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对吗
是的。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嗜好，但无法提高生产力，称为纯消费性投资；其二可以提高生产力，但无法满足消费者嗜好，称为纯生产性投资；其三为兼具消费性和生产性二重性质的投资。一般最常见的投资均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投资。
教育投资，作为培养和提高人的劳动能力的投资，也应属这种兼具消费性和生产性二重性质的投资。
② 教育投资的意义
教育投资是开发智力、发展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从长远看，教育投资是效益最大的一种投资。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对教育的投资。
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教育投资一般是递增的。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对各种专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对国民文化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而要求教育事业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国民收入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量也不断增加，有可能承担日益增长的教育投资。
在中国，教育投资表现为教育经常费用和教育基本建设费用两个部分。教育经常费用包括教职工工资、教职工福利费、人民助学金和奖学金、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教育基本建设费用用于校舍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
中国教育投资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中央政府财政拨款，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县（旗）人民政府财政拨款，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支出的教育费用，还有人民群众集资办学和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支付的为数不多的教育费用。
③ 教育是对孩子最大的投资，这句话你怎么看
每一对父母都对自己的孩子寄托了很深的期望，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怎样做才能把孩子教育好，是为人父母一个永恒的话题，教育是对孩子最大的投资。
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如果把孩子看作一种投资品，对孩子的教育就是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投资，因为孩子的未来就是父母的未来，没能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也就意味着父母的晚景凄凉。
④ 为什么这一代中国人在教育投资方面近乎疯狂
“六·一”儿童节将至，国际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施罗德投资最近进行的微信调查(下称“调查”)发现，96%的家长会带孩子出游、吃大餐或者以家庭日的形式庆祝。有 92%的父母亦会送礼物给子女，当中有 30%会赠送文具(在所有选项中最高)。另外，42%家长表示他们最重视子女的课外学习(远高于“课内学习”的 4%)，显示他们愿意投入资源于子女教育相关的用品和服务。
子女教育成家庭投入重心 近 近 7 7 成中国家长期望孩子取得高学历
随着在教育方面物质、精神的双重付出，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成就也寄予了更高期望。调查显示，受访中国父母中有 67%期望孩子将来能取得本科以上学历。
中国家长同样注重与孩子进行精神上的亲密沟通。调查发现，92%父母表示子女会经常或偶尔和他们讨论对未来的构想。 家长有可能了解到子女所想，于是从教育协助他们达成目标，砸钱为孩子报读课外兴趣班、辅导班等。
因此，中国投资者对子女的教育储备亦颇为重视。调查指出，中国有 83%家长将 20%至 60%的家庭年收入作为孩子的教育储备，甚至有 4%父母会投入 60%以上的家庭年收入。
“爱的供养”不仅反映在子女教育投入上
中国家庭围着后代转的属性在其它方面也有体现。调查显示，85%的父母将家庭年收入的 20%至 60%用于供给子女，而在此项上的花费超过家庭年收入 60%的家庭甚至也达到 4%。由此可见，中国父母“爱的供养”不仅反映在子女教育投入上，更可能贯穿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不过，调研发现，中国父母“养儿防老”思想有所松动，受访对象中有一半不期望子女照顾他们的退休生活。由此可知，在供养子女方面，中国父母并不衡量投入和产出比，终其一生都在围着他们转。
事实上，这种无私供养的牺牲精神对中国家长的投资行为影响至深。施罗德投资早前发布的《2016 全球投资者系列报告》亦指出，家人是中国投资者投资的主因之一，有 32%的中国投资者表示“支付子女或孙辈的教育费用”是其投资的主因，高于全球的 20% 。报告更发现，24%的中国投资者的投资主因为给“子女或其他亲属提供收入”，略高于全球水平(23%)。
施罗德投资提醒，为更有效地保障及满足子女的教育需求和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中国父母应放弃依赖日常收入应对子女教育开支和退休储蓄的传统观念。在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应综合制定满足家庭各阶段整体需求的财务规划，定期回顾调整。只有通过稳健的多元投资组合配置，才能在实现子女教育和退休目标的同时，减少对家庭整体财务状况的影响。
⑤ 教育是投资还是消费
⑥ 教育投资的现状
教育投资是发展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因此研究教育投资总量是非常有必要的。下表是我国从1992年到2008年教育经费的增长情况，由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经费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有了稳步地增长。从总量上来看，199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867.0亿元，到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为14500.7亿元。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量（以当年价格计算）是1992年全国教育经费（以当年价格计算）的16.73倍。教育经费总量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对教育事业投入的重要指标。教育经费得到了大幅度地增长，教育经费总量占GDP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3.22%增长到了2008年的4.82%。通过图可以直观地看出来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经费总量的绝对量增长速度很快，但教育经费总量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以前处于下降状态，到1994年以后才慢慢稳中上升。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推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实行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可以推断这样的增长趋势会持续下去。教育投资的增长趋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首先，人们的教育需求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进而促进了教育投资的增长；其次，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也为教育投资的增长提供了物质保障。
另外，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差异显著，教育投资的地区差距较大。教育方面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教育规模、结构和条件上，也体现在生均教育经费上。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东部地区，生均教育经费也比较高，但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生均教育经费较低。在经济发展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教育投资又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中，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继续拉大，这样的趋势不利于我国各地区经济、教育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中央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和教育投资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⑦ 家庭教育投资是否有必要为什么教育投资是否与机会成本有关
你的题目给人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教育的投资，另一是家庭的教育投资
先回答第一个家庭教育的投资，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教育首先要接触的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直接关系到子女的教育态度养成，所以家庭教育的投资是最值得投入的，但现在许多父母往往忙于生意和其他事情，导致家庭教育的荒废这样即使，家庭外投入在大也是事倍功半。对于第二个问题家庭的教育投资，这个应该大家也比较明白，教育嘛，关系一个人的竞争力和素养，也关系他的未来，虽然现在有许多人持教育无用论，但改变不了教育的价值。楼主要不要给点分呢
⑧ 国家为什么要加大教育投入，优先发展教育
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保障的重点。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高度重视增加财政教育投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政策措施。
新形势下继续增加财政教育投入，实现4%目标，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科学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迫切需要；是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动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项紧迫任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必须切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领会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
(8)教育投资观扩展阅读
1、教育的最首要功能是促进个体发展，包括个体的社会化和个性化；
2、教育的最基础功能是影响社会人才体系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现代社会重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包括：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背景；提高受教育者的潜在劳动能力；形成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
3、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人才，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
4、教育的最深远功能是影响文化发展，教育不仅要传递文化，还要满足文化本身延续和更新的要求。
⑨ 教育投资的关系
在现代经济中，教育投资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早在两百多年以前，经济学界的先驱们就已经对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促进作用开始了研究。当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具体阐述了教育的资本价值，并认为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开始注重对教育的投资，因而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明显上升，由此可见，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
到了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普遍认可了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论断。而且不少实证研究也不断证实了教育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舒尔茨1961年在《教育和经济增长》一文中，对美国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的收益作了测算，直观形象地揭示出了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1929年，美国国民收入为1500亿美元，当时美国工资收入与资本收入之比为3：1，这表明国民收入中由人力资源和资本各自创造的比例是3：1，因此可以计算得出，1929年的国民收入中：由人力创造部分为1125亿美元（1500亿美元×3/4），由资本创造部分为375亿美元（1500亿美元×1/4），当年美国劳动力总数为4920万人。因此人均创造国民收入为2287美元/人（1125亿美元/4920万人）。再看1957年的情况：国民收入为3020亿美元，工资收入与资本收入之比仍为3：1，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人力创造部分为2265亿美元（3020亿美元×3/4），资本创造部分为775亿美元（3020亿美元×1/4），当年美国劳动力总数为6800万人，因此人均创造国民收入为3330美元/人（2265亿美元/6800万人）。显然，1957年的人均创造国民收入要比1929年的水平高1043美元（3330美元/人－2287美元/人=1043美元/人），从以上计算中，可以看出差额是由于劳动质量提高而得来的，而劳动力质量提高则又归因于教育投资。丹尼森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用不同于舒尔茨的方法对1929年至195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因素进行了研究，从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中，逐项推算各因素的作用，并估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根据丹尼森的计算，美国1929年至195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5.3%。奥内尔的研究表明：1967年至1985年期间，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为58%，发展中国家则高达64%。
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也验证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究其原因，完全得益于明治维新以来政府长期对国民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从而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在1905-1960年的55年间，日本的国民收入增加了9倍，在此期间，劳动力只增加了0.7倍，物质资本的投资也只增加了6倍，但教育投资却增加了22倍。1960-1975年的15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3倍，同期的教育投入又增加了10倍。优先发展教育使日本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