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金融监管机构有哪些
“一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三会”是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证券、保险三大市场的监管
1、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
2、银监会，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
3、证监会，负责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管。
4、保监会，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
⑵ 美国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哪些异同点
要想分析出美国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异同，首先得了解美国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的特点，才能进行详细合理的解释。
2009年6月17日中午，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称之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白皮书"。下面将对改革蓝图和最新的白皮书进行分析。
（一）改革蓝图的主要内容
《现代化蓝图》分别从短、中、长期提出建议，其中长期建议中提出了目标监管的新理念，以建立市场稳定监管、审慎监管和金融市场商业行为监管的三支柱监管体系，确保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地位。
1. 以授权和加强协调为目的的短期建议。短期建议主要是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动荡, 建议采取措施来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 强化市场的监管, 以推动金融市场稳定, 加强消费保护。具体内容包括：第一，提升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PWG）作为金融监管政策协调者的效率。将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储蓄监管办公室（OTS）纳入到PWG，作为其新成员来扩充其阵容，并且将PWG关注的领域从金融市场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第二，创设联邦抵押贷款创始委员会, 加强对房屋抵押贷款发起的监管，监督各州对按揭贷款的管理, 以改变目前许多此类经纪人脱离联邦监管的现状。第三，授予美联储更多知情权、审查权。授予美联储可以向所有借入应急流动资金的金融体系参与者（包括商业银行和非商业银行）索取更多信息或进行实地审查的权利，评估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以及有关活动对整体金融稳定的影响。
2. 以监管机构的部分整合为目的的中期建议。在短期建议的基础上, 蓝图提出部分中期建议,以减少美国监管重叠, 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其中部分建议可以在现有监管框架下尽快推行。具体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建议取消联邦储蓄机构牌照, 将其纳入国民银行牌照体系, 这个过程应该在两年内完成；撤消储蓄管理局, 其原有职责由拥有全国银行监管权的货币审计局履行。第二，针对目前州注册的联邦存款保险银行受到州和联邦的双重监管的情况，提出将州注册银行交给美联储或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监管。第三，在支付清算系统的监管上，应当确立重要支付清算系统的联邦特许权和联邦优先权，美联储负有监管此类系统的主要职责，享有重要的自由决定权和制定相关强制性标准的权力。第四，在保险业方面，一直以来都是由州监管当局负责监管，联邦政府对保险业务只是进行调节而很少监管， 因而才导致了美国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 因大量创设和持有CDS 而濒临破产。第五，合并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期货业进行统一监管，来改善之前对证券、期货分业监管的低效。
3.以建立目标性监管模式为目的的长期建议。蓝图建议：第一，由美联储履行市场稳定监管者职责, 其目标为保证金融市场稳定, 侧重控制系统性风险。第二，设立谨慎金融监管机构（Prudential Financial Regulator），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机构统一负责。其监管重点侧重于有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运作, 监控其资金充足性和投资限制、活动限制等事宜,进行必要的现场检查。第三，设立新的商业营运监管机构（Business Conct Regulator），负责商业行为监管，保障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主要是现有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及银行监管机构的一部分职能）。此外, 设立联邦保险保证人和公司融资监管者。
由此看来, 蓝图对现行的多头的功能性监管体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归类, 实现了三个监管目标与三个层次的监管机构的紧密结合，目的在于提高监管效率、维护金融稳定，以及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权益，提高美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而且，通过对蓝图的介绍，我们也可以看出蓝图的改革是改善监管而非单纯地增加监管和增加干预，并没有放弃充分依赖市场纪律的理念，而是在新的金融市场发展背景下，对于监管和市场关系的再平衡。
（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新成果："白皮书"
2009年6月17日中午，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称之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白皮书"。这份长达88页的改革方案几乎涉及美国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从更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到出台对金融产品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则，这一计划把目前游离在监管之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都要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改革目的旨在全面修复美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
首先，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白皮书指出，所有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严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受到严格监管。为此，政府将推行以下六方面改革：成立由美国财政部领导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以监视系统性风险；强化美联储权力，授权美联储解决威胁整个系统的风险累积问题，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也将被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对金融企业设立更严格的资本金和其他标准，大型、关联性强的企业将被设置更高标准，美联储拥有银行资本金要求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并对这些公司的高管薪酬以及金融市场交易系统的监控权力纳入美联储的范围；成立全国银行监管机构，以监管所有拥有联邦执照的银行；撤销储蓄管理局及其他可能导致监管漏洞的机构，避免部分吸储机构借此规避监管；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资本机构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
其次，建立对金融市场的全方位监管。白皮书建议：强化对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包括增加市场透明度，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管理，创设和发行方需在相关信贷证券化产品中承担一定风险责任。全面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将联邦监管范围扩大到金融市场监管的灰色地带，复杂衍生品交易以及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交易都将置于监管之内，其中加强对对冲基金和场外交易市场（OTC）最为典型。赋予美联储监督金融市场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的权力。
第三，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不受不当金融行为损害。白皮书指出，为了重建对金融市场的信心，需对消费者金融服务和投资市场进行严格、协调地监管。政府必须促进这一市场透明、简便、公平、负责、开放。为此，白皮书建议：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护消费者不受金融系统中不公平、欺诈行为损害，对消费者和投资者金融产品及服务强化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提高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的行业标准，促进公平竞争，保护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消费者的利益。
第四，赋予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所必需的政策工具，以避免政府为是否应救助困难企业或让其破产而左右为难。建立新机制，使政府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处理发生危机、并可能带来系统风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有权接管、拆分那些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公司，避免个体垮台将危及整体经济，而这一点正是去年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政府所欠缺的。而且美联储在向企业提供紧急金融救援前需获得财政部许可。
第五，建立国际监管标准，促进国际合作。为此，白皮书建议，改革企业资本框架，强化对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对跨国企业加强合作监管，使各国的政策相协调，以创立一个相容的监管架构并且强化国际危机应对能力。具体举措包括制定相似的信用衍生产品监管规定，在对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方面签署跨境协议，以及与海外监管机构进行更好合作等。
该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首次将金融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金融监管改革。但值得指出的是，该改革方案与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在2008年3月31日宣布的《现代金融监管架构改革蓝图》相比，"白皮书"延续了《现代金融监管架构改革蓝图》的精神，大大扩张了美联储的权力，将银行和对冲基金等都纳入了美联储的监管范围，撤销了用于监管储蓄和贷款的联邦机构--储蓄管理局，但也有相当程度的缩水，如政府最初打算整合监管机构，成立单一机构监管银行业，但最终选择了在现有结构内加强联储权力的做法。
总之，通过以上对美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及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由现行的多头功能性监管模式已经开始准备向监管机构更集中的目标性监管模式迈进。这种改革的路径与思路可以说完全契合了国际上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即集中监管的趋势。
（三）改革蓝图中目标性监管模式的评析--与功能性监管模式相对比
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通过，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状态，标志着美国混业经营的开始。与此相应的是，美国的金融监管理念也由之前的机构性监管转为功能性监管。尽管功能性监管的理念跳出了分业经营情况下机构性监管的以金融机构身份分割的不足，但美国功能性监管体制是在不触动现有监管体制的前提下，促进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协调、信息沟通以及执法合作，本质上仍然是分业监管的模式，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制度构建和授权支撑。所以，该套金融监管系统在运行的十年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其存在的弊端，并且在此次危机中集中爆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一个能够拥有全部监管信息和能够预防监管系统性风险的机构。第二，不同的监管机构所适用的监管法律规则不同，运用的监管理念也有所差别。这就为一些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提供了空间, 导致部分机构主动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监管机构。第三，多层次的监管机构和多标准监管操作必然产生监管工作中的重叠。这种监管的重叠增加了监管的成本。
与功能性监管的缺陷相对比，目标性监管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对监管机构以及监管力量的整合可以提高监管的效率。改革蓝图针对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监管缺位和监管重叠导致的效率低下的问题，提出目标监管导向才能更好的应对金融监管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发挥各监管机构的合力。目标性监管模式打破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四大行业分业监管的模式，按照不同的监管目标和风险的类型，将监管机构划分为市场稳定监管者、谨慎金融监管者、商业行为监管者三大体系。三个体系的紧密结合，既避免了监管漏洞和监管重叠的出现，又可以使监管机构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这将大大提高监管的效率。这种监管机构的整合反映了一种从权力分散到权力集中的趋势，而权力的集中必然会提高监管的效率。
第二，目标性监管模式可以更好的应对由于金融创新而产生的监管空白。金融监管的滞后性决定了单纯的通过制定监管规则来进行金融领域的监管是无法应对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的。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仅仅通过具体规则的制定一是无法赶上创新的速度，二是金融创新又不断的突破规则的限制，从而导致了监管的空白。此次次贷危机便是最好的说明，面对次级抵押贷款不断被打包重组创造出新的衍生产品，监管机构根据固有的规则无法由一个机构统一对其进行监管，从而导致风险在不同的金融系统越积越大，最终引爆了次贷危机。而目标性监管不拘泥于具体的监管规则的制定，它从整个金融系统着手，将金融体系稳定、金融机构审慎经营和消费者保护作为三大目标加以整合，构建出高效统一的监管部门。这样在整个金融创新的链条上产生的风险都会被覆盖到，不会产生监管的空白。
第三，目标性监管的提出另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跳出了对于分业监管模式还是混业监管模式的争论，可以兼容两种监管模式。改革蓝图对于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目标重新进行了确认，提出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安全的三大目标：金融市场稳定、金融机构审慎经营、金融消费者保护。而在实现这些监管目标时，可以由单一监管机构实施"混业"监管，但理论上也不排斥分别由不同行业的金融监管机构"分业"监管，这需要因时机和国情的不同加以具体设计。比如在这次改革蓝图中，对于金融市场稳定监管这一块，强调要扩大美联储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的权力，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金融机构。这便是由美国金融混业经营的现状所决定的综合统一监管的选择。同样，如果一个国家一直拥有分业监管的传统，那么在任何一个监管目标下，也可以考虑保持原有的分业监管的模式。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国际金融监管集中监管趋势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主要发达国家都逐步在整合金融监管机构的数量，逐步的向或单一或双头的监管模式靠拢。结合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一步到位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纵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发展史，金融经营经历了混业--分业--混业的历史反复。像美国19世纪末允许银行混业经营，到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承销公司证券或者从事经纪业务，同时禁止投资银行从事商业银行活动，从而确立了分业经营，到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最终恢复了金融混业经营，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弃了分业经营的模式确立了混业经营的模式。这种金融经营模式的变化直接导致了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各国都纷纷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合并金融监管机构成立或单一或双头的监管机构，形成了集中的监管体制。美国本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是对现有的多头监管机构进行整合，使之更有效率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发达国家金融经营的历史变迁，使他们纷纷走上了寻求集中监管的道路。对于作为后发国家的我国来说，我国并没有经历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过度繁荣的金融业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业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金融市场还很不健全，金融产品还很不发达。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可以一步到位的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金融监管落后于金融创新这种危机驱动型的特点，使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更好的应对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的变化。
第二，我国当前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现状对统一监管体制提出了要求。其实自1994年取消国家银行专业化分工后，金融业务综合化进程就开始推进。实践中，在国际金融业飞速发展，面临国内外巨大竞争压力的背景下，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金融业务相互掺杂、相互渗透的局面逐步形成，金融机构相互持股现象逐渐增多，金融业呈现出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已经出现集团式的、银行控股模式及实业企业控股式的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创新已经超越了相应的法规制度和监管范围，对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实践的发展呼吁统一监管体制。
第三，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符合我国建立大部委制以节省行政资源的政策取向。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小部门制。而大部制是一种政府政务综合管理组织体制，特点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广，职能综合性比较强。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然而大部制的改革不会一步到位，循序渐进的推进也已基本达成共识。目前大部制试点范围或将从三个领域选择：一是所谓的大农业，农林副牧渔业和水利部的部分职能组合；二是国防科工委系统的调整组合；三是大交通，主要涉及交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等。虽然金融监管领域的大部制改革还没有提上日程，但在中国人民银行之外，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对整个金融业进行监管是符合大部制改革的价值取向的。所以，未来我们应该合并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成立一个独立于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委员会，而人民银行只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金融业的宏观调控，不再具有金融监管的职能。这样既避免了三部门在具体金融监管中的职能交叉，又可以防止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而导致的监管空白，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第四，吸取东亚国家的经验教训，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1997年一场始于泰国又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股两市相继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危机过后，1998年日本政府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改革：一是设立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从大藏省中把银行局与证券局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检查部、证券交易等监督委员会分离出来，组建了作为总理府外局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后更名为金融厅），成为专门负责金融监管事务的机构。另外一项改革为加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东亚另一个遭受重创的国家--韩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和影响之下，于1998年4月成立了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监督委员会。可见，亚洲金融危机后，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纷纷建立了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实施综合监管，这对于有效的防范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日本、韩国经济的崛起与金融监管改革带来的金融业的繁荣不无密切的联系。虽然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重创，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东亚国家的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结合我国的现实金融监管的国情，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而现行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怎样的呢？情况如下：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近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迅猛，金融机构开展混业经营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分业监管体制已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其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因此，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提高监管效率，势在必行。
金融监管是一国金融监管当局为实现宏观经济和金融目标，依据法律法规对全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金融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的总称。它作为政府提供的一种纠正市场失灵现象的金融制度安排，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一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从根本上是由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金融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判断一国金融监管体制有效与否，关键在于它能否保证该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和能否适应该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
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年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中分离出来，分别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管的格局。2003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我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按照金融监管的分工，银监会主要负责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以大银行业为口径，银监会成立了监管一部、二部、三部、合作金融监管部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自上而下相应设立了省局，市分局、县（市）办事处体制。而证监会和保监会则分别负责证券、期货、基金和保险业的监管；内部设立了相应的监管部室，自上而下则建立了相应会、局（省、市、计划单列）的体制。银监会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负责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这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是集中于相对行业的微观规制层面。选择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及时达到监管目标，有利于提高“机构监管”的效率。
就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而言，从其实际运行以来所取得的成效来看，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统一了监管框架，加强了监管专业化，提高了监管效率，而且还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加有效的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但是，近几年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迅猛，金融业开放加快，金融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业监管体制已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其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实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在建立在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从社会的大局出发，和谐构建良性的金融监管体制，以求我国经济能顺利的发展，为社会的各项事业服务。有别于美国的从政治角度出发，按照资本市场的运作来制定的。
⑶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研究
（一）健全法制并明确监管协调机制的部门、职能、权利边界
1.建立监管协调组织体系。依据现行的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可以组建一个以“一行三会”、财政部为基本框架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组成部门、职责、内部分工等，明确权利与义务。建立健全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处置预案，确保在非常时期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目标一致、协调配合、有序监管；尽快出台金融监管协调工作方面的法律和行政规章，使金融监管协调工作真正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2.明确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立足国际国内金融发展的长远考虑，基于目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现实，对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预留了法律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牵头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中处于主导核心地位。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资金清算、提供流动性支持以及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等方式防范系统性风险，从而有效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金融创新力度也在加大，交叉性金融产品不断增加，与之相对应的潜在金融风险具有交叉性、传染性特征，存在演化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因此显得更为重要。
三是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和金融资源配置战略的主要承担者，决定了其在金融改革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协调机制中的主导作用。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金融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为保证金融改革沿着正确轨道进行和最终的成功，也需要人民银行在金融协调机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民银行应将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统筹考虑，维护金融监管政策的公平，构造有利于金融机构平等、有序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合理保护的保障体系。
（二）加强内外协调以维护金融安全
1.对内协调机制建设。一是金融监管机构自身的协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总体目标是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综合性金融机构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协调，避免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以促进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因此，各监管部门应该站在维护金融安全的高度去加强专业金融监管。二是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为各金融监管机构共享的金融信息平台。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利用现有的支付系统等优势资源，建立统一的金融信息平台，各金融监管机构要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监管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信息进行集约化分析和处理，监管机构提出的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协调解决，从而实现信息共享。这样做既能够节省信息平台建设成本、信息处理成本，也能够减轻被监管机构报送信息的压力。三是建立主监管和联合行动制度。随着综合性金融集团的兴起和金融创新业务的不断涌现，对金融集团内各子机构的监管如何协调，对某一项新的综合性业务如何设计科学的监管标准和具体的监管措施，都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来进行协调。
2.对外协调机制建设。一方面是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与外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随着外资银行进入及国际资本流动障碍的减少，外资银行在我国扩展迅速，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成为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一环。由于外资银行经营的跨国特性，对其进行有效监管远不是一国监管机构所能完成的，需要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更多的合作。巴塞尔监管委员会于2001年 5月发布《加强银行监管者之间合作声明书的基本要素》，提出了有效的监管合作必须具备四大基本要素，即信息分享、现场检查、信息保护和持续协调。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12款规定：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证券法》第十章第179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当国外金融监管机构设置与我国相似时，我们采取上述法律规定的措施不存在问题。而当国外采取统一监管模式时，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方式加强与他们的协调和沟通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⑷ 如何更好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以下材料供你参考：
加强金融监管念，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的日渐深入，如何实现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质的飞跃，建立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体制，以达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是当前所面临的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五方面下手来加强金融监管：
（一）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规，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面对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为顺应世界金融业发展潮流，遵循国际惯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金融市场开发的状况、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和经营等情况及时清理和完善现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相应加强我国金融业市场准入和业务规范、金融行业竞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金融网络化电子化等方面的立法。要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通过增强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和偿还意愿，促进借款人履约水平显著提高，降低金融风险，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打击力度，从而为维护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此外，我们还应当对金融监管的执法理念进行调整，给金融个体更大的行动和选择空间，以适应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更新金融监管理念，明确金融监管内容。从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来看，主要存在监管目标不够明确，偏重于合规性监管和事后监管等弊端，已难到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我们应当更新监管理念，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传统的合规性监管向经营性风险监管和功能性监管转变，现在的合规性监管主要侧重于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是一种一般性、浅层次、静态的金融监管方式；而经营性风险监管则是以风险监管为中心，着重设立风险监管指标体系，早期预警体系和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等，是一种深层次，前瞻性动态的监管方式，有利于统一监管标准，有效配置监管资源和提高监管成效；功能性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以金融业务来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各监管规则，强调的是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二是从单纯维护金融安全监管提升到兼顾金融安全和提高金融业核心竞争力上来。
过去金融监管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追求所谓的“安全”，难免会产生“惜货”和“大量超额储备”等现象，这是一种监管成果的变形和异化；真正的监管应当在维护安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注重在监管中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措施，将监管和强化法人治理结构，强化风险管理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做到兼顾安全和效率。三是以外部监管向内外结合型监管转化。目前我国金融业自律意识较差，行业竞争往往处于无序和牺牲效率追求总量的状态，加上金融监管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所以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外部监管；但是从国外金融监管改革的潮流来看，应当采用内外结合型监管方式，逐渐将监管重心转向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督促他们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健康发展。
（三）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机构披露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将直接影响看金融监管制效率和成果，从美国安然公司和环球电讯公司破产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完全披露信息或披露假信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前，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与国际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披露的作不真实，如高估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准备金提取严重不足等；二是披露的信息不充分，如缺乏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和风险管理的定量信息，对会计报表附注不够重视等；三是缺乏对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和统一规定等等。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统一信息披露原则和披露标准，规范披露内容，
注重会计报表和报表附注的真实性，满足披露信息的有用相关、可靠和中立，报表附注则应当包括会计政策、资产质量情况，可能构成损失的或有事项金额和衍生金融产品的实际状况等。要进一步改进披露方式，采用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补充报表的披露；创新披露手段，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以实时披露代替定期披露，以复合数据披露代替财务数据披露以期达到巴塞尔协议和国际通行惯例的要求。
（四）完善金融监管操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是要制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统一量化监化监管标准，确定区域内的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结构，确定金融业务结构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严格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适度竟争和防范化解风险，其次，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科学地设计统一的金融机构报表体系，力求金融信息全面、真实和及时地反映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同时开发先进的报表分析软件，建立一套严格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负债运用结构、流动性、盈利性和资产质量等情况的比例分析体系，强化预警功能，对金融机构进行连续跟踪，充分发挥事前监管的作用，将金融风险扼制于萌芽状态。第三，加强金融信息系统的基本设施建设，因为金信息不仅是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进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依据，也是其改善金融服务，提高政策透明度，进行有效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尽快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发展变化，标准统一，检索方便，资源共享的金融信息系统和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信用信息系统，实现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进行实进的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
（五）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金融监管人员素质，我国己加入WTO，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汹涌而至，科学技术高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新同异，这些都要求金融监管人员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最新的技术手段，最先进的监管方法和最新的金融信息。监管人员如不具备这些素质，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加强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具备以上素质的金融监管队伍。一是要建立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择优调配优秀人才和业务骨干充实副监管岗位，并在人、财、物方面向监管一线倾，形成突出金融监管这一主线的工作氛围。二是加强业务培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地对监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如指派监管人员到金融机构进行实践锻炼，逐步熟悉金融机构的各项金融实务和业务流程，为监管工作打下基础；聘请学有所长，精通业务的学者，专家办理讲学，使监管人员更多、更快、更好地了解、掌握先进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开拓视野，全面提高监管人员的执法水平。三是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再监管”，着重抓好对监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考核，使之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监管形象。
此外，金融监管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应当在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原则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教训，在坚持效率性、协调性、独立性和前瞻性有机结合的前提下，继续强化我国的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使我国经济稳步、持续、健康的发展。
希望能帮到你。
⑸ 求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监管的建议
当前，我国国内的中资银行金融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具体表现有：吸纳
型和模仿型创新多，原创型和再创型较少；创新技术含量低；创新靠外力推动，
内部驱动力不足。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情况是因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全，金
融机构还不能完全成为金融市场创新的主体，金融创新更多地依靠政府和金融主
管当局，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程。
所以，要解决我国中资银行的这一创新难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市场竞争问题。
西尔柏认为，金融机构创新是为了摆脱或逃避其所面临的种种内部和外部约束[29],
这些约束就是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要改变我国金融创新主要依靠外力推动，内
部驱动不足这一现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在立法上放开金融市场准入。唐双宁在
2007 年银监会金融创新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过去农村
金融机构就是一个农村信用社，还有农业银行，应该说竞争很不充分，活力十分
有限。去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缓解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矛
盾，尽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问题，银监会颁布了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
构市场准入的政策，诞生了一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的金融机
构，这是机构创新。”[1]
随着我国兑现加入 WTO 时签订的于 2006 年底开放我国金融市场的协议，我
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引入了外国竞争者，相应的立法也进行了修改与调整。但
是，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强调放开金融市场准入并不仅仅是强调引入外国竞争者，
我国的金融市场要坚持对内、对外同时开放，从“只对外开放”转对外开放的同
时“对内开放”。要改变我国民营资本很难进入金融业的现状，在金融业全面对
外开放的同时增强民间资本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机
构体系，引入足够多的市场竞争者，只有这样我国的金融创新才会有内生的动力。
放开市场准入同时就意味着要加强对市场准入的严格准入监管立法，完善相
应的登记操作细则，防止出现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在我国公司法实践中经常出
现的情况，保护存款人、投资者等相关利益者的权益。
要解决我国中资银行的创新内在动力不足难题，还要完善的是我国的金融机
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探讨公司治理改革，产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产权的
明晰，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这就要求改变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等的国有独资性质，实施股份制改革。当前，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股
份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农行还在准备阶段以外，其他的国有银行已经
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革，并最终完成上市。我国的其他金融机构同样也应该进行相
应的改革，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随着 1999 年按账面价值剥离的不良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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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剩余的不良资产都是 2004 年之后按市场价值收购的，
不良资产处置损失得以锁定，因此产权改革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与国有商业银
行产权制度改革类似，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设计当前仍然应该突出国有
股份的绝对控股，以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有关金融法规及政策的进一步放
宽，再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使国家绝对控股逐步向相对控股发展。除了产权制
度以外，需要改革的还有改善其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
事会，完善的公司治理组织体系，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
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国有独资公司，其内部治理结构理应符合《公司法》
中关于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但是目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同之处
在于它们既未设股东会，亦没有设董事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职权被分配到监
事会和总裁上，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遭到极大破坏，治理结构出现了极大的混乱。
在现有的治理结构下，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控制权实际上被管理层单方掌握：
一方面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决策与执行一体化的问题突出，对高级管理层
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另一方面将控制权授予了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而剩余索取
权属于国家，从而出现管理层目标与国家目标的偏离。因此，财政部同各家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之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与办事处之间，都普遍存在明显的“内
部人控制”问题。所以，各个金融机构应当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明确股东
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职责和权利。并且，我国除了要
加强对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立法完善以外，还应当填补这
些除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外的其他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的立法，
使其有法可依，防止其在真空中运行而导致的种种弊端。
3.3.2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知识产权在保护金融创新上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主要为
智力劳动成果，而金融创新则恰恰是人们在金融领域进行富有创造性劳动而产生
的智力成果。同时，知识产权客体具有无形性和信息性以及可共享性，这也是金
融创新的重要属性。也正是这种自然状态下的可共享性，使得知识产权成为保护
金融创新的合理的工具。并且，知识产权所包含的权利是十分广泛的，它可以涵
盖大多数的金融创新的内容，作为法定“私权”， 知识产权可以给金融创新主体
以切实的多方位的保护。依据 WTO 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则，金融创
新产品和金融创新服务作为智力活动的成果，可以依法享有知识产权。
在金融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专利权的保护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地
位。正如欧洲专利局认为的那样：引导用户消费方法、商品及服务的方法、记账
方法、开发新市场和新交易的方法、在金融服务和与互联网有关的电子商务活动
中有更多的商业方法的专利等，都是重要的商业方法，这些商业方法，是金融创
新的关键产物。倘若授予这些商业方法专利权，将为金融业带来重大的变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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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类商业方法等在欧洲国家早就颁发了许多专利，美国、日本等国也已经
在专利审查指南中将金融产品予以单独分类规定。而我国迄今还没有相应法规，
金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比较落后，所以，从保护金融创新积极性角度来说，我国
的专利权保护客体应当进行拓宽。
最早的金融创新商业方法保护案可以追溯美国 1982 年派纳·韦泊与迈瑞
尔·里齐案，该案最早提出商业方法可专利性问题。1982 年，里齐获得了 CMA
账户的专利即“证券经纪现金管理系统”，一个商业方法软件专利。发现韦泊抄
袭该 CMA 账户的基本构思(当然也是用计算机来对该账户进行簿记的)时，里齐
便状告韦泊侵权。在该案件中，韦泊以该专利所请求保护的不是可以授予专利权
的主题为由向法院提交了一个简易判决动议，请求法院判定原告专利无效。法院
最终认定被告对这种账户计算机化簿记方法享有的专利有效，构成侵权。[30]1996
年，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布了《计算机软件和商业方法专利申请的审查指南》。该
指南称：“发明没有必要显示技术贡献的实际存在，而只需在技术领域内并产生
一种“有用、具体而且确实的效果”。新指南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得成千上万件
与商业方法软件有关的专利得到了美国专利商标局保护。根据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的统计，商业方法专利主要集中在美国专利分类的 705 类别内。在 705 分类中，
有关金融活动和管理活动的商业方法专利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99 年以后，电
子商务和金融交易系统已占据了 705 分类专利申请的第一和第二位。可见，美国
已经扩大和加强了对软件的专利保护力度，大幅度地开放了与计算机软件有关的
专利保护范围，很多用于支持金融创新产品和金融创新服务计算机系统受到了专
利保护。这些计算机系统可做程序化交易、控制养老金计划、自动化保险报价和
保险单发行、操作股票和商品的交易、授权信用卡的购买，支持的自动柜员机，
实施按揭贷款和计算证券的支出等等，遍及金融业的各个领域。在金融创新领域
中出现的多许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可以通过对支持其运行的计算机软件申请专
利保护，达到保持技术优势和有利的竞争地位，限制其他竞争对手提供相同或类
似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目的。
是否授予商业方法专利，在我国也一直存在着争论。我国《专利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智力活动的规则及方法是不能被授权专利保护的。照此解释，商业方
法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具有可专利性。然而，金融创新却提出了商业
方法可专利性的要求。为此，我们必须考察我国专利法的制定背景。我国的专利
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背景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必须
首先模仿和复制；没有证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鼓励
更多的研发活动。但是，在这种模仿和复制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了技术创新
和技术进步，因此，如何使其得到专利制度的保护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尤其
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创新的存在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以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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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中，技术主要以物化态和人化态形式存在；而以信息技术
为基础的金融创新中，则以纸化态形式或以符号形式存在，表现为针对金融问题
的各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商业方法也包含其中。尤其是针对我国金融市场所创
造出的各种创新型商业方法，需要给予相应的专利保护金融创新要求的拓宽专利
权保护客体，集中体现在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因此，我国专利制度应根据经济发
展的状况适时作出调整，修改相应的专利法条款，保护金融业中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利用著作权保护的最好的案例是对于数据库的保护，世界贸易组
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伯尔尼公约都是将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予以保护的。我
国同样在新著作权法第 14 条中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在法律上赋予了数据库以著
作权，受著作权法保护。金融创新可以利用著作权保护的另一个例子是作为保护
商标权或者专利权的补充。我们知道，金融机构的名称通常以优美的图形，辅之
以漂亮的美术字附置于金融产品之上。对此，可以著作权加以保护。一旦他人将
该图形、美术字的标识贴在商品上时，银行依著作权“自动产生”原则，以侵犯
“在先权”为由诉请宣告注册商标者的商标注册无效。再以保险产品为例，保险
产品实际上也可以看做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因为保险产品要在现实中发挥作
用，必须通过签订保险合同，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地外化。当保险产品以
合同形式外化时，即可以著作权法予以保护。但它只保护合同表现形式，而不保
护其内在的思想原理。其他保险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保险合同的表达方式以模
仿保险产品本质内容，达到规避著作权法的目的。所以，对于盲从模仿可以根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予以补充规制。同时，对于新险种的保护，也可以列入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南斯拉夫法律明确规定，给予新险种发明设计人以专利权。我
国台湾地区也对新险种予以三年的专利保护期限。所以，我国应当明确将新险种
列入著作权或者专利保护范畴。同时，关于金融创新的著作权保护还涉及到金融
创新的广告用语等各个方面。
⑹ 如何加强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以确保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协调。次贷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来看，无论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变革，中央银行都因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巨大影响力而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全面考虑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管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协调职责和主导作用，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
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如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该机构可由国务院牵头。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一行三会”和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参加，促使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从临时性的安排，转化为经常化、程序化的有实际决策内容的制度安排。这一机构的定位，可以类似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金融控股公司在总公司层面是多元化经营，但在子公司层面是分业经营，这样金融控股公司既能适应混业经营也能适应分业经营。所以，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关键是要发挥更高层次的整合作用，既要防止监管越位，又要防止监管真空。为此，其职能应该主要是包括对现行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层面的监管、实业类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交叉性金融业务和创新产品的监管以及一些监管空白领域的监管。
第二，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她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次贷危机证明，面对日益繁复的、频繁的市场创新和日益复杂的创新产品，单纯依赖信息披露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已经不够充分。随着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加大，投资者越来越难以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因此，监管者仅仅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或完全依靠对透明度的监管，已经不够。
对此，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同时，监管者在事前的监管中。应当对创新产品有更深人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产品风险评估，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应当将其相应的监管环节前移，深人分析和评估金融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
第三，不仅要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管，以防其海外风险敞口过大，还必须加强对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速度。目前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较世界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快。与之相反，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准入却非常缓慢。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考虑国外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对外资金融机构应实行对等开放原则，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速度。
其次，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要采取各种措施尽力遏制跨国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要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使竞争处于规范化和法制化之中。
⑺ 目前加强我国金融安全应有什么措施
1、加强制度法规建设，提高违法成本；
2、加强培训、教育和宣导；
3、使用技术平台，发现和防控问题；
4、对重要岗位和人员实施重要检查稽核，并对不同岗位实施防火墙制度；
5、对重要人员进行个人财产申报；
6、严格执法；
7、加强媒体和社会监督。
⑻ 金融危机下结合我国实际怎么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暴露的金融监管模式的问题及启示:
1、我国的金融市场综合化还处于起步阶段，金融企业的主业特征比较明显，统一监管的必要性并不充分。因此应着重在协调现有机构的基础上，明确主要监管目标的负责主体。要尽快明确责任主体，控制全面市场风险，落实市场稳定性监管。在市场综合化的背景下，市场稳定性监管成为首要监管目标，也是抵御金融风险的主要屏障。
2、正确认识职能监管机构的利益主体性和竞争性，平衡安全与效率考量。在分业经营的情境下，各职能监管机构的治理目标带有明确的部门性，利益难以协调，在市场综合化的情况下，监管竞争还可能诱使一些监管机构纵容本部门的越界行为，从而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因此，在分业监管的现有体制下，要尤其重视对监管政策的组织协调和综合考量。要汲取次贷危机的教训，推动立法扩大监管范围，把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纳入规范的监管视野，并加强对金融关联企业的并表监管。
3、监管方式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尽管次贷危机的发生不能全部归咎于监管体制的松散，但次贷危机引发美国这次大规模的监管体制改革，适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监管方式是必要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管体制必须与其经济金融的发展与开放的阶段相适应，不管监管体制如何选择，必须做到风险的全覆盖，不能在整个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创新链条上，有丝毫的空白和真空，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而带来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面对日益复杂化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不宜过分依赖具体的规则约束，而应采取更具灵活性的原则导向的监管模式，注重加强同市场主体的沟通，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自由与管制风险的关系。
4、应该探索本土模式而放弃对西方模式的盲目追求和复制。发达国家的监管已经走过了四个时期，即金融自由化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泛的金融监管时期(20世纪30～70年代)、从管制到自由化的回归时期(20世纪70～90年代)、安全与效率并重时期(20世纪90年代)。目前出现的金融监管改革实际上是第五个时期演进的过程。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说明，即使人们认为的“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本身也在一直变动，甚至是剧烈变动。中国目前尚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范例来照抄，而应根据我国自身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因素，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制度是目前监管发展的方向。
5、加强对金融产品链的监管。金融监管在一些金融衍生品上的缺位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在发展金融控股公司过程中，无论采用哪种监管方式，监管部门都应加强对金融产品的监管。针对那些缺乏实际交易基础、设计复杂、风险无限放大的金融衍生品，监管部门必须严格审查产品的设计机理、风险控制、投资对象，防止风险在系统内部失去控制。
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
1、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另外，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
2、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金融创新监管
金融创新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在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往往会隐藏巨大的风险。所以，设计不好的金融创新产品往往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阶段，许多新型金融产品已经推出(如权证、抵押支持债券、公司债券)，一些金融创新产品正在积极筹备(如股指期货)，金融资产证券化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在认识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问题上，一定要理性对待，只有在各方条件完全具备时，才能稳步地推进金融创新。
3、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新巴塞尔协议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但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一旦危机发生，它能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4、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我国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美国金融公司的产品，目前已有工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民生、中信、兴业、华夏等9家上市银行公告持有雷曼相关资产，另外，共汇出的109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为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如，为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决定将其向货币市场的注资总额提高至2470亿美元，约达此前670亿美元的四倍，目的是缓和金融市场所面临的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一系列举措引发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我国已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这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及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主动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