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财政承债能力指标主要包括哪些
公债依存度，公债偿债率
㈡ 分析国债的财政效应
国债效应是指国债运行对社会经济生产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对国债功能的运用来实现的。
如果一个国家财政支出具有刚性，同时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很难通过增加税收或由于通胀压力很大政府不愿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为不断增长的支出融资，那么，就应该采用绝对的方法研究这种国债的经济效应。另外，如果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政府为扩大总需求而增加政府支出并通过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采用绝对的方法分析这种国债的经济效应就比较合适。而如果政府通过减税扩大总需求，那么就应该采用差别的方法分析国债的经济效应；如果政府支出比较稳定，同时政府又能有效地控制国债的发行量和税收收人，那么由于减税而发行的国债的经济效应就应该采用差别的方法来研究。另外，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政府也不会增加支出，为某些特定的支出是通过举债融资还是通过征税融资会产生更好的经济效应是政府最关心的问题，研究这类问题最好是采用差别的方法。
㈢ 试述财政政策的类型及政策效应，并结合实际分析我国当前应采取何种类型的财政政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来划分,可以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
（1）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收支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的政策，通过减税、增加财政支出等手段扩大社会需求，进而提高社会总需求水平，缩小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社会总供需的平衡。 当经济面临衰退时，一般采用这种政策。
（2）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收支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 当经济面临增长过快，预计会出现过热时，一般采用这种政策。
（3）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既不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产生紧缩效应，以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当经济稳定增长时，一般采用这种政策。
当前经济危机情况下，我国出口受阻，内需不足，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危险，因此采用的是扩张型财政政策。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4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在会上表示，2009年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对财政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
一、扩大政府公共投资，着力加强重点建设。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建设，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期间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和服务业发展，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全面实施消费性增值税，减轻企业税赋，促进企业增加自主创造和技术改造的投入。
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动节能减排，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执行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调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实行单边征收，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税，降低住房交易税收等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
三、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大力促进消费需求。
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要增加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等领域的投入，同时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五、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要稳步推进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革。
㈣ 试对我国财政收入状况进行分析
当前财政收支状况分析与全年趋势判断
[摘要] 1-4月，全国财政收入5595.3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59.37亿元，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21.9个百分点，这是近年来同期财政收入增幅的最低速度。其中累计完成各项税收5299.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1%，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21.0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出4099.4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5%，增幅比去年同期加快8.6个百分点；财政收支相抵，结余595.95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625.74亿元。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财政赤字将大大突破年初制定的3098亿元的预算规模。从全年财政收入的增长趋势来看，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的政策调整因素依然存在，但未来3个季度经济周期性回落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可望逐步有所减弱。
一、1-4月财政收支状况分析
1-4月，全国财政收入5595.3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59.37亿元，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21.9个百分点，这是近年来同期财政收入增幅的最低速度。其中累计完成各项税收5299.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1%，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21.0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出4099.4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5%，增幅比去年同期加快8.6个百分点；财政收支相抵，结余595.95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625.74亿元。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财政赤字将大大突破年初制定的3098亿元的预算规模。
1、财政收入增幅同比有较大回落
1-4月，全国财政收入5595.35亿元（不含债务收入，下同），完成年计划的31.1%，比去年同期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1.9个百分点。
从财政收入的月增幅来看，1-4月分别增长12.7%、-6.4%、1.7%和15.0%。从财政收入的累积增幅来看，1-4月分别增长12.7%、4.4%、3.4%和6.9%。其中1-3月累积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24.5个百分点。4月份，财政收入增幅明显回升，当月全国财政收入1788.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4.6亿元，增长15.0%，扭转了一季度增幅大幅下降的趋势。
1-4月财政收入增幅大幅下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策调整所造成的相关税收收入增幅大幅下降；二是伴随着经济周期性回落所造成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幅的大幅回落。
从政策调整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税下调和进口增幅下降导致进口税增幅减缓。使1-4月财政收入下降1.20个百分点，但比一季度的影响减少0.1个百分点。
（2）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减少。使1-4月财政收入增幅下降1.24个百分点，比1季度的影响加大0.34个百分点。
（3）出口退税大幅度增加。导致1-4月财政收入增幅下降1.37个百分点。
（4）金融保险企业的营业税税率下调导致营业税增幅大幅下降。使一季度财政收入增幅下降0.9个百分点。
（5）国有股减持工作暂停。导致1-4月财政收入增幅下降1.90个百分点。
经济周期性回落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增值税潜力已得到比较充分的挖掘，增幅明显趋缓。今年1-4月增值税累计增长10.3%，明显低于去年同期31.3%的增幅，也低于今年一季度11.4%的幅度。
（2）由于企业效益下滑，企业所得税增长大幅回落。1-4月份，累计完成企业所得税收入887.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3%，明显低于去年同期增长70.8%的幅度。但由于4月当月企业所得税比去年同月增长20.7%，1-4月企业所得税增幅比一季度的1.9%有明显回升。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1-4月财政收入增幅减速的21.9个百分点中，有6.6个百分点是由政策调整所导致的，另外15.3个百分点主要是由经济周期性回落所造成的。如果剔除政策调整所导致的财政收入增幅下降部分，1-4月财政收入的增幅应在13.5%左右。而在一季度政策调整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幅度为10.6个百分点，经济周期性回落造成的财政收入下降幅度为13.9个百分点，可见政策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减少，经济周期性回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加大迹象，主要是增值税的增幅继续回落带来的影响。
2、1-4月财政支出增幅同比有较大上升，支出结构有所调整
1-4月当月财政支出分别增长25.8%、18.2%、27.7%和26.0%。财政支出有以下特点：
（1）基建支出持续保持高速增长。1-4月基建支出460.7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8.43亿元，增长42.9%，基建支出增加使财政支出增幅增加3.50个百分点。但从基建支出月增幅来看，则呈逐月回落之势，1-4月各月分别增长256.9%、-16.8%、49.0%、15.3%。
（2）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大幅增长。1-4月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1035.0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8.4亿元，增长31.6%，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6.20个百分点。其中，教育事业费增加199.74亿元，增长36.4%，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5.00个百分点。
（3）行政管理费大幅增长。1-4月行政管理费支出421.4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7.47亿元，增长30.1%，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2.40个百分点。
（4）其他各项支出增长较快。1-4月该项支出897.2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20.80亿元，增长32.5%，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4.40个百分点。
（5）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高速增长。1-4月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77.9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52亿元，增长43.2%，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0.60个百分点。
（6）城市维护建设费增长较高。1-4月支出172.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7.64亿元，增长27.9%，带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0.90个百分点。
（7）确保社会保障和工资发放支出需要，维护社会稳定。 1-4月社会保障支出181.35亿元，增长10.6%。
（8）大力增加农业投入，确保按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增长。1-4月，支援农业支出168.67亿元，增长20.9%。。
上面前6项增幅靠前的开支共带动财政支出增长18.00个百分点。去年1-4月增幅较高的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政策性补贴支出在今年同期增幅则出现了下降，共带动财政支出增幅下降1.10个百分点。国防开支、公检法司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支援农业支出等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的项目总共拉动财政开支增幅增长7.6个百分点。如果按各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序，1-4月位于前5位的分别是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其他各项支出、国防开支、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除国防开支外，其余4项增长速度均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1-4月这五项的增长共拉动财政支出增幅增长18.8个百分点。
二、全年财政收支趋势分析
1、全年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及趋势判断
从全年财政收入的增长趋势来看，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的政策调整因素依然存在，但未来3个季度经济周期性回落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可望逐步有所减弱。具体来说：
（1）进口税有望回升。受关税水平下调以及海外对华投资规模继续扩大的影响，预计未来3个季度我国进口增长速度将出现恢复性上升，但考虑到国内需求仍然相对疲弱，这种恢复将是比较温和的，因此，进口税在未来3个季度有望出现止跌回升的态势，但力度比较有限。
（2）证券交易印花税降幅将有所缩小。预计未来3个季度我国股票市场交投仍比去年同期清淡。由于去年二季度股票市场交易活跃，今年二季度印花税收入仍将大幅下降，三、四季度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降幅将明显缩小。
（3）出口退税对财政收入的负向拉动将逐步消失。由于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退税力度很大，未来3个季度仅需完成560亿元左右的退税额便可完成全年的计划，比去年同期减少60亿元。因此，出口退税对财政收入的负向拉动将逐步消失。
（4）增值税的增幅仍可高于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未来3个季度我国价格水平将继续下降，使名义工业增加值增幅将放缓，增值税的增幅相应减慢，但仍将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5）企业所得税增幅可能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未来3个季度，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国际原油价格的企稳，企业利润情况将有所好转，企业所得税可望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初步预计，今年全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明显低于去年，但经过努力可以实现10%的预算增长目标。
2、全年财政支出增长趋势判断
1-4月财政支出499.40亿元，完成年计划的23.7%，与去年23.1%的进度基本持平。各分项支出完成计划的进度也基本与去年持平。今年以来，经济出现较预期要高的增长主要动力在政府支出的较高增长，尤其是国有及其他投资较高增长的拉动。但民间投资增长依然比较低迷，消费增幅则逐月回落，出口增长由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回升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2002年中央将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加上2001年两项调整政策的翘尾因素，需要增加的支出数额较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防沙治沙工程，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支持农村税费改革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等，都需要增加财政支持力度，2002年财政收支缺口仍然较大。因而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财政开支增幅不大幅突破12%的财政预算，从而使赤字率控制在3%的警戒线以内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半年，国家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刺激投资和消费，政府财政支出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由于去年后8个月政府开支增幅高于前4个月，今年后8个月政府财政支出速度将出现一定回落，预计全年财政支出将增长14%以上。
三、对当前财政收支存在问题的思考及建议
1、以扩大支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内涵和前提
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继续实施持续四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必然选择。目前对要不要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坚持实施到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现实作用等问题，管理部门和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时期地、持续不断地进行扩张，要从战略上考虑适当时候 “淡出”， 并最终“退出”的问题。但是，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不是立即停止实施，或完全“撤出”，也不是不再发行国债，不再利用债务机制。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强调以下几点：
（1）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并不是不再利用债务机制平衡财政，而是把目前特殊性国债机制，转变为常规性国债机制，更良性地利用债务机制平衡财政，保持我国财政的正常运行。
（2）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是要改变目前宏观调控中，由财政主要承担支撑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或主要刺激手段，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调节作用，实施多种政策的综合治理。
（3）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主要体现在政策内涵、实施方式、投入效应等方面，要有新的调整和创新，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拉动作用，更好地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的投入。
（4）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是以经济中自主性增长因素是否满足需要为前提的，也就是以民间投资、居民消费、外部需求能否出现内生性增长为前提的。当前来说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形势明显好转，外需增长稳定；二是民间投资出现机制性复苏繁荣，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我成长机制；三是通货紧缩状况明显缓解。
2、财政收入增幅不能长期地超常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从下表可以看出，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财政收入（其主体是税收收入）以高于经济增长2-3倍的速度增长。从中长期动态地看，税收的增长应与经济的增长同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应是一个相对长期的目标，操之过急会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随着税收征管的强化，财政收入的增长将逐步实现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其增速有时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也应是正常的。因此，当前财政收入的回落有正常的一面，预计今年税收弹性系数仍会在1以上，预算收入增长速度不能算低。税收和财政收入的适度增长，一方面可以支持积极财政政策所需的必要开支、在短期内保持对经济的必要拉动，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表1：1995-2001年中国税收弹性和宏观税收负担率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GDP名义增长率（%） 25.1 16.1 9.7 5.2 4.6 8.9 7.3
财政收入增长率（%） 19.6 18.7 16.8 14.2 15.9 17.0 22.2
税收增长率（%） 17.8 14.4 19.2 12.5 15.3 17.7 19.8
财政收入弹性系数 0.78 1.16 1.73 2.73 3.46 1.91 3.04
税收弹性系数 0.71 0.89 1.98 2.40 3.33 1.99 2.71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10.7 10.9 11.6 12.6 13.9 15.0 17.1
税收占GDP比重（%） 10.3 10.2 11.1 11.8 13.0 14.1 15.9
3、以国债发行和扩大政府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财政风险，应对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和作用方式进行相应调整
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本身就是防范财政风险的重要举措。因为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国家财政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积极财政政策在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潜在的财政风险。虽然目前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还率等都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但如果在名义赤字、名义国债规模的基础上，再加上诸如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各地方政府举借的债务，以及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金上的缺额等潜在的债务，债务规模已经不可小视。因此，在确定今后可能的发债规模和发债能力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今后若干年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及作用方式应相应改进和调整。
表2：1995-2001年中国财政支出、赤字变化情况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GDP增长率（%） 10.5 9.6 8.8 7.8 7.1 8.0 7.3
财政支出增长率（%） 17.8 16.3 16.3 16.9 22.1 20.5 18.6
赤字增长率（%） 1.2 -8.9 10.0 58.4 89.1 42.9 -0.7
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11.7 11.7 12.4 13.8 16.1 17.8 19.6
赤字占GDP比重（%） 1.0 0.8 0.8 1.2 2.1 2.8 2.6
4、2002年财政政策的几个着眼点
（1）在保持国债规模适度扩张的同时，重点做好国债结构的适当调整。1999-2001年，我国累计发行建设国债5100亿元。2002年将继续增发1500亿元建设国债。我们认为在保持国债规模适度扩张的同时，应重点做好国债结构的适当调整。
首先，适当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的比重，调整国债期限结构。为了满足投资者对流动性和获取稳定投资收益的需要，应适当增加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的发行比重，特别是应利用当前通货紧缩的有利时机多发一些长期债，这将有助于降低举债成本、调整国债的偿债期限结构、避免和缓解偿债高峰的压力。
其次，适当增加国债品种。当前应特别强调加大发行专向建设国债的比重，可考虑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以扩充社会保障基金、扩大社会保障面来提高居民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启动居民消费。同时，应加快研究解决有关允许地方发债、加快企业发债等方面的问题，以尽快实施。
第三，加快国债利率结构调整步伐，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目前我国国债发行利率是比照银行存款利率设计的，并要比后者高出1－2个百分点，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地位无法得到确认。同时，国债利率机制缺乏弹性和灵活性，既不利于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也不利于运用国债利率政策灵活地调节货币流通和经济运行。因此，应加快调整利率结构步伐，改变国债利率高、银行储蓄存款及其它金融产品利率低的状况，增强国债利率弹性，充分发挥国债利率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调整国债资金运用结构，充分发挥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2002年国债资金除了要继续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项目等方面投资以外，为了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和承担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增效的任务，要加大国债资金介入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力度，以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较好解决资金回报、还本付息的来源问题。
（2）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解决国家财政“越位”与“缺位”的矛盾
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不仅是缓解财政困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措施，也是规范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要真正把公共财政的思想贯彻到预算安排中，贯彻到支出结构调整中。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事情，政府就不要去干预；只有当市场机制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时，政府才要管起来。公共财政体制下的财政支出范围主要是：国防、外交、公安、司法、行政管理、监察等国家安全和政权建设支出；科技、教育、农业、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扶贫等公共事业发展支出；水利、交通、环保、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所必需的支出等等。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目的，就是要将财力主要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事业。
当前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的重点，是坚决贯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保证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权建设的重点支出，确保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特别是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大力清理和压缩不符合公共财政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要求的各项开支，减少、取消影响公平竞争的各种财政补贴。
（3）继续对税收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
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的实践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在税收政策上做一些调整。从目前财政实力和宏观税负看，2002年并没有多少大幅减税的空间。因此，在目前的税制状况下，减税应是结构性减税，以利于结构的调整。可以考虑实施局部的、针对性较强的税收调整政策。一是通过对全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定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二是将投资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鼓励民间投资。三是可以考虑新开征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社会保障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
（4）实现由单一型积极财政政策向整体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转变
我国经济正在进行一场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其力度和范围还会不断扩大，并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只是一味采取单一型积极财政政策而不注重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配合，很可能事倍功半。因此，2002年及以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应该是向整体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转变。
首先，在扩大财政投入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购买力。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适当增加转移支付的比重，使居民具有对未来良好的心理预期。要拓宽消费领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多领域的服务消费。只有高度重视居民消费，不断调整需求结构，才能提高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比例。
其次，为了通过政府的投资，带动银行的配套投资贷款，刺激企业、民间以及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和投资者的融资机制，有效地支持和引导社会民间投资。一方面应允许非国有经济广泛运用财政贴息、政府控股或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增加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应有选择地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优惠等手段，以引导、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改投资热情。此外，还应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加大对全社会非政府投资的组织、引导、协调等，为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在直接融资方面，要消除所有制歧视和非公平现象，用统一的标准和尺度、选择和确定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同时提高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贷款的份额。
第三，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综合效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适当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目前货币信贷政策中需要重点解决基础货币投放和扩大货币供给问题。为此，应适当下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对超额储备金实行零利率，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约束机制，以增强商业银行向企业贷款的主动性，进而扩大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需求。同时，要扩大公开市场的交易规模，适当增加公开市场的交易品种，吞吐基础货币。另外，要进一步完善消费信贷制度，促进新的消费热点形成。简化办理消费信贷的手续，增加消费信贷的品种；适当放宽贷款年限，并适当降低消费信贷利率水平；通过改善消费信贷条件，鼓励居民积极参加消费信贷，真正达到尽快启动消费市场的目的。
㈤ 试对我国财政收入状况进行分析。
我国财政收入状况进行分析。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决定因素
人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心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害怕财政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有人甚至把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其实，财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资手段运用的时空不当（导致经济体系中需求过度膨胀），财政赤字的规模超出实际需要（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剩）时，才会最终引致通货膨胀。
要保证财政赤字在不发生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的情况下，促进资本形成，加速经济增长，其安全界限的确定必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因素，二是资金来源因素。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社会经济制约因素
1.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率比较高，即使政府施以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用于发展经济，对国民经济也没有危害，或危害很小。这是因为本国经济的吸纳能力随着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应加强，价格水平不会出现明显上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实际产出增长的经济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的相应提高。由于货币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货膨胀越低，因此，增长的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对国民经济也有可能造成危害。
2.货币化部门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当中的非货币化部门将不断地转化为货币化部门，这一进程就是这里所说的货币化。货币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作用：（1）引起人们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资产动机）的增强，从而引起相应形式的现金余额增长；（2）对实物工资、租金、利息、税收或其他对消费者支付的替代，显然会使货币交易余额增长，货币储蓄对实物储蓄的替代也将引起现金余额的增加。虽然由货币化进程本身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净增量比由已经货币化部门经济活动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货币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毕竟为由赤字引致的“额外货币供给”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因此，由货币化进程引起的额外货币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确定财政赤字规模时所要考虑的指标之一。
3.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为经济发展融资是否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在产出方面，首先要看经济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现成资源存在，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果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农业和工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和能力，那么，预算赤字可能会使闲置的资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国的生产水平，而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上抬的压力。
4.赤字支出的投资项目性质。一般而言，只有在更多的货币与更少的产品交易时，赤字融资才会引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通过预算赤字筹集的资金，如果用于周期短、见效快的建设项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其最简单明了的理由是，生产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众持有货币购买力增加的影响。
5.国际贸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那么，该国的赤字财政就可能是非通货膨胀性的。这是因为：（1）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表示该国的货币供给量将趋于降低，而赤字财政则表示货币供给量将趋于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价格水平不会明显提高。（2）大量进口外国商品和劳务，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国内市场，从而吸纳家庭部门超额的货币收入，缓解供求紧张状况。（3）把有些资源从出口产业部门转移到为国内市场供应商品和劳务的产业部门来增加国内商品和劳务（例如，土地可以从生产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国内消费的食品），减少出口的机会，增加国内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由此可见，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赤字财政促进经济增长是以国际收支恶化为代价的。
6.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来说，财政赤字只要出现，就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压力。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无适当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洁高效的管理机构来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财政塑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的这种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举债能力与征税能力。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一种工具，赤字融资在导致公众的额外收入增加时，政府如果有能力通过举债和征税等手段把这种额外收入的绝大部分筹集上来，那么赤字财政的实施将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对工资的控制应与对物价的控制同步进行。为了不使工资上涨过快，物价应首先得到严格的控制。一般而言，价格水平上涨，尤其是供给弹性不大的食品价格的上涨，迟早会导致增加工资的要求。在必要时，还必须对消费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对有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凭票制。
7.公众的牺牲精神。赤字融资安全线的确定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因素，即广大民众的理解和牺牲精神。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变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门就有责任向社会做出宣传，求得社会各界的配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如果政府坦诚地告诉人民，要保证将来能持久地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办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许是更明智的做法。
（二）财政赤字规模的资金来源制约因素
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手段，财政赤字的规模自然要受经济体系当中有关因素的制约。但是，即使在各种因素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有时却发现，某一财政年度伊始所计划的财政赤字水平，在该财政年度终了时，要比计划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来，财政赤字的规模还要受到本国能为赤字融资的资金来源的限制。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渠道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国际资金来源和国内资金来源。
1.国际融资的限制
财政赤字的国际融资渠道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种，即国际援助、优惠贷款、商业贷款以及外债拖欠。不难看出，前两种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们可以使赤字国（债务国）不负任何或少负财政负担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弥补。所以，赤字国应尽可能地争取这类国际融资方式。但是，一国在—定期间内可供利用的外援和优惠贷款的规模不是赤字国轻而易举就能左右的变量，其规模主要取决于债权国。
外债拖欠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弥补部分财政赤字而不增加财政负担，但是这一融资渠道无疑使赤字国（债务国）的信用扫地，将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寸步难行，只能作应急之用。商业贷款虽然比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风险大，如果超过一定规模，会发生外债危机。因此，利用这种融资方式的关键是要掌握好借款的总额度。
可见，国际融资的规模是否适当，关键在于商业贷款是否适度。衡量外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通用三个指标：（1）外债余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债务率不能超过100％；（2）外债余额占当年GNP的比率即负债率要小于25％；（3）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偿债率要小于20％。当然，一国的外债举借规模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还与本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有关。以往研究外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指出（Alter，1961），在经济增长中外债的累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不得高于GDP的增长率。
2.国内融资的限制
国内融资规模可以分两部分进行讨论：一是国债融资的规模；二是货币融资的规模。
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个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即国债负担率，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这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率，这是衡量居民应债能力的指标；（3）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率，这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4）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这是衡量国债依存度的指标。
倘若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赤字融资就非常容易，但这种融资方式的危险性也最大。因为这种融资方式会直接导致货币扩张，若货币扩张提高一般价格水平，就会降低货币单位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价值的减少可以看成是对货币持有者的课税，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1）当一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其他一些融资来源就将被迫减少。例如，该国得到外国商业贷款和在国内出售债券将更加困难。（2）通货膨胀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务的收入（Tanzi and Blejer，1982）。（3）即使通货膨胀不影响其他融资来源，较高的中央银行融资的比率所增加的实际收入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超过了那个比率，通货膨胀再高也只是降低实际税收收入，因为构成通货膨胀税税基的实际余额相对于其通货膨胀前的水平有所降低。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成为低通胀的发展手段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20年，几乎伴随20年的财政赤字，这种持续的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评价赤字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一）我国的财政赤字已成为一种发展手段
回顾我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财政赤字有效地动员了社会资源，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财政赤字的这种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即增长效应、改革效应和拉动效应。
1.财政赤字的增长效应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贡献非常突出。鉴于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税收制度因个人所得税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弹性，因此，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相机抉择政策措施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支出（结果必然是财政赤字），但这些措施不仅是出于短期调整不景气、稳定经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长期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来使用的。史永东（1999）曾利用我们修正后的汉森模型，就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是过去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我们对史永东的计算结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两点结论。（1）1981—1996年，实施财政赤字的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3％，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3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3％。特别是1990—1996年，这种财政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01个百分点，贡献率近20％，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7％。（2）在16年经济转型过程中，前9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远不如后7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这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加强，运用财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
2.财政赤字的改革效应
中国的财政赤字极大地支持了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改革，二是价格改革。
首先，财政赤字支持了企业改革。（1）减税让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造人手，实行了“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政策，到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再到1994年的全面税制改革，政府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比例，从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这些改革措施，在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持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政府的财力。而在有关支出并没有同步缩小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2）企业亏损补贴。为了使关系到国计民生企业的生存，为了减轻失业压力，政府对国有企业亏损特别是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近20年来我国企业亏损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情况：1985年高达25.3％，1986—1990年为18.9％，1991—1995年为9.2％，1996—1998年为4.0％。从财政自身运行的结果来看，减收与增支没有区别，都会使已有的财政赤字加大。
其次，财政赤字支持了价格改革。中国在“利用双轨、走出双轨”，逐渐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的改革进程中，为了保证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价格改革的关键10年（1981—1990年），财政的价格补贴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13.1％。
3.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财政赤字不仅不具有排挤效应，反而可能有拉动效应。从排挤效应理论来看，财政赤字对民间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的排挤效应是通过利率机制实现的，即赤字支出推动利率上扬，抑制了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对财政赤字的反应灵敏度很小，公债利率对银行利率没有推动作用，因此，财政赤字不会通过影响利率水平而排挤民间部门投资支出。即使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民间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私人投资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的现象（Rama，1993）。
不仅如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还可能具有拉动效应。学术界认为，拉动效应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以及资产的替代性。（1）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 and Lu—cas，1974）在分析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时指出，倘若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动效应。中国在1981—1995年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平均占近一半，即48.7％（国家统计局，1998），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况且，绝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于为民间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2）巴罗和格鲁斯曼（Barro and Grossman，1976）认为，如果投资函数的形式为I（r，Y）（其中，I为投资，r为利率，Y为国民收入），利率上扬虽然会使投资减少，但国民收入增加却使投资增加，投资最终是增是减，需要考虑这两种相对力量的大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如前所述，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而经济又是长期持续增长，故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3）在人们现有的财富主要由货币、公债和股票构成的情况下，如果股票相对于公债的风险越大，以公债融资的赤字支出就会产生拉动效应。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尚不完善，投资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股票的风险大于公债，这也是理论上早已证明了的。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按照中国现行统计方法，（1）1979—1997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8％，同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7.47％，如果算上1998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89％和6.97％；（2）1985—1998年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4％，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93％；（3）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财政赤字比率年均2.03％，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为11.43％。可见，无论以哪种口径计算，最终结果都表明，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不断，但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国的连年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根据赤字规模决定因素及其相关理论、积极的调整措施进行解释。
1.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中国2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 9.8％（国家统计局，1999）。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财政赤字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况且，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实际产出增长率大于实际利率（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长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 and Flavin，1986）。（2）在转轨过程中，财政赤字动员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闲置资源和能力，再加上货币化进程加快，既提高了产出水平，又增加了货币需求，而没有通货膨胀效应。（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别是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4）我国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牺牲精神。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个其储蓄者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有信心的国家，很容易容纳较大的预算赤字（Congdon，1985，1987）。
2.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财政补贴作为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手段，形成了以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为主，以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税收支出、房租补贴等为辅的多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体系。就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言，1986—1997年间，这两项补贴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年均17.3％（国家统计局，1998），无疑是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们对这种“规模大、范围广、渠道多”的财政补贴如何评价（陈共，1998），正是这种财政赤字的成因，不仅支持了价格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缓解了物价上涨压力。
3.及时而迅速的财政政策调整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8—1989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这两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2％和 18.4％。中央政府从1990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比率从1989年的0.94％降至0.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货币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经济运行迅速恢复正常，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降至3.5％和4.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现了第二次经济过热现象，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6.6％和18.6％。为此中国实施了“软着陆”战略，财政赤字比率从这三年平均的 1％降至0.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可见，及时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调整是避免财政赤字引起持续通货膨胀的有力保证。
三、如何正确认识我国财政赤字规模
首先应当说明两点：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棘手的政治问题，是经济与政治的接合点（重森晓，1988）。只要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赤字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债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没有引起政治危机，那么，这种赤字规模就可以说是适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虑一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等种种复杂因素，选择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确定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财政赤字规模的国际比较不失为判断一国赤字规模是否适度的一种可行方法。
（一）赤字规模
1.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赤字比率比较高，平均为3.8％；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比率为2％。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比率低于工业化国家，虽然比发展中国家赤字比率比较高的国家也低很多，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适中。
然而，如果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同期情况相比，我们就面临解释困境。这些国家在同期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1.2％的财政盈余比率。其实，这正是这些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较的话，也许同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赤字比率进行比较更为适当。1968—1986年（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这些国家的赤字比率平均为3.2％，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赤字比率。
2.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比80年代中后期（7％）提高了57％；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比80年代中后期（30％）下降了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依存度（17％），与发展中国家赤字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不相上下。这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占份额较大，财政状况不佳。
（二）内债规模
1.国债负担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4％，就是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18％， 1991—1995年为15％）也大大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5.5％。这表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欧盟各国不得超过60％的标准相距还很远，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龚仰树，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虽然比其他国家低，但它们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倘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三五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增长率已经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增长率高。这表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经济运行时期，要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2.国债依存度。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国债依存度53％。这再次表明，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地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状态。
（三）外债规模
1990—1997年，我国外债的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平均分别为14.9％、8％和80.7％，各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0％、25％和100％。再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来看，1991—1998年我国外债余额增长率平均为13.7％，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20.4％，这说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没有超出经济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从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10.8％来看，外债余额增长速度稍快了些。总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外债规模不会造成债务危机。
（四）综合分析
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较高；国债负担率比较低，而国债依存度却很高，这种现象说明：第一，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相对较低，或者说，中央财政动员的社会资源相对要少；二是财政状况本身不佳，但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还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从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这样一种政策选择：政府目前担心的并不一定是赤字会给经济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是应当采取主动的财政调整措施，改善财政状况。
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增加赤字融资渠道之外的融资来源，即增加税收收入；第三，压缩财政赤字。可是，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前两种途径都意味着要增加税收收入，而在短期内要使税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难的。因而，倘若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财政状况，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缩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是一种两难选择：要改善财政状况，就得使199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延长存在，下岗职工增多，已下岗的人再忍受更长时期的无工作痛苦；而要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财政状况的恶化为代价。
综上分析，第一，无论是从赤字比率还是从国债负担率来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还是从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来看，我国目前的赤字规模是比较适度的，不会引起经济混乱，反而从长期来看还能加快工业化进程。第二，鉴于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体系状况和财政体制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收支）划分现状的局限性，无论是从赤字依存度还是从国债依存度来看，无论是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是从中央财政状况来看，中央财政收支规模过小，以至规模不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也几乎将中央财政推向崩溃边缘。
因此，我们的总体结论是：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并不可怕，需要关注的可能是财政状况的恶化趋势；而当前是否要竭尽全力改善财政状况，最终取决于决策者是更关心财政状况，还是更关心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㈥ 我国国债规模是否适度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 ，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二、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㈦ 我国当前国债规模是否适当！！！
我国著名财政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何盛明教授曾经说过：
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国债政策从来都是为实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价水平总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鉴于此，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又进一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济各项指标下滑的趋势得到控制。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
认识我们的债务规模，关键就要看国家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实施反周期调节的经济效果如何。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得以缓解，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复苏以后，我们的财政政策将如何改变，则需另当别论。但从今年的经济形势来看，还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到我们国家，国债规模的大小，我想应该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分析。笼统地说发债空间大小与否，我认为不具体，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从1993年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并在1996年顺利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是，在软着陆以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这集中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而且，这三种矛盾交织并发、错综复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说反映了三大风险、三大困境，即国有企业处于困境，银行处于困境，财政处于困境。鉴于这三大矛盾同时并存，要摆脱困境，当然要从经济入手，从企业入手。而国民经济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国企改革的深化，都离不开财政和银行的支持。但是，在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矛盾，那么，我国的国债规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国国债规模的大小，既要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为经济服务的，不能够只求财政平衡而放弃总的经济目标，又要从客观形势出发，考虑到财政自身的运行问题。我们可以用两个总量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国际标准不能超过3%；二是债务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以60%为警戒线。从公开的数字来看，目前我国的赤字率还不高，好象发债空间还比较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一些隐性赤字，就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时，我国还有几点与西方不同。第一，我国的债务余额积累是从1982年开始的，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因而其债务率远远高于我国；国与国情况不同，债务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们的财政能力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比重都在30-40%，财政能力比我国要强得多；而我国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这一点在比较债务率时必须加以考虑。第三，我们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很不发达，发行的国债还不能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流通。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应当说是比较成熟的，无论国债发行多少，都能进入资本市场流通，通过市场的循环消化，债务问题便很难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没有财政赤字，也要发行国债，以便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所以说，为什么西方国家债务率高于100%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在作国际比较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债的空间应该说不是很大了；我认为，现在财政已经尽力了。
1998年以来我国适度增发国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二是为了扭转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实施反周期经济调控的重要举措。从目前情况来看，亚洲一些国家已经相继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减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趋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物价也出现止跌迹象。因此，我们的反周期调节也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运行恢复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深层次的矛盾问题。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都应当以此作为调控目标。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有一种倾向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体情况，一味地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张性财政政策与需求不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出现买方市场时，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主要应当靠市场进行调节，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处于辅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过分依赖财政政策调整市场需求，事倍而功半。处理不好，还会导致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反过来又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就是一个明证：首先是债务危机，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因此，国债政策也是要谨慎使用的。
㈧ 试分析当前我国所采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类型并说明理由
2014年，要继续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㈨ 简析国债的财政效应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债不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因而成为连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中介和桥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国债作用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国债渠道上的协调配合,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宏观调控国债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全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首先简单介绍了国债的涵义、发行、功能、规模,其次概述了国内外的国债发展状况,由此提出了本文主题。第二部分对我国国债融资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在分析挤出效应方面,分别分析了国债融资的财政扩张对民间投资的完全挤出效应、部分挤出效应、零挤出效应和负挤出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国债融资不存在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分析收入效应方面,分别从国债的发行、流通和偿还三个部分探讨了国债融资对社会整体和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分析劳动就业效应方面,将国债融资与劳动就业的关联效应间接转化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关系,通过奥肯定律得出了经济增长率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证明了我国的国债融资促进了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和就业水平的提高。由此,本文认为当前有必要继续实施国债融资的财政政策,并需要在国债的使用方向和方式上进一步优化调整,以更好地带动民间投资和收入、就业的增长,使国民经济走上自主增长的路径。第三部分对我国国债融资的货币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从理论上说,国债的发行、流通和偿还对货币供给和利率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货币政策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发现,我国国债的货币供给效应明显,利率效应不明显,这与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状况是密切相关的,相应对策是完善公开市场业务,形成国债基准利率,推进利率市场化。第四部分通过与政策性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两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方式进行比较,得出国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结合点,在两大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