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金融服务外包的中国金融外包行业发展趋势
金融机构将业务外包已有多年历史。例如自1970年以来，证券行业的金融机构为节约成本，将一些准事务性业务（如打印及存储记录等）外包。
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在成本因素及技术升级的推动下，外包交易的规模已相当可观并涉及整个IT行业。
随后，外包出现在人力资源等更多的战略领域。同期出现了一种名为“业务处理外包（BPO）”的新形式，是一种点到点（end-to-end）的商业链外包。在BPO中，金融机构与服务商的关系也由传统的服务提供转变为战略合作。
外包的另一个趋势是 “离岸化”，即将业务外包到境外。许多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建立离岸交易及服务中心来提高本机构整体的效率。金融机构除将业务外包给服务商外，也会把一些业务交由海外附属机构来完成。
表1列出了在印度从事外包业务的若干金融机构及其人员规模。
表1 在印度从事外包业务的若干金融机构（2003） 公司 人员规模(人) 公司 人员规模(人) 荷兰银行(ABN Amro) 超过300 美国运通(Amex) 超过1000 金盛保险(Axa) 380 花旗集团(Citigroup) 3000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500 通用公司(GE) 11000 汇丰集团(HSBC) 2000 JP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480 梅隆金融(Mellon Financial) 240 美林集团(Merrill Lynch) 350 渣打(Standard Chartered) 3000 资料来源：德勤会计事务所在美联储理事会会议上做的《银行的离岸及跨境外包》报告（2004年3月20日）。 《中国金融外包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有证据表明，中国、马来西亚及菲律宾也被视为开展外包的理想地区。
根据德勤会计事务所2004年的报告，离岸业务将在本世纪初的十年内持续增长。报告估计，在2003年全部金融服务公司中约76%拥有离岸机构，而2002年这一比例仅为29%。报告预测2005年的离岸业务市场产值将达到2100亿美元， 2010年达到4000亿美元，占整个行业总产值的20%。
报告指出，大公司具有离岸业务的比例显著高于小公司；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建立自己的离岸业务机构。
离岸业务的增长产生了对“国家风险”进行监控的需要，即金融机构将业务外包给另一国家（地区）的服务商后，需要监视该国（地区）政府的政策、政治、社会、经济及法制状况；同时也应制定适当的应急计划与退出策略。另外，一家机构业应考虑商业持续性问题，即在极端情况下如何将外包业务迅速转回国内。
中国第一例金融服务外包项目
2005年中国IT业分销大亨——神州数码公司开始筹划战略转型。由时任金融公司总裁董奇琪着手负责、
总监周毅具体实施。引进国外成熟的金融服务外包理念，结合中国大陆金融发展现状，做出一整套本地化金融服务外包模块。
2006年9月，神州数码与宁夏农村信用社（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签署合同，开创中国本土金融服务外包第一例项目。
项目简述：项目合作时间为五年六个月，在此期间，神州数码负责宁夏农村信用社银行卡系统建设、呼叫中心、银行卡制卡、银行卡业务培训、银行卡制度建设、银行卡交易处理、银行卡差错帐处理、200台ATM布放、200台POS铺设等有关银行卡业务，期间由银行卡产生的业务收入归神州数码所有，合同到期后银行卡系统、ATM、POS均属于宁夏农村信用社。
人员构成：银行卡部成员由宁夏农信社与神州数码共同组成。
2006年银行卡部成立时任人员：
银行卡部总经理： 吴文娟
银行卡部市场部经理： 孙正国
银行卡部综合部经理： 原 田
银行卡部业务部经理： 李 乐
项目其他创始人：
神州数码银行卡项目总监： 周 毅
神州数码西安运控中心总监： 王江宏
神州数码西安运控中心： 李 阳、张豫秦
神州数码西安对账中心： 李雪梅、周雯
神州数码西安呼叫中心： 滕品娥、姚海鸥、王媛媛、贺晓颖、张雅茜
神州数码西安研发中心卡项目： 高 镭 、刘 顼、姚冬冬、朱建中
宁夏农村信用社研发部： 郭万刚、杨海云、孟继国、张汉、保瑞峰、张立波、孙小武、胥虎军、徐海涛、王旭东
经过一年复杂的审批手续，艰苦的联合系统开发及本地化处理，合作双方于2007年9月17日成功发卡（宁夏农村信用社黄河借记卡），用事实印证了金融服务外包在我国的可行性。开创了中国金融服务外包整体外包的先河，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更加开放的金融服务外包整体外包时代。
中国金融服务外包整体外包项目有：（截止2010年5月）
宁夏农村信用社（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服务商：神州数码
宁夏银行服务商：中国银联
山西晋中商业银行 服务商：神州数码 趋势1 金融服务外包将持续迅猛增长
趋势2 大企业热衷自建海外外包中心
趋势3 商业操作与IT混合外包
趋势4 近岸-两岸—多岸
趋势5 细分市场趋向窄范围高深度
趋势6 离岸外包市场有待整合
趋势7 外包特殊功能的金融服务
⑵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的专业学位是什么意思
025100金融(专业学位)是指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的应用型金融专门人才的专业。
金融(专业学位)培养充分了解金融理论，系统掌握投融资管理、金融机构运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等方面的理论和技能，熟悉金融产品开发与设计、服务营销、风险管理等业务，具有很强的解决金融服务领域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和复合型金融专门人才。
人才培养目标岗位是中小金融机构中高层管理者、高级产品经理、高级客户经理、互联网金融产品经理、金融数据分析师、互联网金融风控经理、互联网金融运营经理、互联网金融投后管理、互联网金融市场经理等岗位。
(2)中源厚凯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扩展阅读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是以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金融人才为培养目标，对金融市场用人需求和人才素质进行了充分调研，设计了完整的课程体系。主要面向商业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投资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中小金融机构中担任金融数据分析、产品设计、服务营销、风险管理、运营、投后管理等工作。
目前已建立包含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金融服务外包等行业的实践教学基地。目前聘请的校外导师均是来自金融实务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涵盖银行、担保、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具有丰富的实战和管理经验。学校定期举办高层次金融讲座，邀请高端学者、业界精英等莅临本项目与学生交流，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⑶ 98金融危机详细资料!
亚洲金融风暴: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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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哪些公司做收购并购案特别专业
做中大型收兼并购案的：花旗、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瑞士联合银行、瑞士信贷、美林、德意志银行、高盛、巴黎国民银行、雷曼兄弟、美洲银行，其中花旗、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高盛均有驻中国的公司，做与中国相关的大型收兼并购案，近年高盛的大型收兼并购案的业绩最好。
做小型收兼并购案的：上面这些大投行背后的很多专业领域的顾问公司，如摩根普斯通、凯能基等等很多，这些顾问公司从不在媒体前露面，也不对外做业务，他们只能服务于某个大投行的某个专业领域。这类公司在中国一般没有设分公司。
下面是个别投行的简单介绍：
摩根大通是一家领先性的国际金融公司，能够满足商业、企业、政府和个人的紧急金融需求。它为公司策略提供咨询服务，集资，开拓金融市场工具，管理投资财产。同时为抓住市场机遇，将自己的资产承诺于知名企业、好的投资和交易项目。公司分成 5 个主要部门：金融与咨询，市场拓展，资产管理咨询，股票投资，资产权投资与经营，前沿变化。
高盛公司成立于1869 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高盛公司是世界领先的投资银行，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实力雄厚。高盛公司目前总资产 3 千多亿美元，全球 2 万多名员工，在世界 24 个国家设有 42 个分公司或办事处。高盛公司为南方航空、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银行等众多客户在国际市场融资；也为中国移动外购资产、BP Amoco内购中国石油股权、联想分拆神州数码等并购业务提供财务顾问服务。除了投资银行业务之外，高盛公司还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投资项目包括平安保险、新浪、证券之星等。
美林是一个领导性的国际金融管理及咨询公司。它遍及世界六大洲43个国家。为个人及组织性客户提供多种金融服务，其中包括： 个人金融计划，证券承销，贸易与经纪业，投资银行与咨询服务，外汇交易，期货与金融衍生品，保险，研发。
花旗银行，作为惟一一家推行全球业务战略的银行，不单为遍及56个国家的5000万消费者提供服务，也在近100个国家为跨国、跨区及当地的企业客户服务。除了花旗银行，没有哪家金融机构的业务和资源足以在如此之多的地方，应付如此之多的需要。 花旗银行已成为金融服务的世界品牌。花旗银行的名称即意味着服务，不仅是满足客户的需要，更要比客户预期的做得更好。花旗银行在32 个国家中从事私人银行业务的员工可透过银行的人才、产品及策略网络， 令客户获得全球投资组合的第一手资料，花旗银行协助其寻求投资机会及识别投资风险。花旗银行在新兴市场服务客户接近100年，源远流长，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摩根士丹利作为一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全球金融服务公司，是全球证券、投资管理和信用卡市场的佼佼者。公司在全球32个国家设有超过600个办事处，员工总数5万多人。摩根士丹利汇聚人才、创意和资本，旨在协助客户实现其财务目标。摩根士丹利在亚太区已活跃了三十余载，在北京、上海、香港、曼谷、墨尔本、孟买、首尔、新加坡、悉尼、台北及东京均设有办事处。在亚太区主要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包括企业融资和协助客户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筹集资金、并购咨询及房地产金融服务；销售及买卖股票和债券；证券研究；直接投资；私人财富管理以及资产管理。
⑺ 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具有内生性，系统性影响.不能简单地以人口多少
1、“十三五”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指出，一是国内经济矛盾与风险增大倒逼经济转型；二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催促经济转型；三是对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来说，2020年确实是个坎：化解短期增长压力的希望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2020；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节点在2020。如果谋划好、把握好2020这个“中期”，就能奠定未来10～20年公平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如果错失2020“中期”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就会失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从而带来系统性的经济风险。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经济转型升级是形成经济新常态的核心与本质，“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关键的时期。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十三五”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发展进入停滞阶段，与落后国家相比，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逐步消失，与发达国家相比，创新优势又没有，面临双重压力。 2、经济转型升级要解决的要害是“往哪转”。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认为，制定“十三五”规划要有全球眼光、战略思维和历史的跨度，不仅仅考虑“十三五”，还要考虑到2030年。目前经济转型升级要害在于往哪转：一是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二是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三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四是由守旧型向创新型转变；五是由增长型向惠民型转变；六是由干预型向市场型转变。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王金祥认为，要把转型升级看作是一个过程，永远在转型、永远在升级，不能停顿；由于各地省情不同，转型升级要差别化，让各地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 迟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国面临三大转型：即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从三大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看，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3、“三力共振”对转型产生重大影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未来三力共振会对经济转型产生重大影响。一是经济转型的压力，当前面临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难以为继；二是经济增长动能的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动能出现了乏力，靠传统的投资很难再拉动经济增长；三是改革的阻力，主要是利益格局的扭曲，如果不通过反腐破除改革的阻力，改革很难继续下去。 4、经济转型升级重在突破“三个路径依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指出，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如何突破“三个路径依赖”：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关系要突破，从政府市场的合作模式转向市场政府的合作模式，发挥市场很强的自我组织功能；二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过去长期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现在应该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以经济转型推动社会转型转为以社会转型推动经济转型。 以加快结构调整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1、结构调整决定“十三五”增长前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结构变动时期，面临非常多的结构性挑战，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大。一是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会继续走低、疲软，中高速就很难保住，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可通过结构调整走出经济增长下滑的困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隆国强认为，从全球视野来看我国，短期是缓解产能过剩问题，中期看就是结构升级问题，尤其是制造业的升级。 2、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迟福林认为，实现中国智造是工业转型升级的总目标。“十三五”是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5年，需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信息化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重点是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隆国强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要有全球视野。从我国现实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不能简单地丢掉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制造业，而去追求那些短时期还很难形成优势的制造业。“十三五”，从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升级到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果把这个升级做到位，增长空间就很大。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认为，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很重要，“十三五”重心要放在产业内部的升级改造上，通过创新改造传统产业，让它有竞争力去跟外国竞争。 汪玉凯强调，转型升级一定要树立互联网的思维，由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改造传统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3、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魏礼群认为，“十三五”结构调整要往服务业方向发展，要提高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隆国强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服务业比重高了，结构就优化了，服务业内部千差万别，有高端也有低端。推动服务业升级更多地是强调高生产效率的服务业，而不能笼统地说服务业占比高了结构就优化，需要对服务业进行细分。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认为，我国现在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仅为1000美元左右，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离服务业主导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而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就要实现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口城市化，使服务型消费成为消费的主体。 4、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迟福林认为，我国投资消费结构不匹配的矛盾突出，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例如，投资与消费的不匹配带来产能严重过剩和供给短缺的同时并存，导致投资整体效益的下降；投资消费失衡、投资过快扩张推高了债务危机风险。为此，“十三五”要加快消费导向的投资转型，调整投资结构，使投资与消费相匹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认为，抑制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我们现在恩格尔系数比较高；二是居住模式，例如东京的住房，土地价格和建安成本是1：4，而我国北京正好是颠倒过来4：1，这与土地制度有关；三是社会保障存在制度分割的问题。 王小鲁认为，当前经济增长疲软，说到底还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消费拉动有限，造成结构错位。如果把结构调过来，那么经济增长必然得到更有利的支撑。为此，“十三五”消费要承担更重要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 5、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迟福林认为，从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与时间空间约束看，“十三五”结构性矛盾不解决，不仅转方式、调结构很难有实质性突破，而且很可能增大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为此，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推进财政、税收、金融、教育等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张占斌认为，“十三五”结构性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一是通过金融的结构性调整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二是教育的结构性调整，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需要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作支撑，高等教育要与产业、职业教育更好的结合，使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快；三是国企的结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在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同时，让一些股权能够流动起来，形成更大的市场机制。 以城镇化转型带动经济结构升级 1、“十三五”结构调整的核心任务是推动城镇化。王建认为，“十三五”我国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是将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将农民工转化成市民，让近3亿农民工真正变成市民，由此带动服务业加快发展。 迟福林认为，“十三五”要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一是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退出历史；二是城乡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到2020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要成为历史；三是加大中小城镇的公共资源配置，初步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 2、人口城镇化释放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迟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国城镇化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由于城镇化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城镇化仍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有可能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 3、就近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并举。刘尚希认为，城镇化离不开产业，产业不一定是工业，农业也可以作为城镇化的一个基础，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农业。所以在城镇化的发展中，就近和就地城镇化应该成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方式，而不是完全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可以降低成本，而异地城镇化的成本相当高，在现行体制下，就近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应该并举。 4、城镇化要通过工业升级创造新的需求。宋立认为，城镇化主要靠两个驱动，一是内生工业化的驱动，例如过去长三角的小城镇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人作为劳动力加入工业化，作为消费者实现城镇化；二是全球化带来的外生工业化，因为我们劳动力成本低，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后，嵌入到全球体系，如果劳动力成本抬高，就不一定能嵌入这个体系。因此，未来城镇化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工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从而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成为城镇的消费者。 5、城镇化转型重点在两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新型城镇化的一头是城镇，如果我们在1.94万个县市镇挑选一部分大镇做到县城镇的水平，就能够提高很多镇的城镇化水平；另一头是农村，一是村里要有产业；二是城市公共服务要向农村延伸，尤其是好的学校、好的医院等公共资源要向农村延伸。 6、关键在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党国英指出，农民住房现在卡得很死，农民住房是财产权，但宅基地不能买卖，农民的承包地也不能流转。所以说，土地制度改革对克服农民消费抑制能发挥根本性作用，现在如果把机制理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加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既能有效保护好农地，又能搞活地方土地管理，提高土地的科学规划管理水平。 经济下行背景下更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到2020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迟福林认为，能否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这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十三五”重点是：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实现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职能的严格分离，建立统一、有效的市场监管体制；全面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化、市场化；推动政府职能法定化，建设法治政府；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解放思想，变革政府发展理念。 汪玉凯指出，第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要调整政府角色。一是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例如浙江推行的“四张清单一张网”，这是未来政府改革的方向；二是加快国企改革，如果没有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很难建立起来；三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主导权退出以后，财税改革一定要到位，尤其是土地财政要改革；第二，政府改革要为创新驱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要为民营经济提供一些条件；第三，注重改革的联动，诸多方面的改革要取得实质性进展，政策需要联动，如果各自改各自的，就很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经济下行压力下要防止走回头路。刘尚希认为，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政府更容易强化组织功能，抑制社会的自主功能，这在金融方面非常明显。当前金融抑制主要是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的自主治理功能受到了抑制。如果金融政策不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就很困难。 3、着手清理各种产业政策、刺激政策。王小鲁认为，各级政府应该从过度参与、推动投资中退出，着手清理各种产业政策、刺激政策，回到普惠性、鼓励竞争的政策上来，把重点放在维护市场秩序、鼓励公平竞争。 形成服务贸易强国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1、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迟福林指出，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变化和“一带一路”开放战略深度实施的大背景下，推动我国从货物贸易大国走向服务贸易强国，到202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至20%，以此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优势，并倒逼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 魏礼群强调，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围绕中央提出的“一路一带”，加快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同时要与国内发展服务外包有机结合。 2、把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迟福林认为，要积极建立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外资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遇；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壁垒，把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双边或区域合作的重点。 3、抓住全球服务外包的新机遇。隆国强认为，服务贸易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信息服务业过去不可贸易的服务，现在变得可以贸易了，像ITO、BPO、KPO这些信息技术服务可以跨境进行交付。但总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要抓住全球服务外包的机遇。 迟福林认为，服务业外包逐步取代制造业外包是全球化的新趋势。从全球分工看，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是服务外包产业链的上游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服务外包的承接主体。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示范城市品牌、技术、信用方面创建的成功经验，推动服务外包市场的规范和快速发展，充分利用服务外包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⑻ 谁有近年来出现大的金融危机的具体资料
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
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
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
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
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
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
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
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
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
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
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二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
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
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
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
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
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
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
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
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
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
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
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
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
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固定汇率制度是货币当局把本国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加以基本固定，波动幅度限制在一定的、很小的范围之内。这种制度下的汇率是在货币当局调控之下，在法定幅度内进行波动，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
浮动汇率制度一般指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是相对于固定汇率制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不规定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汇率的上下波动幅度，也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而听任汇率随外汇市场供求的变化自由浮动。在这一制度下，外汇完全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一种特殊商品，汇率成为买卖这种商品的价格。
不同的汇率制度在面对国际资本流动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时候表现不同。一般而言，选择浮动汇率，主要由市场力量来控制资本的跨国流动；而选择固定汇率，则需要政府来控制资本的跨国流动。
“三元悖论”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只能同时达到两个。事实上各国也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两个目标。
目前，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尚无定论。
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好处是:(1)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浮动的汇率可以帮助减缓外部的冲击；(3)干预减少，汇率将由市场决定，更具有透明性；(4)不需要维持巨额的外汇储备。但是人们对浮动汇率也有一些顾虑:(1)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往往会出现大幅过度波动，可能不利于贸易和投资；(2)由于汇率自由浮动，人们就可能进行投机活动；(3)浮动汇率制度对一国宏观经济管理能力、金融市场的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满足这些要求。
固定汇率制度的好处是:(1)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将降低；(2)汇率可以看作一个名义锚(nomina l a n c h o r )，促进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预期的稳定。但固定汇率制度也存在一些缺陷:(1)容易导致本币币值高估，削弱本地出口商品竞争力，引起难以维系的长期经常项目收支失衡；(2)同时，僵化的汇率安排可能被认为是暗含的汇率担保，从而鼓励短期资本流入和没有套期保值的对外借债，损害本地金融体系的健康。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必须要么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么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否则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如1992～1993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采用了固定汇率制度，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
要在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manage d f l o a t i n g )。实行这种汇率制度可以依靠三种工具，一是货币政策工具；二是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对冲性干预；三是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这种制度既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又能使汇率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应对内、外部的冲击，同时还可有选择地部分放开资本账户，使资本流动处于可控的状态。目前我国实行的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日本的经济泡沫
当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泡沫经济”在1989年最后一天破灭时，它标志着日本“增长奇迹”及其20多年海外商业快速扩张的终结，转而陷入一轮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萧条时期，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遭遇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萧条。
一、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
日本泡沫经济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7——1989年是泡沫经济的极盛时期。随着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日元开始急剧升值。1988年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与1971年固定汇率制下的日元相比，升值了2倍。结果导致日本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削弱了日本在全球贸易市场的竞争力，但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或金融的措施使国内需求大增。
（1）由日元升值走向“扩大内需”。为了减轻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避免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同时也迫于美国政府要求日元升值、开放市场、扩大内需及实现贸易平衡等方面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引擎的内需型增长策略，从而在日本掀起了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建设的高潮。土地资源的匮乏直接导致了房地产投机热，投资膨胀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迅猛扩张。
（2）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拉动“有效需求”膨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增速名列发达国家榜首，在经济一派繁荣的氛围笼罩下，企业和消费者变得更为自信、乐观，投机变得更富激情、大胆，东京的房地产与股市一并上涨不止。
（3）“流动性过剩”为股市“火上浇油”。一向保守的日本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缓慢展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80年代中后期这一进程加快，1985年日本开始放开存款利率。随着利率自由化以及金融业务管制的放松，金融市场规模急剧膨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日元资金过剩，经济过热，形成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的格局，这为日本股市泡沫埋下了重大隐患。
二、日本经济泡沫的主要表现
1988——1989年，公司投资急剧膨胀。伴随高股价，新股票发行的快速升值，当银行在不动产方面寻找资金投向时，股票发行便成为公司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反过来，公司利用它们持有的不动产进行间接的股市投机，从而形成了不动产与股市双重泡沫——房地产价格持续暴涨及日经225股价指数持续暴涨。
（1）股价持续猛烈暴涨。1985年末，日经225股价指数收于13083点， 1989年末收于38916点，四年间日经225指数累计上涨197.45%。1987年底，日本股票市值竟然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赶超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1989年底股票总市值继续膨胀至896万亿日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
（2）房地产价格持续暴涨。股市泡沫与房地产泡沫是日本泡沫经济的两大根本“支柱”。当日本股市泡沫一路凯歌高奏之时，日本房地产价格也正在疯狂，不断上涨。据日本不动产研究所的调查，日本6大主要城市的商业区地价指数，若以1955年为100，到1965年则上涨超过了1000，到1988年则超过了10000，也就是说，日本城市房地产价格在33年间上涨了100倍，而同期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上涨却不足40倍，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上涨不到20倍。1990年高峰期时，东京商业区的地价涨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区地价则涨至1985年的2.3倍。与此同时，由于日元巨幅升值，也严重刺激了日本人海外收购与海外投资热情。
1990年，随着日本股市泡沫的率先破灭，日本房地产泡沫也随之破灭。
三、泡沫经济对日本的沉重打击
1989年5月，政府紧缩其货币政策以抑制诸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然而，更高的利率使股市螺旋向下。1990年底，东京股市已下跌了38%，300万亿日元（折合2.07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从投机巅峰陡降下来，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萧条之中。
（1）银行业受到严重打击。在日本股市泡沫与房地产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始终是充满激情，并推波助澜，且从中大为受益。然而，双泡沫破灭的同时，日本银行业也遭受了灭顶之灾的报复与打击。股市暴跌，上市银行再融资受阻；房地产泡沫破灭，不动产贷款成为呆帐；企业效益徒降，银行不良资产剧增。80年代的泡沫经济直接为90年代中期日本银行赤字风暴与金融危机埋下了历史隐患。
（2）证券业出现空前萧条。随着股市泡沫的破灭，日经225指数一路直线下跌，几乎毫无反抗之力。直到2000年底，当欧美股市及新兴股市均纷纷上涨至历史新高时，而日经225指数却低收至13785点。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也经历了长达10年之久的持续萧条。 2003年4月28日，日本股市更是跌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7607点。2006年底，当大多数欧美及新兴股市再次刷新历史新高时，日经股市才终于缓过气来，便勉强收在了近五年来的新高点17225点，与历史最高点38916点相比，却相去甚远，大致相差约21700点。
（3）对企业与消费者的猛烈冲击。虚假的繁荣背后，其实是由企业和消费者来承受这一切后果的。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直接打击了本国企业和居民的信心，投资信心严重受挫，企业不良资产增加，银行不良贷款剧增，个人消费萎缩，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失业增加，居民生活水平下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1.1％，而且就连这1.1%的增长也是日本政府累计10次动用财政手段刺激景气（“景气对策”总规模高达136万亿日元，接近日本GDP的1/3）才勉强获得的。由此可见，日本人要想再次见到80年代中后期平均5%的经济增长已是十分困难的了。
美国经济衰退还不能确定
给你提供20年代经济危机的资料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在
此期间，社会经济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资本家攫取了高额利
润，广大劳动人民却日益相对贫困，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刺激了市
场的虚假繁荣，资本家为眼前的利润驱使，盲目扩大生产，使得生产和销售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同
时，人们醉心于利润丰厚的股票等投机活动，股价被大幅度哄抬，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1929年10月，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股价狂跌。人们疯狂抛售股票，股市崩溃，引
发了一场经济危机。首先是银行纷纷倒闭；接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生产锐减，市场萧条；失业人
数激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很多人濒于破产。
1929年上半年，纽约股市经过不断哄抬，持续上扬，呈现一片“繁荣”。10月23日，股价开始
急剧下跌。次日，在一些银行巨头的干预下，股市行情有所回升。美国总统胡佛声称：美国经济“
形势很好，欣欣向荣”。但是，好景不长，29日，股市出现了灾难性的风暴，一天之内抛售了1600
多万股，一些主要股票的价格下跌了40％，转眼问，许多人破产。到 l1月，纽约股市的各种股票损
失达260多亿美元。
据统计，1933年初，美国已经有半数银行倒闭，完全失业人数达到1500万至1700万人；此外，
还有许多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当时，穷人想尽一切办法艰难度日，常常食不果腹，衣不御寒；而资
本家为了维持商品价格，保证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
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影响世界各国，演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资本主
义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如来势之猛烈、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特别长，
破坏性特别大，等等，以至于“大萧条”、“大恐慌”成了这次危机专用的代名词。
当时，美国经济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世界市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美国出现的经济危
机很快引发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1930年，严重依赖美国资本的德国发生经济危机；接
着，英、日等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1932年，法国经济也开始萧条。各国不得不相继宣布放弃
金本位。
1929年至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l／3以上，贸易额减少了2／3。其中，
美国和德国的受破坏程度最大。美国的进出口额下降了70％，英、法、德、日也都减少了一大半。
美、英、法、德共有30万家企业倒闭，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竟达到3000万以上。许多昔日机器
轰鸣的工厂区，变得死气沉沉，野草丛生，成为所谓的机器“墓地”。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流
离失所，但垄断资本家为了维持他们的利润，稳定商品价格，却大量销毁商品。大量的玉米、小麦、
棉花、牛奶等产品，或被当作燃料，或被倾人河流、大海。1933年以后，这场经济危机的高潮才过
去，但各国经济的恢复仍是步履艰难。
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各国的社会状况和世界局势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加深了资本主义各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国政坛丑闻层出不穷，政府信誉扫地；广大人
民强烈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不断；法西斯分子利用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兴风作
浪，促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1932年春夏之际，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万美国退伍军人聚集华盛顿，在郊外扎营，
要求发放福利金。军警奉命前往驱散退伍军人，并烧毁其营地。双方发生冲突，退伍军人死伤50多
人。
其次，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改善本国经济形势，纷纷加强对经济的
干预，并加紧在国际市场上争夺，各国间的矛盾和磨擦日趋尖锐。为了尽快摆脱困境，各国进一步
加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掠夺，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
经济危机期问，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设置关税壁垒，推行倾销战术，采取有利于本国的货币政策，
以保护本国的经济。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近900种主要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提高近40％，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税大战。第二年底，先后有七八十个国家采取了报复措施，大幅度提高了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