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哪些提法涉及国际金融方面的改革，你是如何理解的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❷ 如何更好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以下材料供你参考：
加强金融监管念，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的日渐深入，如何实现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质的飞跃，建立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体制，以达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是当前所面临的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五方面下手来加强金融监管：
（一）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规，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面对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为顺应世界金融业发展潮流，遵循国际惯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金融市场开发的状况、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和经营等情况及时清理和完善现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相应加强我国金融业市场准入和业务规范、金融行业竞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金融网络化电子化等方面的立法。要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通过增强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和偿还意愿，促进借款人履约水平显著提高，降低金融风险，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打击力度，从而为维护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此外，我们还应当对金融监管的执法理念进行调整，给金融个体更大的行动和选择空间，以适应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更新金融监管理念，明确金融监管内容。从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来看，主要存在监管目标不够明确，偏重于合规性监管和事后监管等弊端，已难到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我们应当更新监管理念，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传统的合规性监管向经营性风险监管和功能性监管转变，现在的合规性监管主要侧重于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是一种一般性、浅层次、静态的金融监管方式；而经营性风险监管则是以风险监管为中心，着重设立风险监管指标体系，早期预警体系和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等，是一种深层次，前瞻性动态的监管方式，有利于统一监管标准，有效配置监管资源和提高监管成效；功能性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以金融业务来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各监管规则，强调的是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二是从单纯维护金融安全监管提升到兼顾金融安全和提高金融业核心竞争力上来。
过去金融监管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追求所谓的“安全”，难免会产生“惜货”和“大量超额储备”等现象，这是一种监管成果的变形和异化；真正的监管应当在维护安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注重在监管中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措施，将监管和强化法人治理结构，强化风险管理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做到兼顾安全和效率。三是以外部监管向内外结合型监管转化。目前我国金融业自律意识较差，行业竞争往往处于无序和牺牲效率追求总量的状态，加上金融监管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所以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外部监管；但是从国外金融监管改革的潮流来看，应当采用内外结合型监管方式，逐渐将监管重心转向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督促他们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健康发展。
（三）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机构披露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将直接影响看金融监管制效率和成果，从美国安然公司和环球电讯公司破产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完全披露信息或披露假信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前，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与国际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披露的作不真实，如高估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准备金提取严重不足等；二是披露的信息不充分，如缺乏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和风险管理的定量信息，对会计报表附注不够重视等；三是缺乏对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和统一规定等等。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统一信息披露原则和披露标准，规范披露内容，
注重会计报表和报表附注的真实性，满足披露信息的有用相关、可靠和中立，报表附注则应当包括会计政策、资产质量情况，可能构成损失的或有事项金额和衍生金融产品的实际状况等。要进一步改进披露方式，采用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补充报表的披露；创新披露手段，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以实时披露代替定期披露，以复合数据披露代替财务数据披露以期达到巴塞尔协议和国际通行惯例的要求。
（四）完善金融监管操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是要制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统一量化监化监管标准，确定区域内的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结构，确定金融业务结构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严格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适度竟争和防范化解风险，其次，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科学地设计统一的金融机构报表体系，力求金融信息全面、真实和及时地反映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同时开发先进的报表分析软件，建立一套严格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负债运用结构、流动性、盈利性和资产质量等情况的比例分析体系，强化预警功能，对金融机构进行连续跟踪，充分发挥事前监管的作用，将金融风险扼制于萌芽状态。第三，加强金融信息系统的基本设施建设，因为金信息不仅是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进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依据，也是其改善金融服务，提高政策透明度，进行有效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尽快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发展变化，标准统一，检索方便，资源共享的金融信息系统和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信用信息系统，实现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进行实进的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
（五）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金融监管人员素质，我国己加入WTO，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汹涌而至，科学技术高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新同异，这些都要求金融监管人员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最新的技术手段，最先进的监管方法和最新的金融信息。监管人员如不具备这些素质，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加强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具备以上素质的金融监管队伍。一是要建立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择优调配优秀人才和业务骨干充实副监管岗位，并在人、财、物方面向监管一线倾，形成突出金融监管这一主线的工作氛围。二是加强业务培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地对监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如指派监管人员到金融机构进行实践锻炼，逐步熟悉金融机构的各项金融实务和业务流程，为监管工作打下基础；聘请学有所长，精通业务的学者，专家办理讲学，使监管人员更多、更快、更好地了解、掌握先进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开拓视野，全面提高监管人员的执法水平。三是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再监管”，着重抓好对监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考核，使之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监管形象。
此外，金融监管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应当在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原则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教训，在坚持效率性、协调性、独立性和前瞻性有机结合的前提下，继续强化我国的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使我国经济稳步、持续、健康的发展。
希望能帮到你。
❸ 金融监管方面市场退出机制的含义及内容
市场退出是指金融机构作为法人退出金融业，不再存续经营。其核心是金融机构法人资格的消灭，即该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被剥夺或丧失。从退出的原动力来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可以分为主动式退出和被动式退出两种形式。主动式退出也称为自愿式退出，其主要特点是“主动要求离市”。被动式退出也称为强制性退出，是指由于法定的理由如资不抵债、严重违规经营、客户利益严重受损等，依据相关法律或行业制度，取消其经营金融业务的资格，其主要特点为“被迫退市”。
❹ 什么是市场为导向的企业退出机制
一、市场导向：企业既重视顾客的需求，也重视竞争者，力求在顾客需求与竞争者之间求得一种平衡的营销观念。市场导向型企业是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必须始终坚...
❺ 我国股票市场的退出机制是怎样的
如何退出，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xx会说了算
❻ 有哪些书讲解金融机构的运作和案例分析（比如某计划或案例如何策划和运作的）谢谢！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研究与案例分析
❼ 保险市场准入退出机制
网贷平台在中国属于新兴的阶段，才刚刚开始，要谨防上当受骗！现在缺少法律法规的保护，理财人的权益很难保障，所以要慎重，慎重，慎重，慎重，慎重，慎重，慎重！
P2P借贷是peertopeerlending的缩写，peer是个人的意思，正式的中文翻译为“人人贷”。是一种将非常小额度的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商业模型。P2P信贷服务公司是民间借贷的“市场版”。它指的是有资金开丏有理财投资想法的个人，通过信贷朋务中介机构牵线搭桥，使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将资金贷给其他有借款需求的人。借款人除支付利息外，还需向公司支付一定的中介费。
给你推荐几篇关于防止上当受骗的文章！多学学，这个行业经过了一段痛苦的挣扎后才能有高额的回报！
在我国的信贷市场中，正规金融机构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由于向小型微型企业发放贷款的手续繁琐、成本较高、收益较低、风险较大，所以金融机构一般热
衷于向大企业放贷。在银根不断收紧、通货膨胀形势日益严峻、中小企业贷款难，同时大量民间资本不断积累，投资渠道单一狭窄的背景下，作为金融市场上历史悠
久借贷方式的民间借贷日趋活跃。同时，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催生了民间借贷的新形式——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出现。2006年我国成立了第一家P2P借贷
网站，并自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促进了民间借贷的繁荣，但相关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以及监管真空，致使其存在较***律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进一
步的发展。近日,安泰卓越关闭、优易贷涉嫌诈骗跑路等事件的发生，将P2P网贷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P2P网络借贷平台问题的提出
2011年8月23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发布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人人贷风险提示的通知》，揭示了人人贷中介服务存在的七大风险。人人贷，即P2P网络贷款平台的风险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P2P（peer-to-peer）网络贷款平台，简称“人人贷”，即不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而是通过互联网实现个人对个人借贷的网络平台。
P2P网络借贷平台是民间借贷信息化的产物。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间闲散资金寻求不到有效的投资路径；另一方面，在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网络全面普
及的信息时代，互联网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并扩展了信息的覆盖面。民间借贷网络平台——P2P网络贷款平台便乘着信息化的东风应运而生。P2P网络
借贷平台利用信息技术，依托于网络平台，提供借贷信息的对接，无限放大了客户群，打破原有的“面对面”的借贷模式，借贷双方通过网络实现信息发布、资金借
贷等一系列借贷流程。
二、P2P网络借贷平台法律风险的主要表现
国内P2P网络贷款行业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但是在网络贷款平台层出不穷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平台自身及法律环境的缺陷。[1]
（一）借款人个人信用风险较大
目前，各P2P网络借贷平台在进行交易撮合时，主要是根据借款人提供的身份证明、财产证明、缴费记录、熟人评价等信息评价借款人的信用。一方面，此
种证明信息极易造假，给信用评价提供错误依据；另一方面，纵然是真实的证明材料，也存在片面性，无法全面了解借款人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客观的信用评价。
（二）运营模式不当易踩“非法集资”的红线
当前，部分P2P网络借贷平台所采用的债权转让模式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女士表示一些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存在非法集资的影子，须谨防风险。
部分平台采取的债权转让模式是通过个人账户进行债权转让活动，使得平台成为资金往来的枢纽，而不再是独
立于借贷双方的纯粹中介。债权转让是通过对期限和金额的双重分割，将债权重新组合转让给放贷人，其实质是资产证券化。这种模式很容易被认定为是向众多的、
不特定的理财人吸收资金，这就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极为相似了。
（三）资金来源难以审查
P2P网络借贷的资金来源于持有闲散资金的出借人，这些资金一般情况下是从正当渠道而来的，但是也不能排除其来源的非法性，同时P2P网络贷款平台往往也缺乏对资金来源审查的手段。因此，这些网络平台就有被用作洗钱工具或者从事高利贷的风险。
（四）沉淀资金安全性低
P2P网络贷款平台涉及大量的资金交易，由于借贷资金并不是即时打入借贷双方的账户，会产生在途资金。数额巨大的在途资金是由贷款网站掌控的，如果
网站开立第三方账户代为发放贷款，则在网站内部控制程序失效、网站工作人员疏于自律或被人利用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内部人员非法挪用资金、非法集资等违法
犯罪行为。
（五）贷后资金用途难以监管
资金贷出后，如何保障借款人按照承诺的用途使用资金，而不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贷后资金追踪问题也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3条规定：“在借贷关系中，仅起联系，介绍作用的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当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时，网站仅仅
充当的是追款者的角色，且若单笔小额贷款数额小，追款成本也难以弥补。
（六）借贷双方金融隐私权无法有效保护
P2P借贷网站为借贷双方提供了发布借贷信息的平台。一般网站都要求借款人提供个人身份、财产信息，一方面为贷款人提供选择借款人的凭据，另一方面
也作为信用评价的依据。若网站的保密技术被破解，借款人提供给网站的个人身份、财产信息等个人隐私泄露，借贷人的隐私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三、P2P网络借贷平台法律风险出现的原因
（一）监管主体不明确
民间借贷网络平台自诞生以来，其性质便一直模糊不清，并没有明确的管理部门，以致监管真空。在温州等地区，
P2P网络借贷平台由地方金融办进行监管，但金融办监管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仍然值得商榷。此外，
P2P网站还需在电信管理局进行注册登记，业务种类为“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需根据《电信管理条例》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开展业务。由于P2P
小额信贷网站是为民间借贷提供网络平台，涉及大量资金交易，业务监管是否全面审慎，关系到贷款人资金安全，其能否正常、合法运营影响到民间借贷能否合法有
序进行。
（二）征信体系不健全
我国征信业的发展时间不长，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征信市场管理、征信活动的基本规则尚无法律依据，征信经营活动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部分以“征信”
名义从事非法信息收集活动的机构扰乱了市场秩序。且各部门分别进行征信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作信贷征信，国务院各职能部委作各自的职能征信，没有对
征信产业进行系统规划。P2P网络借贷平台也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征信制度，多数网站只是借助于借款人自行提供的信息，粗略判断其信用程度，致使网络借贷的信
用评级始终缺乏客观性和合理性。
（三）市场准入标准不明确
由于P2P网络借贷平台只需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注册，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及《互联网站管理工作细则》的规定在
通信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所以其设立条件与其他有限责任或股份有限公司并无不同，市场准入标准并没有因其“民间借贷中介”的定性而有特殊要求。
P2P小额贷款网站市场准入标准的不明确，造成了此行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不利于保护贷款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影响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四）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
P2P网络借贷平台只是万千网站的一种，只不过其业务涉及民间借贷，与金融市场相关，如若运行不当，会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但是其在注册时的业务种
类为“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笼统而概括，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业务进行细化和规范，行业内也并未形成统一、细致的操作规范，这给予了网站比较大的自由
运行空间，也很容易出现擦边球的业务活动，对于民间金融的安全造成威胁。
（五）市场退出机制不完善
网络借贷平台以何种方式退出市场，在其退出市场时如何保障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这些问题都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威胁到借贷双方的利益。网络贷款平台哈哈贷的关停促使人们更深层次地思考P2P网站市场退出过程中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问题。
因此，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出现，在活跃民间金融，解决个人、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法律风险，当前我国并没有规制网络借贷的成熟的法律体系，亟待完善网络借贷法律规范。
四、防范P2P网络借贷平台法律风险的建议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间资本大量积累与边缘信贷缺口不断加大之间的矛盾，提高了对边缘信贷市场的配置效率。但同
时，网络贷款平台也存在法律风险，相关配套措施欠缺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营造良好的网络借贷市场经济环境、建立健全网络借贷的辅助措施及规范尤为重
要。
（一）明确民间借贷网络平台的法律性质
对于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性质，实务界及学术界也存在着“准金融机构”与单纯“信贷服务中介”的争议。
准金融机构并没有权威定义，也没有法律上的划分，一般来说，准金融机构是指与地方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未纳入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范围的，不具备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发放的“金融许可证”，但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2]
网络借贷平台并不直接介入融资活动之中，不是借贷关系中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只是提供咨询、场所、促成买卖，因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不接触客户资金，将其界定为为借贷双方提供服务的“信贷服务中介机构”更为合适，也更有利于其进一步规范健康发展。
（二）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
根据我国《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个人信用报告目前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人民银行、消费者使用，网络借贷中介平台并非合法使用者。
因此，应当顺应时代发展，完善征信体系：首先，建立形成行业内部征信体系并制定统一的信用评价标准，建立黑名单互换机制[3]；其次，积极促进与外部征信系统的对接，实现信用信息在不同行业间的沟通；再者，制定信用惩罚机制，以激励客户在利益平衡中作出明智的选择，重视自身信用建设；最后，在征信过程中注重客户隐私权保护。
2012年1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征信业管理条例（草案）》，据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条例》对个人征信业务实行严格管理，
在市场准入、信息采集及查询范围等各个环节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征信业管理条例》对于我国征信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征信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三）构建多层次的监管体系
1、地方政府监管。民间借贷网络平台属于小型微型金融范畴，民间借贷区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强，且一旦出现问题，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具有区域性。[4]对其监管权应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小微金融企业由地方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行业发展规范。应由较高位阶的法律统一规定P2P网络借贷平台在各地金融办进行备案，接受地方金融办的监督管理，将金融办的监管地位合法化。同时建立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沟通机制。
2、行业协会自律监管。在各国的金融监管中，行业自律组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自律组织负责制定行为规范，并鼓励协会成员共同遵守行业规范，以实
现自我约束，进而进行自我保护。行业协会专业性强，熟悉金融市场规律与金融活动的运作，与政府监管相比，其监管方式更加灵活，更贴近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其
独特的作用。[5]3、完善民间借贷网络平台内控机制。P2P民间借贷网络平台业务种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建立严格的内控机制，根据不同的运营方式制定
详细的操作规范、规章制度，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提升从业人员的执业技能、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以确保网络平台运营的稳定性、安全性。
（四）采取非审慎性监管方式
国际上对贷款机构的监管主要有三种模式，对于不吸收存款、外部效应放大较小的机构，一般都采取非审慎性监管。对于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其目标
是降低风险，然而，依托于网络信息技术的P2P网站的发展需要宽松的创新环境，过于谨慎、严苛的监管措施有可能抑制其创新，造成客户的流失，阻碍其发展。
所以，对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应该坚持非审慎性监管的原则，寻求发展与监管之间的平衡点。
1、市场准入监管——制定市场准入标准
市场准入监管意味着要从法律上对金融机构经营资格、经营能力进行审查、确认或者限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6]作为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市场准入监管将企业的数量、结构、规模及其分布控制在国家经济金融发展规划和市场需要的范围内。
同时，为了保证P2P网络贷款平台的活跃性，促进民间借贷行业的繁荣，对于P2P小额贷款网站的市场准入可以采取备案制。各个网站设立前，除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注册、在工信部门进行备案之外，还应在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进行备案，以便于对其市场准入的监管和后续管理。
2、持续经营监管
（1）通过完善契约约束机制对借贷双方与P2P网络贷款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予以规范
由于P2P网站是通过网络进行借贷，其操作过程完全无纸化，且一般网站提供格式化协议书及合同范本，并不利于借贷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就要求监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对于服务协议的基本原则进行规定。[7]
（2）与银行合作，实现资金的第三方存管
P2P网络借贷的借贷双方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资金的往来，这一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在途资金，对于沉淀资金的管理可以借鉴证券行业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
存管的制度。客户资金的第三方存管可以有效防止网络平台或个人非法挪用客户资金，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同时，也有利于实现破产隔离。对于控制金融行业风险、
切实保护贷款人利益以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有重要作用。
此外，P2P网络借贷平台也可与银行合作，脱离第三方支付，直接通过银行将借贷资金打入借贷双方的银行账户中，以减少第三方支付给高龄人群带来的不便，并降低因第三方支付的迟延支付产生的预期违约率。
总之，平台要坚持“不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不做担保保证”的“三不原则”，不经手客户资金，坚持平台的“中介”地位。
（3）保护客户的隐私权
在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过程中，借贷双方的交易行为必然会涉及双方的个人信息，且将信息于网站公开。因此，对公布于网站的电话号码、家庭情况、
职业等自然人身份信息，网站可以通过会员身份认证等措施，只对通过严格身份验证的会员提供查询，而身份证号码等隐私性较强的信息则不宜提供，以免不法分子
利用借款人的个人隐私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3、市场退出监管——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P2P网络贷款平台作为市场主体，不可避免地要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由于P2P网络贷款平台的特殊性，其市场退出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关系到借贷双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甚至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秩序。
（1）市场退出机制中的处置原则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其市场退出对金融市场秩序影响较大，启动市场退出机制的主动权大多被赋予了金融监管部门。作为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P2P网络贷款平台，应由其监管机构对其运营进行监管，并根据监管过程中监测到的不同风险采取不同的行政处置和司法处置措施。
（2）市场退出中放贷人利益保护
如何保护放贷人的利益，在P2P平台的市场退出过程中至关重要。首先，清算组织应当提前发出公告，提醒借贷双方平台存在风险，并给予借款人一定的偿
还贷款的时间，对于一定日期后，贷款人还未收回的贷款，网站应先行垫付；其次，由于P2P网络贷款平台存在沉淀资金，而沉淀资金的利息归属又不明确，可以
建立贷款人风险基金，在网站退出市场时，利用此风险基金，保护贷款人的利益，补偿其损失。
（五）与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合作
2012年3月29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在温州工商局鹿城分局领取营业执照，顺利完成登记注册。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将以公司化形式运营，经营范围涉及信息登记、信息咨询、信息发布、融资对接服务等。
P2P网络借贷平台进驻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借贷双方在中心进行登记，可以有效防范风险。在温州，若经民间登记服务中心进行登记的贷款出现纠纷，
可以走金融法庭的程序，登记的信息将成为证据，有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为借贷双方提供保障，也将更加有利于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规范化、阳光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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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什么是市场化退出机制
论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
我国股市的封闭型特征严重制约了证券市场的规范成熟，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已成为股市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PT水仙已开退市先河，但这并不能说明退市机制就此启动，首家退市企业更多的是出于市场义愤。人们常常认为企业退市的困难在于股市本身不规范，法规不健全，证监部门难下决心等等，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要真正建立股市的退出机制，还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深层次的重要问题。
一、建立股市退出机制必须解决企业退市的成本机制问题
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企业退市的成本。成本是指个人或组织为获得所需要的资源而付出的代价，它相对于收益而定义。上市企业的退市不是无代价的，正是这种代价的大小及其与收益的关系决定了股市能否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如果企业、股市和社会为一个企业的退市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它们为之所获得的收益，退市就会中止；反之，则得到施行。确切地说，上市企业退市与否，取决于退市成本与退市收益的比例，用公式表示：TI》TC或TC≤TI，式中，TI表示退市收益，TC表示退市成本。这一关系式表达了企业退市成本机制的核心。正是这一机制从根本上制约了股市退出机制的建立。
(一)退市成本与收益因素考察
企业退市会对企业、股市和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
从成本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退市企业的会计成本。这是会计师在帐薄上记录下来的成本，它反映使用资源的实际货币支出。企业退市，首先碰到的是从会计帐目上要支付多少代价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因退市而破产，那么清偿过程中偿债额便是退市的企业会计成本。第二，退市企业的机会成本。企业退市，失去上市特权和融资资格，等于企业放弃了在股市低廉筹措资本的机会，构成了退市的机会成本。第三，企业退市的社会相关成本。相关成本是作出决策过程中使用和发生的费用支付。它的核心在于与决策紧密相关，不发生决策就可能是隐含的。一个企业退市，在股市买卖该企业股票的投资者因不能再有机会在市场交易该股票，可能造成持有股票的价格缩水。这种股票的缩水部分属于社会付费，因为交易市场的活动与企业自身的运行是分离的，股市的责任由社会承担。可见，社会相关成本是由退市决策引发的。第四，企业退市的社会增量成本。增量成本是因作出某一特定决策而引起的全部成本的变化，与相关成本具有同一属性，但它发生于特定决策的情况下。第五，企业退市的社会软成本。这主要包括企业退市乃至破产需要社会各方为之付出的各种难以直接用货币衡量的费用。如社会的稳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出台有关退市的优惠政策、社会的责任等等。
从收益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会计收益。企业退市破产如发生会计成本，则社会就产生会计收益，两者均为清偿额。第二，机会收益。它等同于退市的企业机会成本。因为一个企业退市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同时为另一个企业的上市提供了机会，使其产生机会收益。第三，社会收益。这主要是企业退市给股市和社会经济运行的规范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它属于一种软件收益，很难进行量化。但它又是退市收益的真正价值所在。
(二)现行体制下的退市成本机制考察
在退市成本的构成要素中，企业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可以概括为私人成本，属于企业本身的付费；社会相关成本和增量成本及软成本可以概括为社会成本，属于社会的付费。这两大成本的大小及其相互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退市成本机制的形成和运行。在现行体制下，它们呈现出量增价高的扩张态势。第一，私人成本畸高。一是股市的长期封闭运行，积淀了一批劣质企业，资不抵债成为这类企业的共性，如令其退市，破产便成为唯一选择，由此产生了债务清偿中的会计成本，过度负债又使得企业清偿后一无所有。譬如ST郑百文2000年中报每股净资产-9．31元，负债率216．95％。有效资产6亿元，其退市破产，企业的会计成本为6亿元。二是股市的高度行政垄断和股市容量的狭小造成了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与价格的严重背离，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退市的机会成本。在郑百文重组案中，三联公司为什么要花5．5亿元的巨资重组郑百文?其中隐含的主要因素就是郑百文退市的机会成本。因为政府控制的股市为上市企业创造了特殊权利，退市则失去了这种权利。第二，社会成本庞大。一是企业对国有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和国有银行商业化程度不高造成了企业退市的相关成本庞大。其来源是企业退市破产时。资不抵债形成大量的贷款悬空，最终不得不由国家承担相应的损失。如ST郑百文退市破产造成19亿元银行贷款悬空。二是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使上市公司未能获得根本的制度变革，国家依然扮演着无限责任股东的角色，造成了企业退市的大量增量成本。主要是企业退市破产时，政府不得大包大揽，包括安置职工，承担亏损等等。如果郑百文退市破产，其20亿元的累计亏损和2000名职工的安置将成为社会责任。三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使上市公司这一最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失去了本来意义，阻碍了企业通过股权流动进行自我更新的机制，国家和政府作为企业老板形象被固化，进一步肯定了国家承担社会增量成本包括软件费用的责任。四是通过退市企业股票缩水体现出来的社会相关成本不可轻视，其数额可通过股市市值的减少计算出来。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退市的成本不仅是巨大的，而且其中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存在着悬殊差距：社会成本远远超过了私人成本。面对如此庞大的退市成本，企业和社会是否获得与之匹配的退市收益呢?显然，企业的私人成本可以等额转换成社会收益，但社会成本却并不能完成这种转换，于是有：TI<TC或TC，TI，退市成本机制难以启动运行。如果启动这一机制，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巨大差距将使企业退市产生严重的外部性问题，社会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这一原理正好说明了：一旦某上市公司涉及退市会遭到社会特别是企业从属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强大干预。
(三)推动退市成本机制启动运行的途径
股市退出机制的确立有待于退市成本机制发挥作用；成本机制的形成必须满足退市收益大于退市成本的条件；启动这一机制的关键是寻求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第一，建立企业质量评估制下的及时退市制度，消除退市即破产的现象。前面已提及我国股市的封闭运行造成了大量劣质企业的囤积，令其退市便是宣告破产，因此，企业和社会都不得不为之大量付出。股市应在法规建设上坚决避免产生这种现象，建立一套上市企业的质量评估，体系，让不符合相应条件与标准的企业及时退出，使其退市后仍能正常存续营运。这样，退市引起的成本被限制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为，一个企业的正常退市不必为之进行清偿，原有的债权债务、亏损和职工等都可以在企业续存，社会不必为此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改造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为相对控股，推动企业实现有限责任制度，使国有股东为企业承担有限责任，降低企业退市的间接社会成本。在目前股市存在大量财务状况恶化企业的条件下，退市即破产的现象不可避免。为了将退市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必须落实企业的有限责任制度。在国有股东占据企业股权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国有控股公司蜕变为事实国企，国家因此成为企业的无限责任股东，承担起企业退市破产的全部社会成本。如果国有股在企业进行相对控股(控股比例可在25％左右)，多元产权同时在企业发挥作用，可从机制上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确立，各种股权所有者便可按有限责任获得上市收益和承担退市成本，这无疑会大大降低退市的社会成本，减少政府对建立退市机制的顾虑。第三，彻底解决国有股、法人股流通问题，消除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巨大差距所引起的外部性。企业退市困难症结在于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大大低于其社会成本，政府只好采取封闭股市的措施。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除了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在产生作用，即国有股的不能流通使持股人凝固，阻碍了股权机制的功能，使企业的实体运动受到终极主体的永恒性控制。这样，即使国有股只相对控股，也同样不能使其他产权发挥应有的功能，国有股仍难逃避承担无限责任的命运。要降低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距，必须实现国有股、法人股的全额流通。理由是：第一，国有股流通可规范企业的产权机制，这将从根本上降低退市的社会成本。如果国有股流通，则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须委托若干国有股持有机构作为国有股的实际委托人，这些机构在持有或买卖国有股的过程中实现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分离，并以股权控制为核心?惺苟怨
❾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