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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经济学 2021-06-17 16:24:20

传统金融机构为什么要转型如何转型

发布时间: 2021-05-25 14:06:55

1.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怎样协调发展

个人认为很难,双方在资金募集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转型是一个艰巨漫长的任务,同样,让既得利益者全面房开互联网金融也很困难。
目前双方的交集主要在一些资管产品,基金,私募的网络销售。以及一些银行风控、理财体系外的投融资需求进行合作

2. 传统的金融向互联网金融转型的原因有哪三点

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有五大不同:
一、定位不同:互联网金融主要聚焦于传统金融业服务不到的或者是重视不够的长尾客户,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规模效应和较低的边际成本,使长尾客户在小额交易、细分市场等领域能够获得有效的金融服务。譬如互联网金融的一个细分领域,房产抵押市场,以为用户提供便利的房产抵押融资服务为核心内容,客户群体多为拥有个人住宅式房产的中产阶级用户。
二、驱动因素不同:传统金融业是过程驱动的,注重与客户面对面的直接沟通,在此过程中搜集信息、建立管控风险、交付服务,互联网金融是数据驱动需求,客户的各种结构化的信息都可以成为营销的来源和风控的依据。
三、模式不同: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机构都在积极的运用互联网的技术,但是模式设计上是有差别的。前者是线下向线上进行拓展,努力把原有的基础更充分的利用起来,提升服务的便捷度。而互联网金融则与之相反,普遍都采用O2O的抵押模式,例如互联网金融下的房贷一般开创线上申请、审核,线下审批签约公证、抵押相结合的新模式,这种采用线上向线下拓展的模式在挖掘客户上具有强大的优势。

3. 互联网+金融,金融机构该怎么转型

大数据时代,数字化金融,看你是一些什么金融机构了,金融机构转型就是数字化+实体相结合,利用现有的平台推出自身的产品

4. 如何评价京东金融要做金融机构生意的转型

京东做购物已经有很多年了,他的目的不仅仅是多购物,更多的是做一个购物生态链向淘宝看齐,京东金融,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购物的一站式的体验。

5. 大家如何看待现在许多金融机构比如银行把金融科技作为转型突破口

银行数字化转型是趋势,比如极融,可以帮助中小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建设消费金融网贷系统,构建大数据风控数据体系与系统,信贷反欺诈与平分模型,对接优质流量等。

6. 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将出现什么发展趋势

2014年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2015年两会提出“互联网+”,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条件。招商教父鲁银刚在接受《经理人》采访时也提到: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打车市场一样,互联网金融也被认为是颠覆传统行业的一个重要领域。下面招商快车研究中心就互联网金融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等作简单分析。
一、互联网金融现状:发展快,覆盖广。
2014年2月支付宝推出余额宝,引发互联网金融热潮,腾讯、网络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加入战局。方兴未艾,蚂蚁微贷、P2P网贷平台、众筹等平台悉数登场,互联网金融呈现多种模式蓬勃发展。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优胜劣汰,传统金融机构强劲。
由于“互联网金融”概念出现的时间太短,互联网金融缺乏相对应的管理对策,以P2P为例,P2P网贷准入门槛低且缺乏管理,乱象丛生,不少网贷平台先后曝出“倒闭跑路”事件。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风险控制能力较强、成本控制能力较强及更具资金实力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将会继续生存,其他企业将会被收购兼并,行业正在洗牌。
不可忽视的力量——传统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证劵等传统金融机构具备殷实的基础,虽然起步更慢,在互联网思维的引导下,招商银行推出微信银行;近日工商银行成立互联网金融营销中心统筹“e-ICBC”及融e购、e支付、线上POS等相关业务。传统金融正在不断转型和积极应对变革,在政策的支持下,传统金融机构会更有爆发力,更值得期待。
三、互联网金融的制约因素
互联网金融是依托于风险管理、信息安全的互联网技术。大环境下,互联网金融相关政策尚不完善,企业内部管理也缺乏实践,风险管理能力不强,制约互联网金融企业发展。互联网信息安全问题突出,网络金融漏洞不容忽视,一旦遭遇黑客攻击,互联网金融运作会受到影响,甚至危及用户资金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7. 传统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形态与非互联网形态有哪些优势

1)面对的用户群不一样,传统行业可能面对 的是分销商,再到普通用户,互联网直接面对所有用户
2)节奏不一样,传统行业的每个改进节奏可能是年为单位,互联网以周为单位,快速调整
3)管理模式不一样,传统行业可能固定的团队持续很久,互联网行业像变形虫一样,随时可能因为需求调整团队结构
4) 针对网络的需求,互联网行业由于比较充足的技术积累,会跟上需求的节奏
2.从上可见,传统行业需要的改变
1)从思想上观念上,不再用分销思想看自己的产品,而要考虑全互联网用户的盘子
2)节奏上需要加快小步快跑,不断更新
3)需要根据需求不断的更新各个小团队结构4)需要积累一些网络技术人才
“互联网+”企业就是四个互联网化。
(1)营销模式互联网化:心之力用互联网技术来发现需求、降低沟通成本利用O2O来更精准的发现用户需求,最大化的降低营销成本。
(2)产品模式互联网化:心之力用互联网技术来优化流程、提高效率用互联网研发产品的模式来改进生产环节,尽快的将产品投向市场,让用户参与产品试验,并根据用户的反馈进行改进,将用户反 馈囊括在纠错机制之中,形成内部创新的标准化体系,加快产品的更新周期,实现快速迭代。
(3)管理模式互联网化:心之力用互联网思维武装全体人员,用互联网精神来改造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和产业的上下游价值链。“平等、开放、协作、分享”既是互联网精神,也是传统企业互联网化 的思想基础,甚至可以说是衡量一个企业能否开始互联网化的重要指标。
(4)商业模式互联网化:心之力用互联网模式开辟新业务,整合内外资源用互联网的玩法重构整个商业价值链,针对现有业务进行内部赛马和自我革命或跨界颠覆。例如腾讯用微信攻击手机QQ,马云 给淘宝无线下的命令就是干掉淘宝,顺丰用“线下网店”嘿客来颠覆物流业。四、为什么现在大家现在把转型的焦点都放在电商方面?因为目前多数企业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销售乏力,所以如 果能增加销售渠道,扩大销量自然深受老板们的亲睐。但可以很负责的说电商只是互联网转型其中的一个子模块,而且销售的问题不仅涉及到产品研发、生产,也涉及到战略等方面。雷军也 说:“今天大家可能更多地认为向互联网转型仅仅是电商化,电商确实提高了渠道效益,但更为重要的是用互联网思想来武装自己。不是把产品放在互联网上就是互联网公司,要用互联网的思 维做事情。

8.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9. 如何看待金融业的种种变革

我们处身于金融时代。现代社会,人们因为持有信用卡、炒股票、买保险与银行、证券、保险发生联系,还会购买余额宝、银行理财,参与众筹,我们很难与金融绝缘。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们的浏览记录、购物行为也会被采集,成为互联网企业预测消费与投资行为的素材。更何况金融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配置资源,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要素,不可或缺。
金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金融业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中,从机构设立、业务准入到定价机制,管制无处不在。片面的看,金融的历史就是金融管制的历史,金融业的创新是在突破金融管制,金融业门外的“野蛮人”颠覆传统金融的产品也是他们受到较少管制的结果。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几年金融业的种种变革?这成为“鸿儒论道”在金融领域选题的主要问题来源。
宏观尺度上,中国金融体系是在两条鲜明的主线的引导下发生变革的:利率市场化与金融风险。《利率市场化势如破竹》指出,随着银行理财、信托等融资渠道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正处于加速状态,金融脱媒现象明显,新兴金融机构开始活跃。利率市场化推高了传统企业的融资利率水平,也释放了风险。传统金融不得不开始艰难的市场化转型。
自2010年以来,金融体系风险是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体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债务水平较高是其最直接的显现。《企业债致中国金融体系风险高企》采用信贷与GDP的缺口指标计算中国社会债务水平,中国的阙值显着高于10个百分点,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三季度的缺口指标为18。4个百分点,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传统研究里面的警戒线水平,其中企业债务金融风险是中国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来源。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债务没有风险。《货币幻境下的地方债悬崖》估计算了中国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2012年底,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28。5万亿元左右,省、市和县三级地方政府占了16。5万亿元。按三种偿债率口径计算,地方政府都需要普遍、持续的借新还旧,它们实际上在玩庞氏游戏。金融体系风险的高与低及风险化解的进程直接决定着金融业改革的推进力度和策略。
微观尺度上,中国金融变革在两个维度展开:传统金融的突围和新金融生态的颠覆。过去三十年的金融也是传统金融机构转型的历史,金融机构从政府部门中分离,不断的分化、多元化,形成今天银证保分立的格局,同时还存在大量的民间金融。在利率市场化等的冲击下,分业经营格局受到严重的影响,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突破了现有的监管框架,影子银行即是一例,也是今天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低利率、信贷扩张、通胀、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的根源。《影子银行内幕》认为影子银行的资产质量并不亚于银行贷款,而且他们规模太小,还不足以威胁银行系统。相比之下,互联网金融中的P2P贷款,没有担保的P2P难成大器,易在竞争中落败,有担保的P2P则抬高了经营的难度,也限制了规模,其生存难度要远远超过其他金融业态。
传统金融机构不仅遭受新金融业态的冲击,金融业内部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向银行集中。《保险业能否飞得更高》指出保险业趋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保险作为风险保障的主业发展缓慢,既制约了保险行业的扩张,也让行业的发展方向不明。新形势下,保险业在资金运用、寿险费率市场化、偿付能力新标准、保险销售渠道创新等已经有了很多突破,在更市场化的环境下,对保险机构及其监管也是不小的挑战。
与私人财富增值最密切相关的莫过于证券市场了。为什么炒股不赚钱?为何经济牛而股市熊?《最牛经济难为股市另辟蹊径》以国别、时序等数据为基础,对比股市风险、股票定价、公司上市过程、退市过程以及关联交易等问题,中国股市被经济增长远远抛离并不意外。从问题的主次来看,上市门槛高与退市惩罚机制弱是股市与经济脱钩的主要原因,《资本市场该有怎样的制度改革》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多层次市场命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创新原则等四个层面梳理了改革的难点,也给出了资本市场顶层设计的图景。其中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行将结束,以IPO注册制与转板通道等上市、退市机制再造中国股市,中国股市前景可以期待。

10. 怎样实现传统银行业务向互联网金融转变

基于高级的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互联网金融开始出现各类创新的业务模式,这些创新突破传统业务范畴,建立了全新且高度依赖于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发展的业务模式。互联网金融在给社会大众带来了更好的体验、更多的选择,增进了社会的整体福利的同时,它的出现及快速发展,使商业银行面临客户流失、业务萎缩的危险,传统经营服务模式面临变革,对传统的金融理念、金融模式、金融业务和金融监管体制带来了影响和冲击,改变着传统金融机构的生存业态,也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了市场化竞争的新思路和创新活力,推动了传统金融机构的积极转型和变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