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服务三农是啥意思
以农商银行为例，服务三农意思是助力农村宜居、农业兴旺、农民富裕。
作为联系“三农”的金融桥梁和纽带，全南农商银行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做好“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坚持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专注“三农”服务主业，优化“三农”金融服务，精耕细作，助力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
截至2018年末，全南农商银行涉农贷款余额21.9亿元，同比增幅达16.26%，高于各项贷款增幅0.8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75亿元，比年初新增1.58亿元。
同时，该行制定了《全南农商银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评级授信整村推进五年规划》，在辖区实施整村推进；通过深度四扫，对园区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养户大户、私营业主等按照“网格化”分行业走访，规划实现上户调查、授信评级、贷款用信“三个全覆盖”。
截至2018年末，新增授信客户达到3486户，新增授信金额5.5588亿元。小额农贷评级授信整村推进完成121个村小组，新增授信农户2264户，授信金额达2.24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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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在全南县南迳镇中切村的香韵兰花产业扶贫基地，古家营村的贫困户刘观苟通过“扶贫信贷通”贷款5万元入股扶贫基地，预计年平均收益可达到8600元。
该基地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得田租、基地务工得报酬、资金入股得分红、托管经营得实惠、种植兰花得收益”等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200余户。
其中合作社通过组织全镇贫困户使用“扶贫信贷通”贷款、自有资金或单位帮助贫困户出资等方式入股入社的贫困户达190余户，入股资金约150万元。
❷ 什么是三农金融服务
有重点就没有战略，没有重点就难以突破，就只能保持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发展、无序发展，乃至徘徊不前。农业银行正是在基于战略的高度，从“三农”客户需要和自身实际出发，确定了服务“三农”的职能、区域和行业重点。职能方面，确定在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等规模化融资领域发挥骨干和主导作用，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确定在农户、中小企业、粮棉大县、贫困县等“贷款难”问题上取得突破，起到支柱和稳定职能，不断扩大服务“三农”的覆盖面。区域方面，粮棉大县以促进粮棉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产品[11.43 2.51%]转化增值为重点；贫困县以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培育县域支柱产业为重点；经济强县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为重点；边远、高寒、沙漠化、石漠化、生态条件恶劣地区，主要通过内外部政策扶持，努力改善经营条件，履行好公共金融服务职能，促进边疆安定、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行业方面，确定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商品流通、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小城镇建设、特色资源开发、农村中小企业、农民生产生活和公共金融服务等八个领域，作为服务“三农”的重点领域。
❸ 我国金融服务“三农”主力军是什么金融机构
我国金融服务“三农”主力军是农业银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银行充分发挥国有大行的金融主力军作用，在“三农”、实体经济、脱贫攻坚、小微企业、国家重大战略和国计民生重点领域等多个方面积极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大力推进自身改革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作为一家以服务“三农”为使命和最大社会责任的国有控股大型上市银行，农业银行始终坚守面向“三农”总体定位，坚持高举服务“三农”、做强县域旗帜不动摇，用情、用力、用心做好“三农”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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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大力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把握“大三农”“新三农”“特色三农”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不断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旅游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主体、新业态加快发展，助力“三农”转方式、调结构、增收入。
农业银行创新“政府增信+银政共管”、特色产业带动、光伏扶贫带动、龙头企业带动等金融扶贫模式，扎实做好产业金融扶贫、精准到户金融扶贫和定点扶贫工作，确保每年对扶贫开发重点县新增贷款不低于700亿元，新增精准扶贫贷款高于400亿元，带动100万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收。
❹ 改进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思考
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银监发〔2006〕90号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北京、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强化监管约束，加大政策支持，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以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就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适用范围和原则
本意见适用于中西部、东北和海南省的县（市）及县（市）以下地区，以及其他省（区、市）的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以下统称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调整涉及面广，要积极、稳妥地开展这项工作，按照“先试点，后推开；先中西部，后内地；先努力解决服务空白问题，后解决竞争不充分问题”的原则和步骤，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办法，稳步推开。首批试点选择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湖北6省（区）的农村地区开展。
二、准入政策调整和放宽的具体内容
（一）放开准入资本范围。积极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以下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是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二是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农村小企业也可按照自愿原则，发起设立为入股社员服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的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三是鼓励境内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四是支持各类资本参股、收购、重组现有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可将管理相对规范、业务量较大的信用代办站改造为银行业金融机构。五是支持专业经验丰富、经营业绩良好、内控管理能力强的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鼓励现有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本机构所在地辖内的乡（镇）和行政村增设分支机构。
上述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总部原则上设在农村地区，也可以设在大中城市，但其具备贷款服务功能的营业网点只能设在县（市）或县（市）以下的乡（镇）和行政村。农村地区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尤其是新设立的机构，其金融服务必须能够覆盖机构所在地辖内的乡（镇）或行政村。
对在农村地区设立机构的申请，监管机构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且开展实质性贷款活动的，不占用其年度分支机构设置规划指标，并可同时在发达地区优先增设分支机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大中城市新设立分支机构的，原则上应在新设机构所在地辖内的县（市）、乡（镇）或行政村也相应设立分支机构。
（二）调低注册资本，取消营运资金限制。根据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规模及业务复杂程度，合理确定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注册资本。一是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0万元。二是在乡（镇）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万元；在行政村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万元。三是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设立的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50万元。四是适当降低农村地区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合并、重组、改制方式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其中，农村合作银行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以县（市）为单位实施统一法人的机构，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取消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在县（市）、乡（镇）、行政村设立分支机构拨付营运资金的限额及相关比例的限制。
（三）调整投资人资格，放宽境内投资人持股比例。适当调整境内企业法人向农村地区银行业法人机构投资入股的条件。境内企业法人应具备良好诚信记录、上一年度盈利、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10％以上（合并会计报表口径）、资金来源合法等条件。
资产规模超过人民币50亿元，且资本充足率、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以及不良资产率等主要审慎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的境内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可以在农村地区设立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村镇银行应采取发起方式设立，且应有1家以上（含1家）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适度提高境内投资人入股农村地区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其中，单一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任何单位或个人持有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总额5%以上的，应当事先经监管机构批准。
（四）放宽业务准入条件与范围。在成本可算、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各类银行业务，提供标准化的银行产品与服务。鼓励并扶持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符合当地客户合理需求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农村地区银行业法人机构的具体业务准入实行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由当地监管机构根据其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结果予以审批。
充分利用商业化网络销售政策性金融产品。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在不增设机构网点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政策性银行要逐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力度，加大信贷投入。鼓励政策性银行在农村地区开展业务，并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等价有偿、优势互补原则基础上，与商业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适当拓展业务空间，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服务力度。
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创造条件在农村地区设置ATM机，并根据农户、农村经济组织的信用状况向其发行银行卡。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银行卡业务。
（五）调整董（理）事、高级管理人员准入资格。一是村镇银行的董事应具备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及能力，其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从事银行业工作5年以上，或者从事相关经济工作8年以上（其中从事银行业工作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具备大专以上（含大专）学历。二是在乡（镇）、行政村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高中或中专以上（含高中或中专）学历。三是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负责人，由其投资人自行决定，事后报备当地监管机构。四是取消在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的行政许可事项，改为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合格后即可上岗。五是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组织、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可根据本地产业结构或信贷管理的实际需要，在同等条件下，适量选聘具有农业技术专长的人员作为其董（理）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从事信贷管理工作。
（六）调整新设法人机构或分支机构的审批权限。上述准入政策调整范围内的银行业法人机构设立，分为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其筹建申请，由银监分局受理，银监局审查并决定；开业申请，由银监分局受理、审查并决定。在省会城市所辖农村地区设立银行业法人机构的，由银监局受理、审查并决定。
其筹建行政许可事项，其筹建方案应事前报当地监管机构备案（设监管办事处的，报监管办事处备案）。其开业申请，由银监分局受理、审查并决定；未设银监分局的，由银监局受理、审查并决定。
上述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金融许可证，由决定机关颁发。
（七）实行简洁、灵活的公司治理。农村地区新设的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针对其机构规模小、业务简单的特点，按照因地制宜、运行科学、治理有效的原则，建立并完善公司治理，在强化决策过程的控制与管理、缩短决策链条、提高决策经营效率的同时，要加强对高级管理层履职行为的约束，防止权力的失控。一是新设立或重组的村镇银行，可只设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行使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职能。董事会可不设或少设专门委员会，并可视需要设立相应的专门管理小组或岗位，规模微小的村镇银行，其董事长可兼任行长。二是信用合作组织可不设理事会，由其社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经营管理层，但应设立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监事会。三是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其经营管理层可由投资人直接委派，并实施监督。
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科学设置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精简设置职能部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高效、安全、稳健运作。
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组织以及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外资金融机构除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8号）和《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3年第6号）等法律、法规外，在农村地区的其他准入政策适用本意见。
三、主要监管措施
（一）坚持“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实施审慎监管。要强化对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资本充足率、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及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的持续、动态监管。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必须执行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在任何时点，其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得低于100%，内部控制、贷款集中、资产流动性等应严格满足审慎监管要求。村镇银行不得为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贷款。
（二）根据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的资本充足状况及资产质量状况，适时采取差别监管措施。一是对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资产率在5%以下的，监管机构可适当减少对其现场检查的频率或范围，支持其稳健发展。二是对资本充足率低于8%、大于4%的，要督促其限期提高资本充足率，并加大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的力度，适时采取限制资产增长速度、固定资产购置、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增设分支机构、开办新业务以及要求其降低风险资产规模等措施，督促其限期进行整改。三是对限期达不到整改要求、资本充足率下降至4%、不良资产率高于15%的，可适时采取责令其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停办所有业务、限期重组等措施。四是在限期内仍不能有效实现减负重组、资本充足率降至2%以下的，应适时接管、撤销或破产。
对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应主要实施合规监管，并与其母公司实施并表监管。
（三）引导和监督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的资金投向。原则上，信用合作组织应将其资金全部用于社员，确有资金富余的，可存放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购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对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只要其管理规范，诚实守信，运行良好，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根据其实际需要予以融资支持。鼓励农村地区其他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兼顾当地普惠性和商业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将其在当地吸收的资金尽可能多地用于当地。对确已满足当地农村资金需求的，其富余资金可用于购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或通过其他合法渠道向“三农”融资。
（四）建立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支农服务质量评价考核体系。一是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制定满足区域内农民、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的信贷政策，并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的服务目标，保证其贷款业务辐射一定的地域和人群。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在农村地区开展贷款业务的特点，积极开展制度创新，构建正向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符合“三农”实际的贷款管理制度，培育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信贷文化。三是监管机构应建立对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农服务质量考核体系，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对该机构综合评价、行政许可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促进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稳健经营，满足农村地区的有效金融需求。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❺ 我国有哪些三农问题，分别需要哪些金融服务来支持
1.农业问题
我国的农业问题虽然是基本解决的，但是我国农业的不稳定因素却是依然存在的。在农业问题上，粮食生产持续下降，导致农民的的收入增长幅度低于了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紧靠粮食作物生活的农户们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我国粮食虽然已实现十连增，但事实却是近些年来我国粮食进口一直在屡创新高，以去年为例，谷物和谷物粉进口1398万吨，大豆进口5838万吨，棉花进口580多万吨，糖进口370多万吨，肉进口220万吨，奶制品进口110万吨。我国主要是通过进口粮食作物，才实现了粮食的增长，但并不是单纯的由我国生产的农作物带来的增长。就农业问题 来看我国农业抗大灾能力较弱，而且我国的农业依然是依靠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我国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不足，农业发展缺乏后劲，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依然很低，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很低，农业科技推广系统还不健全；并且我国土地、水资源相对短缺，农业生态环境不断在恶化，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
2.农村问题
从我国农村的经济现状来看，农村经济还十分萧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村的社会秩序状况较差，群众们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关系日益紧张，群体性抗争事件不断的发生，农村市场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农产品商品率处于低下状态，农产品销售体系不健全，资源配置没能得到优化；而且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农村集体抗争活动多，规模逐渐增大，导致农村暴力现象严重，农村的教育水平较弱，社会保障没有建立，政府对此负担较大。农村和城乡居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上两极分化严重，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差别，农村的受重视程度较弱，其利益保护权利未能很好的体现。
3.农民问题
农民收入较低，粮食生产持续下滑，使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为缓慢，农民与城乡居民在收入上差距较大，农民的收入处于不平衡的阶段。农民的经济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和维持，农业所受到的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需要由农民自己承担，而且农民们缺乏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在土地转让时只能被动的接受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价格，使其廉价的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且农民平等的权利不能的得到保护，使其不能享受与市民的同等权利和福利，这导致他们不能够得到自身应有的待遇，而且农民的人数多，教育程度较低，素质也较低，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文化程度都较为落后。
❻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金融服务
“三农”工作关系国计民生，历来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加快农村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对于加强和改善“三农”金融服务提供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但也要看到，“三农”金融服务仍然是我国金融服务中比较薄弱的地带，“三农”金融发展中仍存在不少两难问题。笔者认为，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金融服务，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问题，努力把“三农”金融服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首先，要处理好商业化经营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这是困扰“三农”金融服务的根本问题。笔者认为，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应该坚守两个底线：一个是党和国家要求的社会责任底线。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开展“三农”金融服务，是履行国有资本意志的必然要求，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风险偏好也要建立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另一个是商业化经营要求的保本底线。实践证明，不计成本、不讲风险地服务“三农”，会挫伤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也会削弱金融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
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过程中，应当将这两个底线有机地统一起来。一是坚持以发展带动服务“三农”能力提升。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商业化服务“三农”的新路子，寓服务于发展之中。二是努力寻求商业化经营和践行社会责任的结合点与平衡点。在对外服务上，金融机构要积极运用商业金融模式支持政策性、公益性强的“三农”发展事业；在考评机制设计上，金融机构在考核基层机构点均、人均业务量和效益时，可探索加入对服务“三农”社会责任相关指标的考量，引导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地服务“三农”。三是树立和增强“雪中送炭”的责任感。比如，在西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区，虽然经营成本较高，但当地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愿望仍然较强，金融机构应坚持在这些地区设立多种服务网点，以发扬和体现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其次，要处理好关于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三农”客户具有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区域差异显著、信息不对称等特征，难以与一些金融机构过于集约化的经营体制相适应，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妥善处理好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以进一步贴近市场、贴近“三农”，提高“三农”金融服务的效率。
一是厘清各级机构的职能分工。金融机构要深入基层、员工和客户，理清哪些事项需要总部统筹管理，哪些需要放权到分支机构，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级机构的经营管理权限。二是积极稳妥地推动适度简政放权。金融机构可以采取“试点-评估-优化-推广”的方式，做到既放权于基层，缩短管理和决策链条，又“放而不乱”、风险可控。三是要做好管控引导。在具体经营事项交由分支机构负责的同时，金融机构总部也要切实加强管理、督导，形成服务“三农”的整体合力。
第三，要处理好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关系。能不能科学而艺术地把握好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平衡点，是决定“三农”金融服务成败的关键，最能考验出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坚守“三农”业务发展的风险底线。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绷紧风险控制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任何时候都要将不良贷款控制在能“承受”范围内。二是适度提高对“三农”业务的风险容忍度。金融机构应通过优化调整经济增加值、内部转移定价等管理考核指标，打消基层机构服务“三农”的顾虑。监管部门也应坚持差别监管，适当放宽“三农”业务不良贷款等考核指标的监管标准。三是切实加强“三农”业务专业化风险管控能力。这是应对“三农”金融业务风险大的根本之道。
第四，要处理好资源投入和效益产出的关系。现阶段，农村金融资源投入大、经营成本高、效益产出低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对“三农”和县域市场增加资源投入的积极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努力。
一方面，金融机构要以战略眼光来审视和衡量“三农”金融业务。金融机构要从近景、中景、远景等不同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发掘“三农”业务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效益，做好资源投入的总体规划。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增加农村金融资源投入的外部环境。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好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各类财税、保险、货币和监管政策支持，强化正向激励。
此外，在发展创新型“三农”金融业务方面，一是要推动服务模式创新。重点是要强化城乡联动、行司联动、境内外联动，提供信贷、发债、票据、租赁、理财、保险等跨领域金融服务，构建新型综合化农村金融服务新模式。二是要推动产品创新。近年来，“三农”金融产品创新聚焦在破除农村抵押担保瓶颈上。农业银行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2009年推出了林权抵押贷款，近三年来累计投放林权抵押贷款172亿元。2014年，农行又率先在同业中推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三是要推动技术创新。当前要着力把互联网金融的理念、技术和产品运用到“三农”金融服务中。
❼ 我国金融服务“三农”的主力军是下列哪一类金融机构是不是农村信用社
是农村信用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目前由银监会和国务院双重领导的部门。其宗旨是“农民在资金上互帮互助”即农民组成信用合作社，社员用钱可以贷款。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筹集农村闲散资金，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组织和调节农村基金，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综合发展，支持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社员家庭经济。信用社的建立与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发展直接相关。
(7)我国金融服务业三农扩展阅读：
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定义上是社员入股组成，从来都不是农民自愿组成的，而是官方一手操办的。最初的信用社，大部分出资来自国家，农民的出资只占很少部分。
50多年来信用社的体制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革，但“官办”是一以贯之的。2004年，央行和地方政府曾拿出大量资金给农村信用社的亏空买单。所以说信用社的所有人就是政府。
我国“三农”主要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它是一个从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
❽ 三农业务是指哪些业务涉及哪些行业，具体是什么
三农业务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业务。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应对农业发展问题，不仅要着眼于三农本身，而更应注重从“三农”之外即各自对立面采取对策。
农业易相发展理论对于化解“三农”问题的意义在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三个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新型化、功能多元化及人本化；农村城镇化及社区化、均等化、农场化；农民新型非农化、职业化。
(8)我国金融服务业三农扩展阅读：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财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调整支出结构，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为赢得“三农”发展黄金期做出了重要贡献。2003-2012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计超过6万亿元。
总量上，中央财政“三农”投入从2144亿元增加到12286.6亿元，翻了两番还要多；速度上，中央财政“三农”投入年均增长21%，高于同期财政支出年均增长4.5个百分点；比重上，中央财政“三农”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3.7%提高到19.2%，达到将近五分之一。
从千亿到万亿，数量级跨越的背后，是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稳定增长保障机制的逐步形成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