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不是葯神》火了，便宜到嚇人的印度葯靠譜嗎
《我不是葯神》正在熱播，影片講述的是無錢買葯的白血病患者意外發現印度仿製葯不僅便宜還好用。比如白血病特效葯格列衛可以讓慢粒白血病患者10年生存率從不到50%提高到90%，在中國價格為23500元一盒，一盒為一個月服用劑量。但在印度，只要1000元，甚至可以壓價到200元一盒。
減按3%徵收進口環節增值稅、罕見病用葯簡化上市要求，同時會有更多的進口抗癌葯納入醫保范圍，隨著抗癌葯新規逐步落地，各有關部門正積極落實抗癌葯降稅的後續措施，督促推動抗癌葯加快降價，爭取讓群眾早用上、用得起好葯，逐步減輕重大疾病患者的醫葯費用負擔。
『貳』 進口未批境外新葯不再算假葯，該政策的推進是否得益於《我不是葯神》的熱播
確實有一部分得益於《我不是葯神》的熱播。電影傳媒的影響是很大的，傳播的理念深入人心，就會推動一定領域的發展，類似於韓國的《熔爐》。8月2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再次審議葯品管理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修訂草案），其中對何為假葯劣葯，作出重新界定。
一位研究醫葯立法方向的專家表示，像陸勇案、聊城假葯案這樣的事件，將來很可能會有類似情況出現，葯品管理法修訂後，監管部門在處置此類事件時將有更完備的法律依據。上述專家認為，此次修訂草案在法律上給代購海外新葯「開了一個小口」，但並不意味放開，海外代購依然存在法律風險。
『叄』 《我不是葯神》，專利葯為什麼貴
5000~10000種化合物在試驗室中被合成和研究；篩選出其中250種進行動物試驗；斃掉絕大多數後，剩下大約5種進入臨床試驗，經過一期二期三期在人體的測試，最終1種成為注冊的新葯，可以進入市場了。這個過程需要10~15年。平均下來，一種新葯從開發到上市耗資12億美元~如果一種新葯研發，耗資12億美元，但能擁有知識產權，就真的不貴了。
理由：1)全球葯物前100強，中國是零。如果能零突破，12億美元就不貴。
2)在其它領域投資過萬億的，也是顆粒無收，譬如晶元。1萬億人民幣，可研發超過100種新葯了。
3)中興被美國罰款一次就13億美元。
『肆』 《我不是葯神》里的格列寧，為什麼會變成了「神葯」
電影《我不是葯神》開頭，中年落魄的主角程勇第一次來到印度的格列寧仿製葯廠時，面對印度廠長，篤定地吐出這四個字。
生意失敗，孩子即將隨前妻移民，老父親等錢手術，電影設計了這個千瘡百孔的生活窘境，為程勇冒險走私印度仿製葯的行為賦予了一點正當性。他需要回國賣掉這些別人的救命葯，換取足夠的錢，再去換父親的命。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確實是一樁違法的生意。而這樣的「商機」之所以存在，反映的是現代醫學運行邏輯的數個難解矛盾之中，可能最為殘酷的那一個——
生命或許是無價的，但救命的方式總是有價，而且還經常很貴。
像電影里演的，正版葯3.7萬，印度仿製葯零售2000元，批發則只需要500元。這是一道太過簡單的算術題。唯一的問題是，這么做是違法的。
但是，「為了救人命而違法有什麼錯」？正是在這個邏輯之下，印度政府為仿製葯打開保護傘，印度成了仿製葯的天堂。
『伍』 《我不是葯神》居然能上映，國內現狀已經得到改善了嗎
《葯神》電影的上映可以說是國產電影的驕傲，而國內仿製葯市場的日趨規范與完善，讓癌症患者的現狀得到極大改善，同樣可以說是國產葯的驕傲。以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吉非替尼為例，隨著首款國產吉非替尼伊瑞可於2017年上市，現在患者從正規渠道就能買到放心、低價的國產仿製葯，再也不用遊走於灰色地帶，為生命和明天而擔憂。
『陸』 江蘇豪森葯業集團有限公司股票代碼
江蘇豪森葯業集團有限公司股票代碼為HK3692。
江蘇豪森葯業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1995年，目前已發展成為集化學、生物葯物研究，醫葯中間體、原料葯合成，制劑製造和產品銷售於一體的醫葯集團。公司連續多年位居中國醫葯工業企業百強榜前30強，是國家重點高新技術企業、國家技術創新示範企業。
2019年6月14日，豪森葯業（上市主體名為「翰森制葯」）正式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最終發行價為區間最高定價，每股14.26港元。在未行使超額配股權情況下，所得款項凈額76.4億港元。
(6)我不是葯神上市公司擴展閱讀：
豪森葯業產品領域涉及中樞神經系統、抗腫瘤、抗感染、糖尿病、消化道和心血管六大領域，主要產品包括抗腫瘤葯物普來樂、抗感染葯物澤坦、糖尿病葯物孚來迪等。其生產的格列衛（昕維片劑），就是電影《我不是葯神》中「格列寧」的仿製葯。
公司在江蘇連雲港、上海張江分別建有研發中心，並形成包括葯學研究、臨床前研究、臨床研究和注冊申報的完整研發體系。公司擁有擁有片劑、膠囊劑、顆粒劑和注射劑等生產線，已通過國家GMP認證。原料葯生產已通過美國FDA認證，並遠銷歐美。
『柒』 電影（我不是葯神）天價葯是由於高研發成本真相如此嗎
電影《我不是葯神》的情節似乎讓公眾產生了某種誤解，他們認為專利葯雖然「救命」，但對於患者來說，「救命葯」也是「天價葯」和「奪命葯」，甚至還有人認為，「天價葯」的罪魁禍首就在於葯品的專利保護。 我國自1984年制定專利法以來，專利制度在促進創新成果的形成、轉化和保護方面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例如，我國在白血病、抗癌葯等領域打破國外專利葯物的壟斷，有效地緩解了人民群眾的用葯困難。但是，也恰恰是在這些醫葯領域，由於某些專利葯品定價過高，導致人們對於專利保護產生不少誤解，認為是專利壟斷導致「天價葯」的存在。 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在醫葯領域，人們會刻意忽略專利保護對創新的激勵作用，而更加著眼於葯品的專利保護會阻礙患者低價地獲得「救命葯」？ 在筆者看來，這或許與醫葯領域的特殊性有關。這種特殊性體現在：葯品的研發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尤其是新葯研發存在「10年10億美元」的說法，即新葯研發周期一般需要耗時10年，花費10億美元；同時葯品臨床試驗的審批時間長，大量消耗葯品專利的保護期限，也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創新葯搶占市場的機會。
一方面，葯品研發的高投入、高風險要求專利制度為其提供保障，確保其前期研發投入能夠得到合理的回報，否則沒有任何一家葯企甘願去做新葯研發；另一方面，葯品在治病救人方面的特殊作用，又要求葯品的研發者和生產者更加便民利民，否則也違背了葯品研發的最終目的。
面對這看似矛盾的兩個方面，怎麼辦？
筆者認為，還是要辯證地看待這一問題。針對創新葯的保護問題，為激發創新葯企的創新動力，確保仿製葯廠「有葯可仿」，患者「有葯可吃」，專利保護還是要嚴格執行，並且要針對實務中存在的專利葯品實際保護期限過短、上市審批時間過長等問題完善相關制度。而針對「天價葯」等現象，則可以通過國家加大醫葯領域研發投入、完善醫療保障制度、剔除葯品流通環節的不合理加價，鼓勵仿製葯廠積極仿製等方式，確保患者能夠以更親民的價格獲得「天價葯」。
所以對葯品而言，創新葯仍然是基礎，「天價葯」的症結並不在於專利保護。
（北京安傑律師事務所 陳志興） 摘自人民網
望採納，謝謝
『捌』 《我不是葯神》為什麼能夠火遍網路
引用人民日報的評論
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思聊工作室 黨報評論君
睡前聊一會兒，夢中有世界。大家好，昨天從影視角度聊完《我不是葯神》，今天我們繼續從「葯」的角度聊，這是你們更關心的話題。
《我不是葯神》對大多數醫葯界人士來說，估計都能聯想起當年轟動一時的「陸勇」案。現實中的陸勇是一名慢粒白細胞患者，給自己買葯也幫助病友代購印度抗癌葯，這些葯品在國內屬於未經許可的假葯，被捕後，在病友的強烈聲援下最終釋放。
故事在博得大家的淚水同時，也讓癌症患者及家庭成為關注焦點。近年來癌症發病率居高不下，醫葯費用令人咋舌，患者及家庭想盡一切辦法籌錢看病，最費錢的一筆支出當屬抗癌葯品。這些抗癌葯品動輒幾千上萬元一盒，一年幾十萬元的買葯費用，一般人家都難以承受。這也是影片男主角之所以被患者稱為葯神的重要原因——葯便宜了，買得起，命也就「續」上了。
很多人一邊看電影一邊擦眼淚，估計還會一邊罵這葯怎麼就那麼貴，謀財害命啊！醫葯界人士聽到這個話，估計多半會搖頭，並感嘆「真是兩難」啊。如果葯價下降，對患者利好，但是對制葯公司來說，沒有利潤就意味著再也沒有動力去研發葯品，將來或將無葯可用；如果葯價不降，醫保來埋單，國家財力有限，降了這個葯，其他疾病群體利益就被「擠出」，究竟給誰埋單好？如何降價、怎麼降、降幅多少，這需要政府、制葯公司、醫保、醫生、患者多方面的博弈。同時，各國對全球創新專利葯的政策差異，也影響著價格高低。
一片不起眼的創新專利葯，背後是一場制葯公司的豪賭。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研發投入、長達十幾二十年的研發周期、一期接一期不允許失敗的臨床試驗，只為了「賭」其有效、特效，換來20年的專利保護期，實際上等到新葯上市後，基本只剩七八年專利期。業內有一句話概括了這種「豪賭」：「第一片葯生產出來需要花費10億美元。」
那麼，患者就必然要為這么貴的葯埋單嗎？不一定。
首先，新葯專利期到期後葯價會斷崖式下跌，這時與專利葯生物性、有效性一致但便宜很多的仿製葯，會集中進入市場，價格會在市場競爭下越來越低。
其次，國家還可以立法強制許可仿製。按照約定，各國可以在本國出現公共健康危機的時候，實施葯品強制許可，即使是專利期內的葯品，也可以強制許可仿製。影片中男主角從印度帶回的葯品就是強制許可仿製葯品。按照入世協議，發展中國家對專利保護有10年過渡期，印度利用過渡期發展仿製葯產業，10年過去後，依然想辦法強制許可，以保護仿製葯產業發展。而我國遵照協定，不允許強仿。但是話說回來，印度葯不一定就是便宜的「神葯」，其中也不乏假葯、無效葯，印度制葯工業水平只是發展中國家水平，仿製能力仍有待提高。
第三，葯價也可以談。一方面，葯品的定價，還要看臨床效果，以及惠及的人群，如果效果只是有點用，或是只惠及很小一部分人群，則需要重新評估其價值，與制葯公司商量價格。一些國家有專門機構，用健康經濟學來衡量葯效，讓葯品費用更物有所值。另一方面，有些國家醫生群體替患者出面與制葯公司協商定價。2016年、2017年，我國已經啟動兩次醫保談判定價，十幾種抗癌靶點葯物通過談判實現大幅降價並進入醫保目錄，一些葯品價格甚至被「腰斬」，大量患者都能吃得起。比如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易瑞沙，月均葯費從15000元降至7000元，而曲妥珠單抗（俗稱赫賽汀 ）則由一支2.2萬元，降到7600元。今年，進口抗癌葯品還要實現零關稅。
當然，我國有很多過了專利期的葯品仍然採用原研葯模式來維持原價，這也是一個大家詬病的現象。這與不合理的市場環境、定價模式有關，也與公眾願用進口葯、不愛用國產葯的用葯習慣有關。我國的創新研發能力、仿製能力較弱，難以與這些專利葯形成競爭，公眾用葯習慣則助推了這一「惡果」。這需要從根本上重視、提高創新研發能力，推動良性競爭環境形成，生產出高質量的創新葯品和仿製葯品，才能有市場話語權。
今年4月，國務院出台《關於改革完善仿製葯供應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見》，提出制定鼓勵仿製的葯品目錄，高質仿製葯進入上市葯品目錄集。並從研發、生產、采購、支付、使用全鏈條，為高質仿製葯替代原研葯鋪平落地路徑。仿製葯是各國控制治療成本、提高患者用葯保障水平的重要手段。上述兩個目錄，被視為中國從制葯大國邁向制葯強國的重要舉措，業界稱「中國仿製葯行業有望迎來春天」。
雖然說，一邊要首創，一邊要高質量仿製，路還很長，但是從國家上述動作、出台的各類措施中，不難看出國家的決心。國家醫保局的成立，更是讓合理葯費想像有了堅實基礎。
影片簡單直白卻備受關注，正是復雜而糾結的現實給了電影巨大創作空間。看電影不需要多長時間，改變現實卻要全國每個人用無法丈量的長時間來實現。因此，且給國家一些時間，畢竟我們是人口第一大國，發展中國家，還面對著無止境的各類醫療葯品需求。這正是：為生命亮起綠燈，讓吃葯不再兩難。（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思聊工作室·李紅梅）
『玖』 為什麼2018年對最佳影片都指向《我不是葯神》
藝術上平庸，話題上敏感，尺度恰到好處，剛好能通過大陸審核，如果批判性再強一點，拍的像《活著》《鬼子來了》《盲井》就只能和這幾部一樣，淪為國內禁播。
『拾』 《我不是葯神》未映先火的原因是什麼
《我不是葯神》的成功在於走「現實主義路線」，不僅描寫民眾真實生活和內心想法，而且直擊癌症患者看病難和看病貴這個民生痛點。
2018年6月30日《我不是葯神》開啟全國分時段超前點映，收獲票務平台評分9.7分的絕佳成績。一部電影還沒上映，卻迎來幾乎零差評；在上海電影節的首次放映，更是引得觀眾紛紛飆淚——這就是寧浩與徐崢第五次聯手的電影《我不是葯神》。
癌症是最易受到關注的一類疾病，癌症患者的看病難與看病貴，也極具代表性和指標意義。從情理上說，當進口原研抗癌葯的價格高不可及、國外又存在質優價廉的仿製葯時，若秉持尊重生命的理念，應該允許患者自己獲得這些仿製葯。
但從法理上講，一切未經批准在國內上市的葯品都屬於「假葯」，販賣假葯屬於違法行為，治病不能成為違法的理由。
當法理和情理出現沖突，是以法理為重，還是以情理為重，的確是一個兩難的選擇。這部電影拋出這對矛盾，引發人們對這道難題的深入思考。
調和這對矛盾的最好辦法，是讓這些葯在國內市場合法化，具體的做法是，擴大抗癌葯進口，並大幅降低價格，提升進口抗癌葯的可及性，使質優價廉的進口抗癌葯很容易就能夠獲得。
這段時間以來，進口抗癌葯持續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家在這些方面採取了諸多相應舉措，譬如加快進口抗癌葯在國內市場的上市審批進度、實行零關稅等。這些舉措，也受到患者和公眾的認同和贊許。
這部電影的推出時間正好落在了當前這個關注熱點上，可以說正好切中了公眾關切。一定程度上，它也說明，公眾對此事的關注熱情。
這部電影的魅力提前展露，也承載著患者對未來的期待。進口抗癌葯的價格高低，關稅只起一部分作用，供需關系、議價機制、市場競爭等，都對葯品的價格產生較大的影響，零關稅等舉措只是降低進口抗癌葯的開始，後續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電影在這方面展現出的期待，就是癌症患者的期待，能夠說出許多觀眾心裡話的電影，自然更容易受歡迎。
既富有對法理的洞察，又極具現實意義，既讓人想到過去癌症患者用葯的艱難，又讓人看到當前正在進行的努力，還讓人對未來充滿更多期待，再加上其他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現，這樣一部電影未映先火，也就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