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外贸措施
对外，中国是没有办法的，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如此，需求不足，导致出口下降，今年四月出口同比下降20.5%，中国只是提高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对内，扩大内需，修桥铺路。放大贷款，扶持中小企业。但是由于中国的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而且出口产品又对内造成了进一步的冲击。所以国内还是供大于求，无法消化的。而得到贷款的公司，由于对未来前景的担忧，并没有将钱投放到实体经济上，而是投到了股市和房市，造成了房市的小阳春，股市的回暖。而中国的用电量却在下降，实体经济仍然处于危机之中。
② 中国金融业开放有了哪些最新举措
第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第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的上限放宽到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
第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
第四，为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两地股市互联互通的机制，从今年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的额度扩大四倍，即沪股通和港股通每年由130亿元，调整到520亿元。
第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③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哪些措施
中国政府除了拿出4万亿RBM用于救市之外
银行将进行数次降息，同时对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提供贷款，和减税政策
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还有采取多种渠道稳定物价水平，
收购东北100万吨粮食稳定粮价
④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哪些保护外贸企业的政策
主要是财税政策，例如出口退税，帮助其获取低成本贷款（没什么效果）。
⑤ 目前中国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具体有哪些
中国农产品出口面对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程国强 2003-04-30
内容提要：中国农产品出口如何突破发达国家以质量、卫生和技术标准等为借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目前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本文系统分析了中国农产品出口所面对的主要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WTO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特征和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初步建议。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SPS）、世界贸易组织(WTO)、农产品贸易争端
中国的肉类、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曾经被业内人士预期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具有巨大的出口潜力，但今年以来这些产品却频频遭遇技术壁垒，出口形势严峻。如年初浙江舟山冻虾仁因检查出极微量的氯霉素被欧洲公司退货索赔；欧盟兽医委员会还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虾、兔和家禽肉等动物源性食品；日本对从中国进口的蔬菜实行批批检验的苛刻检验措施；中国出口欧盟的蜂蜜又被以“抗生素超标”为由遭到“封杀”，随后，日本、加拿大、美国等也加强了对中国蜂蜜的检验。如何突破发达国家以质量、卫生和技术标准等为借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使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成竞争优势和出口现实，是目前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一、什么是“技术性贸易壁垒”？
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简称TBT），是指进口国采取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动植物产品检验检疫措施、商品包装标签及标志和环境要求等，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入该国市场形成贸易限制作用。
这些对农产品贸易产生限制作用的技术性措施，原本是为了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保护环境，防止经济欺诈行为。但长期以来，技术性贸易壁垒被一些实行农业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所利用，使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日趋恶化。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之所以在最近几年越演越烈，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食品污染事件，如肆虐欧洲的二恶英污染畜禽饲料、比利时可口可乐污染、法国的李斯特菌污染熟肉罐头、日本“O-157”和雪印牛奶金葡萄菌污染、横扫欧洲的疯牛病、口蹄疫等，形成严重的食品安全信任危机，许多国家因此而制定了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进口农产品的质量卫生要求更加苛刻。
第二，WTO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农产品关税、非关税措施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WTO规则的约束，但发达国家并未因此而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而是籍食品安全问题，利用动植物卫生检测检验技术措施设置障碍，抬高进口门槛，国际农产品竞争已从过去单纯的关税、非关税措施，转向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为主的限制政策和措施。
第三，世界经济低迷和一些发达国家国内农业问题的政治化，使农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性贸易措施成为发达国家农业保护的最有效手段。有关研究估计，70年代在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中，约有10-30%是技术性贸易壁垒。但90年代以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超过50%。
二、主要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
根据日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农产品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情况看，中国农产品出口面对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体现在严格的检验、检疫、认证、标准手段和措施上，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
1．食品安全、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法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完整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这些法律既规范着国内农产品生产加工，同时也将不符合标准的国外产品挡在了国门之外。如针对90年代中期频发的食品安全危机，欧盟于2000年1月发表了《食品安全白皮书》，提出80多项保证食品安全的计划，要求食品卫生责任首先由生产方承担，食品从饲料开始，经过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链条都要保证安全。美国则有《食品、药品、化妆品法》、《公共卫生服务法》等，对进口农产品的认证、包装、标识及检测、检验方法作了详细的规定，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每月扣留的进口商品高达3500批。美国于1997年12月在食品加工中引入“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管理体系，禁止进口未实施HACCP的水产品和肉类食品，要求所有对美国出口的水产品、肉类产品企业必须获得HACCP的认证资格。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都认可采用HACCP体系。日本依据《食品卫生法》、《植物防疫法》、《家畜传染病预防法》对入境的农产品及食品实行近乎苛刻的检疫、防疫制度。对于植物检疫，凡属日本国内没有的病虫害，来自或经过发生该病虫害国家的寄生植物和土壤均严禁进口。作为食品或食品原料的动植物、农产品还需要接受卫生防疫部门的食品卫生检查。对于强制性检查食品要逐批进行百分之百的检验。对不同时间进口的相同商品，则规定每次须检验，而对日本国内同类产品只需一次性检验即可。目前中国蔬菜出口正遭遇此类限制。
2．质量标准、食品标签和包装要求。目前发达国家仍然在不断升级质量检验标准，检测项目也越来越多。如日本对中国大米要求进行检测的指标，已经由1993年的20多项，增加到目前的123项，而且要求在14天内完成。食品标签和包装也是重要的市场准入工具，如美国是世界上食品标签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食品标签多达22种，且逐年修订补充。美国要求所有包装食品应有食品标签，强化食品还要有营养标签，必须标明至少14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据估计，仅此一项就使美国加工企业每年多支出10.5亿美元，显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力负担这一费用。
3．环境保护和动物福利要求。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对进口农产品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绿色包装与标签要求、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如1995年4月，发达国家要求实施《国际环境监查标准制度》，要求产品达到ISO9000系列标准体系，还要求使用“绿色环境标志”，如德国的“蓝天天使”、日本的“生态标志”和欧盟的“欧洲环保标志”等。动物福利问题则尤其为欧盟所重视，如鸡场饲养密度，一般为每平方米12只，欧盟提出只能养10只，理由是密度太大，鸡会感到不“舒适”。而这将增加鸡的养殖成本，无形中也成了贸易壁垒。
4．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一直是国际争论的焦点。美国由于占据转基因技术的制高点，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持积极态度，而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则坚决反对，由此也引发了有关转基因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的讨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呈日益升级的趋势。如日本农林水产省最近宣布，自2003年起在日本全国推行“大米身份认证制度”，即凡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不允许销售。“大米身份认证制度”推行之后，日本各地又对新制度“层层加码”，把认证范围推广到蔬菜，要求凡市场上销售的本地蔬菜都必须有认证标志。这样下去，日本迟早会对进口蔬菜采取同样的身份认证制度。这对中国蔬菜等农产品来讲，今后进入日本市场将更趋困难。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与WTO规则
由于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人类以及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因此它具有合理性、隐蔽性、复杂性和灵活性等特征，使日本、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规避有关国际规则的约束，广泛而高频度地使用。正是因为如此，近年来国际农产品贸易争端已从一般形式的贸易战逐步转变为损害更加严重的技术性贸易战，发达国家籍此动辄宣布封杀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发达国家名目繁多且不断升级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目前农产品贸易争端的主要领域，严重制约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目前WTO框架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是专门针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多边协定，与此同时，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与第21条安全例外、《原产地协定》、《农业协定》、《补贴与反补贴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TRIPs）、《装运前检验协定》等也与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有关。WTO新一轮谈判中的《贸易与环境》、《贸易便利化》、《贸易与投资》等议题也将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
TBT协定和SPS协定是WTO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基本规则。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不合理的技术性措施，减少国际贸易壁垒；通过制定多边规则，指导各国制定、采用和实施被允许采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努力保证这些措施不构成歧视，不形成对国际贸易不必要的障碍；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WTO《TBT协定》的基本规则为：第一，各国应尽量采用国际标准。要求有关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应以国际标准化机构制定的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为基础，它们的制定、采纳和实施均不应给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国际兽医组织（OIE）等组织制定的相关标准。第二，在涉及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以及保护环境等情况下，允许各国实施的标准超出国际标准，但必须提前向WTO通报；第三，各国认证制度相互认可，应以国际标准化机构颁布的有关标准作为制定本国技术性措施的基础；第四，实施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第五，贸易争端进行磋商和仲裁，遵守WTO《关于争端处理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协定》。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各国的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消极影响，并防止各国滥用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搞贸易保护主义。按照SPS协定宗旨，各国有权采取“保护人类、动物及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措施，在必要时，可以采取限制贸易措施，但需要遵循三项原则：第一，科学证据原则。SPS协定规定，各成员有权采取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但必须以科学的依据为标准，也允许各国采取的措施高于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但这些措施必须以科学为依据。第二，风险评估和适度保护原则。SPS协定允许各国在风险评估基础之上，根据本国可承受危险程度，制定本国的标准和规则，同时还须考虑国际组织制定的风险评估技术。要求各国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应考虑可获得的科学证据、加工与生产方法，相关生态和环境条件等因素。第三，国际协调原则。SPS协定要求各国采取的卫生或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应该依据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并应尽可能参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及其附属机构，以促进在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方面的国际协调。这些组织包括，保护食品安全性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保护动物健康的国际兽医组织（OIE）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秘书处三个国际性组织。SPS协定认为如果采用国际标准，那么就可将其视为该标准符合GATT1994有关规定。
显然，WTO的TBT协定和SPS协定实际上规定，只要是为了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健康的安全、保护环境的安全、防止经济欺诈，所采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和法规即使超出国际标准，也是合理的。目前发达国家利用此设置了名目繁多、苛刻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表面上基本都符合TBT协定和SPS协定的条款，但实际上则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最难逾越的贸易壁垒。如仅2001年，WTO就收到671件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的通报，其中与农产品相关的通报143件，占23%（仅次于机电产品的31%）。动植物卫生检疫通报772件，其中，美国通报238件（占30.8%），新西兰11件（占14.4%），欧盟46件（占6%）。这些新提出的技术性措施，对国际农产品贸易将产生深刻影响。因此，现有的WTO规则，还难以有效解决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产品贸易的限制和因此而引发的贸易争端。
据WTO统计，自1995年WTO协定生效到2001年，WTO受理的农产品贸易争端案件共97起（占全部争端案件的40.2%），首当其冲的是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争端，达14起（占14.4%）。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近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直接使中国农产品出口遭受巨大损失，其扩散效应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计。据统计，2001年中国约有70多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而且2002年以来呈增加趋势。由于欧盟自2002年初开始全面禁止进口中国的动物源性食品和水海产品，导致2002年上半年中国水产品出口下降70%以上，仅浙江一个省2002年一季度就因此减少农产品出口1亿美元。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仅在2002年1月到3月就扣留中国沿海地区农产品累计896批次。2002年1-7月，中国对日本出口的活鳗同比下降23％，冻鸡下降41％，保鲜蔬菜和暂时保藏的蔬菜分别下降了20％和29％，鸭肉去年出口4668吨，今年该数字为零。与其他贸易限制措施不同，技术性贸易壁垒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隐蔽性，一旦出现限制，影响巨大，而且损失很难避免。具体而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有如下特点：
1．受影响农产品范围广，直接挑战中国农业结构调整战略。从水产品、禽肉等动物源性农产品，到茶叶、花生、蔬菜等植物产品、加工产品，几乎所有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均面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由此严重影响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部署，增加了农民增收的困难。
2．扩散效应显著。发达国家如欧盟、日本和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实施限制，容易扩散到其他出口市场，形成连锁反应。2001年6月，韩国单方面宣布从中国进口的鸭肉中发现禽流感，日本政府仅据韩国片面情况，宣布暂停进口中国禽肉产品，此后，其他国家纷纷采取类似措施，限制中国禽肉出口。直到2001年8月7日，日本政府才正式宣布恢复从中国进口禽肉及其制品，而中国出口企业因此已经遭受巨大损失。
3．具有歧视性。一些国家采取的措施往往高出国际标准，有的以设备能检出的最低限为准，有的专门针对中国产品。如日本在农药兽药残留方面对中国肉鸡产品实施歧视，检测克球粉时，要求中国产品达到0.01ppm，而对美国等其他国家的产品只要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0.05ppm的标准。
4．使用频率高，实施时速度快，取消时则需较长时间，而且形式多样、理由多变，防不胜防。有些发达国家经常找借口先实施暂时禁令，使中国企业失去市场，经中国艰苦努力后才同意开放市场，但不久又设法寻找新的理由，重新关闭市场。如中国过去对欧盟出口肉鸡产品较多，但自1996年8月1日起，欧盟以中国禽肉生产不符合其卫生检疫标准为由，禁止中国冻鸡肉进入欧盟市场，致使中国每年损失1亿多美元。在中国禽肉被禁期间，巴西、泰国等冻鸡出口国填补中国在欧盟的市场分额，如1996年欧盟从巴西、泰国进口的禽肉只有3000吨，到2001年已达到40万吨。直到2001年5月25日欧盟才对上海和山东等地区的14家企业开关，要求每批出栏的鸡不少于15万只，不得并群等，并要求对出口禽肉进行新城疫检测。由于欧盟只认可北京和上海2家检测实验室，这2家实验室即使满负荷运转也难以完成检测任务，而且检测费用较高（每次约3000美元），检测周期需要30天，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2002年初，欧盟又以中国出口的禽肉、龙虾制品农药残留及微生物超标为由，全面禁止中国动物性源食品进口，市场又被重新关闭。
五、中国农产品如何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
中国农产品出口越来越遭遇技术壁垒的影响，除了上面所说的问题外，与自身存在的质量、标准等问题也分不开。长期以来，中国在农业生产上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追求农产品的数量，考虑农产品质量和标准不足。过去的生存性农业现在要转向市场、竞争性农业，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检测检验手段、质量控制体系。如目前对农产品的检验检疫管理体制，内检和外检是分开的，相互难以协调，不能发挥检验检疫、质量监控的整体功能。与此同时，国内农产品在生产、流通和质量安全管理上确实与国际市场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内在优势，迫切需要扭转这种不利的状况。从政府角度看，当务之急应解决下述问题：
1．改革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有效的食物安全控制系统，通过行政部门，监督检验部门和分析实验室，对食物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的全过程的安全性问题，进行监督、检查、管理、执法，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2．建立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以及配套法规的规章的起草，依法管理农产品生产经营和进出口，监督农产品质量，制定无公害食品生产和消费的政策。
3．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监督检测检验体系、论证体系、执法体系、生产技术推广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
4．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出口支持和服务体系。对畜牧、水产、水果、蔬菜、花卉、烟草等出口产品的卫生安全现状进行全面调查，结合中国实际，制订新的卫生安全标准，发布供出口企业参考的国际标准。
5．针对目前中国农产品出口存在经营分散、规模小、低价出口、无序竞争严重等问题，抓紧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出口行业商会、协会与中介组织进行协调管理，加强自律机制。
6．加大谈判力度，一方面要利用现有WTO机制，要求主要进口国取消不合理的技术性限制措施。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WTO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建立严格、公平合理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动植物卫生检疫新规则，约束发达国家越来越泛滥的技术性限制措施，为中国农产品出口营造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
对于企业来讲，应该在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建立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生产加工体系的前提下，积极采取多种渠道来突破壁垒。应考虑实施下述战略：
1．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战略。中国畜禽产品出口主要以生鲜产品为主，深受进口国检疫措施的影响，国内一些企业在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的基础上，尝试把生鲜产品改为熟制品，不仅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而且避开了苛刻的检疫限制。
2．市场多元化战略。由于各国对进口农产品的检测标准不一，一些出口企业除了花大力气提高农产品质量外，还需努力开拓新市场，形成市场多元化格局，避免了由于某一个国家市场关闭而导致企业陷入困境。
3．走出去战略。企业还应考虑通过劳务输出、技术输出、境外投资等多种方式，实施“走出去”战略，避开技术壁垒，在消费国就地生产、加工农产品，让“销地”变“产地”。
⑥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金融业如何防范风险
看来每年华尔街风云他的题目都一样→ →
⑦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
华尔街金融风暴越演越烈，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蔓延，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和重大考验。
正如温家 宝总理所言：值此艰难时刻，关键是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危机是挑战，也是机遇。本轮“经济热点面对面”将再度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专家，深入解读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经济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并重点剖析与挑战相伴的中国机遇何在，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发展荐言献策、引发经济改革中带有前瞻性的思考，提振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很多人认为金融危机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不然,金融危机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影响:
一、更多企业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受国外金融危机影响，出口亏损，当企业资不抵债的时候，就会倒闭，而企业倒闭自然会殃及百姓。
二、企业再掀裁员潮。企业生意难做，就会想办法压缩成本，减少生产，就会在裁减员工上打主意，而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位成员被裁员，就会影响到家庭生活。
三、工作越来越难找。企业都在倒闭，在裁员，哪里还会想到增加新员工啊？所以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会更难，不行的话就到农村去种地吧！
四、工资别想再提高。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加薪会逐渐变成很难的事情，你的工资收入可能会降低，奖金会越来越少甚至想都别想了。所以你如果是靠工资的消费人群那就要注意减少开支了。
五、百业萧条钱是宝。包括投资，消费，贸易都会变冷。人们会越来越重视现金。现金会越来越珍贵，钱会越来越觉得是钱了。
六、商品价格会下降。随着需求减少，各类商品价格会下降，想买房子的别急，有人估计国内的房子价格会在未来一到三年左右的时间会跌去50%。
七、捂紧钱袋别“烧包”。即使你是有钱人，即使你是大款，也别再“烧包”了，别再“斗富”了，别再“潇洒”了，还是把好日子当作苦日子过得好！
八、“量入为出”为上招。一个“美国老太”和一个“中国老太”的故事几乎是尽人皆知。媒体的渲染和引导，让不少中国百姓尤其是年轻一代，十分羡慕美国人“潇洒一挥”的消费模式，贷款消费、提前消费的观念几乎深入人心，“卡奴”、“房奴”、“车奴”大量涌现。现在是这些“奴隶”们反省的时候了！
九、股市别想轻松解套。股市大量缩水，曾经想到股市上淘金的希望破灭了，连机构都叫苦不迭，咱们这些散户还有什么盼头？只当是把这些投入到股市上的钱支持国家建设了吧！
十、穷人日子最难熬。中国尚有许多的穷人，在这场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本来捉襟见肘的日子就更难熬了，好在大家过去都有过苦日子的经历，好在现在的政府会关心弱势群体，因此挺一挺也就过去了。
我们有了体面的工作，可我们总是焦虑；我们有了些积蓄，可我们还是觉得不安。因为，钱包总是赶不上通胀；因为，工资总是不动，而消费的价格都在动；因为，我还是房奴，不知道楼市会怎么走；不知道股市是否可靠；不知道这点小钱可以投资什么；不知道生活质量会不会下降。
面对出现的众多问题，我们的政府更是不容任何懈怠，出台多种对策来解决问题，帮助人民群众和各大企业度过难关。
应急对策：
（1） 政府成立预防金融危机小组，协调央行和香港金融政策和分享信息和资源。同时与周边国家建立密切联系。（2） 控制好证券市场，避免大的波动。
（3） 安抚人民，控制物价上涨。让老百姓信任政府和支持政府。
（4） 减少短期外债，也就是说可以适当提前偿还一些外债。这样少付利息和降低金融风险。
（5） 无限期推迟股指期货和港股直通车，为政府处理好国内经济泡沫赢得时间。
（。
（6） 中国情报部门加大对经济情报的搜寻能力，以便服务于国家。
（7） 减少购买美国国债，转向其它，比如购买优质国外资产，不要局限于美国等。
我相信通过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会顺利度过这次金融风暴，继续描绘我们祖国的宏伟蓝图！
⑧ 中国对待金融危机的10项措施
－－支持铁路、机场建设：加大对铁路行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干线项目；加大对中西部干线机场授信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区域中心、客货流量较大机场建设项目的授信支持。
－－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中心城市的轨道交通、道路、供水、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市政建设项目的支持；对于采取商业化模式运作、未来收益有保障的项目，重点予以支持。
－－支持自主创新：发挥中行在贸易金融领域的产品、服务和技术优势，对技术改造及产业升级等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凡涉及成套设备、高新技术进口的，给予充分的进口授信支持，提供有效的贸易融资产品和国际结算服务。
－－支持医院、学校建设：重点支持资质等级高、规模大、收入稳定的综合性医院，加大力度支持位于中西部的生源充足、教学水平较高、发展前景较好、还款有保证的区域性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学。
－－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支持由省交通厅和公路局统借统还的农村公路项目，支持纳入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改造规划的农村电网项目，支持纳入国家及省一级地方的水利改造项目。
－－支持房地产业：积极支持资质良好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通过政府融资平台统借统还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建设开发项目。
－－支持地震灾区重建：紧密结合国家整体规划和中行业务发展战略，以基本符合商业合理性、基本达到风险管理标准为原则，积极提供各项金融服务。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对于获得地方政府资金贴息支持及其获得担保机构担保支持的项目，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优先支持产业链中属于中行重点支持的大型优质客户上下游的中小企业。
－－支持出口企业：对于产品有稳定海外需求的出口企业，继续给予授信支持，向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出口融资产品和优质的国际结算服务，帮助企业控制市场风险、出口收汇风险和汇率风险。
－－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总行多元化经营的平台，提供包括全球统一授信、银团贷款、贸易融资、出口信贷、全球现金管理等各类产品在内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直接投资、保险业务等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⑨ 中国采取哪些措施应对金融危机，这些措施有什么作用
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的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1）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自1998到2002年，中国政府连续几年每年增发了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长期国债，累计增发规模达6600亿元，直接带动投资在32000亿元以上。（2）放松银根，包括下调利率和准备金率，放宽贷款政策等。
中国目前正处在国民经济的重型化阶段，资本品的生产即重工业的生产大大地快于消费品的生产即轻工业生产。自2000年以来，中国重工业生产速度持续高于轻工业生产3～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中比重由1998年的50.7%，上升到2004年的66.5%。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大大提高。
初步判断，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进入较大幅度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1.变化中的三大长期因素
应该看到目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长期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低成本的劳动力因素。随着国民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十分明显。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同时，劳动力市场价格趋于上升。近两年在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另外，目前国家积极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如劳动保障制度，也会提升劳动力的实际价格。
制度变迁或体制转轨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在递减。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基础。这是一个自然成长的发育成熟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今后可能很难再有由于体制性约束的放松，而突然爆发出来的对经济增长刺激的势能。
高储蓄。储蓄倾向高是中国人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其他东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也曾经出现过这种类似现象。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6%，日本人储蓄率最高的也不到40%。2004年，中国人的平均边际储蓄率高达80%。高储蓄结果支持高投资，高投资带动高增长。应该说，高储蓄目前仍然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储蓄倾向的代际变化十分明显。有学者研究日本、台湾都经历由于收入主体的代际变化，而产生的储蓄倾向大幅度地降低。有专家预测，201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理性行为是负储蓄或零储蓄。因此，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未来10年内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可能将从目前的高位急速掉下来。
生产方式变化使经济波动不可避免
前面讲过，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资本密集化或者说是资本深化的过程。资本密集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好处十分明显，但是，其结果是资本结构更加复杂，由最终投入到最终销售的生产过程更加延长（现代化经济特点就是“用商品生产商品”）。也就是说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了，即所谓的“迂回生产”，更加间接了，更加跨期了，当前的生产决定于未来的消费。这样就使得经济波动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常态特征，是必不可免的。其原因有：
第一，由于资本结构的复杂化和生产过程的延长化，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异常复杂。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供给与需求平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市场信号没有由于人为的干预而失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状况会是一种常态特征。这是因为当前的市场信号也不可能完全反映未来的市场供求关系。期货市场只能起到一定的平抑和调节当前供需与未来供需的作用。
第二，企业家的有限理性，也决定了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无论企业家有多么精明，也不可能预知未来，存在着哈耶克所说的“不可救药的无知”。企业家的失算，特别是“集体失算”，也使经济波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第三，目前中国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扭曲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主要是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善，利率、地价不能真正反映其供求状况，这就更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可能性。
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首先，要承认和适应经济波动。经济波动与现代市场经济与生俱来。要想搞市场经济就要接受或者说要承受经济波动。其次，要看到经济波动的正面作用。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作用只能在经济波动中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经济波动自动清除机制。
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经济波动（Fluctuation）演变成为经济周期（cycle），不能接受繁荣后的萧条，不能接受80年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什么条件下，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按照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就是，当出现了信用扩张过度的情况，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
货币信用扩张因素
当前中国政策界、学术界普遍都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现代货币主义的说法，即通货膨胀即信用膨胀，等于普遍的物价上涨，通货紧缩即信用紧缩，等于普遍的物价下降。但是，近年来美国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货币信用扩张与收缩不一定反映在物价水平上，特别是消费品价格上，如CPI、RPI。因为货币信用扩张还可以表现为：
第一，资产价格的上涨。如股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80年前的美国经济就是如此。当今的中国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种情况，目前主要是表现在房地产市场上。
第二，使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入资本品生产部门（重工业）。因为资金更加廉价了，但是资本品的价格上涨不一定能够传递到最终消费品上，有可能发生消费品价格与资本品价格倒挂的情况。近两年中国的资本品价格上涨很快，2003年平均上涨了2.2%，2004年平均上涨了5.6%，而同期商品零售价格增长幅度很小，2003年还是下降的，2004年只上涨了1.3个百分点。
第三，要考虑“囤积货币”。在货币作为交易手段的情况下，货币与价格的确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在中国目前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货币还是个人财富的存在形式。如果货币流出银行系统，成为人们的手持现金，就不会影响物价，如果囤积的货币存在银行，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还会进一步放大信用扩张程度，货币在银行系统自我循环。
总之，判断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通货膨胀抑或通货紧缩，不能只看CPI，还要看货币量。具体地说是实际货币余额（实际货币余额是扣除了价格因素的货币）。如果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长时期地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就要十分警惕了，说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用扩张。
以此标准判断，中国目前是否存在着信用膨胀的情况？长期以来，中国的实际货币余额持续大幅度地超过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的幅度在3%～10%之间，M2比GDP超过了1∶1.8。这一比值可能是世界各经济大国中最高的了。如果单从这一指标看，目前中国经济中确实存在着信用膨胀。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尚未完成（如征地实际上就是一种货币化的过程），部分货币存量被这一因素所抵消，但即使如此，实际货币余额存量也是太大了。特别是其中一部分货币存量实际上是用于稀释银行系统的呆坏账。中国的金系统存在着系统风险。
中国经济“患了高增长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从1978到2004年27年间，只有3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这样的高增长。日本保持9%的高增长只有19年（1955～1973），在当时已经算奇迹了。以后10年的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高只有6.1%。美国经济自南北战争后到大萧条前的平均增长速度不到5%。这一阶段美国完成了“超英”转折，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看，还是根据康德拉耶夫长波理论，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还继续保持8%～9%的高增长可能性是不大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能否承受中速增长，也就是说年均增长率在4%-7%之间。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中速增长，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暴露出来，矛盾就尖锐化了，政府就不得不再用尽各种办法刺激经济，这样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患了“高增长病”。大繁荣后就是大萧条，经济波动就会演化为经济周期。
三、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经过了25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已经到了高风险期，控制风险和及时化解风险，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旨。
第一，逐步降低对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控制底线，要允许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下滑。第一步将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下调到7%，最终下调到5%。要让中国的企业及金融系统逐渐适应中速增长。同时，通过下调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使中国经济系统中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得到释放，避免出现在高经济增长的掩盖下，使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积累，最终演变成为类似于1929年的大萧条。
第二，要特别防范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尽快建立起健康、运行稳定的金融体系。
第三，按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比例如20%～30%，保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国际经验证明，中央银行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在发生金融危机时，能够履行最后贷款人责任的重要保证。
⑩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首先你的选题就已经严重错误了。国富民强 这个次你得看用在哪个时代里。就拿我们中国70年代和现在来比较。70年代，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那会国家首先注重的大体的经济的发展，而且，那个年代的人民都是希望着国家能强大，当然，这里的强大并不是人民能过上多么富有的生活，而是能让世界看到我们有能力站住脚。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开放，你可以看到的，当今的中国还是小学课文中，老师所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么？当年邓弃置了9亿农民的利益，选择了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当时看来这并没错，甚至用农民的话来说，猪都要感谢邓，可农民却痛恨着他。你可以看到，当今的中国，国家是有钱了，可你有没有看到过农民有钱呢。当然了，你不能跟70年代的农民去比较，因为这根本就没可比性。你得跟那些手里掌控着几十万，几百万农民加起来的资产总和的资本家去 比较。国富，并不代表民就强。但民强却一定能国富。
就拿这次金融危机，国家再有钱，那一万亿外汇也许能救市（经济彻底崩溃的时候）但那一万亿能救几次呢？人民手中没有钱，他拿什么去消费。一家人，为了买套房子，得花上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去还清债务，你觉得他们还会有其他的钱去消费他们所不急需的东西么？
所以，你的选题应该改下。
希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