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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经济学 2021-06-17 16:24:20

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警戒

发布时间: 2021-05-07 10:06:36

❶ 金融安全的态势的监测与预警

金融安全既包括金融体系的安全(例如金融机构的安全、金融资产的安全等),也包括金融发展的安全。金融安全所要求的是一种宏观整体上的安全、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果有几家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破产倒闭就认为金融不安全;是以偏概全;如果在某一时点上出现了暂时的金融困难,就认为是金融不安全,也同样是小题大做。从金融运行来看,金融安全只是其中的一种客观状态和主观能力状态。金融安全的对立面就是金融不安全,临界于金融安全与金融不安全之间的就是金融基本安全,而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参见表1。
金融安全 无明显风险 各项风险指标均在安全区内,金融市场稳定,金融运行有序,金融监管有效,金融业稳健发展。
金融基本安全 轻度风险 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部分指标接近预警值;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低于10%;有正常的金融机构倒闭,但所占比重很小;货币有贬值的压力;金融运行平稳。
金融不安全 严重风险 大部分金融指标恶化;大多数金融机构有程度不同的不良资产问题,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超过10%;有较多的金融机构倒闭;货币较大幅度贬值;金融动荡、经济衰退。
金融危机 风险总爆发 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结果,爆发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在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是金融危机,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动荡波及到了政治领域,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二是金融不安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泰国、韩国和日本等国的金融运行状况就是典型的金融不安全。三是金融基本安全,在此期间我国虽然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经济金融状况基本良好。四是金融安全,在此期间美国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失业率、消费物价指数处在低水平,金融体系稳定。 由于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有较大的难度,目前国内外尚无完整的、准确性较高的研究成果,初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信号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以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机理为切入点,研究影响金融安全的各种因素,考察其变化规律,分析导致一国金融不安全或金融危机的因素,据此制定应对策略和措施。
信号分析法首创于1997 年,其后经逐步完善,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重视的金融安全预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临界值,当某个指标的临界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e。
在信号分析法这类方法中,典型的做法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用模型将金融安全状态的转化解释为一组变量变化的结果,并且认为可以找到不同的安全状态和这些变量之间的量化关系。典型的模型有Frankel等人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以及Sachs、Tornell和Velasco等人的横截面回归模型。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复杂影响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在预测方面的作用变得十分有限。就实际效果来看,这两套模型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没有做出任何预警。目前理论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视,即用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无效的。我们认为,信号分析法能够在事后判断对一国金融安全角成威胁的主要原因,从而有利于管理者制定相应的对策。但是,由于信号分析不能给出量化的标准,就难以预测危机何时发生。而且,市场信心在决定金融安全状态转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同样的金融事件,由于人们的市场预期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很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信号分析法用于预测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2) 概率分析法。该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并不考虑促成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具体因素和机理,只是根据历史上各种安全状态下某些经济指标的表现,制定一套指标,并通过一定的方法构造出度量总体风险程度的综合指标;二是利用模糊类比的方法,通过与历史数据相比较,对现实经济及金融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前者的代表是卡明斯基(Kaminsky),后者的代表是刘遵义。值得一提的是,刘遵义的模糊类比法(或称为主观概率法)因比较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而受到重视。在概率分析法中,通常是根据一国的历史观察值或国际公认标准,拟定一系列安全状态临界值。对处于某个临界范围内的指标赋予相应的警戒值,并根据各个指标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权重。将所有这些指标的警戒值加权平均,即可以构造反映整体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同样,由此可以得出综合指标的临界值表。根据计算出的综合指标,即可判断出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状态,并可借助一定方法计算出发生危机的概率。一种计算公式为:

其中,Pj表示第j月发生危机的概率,Ai表示第i项指标的警戒值;Bi是该指标的权重。选择合适的指标是建立可靠的概率分析预警系统的关键。这些指标必须能对各种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传统的概率分析只借助可以量化的指标,所以在具体应用时,一般是与情况比较接近、并且发生过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家进行比较。实际上,这种情况相似中包含了大量定性描述的信息。例如刘遵义就是在比较了亚洲国家和墨西哥发生危机时的10项指标之后(这10项指标是: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及外国组合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概率分析法可以明确指出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危机的概率有多大,可以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但是它也存在着缺陷,不能直接给出引致某些指标恶化的原因,难以据此提出应对策略;而且比较的标准是历史数据,对于新问题缺乏敏感性。尽管如此,由于概率分析法在量化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其成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需要先进的监测预警系统。因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市场日趋复杂,要从错综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理出对金融运行整体局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及其脉络决非轻而易举。但是,目前的概率分析技术过多地依赖量化指标,不能包含充分的市场信息,而且对金融安全影响重大的诸多因素中,还有许多因素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例如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刘遵义教授的预测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与某些拉美国家有较多相似之处,许多定性指标能够用参照物替代。但是,在研究对象比较特殊的情况下,难以找到在各方面都很相似的参照国。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都处于转型阶段,如果单纯用量化指标就不可能对金融安全状态做出有效的预警。因此,在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中引入更多的定性描述信息就显得十分必要。

❷ 如何看待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持续“双升”

一、不良贷款现状 所谓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指银行不能正常收回或无法收回的的贷款。我国银监会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五级分类法对贷款进行分类,即次级贷款类、可疑贷款类、损失贷款类,2007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684.2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6.17%,其中次级贷款余额2183.3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1.06%,可疑贷款余额4623.8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2.25%,损失贷款5877.1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2.86%.银监会成立以来,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体制和机制改革,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的下降,达到历史最低水平。2007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6.17%,在上年末7.09%比例的基础上全年呈持续下降趋势。2007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万亿2,684.2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较之上年末1万亿2,549.2亿元人民币的数据略有攀升。分机构看,外资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最低,为0.46%;其次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为2.15%;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然是最高的8.05%。
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 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不外乎来自于银行外部的原发性因素和银行内部管理的内生性因素。 1.来自由于银行外部的原发性因素 (1)借款人的因素。借款人可能是内部经营不善、产品市场萎缩,也有可能是借款人借改制之机故意逃废银行债务,缺乏还款意识。(2)政策因素。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连续性,经济波动的频率高、幅度大,使信贷扩张和收缩的压力相当大,在宏观紧缩、经济调整时期,往往形成大量贷款沉淀。(3)行政干预因素。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压,地方财政挤,迫使银行发放大量指使性贷款、救济贷款,贷款行为行政化,信贷资金财政化,直接削弱了贷款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 2.银行内部管理的内生性因素 (1)决策失误。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借款人的现状及市场形势的判断偏差或失误引起重大信贷决策上的失败导致不良贷款的形成。(2)信贷人员素质。部分人员素质不高,难以进行贷款的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违规放贷时有发生;在执行信贷政策方面,有的信贷人员随意性很大,存在“人情代替制度”现象。(3)贷款结构不合理。贷款组合结构性失衡,如贷款投向不合理引起贷款过度集中等造成不良贷款的形成。(4)道德因素。信贷人员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金融理论、企业财务管理、法律制度等业务知识外,还必须具有诚实的品格和强烈的责任心。部分信贷员“在其位而不谋其职”工作主动性差,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不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蓄意营私舞弊、违规违纪、违法犯罪,引起不良贷款的形成。
三、不良贷款的清收办法 银行不良贷款,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所在。国际通行标准认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警戒线为10%。近年来我国不良贷款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不良贷款仍然威胁着金融的安全稳定。。如何采取合理的清收办法化解不良资产一直是银行业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1.要有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 银行总行应有管理全行风险贷款的审批决策机构,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如资产保全部具体管理与办理;各分行与支行设有风险贷款化解小组,逐级对风险贷款进行管理。 2.要加强对不良企业的管理 信誉不良的企业一般是不能正常还本付息的企业,不能正常还本付息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所以,应分类管理,对不同的原因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客观原因主要是在经营上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或经营管理不善,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的要求等,导致企业经营难以为继,无力还款;主观原因主要是企业利用非正常经营,故意减少资产或增加负债,以实现其不还或少还贷款的目的,对于这种故意逃废债务行为必须从严,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3.采用法律手段保全资产 以诉讼方式更具有强制力,利用国家机器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利,通过诉讼方式化解风险贷款是否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财产保全工作的成效,一旦保全成功,诉讼案件便可以通过和解方式提前结束,全额收回贷款.金融机构在通过诉讼途径化解风险贷款时,在注重其实体权利的维护是不要忽视了司法程序的规定,导致由于程序上的延迟而丧失了实体权利,即诉讼时效,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有些特殊情况下为1年。 4.实行公开招标拍卖方式 运用拍卖方法是最公证、公平,资产价值得到最大体现的一种方式。以拍卖的方式拍出,盘活了不良资产,回收了资金,资金风险大大降低。 5.政府承担不良金融资产 从金融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看有地方政府干预的因素,银行的贷款曾经支持过企业、地方经济发展。因此,无论从受益的原则还是从造成损失的原因去追究,债务人和地方政府都应当在这种错位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承担相应份额的合理成本。从本质上来说,不良资产处置是对历史上形成的错位的社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使其尽可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但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损失,如果全部由银行来承担显然是不合理的。政府承担不良金融资产有利于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改善当地的投融资和信用环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❸ 我国商业银行运作注重于形式的原因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原因、意义及措施

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制,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克服自身弊端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国有商业自身的现状又决定了其股份化改革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而必须循序渐进,分步实施。论文就这些问题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的股份制改造进行了论述,提出了改革的方案。

一、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中国银行业改革是在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经历了长期的、阶段性的演变过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正式起步,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国家专业银行阶段(1984-1994)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国人民银行是惟一的金融机构。1984年,为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从人民银行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加上原来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原来行使财政职能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1979年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家银行成为国家专业银行,人民银行则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此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中国二元银行体制。
回顾这一阶段,尽管国家专业银行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专业银行运用信贷资金的权力有限,在信贷计划“笼子”内不能越雷池一步。但不管怎样,这一阶段的改革还是宣告了几十年的“大一统”银行体制的结束,二元银行体制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基本制度框架,并延续至今。
(二)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阶段(1994-2003)
1994年,国家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分离;199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国家专业银行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地位,明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要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但这次改革的初期,由于整个国家处于转轨阶段,仍存在政府对银行的干预问题,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很难真正做到自主经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确保经济金融稳定,1997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措施:
一是进行财务重组。1998年,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资本金,使四家银行资本充足率按1996年标准达到4%;1999年,将1.4万亿元资产(其中9800亿元为四家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
二是改善内部管理。四家银行进一步强化统一法人体制,实行严格的授权授信制度;国家正式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将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纳入对四家银行管理者的考核,实现了由行政评价向经济评价的转变。同时,较大规模精简了机构和人员。
三是强化外部监管。适应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成立了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分离了人民银行对证券、保险业的监管职能,人民银行专司对银行业的监管,集中精力监管银行风险。
通过上述改革,加之四家银行内部也进行了多项改革,许多先进理念和方法被引入,四家银行经营绩效和风险内控机制得以初步建立。
(三)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阶段(2003年至今)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这意味着从当时算起再经过5年的过渡期,外资银行将大步进入中国市场,中资银行将与外资银行在同一环境下开展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依我国商业银行的现状,如不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将难以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加入WTO预示了进一步深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紧迫性。
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明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的方向是按现代金融企业的属性进行股份制改造。这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
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于12月30日通过汇金公司注资450亿美元。这为两家试点银行股份制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2004年,两家试点银行大规模的财务重组和公司治理改革全面展开,银行业改革开始进入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二、 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问题
作为中国银行业的主体,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银行业的主体,是中国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筹集者和供应者。截至2003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达15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全部银行业资产总额的55%。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吸收各类存款占全部银行业存款额的57%,发放各类贷款占全部银行业贷款额的55%,并承担着全社会80%左右的支付结算量。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发展的同时,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公司治理结构方面
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脱胎于传统体制下政府主导型的银行体制,属于国有企业,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国家单一享有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产权,导致所有者虚置、产权主体不到位,银行内部监督机制薄弱,无法实现整体的有效运行,从而对国有产权保护不力。国有商业银行所有者的非人格化和它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导致社会资源利用率不高,使银行的坏账率和银行的风险增高。产权结构单一,治理结构不完善,使银行经营管理效率不高,难以适应加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的要求。

2. 资产质量方面

虽然近年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善贷款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各行平均不良贷款比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按照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口径测算,2003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约为20%。较高的不良贷款给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包袱,大大影响了其市场竞争力。

到2003年9月底,已实行五级分类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为18.74%,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尽管做了大量工作,但不良资产率仍高达21.38%;相比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为8.4%,外资银行则仅为4.26%。截至2004年6月,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52万亿元,比年初减少4014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15.59%,比年初下降4.82个百分点。截至2003年9月,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689.4亿元,比2002年底增加72.4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7.4%,比2002年底下降2.2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比率的下降,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不断提高,但也不能排除部分银行扩大贷款规模或增加长期贷款数额,即以扩大分母的方式,来降低不良贷款比率。
3. 资本金与盈利能力方面
与资产质量低下相对应,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也处于较低水平。就目前情况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还处于较低水平。资本充足率是银行核心资本与风险资产总额的比率,是衡量一个银行抵御风险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而这又是我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软肋”。资本金比率偏低,表明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与此同时,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整体盈利水平不高,有的甚至亏损。盈利能力不高也制约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

截至2004年初,包括政策性银行在内,我国所有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 6.3%左右,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5%左右,远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的8%的警戒线。在“中国商业银行:业务创新、核心竞争力”模块的讨论中,与会专家详细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指出中国商业银行目前仍主要以开展传统业务为主,产品缺乏多元化,利润来源单一,缺乏核心竞争力。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构成当中,来自传统存、贷、汇、结算业务的部分占了很高比重,未来应当主要通过提供高质量的金融媒介服务、开展工具和业务创新等方面变革赢得利润。在法律框架内有序推动银证合作,将极大地拓宽商业银行的创新空间。此外,与会专家亦提出现有法律框架已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有必要进行修改和完善。

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国外银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收益率普遍很低,只有5%左右,而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同期英国银行业的平均资本收益率高达26%,美国为20%,新加坡为15%。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强,但 2000年进入世界1000家大银行的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收益率也只有11%,与国外银行同样存在较大的差距。
4. 创新能力方面
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虽注重拓展银行中间业务,如委托理财、基金托管、代收代付和客户理财等,加快发展电子银行和网上银行业务,但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商业银行的经营业务仍处于以国内业务为主的传统存、贷、汇范畴,金融创新的步伐远落后于西方银行业的发展进程。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5. 信贷结构方面
无论是从存量指标还是从增量指标来看,近年来商业银行资产长期化、负债短期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今年在国家宏观调控、信贷紧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例继续上升,信贷期限结构错配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会加大流动性风险,引发商业银行支付困难,直至最终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国家中长期建设资金高度依赖银行供应,会使经济风险过分集中于银行体系,给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带来更大的风险。

6.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竞争程度
目前中国已加入WTO,根据我国与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到2006年底我国将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金融机构将享受中资金融机构同等的国民待遇,届时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据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布鲁斯估计,10年或15年以后,外资银行在我国占有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达到30%左右。这势必会给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银行业将遵循国际上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则,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来办事。完备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利益机制等市场机制的建立,都将大大加剧市场的竞争。外资银行入驻我国,将会在优质客户资源、中间业务和优秀人才方面与我国商业银行展开激烈拼搏。如果不能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其后果不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将受到巨大冲击,还会延缓中国银行业市场化发展进程。

三、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意义
首先,银行产权制度改造是我国资本市场化的根本。应当承认,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市场化进程中,资本市场化的进展程度相对于商品市场化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的进程来说,相对迟缓一些。这种迟缓集中表现在资本市场上的价格仍是政府定价,而不是市场定价。如利率和汇率等的决定仍是政府行为。因此,在讨论中国资本市场化加速的问题时,人们往往首先关注利率和汇率作为价格何时放开,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由市场定价。
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化最为实质性的进展,首先并不在于利率、汇率等资本价格决定的放开问题。价格(无论是利率还是汇率或是其他商品的价格)说到底不过是交易条件。交易条件如何确定,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谁在交易。价格决定能否受市场约束,根本上取决于交易主体能否真正受市场硬约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受金融体制上的规定,活跃于市场上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大都具有国有垄断性质,在政企尚不能分开的时候,这些单位的行为不能不接受政府行政规则的约束,因此,也就不可能完全接受市场经济规则的约束。这些单位与其他方面相互间产生交易活动,交易条件(价格)的决定当然就是政府行为,而不可能首先是市场行为。
因此,要切实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化,仅仅或主要关注利率、汇率等价格是否放开、是否由市场决定是不够的,关键是银行是否真正成为受市场硬约束的金融企业。而要使银行真正成为受市场硬约束的企业,最重要的便在于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
其次,银行产权制度改造是我国银行提高其竞争性效率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条件。在论及我国银行业之所以效率较低的原因时,人们往往将垄断作为重要的原因。因而为提高其效率,人们还常主张打破垄断,允许各类中小金融中介进入市场,放松金融市场准入的管制,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
当然,一般地说,垄断的存在,是效率降低的重要原因。但我国现阶段银行业竞争性效率较低的最为主要的原因,首先并不在于银行业是否存在垄断,而在于存在的是什么性质的垄断。如果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与银行产业集中度及相应的规模经济要求相适应的银行业高集中度,那是并不排斥竞争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一种结果。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这种垄断不是通过市场力量形成的,而是通过政府行政力量形成的壁垒,那就必然导致保护性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低效率。我国银行业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国有制独占为基础的政府行政性垄断。所以,提高我国银行业竞争性效率的根本,并不在于降低银行的集中度,并不在于是否允许众多各类中小金融中介进入市场,而在于是否从银行业的产权制度上打破国有制的独占和垄断,以产权的多元化来改造国有银行。这是提高银行竞争性效率的根本。
股份制是跨国银行普遍采用的形式,也是较为灵活有效的形式。就我国国外银行而言,基本上都是采用股份制。国有银行要真正成为跨国银行,股份制应是其产权制度的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国经济包括金融的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必须尽快提高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加大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力度。尤其是在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加快,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将更加深刻和广泛,这就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尽可能地符合国际通用的规则,而股份制正是国际上银行资本或产权组织的一般制度,是一种国际规则和惯例。因此,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使银行财务会计制度以及资产风险管理制度等方面采取国际惯例,将更加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
四、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

此次中国政府动用450亿美元国际储备等向两家试点银行注资是财务性重组措施,将产生积极作用。但是,两家试点银行股份制改革真正要取得成功,仅有注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在于转变经营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建立良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经验,结合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两家试点银行实际情况,建立良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制度。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按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做到“三会”制度的具体落实和到位,各项议决事规则的细化和执行,战略投资者的谈判和引进,关联交易的控制和防范,业务流程的重组和改造,薪酬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
二是确保改革在系统内纵深推进。要在总分行上下联动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改革深入到各级分支机构,使各分支机构真正做到思想到位、体制到位、工作到位,提高整体关注度,提高全员向心力。同时,要严防不良资产反弹,严防案件的发生。
三是积极稳妥地做好上市工作。上市的目的在于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市场化的主体,完全按市场规则接受检验。上市工作等不得,也急不得,要坚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按规范的公司治理要求苦练“内功”,切实转换机制,积极稳妥地做好上市前的准备工作。
四是公平、公正地选择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方法,促进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与国际先进银行接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五是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从自身条件出发,以市场为导向,研究核心竞争优势,制定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综合发展战略,并分年度落实,确保实现。
六是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在内的风险管理体系,有效地识别、计量、监测、控制风险。
七是按照集约化经营原则,实行机构扁平化和业务垂直化管理,整合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优化组织结构体系,完善资源配置,提高业务运作效率。
八是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和上市银行的标准和要求,实行审慎的会计制度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综上,中国银行业经历20多年的改革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有商业银行如果通过本次改革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中国银行业来说不仅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跨越,对整个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也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银行业改革任重道远,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借鉴国际银行业股份化的成功经验,又能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工作,我们的改革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❹ 98年我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背景,采取的措施以及产生的效果

我不怎么喜欢随便找几个超长的答案给人看就是为了拿分. 我最不擅长答这样的问题了.. 您要是有疑问或者是看不下去这种东西的话..愿意帮你用简洁的语言总结一遍.
1、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在1997年下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南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国内市场出现需求疲软和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成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加上东亚危机对出口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谷期。到199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8.3%。4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5%和2.2%。通货紧缩从1997年10月开始持续运行。环比指数也加速下降。生产资料价格8月份比上年同期下降3.28%, 比上月下降3.73%。导致更多的企业亏损、员工下岗。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幅均大幅下降,出口同比下降7.3%。

为此,从1998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决定将适度从紧政策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和措施包括:(1)定向募集特种国债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补充其资本金,为稳健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奠定优化的资产结构基础;(2)增发国债定向用于公共工程建设投资,并希望由此带动银行配套贷款的发放,以扩大投资需求;(3)增大中央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以加大政府支出来扩大社会需求;(4)调整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来扩大需求。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九五”后三年取得明显成效,促进了投资、消费和出口,1998年和1999年分别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到200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已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宏观经济出现重要转机。2000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2%,经济初步回升。若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能是5%和6%。也就是说,积极财政政策对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拉动是2.2到3.2个百分点。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中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需求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它最终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及产出还需要看消费需求的状况。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买方市场在中国逐渐形成,社会总需求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而不是卖方——短缺市场下的供给和投资需求。出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增发的国债资金投向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998年1000亿元国债中有近7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业的产业关联度小,其产业扩张不能很快地带动整体产业扩张。基本建设项目资金回收较慢,建设周期一般较长,难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对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2.政策运行中的问题。一是部份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不少地方把争投资、上项目作为目的,只注重争取到建设资金,对于项目立项、可行性、投资效益、偿债能力等问题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 因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预算不足、项目缺位,影响了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有些还很严重。二是存在挪用和挤占国债资金现象,产生不良影响。 目前在基本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需支出的规划论证费等各类费用越来越多,间接挤占了国债资金。因管理而导致的挪用现象也不在少数。三是公共支出的增加,也会出现西方国家那样的“挤出效应”,出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争夺资源市场的现象。四是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并非完全确定。

3.可能带来财政风险。一是1998年中国仅内债发行规模就达650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70%左右。债务依存度已达到40%以上,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73.95%,大大超过20%的国际警戒线。同时,国债投入基础设施。难以在短时期内见效,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为财政危机埋下阴影。二是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实质是金融资产和国债的置换。可能会使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转换为国家债务。构成国债的潜在危机。

4.当扩张性财政赤字政策筹集安排了大量政府投资资金。造成其他融资投资领域的资金减少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却未切实地做到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必将导致其他融资投资领域资金的融资成本上升,造成其他领域投资下降。产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行及效应机理说明,依靠大量扩张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绝非长久之计。这不仅因为依赖高税收、高债务和高强度的财政扩张政策的效应相当有限度,更由于政府投资活动的效率低于民间投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主要体现在能够筹集使用多少资金,而是在如何带起更多的市场性的民间投资。在目前“挤出效应”已经显现的情况下,财政投资应转换角色,从简单的调集资源公共投资,转变为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协同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一道,降低民间融资投资成本,支持、鼓励民营部门扩大投资。

资料来源:朱延福:《宏观经济学》,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511页。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适当修改。

2、 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1961年当一个记者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主张减税时,肯尼迪回答:"为了刺激经济。"他的目的是实行减税,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
虽然税收变动会对总需求有潜在的影响,但也有其他影响。特别是,通过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税收还会改变物品与劳务的供给。肯尼迪建议的一部分是投资税减免,它给投资于新资本的企业减税。高投资不仅直接刺激了总需求,而且也增加了经济长期的生产能力。因此,通过较高的需求增加生产的短期目标与通过较高的总供给增加生产的长期目标是相对称的。而且,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
自从1964年减税以来,决策者不时地主张把财政政策作为控制总需求的工具。正如布什总统企图通过减少税收扣除来加快从衰退中复苏。同样,当克林顿总统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的第一批建议之一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的"一揽子刺激"。他宣布的目的是帮助美国经济更快地从刚刚经历的衰退中复苏。但是,一揽子刺激最后遭到了失败。许多议员认为克林顿的建议太晚了,以至于对经济没有多大帮助。此外,一般认为减少赤字鼓励长期经济增长比短期总需求扩张更重要。

❺ 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运用以下哪些手段,加快处置不良资产

【手段】

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置不良资产。

  1. AMC的资产处置损失要由财政兜底并由国家承担。

  2. AMC可以通过几种渠道筹措资金资本金由财政部核拨划转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给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部分再贷款发行金融债券

  3. AMC运营中可以减免税费主要包括AMC免交在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和承接、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

二、国有商业银行对未剥离的不良资产的处理。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自主性处置不良资产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1. 采取催收追讨、诉讼等手段依法收贷。商业银行建立资产保全部门指定专人对不良贷款组织催收。

  2. 利用呆账准备金核销一部分呆账贷款本息。按照有关规定原来愈期两年的贷款可挂账停息此后相继改为1年、6个月、3个月。

  3. 创造性地通过债务重组、剥离、转化等手段减轻资产风险。商业银行可以将一部分不良资产剥离给内部的专门机构进行专业化处置商业银行试行对企业进行资产置换即企业以股权或实物资产置换银行债权银行对置换资产进行经营管理。

❻ 谈谈不良贷款发生的现象

不良贷款率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良贷款是指在评估银行贷款质量时,把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
形成原因
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不外乎来自于银行外部的原发性因素和银行内部管理的内生性因素。
银行外部原发性因素
(1)借款人的因素。借款人可能是内部经营不善、产品市场萎缩,也有可能是借款人借改制之机故意逃废银行债务,缺乏还款意识。(2)政策因素。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连续性,经济波动的频率高、幅度大,使信贷扩张和收缩的压力相当大,在宏观紧缩、经济调整时期,往往形成大量贷款沉淀。(3)行政干预因素。主要表现 银行外部因素引发不良贷款率
为地方政府压,地方财政挤,迫使银行发放大量指使性贷款、救济贷款,贷款行为行政化,信贷资金财政化,直接削弱了贷款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
银行内部管理内生性因素
(1)决策失误。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借款人的现状及市场形势的判断偏差或失误引起重大信贷决策上的失败导致不良贷款的形成。(2)信贷人员素质。部分人员素质不高,难以进行贷款的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违规放贷时有发生;在执行信贷政策方面,有的信贷人员随意性很大,存在“人情代替制度”现象。(3)贷款结构不合理。贷款组合结构性失衡,如贷款投向不合理引起贷款过度集中等造成不良贷款的形成。(4)道德因素。信贷人员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金融理论、企业财务管理、法律制度等业务知识外,还必须具有诚实的品格和强烈的责任心。部分信贷员“在其位而不谋其职”工作主动性差,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不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蓄意营私舞弊、违规违纪、违法犯罪,引起不良贷款的形成。
银行不良贷款,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所在。国际通行标准认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警戒线为10%。中国不良贷款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不良贷款仍然威胁着金融的安全稳定。。如何采取合理的清收办法化解不良资产一直是银行业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要有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
银行总行应有管理全行风险贷款的审批决策机构,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如资产保全部具体管理与办理;各分行与支行设有风险贷款化解小组,逐级对风险贷款进行管理。
要加强对不良企业的管理
信誉不良的企业一般是不能正常还本付息的企业,不能正常还本付息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所以,应分类管理,对不同的原因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客观原因主要是在经营上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或经营管理不善,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的要求等,导致企业经营难以为继,无力还款;主观原因主要是企业利用非正常经营,故意减少资产或增加负债,以实现其不还或少还贷款的目的,对于这种故意逃废债务行为必须从严,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采用法律手段保全资产
以诉讼方式更具有强制力,利用国家机器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利,通过诉讼方式化解风险贷款是否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财产保全工作的成效,一旦保全成功,诉讼案件便可以通过和解方式提前结束,全额收回贷款.金融机构在通过诉讼途径化解风险贷款时,在注重其实体权利的维护是不要忽视了司法程序的规定,导致由于程序上的延迟而丧失了实体权利,即诉讼时效,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有些特殊情况下为1年。
实行公开招标拍卖方式
运用拍卖方法是最公证、公平,资产价值得到最大体现的一种方式。以拍卖的方式拍出,盘活了不良资产,回收了资金,资金风险大大降低。
政府承担不良金融资产
从金融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看有地方政府干预的因素,银行的贷款曾经支持过企业、地方经济发展。因此,无论从受益的原则还是从造成损失的原因去追究,债务人和地方政府都应当在这种错位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承担相应份额的合理成本。从本质上来说,不良资产处置是对历史上形成的错位的社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使其尽可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但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损失,如果全部由银行来承担显然是不合理的。政府承担不良金融资产有利于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改善当地的投融资和信用环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❼ 什么是贷款率

不良贷款率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良贷款是指在评估银行贷款质量时,把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是评价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 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率高,说明金融机构收回贷款的风险大;不良贷款率低,说明金融机构收回贷款的风险小。
不良贷款率计算公式如下:不良贷款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各项贷款余额×100%

❽ 如何清收不良贷款

一、不良贷款现状 所谓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指银行不能正常收回或无法收回的的贷款。我国银监会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五级分类法对贷款进行分类,即次级贷款类、可疑贷款类、损失贷款类,2007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684.2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6.17%,其中次级贷款余额2183.3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1.06%,可疑贷款余额4623.8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2.25%,损失贷款5877.1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2.86%.银监会成立以来,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体制和机制改革,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的下降,达到历史最低水平。2007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6.17%,在上年末7.09%比例的基础上全年呈持续下降趋势。2007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万亿2,684.2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较之上年末1万亿2,549.2亿元人民币的数据略有攀升。分机构看,外资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最低,为0.46%;其次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为2.15%;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然是最高的8.05%。 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 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不外乎来自于银行外部的原发性因素和银行内部管理的内生性因素。 1.来自由于银行外部的原发性因素 (1)借款人的因素。借款人可能是内部经营不善、产品市场萎缩,也有可能是借款人借改制之机故意逃废银行债务,缺乏还款意识。(2)政策因素。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连续性,经济波动的频率高、幅度大,使信贷扩张和收缩的压力相当大,在宏观紧缩、经济调整时期,往往形成大量贷款沉淀。(3)行政干预因素。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压,地方财政挤,迫使银行发放大量指使性贷款、救济贷款,贷款行为行政化,信贷资金财政化,直接削弱了贷款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 2.银行内部管理的内生性因素 (1)决策失误。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借款人的现状及市场形势的判断偏差或失误引起重大信贷决策上的失败导致不良贷款的形成。(2)信贷人员素质。部分人员素质不高,难以进行贷款的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违规放贷时有发生;在执行信贷政策方面,有的信贷人员随意性很大,存在“人情代替制度”现象。(3)贷款结构不合理。贷款组合结构性失衡,如贷款投向不合理引起贷款过度集中等造成不良贷款的形成。(4)道德因素。信贷人员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金融理论、企业财务管理、法律制度等业务知识外,还必须具有诚实的品格和强烈的责任心。部分信贷员“在其位而不谋其职”工作主动性差,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不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蓄意营私舞弊、违规违纪、违法犯罪,引起不良贷款的形成。 三、不良贷款的清收办法 银行不良贷款,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所在。国际通行标准认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警戒线为10%。近年来我国不良贷款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不良贷款仍然威胁着金融的安全稳定。。如何采取合理的清收办法化解不良资产一直是银行业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1.要有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 银行总行应有管理全行风险贷款的审批决策机构,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如资产保全部具体管理与办理;各分行与支行设有风险贷款化解小组,逐级对风险贷款进行管理。 2.要加强对不良企业的管理 信誉不良的企业一般是不能正常还本付息的企业,不能正常还本付息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所以,应分类管理,对不同的原因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客观原因主要是在经营上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或经营管理不善,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的要求等,导致企业经营难以为继,无力还款;主观原因主要是企业利用非正常经营,故意减少资产或增加负债,以实现其不还或少还贷款的目的,对于这种故意逃废债务行为必须从严,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3.采用法律手段保全资产 以诉讼方式更具有强制力,利用国家机器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利,通过诉讼方式化解风险贷款是否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财产保全工作的成效,一旦保全成功,诉讼案件便可以通过和解方式提前结束,全额收回贷款.金融机构在通过诉讼途径化解风险贷款时,在注重其实体权利的维护是不要忽视了司法程序的规定,导致由于程序上的延迟而丧失了实体权利,即诉讼时效,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有些特殊情况下为1年。 4.实行公开招标拍卖方式 运用拍卖方法是最公证、公平,资产价值得到最大体现的一种方式。以拍卖的方式拍出,盘活了不良资产,回收了资金,资金风险大大降低。 5.政府承担不良金融资产 从金融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看有地方政府干预的因素,银行的贷款曾经支持过企业、地方经济发展。因此,无论从受益的原则还是从造成损失的原因去追究,债务人和地方政府都应当在这种错位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承担相应份额的合理成本。从本质上来说,不良资产处置是对历史上形成的错位的社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使其尽可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但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损失,如果全部由银行来承担显然是不合理的。政府承担不良金融资产有利于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改善当地的投融资和信用环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