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有哪些律法能够给予投资者法律保障有无健全的机制
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证监会长期以来的重点工作之一。
证监会分别召开党委会和主席办公会，研究了需要重点推进和抓紧抓实的几项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强化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继续加大稽查执法力度，提升监管科技化水平，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积极探索完善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开展证券支持诉讼示范判决等维权法律机制，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此举意义重大，一方面有助于完善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赔偿诉讼制度，进一步丰富司法实践，健全证券市场民事赔偿诉讼制度；另一方面，有助于解决中小投资者寻求赔偿的专业支持问题，特别是通过这一案件，改革创新一套损失计算逻辑和认定方法，有助于解决受损投资者寻求赔偿专业能力不足的难题，满足中小投资者的权利救济需求。
“投资者保护重如泰山”。这项工作的每个环节正不断完善，一张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的“投保大网”已经延伸至资本市场的方方面面，真正地做到让广大投资者“看得见”“摸得着”。
⑵ 寻高人指导我国证券公司破产中对投资者的保护。急急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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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客户资产风险主要表现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客户国债被证券公司挪用而形成的风险，并且同登记结算公司(法定的客户证券托管人)和银行(客户结算资金独立存管模式下的客户资金托管人)相比，证券公司的破产问题要现实得多。
由于中国实行直接持有和禁止信用交易，客户资产的关系较为简单和清晰，减少了财产分配中的棘手问题。然而，现有破产法律制度的滞后却增加了处理的难度，有待《企业破产法》的制定和《证券法》的修改来提供依据和规范。
由于证券公司的客户包括为数众多的个人投资者，证券公司破产对其个人财产造成的损害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处置不当，还可能进而造成投资者普遍丧失信心，诱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对于证券公司的破产，在普通破产清算程序的基础上，需要确立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特殊程序和制度。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将证券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与专门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相结合，由证券投资者保护机构介入证券公司破产清算过程，实现对客户资产利益的保护。在这方面，美国的作法颇具特色。
证券投资者保护机构的前期介入
美国《破产法》第七章(“清算”)第三节(“证券经纪人的清算”)是关于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的专门规定，该节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SIPA)。SIPA实际上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筹集和使用，二是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在证券公司破产清算中的特殊地位、权利和作用。其中，第二部分内容被整合进破产法的上述章节，对该节原有的规定形成修正、补充和细化。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意识到破产法的某些一般性条款可能无法实现SIPA的目的，因此规定在涉及证券公司的破产清算时，它们只在与SIPA“一致”的程度上适用。因此，在与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有关的方面，SIPA实际上构成破产法的特别法，同后者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用最高法院的话来说，SIPA“创设了一种只适用于会员公司的新型清算程序，旨在确保公开交易的完成及客户财产的迅速返还”。
当SIPC认定任何会员证券公司对客户违约或者存在违约的危险，并且该证券公司(债务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SIPC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客户保护令(protective decree)：资不抵债，或者将无法履行到期债务；是未决程序的对象，且接管人、信托人或清算人已被指定；违反1934年《证券交易法》或任何自律组织规则中有关财务责任或客户证券担保的规定；无法进行为遵守财务责任或担保规则所必需的计算。
SIPC的客户保护令申请具有优先地位，即使之前存在任何未决的破产、抵押权实现或股权接管程序，或者任何重组、保存或清算会员或其财产或者强制执行对会员财产的留置权的程序，SIPC仍可提出申请。在发出保护令之前，收到申请的法院必须中止(“stay”)这些未决的破产程序或类似程序。本来，按照破产法第362条的规定，一旦债务人自行或由债权人提起破产请求(“petition”)，此前针对债务人或其财产的任何行政或司法程序即自动中止；换言之，破产程序具有优先地位。但是，为保护投资者利益，SIPA赋予SIPC特殊地位，即使证券公司已经被提起破产诉讼，SIPC仍可通过申请客户保护令介入并主导证券公司的清算过程。破产法第742条对此给予了确认，指出第362条的规定不影响SIPC申请客户保护令；申请一旦提出，此前的所有破产程序即自动中止，除非并直至申请被法院驳回；如果破产管理人完成了对债务人的清算，此前的破产诉讼亦告终结。简言之，由SIPC确定的破产管理人主持的对客户投资者的赔偿程序具有优先于普通破产程序的效力。
客户保护令的申请及其法律效果
即使是在清算程序正式开始之前，申请客户保护令这一行为本身也立即对债务人及其财产和债权人产生直接的效果。申请一经提起，受理地区法院即获得对证券公司及其财产的管辖权，无论该财产是位于法院所在地域之外，是被第三人作为担保物持有，还是受制于留置权。除少数例外情形外，证券公司的财产和财务状况自申请提起之日即被冻结。因此，同根据破产法提起的破产请求一样，保护令申请具有暂缓或中止任何将要或已经发生的针对债务人的司法、行政或其他诉讼，以及中止任何对债务人财产进行占有或设定利益的行为的效力。同在普通破产清算程序中一样，自动中止的目的在于暂停对债务人财产的分割，以便实现有序和公平的清偿。
鉴于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的特殊性，SIPA赋予法院在维持现状(“status quo”)方面的更大权限。SIPC通常会请求法院在自批准申请之日起至少21日这段期间内，中止任何人对债务人财产行使留置权、质押权或抵销权(“setoff”)，或者对回购协议或证券合同进行结算，除非征得SIPC和破产管理人同意。在普通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法明确禁止法院中止、撤销或以其他方式限制证券公司、金融机构或证券结算机构对证券合同(“securities contracts”，包括证券买卖和借贷合同等)或回购协议进行结算的合同权利，而SIPA清算程序则是一个例外。这一特殊权限使得SIPC和破产管理人能够确定作为证券合同或回购协议标的的证券是否为满足客户请求权所必需；如果是，SIPC可以请求破产管理人以支付价款或履行债务人合同义务的方式获得这些证券。SIPC承认，这种中止可能给合同对方造成相当的损失，尤其是在市场不稳定时更是如此。因此，其基本政策是尽可能快的确定相关证券是否在必需之列。
在收到SIPC的申请后，如果债务人同意，或者法院证实债务人满足上述四个条件之一，那么法院必须发出客户保护令。如果法院发出保护令，那么它必须按照SIPC的指示，立刻指定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trustee”)及破产管理人的代理律师(“attorney”)。破产管理人和代理律师可以由来自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人担任。只有同债务人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才可以担任破产管理人或代理律师，而根据SIPA的规定，下列情形均被视为同债务人有利害关系：是债务人的债权人(包括客户)、股东或合伙人；现在或曾经是债务人任何已发行证券的承销商；现在或在申请日之前两年内曾经是债务人或上述承销商的董事、合伙人、管理人员、雇员或代理律师；其他表明该人同债务人或承销商有关系，或者同任何类别的债权人(包括客户)或股东具有重大相反利益的情形。
在发出保护令和指定破产管理人后，法院必须立刻将清算程序移交给本司法辖区内对破产法下的案件具有管辖权的破产法院。在移交之后，该破产法院将获得SIPA赋予接受保护令申请的法院的所有权力和职责。在与清算程序有关的一切方面，SIPC均被作为当事人，有权就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并被视为介入了清算程序的所有环节。此外， SEC可以就在任何SIPA清算程序中到场提交通知，并可以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程序。
在指定破产管理人后，破产管理人必须按照法院规定的形式和方法将清算程序通知发布在一种或多种普遍发行的报纸上，并同时向任何从债务人的帐簿和记录看在过去12个月内是债务人的客户并拥有有效帐户的人邮寄一份通知。客户必须向破产管理人提交书面的请求权声明供备案。按照SIPA的规定，SIPA清算程序的目的是：在指定破产管理人后，尽快将客户记名证券(“customer name securities”)交付给债务人的客户或代表客户交付他人；并通过分配客户财产(“customer property”)或采用在本法规定限度内的其他方法满足客户的净资产请求权(“net equity claims”)；出售或转让债务人的营业部或其他业务部门；强制执行(SIPC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代位请求权；清算债务人的营业。
在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在代履行证券买卖合同的处理、特定客户请求权的劣后地位及客户帐户的处理等方面，均有倾向于客户投资者的特别规定。在分配破产证券公司的财产时，也以优先满足客户请求权为基本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投资者保护这一证券法律制度的核心目标。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
⑶ 明示退出怎么解
2019-12-23 09:57:57新京报 记者：王姝 编辑：樊一婧 原创版权禁止商业转载授权 “明示退出、默示加入” 证券法修订草案定民事诉讼新规 2019-12-23 09:57:57新京报 记者：王姝
四审稿有针对性地完善了民事赔偿制度，赋权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规则，为受损害的投资者，提起代表人诉讼。
新京报快讯（记者 王姝）今天，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再度审议证券法修订草案，对比今年4月的三审稿，四审稿有针对性地完善了民事赔偿制度，赋权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规则，为受损害的投资者，提起代表人诉讼。
此前的三审稿，增加了关于证券纠纷调解的规定。根据规定，投资者与发行人、证券公司等发生纠纷的，双方可以向国家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申请调解；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生证券业务纠纷，普通投资者提出调解请求的，证券公司不得拒绝。
此外，三审稿还完善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行为，国家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持有该公司股份的，可以为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不受公司法规定的限制。
对此，有的常委委员和专家提出，为提高证券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在加大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同时，应当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实践中，证券民事诉讼具有涉及投资者人数众多，单个投资者起诉成本高、起诉意愿不强等特点，建议在民事诉讼法的制度框架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有人建议，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在证券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明确投资者保护机构可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规则，为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受损害的投资者向法院办理登记，提起代表人诉讼。
据此，四审稿增加规定：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可能存在有相同诉讼请求的其他众多投资者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该诉讼请求的案件情况，通知投资者在一定期间向法院登记。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投资者发生效力。
四审稿还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受50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可以作出代表人参加诉讼，并为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向法院登记，但投资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该诉讼的除外。
⑷ 康美药业或被股民集体索赔，在法律层面意味着什么
距离康美药业2019年4月30日“暴雷”事件已经两年了，法院、证监会对于审计机构、康美药业等多方面的处罚决定和后续处理已经相继出台了。2021年3月26日，广州中院发布普通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明确权利人范围及登记期间。早在2021年2月10日广州中院经依法审查作出裁定，决定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而后，投服中心发布公告正式接受投资者委托替投资者打官司索赔。
⑸ 什么是投资者保护
投资者保护是指法律对投资者的保障程度以及相关法律的有效实施程度，由委托代理机制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公司的管理者以及大股东可能由于自己的私利侵犯投资者的权益，投资者保护机制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产生的。投资者可以依赖两种保护机制：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机制，二是公司层面的政策机制。
投资者保护三大流派
1、契约论。契约论的学者认为，投资者通过和公司签订契约就可保护自身合法利益，因此，政府只需保证契约执行即可。
2、法律论。这派理论主要以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I-SV)为代表，主要观点是法律在投资者保护方面至关重要，是决定投资者保护水平差异的最重要因素。LI-SV分析了多个国家投资者保护水平情况，发现法系差异决定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差异，进一步，法律规则的变化提高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和公司外部融资能力。
3、不完备法律理论。讨论投资者保护问题，不得不提到当前一种新的理论一不完备法律理论。2002年7月，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皮斯托在《不完备法律理论——种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发展中的应用》中提出了“不完备法律理论”，正引起欧美经济学界与法律界越来越多的兴趣与关注。“不完备法律理论”对监管，特别是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存在提出了新的见解，可以进一步诠释投资者保护问题。不完备法律理论受到了不完备合同理论的启发；将这一理论用于法律分析虽剐开始，但极具潜力。该理论的出发点是，除合同之外，法律也是内在不完备的，事实上，法律上的不完备问题比合同l中的要更为深刻。不完备法律指，如果所有可能造成损害的行为都能准确无误地由法律详细规定，则认为法律是完备的，否则，法律就是不完备的。运用在证券市场上，不完备法律理论很好的解释了证券，市场监管理念的引入，且凸现了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性。
⑹ 中国版集体诉讼第一案中，存在哪些法律问题
中国版的投资者集体诉讼，正式打破僵局。4月8日,中国证监会对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公共机构在证券和金融领域的直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接受黄梅香等56权利人的特别授权，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代表其参加诉讼。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药业)的集体诉讼被提上议事日程。新修订的《证券法》于去年生效，对投资者保护有专门章节，建立了“默示参与”和“明确退出”的诉讼机制。这将有助于克服诉讼动机不足的问题造成的大量的投资者和少量的补偿的影响。
“如果根据法院公布的条件，委托我起诉的大部分股东都不符合条件。”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志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目前代表股东提出的索赔金额约为4000万元。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近千名康美药业投资者向李秀姣委托索赔，索赔金额从数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总金额估计超过1亿元。
⑺ 投资者与证券公司，或者说与证券业有关的法律案件，由哪及法院管辖
民事诉讼：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有三类：（一）重大涉外案件；（二）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刑事诉讼：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有三类：1、危害国家安全案件；2、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3、外国人犯罪的案件
不能笼统的说某种法律关系又那级法院管辖，而是看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不涉及以上这些，那么还是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涉及地域管辖的，还要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基本原则和特殊规定。如原告就被告，特殊地域管辖等
⑻ 康美药业3年造假，金额有多少
4月16日，中国证监会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委托，对康美药业启动特别代表人诉讼。康美药业公司因从2016年至2018年连续3年实施财务造假约300亿元，或将遭遇A股史上最大索赔案。
证监会表示，2020年5月，证监会对康美药业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公司及相关人员涉嫌犯罪行为被移送司法机关。证监会表示，康美药业公司2016年至2018年连续3年有预谋、有组织、系统性实施财务造假约300亿，涉案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性质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践踏法治，对市场和投资者毫无敬畏之心，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资本市场健康生态。
投资者保护机构充分响应市场呼声，依法接受投资者委托，作为代表人参加康美药业代表人诉讼。证监会对此表示支持，并将依法对投资者保护机构参与诉讼工作进行监督，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8)投资者保护机构代表诉讼扩展阅读
康美公告预亏再增100亿，上交所连夜问询
4月16日，康美药业发布业绩预告更正公告。与上次公告相比，业绩预亏再增百亿。当晚，上交所对康美药业发出问询函，督促公司审慎核实预亏金额。
4月16日，康美药业发布业绩预告更正公告，更正后预计2020年度亏损244.8亿元至299.2亿元。今年1月末，康美药业曾预计公司2020年度亏损148.5亿—178.2亿。上交所发出问询函表示，康美药业相关预亏金额巨大，与更正前预亏金额差异巨大，公司还存在大额到期债务未清偿，涉及重大诉讼等风险事项。
康美药业应当充分披露当前经营实际情况及存在的诸多风险因素，明确投资者预期，做好2020年年报披露、退市风险提示和后续安排。
⑼ 证券法第13条与第11条的区别
元年指南 l 图文详解新《证券法》，附新旧条款全对比
元年金服
元年金服
2020年03月08日
《证券法》于1998年12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迄今已经20年，其间，历经了2004年、2013年、2014年3次修正（只修改了少量条款和文字）和2005年第1次修订（大幅度修改），该次修订奠定了适用至今的现行《证券法》框架。此次修改是第2次修订，修订后的《证券法》条文226条，比2005年版《证券法》的240条少14条，增加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两章，修改变动的条文在100条以上，为历史上第二次大幅度修改。
此轮《证券法》修订，正值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供给侧改革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经济改革的目标，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则是中央既定的政策手段。《证券法》作为规制直接融资的根本法律，担负着保护投资者、便利企业融资的重任。全面推行注册制，应当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按照中国证监会前主席肖钢的说法：“党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资本市场！”
材料整理丨 元年金服（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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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指南 l 图文详解新《证券法》，附新旧条款全对比
目录：
1、新证券法究竟“新”在何处？
2、注册制作为亮点之一，迎来全面推进新周期，市场究竟如何变化？
3、新证券法进一步强化了信息披露的要求，具体情况如何？
4、投资者保护制度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新证券法有关投资者保护的新规定有哪些？
5、新证券法对于市场影响几何？
新证券法新在何处？
新证券法的修订工作可谓经年累月，自2015年4月启动，共经历四次审议，历时4年半之久。原证券法一共240条，这次共修改166条、删除24条、新增24条，作了较大调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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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券法》究竟新在哪里？将给资本市场带来哪些新气象？十大亮点迅速get：
1、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度
新《证券法》对证券发行制度作了系统修改完善，体现了注册制改革的方向与决心，同时授权国务院对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进行规定，让注册制改革有法可依，行稳致远。
2、显著提高证券违法违规成本
呼应资本市场的要求，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了证券违法民事赔偿责任，明确了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中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等。
新《证券法》加大对责任人处罚力度，提高罚款倍数、罚款金额，以“欺诈发行”为例，修订前的处罚金额是募集资金的5%，而修订后则是募集资金的一倍；再举个“虚假陈述”的例子，修订前顶格处罚是60万，修订后则是1000万！让不少股民朋友大呼快哉。
3、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
这是新《证券法》新增专章，规定了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现了很多中国国情的投资者保护亮点。比如说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建立上市公司股份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还探索设立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4、强化信息披露要求
新《证券法》还新增了信息披露专章，系统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包括扩大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范围，完善信息披露的内容，强调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愿披露行为等等。
5、完善证券交易制度
优化有关上市条件和退市情形的规定；完善有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强化证券交易实名制要求；完善上市公司股东减持制度；规定证券交易停复牌制度和程序化交易制度等。
6、落实“放管服”要求取消相关行政许可
取消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调整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的监管方式，将资格审批改为备案等。
以深交所为例，根据新《证券法》对现行有效业务规则进行系统性清理后，共废止业务规则44件，其中33件是被新规取代，有8件是已经不适应市场改革发展，比如大宗交易资格申请之类。
7、压实中介机构市场“看门人”的法律职责
新《证券法》明确证券公司及其责任人员未履职时对投资者承担的过错推定、连带赔偿责任，提高中介机构违法处罚力度。
8、建立健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新《证券法》明确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划分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它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等三个层次。
9、强化监管执法和风险防控
新《证券法》明确证券会防范处置市场风险的职责，延长执法中冻结、查封期限，增加了行政和解制度，完善了市场主体禁入制度等。
10、扩大证券法的适用范围
是不是很多人以为证券=股票呢？其实不然，新《证券法》就将存托凭证明确规定为法定证券，将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管理产品纳入证券法适用范围。
信息来源：289财经热点南方号
注册制稳步改革
注册制的全面推行能够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缓解此前IPO“堰塞湖”现象；并通过加强供给，改善当前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引导市场资金“价值投资”。
此次新《证券法》能够在2019年完成修订很大程度上和顶层设计中明确全面推行注册制有很大关系，本月底国务院有关注册制授权到期，新《证券法》在次日生效也完成了无缝衔接。
而新《证券法》中也有诸多与注册制相关的内容，其核心便是明确接下来的一个周期将全面推行注册制，不再规定核准制。
但有关注册制和核准制如何过渡，市场仍存在疑问，新《证券法》生效后，核准制就将告别历史舞台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无论是IPO还是再融资，仍有数量不小的存量企业将接受证监会审核。
也就是注册制的全面推行在现阶段是分步实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程合红便指出，注册制是中央的大政方针，也是这次《证券法》的明确规定，必须坚决贯彻落实，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注册制的推进也是分步到位的。证券市场有不同的板块，有不同的证券品种，推行注册制在客观上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这也是证券法这次新增加这一条授权国务院对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作出具体规定的一个考虑。
而对于目前肯定会存在的注册制和核准制双轨运行，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则指出，新《证券法》规定证券发行实施注册制，并授权国务院对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进行规定。预计创业板尤其是主板（中小板）实施注册制尚需一定的时间，新《证券法》施行后，这些板块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实施核准制，核准制和注册制并行与新《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并不矛盾。
信披转向实质有效
从上市公司层面来看，新《证券法》生效，有关信息披露的变化是同上市公司最为密切相关的内容。
此次《证券法》修改进一步强化了信息披露的要求，而新证券法设专章规定信息披露制度也可以看到立法机关此次对于信息披露优化的重视。
具体的变化包括：
扩大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范围；
完善信息披露的内容；
强调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
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愿披露行为；
明确上市公司收购人应当披露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确立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开承诺的信息披露制度等，如此多的内容甚至可以认为新《证券法》重构了信息披露制度。
而总结来看，市场认为新《证券法》推动的信披改革是三个维度。首先是信披主体的根本革新。
“新《证券法》将上市公司为第一责任人改为以信息披露义务人为责任主体，实现全方位无死角，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对信息披露主体的监管进入‘大一统时代’，各领域、各主体的信息披露标准被全面统一，只要是被施以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就都应负有直接的信息披露义务和责任，客观上实现了对证券市场各来源信息的无死角净化。”北京地区一家大型律所的合伙人对记者表示。
其次是对披露标准的全新界定。此次证券法修改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这其中“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是新的要求，也符合了注册制大方向，即在保证公告完整性、专业性的同时增强公告的“可读性”，这无疑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个维度则是对披露内容的全新要求。新《证券法》对可能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同时，还强调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此外，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愿披露行为，除依法需要披露的信息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可以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但不得与依法披露的信息相冲突，不得误导投资者。
“总结来看，此次《证券法》信息披露的变化其核心就是让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进一步转向为满足投资者对‘实质有效’信息的需求，这在注册制的精神中十分重要。”投资者保护
保护中小投资者是立法宗旨，新证券法是否会重塑市场博弈生态？新法缘何大力强化投资者保护？又何以成为投资者约束上市公司行为的“利器”？
“重融资、轻投资”是我国证券市场上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投融资严重失衡，进而导致投资者对市场丧失信心，动摇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根基。
作为资本市场的根本法，新证券法突出强调了投资者权益保护，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这一主线，并在第六章新设“投资者保护”专章。“投资者保护”专章共有8条，涵盖三方面内容：
第88、89条规定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突出对中小投资者的事前保护；
第90、91、92条分别就建立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明确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进行规定，目的是加强对股票投资者和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的事中保护；
第93、94、95条分别就先行赔付制度、证券调解及代表人诉讼进行规定，通过多元方式来优化救济途径，加强对投资者事后保护。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为适应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需要，新证券法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诉讼原则，依法为受害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
此举从根本上回归到市场发展的逻辑与本质，保护投资者就是保护资本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就是保护全体投资者。具体来看：
一是确立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有针对性地做出投资者权益保护安排，在法律上确立了“卖者有责”原则。
二是建立了征集股东权利制度。允许特定主体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这为公益性投资者保护机构持股行权拓展了制度空间。
三是完善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我国股市上有相当一批上市公司是“铁公鸡”，长期一毛不拔，不注重投资者回报。监管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有效的监管探索，本次修法将相关实践予以总结吸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分配现金股利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依法保障股东的资产收益权。
四是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总结实践经验，规定了先行赔付制度。建立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即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法律框架下，充分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作用，允许其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的委托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建立了“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诉讼机制和示范判决制度，为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方便的制度安排。
对市场影响几何
1. 调动券商投行板块景气度抬高。《新证券法》降低上市门槛，使大量原先无法上市或仅能在港股、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能够在国内上市，以及促使许多优质的中国企业“返乡”，券商投行业绩增厚可期。
2. 证券投资者的门槛提高。证券发行从核准制到注册制、从需要持续盈利到现在的仅需要持续经营，这些都使得上市公司的门槛大幅降低，其中定会掺杂一些“劣质公司”，炒股风险将进一步推高，需要投资者们自行擦亮双眼。此次《新证券法》还删除了原先不完善的“持续信息公开”制度并单独增设第五章信息披露，系统的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提出了更高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更好的维护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知情权。但同时，也将价值判断交还给投资者。最后还是那句话，入市有风险，炒股需谨慎！
3. “重罚60万”的笑话成为过去式，但具体效果还需具体落实。先前《证券法》的罚款额度低到让人难以想象，康得新造假120亿“重罚60万”，康美药业造假887亿依然是“重罚60万”。根据choice统计，截止2019年12月16日，A股上市公司在2019年违规总量达到961次，涉案金额动辄几百亿，但罚款金额上限仅60万，造假的收益与风险完全不匹配使得A股上市公司“犯了又想犯，越造假越快活”。而《新证券法》的处罚标准由原来的一至五倍，提高到一至十倍；实行定额罚的，由原来规定的三十万元至六十万元，分别提高到最高二百万元至二千万元（如欺诈发行行为），以及一百万元至一千万元（如虚假陈述、操纵市场行为）、五十万元至五百万元（如内幕交易行为）等。虽然《新证券法》对于证券违法成本的惩罚力度有了大幅度的调高，对证券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不是证监会一家的任务，行政处罚只是追究违法行为责任的手段之一，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其实更为重要。此次修法在第95条第三款加入了“中国版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将使得民事责任的追究变得更为可行。证券刑事责任早就规定在《刑法》中，众多证券欺诈行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都可能构成了刑事犯罪。但在现实中，尽管此类证券欺诈行为频发，追究相应刑事责任的案例却并不多见。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恐怕不是修法能够解决的，关键还在于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