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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时的投资

发布时间: 2021-05-05 15:21:35

① 在中国古代有瘟疫的时候会祈求哪位神

看是什么瘟疫,如果是出天花,那就是痘疹娘娘,看过红楼梦吗?巧姐出痘,王熙凤他们就是供奉痘疹娘娘。
另外中国还有瘟神,五瘟使者、五瘟使,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瘟神。分别是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仁贵、总管中瘟史文业

② 中国古代有什么重大瘟疫及具体发生年限

根据历史的记载,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瘟疫有700多次。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霍乱、斑疹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病都曾袭击过这片土地。不过古人限于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常把这类瘟疫通称为“疫”或“疫疠”。而出现于东汉末年的瘟疫来势凶猛,为祸剧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再次是影响了局部战争的进程。据文献记载,整个三国时期,发生瘟疫次数多达22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著名的赤壁之战。曹操统帅的20多万大军,在作战过程中,由于突遭瘟疫,战斗力急剧下降。《三国志》记载:“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假如曹操军队没有瘟疫的影响,三国时期的历史或许会改写。

③ 瘟疫指的是什么

瘟疫-瘟疫亦称大流行病,指大型且具有传染力的流行病,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巨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等。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④ 瘟疫的概念

瘟疫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⑤ 国家关于瘟疫医疗政权

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无论病魔是多么的险恶和猖獗,每次正邪之战最后总是人类可以躲过毁灭性的灾难,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中国人是采用何种方式来防治瘟疫的呢?

1.医者首当其冲,抗疫名医辈出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2.接种减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比如,现在每个儿童都要接种的小儿麻痹(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3.帝王承担责任,官方免费抗疫
古代的许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时,曾发出诏书诚坦执政失误,承担责任,以安抚众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级政府共同抗疫。官方组织的抗疫活动,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汉代的文帝,元帝和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汉代帝王还曾下令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灾民。宋朝其间,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政府支出。康熙皇帝曾于1682年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康熙根据皇室家族亲身经历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这是一个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广防疫方法的例证。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几乎成为官府朝廷抗疫的惯例。

4.设立隔离病坊,阻止疾病传播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公元242年,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谈到天花病时记载:“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国称为“虏疮”。由于其传染性,天花随后在中国逐渐流行。公元2年,青周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可见古代人很早就开使用隔离的方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的传播。

5.建立防疫管理,设立边境检疫
控制瘟疫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间的传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宋太祖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户要参加治疗。

清朝政府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这说明中国医生当时已经认识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为传染病源,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检疫系统。1688年,俄国是最早派医生来北平学习种痘及检痘法:“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
中国的种痘术还传到日本、朝鲜和印度等邻国,通过国际交流,共同防治传染性性疾病。

6.注意饮食卫生,保持个人清洁
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良会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提倡注意饮食的卫生,不食用变质的菜饭。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鱼等劝告。明代人已十分讲究饮水卫生,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这种对水质量的判断和分级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如上海人的冬季进补,广东人的中药煲汤,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7.改善环境条件,药物预防消毒
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以减少瘟疫的传播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相当的重视。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的记载,还认识到患病的动物和牲畜可以传染疾病,切不可让其污染水源。秦国时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着”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城市内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这种装置已经接近现代的下水道系统。汉代时已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厕所。当时城市里还设有公共厕所,称为“都厕”,供大家方便。唐宋时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种树以绿化环境,并设有严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损”。另外,在瘟疫流行期间古代人还用药物消毒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感染和传播。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防止瘟疫

8.普及医学知识,加强教育书刊
普及疾病知识加强医学教育是预防瘟疫的重要环节,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唐朝的太医院相当于国立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

秦朝下令焚书时,医药书籍例外,保存了下来。元代政府机构中有专人负责医书的整理和出版,同时还以书坊、书院、私宅刻书等多种出版形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盛世修典”,而医药书籍毫无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医药书籍都经过数代的再版和注释才能流传至今为今人所用。中医网络全书《医宗金鉴》记载了接种人痘的详细理论和方法,此书传到日本后对人痘预防天花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9.官方免税减租,疫区施财赈灾
瘟疫的流行不但影响民众的健康和生存,还会对社会、经济和生产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抗击瘟疫决不仅仅是单纯的防治疾病。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过在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后来还有官方规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补贴,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各个朝代都有过在发生大疫后,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谴医生施药救之。地方官府办的“蕙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0 妥善安葬亡者,救济抚养遗孤
历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致使妻离子家破人亡,出现“万户萧条鬼唱歌”的悲惨状况。由于瘟疫的传染性,未经妥善安置的尸体将进一步传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环境。西汉时期,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与不等的安葬费。唐朝时期对瘟疫时期掩埋尸体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唐玄宗在大疫其间下令,死者尸体一定要家人掩埋,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是十二岁,一定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这些措施和作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是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综合治理瘟疫的。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预防现代瘟疫使用的方法仍然大同小异。最近对SARS的预防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应该看到,近百年来,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付瘟疫的办法愈来愈多,手段也逐渐提高,其结果是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明显升高。现在人类可以骄傲的说在同病魔的斗争中人类已经真正做到了“道高一丈”。但是,切切不要忘记,瘟疫向人类的进攻从来没有停止过,瘟疫不时还会司机发动反击,而不时出现“魔高一尺”的情景。人类注定要病魔长期共存。

⑥ 在瘟疫的威胁之下,我们应当保持怎样的生活心态

应该还是保持平常心吧,因为瘟疫总会过去的,我们的生活也会渐渐恢复到正常的状况。

⑦ 古代的时候如果爆发了大型的瘟疫,古代人是怎样应对的

提到瘟疫,其实就是流行传染病。瘟疫自古有之,《周礼·天官》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瘟疫产生的原因,一是因为四时的气候不正常所致。比如过去的痢疾,每年秋后都会流行,并且死亡率很高,就是因为人经过夏天的暑热,如果不注意防暑和饮食卫生,秋天就会得痢疾。二是因为旱涝丶地震丶战争,死亡的人得不到及时掩埋,尸体腐烂产生病菌,也会爆发瘟疫。听老人说,明朝朱元璋因在山东杀人太多,人们不敢外出掩埋尸体,因此出现了瘟疫,又经苍蝇传播,死人无数,达到了十室九空的严重程度。

而在防疫工作中,古代政府对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和设施建设也很重视。在河北易县出土的战国时代燕国下都的陶质阴沟管道,即为我国早期的地下排水设备。在宋代温革著的《琐碎录》中提出:“沟渠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

⑧ 瘟疫是什么来的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按照中医五运六气的理论,在五运六气特殊之年份,或因某运不及刚好与司天之气想矛盾时,会爆发瘟疫。如2003年为火运不及,司天之气为太阴湿土,所以有‘九宫灾’,九即对应于人体的肺。而2009年为土运不及,司天之气也为太阴湿土,故而有‘五宫灾’,其对应于人体的脾胃。所以2009年会爆发类似霍乱型的传染病,这个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瘟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领导人(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⑨ 《瘟疫》 这部电影讲什么

1987年某天年轻的丹麦导演拉斯冯特里尔与制片人凯斯打赌说他可以花一百万丹麦克朗(现相当于130万左右人民币)拍一部电影,这在当时的丹麦几乎算是投资电影的底线了。凯斯欣然应赌并给他们找来了100万丹麦克朗,于是电影《瘟疫》开拍了。

丹麦电影学者彼得谢普勒说,《瘟疫》不算是部好电影,但却是不得不有的电影。因为,从某个层面来讲,《瘟疫》可以说是拉斯冯特里尔的自传性电影,也是可直接透彻的了解拉斯冯特里尔如何将他个人的理论实践于电影中的电影,更是想要了解拉斯冯特里尔电影创作方式的绝佳范例。

但就对于影片本身而言,我同意彼得谢普勒的前半句,《瘟疫》不算是部好电影。拉斯在《瘟疫》中采用双线并行,互相交错的叙述方式,一方面叙述拉斯和他的长期共同编剧尼斯佛索是如何进行《瘟疫》中的电影《瘟疫》的创作,一方面又将他们即时的创作用影像表现出来。在电影中拉斯、尼斯,甚至凯斯都扮演自己,拉斯又在电影中的电影里扮演主角梅斯梅尔医生。

应该说,电影中的《瘟疫》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个不错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梅斯梅尔是一个希望利用自己所学去帮助可能遭受瘟疫折磨的人们的医生,但在最后他发现自己其实就是那场瘟疫的始作俑者,他就是病源的携带者,是他传播了这场瘟疫,所有人因他受尽折磨,而他却以为自己是一个解救者。这也是拉斯在欧洲三部曲(《瘟疫》是欧洲三部曲第二部,其它两部为《犯罪分子》《欧洲特快列车》)中不断重复的母题:“无知的执善,却是促发助长邪恶并使其不朽的推手”。但拉斯对梅斯梅尔设计了一个最后投向宗教信仰怀抱的结局,这是一种玩笑,令人无法开怀的玩笑,科学向神学跪倒,结局仓促且不能令人信服。或许这只是个初本,又或者拉斯借此讽喻些什么,更或者拉斯只是想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构想来表达他的母题,用不着细究。

所以这或许不能算这部影片的大缺点,整个影片真正的硬伤来自他的另一线。影片一开始就通过一个莫名的画外音告诉我们,在这五天的创作之后来自现实世界的真正瘟疫就要爆发。所以说,一开始导演就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拉斯冯特里尔怎样创作电影的教学片。但我们满心期待的现实世界的真正瘟疫是什么呢。影片最后用十几分钟时间描述一个女孩被催眠并进入电影中的电影《瘟疫》的剧情,我不知道该怎样来描述女孩这十几分钟的表现。观影时,面对女孩从抽搐到歇斯底里,彻底疯狂,乃至莫名奇妙不明所以的脖子上长出脓包时,我坐立不安,不知所措,心里一个劲问,咋啦,这是咋啦,羊癫疯?疯牛病?太无厘头了吧。如果说这就是导演要表现的现实世界的真正瘟疫,那这也太勉强了吧,几乎没有铺垫,突然的直接的以极其夸张的表演表达一个莫名其妙的主题以期提升影片的深度,坦白说,很有些失败。在影片的解说音轨里尼斯说,我们是想表现艾滋病的,用这么小的投资表示这么大的主题……。小投资表现大主题是有点难,而且可以肯定他们表现的不能算是很好。

还有,影片开始拉斯搭乘计程车,计程车一再后退而不前行引来司机哈哈大笑这场戏也有些夸张。拉斯对此解释说一部电影如果要卖座,必须要有好笑的桥段。这其实并不好笑,即使好笑也表现的太刻意了。而且讽刺的是他的《瘟疫》很不卖座。当然我觉得他在《瘟疫》里的一些讽刺还是很好笑的,比如在医院里那两个一唱一和的医生,还有那个神父喃喃说他学了两天就当神父了,以及拉斯他们和凯斯在饭桌上对丹麦电影当权者的嘲讽,等等。

再者,大概是因为投资的原因,影片的画面、拍摄都让人以为这或许是拉斯在《Dogma’95宣言》以后拍摄的影片。影片为黑白画面,很多场景都使用手提式拍摄,现场收音,在户外你甚至都能听到风声“呼呼”的掠过。让人在整体观影上感觉有些粗糙

⑩ 古代如果发生大规模的瘟疫,他们是怎么熬过去的

主要依靠于个人的免疫力,除此之外还可以服用一些中药。

当然除了这些有用的,民间还流传着很多迷信的做法,比如说一些大神会画“符”,相传将“符”泡水喝下,就能治疗疾病。总之,与瘟疫的抗争从古到今,医学在不断的进步,人类也在不断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