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金融机构如何助推小微企业发展
金融机构要助推小微企业发展，主要应该在为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上着手。
小微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就是资金短缺，而向银行贷款时常面临着复杂的手续和繁琐的流程，不仅牵扯精力，还有可能耽误发展时机。
所以金融机构应该在保障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简化贷款流程，并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
第一，开展多元化金融服务，满足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第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第三，创新贷款机制。
第四，创新担保与抵押方式。
第五，建立全面风险管理。
❷ 如何完善财政支持农村金融机构政策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扶持主要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分析
(一)部分政策存在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而且数额有限
如财政部关于呆账核销和贷款自主核销政策，仅对金融机构(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发放并认定为不良的中小企业和涉农贷款有效，而此时间段内的新增贷款在近期形成呆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导致短期内该政策“优而不惠”的结果；银行业监管收费政策实行的是三年一定的收费政策，现行政策2010年到期；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也是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执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税收减免政策则分试点地区和进一步扩大试点地区，分别执行至2008年底和2009年底。
(二)部分政策尚在试点中或存在局限，受惠面有限
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2009年仅在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南、新疆、云南省等6个省(区)试点，2010年则扩大将江苏、安徽、内蒙古3省(区)纳入政策试点范围。又如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针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农村金融机构而言，显然对服务农村且服务时间更长、遗留历史问题更多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不公平。
(三)部分政策缺乏细则与整合，影响了具体执行效果
一是对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缺乏科学的界定容易造成执行的混乱。如关于涉农贷款，在涉农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中，特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号)统计的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但在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涉农贷款特指县域金融机构发放的，支持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贷款，具体统计口径以《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规定为准。根据银发[2007]246号文件，涉农贷款除了农村贷款(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外，还包括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二是现行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有些兑付、奖励条件设置有些笼统；有些程序性规定不甚明了，犹欠细则与整合，特别是缺乏源于基层贷款主体的民主监督及汇总申报考核确认的制度建设；有些则审查、审批程序复杂，各级各部门理解不一致，反复较多，执行成本较高。以上这些都影响到农村金融业务的引导与激励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部分政策设置门槛太高，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如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工作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工作都强调遵循政府扶持、商业运作、风险可控、管理到位的基本原则，设置了一系列的条件，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仅“对县域金融机构上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上年末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的县域金融机构，不予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对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这两个政策同时设计了与贷款增长、不良贷款率挂钩两个门槛，显然由于农村金融成本高、效率低的特点，对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水平吸引不大，也不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
(四)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资金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一方面，由于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信贷资产质量和统计数据不实，根据2002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报表而计算的资不抵债金额并不是真实的损失数量；另一方面，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一半损失，短期内靠地方和信用社自身显然是无法弥补的。二是资金支持方式有待完善。与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家以账面价格收购和剥离银行不良资产以及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的方式不同，国家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在资金扶持上采取了“花钱买机制”的方式，力求促进改革措施的真正到位。但由于资金扶持条件的有限性和转制期限的仓促性，致使“花钱买机制”短期内唯以实现预期的理论效果。
二、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实践及经验
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农村金融扶持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考察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实线及经验，对我国农村金融政策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利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农村金融服务进行强制和引导
一是政府扶持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美国、法国、日本都由政府出资设立了专为“三农”发展服务的金融机构，并通过立法明确了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市场地位。印度出台了《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印度储备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否则将不予审批。二是对金融机构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责任进行强制或引导。如印度中央银行规定要求所有的银行包括外资银行要有18%的贷款投入到优先领域，即主要与农业有关的领域。《美国社区再投资法》规定所有的金融机构要把贷款的15%投放到社区，政府对达到法律要求比例的金融机构进行奖励。
(二)利用财税优惠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鼓励和引导
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各国普遍采取在财政、税收、监管等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一是财政补贴。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制定了农业改良资金补贴计划，规定商业银行从事低息农业贷款可以得到政府的利息补贴，因特殊呆账而造成的损失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偿。美国则以财政补贴为保障撬动涉农贷款，农场主可用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9个月期限的“无追索权贷款”，当市场价格不利时，农场主以农产品现货归还贷款，贷款公司从政府取得损失补贴。二是税收减免。这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优惠政策。泰国、荷兰等国家对主要的涉农金融机构给予长期的免税政策。美国的税法规定凡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25%以上的商业银行，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待遇。三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拨款，扩大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如日本政府通过提供低利贷款和认购低息贷款，为涉农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美国联邦土地银行可向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和票据筹集资金。
(三)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加以重点扶持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如美国国会于1937年决定对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并不包括储蓄性股份，所以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其收益也即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日本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扎根农村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村发挥着信贷主渠道的作用。
(四)通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
在不断通过各种政策强制、鼓励和引导加大农村金融信贷投放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农业保险、担保、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等的建立和健全，以便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一是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美国于1938年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在此后进行了多次修正以对所有农作物进行保险。日本早在1929年就颁布了《家畜保险法》，经过多次修改补充，目前，形成了《农业灾害补偿法》。法国政府于1960年7月通过法律规定实行农业保险，1964年建立了农业损害保障制度，拓展了保险范围，并由国家农业灾害委员会负责补偿受灾农民的损失。1982年又通过法律强制实行自然灾害保险。法国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二是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法国通过地方农业局对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向农业合作社提供的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进行担保；日本政府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和农林中央金库则共同出资设立了农林渔业信用基金(日本政府占83%)，对农林中央金库体系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其发放涉农贷款。三是改善公共信息服务。德国建立了面向农村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信用体系、土地抵押品登记制度等为农村金融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三、借鉴外国经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给予农村金融政策扶持是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应充分借鉴外国经验，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实情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要素向“三农”有效配置。
❸ 王胜春：地方政府如何发展金融业
关注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内热点领域、小微企业金融、地方金融等领域，曾在《中国经营报(博客,微博)(博客,微博)(博客,微博)》发表署名文章《王胜春：莫让小微金融变成新泡沫聚集地》、《王胜春：差别监管推动小企业融资升级 》。 本文章内容为作者应和讯网专栏之邀，独家授权和讯网发布。和讯网邀请各界名家开设专栏，为读者提供趣闻博见。敬请读者关注更新。 近几年来，各地政府对发展金融业都高度重视，一是各省市区都成立了金融局或金融办，有些是成立专门机构，有些放在省政府办公厅或发改委里，有的设了专职的正厅级职位，有的则由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兼任，有的还由省长助理兼。二是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金融业发展，其中的财税补贴政策，有奖励政策，有高管户口、子女入学等政策，也有鼓励创新的政策。 地方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金融业发展，从客观规律演进的角度看，这顺应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要求。金融业是第三产业，通常认为其是较为高端的第三产业，其从业人员素质高、学历高、收入高，与国际接轨程度高，创新多，是人才、智慧、资金高度汇聚的产业，大力发展金融业是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 此外，金融业还是很好的税源行业。金融业目前是根据营业收入的5%缴纳营业税，再以营业税为基数缴纳各项附加。即使是一家注册资本1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年纳税也上百万，更不用说动辄上千、上万亿的银行业了。 第三，金融业对于其它行业还有很好的支持作用。金融业的功能主要是融资和交易，这两项功能都是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如果一家企业可以需要的时候得到融资，其生产能力就可以成倍地放大。而交易方式的改变，又会对很多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可能正是因为以上原因，金融业的发展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但和前些年各地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一样，各地发展金融业的政策目前基本上陷入了互相比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的境地。这些政策真的对金融机构很重要吗？ 其实如果仔细算算，一家银行，贷款余额有500个亿，如果其平均利率是8%，一年的营业税是2亿元，如果这家银行的不良率是1%，就有5个亿的不良贷款。由于银行监管有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50%的要求，对其绩效的影响将会达到7.5亿元。税收优惠最多可减少其税负2亿元。可如果信用环境好，法制严明，银行的不良率可以下降一半，甚至更低，对绩效的影响可是远远大于税收优惠的效果。 而且如果一个地方的信用环境好，不仅仅是对发展金融业有好处，对于发展任何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都有好处。因为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信用经济，如果一个人、一个企业在市场中不讲信用，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 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在鼓励发展金融业的时候，主要应该做什么？ “721”特大雨灾后，北京保监局通知辖内保险公司，“要从宽掌握赔付标准”。为什么要“从宽”呢？从表面上看，从宽掌握可以更好地保障投保人的利益，可以更好地发挥保险业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但从根本上讲，从宽赔付实际上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保障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因为现在的保险公司都已经改制成了股份有限公司，而且主要保险公司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为什么要以损害投资人的利益来保障投保人的利益呢？如果为了本地投保人利益，各地都要求保险公司从宽赔付，那保险公司的决策层、股东会愿意在这些地方设立机构吗？即使是没有改制，保险公司仍是国有企业，那就有理由为了投保人的利益损害“全民”的利益吗？ 银行也是如此，政府一方面鼓励银行加大对本地中小企业、新型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但在银行贷款出现风险时，又以稳定本地经济为出发点，不支持银行依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出现诉讼难、执行难，银行会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多投放贷款吗？ 纵观目前全球公认的金融中心，无一不是法制健全，税制简明，信用环境良好的城市。如果各地政府不着手优化信用环境，不把打造信用之城作为支持金融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把塑造公平的发展竞争环境作为核心工作，而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优惠税收、补贴政策的比拼上，发展金融业必然是事倍功半。
❹ 如何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经济支持的力度
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要纲领性文件，针对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为广大中小企业营造公平和宽松的发展环境。在资金政策方面，先后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平台式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等专项资金，从不同角度和环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规模实现了逐年增长。
融资难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中央财政积极研究对策，不断完善支持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是采取无偿资助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二是采取贷款贴息、担保业务奖励、创业投资引导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及创业投资机构围绕中小企业开展业务。
——在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方面。为鼓励担保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业务，从2006年开始，中央财政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专门支出，对信用担保机构围绕中小企业开展贷款担保业务和降低收费标准进行补助和奖励，即按已实际发生的贷款担保业务给予一定比例的奖补资金。2008年下半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冲击，中央财政在已安排2亿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资金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0亿元资金，对管理规范、资本实力较强的担保机构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给予资助，以进一步发挥其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上的积极作用。获得中央财政资助的330家担保机构，共为4.1万户中小企业提供了1148亿元符合政策要求的贷款担保业务，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同时，中央财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资金明确用于弥补担保机构代偿损失，有效提升了担保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据有关统计，近年来在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通过不断探索与规范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国已有各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4247家，当年担保额达到7000多亿元，担保企业户数达到23万户，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为主体的担保业已初步形成。
2009年上半年，财政部与工信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2009年第一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项目继续列为支持重点。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促进担保机构更好的提升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在金融政策方面。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26号），增强金融机构化解中小企业不良资产的能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我部已经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中小企业和涉农不良贷款处置办法。2009年3月，我部先后决定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量奖励试点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两项政策措施以涉农贷款业务和涉农金融机构为支持对象，探索多种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包括农村中小企业在内的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实现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的目标。以上政策措施的出台，将有利于缓解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有关部门正着力改善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与监管环境，引导和督促银行业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改革力度，开发和丰富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的金融产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正在推进。工、农、中、建等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相继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加大了对中小企业信贷比重。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致力于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建设，推出了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这将推进全国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规模的大幅度增加。
现阶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是落实好已有的各项政策措施，同时构建长效机制。为此，中央财政将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相关措施，积极改进支持方式，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成效。
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再提宝贵意见。
❺ 地方政府如何发挥金融作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发挥政府职能 为金融机构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创造环境
蔡宜春
金融机构一般都是中央直属单位，管理体制也是自上而下的总分行制，但其服务对象却是当地民众与当地经济，在服务当地的过程中才能壮大自己。所以，地方政府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以提升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地方政府应当利用不同金融机构各自的特点，正确协调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快速发展。
一、地方政府要与各级人民银行协调关系，充分了解掌握中央金融政策的变动与贯彻落实情况，及时调整当地经济发展方向。我区的金融发展情况与全国有很大不同。为了及时调动资金，保证经济正常、均衡发展，商业银行往往不得不向政府有关部门发放临时周转贷款。但不同时期金融货币政策的不同常常给贷款带来困难，使商业银行在执行金融货币政策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处于两难的 尴尬境地。地方政府如果能预先了解掌握金融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势，就能在制定地方经济发展重点时把握轻重缓急，从而有效取舍，做到发展与资源配置更趋合理。
二、地方政府要与银行监管部门保持实时联系与沟通，及时了解掌握当地金融运行情况，为商业银行健康运行提供有利环境和通道，确保金融稳健运行。由于金融市场规模有限，金融行业内部的竞争也相对激烈，特别是政府类存款这一块，更是肥美可羡。有时会出现人为因素的介入，导致竞争的不公平，使金融机构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由于受当地从业人员的制度执行水平限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一些问题，影响地方经济正常运行，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政府应责成银监部门严格监管，避免人为问题的发生。要加强协调与指导，创造适当环境，治理“三乱”，有力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
三、虽然银行商业化已经多年，但各家银行在专业银行时期的长处并未完全消失，在执行不同领域金融服务时可能还存在差别。如中行的国际金融业务、农行的农业金融业务、建行的中长期金融业务、邮储银行的与邮局汇款紧密联系的邮政储蓄业务，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服务内容与特点等方面，都仍然有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在有意识地引导各商业银行使其短处变长的同时，更要充分发挥其原有的长处，保证金融服务的质量与速度。
四、在用好用足国家优惠金融政策的同时，关注各金融管理条线政策、制度的平衡性，及时协调、充分调动金融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形势看，我区将长期处于执行国家优惠金融政策的局面。怎样用好用活用足国家优惠金融政策，政府应当关注、支持、鼓励、创造条件，不放弃任何有利于我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在各商业银行管理条线中，经营亏损或高成本现象给商业银行带来经营困难，其总行对于经营补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补贴与否、补贴多少都不一样。这常常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政府应当及时出面协调，努力缩小这种差距，为金融员工争取更多的应得的利益，使经营环境更加公平合理，这对于化解矛盾、激发热情是大有助益的。
地方政府是当地经济的领航员，各金融机构服务于地方政府确定的经济工作重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如果其它因素过多，必将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
金融机构的经营发展和服务是具有能动性的。金融机构应当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各项金融政策，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密切配合各级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开展文明、有效的行业竞争，不断研究市场，强化体制与机制改革，实行规范可行的内部管理制度，积极创新产品和服务，采取适合群众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方式和措施，防范各类风险，千方百计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在地方经济大发展中寻求自身的发展，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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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国家财政如何支持经济结构性改革（结合供给侧改革来说说）
推动财政供给侧改革
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全面推开“营改增”，把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推进国企改革；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在新常态下，既然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有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原因，就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透露，将从4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值得关注的是，财政部门将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一些适宜地方政府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减少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共同管理的事项；同时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2016年不仅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把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还将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快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部分地区还将开展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税立法。此外，还将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增强花钱的责任意识和效率意识。并继续积极盘活存量资金，努力调整支出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存量。
二是推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比如，从财政角度支持深化银行业、资本市场、保险业发展与监管，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构建多层次、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支持健全利率调控体系，改善利率传导机制。此外，财政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研究解决“三农”、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完善金融企业财务监管制度，督促金融企业抓好呆账核销、批量转让、贷款减免等政策落实。
三是大力推进国企改革。比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点支持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再如，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四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结构性改革中，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尤为重要。”楼继伟说。这需要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职责，确保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在养老保险方面，将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进一步健全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此前提下，实行全国统筹，基本养老金调整与缴费贡献挂钩。在医疗保险方面，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推进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调整优化医疗资源布局，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
阶段性提高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实行结构性改革，要求宏观政策要稳，要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
阶段性提高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同时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如继续推进“营改增”试点、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完善涉企收费监管机制等，坚决遏制乱收费。
要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把资金用在“刀刃”上。比如，将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资金，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对上年末财政存量资金规模较大的地区或部门，适当压缩下年财政预算安排规模；编制每一个项目或安排转移支付时都要先消化存量，再考虑安排增量。实现盘活存量实时化，对于执行进度较慢的部门项目预算，以及未按规定及时分解下达或者闲置沉淀的转移支付，各级财政可以及时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建立库款余额与转移支付挂钩机制。
此外，还将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楼继伟说，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按可持续、保基本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同时，中央基建投资集中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坚决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此外，创新财政支出方式，一方面市场化运营各类投资引导基金，牵引带动社会投资，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另一方面推进PPP融资支持基金尽早运作，加大PPP规范推广和项目落地力度。
❼ 政府应如何运用财政手段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积极推进投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其一，支持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建设，为使金融机构能够清楚地判断风险，对有关部门和中介机构开展中小企业信用登记、信用征集、信用评估、信用发布等活动给予必要的资助；其二，财政设立政府引导资金，参股信用担保机构，培植社会性的第三方信用担保法人经济主体，担保基金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吸引民间资本为补充，实行市场化运作，财政不直接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而是帮助中小企业取得获取资金的方法，不“授人鱼”，而是“授人以渔”。其三，制定鼓励区域性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做大做强的奖励政策和税收政策，对担保机构新增的贷款担保余额可研究实行奖励，对接受政府指导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当其提取的风险准备金不足以弥补时，财政对其发生的代偿损失给予一定补偿。政府作为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出资者之一和经济、社会风险的最后兜底者，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监督和管理，防范信用担保业务的发展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财政要探索对中小企业间联保、互保制度的支持方式。 致力打造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平台，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政府意图的主要体现者——财政，应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全方位、专业化的服务，为广大中小企业的生产与发展创造优质的服务环境，帮助中小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一是建立鼓励企业创业投资平台，从政策、资金等方面鼓励企业进行风险投资。二是支持建立技术创新和技术援助平台。三是建立开拓国际市场平台，依托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对中小企业境外参展、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和商标注册等予以资助。四是创建信息服务平台，着力提升并拓展各类各级中小企业信息网站的功能，通过网络开辟交流渠道，发布供求信息，普及政策法规。五是创新对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培训机制，致力打造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提供上述服务，要尽可能地采取市场化运作，即政府以委托方式，交由有关服务机构承担，制定考核标准，实行动态评议，对符合要求的，予以一定的补助或奖励。
利用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为中小企业搭建发展平台。在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中小企业优惠政策是一项国际惯例。具体做法可采取：第一，将政府采购定额量化出一定比例给中小企业，也可以在政府采购中规定，大企业必须向中小企业分包一部分产品和零部件。第二，在商品和服务无明显差别的情况下，可适度优先采购中小企业商品。第三，从中小企业的商品质量、技术水平、履约状况及信用状况等方面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招标资格审查并颁发能力证书，从客观上促进中小企业改进技术、改善管理、增强市场竞争力
❽ 政府怎么协调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减少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时获得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层面：建议完善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制度减少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干预金融的情况，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建议国家应允许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放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地方政府开辟合法的融资渠道，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资金需求；建议解决我国司法独立方面存在的问题，防止地方政府权力过大，责任不足造成的过度干预司法的行为，同时提高金融机构通过法律程序追回不良贷款的效率。金融机构方面：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完善内部控制及纠错机制，提高抗干扰能力，确保系统规范、顺畅和高效运转。地方政府方面：改变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由原先的单一的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激励转向对社会公正、民众福利、环境保护等综合指标考核的激励机制，如将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列入政绩考核指标。
其次、要减少不良贷款损失。在中央政府层面：应建设和完善以政府诚信为核心，面向企业、个人、覆盖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社会诚信体系；应完善以投资担保公司为主体的信用担保体系。地方政府方面：要凭借天然公权力，借助当地的公检法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工作，加大对金融机构在债权保全、资产接收、资产处置等环节的政策支持，敦促有关部门简化手续，减免税率，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盘活不良贷款，减轻其在追债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杜绝地方政府自身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帮助企业逃废债务等行为。金融机构方面：应积极引入社会信用体系及定期维护，引入信息挖掘技术，扩大信贷征信系统信用信息范围和含量，进一步提升系统的信用预警作用，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应积极探索小额贷款管理办法；行业协会应定期组织信贷风险评价经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信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趋势，从信贷全过程监控角度探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方法。
再次、要减少政府在改善金融环境上的投资并提高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减少并非指纯粹的投资额度上的减少，而是“同时”，即改善金融环境应注重效率，由麦金农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缓解金融抑制的基础是政府首先需要有稳定的财政能力，由于政府本身资金并不充裕，因此改善金融环境的资金并非越多越好，而应注重效率，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强政府与金融机构间的沟通走访，促进信息交换，改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从而提高投资效率；政府应多引进金融咨询服务业，了解如何有效率的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满足金融机构的长期经营发展需求；改善金融环境，吸引辖区外金融资源进入辖区投资，促进金融集聚区的形成。金融机构方面：加大对地方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研究的投入，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加强行业分类管理，防止同质化恶性竞争。
最后、提高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均采取合作策略时获得的超额收益。中央政府方面：应放宽地方金融准入控制权，调动地方政府发展金融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以及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要求，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地方政府方面：提高政府行政运作透明度，完善市场公平竞争制度建设；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通过调查了解当地优势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发展需求，有针对地推出相关政策，加强产业、研究所、高校、金融机构间的联系，培育市场为主体的金融资本配置制度，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和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培育符合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多元化金融市场，扩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减少地方政府改革压力和成本，同时也让民间资本有偿承担金融风险，从而建立起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机构方面：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创新重大项目的信贷方式和管理方法，实行跟踪管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提供有效服务；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状况信息透明度，善于引用研究所、高校对当地产业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研究成果，更好的契合当地产业、企业的需求，服务于当地实体经济发展。
❾ 财政与金融如何影响社会经济活动
◆财政政策包括：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分配政策、预算收支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投资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国债政策、预算外资金收支政策等；
货币政策包括：控制货币发行、控制和调节对政府的贷款、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选择性信用管制、直接信用管制等七种手段。
2008 年，国内外形势逐步发生变化。国内发生汶川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并在9月中旬急剧恶化为百年难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针对形势变化，我国宏观政策相应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再到“灵活审慎”，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是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二是于9月和10月连续三次下调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三是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四是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五是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成果: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逐步显现。货币信贷平稳增长，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业稳健运行。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对灾区、“三农”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逐步加大。2008年前三个季度，受地震灾害影响较重的四川、甘肃两省合计新增贷款2141亿元，同比多增566亿元，比上年全年多增484亿元。农业贷款增加3188亿元，同比多增129亿元。一些金融机构已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部门开展试点工作，目前普遍反映试点成效良好，正在逐步推广
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一是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启动保障经济金融稳健运行的各项应对预案，加强国际协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不确定冲击。二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三是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四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五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六是密切监测国际资本流动，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财政不仅是一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分配者，而且也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者，具体表现在：一是调节社会资源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配置；二是在政府部门内部配置资源；三是对非政府部门资源配置的调控
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方式有四种：一是划清市场分配和财政分配的范围和界限；二是规范工资制度；三是加强税收调节；四是通过转移性支出，每个社会成员得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和福利水平。
财政调控经济职能的实现方式有四种：一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二是通过发挥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制度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帮助社会来稳定经济活动。三是通过财政投资和补贴等，加快农业、能源等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四是逐步增加治理污染、生态保护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支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从而为经济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通过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规范经济秩序。三是通过对国有资产营运的监督管理。四是通过对财政工作自身的监督管理，不断提高财政分配效益和财政管理水平。
❿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