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融营销理论有哪些
利率相关的政策理论、金融营销环境、国际金融变化等
2. 金融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
戈德史密斯对比了世界上35个国家百余年的金融史料与数据后，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第一次对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进行了数量研究和比较研究；研究并揭示了金融深化的内部路径和规律；提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与研究方向。他认为在自由企业经济中不同的金融相关比率产生类型绝然不同的金融结构。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金融工具是指对其它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金融机构即金融中介机构，指资产与负债主要由金融工具组成的企业；金融结构是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 金融相关比率的变化反映了金融发展的基本特点，即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相对于国民产值而言，金融相互关系的密度越高，金融相关比率越高，可以预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相关比率会上升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尺度；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占全国金融资产比率反映了储蓄和投资机构化的程度。这个比率越高，说明通过金融机构间接储蓄的份额就越大于直接储蓄的份额；金融机构在全部资产中的份额变化说明了储蓄过程中银行体系地位的变化，即新金融机构的产生以及现有机构在增长率上的差异。金融相关比(FinancialInternationalRatio—FIR)的计算公式：
符号说明：
r——裁截比率，表示截止时间；Fr——定时期内的金融活动总量；
Wr——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
β——平均资本产出率；
γ——GNP实际增长率；
π——物价变动率；
k——资本形成总值对国民生产总值比率；
η——为外部融资比率；
n——非金融部门金融工具发行量对资本形成总值比率；
φ—金融单位发行的金融工具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λ——分层比率，某类金融机构对其它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与它们对非金融部门的发行总额之比；
ξ——为海外净债权率。外国发行量对国民生产总值比率；
θ——为受价格波动影响的金融工具净发行额的比例；
——价格敏感资产的价格平均变动比率。
现在，金融相关比率已经成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实际的简化应用以GNP代表经济活动总量成为分母，以金融负债——一般以广义货币供给量M2表示和金融资产之和代表金融活动总量或金融工具总额成为分子，金融资产分为银行资产和有价证券S，其中S为股票市值和债券市值之和。 戈德史密斯把金融上层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探讨精简成一个判断，即以初级证券和二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它使资金流向社会收益最高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说，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速度。改善了经济的运行。
储蓄与投资的分离。戈德史密斯特别强调的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主动作用。他认为，由于金融工具的出现和金融机构的成立而扩大金融资产的范围，导致了储蓄和投资的分离。而储蓄与投资的分离能够提高投资收益并提高资本形成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同时通过储蓄与投资两个渠道的金融活动提高了经济增长率。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储蓄和投资分离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职能，这种特殊的分工克服了资金运动中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一方面使一个单位的投资可以大于或小于其储蓄，摆脱自身储蓄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为储蓄者带来增值，使得储蓄不仅是财富的贮藏，还能增加收益。正因如此，无论是储蓄者还是投资者都能接受金融活动带来的社会分工。这种角度的分析主要适用于工商企业、家计部门和政府等非金融经济单位发行的债券、股票等初级金融工具而言的。资源配置的优化。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机构对经济的引致增长效应就源于对储蓄者与投资者资金供求的重新安排。金融机构的介入使投资和储蓄的总量超出了储蓄者和投资者在不存在金融机构时的直接融资总量，而且金融机构能更高效率地在潜在投资项目之间进行资金分配，以提高边际收益率。这种储蓄的再分配反映了金融机构经营的效果，它对经济增长与展所产生的引致增长效应比金融上层结构的业务经营对储蓄和投资总量所产生的效果更有意义。
发达金融机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高储蓄、提高投资总水平与有效配置资金这两条渠道来实现的。金融结构越发达，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烈，储蓄总量的增加速度就越快。在一定的资金总量下，金融活动越活跃，资金的使用效率就越高。因此，金融越发达，金融活动对经济的渗透力越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越快。注重金融工具供给和强调金融机制的正常运行是金融结构理论的核心，也是金融自我发展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这一观点被后来的金融发展理论所继承。 戈德史密斯认为，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存在是不容质疑的，任何近期的国民收支平衡表的比较都足以表明各国在金融相关比率水平、全部金融资产中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金融工具之间的关系以及国民生产总值中金融工具的规模、金融机构资产在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机构中的分配中存在巨大差异。他通过数量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了“只有一条主要的金融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的特点是：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在全部金融资产中的份额、银行体系的地位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规律性，只有在为战争融资或通货膨胀时才显示出规律性的偏差。在这条道路上，不同国家在不同日期从这条道路上起步，不同日期有两层含义，即从不同日历年度起步或从不同的非金融经济发展阶段起步。沿着这条路径。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速度，这一速度仍然包括日历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涵义，但各国偏离这一路径的程度很小”(戈德史密斯，1969)。
3. 金融支持的理论有哪些
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经济学家忽视了金融市场。 欧文·费雪（ 1906年， 1907年， 1930年）已经概述了信贷市场对于经济活动的基本职能，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也已认识到这一过程中风险的重要性。在发展其货币理论同时， 凯恩斯（1930年， 1936年）、约翰·希克斯（ 1934年， 1935年， 1939年），尼古拉斯·卡尔多 （ 1939年）和雅各布·马尔萨克 （ 1938年）已经形成了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其中不确定性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这个早期阶段，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正确的来讲，金融市场仍然被视为单纯的“赌场” ，而不是“市场”。在他们看来，资产价格主要取决于资本收益的预期与反预期，因此他们是所谓的“自身规定自身”。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选美大赛”的比喻是这种的态度代表。因此，大量笔墨浪费在投机活动这个题目上了（如购买/临时销售货物或资产以供日后转售） 。举例来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23年， 1930年）和约翰·希克斯 （ 1939 ）在其对期货市场的先行理论中认为，商品的期货合约交割价格将普遍低于预期的现货价格，即凯恩斯所谓的“正常贴水”。凯恩斯和希克斯解释为，这主要是因为套期保值者将价格风险转移到换取风险溢价的投机者身上。尼古拉斯·卡尔多（ 1939年）又分析了稳定价格基础上投机是否能够成功的问题，并借此广泛扩大了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在随后几年中，霍尔布鲁克·沃京 （ 1953年， 1962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事实上，套期保值者和投机商的动机没有什么区别。这导致了早期的实证性方法竞赛-亨德里克（Houthakker）（ 1957，1961，1968年，1969年）发现的证据有利于正常贴水；莱斯特（Telser，1958年， 1981年）的证据不利于这一点。）约翰·布尔·威廉姆斯（1938年）是最早挑战经济学家对金融市场的“赌场”观点和资产定价问题的人之一。他认为，金融资产的资产价格反映了资产的“内生价值”，而这是可以用资产预期分红的现金流贴现来衡量的。这种“基本面分析”的概念十分符合欧文·费雪（ 1907年， 1930年）的理论，以及“价值投资”的从业人员，如本杰明格雷厄姆等人的实践办法 。哈里·马科维茨（ 1952年， 1959年）认识到，既然“基本面分析”的概念依赖于预期的未来，那么风险因素必须发挥作用，从而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新开发的预期效用理论（ 1944 ）可大大加以利用。马科维茨理论制定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理论置于权衡风险和回报的背景下，着眼于将组合多样化作为减少风险的方法，从而形成了所谓“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简称MPT）。正如所指出的，最优投资组合分配的观念已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和 尼古拉斯·卡尔多在其理论中考虑过了，因此托宾 （ 1958年）将马科维茨的理论中增加货币理论，从而获得著名的“两基金分离定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实际上，托宾认为，市场参与者会在无风险资产（资金）和单一风险资产组合之间将其储蓄分散（事实上每个人都一样）。托宾坚持，对待风险的不同态度，只会导致在现金和特定风险资产组合之间不同的结合。马科维茨——托宾的理论不是很实用。具体来说，估计多样化带来的好处，需要实践者计算每一个资产组合回报的方差。在威廉·夏普（ 1961年，1964年）和约翰·林特纳（1965年）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他们证明了通过计算每种资产相对一般市场指数的方差可以达到同样效果，从而解决了这一实际困难。利用电脑的计算能力来演算减少后的项目（“beta”）， 最佳投资组合选择在电脑辅助下变得可行。不不不久之后实践者就接受了CAPM模型。一个替代方法是罗伯特·默顿提出的“跨CAPM模型”（1973年）（ICAPM ）。默顿的方法和理性预期假设引出了考克斯，英格索尔和罗斯（ 1985年）的资产价格偏微分方程式，而且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也引出了罗伯特·卢卡斯的资产定价理论（1978）。更有趣的替代理论是斯蒂芬·罗斯的“套利定价理论”（APT）（ 1976年）。史蒂芬·罗斯的APT方法脱离了CAPM模型的风险与回报逻辑，将“利用套期定价”的概念利用到了最大限度。正如罗斯本人指出的，套利理论推理并非他的这一理论的独特之处，实际上它是几乎所有的金融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方法。以下著名金融定理说明了罗斯的观点。费舍尔·布莱克、迈伦·斯科尔斯（1973）和罗伯特·默顿（1973）的著名理论——期权定价大量依赖于使用套利推理。直观的，如果期权的回报选择可由一个投资组合或其他资产复制，那么期权的价值必须等于投资组合的价值，否则会有套利的机会。套利逻辑也被M.哈里森、戴维.M.克雷普斯 （ 1979年）和达瑞尔·达菲（DarrellDuffie）、黄奇辅（ 1985年）用来衡量多期限（如“永续”）的证券的价值。所有这一切都渗透到新瓦尔拉斯理论的资产市场的一般均衡 （完全和不完全）中，这些理论由罗伊(Radner) （ 1967年， 1968年， 1972年） ，奥利弗.D. 哈特 （ 1975年）发展，并在此之后被许多人发展。著名的莫迪里阿尼——米勒定理（或“MM定理”）对企业财务结构和公司价值的不相关性理论也运用了套利逻辑。佛朗哥·莫迪利亚尼和默顿·米勒（1958年，1963年）的这个著名定理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欧文·费雪原创的“分离定理 ”（ 1930年）的一个延伸。实际上，费雪指出，有充分和有效的资本市场，企业家拥有的企业的生产决策应该独立于企业家本人跨期消费的决定。这也就是说，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计划将不受其所有者借/贷决定影响，即生产计划独立于融资决策。莫迪里阿尼，默顿·米勒通过套利逻辑扩展了这一主张。从资产的角度看公司，如果财务状况不同的企业的基本生产计划相同的，那么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将是相同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将可出现一个套利机会。因此，无论公司的财务结构状况如何，套利使得企业价值必然相同。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金融上第二个重要的部分是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结论是，似乎价格往往采取随机游动 。具体地说，在Louis 舍利耶 （1900）（商品价格）的著作中已有据可查，后来又经霍尔布鲁克·沃京（1934年）（多种价格系列）、阿尔弗雷德尔斯（1933年，1937年）（美国股票价格）和莫里斯·肯德尔 （ 1953 ）（英国股票和商品价格）深入分析证实，似乎资产市场价格的连续变动没有相关性。沃京、考尔斯、肯德尔的实证结果遭到了经济学家的恐惧和怀疑。如果价格是由“供求力量”决定的 ，那么价格变动应该朝着市场出清的特别方向，而不是随机。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不高兴看到这些成果。许多人将其作为“基本面分析”之错误的证据，即金融市场真的是狂热的赌场，因此不适合从经济角度考虑。但是还有一大群人证明，这只能说明传统的“统计方法”的失败，他们什么也证明不了。克里夫·格兰杰和奥斯卡·摩根斯坦（1963年）和尤金·法玛 （1965年， 1970年）采用了高性能的时间序列的方法，但他们得出了同样的随机性结果。伟大的突破源于保罗.A.萨缪尔森（1965年）和伯努·瓦罗特 （1966年）。萨缪尔森对沃京、考尔斯、肯德尔发现的解释并非是金融市场没有按照经济规律运行，而是运行的太好了！基本概念很简单：如果价格变化不是随机的（从而是可预见的），那么任何逐利的套利者都能轻易地正确买卖资产以利用这一点。萨缪尔森和Mandelbrot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即：如果市场正常运作，那么所有关于资产的公共信息（以及某些情况下的私下信息）将立即传导入它的价格内。（注意“有效”这个字眼，用在这里它仅仅意味着参与者充分利用可用的信息;它只字未提其他类型的“经济效率”，如生产中资源分配的有效性等）。如果价格变化似乎随机且因此而不可预见，这是因为投资者起作用了：所有的套利机会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效市场假说”因尤金·法玛（ 1970年）而家喻户晓，后来被联系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说中。很多实践者不喜欢它。相信能通过研究价格变动模式而预测资产价格的“技术派”交易员或“图形派”不明白了：有效市场假说告诉他们，他们不能“战胜市场”，因为任何现有的信息已经被纳入了价格。它还有可能惹恼一些基本面分析的实践者：有效市场的观点基于“信息”和“信心”，因此至少在原则上，不能排除基于谣言、错误的信息和“群体性疯狂”产生投机性泡沫的可能。更令人不安的是，有效市场假说并没让经济学家满意。有效市场可能是一个比较能够转圜的经验主义的主张（参见罗伯特席勒的（ 1981 ）批判） ，但它似乎在理论上没有一个明确健全的落足之处。一个特别的反对意见就能击倒它：即如果所有信息都已经包含在价格中，而且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那么不仅没人能够利用信息牟利，实际上，根本不会有任何交易！桑福德·格罗斯曼、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 1980年）和保罗·米尔格·罗姆和南茜（Stokey） （ 1982年）均论证了理性预期的这些冲突之处。直观上，反对意见可以这样表达（在这里我们过于简化了一点）。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地意味着“没有自由午餐”，也就是人行道上不会有百元美钞，因为如果有，已经有人捡起来了。因此，低头看路面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如果低头有成本的话）。但是，如果人人都这样考虑，没有人低头看路面，那么任何地上的百元美钞都有不会被捡起来。但到那时人行道上就会有百元美钞了，人们应该低头。但如果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低头并捡起钞票，因此我们又回到第一阶段，并认为没有任何百元美钞（因此低头没有意义）。这种循环推理就是有效市场假说不太稳固的理论基础。
4. 金融市场学里,现代金融市场理论的四大基础理论是什么
现代金融市场理论的四大基础理论是（过度反应理论、前景理论、后悔理论、过度自信理论。）
供参考。
5. 金融创新的理论有哪些
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西尔柏的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
1．西尔柏（W.L.Silber）主要是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
2．西尔柏认为，金融压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的控制管理。其二是内部强加的压制。
（二）凯恩的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
1．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的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2．“规避”理论非常重视外部环境对金融创新的影响。从“规避”本身来说，也许能够说明它是一些金融创新行为的源泉，但是“规避”理论似乎太绝对和抽象化地把规避和创新逻辑地联系在一起，而排除了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因素的推动力。
（三）希克斯和尼汉斯的交易成本创新理论
1．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是“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包括两层含义：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2．交易成本理论把金融创新的源泉完全归因于金融微观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交易成本下降，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为它忽视了交易成本降低并非完全由科技进步引起，竞争也会使得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降低交易成本也有一定的作用。
3．交易成本理论单纯地以交易成本下降来解释金融创新原因，把问题的内部属性看得未免过于简单了。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金融创新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
（四）金融深化理论
1．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S.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2．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论，要求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相适应，因此成了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
（五）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1．以戴维斯（S.Davies）、塞拉（R.Sylla）和诺斯（North）等为代表。
2．这种金融创新理论认为，作为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创新应该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关系的制度改革。
（六）理性预期理论
1．理性预期学派是从货币学派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经济学流派，最早提出理性预期思想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斯。20世纪70年代初，卢卡斯正式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
2、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命题有两个：
（1）人们在看到现实即将发生变化时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合理的、明智的反应；
（2）那些合理的明智的反应能够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七）格林和海伍德的财富增长理论
格林（B.Green）和海伍德（J.Haywood）认为财富的增长是决定对金融资产和金融创新需求的主要因素。
6. 金融服务管理这个专业主要涉及什么方面的 能下个定义么
先说什么是金融服务，是指金融机构运用货币交易手段融通有价物品，向金融活动参与者和顾客提供的共同受益、获得满足的活动。比如：向客户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汇兑服务，甚至免费的金融咨询服务，都包括其中。
加上“管理”二字，就是对上述活动的管理。
如果你要我举个岗位的例子，那么，我认为：行长、银行大堂经理、储蓄所长(主任)等，都算是。
也就是说，你提到的专业，实际培养方向应该是为壮大金融机构的骨干力量队伍而努力的。
不过话也说回来，学了这个专业，并不代表就能当行长；当行长并不需要学这个专业。
例如：你可以每年拉到10个亿的存款，你不需要去学习什么专业，我可以保证给你个小行长的位置干干。
7. 标准金融理论的相关理论发展及其比较
196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 Fama)，发表了一篇题为《股票市场价格行为》的论文，于1970年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化，并提出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简称EMH）。有效市场假说有一个颇受质疑的前提假设，即参与市场的投资者有足够的理性，并且能够迅速对所有市场信息作出合理反应。该理论认为，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股价走势当中，其中包括企业当前和未来的价值，除非存在市场操纵，否则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分析以往价格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有效市场假说提出后，便成为证券市场实证研究的热门课题，支持和反对的证据都很多，是目前最具争议的投资理论之一。尽管如此，在现代金融市场主流理论的基本框架中，该假说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2013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拉尔斯·皮特·汉森以及罗伯特·J·席勒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研究资产市场的发展趋势采用了新方法。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三名经济学家“为资产价值的认知奠定了基础”。几乎没什么方法能准确预测未来几天或几周股市债市的走向，但可以通过研究对三年以上的价格进行预测。
“这些看起来令人惊讶且矛盾的发现，正是今年诺奖得主分析作出的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说。
值得一提的是，尤金·法玛和罗伯特·席勒持有完全不同的学术观点，前者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而后者则坚信市场存在缺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至今为止人类对资产价格波动逻辑的认知，还是相当肤浅的，与我们真正把握其内在规律的距离，仍然非常遥远！ 197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等人发表了题为《期望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的文章，建立了人类风险决策过程的心理学理论，成为行为金融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简称BF）是金融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有机结合的综合理论，力图揭示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和决策规律。该理论认为，股票价格并非只由企业的内在价值所决定，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资者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它是和有效市场假说相对应的一种学说，主要内容可分为套利限制和心理学两部分。
由于卡纳曼等人开创了“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的分析范式，成为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行为金融学的早期开拓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2002年10月宣布，授予丹尼尔·卡纳曼等人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综合运用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探索投资决策行为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现今成型的行为金融学模型还不多，研究的重点还停留在对市场异常和认知偏差的定性描述和历史观察上，以及鉴别可能对金融市场行为有系统影响的行为决策属性。
大致可以认为，到1980年，经典投资理论的大厦已基本完成。在此之后，世界各国学者所做的只是一些修补和改进工作。例如，对影响证券收益率的因素进行进一步研究，对各种市场“异相”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将期权定价的假设进行修改等等。 2010年，中国演化分析专家吴家俊在其专著《股市真面目》及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创造性提出股票市场是“基于人性与进化法则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体系，首次建立了演化证券学的基本框架和演化分析的理论内涵。该学说运用生命科学原理和生物进化思想，以生物学范式（Biological Paradigm）全面和系统阐释股市运行的内在动力机制，为解释股市波动的各种复杂现象，构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框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
作为一个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演化证券学（Evolutionary Analysis Theory of Security，简称EAS）摒弃证券市场行为分析中普遍流行的数学和物理学范式，突破机械论的线性思维定式和各种理想化假设，重视对“生物本能”和“竞争与适应”的研究，强调人性和市场环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认为股市波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复杂多变的“生命运动”，而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线性的、钟摆式的“机械运动”，其典型特征包括：代谢性、趋利性、适应性、可塑性、应激性、变异性、节律性等。这就是为什么股市波动既有一定规律可循，又难以被定量描述和准确预测的最根本原因。
比较常用的演化证券学模型，主要有如下几种：MGS模型、BGS模型、AGS模型、PGS模型、IGS模型、VGS模型、RGS模型等。
当前，除了学科内部的纵深发展外，金融学领域的学科交叉与创新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作为介于生物学和证券学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演化证券学已成为证券投资界的新兴研究领域，对于揭示股票价格形成机制及其演变规律，推动现代金融理论的多学科融合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8. 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详细论述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过程。以中介形成与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中线论述。 跨期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个人不确定性和社会不确定性，当面向个人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即从结果上表现为经济社会总体的不确定性时，社会不确定性就产生了。假定无论社会不确定性还是个人不确定性都是经济社会所固有的，从某种意义讲，个人并不能通过其他资源的使用就减少这些成本。
Bryant(1980) 和 Diamond & Dybvig(1983) 研究了在个人面临消费不确定性时银行类中介的作用。在他们的研究中，银行负债是作为平滑消费波动的机制而出现的，而不是执行交易媒介的功能。银行为家庭提供防范影响消费需求（路径）的意外流动性冲击的保险手段。
Diamond & Dybvig(1983) 模型（以下简称 DD 模型）的前提假设为：假定从投资机会中获得的支付与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路径不一致，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随机的。除非他们通过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消费冲击，否则满足这些随机消费需求会要求消费者提前结束投资。 Diamond & Dybvig(1983 ， 1985) 模型认为在投资者面对独立流动性冲击的经济中，金融中介提供的存款合同可改进市场配置。而市场不能为防范流动性提供完全保险，因而不能导致有效的资源配置。实际上， DD 模型的金融中介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风险保障。投资者可以利用金融中介来提高自己在孤立状态下备用投资的可能性。一方面，他可以避免投资机会中固有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消费需要中固有的风险。在 DD 模型中，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直接订立合约，以获得与利用金融中介相同的投资结果。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这样的私人合约会最终走向解体。
Diamond & Dybvig 假定活期存款是不能交易的，且没有考虑其他证券市场。 Jacklin(1987) 和 Haubrich & King(1990) 也认为金融中介的存在依赖于上述假定。 Hellwig(1994) 和 von Thadden(1998) 考察了在 Diamond & Dybvig 模型中加入其他条件时银行的功能问题。为了回应 Jacklin(1987) 、 Haubrich & King(1990) 、 Hellwig(1994) 和 von Thadden(1998) ， Diamond （ 1997 ）发展了一个包含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模型，考虑了在市场上代理人有限参与的情况。文章的重点是关于银行流动性的提供和市场深度的相互作用。代理人参与证券市场越多，银行提供额外流动性的能力越弱。
Allen & Gale(1997) 考虑了金融中介的不同的平滑功能，也就是所提供的平滑跨代风险转移机制。在迭代模型中，市场是不完全的，但是 Allen & Gale 指出，长期存在的金融中介是提供这种跨期平滑作用的制度机制。中介持有所有资产，为每一代人提供存款合约。在积累了大量储备之后，中介为每一代人的存款提供独立于真实红利实现情况的不变收益。
上述分析主要是针对个人的消费风险所引起的不确定性。投资不确定性会引起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进行多样化投资，而金融中介可以减少个人持有多样化组合的成本。这在下一部分会详细分析。 交易成本曾经是解释金融中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正如 Benston George （ 1976 ） ) 所述：“这一行业（指金融中介业）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货币交易成本、搜寻成本、监督和审计成本等。其中搜寻成本、监督和审计成本放在信息与金融中介部分介绍。
新金融中介理论的先驱格利和肖及其后继者 Benston George （ 1976 ）和 Fama(1980) 认为，由于金融资产交易技术中的不可分性和非凸性，阿罗—德布鲁范式中理想的无磨擦的完全信息金融市场已不再存在，因而就需要金融中介参与金融交易；金融中介可视为单个借贷者在交易中克服交易成本、寻求规模经济的联合，并指出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提出了金融中介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思路，从而开创了新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可以这样说，规模经济和（或）范围经济起源于交易成本。若存在与任何金融资产交易相关的固定交易成本，那么，和直接融资情况下借贷双方一对一的交易相比，通过金融中介的交易就可以利用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之所以有规模经济存在，是因为在金融市场上，当交易量增加时，一项交易的总成本增加得很少。从整个社会的储蓄投资过程看 ，中介手段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以及在各种可能的投资机会之间更有效地分配稀缺的储蓄 ，这被称之为金融中介的“分配技术”。同时 ，金融中介还可通过协调借贷双方不同的金融需求而进一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 ，并且依靠中介过程创造出各种受到借贷双方欢迎的新型金融资产，这被称之为“中介技术”（孙杰， 1998 ；张杰 2001 ）
Klein(1973) 认为多样化成本是出现金融中介的必要条件，并且注意到这“提供了一种聚合资财的经济刺激，而中介机构则是如此聚合资财的合乎逻辑的工具”。 Kane & Buser(1979) 研究了美国商业银行持有证券的多样化程度。金融中介的规模经济还表现在它能更好地开发专门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互助基金、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开发了计算机专门技术，使之能以极低的成本提供多种便利的服务。
另一类型的规模经济与流动性保险相关。按照大数法则，大的投资者联合将能够投资于流动性弱但收益性高的证券，并且保持足够流动性以满足单个投资者的需要。这一讨论并非仅仅适用于银行业，对保险活动或存货管理同样有效。
Freixas & Rochet(1997 ）认为范围经济主要涉及支付和存款服务之间，无论在经验还是理论层次上，范围经济并不易准确陈述。 Anthony Saunders(1997) 指出金融中介形成的产品间成本协同节约的能力为范围经济。比如说，计算机化可以使有关客户和他们需求的重要信息得以储存和共同使用。技术使得金融机构共同使用自己的资源投入（如资本和劳动力），以较低的成本（所谓较低的价格是与这些金融服务产品各自独立生产时相比）生产出一系列金融服务产品。
80 年代以来有大量文献考察了不同金融服务行业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关于银行，除了最小规模的银行外，许多早期的研究都没能发现规模经济（ Benston et al. ， 1983 ； Berger et al . ， 1987 ； Gilligan & Smirlock ， 1984 ； Gilligan ， Smirlock & Marshall ， 1984 ； Kolari & Zardkoohi ， 1987 ； Lawrence ， 1989 ； Lawrence & Shay ， 1986 ）。最近，由于数据的完善和测量技术的提高，人们发现规模在 $1 亿到 $50 亿之间的银行存在规模经济（ Mester ， 1990 ； Noulas et al. ， 1990 ； Shaffer ， 1988 ； Hunter et al. ， 1990 ）。关于范围经济，不论是在存款、贷款及以其他传统银行产品业务中找证据，还是从表内与表外业务中找证据，有关成本互补的证据最多只是很弱。对非银行金融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几乎都说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存在 (Mester ， 1987 ； Lecompte & Smith ， 1990 ； Fields & Murphy ， 1989 ； Grace & Timme ， 1992 ； Goldberg et al. ， 1991 ）（上述关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证来自于 Anthony Saunders,1997 ）。 运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是 20 世纪 70 年代金融中介理论的热点。我们通常认为关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文献可追溯到 Leland & Pyle(1977) 或更早到 Akerlof(1970) 。但 Stiger(1967) 把这一问题追溯到 Keynes(1936) 的关于借款者的风险和贷款者的风险的区别。在回顾了 Keynes 关于诸如获得借款人的知识和监督他们在贷款期间的行为的“信息成本”的分析之后， Stiger 得出一个经典的定义：“信息成本是指从无知到无所不知转变的成本，而很少有交易者能够负担全过程的成本”。新的文献通过确认融资过程中获得信息资源的困难，把以信息成本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理论导向一个更加基础的水平。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的一方对交易的另一方不充分了解的现象。例如，对于贷款项目的潜在收益和风险，借款者通常比贷款者了解得更多一些。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 两者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
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让私人来生产和销售信息。也就是一小部分人生产信息而成为知情者，然后把信息出售给不知情者。然而，这引入了“可信度问题” (reliability problem) ， Hirshleifer(1971) 首先指出了这一问题：即不可能使信息生产者可信地保证他事实上生产了有价值的信息。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信息的再出售。如果信息生产者可信地生产了有价值的信息，然后卖给另一代理人，但没有办法阻止第二个代理人把该信息卖给第三方，以致第四方等。换句话说，信息的购买者在不必减少自己对信息的使用的情况下把它卖给别人或与人共享。这是所谓的“剽窃问题” (appropriability problem) 。信息生产者不能完全得到信息生产的回报，这使得信息生产不经济（见 Grossman & Stiglitz(1980) ）。信息生产中的再出售和剽窃问题激发了金融中介的产生。 Leland&Pyle(1977) 首次提出中介可以克服可信度问题。中介通过将它自己的财富投资在资产中以可信地生产信息，这表明它所生产的信息是有价值的。 Leland& Pyle 建议金融中介通过发行证券和将收益投资到证券组合中使得中介成为私人知情者，这样能有效地解决信息生产中的可信度和剽窃问题。从其委托监督模型出发， Diamond(1984) 从 Leland& Pyle(1977) 模型得出相对于企业主的成本来说，分散化可降低中介的显示成本。在 Leland& Pyle(1977) 之后，许多文献尤其著名的是 Campbll & Kracaw(1980) 也探讨金融中介存在以生产潜在投资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资本市场上不能有效的生产出来。然而，最完整的论述代理人联盟能够生产潜在投资的事前信息的是 Boyd & Prescott(1986) 。在 Boyd & Prescott(1986) 模型中，代理人可以评价他自己的项目，然后向投资者发行承诺支付特定回报的证券。或者，代理人联盟可以提供给投资者一个组合回报。金融中介就是这样的代理人联盟，它可以评价项目，投资到必定会产生高回报的项目，从项目组合中分享回报。金融中介( 尤其是银行 ) 之所以能从信息生产中获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们主要发放私人贷款，而不是购买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证券，这避免了“搭便车问题”。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逆向选择导致的成本为：在贷款之前，贷款人在逆向选择环境下对合适的投资项目和借款人进行搜寻和核实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成本，即搜寻成本和核实成本。 Chan(1983) 建立了一个模型 ，认为金融中介的优势是能将搜寻投资机会的成本分散于众多投资者之间 ，因为在不存在金融中介的场合 ，每个投资者都要独立支付一笔搜寻成本 ，而金融中介则可以在不同投资项目之间进行广泛的搜寻 ，一旦找到了某个有效益的项目 ，还可与其他投资者一同分享。即金融中介在项目搜寻方面存在规模经济。核实成本是对投资效益进行评估的成本 ，要进行评估就要采取措施 ，就要花一笔费用。核实成本的效果是落实所取得投资效益，投资效益是“不能轻易地在投资者中间分享的”。意思是投资效益不容易直接分配给各个投资者 ，要分配给各个投资者 ，只能通过金融媒介体。金融媒介体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 ，就在于投资效益的一部分能够让自己的客户分享。 Broecker(1990) 研究了逆向选择环境下进行的项目筛选问题。
解决道德风险的办法是增加监督，而监督是有成本的，如果由大量的小的贷款人直接监督借款人，成本会很高，而且同样会产生“搭便车问题”。而银行监督则具有规模经济，所以把它委托给一个特定的机构—银行是有效率的。银行相对于其他金融中介的另一个优势是：由于企业通常在银行开户，银行就可以直接得到重要的信息，银行就可以通过观察企业的存款和取款来评定企业的金融状况（ Irena Grosfeld ， 1997 ）。 Diamond(1984) 首次对金融中介的存在作了一致性的解释。 Diamond 模型中的金融中介“监督”借款人。 Hellwig(1991) 对此进行了研究。 Holmstrom & Triole(1993) 研究了在项目实施期间防止借款人的道德风险问题。 Townsend(1979) ， Gale & Hellwig(1985) ， Krasa & Villamil(1992 ）提出了处罚或审计违约借款者的问题。 Winton(1995a) 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银行资本的作用问题，他指出银行资本是完成委托监督功能的另一机制。同时，中介贷款时所解决的任何能够增加价值的问题同样也是借款给金融中介的一方面临的问题。在 Diamond 模型中，中介代表借款给中介的投资者监督借款人。但是贷款给中介的贷款人自己不得不直接监督中介。这个所谓的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如何解决？ Diamond(1984) 是第一个认识到并解决这一问题的人（ Gorton & Winton ， 2002 ）。更准确地说，“监督监督人”的问题是指：如果监督中介的成本低于贷款人直接贷款给借款人的成本和所导致的监督成本，则借款给中介会减少监督成本。 Diamond 的基本结论显示，随着中介规模的增大，如果中介按所承诺的监督借款人，它就会按承诺的支付存款人。如果不是这样，中介会遭受非金钱的惩罚即破产或声誉损失。如果贷款的回报是相互随机独立的， Krasa & Villanil(1992) 应用大偏差定理表明：只要存款人的监督成本不随银行规模成指数增长，对大银行充分监督的期望成本趋于 0 。其他的关于银行类中介的理论观点强调了长期承诺关系的优点。认为银行会通过建立长期承诺机制来减少投资者、经营者和雇员之间的道德风险（ Shleifer & Summers ， 1988;Mayer ， 1988 ， Franks & Mayer ， 1990; Irena Grosfeld ， 1997 ）。 对于金融中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种方法视现存的金融中介为给定，认为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帮助现有的机构生存和兴旺，把这种分析方法简称为机构观；另一种分析方法则不同，视金融中介运作的功能为给定，并探索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这种方法称为功能观。 Jensen & Meckling(1976) ， Leland& & Pyle(1977) ， Greembaum & Higgins(1983) ， Diamond & Dybvig(1986) ， Black(1985) ， Williamson(1985 ， 1988) ， Brennan(1993) ， Cossin(1993) ， Pierce(1991) 和 Scholes & Wolfson(1992) 都不同程度的论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但系统的论述金融中介的功能并把它提升到金融中介的功能观层次的是 Bodie & Merton （ 1993 ， 2000 ）、 Merton & Bodie （ 1993 ， 1995 ）和 Merton(1995 ）的分析。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表述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亦即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较小；机构的形式随功能而变化，即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最终会导致金融系统执行各项职能的效率的提高。而且功能观首先要问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 Merton ， 1995 ；博迪， 2000 ）。
当然，这里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金融中介功能的具体内容，而是金融机构的动态变化。 Merton （ 1995 ）承认，近年来，金融体系结构（ Ross(1989) 把金融机构分为透明的各类证券市场、半透明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不透明的传统金融中介如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发生变化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新设计证券的大量涌现，计算机和电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不同证券的大宗交易得以顺利完成，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理论的重要进步，所有这些都大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结果，导致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幅提高，从而替代了金融中介的某些职能。中介与市场在金融产品的提供上是竞争的，而技术进步与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加剧了这种竞争的强度。 Finnerty(1988,1992) 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大量事件的考察表明，最初由中介提供的金融产品最终都走向了市场，这种范式隐含着：金融中介（特别是非透明中介如银行）正在被金融市场的制度性安排所替代。上述观点对于金融中介总体来说是不成立的，中介除了提供定制的产品和服务的明显功能以外，还具有重要的创造与检验新产品的潜在功能。 Merton 根据金融产品的性质对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作了具体“分工”。相比之下，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标准化的或者说成熟的金融产品，这种金融产品能服务于大量的消费者，并在定价时能被交易所充分理解；而金融中介则更适合于量小的新金融产品，这些新产品一般而言是高度定做的，只针对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费者，因此信息也是完全不对称的。中介和和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介通过创造出构成新市场基础的产品和加大市场上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反过来，市场通过降低生产产品的成本帮助中介创造新的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当我们静态地审视某一特殊产品的活动时，中介和市场的确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制度。然而当我们动态地看待金融系统的演进时，两者又恰恰是互补性的制度，在功能的发挥上彼此加强、相互促进。从这种意义上讲， Merton 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贡献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
功能需求的稳定性使 Oldfield & Santomero(1997) 认为金融服务，如发行、配置、支付、及融资，比提供服务的机构和满足客户要求所提供的特定产品都要稳定。 Eichberger & Harper （ 1997 ）也为我们理解中介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他们看来，金融制度发展的特征实际上就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持续的竞争，金融制度演进的历史也就成为人们试图调和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竞争性关系的历史。 Allen & Santomero (1998) 认为现有的文献过分强调了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他们指出，中介是风险转移的推进器和处理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及市场难题的推进器（ Facilitators ）。同时指出，为参与金融活动提供便利是金融中介的一项重要服务。减少参与成本（即学习有效利用市场并日复一日地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的成本。）对理解已在金融市场发生了的变化是事关重要的。 Merton(1989) 增加了金融部门的另外一个功能。他认为金融中介具有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风险的能力。在这里，金融中介的主要增值能力在于它们具有以最低成本有效地分配风险的功能。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动态交易战略创造大量的合成资产。其业务日渐集中于风险的交易和各种金融合约风险的捆绑和拆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许多传统的金融市场扩大了，新的金融市场产生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信息变得便宜和容易得到，但却没有伴随着中介的减少。反而，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却是中介和企业增加运用这些金融工具的结果，也就是说，金融市场的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反而，个人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急剧转向通过各种中介。因此，传统的以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理论对此现象的解释就存在问题。
针对银行等金融中介业务的变化， Allen & Santomero (1998) 在归纳银行新业务后认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 Scholtens & Wensveen(2000) 则认为，风险管理从诞生起就是银行的核心业务，银行总是持有风险资产并管理它。而随着银行新业务的拓展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这一职能大大加强了。管理风险现在是，而且一直是金融中介的生计所在。依靠在信息生成和处理上的专业化以及分散个体信贷和期间风险，中介一直能够吸收风险。针对金融中介职能的变化， Allen & Santomero(1998) 认为，原有的金融中介理论视野过于狭窄，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传统的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经济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银行管理风险的办法是将风险跨期平滑化：在资金充裕的时候吸收大量短期流动性资产，而在资金短缺时用它们作为流动性风险的缓冲剂。但是，近 20 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对银行业形成的冲击，使这种风险管理办法难以为继了。因为金融市场给投资者提供比银行利息高得多的回报，因而使资金从银行流入金融市场。为了生存，银行不得不对其风险管理办法动手术：银行等金融中介绕开分业经营的限制，开拓新业务，进入新市场，进行金融创新，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向“全能银行”转变。这样，与传统的信贷业务比例下降相伴随，银行开始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进行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代理人的角色。参与成本可以解释银行的职能转变。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 Allen & Santomero(1998) 指出，最近 20 年来，随着人们特别是专业人士的单位时间收入的提高，他们花在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了；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金融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投资者学习某种金融工具需要花费固定成本，既然如此，虽然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可能已经大为下降，但由于伴随着上述固定成本，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仍然是只持有有限的资产（ Brennan ， 1975 ）， King & Leape （ 1984 ）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参与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而金融中介作为专业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代理人们进行风险交易和管理，从而大大减少参与成本。在这里，金融中介的职能主要是代理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已不同于传统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职能了。 Scholtens & Wensveen （ 2000 ）基本同意 Allen & Santomero （ 1998 ）的观点，但是认为他们的分析并不全面。尽管市场不断向完美市场逼近，信息价格不断下降，但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仍然是中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 Scholtens & Wensveen （ 2000 ）认为参与成本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在他们看来，这些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金融中介理论必须拓展其目前的研究边界。应当放弃静态的完美市场范式，采用更为动态的概念，金融中介理论应当包括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和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差异化。金融中介不是居于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充当“代理人”，以减少像不对称信息和参与成本之类的市场非完美性，而是一个独立行事的市场主体。它能够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增加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而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当然，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
基于此， Scholtens & Wensveen 的这种所谓的补充理论（ amended theory ）自然强调金融中介的顾客导向而不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金融中介本身就是向顾客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而传统理论所谓的节约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参与成本等则属于上述过程的伴随效应（ by-effect ）。总之，这种补充理论与传统理论相比，后者强调成本，而前者则强调价值；后者强调信息不对称，而前者强调顾客导向（张杰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