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城公共服务模式创新

⑴ 政府在教育公共服务上应采取什么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
2015年5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
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现就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重大意义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即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优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一)有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作为社会资本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承担公共服务涉及的设计、建设、投资、融资、运营和维护等责任，政府作为监督者和合作者，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直接参与，加强发展战略制定、社会管理、市场监管、绩效考核等职责，有助于解决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的问题，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有利于打破行业准入限制，激发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以有效打破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各种不合理限制，鼓励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各类型企业积极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给予中小企业更多参与机会，大幅拓展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潜力，有利于盘活社会存量资本，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公共服务资金投入渠道，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增长动力。
(三)有利于完善财政投入和管理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下，政府以运营补贴等作为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的对价，以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对价支付依据，并纳入预算管理、财政中期规划和政府财务报告，能够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担公共资金投入，符合代际公平原则，有效弥补当期财政投入不足，有利于减轻当期财政支出压力，平滑年度间财政支出波动，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二、总体要求
(四)指导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立足国内实际情况，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和投入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五)基本原则。
依法合规。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健全制度体系，保护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明确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确保项目规范实施。
重诺履约。政府和社会资本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对等，必须树立契约理念，坚持平等协商、互利互惠、诚实守信、严格履约。
公开透明。实行阳光化运作，依法充分披露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重要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对参与各方形成有效监督和约束。
公众受益。加强政府监管，将政府的政策目标、社会目标和社会资本的运营效率、技术进步有机结合，促进社会资本竞争和创新，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
积极稳妥。鼓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当地实际和行业特点的做法，总结提炼经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坚持必要、合理、可持续的财政投入原则，有序推进项目实施，控制项目的政府支付责任，防止政府支付责任过重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带来支出压力。
(六)发展目标。立足于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形成有效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规范健康发展的制度体系，培育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监管有力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市场。着力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改造，争取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减少地方政府性债务。在新建公共服务项目中，逐步增加使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比例。
三、构建保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体系
(七)明确项目实施的管理框架。建立健全制度规范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保证项目实施质量。进一步完善操作指南，规范项目识别、准备、采购、执行、移交各环节操作流程，明确操作要求，指导社会资本参与实施。制定合同指南，推动共性问题处理方式标准化。制定分行业、分领域的标准化合同文本，提高合同编制效率和谈判效率。按照预算法、合同法、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等要求，建立完善管理细则，规范选择合作伙伴的程序和方法，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
(八)健全财政管理制度。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统筹评估和控制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促进中长期财政可持续发展。建立完善公共服务成本财政管理和会计制度，创新资源组合开发模式，针对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等不同支付机制，将项目涉及的运营补贴、经营收费权和其他支付对价等，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核算，纳入年度预算、中期财政规划，在政府财务报告中进行反映和管理，并向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报告。存量公共服务项目转型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过程中，应依法进行资产评估，合理确定价值，防止公共资产流失和贱卖。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依法获得的国有资本收益、约定的超额收益分成等公共收入应上缴国库。
(九)建立多层次监督管理体系。行业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专项规划发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社会资本也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建议发起。行业主管部门应制定不同领域的行业技术标准、公共产品或服务技术规范，加强对公共服务质量和价格的监管。建立政府、公众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评价体系，建立事前设定绩效目标、事中进行绩效跟踪、事后进行绩效评价的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机制，将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与绩效评价挂钩，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调价的重要依据，确保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依法充分披露项目实施相关信息，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接受社会监督。
(十)完善公共服务价格调整机制。积极推进公共服务领域价格改革，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资源、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加快理顺公共服务价格。依据项目运行情况和绩效评价结果，健全公共服务价格调整机制，完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制度，广泛听取社会资本、公众和有关部门意见，确保定价调价的科学性。及时披露项目运行过程中的成本变化、公共服务质量等信息，提高定价调价的透明度。
(十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相关立法，填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域立法空白，着力解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运作与现行法律之间的衔接协调问题，明确政府出资的法律依据和出资性质，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责权利关系，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稳定的政策预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立足当地实际，依据立法法相关规定，出台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运用。
四、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实施
(十二)广泛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提供公共服务。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特定领域需要实施特许经营的，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执行。
(十三)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积极运用转让—运营—移交(TOT)、改建—运营—移交(ROT)等方式，将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公共服务项目转型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改造和运营，在征得债权人同意的前提下，将政府性债务转换为非政府性债务，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腾出资金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大力推动融资平台公司与政府脱钩，进行市场化改制，健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运营的，在其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得到妥善处置并明确公告今后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的前提下，可作为社会资本参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方式，明确责权利关系。严禁融资平台公司通过保底承诺等方式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进行变相融资。
(十四)提高新建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财政收支平衡状况，统筹论证新建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保证决策质量。根据项目实施周期、收费定价机制、投资收益水平、风险分配基本框架和所需要的政府投入等因素，合理选择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BOO)等运作方式。
(十五)择优选择项目合作伙伴。对使用财政性资金作为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对价的项目，地方政府应当根据预算法、合同法、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选择项目合作伙伴。依托政府采购信息平台，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项目采购信息。综合评估项目合作伙伴的专业资质、技术能力、管理经验、财务实力和信用状况等因素，依法择优选择诚实守信的合作伙伴。加强项目政府采购环节的监督管理，保证采购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十六)合理确定合作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树立平等协商的理念，按照权责对等原则合理分配项目风险，按照激励相容原则科学设计合同条款，明确项目的产出说明和绩效要求、收益回报机制、退出安排、应急和临时接管预案等关键环节，实现责权利对等。引入价格和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充分考虑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如单方面构成违约的，违约方应当给予对方相应赔偿。建立投资、补贴与价格的协同机制，为社会资本获得合理回报创造条件。
(十七)增强责任意识和履约能力。社会资本要将自身经济利益诉求与政府政策目标、社会目标相结合，不断加强管理和创新，提升运营效率，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严格按照约定保质保量提供服务，维护公众利益;要积极进行业务转型和升级，从工程承包商、建设施工方向运营商转变，实现跨不同领域、多元化发展;要不断提升运营实力和管理经验，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咨询、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要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促进项目增效升级。
(十八)保障公共服务持续有效。按照合同约定，对项目建设情况和公共服务质量进行验收，逾期未完成或不符合标准的，社会资本要限期完工或整改，并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健全合同争议解决机制，依法积极协调解决争议。确需变更合同内容、延长合同期限以及变更社会资本方的，由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协商解决，但应当保持公共服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项目资产移交时，要对移交资产进行性能测试、资产评估和登记入账，并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核算，在政府财务报告中进行反映和管理。
五、政策保障
(十九)简化项目审核流程。进一步减少审批环节，建立项目实施方案联评联审机制，提高审查工作效率。项目合同签署后，可并行办理必要的审批手续，有关部门要简化办理手续，优化办理程序，主动加强服务，对实施方案中已经明确的内容不再作实质性审查。
(二十)多种方式保障项目用地。实行多样化土地供应，保障项目建设用地。对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项目，可按划拨方式供地，划拨土地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建成的项目经依法批准可以抵押，土地使用权性质不变，待合同经营期满后，连同公共设施一并移交政府;实现抵押权后改变项目性质应该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依法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项目，以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租金收入参照土地出让收入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以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当以市、县人民政府作为出资人，制定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案，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二十一)完善财税支持政策。积极探索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有效方式。中央财政出资引导设立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支持基金，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项目，提高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探索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引导和鼓励地方融资平台存量项目转型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落实和完善国家支持公共服务事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共服务项目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可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在承担有限损失的前提下，与具有投资管理经验的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基金，并通过引入结构化设计，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
(二十二)做好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应创新符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特点的金融服务，优化信贷评审方式，积极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中长期贷款优势，参与改造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拓宽项目融资渠道。鼓励符合条件的项目运营主体在资本市场通过发行公司债券、企业债券、中期票据、定向票据等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鼓励项目公司发行项目收益债券、项目收益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等。鼓励社保资金和保险资金按照市场化原则，创新运用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多种方式参与项目。对符合条件的“走出去”项目，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中长期信贷支持。依托各类产权、股权交易市场，为社会资本提供多元化、规范化、市场化的退出渠道。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引导金融机构正确识别、计量和控制风险，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融资。
六、组织实施
(二十三)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负责相关领域具体工作，加强对地方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和监督。财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沟通协调和信息交流，完善体制机制。教育、科技、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商务、文化、卫生计生等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本行业特点，积极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提供公共服务，探索完善相关监管制度体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已有规划和各地实际，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并抓好落实;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落地实施。
(二十四)加强人才培养。大力培养专业人才，加快形成政府部门、高校、企业、专业咨询机构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加大人才培训力度，开展业务人员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统筹内部机构改革需要，进一步整合专门力量，承担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广职责，提高专业水平和能力。
(二十五)搭建信息平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规划指导、识别评估、咨询服务、宣传培训、绩效评价、信息统计、专家库和项目库建设等职责，建立统一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项目实施情况等相关信息，确保项目实施公开透明、有序推进。
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精心组织实施，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切实履行职责，共同抓好落实。财政部要强化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对本意见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跟踪分析，重大事项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⑵ 金融服务模式创新“社交金融”是什么意思

社交金融就是和你认识的人发生金融关系。区别就是信息不对称性低些，因此可以减少抵押物降低交易成本。与传统金融相比最大的区别只有“关注、应用关系链和行为”。其他的区别都只是“量”的区别，没有本质区别。
社交金融发展背景
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下，客户数量的竞争成为了竞争的主要目标，“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的烧钱大战就是在客户争夺、习惯培养下的产物。而作为在总体网民当中渗透率为92.6%社交领域成为了互联网金融企业及金融机构严重的“香饽饽”也就情有可原了。
社交金融前景怎么样
从社交网络覆盖的网民人数（网民当中的渗透率为92.6%）来看，社交网络的覆盖范围基本与网民的覆盖范围相当，使得社交网络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指数级提升，从产业角度而言，社交网络帮助网站与应用导入用户和流量，加大了信息的覆盖层面和传播力度。
另外，大家应该注意到，以美丽说、蘑菇街为代表的新兴网站通过接入社交网络成为了极大的受益者。而在金融领域，微信银行作为金融社交领域的成功尝试充分说明了巨大社交平台对于金融服务巨大促进作用。
社交金融主要是以社交关系为基础，再结合网上的大数据，对个人进行客户画像。之后进行风险评测、精准营销、金融产品宣介等。
支付宝推出的蚂蚁信用分，其构成有：身份特征、信用历史、履约能力、人脉关系、行为偏好等。可以看到，其中有至少三类都跟社交有关，身份特征、人脉关系、行为偏好。社交中产生的大数据，利用好了，可以对客户做非常精准的画像。

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包括哪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一般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一、创新发展

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

自201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动自主创新、创业的政策，全民参与创新、创业的意愿空前高涨。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认为，属于中国的创新、创业“黄金时期”已经来到。“十三五”期间，以互联网+、通信、高铁、航天等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将步入从量变到质变、从产业规划到发挥市场力量推动的崭新阶段。

二、协调发展

全会提出：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王小广表示，过去发展的不协调造成了区域、城乡和群体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各种社会矛盾。未来要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整体推进，尤其是统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从而真正推动中国向软硬实力兼具的大国迈进。

三、绿色发展

全会提出：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相对薄弱的领域。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生态文明建设有赖于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变，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分必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长远未来。

四、开放发展

全会提出：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说，新形势下，中国需要更开放的视野，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和国际限制，刺激生产要素跨空间的流动和配置，形成全方位的主动对外开放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作出的重大决策，借助对外开放平台，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五、共享发展

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公报提出的实施精准扶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内容，抓住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要害，对能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实现脱贫攻坚等目标，不仅需要切实可行的目标和任务设计，更要在财税、金融、民生保障等领域打好“组合拳”，激发社会各界“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能动性。

(3)金融城公共服务模式创新扩展阅读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制度设计，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力争到“十三五”末，基本建立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设施网络是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基础条件和基本载体。按照城乡人口发展和分布，合理规划建设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统筹建设集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配套建设群众文体活动场地。

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主要在城乡基层，难点和短板在老少边穷地区。坚持重心下移，着力加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适度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建立基层群众需求征集、服务评价反馈等方面机制，推行菜单式服务，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使群众要文化和政府“送”文化更加匹配。

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推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服务能力。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⑷ 金融、科技、公共服务将是后“动批”时代的出路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城市，北京的形象关系到中国人的形象。北京是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历史文明古城，但是因为盲目的开发和建设，现在北京已经找不到几处真真正正的古老街区了。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北京来说也是以巨大的人文伤害，所以北京市必须加快保护北京的一些历史古迹，保护北京的首都形象。

最近我听说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将被金融和科技以及公共服务所代替，根据北京市的规划那里将要建设宝蓝金融创新中心，我觉得这个改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我去过，那里很的混乱不堪，确实十分影响北京的首都形象，而且由于环境比较乱，对整体市容的影响也很大。

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的规模确实不小，那里的商户也比较多一些，这次的改造一定会造成这些商户的不满，不过主要党和政府耐心教育，那么我相信这些批发商户可以理解和支持。毕竟现在的北京市，已经逐步的开始进行文明城市的改革，我看到北京很多的古建筑也开始进行保护，所以北京批发市场的消失是好事情。

同时我注意到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第一个改变的是宝蓝金融创新中心的建立，我觉得这样的创新中心才符合北京的形象，对于北京的整体印象会有很大的改观。国家对于金融创新十分关注，这个金融中心的建立，自然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在形象方面为北京树立很好的典范作用。

北京城市的建设早就应该开始了，特别是对于一些粗放型的产业，必须慢慢的全部移除，让北京变成一个文化和经济以及科技综合性的城市，所以我觉得未来的金融、科技、公共服务确实会成为后动物园批发市场时代的出路，因为这是未来的趋势，这是中国富强民主必经之路。

⑸ 如何创新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人到哪去、地怎么用、钱从哪来”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三大问题，其中的资金保障是关键一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大、期限长，社会外部效益强但商业效益不高，需要以改革创新思维，推动建立市场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避免地方政府债务无序扩张，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平稳释放城镇化潜力。
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应当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禀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实际出发，合理确定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顺势而为，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城镇化融资能力下降。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须妥善应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将债务风险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第一，建议加快研究市政债发行相关工作，建立统一的市场评级体系，探索编制完整的政府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目前我国“城投债”从发行人资格和募集资金投向来看，具有市政债特征，但准入条件和债券期限等方面的规定要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特点和盈利模式尚存在差距，融资规模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第二，建议按照控总量、可持续的原则，制订城镇化建设融资规划，统筹考虑各地发展条件、政府负债、资金供给等因素，设立动态、包括市政债在内的全口径负债“天花板”，防范地方政府过度举债。
第三，以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为契机，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动态监控体系，同时针对基础设施建设“一次建成、长期使用”的资本性支出特点，逐步建立包括跨年度资本预算在内的财政预算制度，着力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度。
第四，可从未来新增加的一般预算收入、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覆盖市政债等政府性债务的风险偿债基金，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局部、突发的流动性风险，稳定金融机构和债券投资者的市场预期。
拓宽市场化、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
《规划》提出，要放宽准入，完善监管，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市场化的城镇化建设资金不仅为城镇化发展特别是相关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财政风险。
第一，建议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公私合营政策法规制度，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公私合作项目运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指导国企、民企、外资等各类市场化主体，通过PPP（公私合营）、BOT（建设―经营―转让）、特许经营等商业模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第二，可参考设立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配套政策，鼓励设立专门的城镇化投资引导基金和城镇化投资基金，大力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推进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
第三，引导利用保险、融资租赁等社会资金投入城镇化建设，保险、融资租赁等长期、大额社会资金对安全性、收益性有特殊要求，与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现金流相对稳定、资金回收期限长的特点较为匹配，可鼓励创新匹配两者需求特点的合作模式，如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主要投资于市政公用事业领域的融资租赁产品或资金信托计划等。
第四，加快培育多元化的投融资主体，改革创新现有地方融资平台，可通过注入资源、注入股权、赋予特许经营权等方式，充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本实力，使其发展成为治理规范、财务可持续、以企业信用为主要依托的市场化投资主体。
第五，积极创新项目融资模式，借鉴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成功做法，有效发挥政府引导职能，统筹整合地方财政、土地、金融和政策等各类资源，将经营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有机组合，建立“以丰补歉”的项目综合收益平衡机制，提升社会资金向公益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积极性，为引导商业金融和社会资本进入创造条件。
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规划》提出，要发挥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要作用，研究制定政策性金融专项支持政策。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性资金需优先安排社会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支出，难以独力筹集大额资金支持中长期建设。而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民生类建设项目公共性强、外部性大、收益性低、回收期长，对商业资金缺乏吸引力，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吸储资金基于期限匹配的考虑，主要用于中短期项目和个人金融业务。这就决定了在现阶段，城镇化建设资金不能仅仅依靠财政支出和商业银行资金，仍需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撑、介于政府财政投资和商业银行贷款之间“四两拨千斤”的引领性作用。
第一，进一步发挥现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建设的主力银行作用，不断总结经验和创新融资模式，继续在建设起步阶段运用开发性资金发挥好“启动器”功能。
第二，建议进一步完善城镇化中长期投融资的制度性安排，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赋予开发性金融机构永久国家债信等级，建立稳定、可持续的中长期金融债发行筹资机制，通过开发性金融资金支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民生领域。
第三，为管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可考虑由国家开发银行或通过招标确定一家银行，进行“统一评级、统一授信、统借统还”，从总量、结构、操作上防止地方政府一哄而上、盲目举债，避免投融资总量失控，形成系统性风险。
第四，可通过设立专项贷款、专项基金和专项债券等配套政策，弥补政府投资特定项目的资本金以及地方配套资金的阶段性缺口。如每年在全国信贷规模安排中设立城镇化政策性贷款专项规模，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保障性住房和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等城镇化瓶颈领域的融资难问题。

⑹ 如何做好产业扶贫，创新扶贫攻坚模式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但也应清醒看到，目前全国扶贫对象规模依然很大，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3，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仍严重滞后，已经解决温饱的群众因灾、因病返贫问题突出。同时，贫困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生存条件艰苦，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贫困问题呈现区域性、综合性特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要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把扶贫开发作为关乎我们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和着力点，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确保实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奋斗目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啃的是“硬骨头”，趟的是“深水区”，打的是“攻坚战”，我们要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要充分认识扶贫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通过改革创新，形成更加协调、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扶贫开发新体制、新机制，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组织、更加坚韧的毅力，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要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打好扶贫开发的攻坚战，要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国家扶贫资金和政策向这些地区倾斜，努力提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引导产业转移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区域整体开发，创造有利于“造血式”扶贫的大环境。加快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建立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制度，确保任务举措和工程项目得到落实。把扶贫规划、城镇化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统筹起来，加快发展中西部交通设施特别是铁路，带动产业转移和脱贫致富。拓宽扶贫开发工作思路和视野，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对于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群众搬迁愿望强烈的地方，要切实保护好环境，探索生态移民、退耕还林、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相结合的新路子。对于有开发条件的地方，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培训转移则培训转移，提高开发式扶贫成效。
要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一是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利用好考核这个指挥棒，从主要考核GDP转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考核评价的主要指标，促进贫困县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切实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上。二是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要切实摸清谁是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如何、为何贫困、怎样脱贫、谁来帮扶，然后逐户建档立卡，因户施策，做到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持、动态化管理，扶真贫、真扶贫，把“大水漫灌”变成“滴灌”，既节约资源，又确保扶贫到村到户。三是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发挥驻村帮扶干部牵线搭桥、引资引智、参与管理等作用，把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稀缺资源输送进去，增强贫困村的发展活力和动力。把驻村帮扶的成效和扶贫单位、驻村干部的政绩考核结合起来，建立激励机制，落实保障措施，实现驻村帮扶工作长期化、制度化。四是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简化资金拨付流程，项目审批权限原则上下放到县。以扶贫攻坚规划和重大扶贫项目为平台，整合扶贫和相关涉农资金。把资金分配与工作考核、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结果相结合，探索以奖代补等竞争性分配办法。向社会公示扶贫项目，逐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监督，让公共资金在阳光下运行。依法严管扶贫资金，对贪污侵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五是完善金融服务机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导向作用，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主导产业发展。引导和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增加对贫困地区的信贷投放和保险覆盖。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基础上，积极扶持贫困地区合作性金融发展，发挥其贴近农民、灵活多样的优势。进一步推广小额信用贷款，推进农村青年创业小额贷款和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六是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广泛动员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以多种形式帮扶农村困难群众。建立有效的协调协作和监管机制，确保善款能直接用于扶贫对象，维护社会扶贫良好信誉。每5年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名义进行一次社会扶贫表彰，营造全社会关心扶贫、支持扶贫的良好氛围。
要组织实施好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在继续做好整村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以工代赈、就业促进、生态建设等工作基础上，抓好10项重点工作。一是村级道路畅通工作，到2020年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和通班车。二是饮水安全工作，到2015年解决《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内贫困地区剩余的农村居民和学校师生饮水安全问题，到2020年进一步提高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程度和自来水普及率。三是农村电力保障工作，到2015年全面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四是危房改造工作，到2020年完成贫困地区存量农村危房改造任务，解决贫困农户住房安全问题。五是特色产业增收工作，到2020年贫困地区初步构建特色支柱产业体系。六是乡村旅游扶贫工作，到2020年扶持约6000个贫困村开展乡村旅游，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七是教育扶贫工作，到2020年贫困地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础教育办学质量有较大提升，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教育培训就业衔接更加紧密。八是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到2020年贫困地区群众获得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更加均等，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逐步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九是文化建设工作，到2020年全面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十是贫困村信息化工作，到2020年自然村基本实现通宽带。通过实施好这些重点工作，不断提高扶贫开发质量和水平。
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进扶贫开发，实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扶贫开发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党动手、全国动员、全社会参与，汇聚各方资源，采取综合举措，形成强大合力。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首要任务，各级财政要加大对扶贫开发的支持力度，形成有利于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加快发展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扶贫任务重的县要选好配强扶贫部门领导班子，充实工作力量；扶贫任务重的乡镇要有专门干部负责扶贫开发工作。同时，要构建好的机制和办法，更为有效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完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好扶贫资源。
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政府要在不断增加扶贫开发投入的同时，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做好扶贫开发顶层设计，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扶贫事权，国家加大对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协作的支持，加强生态保护和
基本公共服务；地方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做好贫困群众技能培训、基本生活兜底、拓展致富门路等工作。在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使扶贫开发更有成效的领域，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环境，吸引各种资源要素向贫困地区配置、各类市场主体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创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要着力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充分挖掘内部发展潜力，调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⑺ 互联网下如何创新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方式

创新公共服务管理、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是我国政府职能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应用，互联网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在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三年以及十年的“互联网＋”发展目标，提出了包括益民服务、便捷交通、普惠金融、协同制造等11项重点行动。这其中，互联网与公共服务的结合，成为“互联网＋”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公共服务创新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以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需求日渐扩大。实际上，大到个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小至水电燃气缴费、护照通行证办理、个人身份数据信息等等，政府公共服务几乎囊括了一个人一生的一切活动。然而，由于供需矛盾突出，致使上学难、看病难、买票难、打车难等问题层出不穷，已成为广大民众对公共服务不满的主要表现。为了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一些民众不得不付出更高昂的代价，甚至通过走后门、找黄牛党、打黑车的途径来解决自己的需要。
互联网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蓬勃兴起，为破解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提升服务质量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方便地获得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订火车票、打车服务等公共服务，大大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比如互联网产品中最火的打车、拼车App，解决了乘客与车辆资源的精准供需匹配，提升了人们的出行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教育方面，互联网+教育将会使未来的一切教与学活动都围绕互联网进行，老师在互联网上教，学生在互联网上学，线下的活动成为线上活动的补充与拓展。在医疗方面，依靠移动医疗实现网上挂号、询诊、购买、支付，并依靠互联网在事后与医生沟通。此外，政府部门中广泛运用的电子政务，也极大地解决了民众办事难的问题。
事实上，互联网＋公共服务正成为国内互联网巨头们抢食的一块蛋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阿里云签约的省市已达17个，支付宝钱包合作的省份、直辖市则达到29个。腾讯与地方政府签定“互联网+”框架协议的省市达到21个，上线微信“城市服务”的城市5个。
“互联网＋”不仅给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还能够有效地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快简政放权的步伐。此次《意见》中提出，要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包括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促进公共服务创新供给和服务资源整合，构建面向公众的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加快推进政务新媒体发展建设，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响应速度，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
一方面，互联网能够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功能，将资本、资源引入供需矛盾突出的公共服务领域，实现有限资源的重新配置，并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让用户去选择服务，这将对原有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出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互联网将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方法信息更加公开，对政府行为形成了更强大的监督，有利于政府的廉洁自律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此外，互联网提供的大数据，还为政府掌握公共服务的供需状况，以便做出更为准确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互联网只是为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创新活动就会自动发生。实际上，一些地方政府对“互联网＋”的概念理解仅停留在表面上，抑或只是当做一种“形象工程”。因此，各级政府应该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发挥自身信息库资源庞大、完整、准确等优势，借助互联互通，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使“互联网+”成为提高公共服务效能的好帮手，让老百姓充分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这既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必要之举，也是提升服务质量、创新服务方式和内容的必经之路。

⑻ 运用保险机制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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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保险业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保险业务快速增长，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市场体系日益完善，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监管水平不断提高，风险得到有效防范，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在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保险业起步晚、基础薄弱、覆盖面不宽，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充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面向未来，保险业发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巨大。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今后一个时期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
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有利于应对灾害事故风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稳定运行。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和交通、生产等各类事故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由于受体制机制等因素制约，企业和家庭参加保险的比例过低，仅有少部分灾害事故损失能够通过保险获得补偿，既不利于及时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又增加了政府财政和事务负担。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建立市场化的灾害、事故补偿机制，对完善灾害防范和救助体系，增强全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保障需求。我国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保障需求不断增强。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参加商业养老、健康等保险，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有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影响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和化解。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更为突出。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发挥保险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促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协调发展，对健全金融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有利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必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手段，不断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积极引入保险机制参与社会管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推进公共服务创新，对完善社会化经济补偿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对保险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保险需求日益增强，保险的作用更加突出，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日趋成熟，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立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着力解决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做大做强，发展中国特色的保险业，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总体目标是：建设一个市场体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现代保险业。围绕这一目标，主要任务是：拓宽保险服务领域，积极发展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再保险和保险中介市场，健全保险市场体系；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自主创新，调整优化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提高资金运用水平，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加强和改善监管，防范化解风险，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完善法规政策，宣传普及保险知识，加快建立保险信用体系，推动诚信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三、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
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研究制定支持政策，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方式的创新，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发挥中央、地方、保险公司、龙头企业、农户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农业部门在推动农业保险立法、引导农民投保、协调各方关系、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有步骤地建立多形式经营、多渠道支持的农业保险体系。
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业务范围，并给予政策支持，促进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改变单一、事后财政补助的农业灾害救助模式，逐步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财政补助相结合的农业风险防范与救助机制。探索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户投保给予补贴的方式、品种和比例，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逐步建立农业保险发展的长效机制。完善多层次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
探索发展相互制、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组织。鼓励龙头企业资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支持保险公司开发保障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的农业保险产品，建立适合农业保险的服务网络和销售渠道。支持农业保险公司开办特色农业和其他涉农保险业务，提高农业保险服务水平。
四、统筹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等人身保险业务，满足城乡人民群众的保险保障需求。
积极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商业保险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计划，提高员工保障水平。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在精算、投资、账户管理、养老金支付等方面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企业年金业务，拓展补充养老保险服务领域。大力推动健康保险发展，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努力发展适合农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建立节育手术保险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探索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有效方式，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健康发展。
五、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健全安全生产保障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充分发挥保险在防损减灾和灾害事故处置中的重要作用，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系。不断提高保险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利用保险事前防范与事后补偿相统一的机制，充分发挥保险费率杠杆的激励约束作用，强化事前风险防范，减少灾害事故发生，促进安全生产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采取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立法强制等方式，发展安全生产责任、建筑工程责任、产品责任、公众责任、执业责任、董事责任、环境污染责任等保险业务。在煤炭开采等行业推行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在高危行业、公众聚集场所、境内外旅游等方面推广。完善高危行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探索通过专业保险公司进行规范管理和运作。进一步完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通过试点，建立统一的医疗责任保险。推动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
六、推进自主创新，提升服务水平
健全以保险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保险创新机制。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保险，为自主创新提供风险保障。稳步发展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促进消费增长。积极推进建筑工程、项目融资等领域的保险业务。支持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努力开发满足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民群众需求的各类财产、人身保险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拓宽服务领域。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保险产品科技含量，发展网上保险等新的服务方式，全面提升服务水平。提高保险精算水平，科学厘定保险费率。大力推进条款通俗化和服务标准化。加强保险营销员教育培训，提升营销服务水平。发挥保险中介机构在承保理赔、风险管理和产品开发方面的积极作用，提供更加专业和便捷的保险服务。加快发展再保险，促进再保险市场和直接保险市场协调发展。统筹保险业区域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保险服务水平。
鼓励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健康保险、责任保险等专业保险公司。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稳步推进保险公司综合经营试点，探索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多元化和综合性的金融保险服务。
七、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水平，支持国民经济建设
深化保险资金运用体制改革，推进保险资金专业化、规范化、市场化运作，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水平。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实行全面风险管理，确保资产安全。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要树立长期投资理念，按照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相统一的要求，切实管好保险资产。允许符合条件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扩大资产管理范围。探索保险资金独立托管机制。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保险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投资比例，稳步扩大保险资金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和品种，开展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和创业投资企业试点。支持保险资金参股商业银行。支持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和范围，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优势，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八、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开放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进一步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和风险管理，强化法人机构管控责任，完善和落实保险经营责任追究制。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探索规范的股权、期权等激励机制。实施人才兴业战略，深化人才体制改革，优化人才结构，建立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
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保险业在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促进中外资保险公司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支持具备条件的境内保险公司在境外设立营业机构，为“走出去”战略提供保险服务。广泛开展国际保险交流，积极参与制定国际保险规则。强化与境外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保险监管机构的合作，加强跨境保险业务监管。
九、加强和改善监管，防范化解风险
坚持把防范风险作为保险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不断完善以偿付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行为监管为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制度。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建立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健全精算制度，统一财务统计口径和绩效评估标准。参照国际惯例，研究制定符合保险业特点的财务会计制度，保证财务数据真实、及时、透明，提高偿付能力监管的科学性和约束力。深入推进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规范关联交易，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强化市场行为监管，改进现场、非现场检查，严厉查处保险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提高市场行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按照高标准、规范化的要求，严格保险市场准入，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实施分类监管，扶优限劣。健全保险业资本补充机制。完善保险保障基金制度，逐步实现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建立和完善保险监管信息系统，提高监管效率。
规范行业自保、互助合作保险等保险组织形式，整顿规范行业或企业自办保险行为，并统一纳入保险监管。研究并逐步实施对保险控股（集团）公司并表监管。健全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防范金融风险跨行业传递，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加快保险信用体系建设，培育保险诚信文化。加强从业人员诚信教育，强化失信惩戒机制，切实解决误导和理赔难等问题。加强保险行业自律组织建设。建立保险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
十、进一步完善法规政策，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既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根据不同险种的性质，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探索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政策性保险业务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鼓励人民群众和企业积极参加保险。立足我国国情，结合税制改革，完善促进保险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不断完善保险营销员从业和权益保障的政策措施。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修改完善保险法，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研究推动商业养老、健康保险和责任保险以及保险资产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健全保险法规规章体系。将保险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发挥新闻媒体的正面宣传和引导作用，普及保险知识，提高全民风险和保险意识。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沟通协调和配合，努力做到学保险、懂保险、用保险，提高运用保险机制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水平。要将保险业纳入地方或行业的发展规划统筹考虑，认真落实各项法规政策，为保险业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坚持依法行政，切实维护保险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及其他合法权益。保监会要不断提高引领保险业发展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和水平，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分类指导，推动政策落实。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保险业又快又好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国务院
二○○六年六月十五日

⑼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改革什么意思

新型城镇化需要金融支持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重点，更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努力方向；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最大潜力，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需要加强城镇能源、供水、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城镇公共服务。作为公共物品的投入，政府财政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财政资金有限，而各地区政府财政实力存在较大差异，仅靠财政资金是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要求的。因此，从投资方向到具体的管理，再到具体的筹资、融资机制，需要全方位的考虑和创新。要把社会金融投入摆到重要位置，使其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主要资金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各种金融需求，这涉及债券发行、股票融资、信贷投放、保险保障需求等各个金融子行业相关领域。此外，新型城镇化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意味着金融业在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还需努力适应新形势、创新新产品，以提供新型金融融资支持服务。
伴随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作为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的金融业，金融需求将是一个不断产生、持续释放的长期过程。新型城镇化更追求质量和效率，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智能、集约、低碳、绿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对中小城镇基础设施贷款提出金融新需求，而且中小城镇建设、生态城镇建设的资金需求也将明显增加。在这一情况下，如何适应城镇化建设要求、构建有利于城镇化建设的新型城镇化金融体系，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快速适应，并加大力度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需求，助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和顺利转型，则是当下金融行业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构建法律法规政策支持体系，分层强化并落实监管职能责任的转变。可以考虑研究出台各项加大支持中小微企业、“三农”的政策措施，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力度较大的金融机构可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合意贷款规模等方面给予倾斜，在相关新金融业务开办、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可以考虑通过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风险补偿等方式，规范和引导金融机构及民间融资将更多资源投向新型城镇化，探索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金融支持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保障。
二是构建差异化的金融组织体系。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在服务对象上，要“大小并举”，在注重大企业、大城市的同时，也注重小微企业、小城镇；在注重企业法人的同时，也重视自然人的融资需求。要结合各地新型城镇化特色，通过创新发展各类草根金融机构和组织，增加小城镇基础设施、机构网点和人员配置，把更多的金融资源输送到最基层、有需求的每个小企业、家庭和个人手中。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应面向社区，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融合，加强对农业产业化企业、城镇中小微企业、家庭农场等领域的金融支持。为此，可考虑放松金融管制，在有效防控内部操作风险的前提下，通过适当放权激发基层网点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服务能力，同时降低门槛，大力发展立足本土和社区的各类小型金融服务机构。
三是构建微观金融组织、服务和产品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大银行下沉服务，设立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做精做专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小法人机构，扩大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试点。可根据小微企业、“三农”的特殊需求和抵押物不足、信用记录不全等特点，量身定制相应的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运用供应链融资、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存货融资、小企业债权集合信托、网络联保、信贷工厂等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积极发展满足多样化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以实现更好地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新金融服务的目的。
四是构建地方性信用与交易体系。可考虑通过创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分层信用体系，建立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形成并逐步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同时，可考虑积极引入住房等各类抵（质）押物的市场化定价机制，通过农村信用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解决“三农”贷款抵（质）押物不足的问题，让它们变成标准化、可交易的产品，进行有序流通，从而降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五是构建地方性的直接融资体系。实现以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的转变，更加注重小微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财富管理和资产增值需求。可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创新，开办消费金融公司等，运用私募股权机制和各类民间资金转化平台，把民间资金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信贷资金配置到私营部门，让其投向实体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交通、绿化、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可实行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化运作，形成民间资金支持新型城镇化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资本集聚和区域循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