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社會融資總量的實踐意義
全面反映社會融資規模的總量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快速發展，金融與經濟關系發生較大變化，理論研究與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准確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的全口徑統計指標。傳統的金融與經濟關系，一般是指銀行體系通過其資產負債活動，促進經濟發展和保持物價水平基本穩定，在金融機構資產方主要體現為新增貸款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負債方主要體現為貨幣創造和流動性增加。目前人民幣貸款是指銀行業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發放的一般貸款及票據貼現，它反映了銀行業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近年來，我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金融結構多元發展，金融產品和融資工具不斷創新，證券、保險類機構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加大，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貸款表現出明顯替代效應。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
據初步統計，2002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1614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8.7%。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 6.33萬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79.7%。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快速增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直接融資快速發展。2010年企業債和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分別達1.2萬億元和5787億元，分別是2002年的36.8倍和9.5倍。二是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2010年證券、保險類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資金運用合計約1.68萬億元，是2002年的8倍。2010年小額貸款公司新增貸款1022億元，比上年增長33.4%，相當於一家中小型股份制商業銀行一年的新增貸款規模。三是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大量增加。2010年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信託貸款從金融體系融資分別達 2.33萬億元、1.13萬億元和3865億元，而在2002年這些金融工具的融資量還非常小。
社會融資總量是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總量指標。社會融資總量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這里的金融體系為整體金融的概念，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社會融資總量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通過資金運用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全部資金支持，即金融機構資產的綜合運用，主要包括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信託貸款、委託貸款、金融機構持有的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的賠償和投資性房地產等。二是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規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機構服務所獲得的直接融資，主要包括銀行承兌匯票、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及企業債的凈發行等。三是其他融資，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公司貸款、產業基金投資等。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和金融創新深化，實體經濟還會增加新的融資渠道，如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等。未來條件成熟，可將其計入社會融資總量。
綜上所述，社會融資總量=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託貸款+信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其他。[社會融資總量為一定時期(每月、每季或每年)的新增量，具體統計方法詳見本文第三部分]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社會融資總量快速擴張，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從2002年到2010年，我國社會融資總量由2萬億元擴大到14.27萬億元，年均增長27.8%，比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年均增速高9.4個百分點。2010年社會融資總量與GDP之比為35.9%，比2002 年提高19.2個百分點。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見圖)。社會融資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金融結構也多元化發展，金融對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不斷提高。一是2010年企業債融資、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和保險公司賠償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的8.4%、4.1%和1.3%，其中企業債融資比2002年上升6.8個百分點。二是商業銀行表外業務融資功能顯著增強。2010 年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和信託貸款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16.3%、7.9%和2.7%，分別比2002年高19.8、7和2.7個百分點。
統計監測和宏觀調控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金融業發生巨大變化，金融市場和產品不斷創新，直接融資比例逐步加大，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金融調控面臨新的環境和要求，迫切需要確定更為合適的統計監測指標和宏觀調控中間目標。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物價穩定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一般都要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合適的中間目標。較長時期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重點監測、分析的指標和調控中間目標是M2 和新增人民幣貸款。在某些年份，新增人民幣貸款甚至比M2受到更多關注。然而由於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准確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因此只有將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和直接融資都納入統計范疇，才能完整、全面監測和分析整體社會融資狀況，也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因過度關注貸款規模而形成的 「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即商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繞開貸款規模。這些表外業務主要有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信託貸款等。以2010年為例，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95萬億元，同比少增1.65萬億元，但是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和委託貸款從金融體系新增融資達3.47萬億元，占社會融資總量的 24.2%，同比多增2.33萬億元(見表1)。
衡量一個指標能否作為調控的中間目標，有兩個重要標准，一是它與最終目標的關聯性，二是它的可調控性。實證分析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社會融資總量與主要經濟指標相互關系更緊密。衡量兩個變數之間的關系，在統計上一般採用相關性分析，測算得到的相關系數絕對值一般在0與1之間。相關系數越高，說明兩個變數之間的關系越緊密。我們採用基於2002-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新增人民幣貸款與主要經濟指標分別進行統計分析(見表2)，結果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我國社會融資總量與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CPI的關系更緊密，相關性顯著優於新增人民幣貸款。
同時，我們採用統計檢驗進行相互作用的分析，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因此，可以對這兩個變數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以分析變數之間相互作用的長期均衡關系，並根據均衡關系進行預測。我們基於2002-2010 年的年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測算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這說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有規律的，可以根據GDP和CPI等指標推算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相應的社會融資總量。通過完善金融統計制度，加強中央銀行與各金融監管部門和有關方面協調配合，可形成社會融資總量的有效調控體系。
統計需科學准確及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框架推薦成員國編制信用和債務總量指標，主要包括各類貸款、銀行承兌匯票、債券、股票等金融資產，成員國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編制。由於國情不同，我國社會融資總量指標名稱和口徑與其他國家有所差異。在充分考慮社會融資總量指標的可得性、可測性、可用性及其與宏觀調控最終目標相關性的基礎上，我國基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框架及資金流量核算原則，開始編制社會融資總量指標。
社會融資總量統計數據完整可得，採集及時准確。社會融資總量是增量概念，為期末、期初余額的差額，或當期發行或發生額扣除當期兌付或償還額的差額，統計上表現為每月、每季或每年新增量。社會融資總量各項指標統計，均採用發行價或賬面價值進行計值，以避免股票、債券及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等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波動扭曲實體經濟的真實籌資。社會融資總量中以外幣標值的資產折算成人民幣單位，折算的匯率為所有權轉移日的匯率買賣中間價。在數據匯總方面，金融機構之間的債權和所有權關系相互軋差，不存在重復計算問題。例如，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股權、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債券等等，都不計入社會融資總量，以真實反映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社會融資總量中的銀行承兌匯票是指金融機構表內表外並表後的銀行承兌匯票，即銀行為企業簽發的全部承兌匯票扣減已在銀行表內貼現部分。並表的目的是為了保證不重復統計。
⑵ 如何理解新增貸款，M2，社會融資總量之間的關系
簡單說吧，新增貸款是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的增量（銀行放貸增加）。這個增量增加了銀行的資產。因此等量增加了M2。
m2是金融體系貨幣的供給。（m2（廣義貨幣）＝m1（狹義貨幣）＋城鄉居民儲蓄＋企業存款＋信託類存款＋其他存款。）
新增貸款、m2 都屬於金融體系的資產方。（這些錢都是銀行的）
社會融資，通俗的說，就整個社會的生產生活等等，在運行中需要多少錢。社會融資存量和m2相輔相成。換句話說：銀行投放到社會上的錢太多了，錢就毛了，通貨膨脹。投放的少了，流通不暢，流動資金吃緊，也會影響社會生產生活的正常運行。
⑶ 社會融資總量能成為可靠的「錨」嗎
經過幾個月的輿論預熱和實際准備，央行不久前首度正式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社會融資總量數據。今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19萬億元。數據公布後，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表示，今年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約為14萬億元左右。他還透露，條件成熟後，央行將會按月公布融資總量統計，他還強調，社會融資規模目前還只能說是貨幣政策的監測指標，成為中間目標需要一個過程。 這一系列動作和言論顯示，央行對將「社會融資總量」打造成新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充滿期待。可以預料，今後不論是央行，還是市場，都會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社會融資總量數據上來。如果各方對這一指標認可度高，甚至不排除未來會在年初公布一個社會融資總量調控目標（今年14萬億的提法帶有很強的非正式色彩），將其正式升格為貨幣政策之錨。 客觀地說，社會融資總量這個概念是在匆忙之中提出來的。此前以貨幣供應量和信貸作中介目標並不十分理想，但央行為其尋找新的替代物的意願也不強烈。是去年形勢的變化促成了這一轉折。2010年，在銀行信貸受到較好控制的情況下，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大量增加，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信託貸款等融資額激增。單從數據上看，2010年更像是全社會融資結構的一個「拐點」。盡管2002年到2010年人民幣貸款佔比早已出現逐步下降之勢，但下降過程一直比較平穩，2010年佔比由68.1%下降到55.6%，出現突降現象，同時，銀行承兌匯票佔比由3.3%突增到16.3%。在人民幣貸款受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全社會貨幣信用卻出現了較大的膨脹，並直接推高了物價上漲的壓力。 但是，以社會融資總量替代人民幣貸款而成為貨幣政策新的「錨」，其科學性和可行性如何呢？ 標准理論認為，衡量一個指標是否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三個標准：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從可測性來看，央行給出了社會融資總量的明確范圍，統計數據主要來自一行三會，數據的及時性和准確性應該沒問題。至於可控性，在社會融資總量的十大分項中，最易控制的是人民幣貸款和外幣貸款。最難控制的是保險公司賠償和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它們基本於獨立於央行政策。其餘各項的可控性居中。 不過，最大問題可能還是相關性。理論上，一個指標與GDP產出、物價之間的相關性越強，穩定性越好，就越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如果該指標與產出與物價之間有著固定不變的數量關系，就是中介目標的當然之選，央行只需在它身上下「錨」，即可輕而易舉得到一個合意的產出和物價水平。 當然這是理想的狀態，現實中不可能存在。根據央行的研究，與主要宏觀經濟指標（GDP、消費、投資、工業、CPI）之間的相關系數，社會融資總量全部高於人民幣貸款。社會融資總量相對於人民幣貸款的優越性不容懷疑。不過，社會融資總量與GDP之間的穩定性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理想。0.85的相關系數不算高，而且相關系數可能是一個誤導性的概念。歷史數據顯示，融資總量/GDP比率不僅存在趨勢性上升，而且波動性也相當大。該比率從2002年的不到20%上升到2009年的超過40%，並且在短短8年時間內出現過兩次突發性上升。從分項數據看，委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和企業債券的佔比波動性最大，趨勢性也不明顯，幾乎不存在什麼規律。 如果考慮到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化、金融深化路徑的非線性這一大背景，融資總量與產出與物價之間的關系在過去8年裡呈現出這種不穩定性毫不意外，令人擔心的是，這種不穩定性未來並不必然降低，存在出現更大波動的可能。因此，選擇在這種相關性存在重大欠缺的指標身上下「錨」，很難達到穩定產出和物價的目的。 社會融資總量的這一缺陷與貨幣量、信貸量一樣，是與生俱來的。後兩者作為貨幣政策之錨的歷史表現足以說明。 弗里德曼之所以建議採納固定貨幣量增長目標，乃在於他論證了貨幣乘數（連結基礎貨幣與貨幣總量）和貨幣流通速度（連接貨幣量與GDP）都是相對穩定的，這是其《美國貨幣史》的核心結論。但是，貨幣量固定增長規則在實踐中沒多久就出了問題。隨著金融創新的出現，貨幣的內生性越來越強，貨幣的定義越來越模糊，流通速度也越來越不穩定。「錨」所要求的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很快就全部不復存在。不多久，貨幣數量目標就被西方國家拋棄，現在美聯儲和美國金融市場已不再重視貨幣量，很多貨幣政策觀察人士甚至將其從監測名單中剔除掉了。 信貸量作「錨」的歷史同樣如此。1980年代，美聯儲一度實行私人債務總量目標，這背後也是由理論所推動。當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本傑明·弗里德曼通過計量研究發現，與貨幣和GDP之間的關系相比，債務量與GDP之間的聯系更緊密。但出人意料的是，債務量/GDP比率，即債務周轉率新目標後被採納後很快地變得不穩定，在十幾年內急速地由0.7下降到0.5，最後，美聯儲也不得不放棄這一指標。 除了相關性方面的先天缺陷，中國央行公布的社會融資總量外延也存在不足。按照央行的公式，社會融資總量=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託貸款+信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其他。事實上，這十項只是金融機構融資總量，並非真正的社會融資總量。理想的社會融資總量，應該將政府債務融資（盡管央行對其可控性為零，但其會對產出和物價影響巨大）和居民、企業間的民間融資、地下融資納入統計之中。在某些特殊的時期，民間融資、地下融資媒介的總需求不可小視，忽略所造成的精確度下降有時是不能接受的。 從更深一層意思上講，貨幣量、債務量在全球范圍內紛紛失去貨幣政策之「錨」的地位，乃是歷史的必然。在金融創新速度越來越快、形式越來復雜的時代背景下，任何將數量型指標作為貨幣政策之「錨」都是力不從心的。由於數量關系最終通過貨幣供求、融資供求的交互作用體現在價格（利率）上，所以，重點關注利率這一價格信號，放棄或降低數量指標在央行監測中的重要性，是一種必然趨勢。這也是為什麼實行以更多運用利率作操作工具、將最終目標和中介目標合二為一為特色的通脹目標制的國家越來越多的原因。對於中國而言，與其花大力氣尋找僅僅是次優的替代性中介目標，不如著眼於未來，加緊配套制度建設，為盡快轉向通脹目標制創造條件而努力。
⑷ 社會融資規模有哪些原則，社會融資規模有什麼實踐意義
一、社會融資規模的原則
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主要有四項原則：即居民原則、金融原則、合並原則和增量統計與計值原則。
一是居民原則。社會融資規模的持有部門和發行部門均為居民部門。按照居民原則，外商直接投資、外債和外匯占款均不計入社會融資規模。
二是金融原則。按照金融原則，國債發行不計入社會融資規模。因為國債發行的主體是政府，國債的發行與兌付屬於財政政策的范疇。
三是合並原則。社會融資規模包括各種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向實體經濟提供的資金支持。因此，在統計社會融資規模時，要將金融機構相互間的債權和債務關系合並處理。在數據匯總方面，金融機構之間的債權和所有權關系相互軋差，不重復計算。例如，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股權、相互持有的債券等等，都不計入社會融資規模。
四是增量統計與計值原則。社會融資規模是增量概念，為期末、期初余額的差額，也可以是當期發行或發生額扣除當期兌付或償還額的差額。
二、社會融資規模的實踐意義
1.全面反映社會融資規模的總量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快速發展，金融與經濟關系發生較大變化，理論研究與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准確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的全口徑統計指標。傳統的金融與經濟關系，一般是指銀行體系通過其資產負債活動，促進經濟發展和保持物價水平基本穩定，在金融機構資產方主要體現為新增貸款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負債方主要體現為貨幣創造和流動性增加。目前人民幣貸款是指銀行業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發放的一般貸款及票據貼現，它反映了銀行業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近年來，我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金融結構多元發展，金融產品和融資工具不斷創新，證券、保險類機構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加大，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貸款表現出明顯替代效應。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
據初步統計，2002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1614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8.7%。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 6.33萬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79.7%。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快速增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直接融資快速發展。2010年企業債和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分別達1.2萬億元和5787億元，分別是2002年的36.8倍和9.5倍。二是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2010年證券、保險類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資金運用合計約1.68萬億元，是2002年的8倍。2010年小額貸款公司新增貸款1022億元，比上年增長33.4%，相當於一家中小型股份制商業銀行一年的新增貸款規模。三是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大量增加。2010年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信託貸款從金融體系融資分別達 2.33萬億元、1.13萬億元和3865億元，而在2002年這些金融工具的融資量還非常小。
社會融資總量是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總量指標。社會融資總量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這里的金融體系為整體金融的概念，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社會融資總量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通過資金運用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全部資金支持，即金融機構資產的綜合運用，主要包括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信託貸款、委託貸款、金融機構持有的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的賠償和投資性房地產等。二是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規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機構服務所獲得的直接融資，主要包括銀行承兌匯票、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及企業債的凈發行等。三是其他融資，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公司貸款、產業基金投資等。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和金融創新深化，實體經濟還會增加新的融資渠道，如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等。未來條件成熟，可將其計入社會融資總量。綜上所述，社會融資總量=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託貸款+信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其他。[社會融資總量為一定時期(每月、每季或每年)的新增量，具體統計方法詳見本文第三部分]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社會融資總量快速擴張，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從2002年到2010年，我國社會融資總量由2萬億元擴大到14.27萬億元，年均增長27.8%，比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年均增速高9.4個百分點。2010年社會融資總量與GDP之比為35.9%，比2002 年提高19.2個百分點。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見圖)。社會融資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金融結構也多元化發展，金融對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不斷提高。一是2010年企業債融資、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和保險公司賠償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的8.4%、4.1%和1.3%，其中企業債融資比2002年上升6.8個百分點。二是商業銀行表外業務融資功能顯著增強。2010 年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和信託貸款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16.3%、7.9%和2.7%，分別比2002年高19.8、7和2.7個百分點。
2.統計監測和宏觀調控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金融業發生巨大變化，金融市場和產品不斷創新，直接融資比例逐步加大，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金融調控面臨新的環境和要求，迫切需要確定更為合適的統計監測指標和宏觀調控中間目標。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物價穩定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一般都要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合適的中間目標。較長時期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重點監測、分析的指標和調控中間目標是M2 和新增人民幣貸款。在某些年份，新增人民幣貸款甚至比M2受到更多關注。然而由於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准確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因此只有將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和直接融資都納入統計范疇，才能完整、全面監測和分析整體社會融資狀況，也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因過度關注貸款規模而形成的 「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即商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繞開貸款規模。這些表外業務主要有銀行承兌匯票、委託貸款、信託貸款等。以2010年為例，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95萬億元，同比少增1.65萬億元，但是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和委託貸款從金融體系新增融資達3.47萬億元，占社會融資總量的 24.2%，同比多增2.33萬億元(見表1)。
衡量一個指標能否作為調控的中間目標，有兩個重要標准，一是它與最終目標的關聯性，二是它的可調控性。實證分析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社會融資總量與主要經濟指標相互關系更緊密。衡量兩個變數之間的關系，在統計上一般採用相關性分析，測算得到的相關系數絕對值一般在0與1之間。相關系數越高，說明兩個變數之間的關系越緊密。我們採用基於2002-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新增人民幣貸款與主要經濟指標分別進行統計分析(見表2)，結果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我國社會融資總量與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CPI的關系更緊密，相關性顯著優於新增人民幣貸款。
同時，我們採用統計檢驗進行相互作用的分析，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因此，可以對這兩個變數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以分析變數之間相互作用的長期均衡關系，並根據均衡關系進行預測。我們基於2002-2010 年的年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測算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這說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有規律的，可以根據GDP和CPI等指標推算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相應的社會融資總量。通過完善金融統計制度，加強中央銀行與各金融監管部門和有關方面協調配合，可形成社會融資總量的有效調控體系。
3.統計需科學准確及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框架推薦成員國編制信用和債務總量指標，主要包括各類貸款、銀行承兌匯票、債券、股票等金融資產，成員國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編制。由於國情不同，我國社會融資總量指標名稱和口徑與其他國家有所差異。在充分考慮社會融資總量指標的可得性、可測性、可用性及其與宏觀調控最終目標相關性的基礎上，我國基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框架及資金流量核算原則，開始編制社會融資總量指標。
社會融資總量統計數據完整可得，採集及時准確。社會融資總量是增量概念，為期末、期初余額的差額，或當期發行或發生額扣除當期兌付或償還額的差額，統計上表現為每月、每季或每年新增量。社會融資總量各項指標統計，均採用發行價或賬面價值進行計值，以避免股票、債券及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等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波動扭曲實體經濟的真實籌資。社會融資總量中以外幣標值的資產折算成人民幣單位，折算的匯率為所有權轉移日的匯率買賣中間價。在數據匯總方面，金融機構之間的債權和所有權關系相互軋差，不存在重復計算問題。例如，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股權、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債券等等，都不計入社會融資總量，以真實反映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社會融資總量中的銀行承兌匯票是指金融機構表內表外並表後的銀行承兌匯票，即銀行為企業簽發的全部承兌匯票扣減已在銀行表內貼現部分。並表的目的是為了保證不重復統計。
⑸ 為何GDP未與社會融資總量同行
近年來，隨著直接融資快速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顯著增強，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大量增加，社會融資總量逐漸替代新增人民幣貸款成為衡量金融與經濟關系的重要指標。一直以來，理論與實證研究均得出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社會融資總量的增加會對經濟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然而，今年以來，在社會融資總量保持迅速增長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卻依然乏力，社會融資總量數據與實體經濟表現出現矛盾，原因何在？我以為有以下幾點。
社會融資總量與實體經濟表現矛盾的原因
首先，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是相對GDP未來上漲的一個超前性因素。一方面，資金由金融體系流向實體經濟需要一定時間；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的資金運用對經濟產生效果更需要相當時間才會顯現。如一些基建項目通常期限較長，投資效果需要長時間才會顯現。今年，受經濟發展周期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影響，GDP增速出現一定回落，但是從社會融資總量這個先前指標來看，預計下半年GDP增速會有所反彈。
其次，社會融資規模的快速增長，並沒有有效傳導到經濟發展之中，並沒有完全流入實體經濟轉化為投資。這又有三種情況：
第一，新增社會融資總量中信託、發債籌措的資金佔比不斷上升，而一些企業正是利用信託、企業債等間接融資形式獲得的資金償還銀行貸款，以新債替換舊債，較多融資用於展期。
第二，金融市場雙軌制使得跨市場套利機會增加，如銀行信貸、信託產品、企業債、民間信貸等收益率間存在較大套利空間，導致一些在融資上存在優勢的企業，將獲得的融資資金進一步放貸、投資金融產品等。這樣，部分融資資金投向了金融市場，而非用於生產性投資，社會融資總量提高，但實際經濟卻未見增長。
第三，經濟下行時期，一些企業對未來經濟缺乏信心，往往選擇「囤錢」觀望，而非增加投資。如房地產業，過去房地產業一直是經濟增長的拉動因素，而目前考慮到政府對房地產調控態度依然堅決，限購措施不斷出台等因素，盡管房地產業獲得大量社會融資，但這些融資實際上也並非增加了投資。
再次，在當前經濟發展放緩、內生動力不足的形勢下，中小企業作為一國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其發展成為關鍵。而目前，從社會融資流向來看，更多的社會融資流入了政府融資平台和大型國有企業，基建和地產融資多增的部分佔全部多增量的70%以上，中小企業融資仍然不足，即使獲得少量融資，也會選擇持有現金應對經濟下滑，經營困境依然未擺脫，導致整個經濟發展乏力。
最後，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貨幣流通速度會下降，同樣的經濟增長往往需要更多的融資，這也成為GDP上升不明顯的一個原因所在。
應對「矛盾」的政策建議
對於社會融資總量快速增加而實體增速下行的矛盾表現，筆者有如下政策建議：首
先，解決社會融資總量快速增加，經濟卻依然下行的根本在於確保社會融資全然有效傳導到實體經濟。因此要根據不同融資渠道的資金使用效益，理順社會融資結構，加強資金投向管理，確保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不要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
其次，游離於實體經濟之外的融資規模的增加可能蘊含著較大的金融風險，因此規范社會融資增長總量與結構有很強必要性。如果企業最終沒有將融資全部用於投資和經營，那麼不斷增長的社會融資規模，意味著實體經濟在不斷增加杠桿，而一旦融資渠道被切斷，企業的流動性風險就可能爆發。
再次，堅持不懈地推動深層次結構改革和制度改革。當前中國經濟運行面臨各種考驗，信貸政策異常寬松，企業運行疲軟，實體經濟復甦乏力，經濟持續下滑；通脹有所回落，房價卻節節攀升；需求凸顯低迷，產能過剩非常嚴重等等。種種矛盾與困局表明，中國經濟重新恢復活力面臨巨大挑戰。
⑹ 如何理解社會融資總量
社會融資總量：指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年度新增融資總量，既包括銀行體系的間接融資，又包括資本市場的債券、股票等市場的直接融資 。
具體演算法可參考下面
社會融資總量=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託貸款+信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其他。
⑺ 社會融資總量（包括存量和增量）與m2和存款准備金的公式是多少
這個公式是比較麻煩的。央行披露出的，社會融資總量的具體計算方法為:
社會融資總量 = 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託貸款+信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其他.
⑻ 社會融資總量是如何計算的
社會融資總量統計數據完整可得，採集及時准確。社會融資總量是增量概念，為期末在數據匯總方面，金融機構之間的債權和所有權關系相互軋差，不存在重復計算問題
⑼ 社會融資總量的內涵
社會融資規模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通過資金運用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全部資金支持，即金融機構資產的綜合運用，主要包括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信託貸款、委託貸款、金融機構持有的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的賠償和投資性房地產等。二是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規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機構服務所獲得的直接融資，主要包括銀行承兌匯票、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及企業債的凈發行等。三是其他融資，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公司貸款、產業基金投資等。
社會融資規模反映的是我國實體經濟從境內金融機構獲得的融資總量，而外匯占款、外商直接投資屬於外部資金流入，因此不應計算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