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凱恩斯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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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發布時間：2000年07月24日
趙志耘 郭慶旺
37年前，我國政府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是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然而，當歷史跨入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當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時候，當市場機制漸變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時候，當財政政策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調節工具的時候，公債重新登上經濟舞台!
然而，公債融資與經濟運行特別是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如何實現的？如果站在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政府該不該發行公債？在何時發行公債合適？是發行長期公債還是發行中短期公債？發行多少公債為宜？如何確定公債利率水平？諸如此類的問題，無不涉及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要素和經濟穩定的影響。如果不搞清這些問題，政策就不可能正確地制訂公債管理政策，也就無法有效地利用公債管理政策實現財政政策目標。
遺憾的是，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我國理論界一直把財政范疇置於上層建築領域里，沒有把它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的一種手段來研究；再加之在理論准備不足的情況下，政府匆忙發行公債，理論界又轉而討論公債發行、管理中的具體操作問題，沒有顧及公債理論的深層次問題，特別是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理論研究。尚屬處女地。因此，本文試圖依據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框架，探討在赤字預算政策是一種無法避免的政策選擇的情況下，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將產生怎樣的影響，並結合實際分析我國公債融資與十餘年來經濟增長的關系。
本文的結構安排是：首先，確立分析財政政策效果的經濟增長模型，並簡要說明各項財政政策措施對經濟增長的效應途徑。然後，把公債融資效應區分為財政效應和流動性效應，全面研究公債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後，根據這些理論分析，這我們剖析我國的公債融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框架下的財政政策效果
我們曾經根據藤田晴的研究[1]利用傳統的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分析過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本文仍將依據該模型討論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由於公債政策是財政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在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框架下公債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又是通過支出政策和稅收政策實現的，因此，我們首先回顧一下我們以前研究各項財政政策措施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基本結論。
我們在研究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曾提出三種經濟增長率，即「充分就業增長率」、「支出增長率」以及「最優經濟增長率」。充分就業增長率又稱「能力增長率」或「必要增長率」，是指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國民經濟能夠達到的增長率，這是在沒有通貨膨脹壓力下可能實現的最大增長率。所謂支出增長率是指各種支出函數所規定的國民支出增長率。所謂最優增長率就是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正好相等的增長率。均衡增長率是指充分就業增長率與支出增長率相等狀態下的增長率。哈羅德稱謂的自然增長率是指在充分就業下等於勞動力人口增長率加上生產增長率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如果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正好相等，那麼，至少作為一種長期傾向，生產設備充分利用和勞動力充分就業的理想的經濟增長過程就會出現。因此，我們認為，如果經濟中存在大量潛在失業人口，最優經濟增長率就是能夠達到的最大的均衡增長率；如果經濟中沒有潛在的失業，則自然增長率就是最優增長率。
根據我們的分析，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至少可以通過四種財政政策措施來實現：（1）提高稅收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率。（2）提高政府投資在政府需求總額中的比率。（3）提高政府投資產出系數。（4）降低政府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支出增長率的財政措施包括：①提高政府支出比率。②降低稅收比率。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率的財政政策措施包括下列三種組合：A降低稅收比率，提高政府投資比率或政府投資產出系數；B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政府投資比率以及政府投資產出系數；C政府支出比率和稅收比率呈同向變動。
下面，我們根據上述這些基本結論，具體分析公債融資的財政效應與流動性效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所謂公債融資的財政效應是指公債融資配合政府的收支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所謂公債融資的流動性效應是指公債融資因改變貨幣供給量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
二、公債融資的財政效應
1．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
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增支公債和減稅公債的影響上。
（1）增支公債。在稅收收入不變的情況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債發行來融資，可能會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一般來說，政府支出總規模中，政府的消費性支出所佔比例較高。根據上述分析結果，由於政府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會降低國民儲蓄率，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因此，增支公債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如果公債來源於消費資金，或者說持有公債的主體是居民，增支公債的逆效應可能比較小；如果公債來源於投資資金，或者說持有公債的是企業和商業銀行，增支公債的逆效應可能比較小；如果公債來源於投資資金，或者說持有公債的主體是企業和商業銀行，增支公債的逆效應可能很大。當然，如果公債發行為政府投資的增加融資，使得政府投資在政府需求總額中所佔的比率提高，經濟產出的能力增長率必然提高。
（2）減稅公債。在政府支出不變的情況下，為了彌補減稅所造成的收入損失而發行公債，也可能會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根據上述分析，稅收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率（稅收比率），會提高民間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率，特別是在公債的資產效應起作用的情況下，民間消費比率提高的幅度會更大。因此，國民儲蓄將下降，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減少，會削弱經濟的增長能力。當然，如果減稅公債的目的是為了降低企業所得稅而不是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由於主要的投資主體――企業用於投資的資金來源相對增加了，減稅公債可能會有利於經濟增長。
2．公債融資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
根據前面的結論我們得知，支出增長率僅與政府支出比率和稅收比率的變化有關，因此，我們通過分析公債融資一政府支出比率和稅收比率的關系。闡明明增支公債和減稅公債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
（1）增支公債。在稅收收入不變的情況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債發行來融資，可能會提高支出增長率。眾所周知，在凱恩斯的理論框架中，總需求的增長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而總需求增長的直接因素又是社會總支出的增加，其中，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導致國民支出的基本力量。當公債為政府支出增加融資時，一方面公債融資的政府支出增加是國民支出的直接疊加因素，另一方面公債發行具有資產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民間消費支出，也直接構成國民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增支公債將促使支出增長率提高。
（2）減稅公債。在政府支出不變的情況下，為了彌補減稅所造成的收入損失而發行公債，也將提高支出增長率。減稅公債對支出增長率的提高作用至少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政府支出沒有降低，仍保持其原有的作用。第二，如果減稅政策降低的是個人所得稅，將給個人留下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在邊際消費傾向一般高於邊際儲蓄傾向的情況下，個人的消費支出會增加。第三，如果減稅政策降低的是企業所得稅，將給企業留下更多的資金，增加了企業的投資資金，企業的投資支出可能增加。第四，公債發行具有資產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民間消費支出。
（3）公債融資對最優增長率的影響
根據前面的結論可知，在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政府投資比率以及政府投資效率四個財政政策變數中，只要同時適當地變動兩個以上的變數，就能使充分就業增長率和國民支出增長率保持同一方向變化，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率，其中，由於政府投資效率的高低與公債融資的關系不大，故我們僅分析公債融資的前三個變數的關系來闡明其經濟增長效應。
一般來說，稅收收入是經濟性預算收入，其結余部分構成資本預算收入，當經濟性預算收入結余加上專項建設性收入不能滿足資本預算支出時，公債收入就是主要的資金來源。
第一種政策組合：降低稅收比率與提高政府投資比率。如前所述，降低稅收比率將提高支出增長率，但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為了提高均衡增長率，必須輔之以政府投資比率的提高。這樣，公債政策必須是：減稅公債的目的最好是為降低企業所得稅融資；擴大公債發行，為政府投資籌集資金來源。
第二種政策組合：提高政府支出率和政府投資比率。政府支出率的提高將促使國民支出增長率提高，而政府投資比率提高將使充分就業增長率提高，因此，這兩種財政政策變數必須是同向變動。這樣，公債政策應是：公債發行主要是為政府投資支出籌集資金來源。
第三種政策組合：政府支出和稅收比率同向變動。如上所述，這項財政政策組合對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率來說似乎不大有效。就公債政策來說，公債融資似乎也沒有必要，因為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時，稅收收入也要增加，無需再用公債融資。
三、公債融資的流動性效應
在上述凱恩斯學派增長體系中，忽視了赤字預算或盈餘預算所產生的流動性效應。但是，一般來說，只要財政收支不平衡，流動性方面的問題就有必要考慮。因此，本節從公債的流動性效應角度，分析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
我們從前面的結論中看出，整個經濟的非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也就是總儲蓄率，對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起了作用。就財政政策變數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稅收比率和政府投資比率的提高，隨著財政支出比率的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或者說必要增長率是上升的。
流動性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效果，完全取決於公債余額的變化對消費的影響效果。因此，我們可以假定，消費是可支配收入和資產（公債）的函數。於是，假定消費占收入的比率與公債――收入比率是正相關。這樣，若把有關消費的資產效應納入該體系之中，則稅收比率和財政支出比率的變化對必要增長率產生的影響效果比以前的分析有力。其理由是：稅收比率的提高漸漸地減少了可支配收入，進而降低了將來時點的公債――收入比率，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費傾向。也就是說，稅收比率的提高，降低了公債余額的消費效應，將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至少財政支出比率的降低，也完全適用於同樣的推論。但是，政府投資比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效果，要視情況而定。其理由是：政府投資比率提高時，一方面，收入水平會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如果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公債規模也會急速擴張，公債――收入率是上升還是下降，不能先驗地確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公債的流動性效應是提高還是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由公債――收入比率決定。
在實行平衡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公債――收入比率的降低，同時降低消費占收入的比率，提高儲蓄率，進而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倘若開始時是赤字預算（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此後，如果收入增長率比公債余額增長率提高緩慢的話，則公債――收入比率是上升的。由於這意味著消費傾向增大，這時的充分就業增長率會降低。因此，為了使均衡增長保持在一定比率上，赤字率必須與收入和公債余額的增長比率相同。
2．公債融資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
在凱恩斯學派增長模型框架下，當引入流動性來考察公債融資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時，只考慮消費對投資的影響效果是必要的。
對投資產生的影響，主要了取決於公債發行的類型。在用長期公債籌措資金的情況下，公債的流動性效應提高了消費，但降低了投資。因此，公債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既有擴張性作用，又有抑制性作用。在用短期公債籌措資金的情況下，不但對投資，對消費也有擴張性作用。在不考慮流動性效應的情況下，稅收比率的提高，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降低了有效需求增長率和支出增長率。在這種情況下，若引入流動性效應，公債融資強化了對支出增長率的降低作用。
3．公債融資對最優經濟增長率的影響
如上所述，稅收比率的提高或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將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如果把流動性效應考慮進來時，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提高的促進作用更大。因此，在這個框架下，即使稅收比率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變化很小，也以消除充分就業增長率與支出增長率之間的潛在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凱恩斯學派增長體系中，流動性效應的存在提高了財政政策的有效性。
可是，倘若政府支出比率或者稅收比率的變化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因流動性效應的存在而被削弱，消除充分就業增長率與支出增長率間的潛在缺口而實現理想的均衡增長率（即最優增長率）的財政政策有可能失效。
四、我國公債融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我們在前面利用凱恩斯經濟增長模型分析了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實質上是從公債融資的不同用途（用於增支或用於減稅）分析公債與增長的關系。分析結果表明：（1）降低企業所得稅的減稅公債融資有利於經濟增長；（2）增加政府投資支出的增支公債融資將提高經濟增長率；（3）公債――收入比率保持不變或下降將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
根據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我們認為，我國十餘年來的公債融資和公債政策促進了經濟增長。
第一，從公債――收入比率來看，我國的公債融資似乎對經濟增長不利。（1）如表1所示，我國的公債――收入比率是很低的，公債的資產效應表現得比較明顯，對消費需求的刺激效應較大。因而，民間部門用於儲蓄和投資的資金相對減少，可能會阻礙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不利。（2）自我國1981年發行國內公債以來，公債余額不僅在絕對額上迅速增加，而且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公債――收入比率）也連年提高。根據3.1小節的分析結果，如果公債――收入比率是上升的，公債融資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產生不利影響。
表1 公債余額――收入比率國際比較
國家
年度
義大利
日本
加拿大
美國
法國
英國
15個重債發
展中國家
中國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60.0
66.3
71.9
77.1
84.0
88.5
92.7
95.0
－
－
－
－
－
57.0
61.1
66.9
68.4
69.0
72.8
75.5
73.0
－
－
－
－
－
45.1
50.1
56.1
58.8
64.6
68.6
68.8
68.2
－
－
－
－
－
37.2
41.1
44.2
45.2
48.3
51.1
51.6
51.5
－
－
－
－
－
36.4
40.1
41.4
43.8
45.4
45.4
47.5
47.2
－
－
－
－
－
54.5
53.2
53.4
54.8
53.8
52.0
49.6
44.9
－
－
－
－
－
8.7
11.7
12.6
14.2
14.9
15.8
15.9
16.4
－
－
－
－
－
1.12
1.97
2.58
2.97
3.26
3.68
4.57
5.91
7.62
6.79
7.24
8.28
9.31
說明：表中15個重債發展中國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象牙海岸、厄瓜多、墨西哥、摩洛哥、奈及利亞、秘魯、菲律賓、烏拉圭、委內瑞拉和前南斯拉夫。
資料來源：帕伯羅·E·圭多提和曼摩漢·S·庫莫，1993，《負債國家的國內公共債務》，第24-25頁；中國金融出版社，有關中國的數據，是筆者根據有關資料計算而得。
公債――收入比率的理論與實踐相吻合，按理說我國的公債融資有礙於經濟增長應該成為定論。可是，我們認為，具體到我國目前的經濟運行情況，不能簡單地做出這樣的判斷。（1）由於種種原因，我國各部門、企業多年來一直具有飽滿的投資需求沖動，乃至幾次經濟過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投資膨脹所致。正如學者們所分析的那樣[2]，80年代以來，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過快，1981-199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3.8％，而同期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95％；固定資產投資在當年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過大，1981-199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20.1-39.8％，而這一比重接近或超過30％的1985年、1986年、1987年、1998年、1992年和1993年，都在當年或次年引發較高的通貨膨脹。所以，我國現行宏觀經濟管理政策的重任在於如何有效地控制投資需要膨脹。如果說我國這種低公債――收入比率不利於投資需求的話，可能還是件好事；與其說不利於經濟增長，不如說有利於經濟穩定。（2）就我國目前的公債規模來說，公債――收入比率提高是否不利於經濟增長，還不能從根本上確定。因為，我國公債――收入比率的提高，是在公債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起步階段出現的。在公債發行初期，公債余額必然呈累積趨勢。況且，理論上所說的公債――收入比率的提高會對經濟增長不利是有條件的，也就是說，公債――收入比率提高的負作用是指在一定水平上的公債一收入比率的提高，這一邊際水平在不同國家或一國不同發展階段是不同的。比如，在工農業化國家，公債――收入比率的邊際水平可能是40％，發展中國家可能是20％。如果不超過這一水平，公債――收入比率的提高可能無防經濟增長。因此，我國公債――收入比率在10％以下的水平上提高，不會對經濟增長造成危害。
此外，著名經濟學家多馬在研究公債負擔與國民收入的關系時指出，只要國民收入按一定比率持續增長，公債――收入比率就會收斂於一定值，公債余額的絕對增加實際上不會給公眾帶來任何負擔，對經濟增長也不會產生嚴重影響[3]。
第二，我國發行的公債基本上屬於減稅公債，而且減稅的對象主要是企業所得稅，而降低企業所得稅的減稅公債融資促進了經濟增長。我們首先從國有企業的留利水平來看，自1978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製度進行了多次改革，基本上是以減稅讓利開道，1978-1991年間的國有企業留利額年均遞增33.5％（見表2），而這期間公債余額年均遞增也近33％，這兩個比率如此接近難道是偶然巧合嗎？實際上，我們走的是一條以公債連年發行來支撐財政上減稅讓利的改革道路[4]。其次再從稅制改革內容來看，企業所得稅制完善是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1994年實行新稅制後，不僅國有企業所得稅、集體企業所得稅、私營企業所得稅合並成為統一的企業所得稅，而且，更重要的是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大幅度降低。國有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由原來的55％降低至33％，同時，對當年應納稅額在3-10萬元和3萬元以下的利潤低或規模小的企業納稅人分別減按27％和18％的低稅率徵收。再次，從企業所得稅收入的增長率與企業留利額增長率的比較來看，1978-1991年間的國有企業留利額年均遞增33.5％，而1985-1991年的國營企業所得稅（包括國營企業調節稅）收入年平均增長率是0.19％，1985-1995年年平均增長2.76％；與此同時，國營企業所得稅收入占總稅收收入的比率從1985年的29.2％下降到1995年的12.58％，平均每年降低1.6個百分點[5]。最後，從債務收入增長率、債務收入與財政收入比率來看，1979年我國內外債務年度收入為35.31億元，1995年達到1549.76億元，年均增長28.58％；與此同時，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率從1979年的3.08％上升到1995年的24.83％，年均提高大約1.4個百分點[6]。由此可見，十幾年來，在我國企業所得稅的相對重要性明顯降低，而債務收入的相對重要性迅速提高的情況下，我們否認不了這種狀況對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所做出的貢獻。
表2 國有企業留利水平 （億，％）
年度
項目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1
留利額
留利率
27.5 144.0 216.1 355.7 489.3 700.6 539.8 555.4
3.7 21.5 34.2 45.1 49.6 55.6 86.7 65.3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1年有關數據計算而得。
第三，我國的公債融資基本上是用於增加政府投資支出。公債融資的基本用途是彌補財政赤字，我國歷年財政赤字產生的原因雖然很多，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用於經濟建設支出特別是各項投資的支出過度增加。這類支出不僅在預算時就留有缺口，而且在預算執行過程中還往往超支，造成決算的經濟建設（投資）支出又超出預算，這一缺口都是由公債融資彌補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我國十八年的公債融資與公債政策促進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這只是從宏觀角度進行分析得到的結論，並不能說公債規模越大越好，也不認能為我國公債融資結構和公債政策是完全合理的。此外，我們沒有分析公債融資的資金來源、公債融資的公共投資效率等問題，這些方面無疑也會影響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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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郭慶旺、趙志耘，《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論》，《財政研究》1994年第4期，第2-9頁，藤田晴：《財政政策的理論》1966年，（日）勁草書房。
[2] 黃源、董生強：《關於我國通貨膨脹的分析》，《財經問題研究》1995年第9期，第11-12頁。
[3] 有關多馬負債模型的推導與分析，請參閱郭慶旺、三好慎一郎、趙志耘：《財政赤字經濟分析》，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8頁。
[4] 高培勇：《國債運行機制研究》，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頁。
[5] 這些數字是作者根據《中國財政統計》，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頁和《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頁有關數據計算而得。
[6] 這些數字是作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頁和第244頁有關數據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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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用債務融資與貨幣融資方式彌補財政赤字對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貨幣融資的方式會以更快速也更直接的方式來反映市場狀況。債務融資一般是要通過相對較長的時間才會出現影響。那對需求和供給么，要看融資量的多少了，要是融資量高於年GDP 10%以上，影響會很惡劣，反之，影響一般。因為，這兩周都是正常的市場宏觀調控的手段，對總需求和供給的影響相對有限。。。
僅代表個人觀點。。。
⑶ 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
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如下：
一.積極影響：
赤字財政政策是在經濟運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項短期政策。在短期內，經濟若處於非充分就業狀態，社會的閑散資源並未充分利用時，財政赤字可擴大總需求，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刺激經濟回升。在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條件下，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平穩增長態勢，擴張性赤字財政政策功不可沒。從這個角度說，財政赤字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它能有效動員社會資源，積累龐大的社會資本，支持經濟體制改革，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實際上財政赤字是國家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目標，依靠國家堅實和穩定的國家信用調整和干預經濟，是國家在經濟調控中發揮作用的一個表現。
二.消極影響：
1.赤字財政政策並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葯。刺激投資，就是擴大生產能力。實行擴張性政策，有可能是用進一步加深未來的生產過剩的辦法來暫時減輕當前的生產過剩。因此，長期擴張積累的後果必然會導致更猛烈的經濟危機的暴發。
2.財政赤字可能增加政府債務負擔，引發財政危機。財政風險指財政不能提供足夠的財力致使國家機器的運轉遭受嚴重損害的可能性，當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時，輕者導致財政入不敷出，重者引起財政危機和政府信用的喪失。財政赤字規模存在著一個具有客觀性質的合理界限，如果赤字規模過大，會引發國家信用危機。對財政赤字風險性的評價，國際上通常用四個指標：一是財政赤字率，即赤字佔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過3%為警戒線；二是債務負擔率，即國債余額佔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過60%為警戒線；三是財政債務依存度，即當年國債發行額/（當年財政支出+當年到期國債還本付息），一般以不超過30%為警戒線；四是國債償還率，即當年國債還本付息/當年財政支出，一般以不超過10%為警戒線。
3.赤字財政政策孕育著通貨膨脹的種子，可能誘發通貨膨脹。從某種程度上說，赤字財政與價格水平的膨脹性上升有著固定的關系。其原因並不難尋。在一個社會里，赤字財政導致貨幣需求總量增加，而現存的商品和勞務的供給量卻沒有以相同的比例增加，這必然要使經濟產生一種通貨膨脹缺口，引起價格水平提高。在財政赤字不引起貨幣供給量增加的情況下，赤字與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有直接關系。
財政赤字即預算赤字，指一國政府在每一財政年度開始之初，在編制預算時在收支安排上就有的赤字。若實際執行結果收入大於支出，為財政盈餘。它反映著一國政府的收支狀況。財政赤字是財政收支未能實現平衡的一種表現，是一種世界性的財政現象。財政赤字是財政支出大於財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額，由於會計核算中用紅字處理，所以稱為財政赤字。
⑷ 如果美國政府降低了財政赤字會對世界經濟有什麼影響
美元與大宗商品關系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位居世界第二，而且這台「世界經濟發動機」的增長潛力還在，有人就提出人民幣要國際化，要成為世界各經濟體的儲備貨幣，別忘了世界經濟老大哥美國還沒有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呢，而中國的政治體制和貨幣管制政策只要一天沒改變，人民幣就不可能成為世界的主要儲備貨幣，現在談這個為時尚早，而世界另一強勢貨幣歐元這幾年風頭正勁，大有與美元分而治之的意思，而為它提供這樣一種環境基礎的是因為美元的長期貶值趨勢，相對於歐洲經濟體來說，美國有更大的貿易逆差，這是長期看空美元的理由。從大宗商品期貨市場來說，價格幾乎為歐美市場所壟斷，以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兩家交易所年成交量就佔到世界期貨商品交易量的近一半，無論是原油、黃金、鐵礦石產品，價格無論都是美國市場說了算，有時候我們看到現貨市場供需並不緊張，可以說是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但期價市場卻有大幅上漲的情況，直接帶動了現貨市場價格的上漲，這是由於投資或者是通脹預期引起的。最好的例子是去年的原油價格，從世界范圍內看並未發現有大規模供應緊張的情況出現，有的也只是局部的情況，而且很快就得到緩解，但原油價格一度達到140多美元的歷史高位，這時候美國政府對世界主要產油國施加壓力，要求其增加產量，但歐佩克的回應說不會增加產量，從表面上看是其有意維持高油價，因為這對自己十分有利，其實不然，歐佩克給出的理由是它覺得因為經濟過熱投資者對原油期貨市場的趁機炒作使得原油價格居高不下，矛頭直指美英原油期貨市場，當時雙方爭論不休，直到華爾街金融風暴橫掃期貨市場，同時原油生產國被迫減少產量，但國際油價依然跌到每桶35美元，這時候大家才看到問題所在，完全是期貨市場炒作的結果，並不是原油供應不了世界的需求，按現在的原油產能，再考慮到世界工業化水平和進程，對石油的需要峰值已經過去，只要排除戰爭等非常態因素的影響，我估計在未來二十年內，都不會發生什麼石油危機，有的只會是人禍，就像2008年那樣的價格炒作或是故意囤積居奇造成人為能源危機以獲取不道德暴利，特別是在新能源的應用普及化之後，人類會找到可行的法慢慢替代石油的。在這裡面美元與大宗商品有非常緊密且微妙的關系，你可以想像資金就像流水一樣，它會在美元與大宗商品之間選擇，當它流向那一方的時候，那一方就會應聲上漲。只要投資者都去投資大宗商品的時候，就會把手中的美元換成大宗商品，這時候對美元的需要就不怎麼強烈，短期來看它會對美元造成貶值，當然美國的貨幣政策、利率水平和貿易收支等都會對美元指數造成影響，但這些影響遠遠沒有短期需要對美元指數的影響來得直接；反過來說如果大家都覺得大宗商品無利可圖時，這時候就需要把大宗商品換成其它資產，這時候美元和美國國債會成為最佳選擇，這些都會促使美元升值，無論是不是出於避險目的，當投資者想換掉大宗商品時，第一選擇就是美元。所以美元和大宗商品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只要美元漲了，大宗商品一般就是下跌趨勢，美元跌了，大宗商品一般就是上漲趨勢，同向運動的情況幾乎沒有出現過，有也只是非常短暫的一小段時間，之後必定是分道揚鑣。其實它們之間這種負相關關系可以更直白的表達，只要經濟向好時或者說預期向好時，美元就會下跌，大宗商品就會上漲，而經濟陷入低谷時，美元就會看漲，而大宗商品就會看跌。這從宏觀上來看也是合乎邏輯的，經濟向好的時候美國每年都有大量的貿易逆差，這使得美元無法強勢，而弱勢美元從近幾年來看也沒有效抑制廉價商品出口到美國，這說明美元貶值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間接證明了美國自從上世紀後半葉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後，沒有找到新的有效經濟增長點。除了實體經濟的好壞對美元和大宗商品的影響外，流動性過剩使得大量資本流入金融市場也會導致通貨膨脹型的商品資產泡沫，從投資的角度來講，這樣的「盛宴」也可以參與享受一番；例如原油每桶35美元到現在每桶80美元，無論是因為實體經濟復甦還是大宗商品資產泡沫，價值投資者都應該參與，對我們來說每桶現在為什麼是80美元不重要，重要的是每桶原油值35美元。您也許覺得奇怪，這個跟價值投資A股有什麼關系，前面說過價值投資我們只管公司值不值這錢，而宏觀經濟只要了解大方向就可以了，不要去鑽牛角尖「解讀」經濟，更不要去「預測」經濟未來走勢，這樣的錯誤讓經濟學家去犯，畢竟這群人是務虛派，這是他們的工作，對投資者來說沒有意義也沒有必要。當我們了解美元與大宗商品關系的時候，其實是了解一種世界經濟的宏觀走向，而現在中國對外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對外貿易依存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比日本還要高，可以說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是同呼吸，共冷暖，國內的一些統計數字有時候有太多的「中國特色」，而了解世界經濟的基本狀況是了解中國經濟的一部份，中國越來越難走出「獨立行情」，它必將溶入世界經濟大潮中。美元疲軟的原因美國長期以來存在的經常賬戶赤字和財政赤字是導致美元貶值的根本原因。2007年爆發的次貸危機對美國金融系統和房地產市場造成巨大打擊，進一步加劇了美元的貶值趨勢。柯林頓執政時期，美國扭轉了前幾任政府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的局面，2000年甚至創造了2369億美元的財政盈餘。然而，小布希上台後，對柯林頓政府的經濟政策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採取了以減稅為核心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赤字不斷加大。美國政府在過去5年一直都面臨巨額赤字，其中2004年財政赤字更是創下413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紀錄。在2007年10～12月，美國政府財政赤字比上年同期增加25.6%，為1538億美元。受經濟增長放緩影響，政府稅收增幅在2008年會有所下降，但戰爭開支仍然將繼續擴大，因此美國政府2008年的財政赤字可能增加。與此同時，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也在持續膨脹。1991年美國經常賬戶還維持著少量的盈餘，到了2005年第四季度，經常項目赤字已經達到GDP的6.8%。2007年美國的外部失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二季度經常賬戶赤字已經減少為GDP的5.5%。美國出現的巨額經常賬戶赤字，一是因為美國居民的儲蓄率太低，美國消費者在美聯儲低利率政策的刺激下習慣了借債消費，導致對進口品的需求相應增加。二是美國在過去幾年經濟增長相對超過了歐洲和日本，這也使得其進口需求增加。此外，石油價格上漲也是導致美國經常賬戶出現巨額赤字的原因之一。如果扣除掉石油進口因素，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美國經常賬戶佔GDP的比例會減少到3.5%。2007年爆發的次貸危機導致了最近半年來美元的加速貶值。自2000年互聯網經濟泡沫破裂以來，美國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費帶動，而消費的增長主要不是由於收入的提高，而是房地產價格上升帶來的「財富效應」。但是，在美國房地產市場最為繁榮的時候，危機的種子已經播下。房地產金融機構在利益的驅動下放鬆了貸款標准，並創造出很多「前松後緊」的貸款品種，對原本不夠資格的購房者提供抵押貸款。在頭幾年裡，借款者還款額很低而且金額固定。但是過了這段時間之後，利率就會重新設定，購房者的還款壓力將驟然上升。如果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那麼發放次級債對於房地產金融確實是絕佳選擇，一是可以賺取更高的貸款利率，二是如果發生違約，金融機構也可以通過拍賣抵押房地產而收回貸款本息。然而一旦市場利率上升、房地產價格下跌，次級債市場就面臨滅頂之災。市場利率上升使得購房者的壓力驟然增加；房地產價格下跌使得金融機構即使拍賣抵押房地產也難以獲得本金的全額償付。美國次貸危機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並沒有真正結束。大批有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到2008年會進入利率重新設定的時期，估計違約率將再次大幅度提高。受到次貸危機的影響，很多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遭受巨額損失，導致市場上流動性出現恐慌性的短缺。如果次貸危機使得很多美國家庭面臨破產之虞，一定會對美國的消費帶來沖擊，而消費已經佔美國GDP的72%。市場人士普遍認為，即使美國不會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但是增速放緩幾乎已經成為定局。IMF的報告認為，美國經濟走勢不容樂觀，預計其今明兩年經濟增長率均為1.9%，低於2007年的2.9%，比原來的預測分別降低0.1個和0.9個百分點。美元貶值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首先，美元貶值將加劇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隨著美元貶值，進口產品的價格將上升，進而有可能推高美國的整體價格水平。尤其是，全球能源價格和初級產品價格急劇上漲，已經給美國經濟帶來了通貨膨脹壓力。如果這些能源和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壓力進一步傳導到製造品價格，對於美國這樣的進口大國來說，通貨膨脹壓力將進一步加大。這將使得美聯儲處於兩難選擇：如果提高利率，次貸危機可能愈演愈烈，但是如果通過大幅度降低利率來拯救住房抵押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又可能使得通貨膨脹抬頭。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美國可能再次陷入滯脹的困境。其次，美元貶值對美國擴大出口有積極作用，但改善美國長期失衡的國際收支賬戶作用有限。美元貶值增加了美國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有利於擴大出口；同時外國商品相對來說變得更貴，從而美國會減少進口。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07年9月份美國出口額增長1.1%，至1401.5億美元；進口額增長0.6%，至1966億美元。9月份國際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較8月份收窄0.6%，至564.5億美元。但是，美元貶值對改善美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是有限的。一方面，美國的進口中包括大量的原油和初級產品。這些產品的價格在過去幾年出現了飆升，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由於美元貶值。所以美元繼續貶值，盡管可能會導致石油和初級產品的進口數量減少，但其進口總額並不一定減少或者減少有限。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盡管美國2007年10月份實現了出口增長，但貿易赤字較9月份上升了1.2%，至578億美元。赤字增加的首要原因就是原油進口額的增加。另一方面，導致美國國際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不是匯率問題而是美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美國政府和居民的消費支出過多，儲蓄率難以提高，這是美國存在經常賬戶赤字的宏觀經濟根源。而要根本上改變這個狀況，光靠貨幣貶值是不行的。美元貶值對美國的金融體系和美元的國際地位有一定的沖擊。外國所持有的以美元計價的資產高達5萬億美元，美元貶值使各國的損失很大。在降低了投資美國各類債券的熱情的同時，為了減少損失，投資主體便會拋售美元資產以降低持有比例，資金流出美國去尋找新的價值窪地。這樣對美國的金融系統是一種沖擊。美國財政部的最新統計顯示，2007年8月，27個主要海外經濟體中有15個凈減持了美國國債。其中，日本凈減持比例達到4%，為7年來最大減幅。當月，海外官方和個人對美國股票、債券及其他票據的總投資凈流出為693億美元，為1998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危機以來的首次。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後，美聯儲多次降低利率，與此同時，歐洲和日本由於擔心通貨膨脹壓力，可能仍然維持利率不變，這會使得美國和歐洲、日本的利差繼續縮小，投資者更傾向於拋售美元，加劇了對美元匯率的打壓。同時，如果美元持續走弱，美元的強勢地位將受到不斷走強貨幣的挑戰，美元在國際經濟中的霸主地位將受到削弱。伊朗已經宣布放棄用美元結算石油交易；阿聯酋也已經聲稱，如果美元繼續貶值將考慮放棄與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在現有的國際收支失衡格局下，東亞和石油出口國將其貿易順差大量購買美元資產，這在過去造成了全球實際利率偏低和美國消費旺盛的局面，但是，隨著美元的貶值，外國投資者不會長期忍受其美國資產的低回報率，它們為美國借貸提供資金的意願也將下降。一旦外國投資者不願意再為美國的雙赤字融資，當前全球失衡格局中微妙而脆弱的平衡也將徹底遭到破壞。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執政的共和黨政府可能會繼續放任美元貶值，採取減稅、降低利率等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但如果民主黨上台，則會傾向於採用一種強勢美元的政策吸引國際資本，鞏固美國金融界的優勢地位，改變目前的財政赤字和資本流出的現狀。這也可能使得美元在2008年或2009年出現拐點。美元貶值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美元貶值將直接促成全球能源和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給全球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歷史經驗表明，原油價格和黃金(218.75,-0.73,-0.33%,吧)價格均與美元匯率逆向而動。由於美元仍然是國際石油交易中的壟斷性計價貨幣，美元貶值導致了產油國的石油收入下降，這種情況下，產油國一方面在油價攀升的同時依然限產保價，從而進一步抬高石油價格；另一方面為推進投資多元化，拋售美元資產而置換其他資產，從而加劇了美元貶值。黃金歷來是人們對抗通貨膨脹和國際儲備貨幣貶值的強有力工具。黃金價格飆升時期，往往是通脹壓力加劇，或者美元大幅貶值時期。全球能源和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會帶動其他產品價格的上漲。比如，石油價格的上漲帶來了各國開發生物燃料的熱潮，隨著玉米(1760,16.00,0.92%,吧)等作物被用於生產乙醇，玉米的價格不斷提高，導致了靠以玉米為飼料的牲畜價格提高。大量耕地被用於種植玉米，使得種植其他農產物的耕地面積減少，於是推動了全球糧食價格的上漲。美元貶值和匯率波動不利於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外匯交易、匯率形成、債券發行、金融資產定價等諸多方面都處於壟斷地位。美元持續貶值、波動頻繁，首先會直接導致外匯市場交易增加和各種貨幣之間匯率關系的頻繁調整，加劇了外匯市場的動盪；其次，美元貶值會造成美元計價資產與其他幣種計價資產相對價值的變化，投資者將因此對不同幣種計價資產價值和收益率進行重估，並相應地調整金融資產投資組合，從而導致金融投機交易增加和資金的無序流動，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再次，為了應對次貸危機，美聯儲採取的降低利率和向市場提供流動性的做法使得全球市場上原本已經泛濫成災的流動性進一步增加，投機資本規模不減反增，全球金融市場的潛在風險繼續增加。美元貶值對發達的經濟體國家出口貿易有不利影響，可能觸發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比如說，美元貶值意味著歐元對美元持續升值，歐元國家的商品出口競爭力將受到影響。歐洲兩家主要航空航天製造集團，達索航空公司和EADS也因為美元貶值使得其以歐元結算的生產成本上升，以美元售出產品的價格下降而宣布將把旗下部分流水線遷至以美元為主要貨幣的地區進行生產，以削減勞資開支，緩解因歐元對美元升值帶來的成本增長壓力，從而改變美元不斷貶值帶來的不利境地。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也不無擔心地認為，如果不採取措施解決美元貶值引起的匯率問題，可能引發「經濟戰」。特別是對美國國內市場依賴比較大的企業將面臨沉重的打擊，日本豐田汽車的股價在美元持續貶值的預期下曾跌到了14個月以來的最低價位。美元貶值將給新興經濟體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首先，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損失就是外匯儲備縮水。由於長期對美國貿易順差，新興經濟體積累了大量的以美元資產為主的外匯儲備。美元貶值就意味著它們財富的「蒸發」。其次，美元貶值也意味著新興經濟體長期依賴出口發展經濟的模式不再可行。由於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全球經濟體都彼此聯系在一起而無法「脫鉤」。作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引擎之一，美國消費需求的降低會使新興經濟體的出口減少、增長放緩。再次，美元貶值將使得大量的資金流向新興經濟體尋找投資窪地。大量的外資流入將推動新興經濟體國內資產價格的飆升，滋生經濟泡沫。而當美國經濟復甦，美元不斷走強的時候，資金又會大量從新興經濟體撤出流入美國；由於新興經濟體缺少完善的金融監管系統，防範金融風險的機制較弱，當大量資金撤出時，便會導致經濟泡沫破滅，引發金融危機。美元貶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首先，美元貶值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及宏觀調控的難度。盡管從2005年7月中國實行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到現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累積幅度超過了10%。但是，由於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大幅度貶值，而人民幣的匯率又主要是採取盯住美元的政策，所以相對於歐元、英鎊等主要貨幣而言，人民幣則出現了貶值。包括歐盟、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紛紛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承擔美元貶值帶來的一些後果。近期人民幣加快了升值步伐，美元貶值毫無疑問成了「重要的推手」。其次，美聯儲下調聯邦基金利率對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形成掣肘。一旦美國GDP驟然減速或者房地產市場加速下滑，那麼美聯儲可能連續下調聯邦基金利率，這將造成大量短期資本流出美國，而中國正是這些資本的理想目的地。而中國當前處於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上漲的狀況，理想的政策是提高人民幣存貸款利率。而一旦中國人民銀行提高利率，就會造成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息差進一步縮小或倒掛的局面，引來的資本流入。中美息差的縮小或倒掛也會給人民幣匯率造成升值壓力。美元貶值將對中國的出口構成嚴峻的考驗。隨著人民幣升值幅度的加大，匯率升值對出口的抑製作用將逐漸顯露。此外，中國近年來對外貿政策進行了積極調整，特別是從2007年7月起降低了很多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這直接壓縮了出口企業的盈利空間。最近兩年，在廣東等沿海地區已經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導致勞動力成本不斷增長。中國貿易順差的持續增加，導致國際貿易摩擦不斷增多。在本幣升值、出口退稅率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國際貿易摩擦加劇的背景下，中國2008年的出口前景不容樂觀。考慮到2007年前三個季度中，凈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率約為40%。如果出口萎縮，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嚴重的影響。從美國政策調整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來看，歷史上，發達國家加息往往會造成國際資本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迴流，從而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形成負面沖擊。但是這一現象不會發生在目前的中國，當前大量「熱錢」流入中國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套取中美息差，而是沖著中國資本市場的高收益率而來。因此中美息差的縮小或擴大並不會顯著影響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格局。另一方面，如果美元大幅貶值，人民幣大幅升值，由此引發的國際資本流動可能會推高中國資產價格，加劇資產價格的波動性。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股票市場價格上漲主要是內源性而非外生性的，流入中國的外資也大多是股權性的對沖基金，而非外債。因此無論是美元降息還是美元貶值都不會改變中國資本市場的內在周期。但這一切均是以中國仍然堅持嚴格的資本管制為前提的，如果貿然開放資本賬戶，使得投機資本可以自由進出，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國內資本市場上將立刻「草木皆兵」。在美元貶值的外力下，人民幣不斷升值以及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對改變中國經濟內外失衡有積極作用。但是在短期內，由於中美貿易的互補性很強，中美貿易順差的局面一時很難逆轉，中美貿易摩擦將繼續存在。這需要兩國高層不斷加強談判磋商。同時，盡管錯過了人民幣升值的最佳時機，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不能停下來。中國應該不斷完善金融系統，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影響美元的基本面因素FederalReserveBank(Fed):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簡稱美聯儲，美國中央銀行，完全獨立的制定貨幣政策，來保證經濟獲得最大程度的非通貨膨脹增長。Fed主要政策指標包括：公開市場運作，貼現率(DiscountRate)，聯邦資金利率(FedFundsrate)。FederalOpenMarketCommittee(FOMC):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主要負責制訂貨幣政策，包括每年制訂8次的關鍵利率調整公告。FOMC共有12名成員，分別由7名政府官員，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以及另外從其他11個地方聯邦儲備銀行總裁中選出的任期為一年的4名成員。InterestRates:利率，即FedFundsRate，聯邦資金利率，是最為重要的利率指標，也是儲蓄機構之間相互貸款的隔夜貸款利率。當Fed希望向市場表達明確的貨幣政策信號時，會宣布新的利率水平。每次這樣的宣布都會引起股票，債券和貨幣市場較大的動盪。DiscountRate: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因儲備金等緊急情況向Fed申請貸款，Fed收取的利率。盡管這是個象徵性的利率指標，但是其變化也會表達強烈的政策信號。貼現率一般都小於聯邦資金利率。30-yearTreasuryBond:30年期國庫券，也叫長期債券，是市場衡量通貨膨脹情況的最為重要的指標。市場多少情況下，都是用債券的收益率而不是價格來衡量債券的等級。和所有的債權相同，30年期的國庫券和價格呈負相關。長期債券和美元匯率之間沒有明確的聯系，但是，一般會有如下的聯系：因為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原因導致的債券價格下跌，即收益率上升，可能會使美元受壓。這些考慮可能由於一些經濟數據引起。但是，隨著美國財政部的「借新債還舊債」計劃的實行，30年期國庫券的發行量開始萎縮，隨即30年期國庫券作為一個基準的地位開始讓步於10年期國庫券。根據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一些經濟指標對美元有不同的影響：當通貨膨脹不成為經濟的威脅的時候，強經濟指標會對美元匯率形成支持；當通貨膨脹對經濟的威脅比較明顯時，強經濟指標會打壓美元匯率，手段之一就是賣出債券。
⑸ 假設一國經濟同時實行了減稅與緊縮貨幣供給的政策,則會對經濟運行產生( )影響。
建議選A。
減稅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緊縮貨幣是從緊的貨幣政策，緊貨幣松財政，是為了控制通脹同時調整產業結構，通常緊縮的貨幣政策會導致利率上升，但是與寬松的財政政策結合，就不好說哪個力量更強了，因為企業由於減稅而有了額外的資金/利潤，現金流增強了。松財政，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效應會比較明顯。
⑹ 財政赤字會對社會經濟造成哪些影響
財政赤字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
1.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於赤字的彌補方式。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
2.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銀行的准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是肯定的。在現代信用制度下，在發生財政向銀行借款時，只要銀行能控制住貸款總規模，就不會發生貨幣供給過量的問題。居民個人或企業包括商業銀行購買公債，一般說只是購買力的轉移或替代，不產生增加貨幣供給的效應。
3.居民或企業購買公債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用現鈔和活期存款購買；另一種情況是用儲蓄或定期存款購買。由銀行認購公債。銀行認購公債，在銀行賬戶的資產方公債項增加，負債方的財政金庫存款等額增加，而當財政用於支出時，則銀行的財政金庫存款減少，在商業銀行貼戶上居民和企業存款相應增加，從而商業銀行的存款准備金也相應增加。商業銀行有了超額儲備，就可能用以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
二、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
1.財政赤字可以是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有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另一種情況則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還出現另一種說法，認為財政赤字是國民收入超分配的重要原因。
2.首先對國民收入超分配這個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其實准確的理解只能是總需求大於總供給、貨幣供給量大於貨幣需求量，不過是需求過旺或通貨膨脹的另一種說法。
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
1.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還有另一面，就是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⑺ 減稅對拉動經濟增長究竟會起什麼作用
在「穩中有變」的經濟形勢下，通過降低經濟實體的稅費負擔，有助於各實體充分釋放經營活力。
從理論意義上來看，若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則企業儲蓄率將提高，流動性將增加，投資率也會上升。降低企業所得稅，其實是通過流動性紓困，使中國上億經濟實體的生產能力獲得提升。如果經濟規模增大，稅率降低了但是稅基擴大了，則稅收總量或許不降反增。
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可以推動企業去庫存及去杠桿，而杠桿降低、三角債減少，可使企業流動性得以增加，推動貨幣二級市場與資本二級市場流動性增強，商品市場也能因此更加購銷兩旺。
使中國經濟的效率得到顯著提升，而經濟體系也將從原來的投資拉動向需求拉動和創新驅動型模式轉變，繼而推動人均收入提高，助推國家經濟保持較高速增長。
(7)減稅引致赤字公債融資的影響擴展閱讀：
重要舉措：
2018年8月3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再推新舉措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減稅降費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保持宏觀經濟穩中向好的重要舉措。
1. 對因去產能和調結構等政策性停產停業企業給予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減免、對社保基金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有關投資業務給予稅收減免、對涉農貸款量大的郵政儲蓄銀行涉農貸款利息收入允許選擇簡易計稅方法按3%稅率繳納增值稅。
2. 為鼓勵增加小微企業貸款，從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底，將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貸款利息收入免徵增值稅單戶授信額度上限，由此前已確定的500萬元進一步提高到1000萬元。
3. 為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鼓勵和吸引境外資本參與國內經濟發展，對境外機構投資境內債券市場取得的債券利息收入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政策期限暫定3年，完善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
⑻ 根據李嘉圖等價定理，減稅造成的政府赤字會(單選)：
1、 不影響消費
2、解析：
李嘉圖等價定理: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表達了這么一種推測:在某些條件下,政府無論用債券還是稅收籌資,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價的.從表面上看,一稅收籌資和以債券籌資並不相同,但是,政府的任何債券發行都體現著將來的償還義務;從而,在將來償還的時候,會導致未來更高的稅收.如果人們意識到著一點,他們會把相當於未來額外稅收的那部分財富積蓄起來,結果此時人們可支配的財富的數量與征稅的情況一樣.
李嘉圖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提出的理論，是指政府的財政收入形式的選擇，不會引起人們經濟行為的調整。 即政府選用徵收一次性總付的稅收，還是發行政府公債來為政府支出籌措資金。均既不會影響居民戶的消費，也不會影響資本的生成。李嘉圖指出：「如果為了一年的戰費支出而以發行公債的方式徵集2000萬鎊，這就是從國家的生產資本中取去了2000萬鎊，每年為償付這種公債利息而課征的100萬鎊，只不過由付這100萬鎊的人手中轉移到收這100萬鎊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納稅人手中轉移到公債債權人手中。實際的開支是那2000萬鎊，而不是為那2000萬鎊必須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會使國家增富或變窮。政府可以通過賦稅的方式一次性徵收2000萬鎊；在這種情形下，就不必每年課征100萬鎊。但這樣做，並不會改變這一問題的性質。」
⑼ 1.日委員擔心的「為財政赤字融資」有何負面影響
的「為財政赤字融資」有何負
⑽ 有兩種情況可以引起投資的變化，一是利率從5%下降到3%二是實際GDP增加20
我國財政收入狀況進行分析。一、財政赤字規模的決定因素人們對財政赤字的擔心和恐懼主要是因為害怕財政赤字會引起通貨膨脹，有人甚至把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等同起來。其實，財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資手段運用的時空不當（導致經濟體系中需求過度膨脹），財政赤字的規模超出實際需要（導致貨幣供給量過剩）時，才會最終引致通貨膨脹。要保證財政赤字在不發生價格的通貨膨脹性上漲的情況下，促進資本形成，加速經濟增長，其安全界限的確定必須要考慮到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社會經濟因素，二是資金來源因素。（一）財政赤字規模的社會經濟制約因素1.經濟增長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經濟持續增長率比較高，即使政府施以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用於發展經濟，對國民經濟也沒有危害，或危害很小。這是因為本國經濟的吸納能力隨著國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應加強，價格水平不會出現明顯上漲。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實際產出增長的經濟中，實際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引起貨幣需求的相應提高。由於貨幣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貨膨脹越低，因此，增長的經濟中的通貨膨脹率相對較低。但是，如果經濟增長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對國民經濟也有可能造成危害。2.貨幣化部門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當中的非貨幣化部門將不斷地轉化為貨幣化部門，這一進程就是這里所說的貨幣化。貨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作用：（1）引起人們持有貨幣的交易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資產動機）的增強，從而引起相應形式的現金余額增長；（2）對實物工資、租金、利息、稅收或其他對消費者支付的替代，顯然會使貨幣交易余額增長，貨幣儲蓄對實物儲蓄的替代也將引起現金余額的增加。雖然由貨幣化進程本身引起的貨幣需求的凈增量比由已經貨幣化部門經濟活動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貨幣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畢竟為由赤字引致的「額外貨幣供給」減輕了通貨膨脹壓力。因此，由貨幣化進程引起的額外貨幣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確定財政赤字規模時所要考慮的指標之一。3.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為經濟發展融資是否產生通貨膨脹壓力，在產出方面，首先要看經濟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現成資源存在，包括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如果在國民經濟中，特別是農業和工業部門存在著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資源和能力，那麼，預算赤字可能會使閑置的資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國的生產水平，而不會對價格水平產生上抬的壓力。4.赤字支出的投資項目性質。一般而言，只有在的貨幣與更少的產品交易時，赤字融資才會引致通貨膨脹壓力。因此，通過預算赤字籌集的資金，如果用於周期短、見效快的建設項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壓力。其最簡單明了的理由是，生產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眾持有貨幣購買力增加的影響。5.國際貿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國的國際收支是逆差，那麼，該國的赤字財政就可能是非通貨膨脹性的。這是因為：（1）一般而言，一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表示該國的貨幣供給量將趨於降低，而赤字財政則表示貨幣供給量將趨於增加。貨幣供給量的增減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價格水平不會明顯提高。（2）大量進口外國商品和勞務，並以較高的價格出售給國內市場，從而吸納家庭部門超額的貨幣收入，緩解供求緊張狀況。（3）把有些資源從出口產業部門轉移到為國內市場供應商品和勞務的產業部門來增加國內商品和勞務（例如，土地可以從生產出口原材料轉向生產國內消費的食品），減少出口的機會，增加國內的商品和勞務的供給。由此可見，在不造成通貨膨脹的前提下，赤字財政促進經濟增長是以國際收支惡化為代價的。6.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來說，財政赤字只要出現，就有可能產生通貨膨脹壓力。重要的問題是：政府有無適當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潔高效的管理機構來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財政塑成的通貨膨脹壓力。政府的這種管理能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舉債能力與征稅能力。作為促進資本形成的一種工具，赤字融資在導致公眾的額外收入增加時，政府如果有能力通過舉債和征稅等手段把這種額外收入的絕大部分籌集上來，那麼赤字財政的實施將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資和價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對工資的控制應與對物價的控制同步進行。為了不使工資上漲過快，物價應首先得到嚴格的控制。一般而言，價格水平上漲，尤其是供給彈性不大的食品價格的上漲，遲早會導致增加工資的要求。在必要時，還必須對消費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對有些消費品實行配給制、憑票制。7.公眾的犧牲精神。赤字融資安全線的確定還不能忽視這樣一個因素，即廣大民眾的理解和犧牲精神。如果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通貨膨脹變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門就有責任向社會做出宣傳，求得社會各界的配合。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如果政府坦誠地告訴人民，要保證將來能持久地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許是更明智的做法。（二）財政赤字規模的資金來源制約因素作為一種特殊的融資手段，財政赤字的規模自然要受經濟體系當中有關因素的制約。但是，即使在各種因素允許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有時卻發現，某一財政年度伊始所計劃的財政赤字水平，在該財政年度終了時，要比計劃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來，財政赤字的規模還要受到本國能為赤字融資的資金來源的限制。財政赤字的資金來源渠道大致可劃分為兩大類，即國際資金來源和國內資金來源。1.國際融資的限制財政赤字的國際融資渠道至少可以劃分為四種，即國際援助、優惠貸款、商業貸款以及外債拖欠。不難看出，前兩種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們可以使赤字國（債務國）不負任何或少負財政負擔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彌補。所以，赤字國應盡可能地爭取這類國際融資方式。但是，一國在—定期間內可供利用的外援和優惠貸款的規模不是赤字國輕而易舉就能左右的變數，其規模主要取決於債權國。外債拖欠雖然在一定時期內也能彌補部分財政赤字而不增加財政負擔，但是這一融資渠道無疑使赤字國（債務國）的信用掃地，將來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寸步難行，只能作應急之用。商業貸款雖然比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風險大，如果超過一定規模，會發生外債危機。因此，利用這種融資方式的關鍵是要掌握好借款的總額度。可見，國際融資的規模是否適當，關鍵在於商業貸款是否適度。衡量外債規模是否合理，國際上通用三個指標：（1）外債余額占當年貿易和非貿易外匯收入總額的比率即債務率不能超過100％；（2）外債余額占當年GNP的比率即負債率要小於25％；（3）當年外債還本付息額占當年貿易和非貿易外匯收入總額的比率即償債率要小於20％。當然，一國的外債舉借規模不僅取決於該國的出口創匯能力，還與本國的經濟增長狀況有關。以往研究外債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文獻指出（Alter，1961），在經濟增長中外債的累積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即外債余額的增長速度不得高於GDP的增長率。2.國內融資的限制國內融資規模可以分兩部分進行討論：一是國債融資的規模；二是貨幣融資的規模。衡量國債規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個指標：（1）國債余額佔GDP的比率即國債負擔率，歐盟各國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各國的國債負擔率不得超過60％，這是衡量整個國民經濟承受能力的指標；（2）當年國債發行額占居民儲蓄余額的比率，這是衡量居民應債能力的指標；（3）當年還本付息額占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比率，這是衡量政府償債能力的指標；（4）當年國債發行額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率，這是衡量國債依存度的指標。倘若政府向中央銀行借債，赤字融資就非常容易，但這種融資方式的危險性也最大。因為這種融資方式會直接導致貨幣擴張，若貨幣擴張提高一般價格水平，就會降低貨幣單位的實際價值。這種實際價值的減少可以看成是對貨幣持有者的課稅，即所謂的通貨膨脹稅。（1）當一國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果出現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其他一些融資來源就將被迫減少。例如，該國得到外國商業貸款和在國內出售債券將更加困難。（2）通貨膨脹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稅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務的收入（TanziandBlejer，1982）。（3）即使通貨膨脹不影響其他融資來源，較高的中央銀行融資的比率所增加的實際收入也只能達到一定的通貨膨脹率水平。超過了那個比率，通貨膨脹再高也只是降低實際稅收收入，因為構成通貨膨脹稅稅基的實際余額相對於其通貨膨脹前的水平有所降低。二、我國的財政赤字成為低通脹的發展手段近年來，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改革開放20年，幾乎伴隨20年的財政赤字，這種持續的財政赤字為什麼沒有引起惡性通貨膨脹？如何評價赤字在中國長期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一）我國的財政赤字已成為一種發展手段回顧我國20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不難發現，財政赤字有效地動員了社會資源，積累了龐大的社會資本，支持了國有企業的制度變革，促進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推動了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我國財政赤字的這種發展作用主要體現在三種效應上，即增長效應、改革效應和拉動效應。1.財政赤字的增長效應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財政政策的貢獻非常突出。鑒於到目前為止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稅收制度因個人所得稅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彈性，因此，財政政策中的自動穩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而相機抉擇政策措施主要是減稅和增加支出（結果必然是財政赤字），但這些措施不僅是出於短期調整不景氣、穩定經濟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長期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工具來使用的。史永東（1999）曾利用我們修正後的漢森模型，就中國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經驗研究，結論是過去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大。我們對史永東的計算結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兩點結論。（1）1981—1996年，實施財政赤字的政策總體上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1.32個百分點，貢獻率為13％，而其中的相機抉擇政策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2.36個百分點，貢獻率達23％。特別是1990—1996年，這種財政政策總體上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2.01個百分點，貢獻率近20％，而其中的相機抉擇政策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3.8個百分點，貢獻率高達37％。（2）在16年經濟轉型過程中，前9年的財政政策效果遠不如後7年的財政政策效果。這說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能力加強，運用財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2.財政赤字的改革效應中國的財政赤字極大地支持了經濟改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企業改革，二是價格改革。首先，財政赤字支持了企業改革。（1）減稅讓利。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從微觀經營機制的改造人手，實行了「簡政放權、減稅讓利」政策，極大地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為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收統支」政策，到1983年開始的「利改稅」，再到1994年的全面稅制改革，政府對國有企業利潤的分配比例，從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這些改革措施，在為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提供了巨大財力支持的同時，也相應地減少了政府的財力。而在有關支出並沒有同步縮小的情況下，財政赤字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2）企業虧損補貼。為了使關繫到國計民生企業的生存，為了減輕失業壓力，政府對國有企業虧損特別是政策性虧損給予補貼。近20年來我國企業虧損補貼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情況：1985年高達25.3％，1986—1990年為18.9％，1991—1995年為9.2％，1996—1998年為4.0％。從財政自身運行的結果來看，減收與增支沒有區別，都會使已有的財政赤字加大。其次，財政赤字支持了價格改革。中國在「利用雙軌、走出雙軌」，逐漸從計劃價格走向市場價格的改革進程中，為了保證價格改革的順利進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在價格改革的關鍵10年（1981—1990年），財政的價格補貼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達13.1％。3.財政赤字的拉動效應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國的財政赤字不僅不具有排擠效應，反而可能有拉動效應。從排擠效應理論來看，財政赤字對民間部門（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的排擠效應是通過利率機制實現的，即赤字支出推動利率上揚，抑制了民間部門的投資支出。但是，我們認為，由於我國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對財政赤字的反應靈敏度很小，公債利率對銀行利率沒有推動作用，因此，財政赤字不會通過影響利率水平而排擠民間部門投資支出。即使利率與財政赤字之間存在著一定關系，但目前經濟運行中的民間部門投資對利率變化缺乏彈性。很多經驗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私人投資對利率反應不靈敏的現象（Rama，1993）。不僅如此，中國的財政赤字還可能具有拉動效應。學術界認為，拉動效應主要由三個因素決定：財政支出的生產性、投資函數的形式以及資產的替代性。（1）格魯斯曼和盧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在分析生產性財政支出對價格水平的影響時指出，倘若財政支出具有生產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動效應。中國在1981—1995年間，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費平均占近一半，即48.7％（國家統計局，1998），財政支出具有很強的生產性。況且，絕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於為民間部門生產經營活動提供基礎設施的投資。（2）巴羅和格魯斯曼（BarroandGrossman，1976）認為，如果投資函數的形式為I（r，Y）（其中，I為投資，r為利率，Y為國民收入），利率上揚雖然會使投資減少，但國民收入增加卻使投資增加，投資最終是增是減，需要考慮這兩種相對力量的大小。具體到我國的情況，如前所述，民間投資對利率缺乏彈性，而經濟又是長期持續增長，故赤字支出通過國民收入增加而產生拉動效應。（3）在人們現有的財富主要由貨幣、公債和股票構成的情況下，如果股票相對於公債的風險越大，以公債融資的赤字支出就會產生拉動效應。在我國目前股票市場尚不完善，投資者尚不成熟的情況下，人們普遍認為股票的風險大於公債，這也是理論上早已證明了的。（二）我國的財政赤字沒有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按照中國現行統計方法，（1）1979—1997年，財政赤字比率年均0.88％，同期商品零售價格指數為7.47％，如果算上1998年，這兩個指標分別為0.89％和6.97％；（2）1985—1998年間，財政赤字比率年均0.84％，同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9.93％；（3）如果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財政赤字比率年均2.03％，同期消費價格指數為11.43％。可見，無論以哪種口徑計算，最終結果都表明，盡管我國的財政赤字連年不斷，但沒有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我國的連年財政赤字為什麼沒有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需要根據赤字規模決定因素及其相關理論、積極的調整措施進行解釋。1.有利的社會經濟環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中國20年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9.8％（國家統計局，1999）。這種持續的實際經濟增長大大減輕了財政赤字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況且，近20年來，國際學術界逐漸形成這樣一種觀點，即只要實際產出增長率大於實際利率（我國的情況正是如此），長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andFlavin，1986）。（2）在轉軌過程中，財政赤字動員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閑置資源和能力，再加上貨幣化進程加快，既提高了產出水平，又增加了貨幣需求，而沒有通貨膨脹效應。（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別是工資和價格的控制能力很強。（4）我國民眾對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犧牲精神。經驗研究表明，在一個其儲蓄者對政府的償債能力有信心的國家，很容易容納較大的預算赤字（Congdon，1985，1987）。2.大規模的財政補貼對於平抑物價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把財政補貼作為保證經濟改革和社會穩定的積極手段，形成了以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為主，以財政貼息、稅前還貸、稅收支出、房租補貼等為輔的多種形式的財政補貼體系。就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而言，1986—1997年間，這兩項補貼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率年均17.3％（國家統計局，1998），無疑是財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們對這種「規模大、范圍廣、渠道多」的財政補貼如何評價（陳共，1998），正是這種財政赤字的成因，不僅支持了價格制度和企業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緩解了物價上漲壓力。3.及時而迅速的財政政策調整保持了宏觀經濟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於1988—1989年出現經濟過熱現象，這兩年的平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高達18.2％和18.4％。中央政府從1990年開始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財政赤字比率從1989年的0.94％降至0.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貨幣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經濟運行迅速恢復正常，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降至3.5％和4.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現了第二次經濟過熱現象，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高達16.6％和18.6％。為此中國實施了「軟著陸」戰略，財政赤字比率從這三年平均的1％降至0.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可見，及時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調整是避免財政赤字引起持續通貨膨脹的有力保證。三、如何正確認識我國財政赤字規模首先應當說明兩點：第一，無論在哪個國家，財政赤字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棘手的政治問題，是經濟與政治的接合點（重森曉，1988）。只要一定時期內的財政赤字規模（以及由此導致的公債規模）促進了經濟增長，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並且沒有引起政治危機，那麼，這種赤字規模就可以說是適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慮一國自身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階段、社會文化傳統等種種復雜因素，選擇科學的方法，才能真正確定合理的財政赤字規模。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公認的科學方法。因此，財政赤字規模的國際比較不失為判斷一國赤字規模是否適度的一種可行方法。（一）赤字規模1.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和英國），赤字比率比較高，平均為3.8％；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為6％；我國的赤字比率為2％。比較來看，我國的赤字比率低於工業化國家，雖然比發展中國家赤字比率比較高的國家也低很多，但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表明，我國的赤字比率比較適中。然而，如果與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包括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同期情況相比，我們就面臨解釋困境。這些國家在同期不僅沒有赤字，反而有1.2％的財政盈餘比率。其實，這正是這些國家剛剛完成工業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較的話，也許同它們在工業化進程中的赤字比率進行比較更為適當。1968—1986年（工業化進程的關鍵時期），這些國家的赤字比率平均為3.2％，大大高於我國目前的赤字比率。2.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赤字依存度平均為11％，比80年代中後期（7％）提高了57％；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平均為23％，比80年代中後期（30％）下降了23％；我國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較來看，我國的赤字依存度顯然大大高於工業化國家，也高於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依存度（17％），與發展中國家赤字依存度比較高的國家不相上下。這表明，我國的財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佔份額較大，財政狀況不佳。（二）內債規模1.國債負擔率。1991—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國債負擔率平均為30％，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國債負擔率平均為34％，就是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1968—1990年為18％，1991—1995年為15％）也大大高於我國的國債負擔率5.5％。這表明，我國的國債負擔率與《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歐盟各國不得超過60％的標准相距還很遠，國債規模還有很大的拓展餘地（龔仰樹，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國的國債負擔率雖然比其他國家低，但它們的高國債負擔率是債務余額滾動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結果。倘若我國國債的發行規模按目前的勢頭發展下去，再過三五十年，國債負擔率也會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國目前的國債余額增長率已經大大高於實際GDP增長率，甚至比名義GDP增長率高。這表明，我國在非經濟衰退的正常經濟運行時期，要注意控制國債的發行規模。2.國債依存度。1991—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國債依存度平均為10％，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平均為25％，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1968—1990年）為9％，都遠遠低於我國的國債依存度53％。這再次表明，我國中央政府財政支出過多地依賴債務收入，財政處於脆弱狀態。（三）外債規模1990—1997年，我國外債的負債率、償債率和債務率平均分別為14.9％、8％和80.7％，各指標均低於國際公認的安全線20％、25％和100％。再從外債余額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的對比關系來看，1991—1998年我國外債余額增長率平均為13.7％，名義GDP增長率平均為20.4％，這說明，外債余額增長速度沒有超出經濟發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從實際GDP增長率平均為10.8％來看，外債余額增長速度稍快了些。總之，可以得出結論：我國目前的外債規模不會造成債務危機。（四）綜合分析我國的赤字比率比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較高；國債負擔率比較低，而國債依存度卻很高，這種現象說明：第一，中央政府財政支出佔GDP的比率相對較低，或者說，中央財政動員的社會資源相對要少；二是財政狀況本身不佳，但赤字對經濟的影響還不會造成嚴重影響。從中，我們是否能夠得出這樣一種政策選擇：政府目前擔心的並不一定是赤字會給經濟造成多麼嚴重的不良後果，而是應當採取主動的財政調整措施，改善財政狀況。改善財政狀況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擴大中央財政支出，提高中央財政支出佔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財政支出佔GDP比率不變或有所提高的情況下，增加赤字融資渠道之外的融資來源，即增加稅收收入；第三，壓縮財政赤字。可是，在這三種途徑當中，前兩種途徑都意味著要增加稅收收入，而在短期內要使稅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難的。因而，倘若政治經濟形勢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財政狀況，那麼，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壓縮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擺在決策者面前的是一種兩難選擇：要改善財政狀況，就得使1998年以來的經濟不景氣狀況延長存在，下崗職工增多，已下崗的人再忍受更長時期的無工作痛苦；而要盡快走出經濟低谷，刺激經濟增長，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財政狀況的惡化為代價。綜上分析，第一，無論是從赤字比率還是從國債負擔率來看，無論是從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還是從中央政府的經濟職能來看，我國目前的赤字規模是比較適度的，不會引起經濟混亂，反而從長期來看還能加快工業化進程。第二，鑒於我國目前財政收入體系狀況和財政體制特別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事權、財權（收支）劃分現狀的局限性，無論是從赤字依存度還是從國債依存度來看，無論是從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還是從中央財政狀況來看，中央財政收支規模過小，以至規模不大的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也幾乎將中央財政推向崩潰邊緣。因此，我們的總體結論是：目前的財政赤字規模並不可怕，需要關注的可能是財政狀況的惡化趨勢；而當前是否要竭盡全力改善財政狀況，最終取決於決策者是更關心財政狀況，還是更關心國民經濟運行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