大，不需要对经济增长的适度减缓而过度反应。目前已经陆续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但也应注意矫枉过正。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09-06-0400:01关于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用CPI来衡量，可以控制在3%以内。其原因，一是2008年农业继续获得大丰收；二是中国消费品的产能仍处在过剩状态；三是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回落；四是前几年，特别是2008年宏观调控的滞后影响。按目前的水平测算，2008年CPI上涨对2009年形成的翘尾因素几乎为零。但我们切不可因此实行过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因为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低了。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都无法长期处于超过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区间运行。泡沫总是要破的。与其大起大落，破坏性地调整，还不如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况且，从我国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看，也需要我们继续对防止通货膨胀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2008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等上游产品的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均较高，在10%～16%之间，经过一定的时滞，会在2009年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等下游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实施，劳动力成本仍会以较快的速度提高。房地产等资产类的价格仍处在高位。因贸易顺差、资本流入等引发的被动性货币发行仍会继续，且前几年过剩的流动性还没有完全消化。检举回答人的补充2009-06-0400:01关于经济增长。从供给的角度看，生产能力不是问题，主要看生产成本的上升程度和信贷资金的松紧。由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生产成本上升的叠加因素正在从政策层面给予削减；信贷政策也已经开始向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倾斜。因此，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产品的销路，即需求是否足够强劲。2009年，外需会继续减弱，贸易顺差可保持在2000亿美元左右，比2008年下降10%。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中仍有40%左右是加工贸易；在经济萧条时期，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可进一步发挥效用。因此，贸易顺差不会下降过大。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也会有小幅回落。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居民个人的收入增长幅度2008年低于2007年，股市、房市等疲软导致居民的资产收入缩水；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般不会有大的起伏，且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居民改善生活的需求仍比较强烈。上述分析表明，要使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从大的方面看，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分为三大块：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受产能相对过剩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难以有大的突破，重点应放在技术创新、标准创新、产品创新等结构调整方面。房地产投资因为受前几年房地产价格水平上涨过快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居民的承受能力，需要有一个休整和泡沫释放的过程，也很难再像前几年那样，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对此，应通过恰当的政策调控和心理疏导，使其在房地产价格水平适度回落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因为，现阶段我国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需求，仍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而且，房地产投资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具体的建议是，鼓励正常居住需求、抑制投机需求、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居住需求。特别是各级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对廉租房建设的投入，以起到维持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条件、扩大消费的目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应该也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因为交通通信等许多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组织引导进行投资。另外，在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应该采取一定刺激措施。再者，这些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平衡状况良好，能够有所作为。综上所述，从需求角度看，2009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需要认真应对才能较好地化解危机
⑼ 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容
现代市场经济的五大特征:
独立的企业制度 有效的市场竞争 ; 规范的政府职能 ; 良好的社会信用 ; 健全的法治基础.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现状来看，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绝大多数，但真正实现繁荣经济目标的，都是建立起规范和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许多国家虽然长期实行市场经济，但至今仍然在不规范和低效的市场经济中苦苦挣扎。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并不是只要实行了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就可以自动优化，社会福利就可以自动增加。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如果搞得不好，也很容易陷入不规范的、低效的市场经济当中而难以自拔。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运作规范和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具有以下五个共同特点，即独立的企业制度、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良好的社会信用和健全的法治基础。
独立的企业制度
独立的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企业是最主要的市场主体。
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分散决策和价格机制实现资源配置。分散决策的好处是每个企业都可以利用它们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决策，从而避免了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信息难题。但要实现分散决策，企业必须要有充分的独立性，否则分散决策无从谈起。从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独立的企业制度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企业拥有明确和独立的产权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二是企业有充分的决策权，能够根据市场信息的变化自主决策；三是企业对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民事责任。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明确和独立的产权不仅是市场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也是企业进行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动力源泉，是形成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前提。如果产权不明确，或得不到有效保护，独立的企业制度不可能真正确立。同样，企业拥有自主权和对其决策的后果负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企业的决策常常受到外来干预，它就不可能也不应当对其决策的后果负责，反过来，如果企业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真正负责，拥有决策自主权就是危险的。现代经济研究的成果充分说明，市场机制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更是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决策者对其决策后果负责，对决策者既是约束，也是激励。
改革以来，伴随着非国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我国的独立企业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发育，但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是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大多数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工业集团、四大专业银行等还不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国有资产的产权明晰问题和建立有效的产权实现方式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建立只是从形式上解决了国有产权的分散行使问题，更大和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如何保证将国资委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权利和责任相对等的履行出资人权能的机构，而不是变成一个只有权利而不对其决策后果负责的行政单位。二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受到各种来自企业外部或明或暗的干预和制约，企业决策自主权有待进一步落实。三是对产权的侵害事件屡屡发生，保护产权的法律环境有待完善，尊重产权的社会意识也有待形成。四是如何形成有效的使企业对其决策后果负责的机制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破产制度是最为有力的市场约束制度，但这项制度在国有经济领域的实施已经大大走样。同样，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有效的产权约束没有形成，制定一部规范的、覆盖全社会的《破产法》也面临许多困难。
有效的市场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有效性的最根本保证。市场机制正是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迫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管理、积极创新，从而达到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但竞争必须有效，否则也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从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有效的市场竞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竞争必须公平；二是竞争必须相对充分；三是竞争必须有序。
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要求法律、法规和政府有关政策平等对待不同的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获取、享受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等方面，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在人员流动、就业选择、职业培训、劳保福利等方面，为劳动者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意味着机会的公平，而只有机会的公平才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相统一的有效途径。
保障竞争有效性的另一个条件是消除阻碍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各种行政性和经济性障碍，保证竞争的相对充分。行政性障碍主要是指由于行政权力造成的市场垄断，比如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而经济性障碍则主要是由于某个或某些企业规模过大、市场集中度过高造成的市场垄断。两种垄断虽然性质不同，但都会损害竞争的有效性，都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消除。另外，对于有效竞争而言，企业的自由退出与自由进入同样重要。如果竞争的失败者由于各种行政的或经济的障碍不能自由退出，也会严重损害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最后，有效竞争必须是有序竞争。有序竞争首先要求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既包括正式的法律、法规，也包括非正式的行业规范、国际惯例等。同时，市场主体必须严格遵守这样的规则，为此，必须严格制止欺诈、造假、低价倾销和价格卡特尔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规范的政府职能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与经济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不能过大，其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否则，如果政府任意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同样会损害民间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能够成功促进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规范的政府行为通常被称为“良政治理”或“有限和有效政府”。良政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府的职能通过法律得到明确和恰当的界定。在规范的市场经济当中，政府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替代市场的作用，而在于增进市场的作用，也就是主要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则来维护市场秩序，保持公平竞争，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凡是通过市场机制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必插手，而通过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则必须负起责任。在需要由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同样会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根据这样的原则，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制定并执行规则，包括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监督合同的执行以及公正执法等。二是进行宏观经济的总量调控，进行收入再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过大，维持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三是提供公共产品。
第二，民主和透明的政府决策程序。政府职能的正确行使不仅要求政府只做该做的事情，而且要求决策正确，尽量减少失误，而正确的决策又依赖于正确的决策程序。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和专业知识越来越复杂，仅靠少数领导者的个人智慧很难保证作出正确的决策。考察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决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大决策不仅要经过专业人士的充分论证，而且要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特别是被规制对象的意见。通过法律或法规形式规定的政府决策程序也可以起到监督政府行为，减少随意干预和减少腐败的作用。
第三，政府权力要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由于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政府具有天然的优势，因而必须通过法律对其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否则独立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易就难以得到保证。法律法规必须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内容、方式、权限等作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尽可能详尽的规定。如果法律规定了过多的政府不应有的干预经济的权力，或者法律留下的空白太多，或法律条文过粗留下的弹性过大，赋予政府过多的自由裁量权，都会导致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和随意的干预。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事，其行为也必须处于立法机关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之下。
第四，有效制止政府官员腐败。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严重的腐败是导致低增长、低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腐败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代价，是导致不规范、无效和坏的市场经济的最主要因素。腐败不仅会大大增加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而且会构成市场准入的壁垒，损害有效竞争环境的形成，败坏政府的声誉，降低政府有效管理市场经济的能力。因此，能否有效制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关乎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败。
良好的社会信用
诚实守信在任何时期对于任何国度、任何民族、任何体制都具有普遍的价值，不诚实守信，不勤勉敬业，任何一种游戏规则都难以正常运转。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而言诚实守信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与传统市场经济的交易方式主要是现货交易，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方式主要是信用交易。信用交易的出现和发展克服了时间及空间的分离对交易的限制，从而大大扩展了市场交易的范围。但信用交易的基础是交易双方的诚实守信，否则不仅交易的成本会大大上升，而且交易的广度和深度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低成本的电子商务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如果没有良好的信用作基础，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诚信对于企业来讲不仅意味着较好的信誉，更意味着更高的竞争优势。通过严格履行合同，企业不仅能够赢得客户，而且能够树立良好的品牌。对供应商的诚信能够使企业赢得供应商的信任，从而获得较好的供货条件。而对债权人和投资者的诚信意味着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更多融资的能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良好的信用基础和文化是现代企业制度赖以正常运作的基础。如果董事们不能很好履行其对股东的诚信义务，如果管理人员不能诚信敬业，如果内部人总是以虚假的信息欺骗投资者，现代企业制度即使形式上建立了，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各国的发展经验还表明，与市场主体的诚实守信相比，政府的诚信更为重要。政府政策的透明和可预见，政府严格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不仅直接影响社会信用的状况，而且能够增强其他市场主体的信心，为良好社会信用的形成起到示范作用。
健全的法治基础
从各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从传统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法治基础。这是因为，正如上文所述，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竞争离不开规则，离不开法治。没有好的法治环境，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市场竞争的有效性、政府行为的规范性和市场秩序的有序性都将缺乏根本的保证。因此，从根本上讲，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多种多样，只有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才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富民强国的有效途径，这是近现代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基础的法治主要包含三层含义：
一是法的内容符合基本的或公认的正义，特别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法治环境的健全并不意味着法律越多越好，更为重要的是法律是好法而不是恶法。如果法律不是对产权和公平竞争进行有效保护，而是过多地限制经济主体的自由，那么这样的法律越多，对市场经济的危害反而会越大。许多国家法治环境不健全，不能为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制定足够多的法律，而是因为其法律不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甚至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好的法律需要有好的立法程序来保障，这不仅要求具体的立法过程公开、透明，更需要比较健全的民主和宪政基础。
二是法是至高无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治”国家中，所有的公民个人、公民团体和政府机构，都必须遵守法律，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个人或机构，不论其地位和社会背景如何，其违法行为都必须依法受到制裁。
三是法律得到公正执行。这不仅需要有健全的司法体系，而且需要全社会良好的法治观念和守法意识。相比而言，这一点是最难的，因为法律的制定毕竟有国外成熟的法律可供借鉴，而好的司法环境却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好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观念更需要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培养以及实践才能建立起来。
回答者：fairy磨牙 - 试用期 一级 7-1 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