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求金融犯罪犯罪案例 要比较著名的 严重的案例 O(∩_∩)O谢谢~
中国建设银行有关负责人最近披露，吉林省分行下属两支行被诈骗了3.2亿元：2005年2月22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发生在建行吉林省分行原营业部所辖的朝阳支行、铁路支行的一起金融诈骗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此案发生在1999年12月至2001年4月间，当时诈骗团伙以长春市铭雨集团为掩护，拉拢腐蚀银行工作人员，采取私刻印鉴、印章，制作假合同、假存款证明书，伪造资信材料、担保文件等手段，进行贷款、承兑汇票的诈骗，诈骗总金额为3.2亿元。涉案的原铁路支行副行长郭强、朝阳支行营业部原主任于文辉等6名内部涉案人员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次审判中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一名叫张雨杰的人承诺，只要为建行拉进存款，就能得到存款额10%的回扣。张雨杰并非建行的工作人员，但长春市许多有门路的人成了张雨杰的“业务员”。据张交代，他把银行当成要钓的鱼，决定为其拉存款骗其上钩。他找到一些有门路的人，许诺可以给拉到存款的人高额回扣。在金钱的刺激下，许多单位的巨额存款，被一笔笔地拉到了指定的银行。
张雨杰名下有一个产业群，他通过建行铁路支行内部人员，将拉来的存款一笔笔地转到自己的名下，转账的过程就是通过假印鉴、印章和其他假金融凭证。用同样的手段，张雨杰将建行朝阳支行变成了他的“第二个”小金库。
⑵ 金融犯罪有哪些
在关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方面，有六个方面的具体修正。
--草案增加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追究刑事责任。
--修改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作出与证券法相衔接的表述;将罚金数额改为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
--草案增加规定: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以及其他委托或者信托财产，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对保险公司、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等公众资金经营、管理机构，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修改刑法第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八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法发放贷款、违规为他人出具信用证等金融票证，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的，将受刑事处罚。
--修改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对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数额巨大的，追究刑事责任。
--在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中，增加贪污贿赂犯罪和金融犯罪。
在关于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投资者利益的犯罪方面，草案增加了两方面的规定:上市公司对国家规定应当披露的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追究刑事责任;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无偿占用或者明显不允许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段，侵占上市公司资产，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追究刑事责任。
⑶ 金融公司犯罪是否纠结个人
金融犯罪，指发生在金融活动过程中的，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诸如洗钱、金融诈骗等均是我们日常生活里所熟悉的金融犯罪类型。
金融犯罪的分类是以金融犯罪特征与种类的确定性为前提。所谓金融犯罪，是指行为人违反金融法规，以金融秩序为单一客体，触犯刑法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根据这一定义，金融秩序是金融犯罪的必要客体，对于犯罪客体为简单客体的金融犯罪来说，金融秩序
金融犯罪书
是单一客体；对于客体为复杂客体的金融犯罪而言，金融秩序必须是其主要客体。这既是金融犯罪的共同特征、一般本质，也是金融犯罪据以分类的标准。有的学者认为，在金融领域中，有些犯罪对金融秩序的破坏，只是其次要特征，对国家财产所有权的侵害才是其主要特征，如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这种观点等于承认以金融秩序为次要客体的犯罪也都是金融犯罪，其结果只能是把金融犯罪归结为“金融领域中的犯罪”或者“金融系统中的犯罪”。这也正是在前引金融犯罪的各种定义中，为什么同样是坚持“犯罪客体说”，而所囊括的金融犯罪的罪种范围却大相径庭的原因。
⑷ 金融公司涉嫌诈骗，员工会受到牵连吗
去学校开证明无关事情走向，没有重庆客户，不能说没有事实犯罪行为，要看你朋友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是主犯还是从犯，诈骗数额是多大，处在刑事拘留，只有律师才能去了解情况。
金融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或者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由单位构成犯罪主体的有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以及保险诈骗罪等5个罪名。 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但金融诈骗犯罪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诈骗犯罪。刑法将其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除了要分解诈骗罪这个口袋罪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维护金融管理秩序。
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金融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
关键在于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首先，看是否具有法定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之一。金融诈骗犯罪都是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除了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外，刑法列举的实施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恶意透支外）、有价证券和保险诈骗犯罪的具体行为表现，是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重要依据。
（2）其次，根据司法实践经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①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②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③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④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⑤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⑥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⑦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需要说明的是，这7种情形都以"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为前提条件，既不能仅根据这7种情形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
(4)金融公司犯罪边缘扩展阅读：
构成特征
1、客体是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为复杂客体，并且前者为主要客体。
2、客观方面表现为：采用虚构事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而骗取公私财物，并且是数额较大的行为。
3、主体为一般主体，单位和自然人均可以构成。但下列三种犯罪不能由单位构成：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和有价证券诈骗罪。
4、主观上都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这也是本类罪区别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类犯罪的重要依据。
种类：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罪
⑸ 金融机构涉及犯罪问题的现象主要有哪些
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所谓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行为。根据《商业银行法》和有关银行法规的规定，设立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按照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或者有关分行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始得营业。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开业或者经营金融业务，构成犯罪的，以本罪论处。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单位犯本罪的，实行两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相应刑罚。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或过失都不能构成本罪。这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设立金融机构应当经过批准，擅自设立属于违法的行为，亦明知自己是在私自设立金融机构而仍决意设立之，并希望发生金融机构擅自设立成功的危害结果。至于设立的目的，则是为了牟取非法利润。如果设立后又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则又牵连触犯其他罪名，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这时，应按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罚。
⑹ 求近年金融职务犯罪案例+分析
内外勾结贪污银行巨款案
「案情」
被告人：薛根和，男，32岁，海南省琼山县人，原系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东风办事处会计。1992年12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陈贻全，男，52岁，海南省文昌县人，原系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总经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道先，男，50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兼业务总经理。1977年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1992年12月6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赵东方，男，42岁，河北省唐山市人，原系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成员。1984年因犯诈骗罪被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1993年2月25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杨绍琼，女，50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成员。1993年2月25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德全，男，41岁，海南省琼山县人，原系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房地产部聘用经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元龙，男，25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财务部聘用经理，系同案被告人熊道先之子。1993年1月14日被逮捕。
被告人：戴开业，男，28岁，海南省海口市人，无职业。1992年12月14日投案自首，1993年5月22日取保候审。
1992 年1月至4月间，被告人薛根和与被告人陈贻全经过共谋，以做生意为名，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四张，以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以下简称益通公司）的名义，分别汇往甘肃省物资交易中心10万元，陕西省咸阳市旅游公司产销部5万元，山东潍坊经济开发投资公司10万元，陈贻全自带汇票到陕西省咸阳市解付10 万元，总金额35万元。此款被陈贻全占有使用。
1992年6月5日，被告人熊道先代表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公司），陈贻全代表益通公司，双方达成“合并联合办公，共同办理出口山羊绒业务”的协议。熊道先提出急需解决100万元资金。经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共谋后，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填上100万元金额，以益通公司的名义汇往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分行第一营业所，由熊道先指使其子、被告人熊元龙自带汇票前往解付。解付后，熊道先将其中的50万元转到海南明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归还个人欠款，将337500元归还海南百威装潢公司欠款，提取16万元交给被告人赵东方、杨绍琼用于修改美元信用证条款的手续费，余款2500元由熊元龙作为解付汇票的费用。
1992年6月间，被告人赵东方、杨绍琼与熊道先、陈贻全、薛根和等人商定，由益通公司、远洋公司和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以下简称金龙公司筹备组）联合成立华南金龙企业集团公司。赵东方以办公司需要注册资金和调剂美元为名，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两张，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先后汇给金龙公司筹备组人民币共500万元，由杨绍琼指使其子赵卫（在逃）解付。其中，杨绍琼用100万元偿还贵州省贵阳电视机厂的欠款；赵东方用 12万元在唐山市购买私房，用110万元作为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的注册资金。同时，还汇到远洋公司的海口帐户9万元，分三次汇到益通公司的海口帐户共计140万元（其中陈贻全偿还广东省徐闻县粮油饲料公司的个人欠款561100元）。余款129万元被陈贻全、赵东方、杨绍琼占用挥霍。
1992 年6月中旬，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共谋，为支付香港国华银行开出的600万美元信用证的开证费，由杨绍琼与香港恒基公司蔡德基签订了所谓的山羊绒包装袋合同。同年6月17日和29日，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两张，以益通公司的名义，汇往广东省东莞市霄边商行人民币400万元，并由陈贻全将汇票带到广东省南海县交给赵东方、杨绍琼，再由赵、杨将两张汇票交蔡德基带到东莞市霄边商行解付。然后由霄边商行将人民币400万元兑换4494949元港币汇到香港宝生银行蔡德基妻子罗沛雄私人存折上。其中，蔡德基用于600万元美元信用证的开证费及中间人手续费2614000元港币，余款1880949元港币由港商邓××提取占用。
1992年6月18日，熊道先、陈贻全与薛根和密谋，以定购山羊绒需要资金为名，由薛根和将一张银行空白汇票带到熊道先的办公室，当着熊道先、陈贻全的面，按照熊道先提供的收款单位和帐号，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填写汇票金额200万元，并将汇票交给熊道先。熊指使远洋公司的业务员林晓彬到中国工商银行包头市分行环城路办事处解付。林晓彬按照熊道先的指使，汇回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大英山办事处45万元并提取现金，交给海南昌华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诗锦为熊道先、熊元龙、黄康仁、田静办理出国护照费用；汇105万元到包头市商检劳动服务公司，其中又转50 万元偿还熊道先在湖南株州对外经济贸易总公司的个人欠款，转呼和浩特市土畜产进出口公司40万元作为定购山羊绒的定金，10万元由马长春用于归还个人欠款；其余50万元由林晓彬提取现金后与熊道先、熊元龙等人共同使用。
1992年6月29日，熊道先、薛根和密谋策划购买房屋。薛根和将一张银行空白汇票带到熊道先的办公室，按照熊所提供的收款单位及帐户，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填写金额人民币400万元，并将汇票交给熊道先。熊指使黄康仁（在逃）自带汇票到广东省电白县解付，黄康仁将395万元转回远洋公司帐上。同年7月2日，又转到海南华秀开发承包公司3906757元用于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三号楼二单元和七号楼。除广东省电白县石化公司占用5万元外，余款43243元被熊道先占用。
1992年6月至7月间，薛根和与潘正东（在逃）多次策划盗取银行资金。薛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五张，分别以海南昌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远洋公司的名义，先后汇往湛江市、长春市、南海县九汇镇等地，由潘正东等人解付，总金额为人民币559万元。潘正东用其中180万元购买7辆轿车（组装件），尔后将其中5辆车转给熊道先的远洋公司使用。薛根和用其中228万元为远洋公司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三号楼二单元和七号楼提供购房手续费，办理房产证费、装修费、电话安装费，办理美元信用证等费用；用30万元购买海口市岭下村70号三层楼私人住宅一栋；用36万元购买海口市沿江西路433号三层楼私人住宅一栋；用162000元归还挪用海口市橡胶三厂经营部等企业款；以许雪梅、麦惠芳的名义存入银行（定期）40万元；余款29万元被薛根和挥霍。
1992 年8月25日，薛根和察觉事情将要败露，找熊道先、张德全、潘正东策划携款外逃。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以远洋公司的名义，填写金额人民币400万元，交给熊道先、张德全带到湛江市通过陈丹（在逃）解付。熊道先交给赵东方60万元，先后两次又转回远洋公司100万元；陈丹交给薛根和和现金40万元；薛根和外逃时在陈丹处取走现金13万元。案发前陈丹转回远洋公司191万元。
1992年10月9日，薛根和与熊道先、陈丹等人共谋，以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的两栋楼房需要装修费的名义，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填写金额人民币150万元，以远洋公司的名义汇往昆明市（收款人李可文），由陈丹在昆明解付后汇回远洋公司帐户。案发后由于发现及时，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将该款分录冲销，故未造成损失。
1992 年10月9日，赵东方打电话给薛根和、熊道先，谎称已经搞到6000万元港币汇票，但需要手续费人民币600万元，并将收款单位、解付银行传真到远洋公司熊道先处。薛根和与熊道先密谋后，由薛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以远洋公司的名义，按赵东方提供的帐号，将人民币600万元汇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公司怡新商店。由于薛根和在填写汇票时没有打盖密押，此款被及时发现扣押，未造成损失。
此外，薛根和利用本人掌管同城票据交换、综合的职务之便，分别于1991年12月5日、12月10日先后两次伪造两张进帐单夹进原两张同城票据凭证的进帐单中，与二三五暂收款项对转入帐，以假充真，将4710元分两次转入益通公司陈贻全处。陈贻全提出现金4650元交给薛根和，供薛挥霍使用。
薛根和还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涂改同城票据（代付）凭证的收款单位，编造假进帐单的手段，分别挪用海口市化工三厂、海口市大海服务部、海口市橡胶三厂、海口市轮胎厂等企业单位结算资金共6笔，计人民币162458.03元，用于他人做生意及归还陈贻全的欠款。
1992 年10月15日，薛根和在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东风办事处接到外地查询汇票电话后，觉察到自己和同伙的犯罪事实即将败露，便与熊道先、张德全、熊元龙以及被告人戴开业策划潜逃。熊元龙、戴开业即连夜开车将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送往广东省港江市。10月16日薛根和等人从湛江市郊劳务粮油公司购销部经理陈丹处提取现金后，由熊元龙开车把他们送到广西边境，当晚由戴开业找人带路，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偷越国境，逃往越南，案发后戴开业于1992年12月 14日到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
「审判」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等人，采取内外勾结，盗取银行汇票，擅自打盖密押，隐匿和销毁底联的手段，共开出银行空头汇票19张在外地银行进行解付，共同贪污公款3344万余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逐）。此外被告人薛根和采取伪造银行进帐单的手段，贪污银行代收手续费4710元。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与被告人薛根和相勾结，由薛根和采取盗取银行空白汇票，开空头汇票不上帐的手段，共同贪污银行公款。被告人薛根和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伙同贪污，均构成贪污罪的共犯。其中，被告人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本案主犯，被告人张德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本案从犯。被告人薛根和还采取涂改同城票据（代付）凭证的收款单位，编造假进帐单的手段，挪用海口市橡胶三厂经营部等企业资金共6笔共计人民币162458.03元，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偷越国境，情节严重，均构成偷越国境罪。被告人熊元龙、戴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有重大犯罪嫌疑而协助他们逃避法律制裁，将他们转移、窝藏，均构成窝藏罪。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本案各被告人的具体罪责如下：
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共同贪污人民币33444710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薛根和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6124650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2573912.34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陈贻全勾结薛根和并伙同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12354710元。陈贻全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175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人民币65941.7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熊道先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赵东方、杨绍琼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2050万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熊道先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749 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4685775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赵东方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熊道先、杨绍琼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赵东方与杨绍琼等人实际共同占用人民币311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12万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杨绍琼通过赵东方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杨绍琼个人挥霍并与赵东方共同占用人民币339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1264576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张德全受薛根和的指派，与熊道先一起参与解付400万元汇票的犯罪活动，是本案从犯。张德全归案后能积极协助检察机关抓获薛根和、熊道先等主要案犯，对侦破此案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熊元龙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窝藏犯罪分子，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戴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案发后尚能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并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对侦破此案起了积极作用，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共追回赃款人民币4974255.18元（不包括贪污未遂的600万元和工商银行冲销的150万元），追回赃物折款人民币6271570元，两项共计人民币11245825.18元，尚有14698884.82元没有追回，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的规定，于1993年8月13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薛根和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被告人陈贻全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被告人熊道先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四、被告人赵东方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五、被告人杨绍琼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六、被告人张德全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七、被告人熊元龙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八、被告人戴开业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九、以下追缴的赃款赃物，依法退回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对依法不应退回的，上缴国库。（赃款赃物清单略）
十、本案中尚未追回的赃款赃物及与本案有关的查封、冻结的财产依法继续追缴处理。
宣判后，薛根和服判不上诉。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以他们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为理由提出上诉，熊元龙、戴开业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理由提出上诉。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1）项的规定，于1993年8月28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死刑复核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确认一、二审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于1993年9月9日依法作出刑事截定如下：核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被告人薛根和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陈贻全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熊道先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赵东方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杨绍琼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评析」
本案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贪污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薛根和骗取银行巨款的行为定贪污罪没有异议，但对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能否定贪污罪，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在主观上缺乏贪污的故意，客观上他们的行为是分别代表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和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实施的，是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法律上没有法人犯贪污罪的规定。所有款项均用于公司费用，他们并未非法占有，中饱私囊。而且他们四人均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的问题。因此，他们的行为均不构成贪污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理由如下：
（1）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多次勾结薛根和，由薛利用职务之便盗取银行空白汇票，他们向薛提供收款单位及帐号，并参与填写汇票。汇票填好后，又由他们亲自携带汇票或指使他人去外地解付，进行占用。杨绍琼明知汇票是薛根和从银行盗取的，却指使他人解付并共同占用。这表明他们主观上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2）陈贻全所在的益通公司和熊道先所在的远洋公司经查均没有国有资产，注册资金来源是诈骗所得的赃款，在经营过程中没有按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关制度进行管理，分配方式也不是按全民所有制企业分配方式进行的。上述两公司是名为全民所有制实为个体的企业。且益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贻全的时间是1992年8月24日，在这以前陈贻全没有任何法人授权委托书。熊道先虽然有远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但其实施的行为已超过了授权委托范围。因此，陈贻全、熊道先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法人行为，应由他们个人负责。赵东方、杨绍琼所在的贵州金龙公司的注册资金是赵、杨勾结薛根和等人伙同贪污银行的公款，且该公司是在1992年10月12日注册登记的，而本案案发时间是在1992年10月15日，在此以前赵、杨使用贪污款所进行的经济往来是个人行为，并且是非法的。再者，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参与贪污所得的赃款，绝大部分用来购买私房、金银首饰、豪华小汽车和其他个人挥霍。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3）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虽然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无职务之便可以利用，但他们与薛根和相互勾结，伙同贪污。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上述第二种意见，认定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是正确的。
⑺ 金融犯罪的特征是什么
由金融犯罪的定义可知，金融犯罪具有以下特征：
侵害的客体是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时金融管理秩序本身也是国家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一些严重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予以刑罚处罚，是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
金融犯罪的客观表现金融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货币、贷款、结算、证券、外汇、保险等金融管理法规，非法从事金融活动或其他相关活动的行为。
金融犯罪的违法性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行政违法性，其二是指刑事违法性。在一定意义上说，金融犯罪的行政违法性是其刑事违法性的前提，而刑事违法性则是行政违法性发展的结果。另外这里所说的金融管理法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有关金融法律，而且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内部规章制度中有关金融管理方面的内容。
金融犯罪的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两种可以成为金融犯罪主体的单位有：1.拥有外汇的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如逃汇套汇罪的犯罪主体便是这类单位；2.证券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管理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业自律性组织等，这些单位往往成为证券犯罪的主体；3.其他组织。
可以成为金融犯罪主体的个人，主要有：1.负责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如非法发放贷款罪的主体；2.从事证券交易的人员，如证券犯罪的主体；3.其他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个人。
金融犯罪在主观方面-般由故意构成，而且往往是直接故意如伪造货币罪、贷款欺诈罪、信用卡欺诈罪、票据欺诈罪、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罪，保险欺诈罪等均由直接故意构成，但有些金融犯罪也可由过失构成，如非法发放贷款罪即是如此。
伪造、变造货币罪的刑事责任伪造、变造货币罪的概念所谓伪造、变造货币罪，是指仿照国家货币的外部形状特征，非法制造货币，意图使之进入流通领域，妨害国家货币管理制度的行为。
伪造、变造货币罪的构成特征：
①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货币管理制度。在我国，人民币是惟一的国家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惟一的货币发行机关。
伪造、变造货币的行为侵犯了国家的货币管理秩序，扰乱了正常的货币管理秩序，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及人民群众的利益。
②本罪客观上必须有伪造、变造货币的行为。所谓伪造货币，是指按照现行流通的国家货币的式样、图案、颜色、特征、质地等，用描绘、印刷等方法，制作假币以冒充真币的行为。
所谓变造货币，是指对真实的货币，采用涂改、拼接、挖补、剪贴等方法进行改制，致使真实的货币票面价值增加，从而侵犯国家货币管理制度的行为。
③本罪在主观上必须具有犯罪的直接故意，并且具有使伪造、变造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的意图。
④本罪的主体。本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即具备刑事责任条件的任何人都能构成本罪的主体。当然，由于伪造、变造货币，需要一定的技术，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实施伪造、变造货币行为的人大多精通印刷、绘画、美术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⑻ 金融犯罪的种类有哪些
金融犯罪，指发生在金融活动过程中的，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诸如洗钱、金融诈骗等均是我们日常生活里所熟悉的金融犯罪类型。
分别按照行为方式分、按照侵犯的主客体不同分、按照实施主体的不同分：
①按行为方式分：诈骗型金融犯罪、伪造型金融犯罪、利用便利型金融犯罪、规避型金融犯罪
②按侵犯的主客体不同分为：危害货币管理制度的犯罪、危害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犯罪、危害金融业务管理制度的犯罪
③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分为：针对银行的犯罪（外部犯罪）和银行人员职务犯罪（内部犯罪）。
以上就是对金融犯罪种类的详细内容介绍。近年来，我国的金融体制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决定性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因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金融已然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但是我国目前对金融的立法还不够完善，对金融机构监管措施的不规范，使得金融领域中各种新型的犯罪层出不穷，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希望上述文章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⑼ 互联网金融关于融资租赁的主要法律风险有哪些
（1）就笔者经验而言，目前市面上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合作的资产端大多属于关联关系或间接控制关系，变相自融或变相占有资金池，难免有“为自身或变相为自身融资”或“直接或间接接受、归集出借人的资金”之嫌疑。但就基于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业务角度，与有关联关系的融资租赁公司合作，可以加强对底层资产端的风控以及降低合作成本（即使真的毫无关联关系，个别互联网金融公司也要创造条件进行间接控制）。当然，就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公司法、网贷新规的穿透性审查以及刑法对犯罪行为的实质判断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里的边缘空间应审慎监管。
（2）部分融资租赁公司以“虚构租赁物、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标的为租赁物、未实际取得租赁物或租赁物合同价值与实际明显不符，以融资租赁名义实际从事资金融通业务行为”，与互联网金融公司合作，从事违规放贷行为。
（3）部分融资租赁公司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对债权或租赁物收益权拆分并转让给投资人以及承担回购或担保义务，或通过保理通道、资管通道，涉嫌“开展类资产证券化业务”。部分融资租赁公司利用通过转让所得的资金再次投入新的租赁项目，然后再次利用网上投资人的资金置换租金债权而循环运作，则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法律风险。
（4）租赁物的租赁期限较长，融资租赁期限一般是一年到三年，而为了配合互联网金融平台募集资金，部分标的涉嫌期限拆分问题。个别标的物的租赁金额较高，与网贷新规的限额问题有一定的冲突。债权与抵押权的分离也是常态。
（5）税务问题。融资租赁公司对客户应收债权的利息收入要缴纳增值税，但融资租赁公司与互联网金融平台合作融资时，投资者无法开具发票，这样就无法进行税收抵扣，会推高融资租赁融资成本。我国网贷投资人的主体概念模糊，在司法层面是出借人，在金融层面是投资人，在监管层面是金融消费者，网贷投资人的投资所得收益如何缴税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⑽ 金融类犯罪罪名包括哪些
按照《刑法》规定，金融犯罪主要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四节、第五节所规定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