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蘇東坡為了不參加王安石變法寫了什麼
宋神宗即位後，欲奮發有為，心裡對遼與西夏隱藏著一段國恨家仇。於是專任王安石主持變法。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開始執政。這個月里，蘇軾兄弟剛剛服喪期滿回到汴京。安石在朝，得皇帝的專任，獨行其是，大家只好暫時緘默，整個行政中樞，幾成癱瘓，只有王安石一人，在唱獨角戲。
新法的目的，完全側重財政需要。宋朝老百姓的稅負甚重，熙寧時全國的歲入，比唐代已經高出二三十倍，生產總額的增加有限，哪裡還有增稅的餘地？聚斂造成民生的痛苦，是持重的舊臣群起反對之最大原因。
蘇軾還朝，被投閑置散，所謂職務（官告院），不過司官方辭章的撰制而已。
熙寧二年（1069）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均輸本以 「從貴就賤，用近易遠 」調節物資，平定物價為主，用意很好。不過此事如由政府來做，不免有官營買賣、與民爭利之嫌。
短短的兩三年間，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相繼興作，令行天下。
新政的重點，在於富國，是要以政治的強制力量來達到充裕府庫的目的。君相之意如此，奉行的官吏就變本加厲，唯利是圖，使青苗法變成強派的 「必借之債 」，免役法使貧民不免於追逋，保甲法使農民不得安於畎畝，市易法成為不肖官吏的市利之具，不但流為 「聚斂 」，甚至不惜嚴刑以求利，斫喪國本，為害甚烈。
蘇軾堅決反對新法，他的語言文字，又那麼憤激，含有非常強大的煽動力量，足以風動四方，元老重臣們或多或少會受他言論的影響。於是，在王安石眼中，蘇軾成了一個可惡的游說之士，是反對派領袖司馬光幕後的智囊人物。
熙寧二年（1069）九月，實施青苗法，引起朝廷內外一片反對的浪潮。
青苗法是用政府糴常平米的本錢，春散秋斂，借與農戶，出息二分，本意在於青黃不接時，救濟農民的睏乏。不料付諸執行，官吏竟將此一優良的社會融資政策，變作政府放債取息，增加庫收的工具。政府竟自成了盤剝重利的高利貸，難怪范鎮要說：
「物議紛紛，皆雲自古來未有天子開課場者。」
宋代老百姓的租稅負擔，已經非常沉重。青苗法不但重利盤剝，實行後，產生一個最大的流弊，就是 「抑配 」，即強迫攤配。原來詔令規定青苗錢的貸放是 「取民情願 」則與之，不許追呼、均配和抑勒。而提舉使務以多散（放）為功，訂立各郡的定額，州郡要達到定額，只能不分貧富，像配給一樣強迫借與，又使貧富相保，終於致使貧者還不出錢流散逃亡，富者為之破產。所以蘇軾批評說：
「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果不抑配，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余，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
從此以後，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每日忙於逮捕積欠官錢的貧戶，官廳里則日夜鞭打這些窮人，很多人 「因欠青苗，至賣田產、鬻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 」。
顧名思義，貸放青苗錢，當然只以農戶為限，但官吏為了邀功，城市裡本無青苗，也強迫城市人接受放款。神宗知道後，便問王安石：「坊郭哪裡有什麼青苗，為何使者要強迫他們貸款？」王安石勃然回答：「如果能滿足他們的貸款需求，即便是沒有青苗的坊郭，又有什麼關系呢？」其性情的固執，不惜強辭奪理來維護自己的見解，實已到了不講道理的程度。
圖：元趙孟繪蘇軾像
蘇軾是個最不能忍事的人，面對如此的政事，不堪滿懷失望，但也無處訴說，就又常常懷念故鄉的祖宗墳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實現還鄉之夢。
熙寧三年（1070），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募役法。
保甲法的目的，是為解決兵制問題，實施兵農合一的制度，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以戰陣，是即改 「募 」為 「征 」，恢復唐代的府兵舊制而已。
但是宋至仁宗朝時，國家承平已久，勢官富戶，佔地無限，土地漸次集中。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大量的遊民。政府將這些遊民，收編為軍隊，資以衣食，才不致擾亂社會。所以宋代的傭兵，國防意義少，救濟意義多。
保甲法放棄了這許多過剩的勞動力，使到處充斥的遊民，失掉出路，飢寒所迫，必然流為盜賊。河東、陝西、京西一帶，寇賊成群，白晝行劫，是實施保甲以後不久，就發生的現象。另一方面，徵召有業的農民，訓練為兵，不得盡力田地，妨礙生產，甚至有不能維持生計棄家逃亡者。更不應該的是，保甲需要武器（弓弩），政府也不供給，責成他們自購。百姓買一弓，要花千五百錢，買十支箭，要六七百錢，城裡有人典當了衣物買弓箭的。保甲五日一教，實在也教不出什麼戰陣能力來，後來又改為一月教練三天，更是有名無實了。
宋人徭役的負擔非常沉重。募役法又稱免役，可以按家產的高下，出錢僱人代役，合於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的原則，在熙寧新法中，算是最適合社會需要的便民良法。可惜執行的官吏，務求役錢，將之變成了聚斂的工具。單丁女戶，原本沒有力役義務，現在也要擔負助役錢，另又在役錢上平添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寬剩錢」，說是備用應付水旱之災，實是分外的搜括。
還有一個最大的漏洞，每人出錢多寡，既隨家產的高下而定，而家產的高下，又由官吏審定，漫無標准，不但人民巧避失實，而吏緣為奸，或指富為貧，或指貧為富，顛倒混淆，任意敲榨，老百姓真是沒有命了。
神宗胸懷隱痛，亟求富國強兵。一法尚未成功，另一法已經頒布，使奉行的官吏茫然無措，老百姓在新政暴風下，只有惶惑或恐懼的份兒，人心浮動，謠言四起。更糟糕的是王安石用刑賞來壓迫地方官，促令積極推行新政，地方官怕推行的成績不好，時間落後，自身要遭罪譴，只好不擇手段，加倍壓迫到老百姓身上去，如再加上胥吏的渾水摸魚，從中舞弊，則紛擾苛刻，任何良法美意，都會變成殘民之具。
新政之來，勢如暴風，老臣的反對無用，言官的諍諫不聽，他們只好紛紛求退，朝中就換了一批新人進來。蘇軾自知位微言輕，不足挽救危機，去求見宰相曾公亮，希望他能挺身出來，救國救民。蘇軾對他滿腔熱望，只得到一句話：
「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蘇軾滿腹牢騷，無法克制。自服滿還朝，適逢王安石推行新政，這短短的兩年間，政局擾攘，人事劇變，不僅朝局如今面目全非，而雷厲風行的新政，又盡是峻刻的剝削和聚斂，誰都可以預見生民即將遭逢空前的苦難。倘如老百姓的生存權利受到威脅，則後果就不堪設想。西蜀王小波、李順叛亂的陰影，時時從塵封的記憶中襲上心頭，作為一個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分子，怎能不挺身而起、為民請命？
他並非不知道王安石得君之專，以及新政派壟斷一切的作風，多少元老重臣，都被迫得相率走避。宋自立國以來，言官向被尊重的傳統，也不惜因此破壞。今已台諫一空，蘇軾，他只是一個區區八品閑官，怎能拂逆巨龍的鱗甲？倘如不自量力，他將付出何等重大的代價，也是誰都明白的後果。
然而，老百姓自己沒有講話的機會。神宗求治之心過分激切，不暇冷靜思考，九重之內，聽不到千家萬戶的號哭，也看不到老百姓咬牙切齒的冤苦。蘇軾則來自田間，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連，痛癢關切，有一種單純而強烈的感情，對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抱持著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得他要挺身出來， 「為民請命 」。
於是，熙寧四年（1071）二月，蘇軾撰進長達三千四百餘字的 《上神宗皇帝書》 。直言「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青苗法種種禍害百姓，結果必是「異日天下恨之」……
三月，朝廷詔令各路監司實地考察 「青苗抑配 」情形。蘇軾續有 《再上皇帝書》 ，他將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的情況，譬喻為醫生用人的性命來試驗毒葯，斷言道：
「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亡隨之。」
他還說，自古以來，國家存亡寄託在四種人的身上：民、軍、吏、士。這四種人的人心一失，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實在是危險至極。最後，他竟直指神宗 「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 」。這樣的話，在那個時代，殺頭尚有餘辜，蘇軾之奮不顧身，固然可驚，而神宗的寬容，尤不可及。
在王安石看來，當時反對新政的人太多，很擔憂皇帝會被眾口動搖，所以竭力勸說神宗，為人主者必須 「獨斷 」。有一個獨斷的君主於上，必然連帶產生 「專任 」的大臣於下，這是王安石鞏固新政及其領導地位的一策。而在蘇軾看來，開放言論，眾謀國是，是比什麼問題都重要的先決條件。
於是，當宋神宗下詔命人推舉諫官，翰林學士范鎮推薦蘇軾時，王安石的姻親謝景溫深恐蘇軾這個勁敵，一旦當上諫官，必攻新政和新政派的人，遂先發制人，奏劾蘇軾前於英宗治平三年丁父憂，扶喪歸蜀時，沿途妄冒差借兵卒，並於所乘舟中，販運私鹽、蘇木和瓷器。
謝景溫劾奏蘇軾一案，是當時政爭中的一件大事。付查之初，聲勢嚴厲，似有將興大獄的模樣。其中，御史風聞言事，可以不負責任，而橫遭誣陷的蘇軾，無反證足以自明，只好靜待偵查，待到查無實據，他就乞請外調。神宗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認為不可，擬令通判潁州。神宗又再改批：「通判杭州。」
蘇軾自簽判鳳翔至今，已足夠知州的資格。何況他又望重士林，名滿天下，但是中書硬要壓抑，神宗也只好指個東南第一大都會的美缺給他。
這一兩年來，朝中耆老和反對新法的朋友，一個一個地離京遠去，失意京華的蘇軾覺得送行者比遠行人還要難堪。如今逃過謝景溫誣告這一關，出為杭州通判，輪到自己離京，回首從政以來，忽已十年，當初一心以為參加了匡時濟世的大事業，不料自少至長，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竟如兒戲一般荒謬，幻滅的悲哀，令他惘然若失。
熙寧四年（1071）七月，蘇軾挈帶一家大小乘舟出都。船中無事，做了八首小詩，其中有一首說：
鳥樂忘罝罦，魚樂忘鉤餌。
何必擇所安，滔滔天下是。
剛從政治羅網里脫逃出來的蘇軾，一出都城便覺天地遼闊，覺得實在沒有違心背性，非要做官不可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