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日本为什么会衰落到这个地步
转自知道网友动漫破颜拳
大致说说我对日本这20多年来发展停滞的一些看法。
1.国民投资的提前透支。很多人谈到日本经济这二十年的状况，很自然地就会提到“泡沫经济”与“广场协议”，但是这种看法大体正确但是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泡沫经济”对日本经济最大的伤害并不是90年代初的不动产价格迅速下降，而是在于之前的房价地价飙升提前透支了大量国民投资。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很高，到了20世纪80年末，日本的房地产市场就如同击鼓传花的“博傻游戏”，地价的飙升让当时的日本企业和居民认为与其投资于其他行业，投资于坐地升值的房地产岂不是更好，投资于房地产用于长期对外出租则更受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青睐。再加上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大量的外汇占款倒逼流动性，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地价房价很自然就涨上天了。到了泡沫破裂之后问题就来了，林毅夫就说过东京的房子之前公允价值值5000万日元的，泡沫破裂后就只值1000万日元了，通俗点说就是贷款了20年工资的钱去年好不容易买了个房，结果今年这房只要3-5年工资就可以买了，相当于有15-18年的工资收入被提前透支了，日本的银行体系消化了泡沫破裂的冲击，但是代价就是投资的提前透支，日本银行体系的货币派生能力（或者叫再融资能力）受到了限制。
2.日本的主办银行制度与日本特色的流动性陷阱。首先介绍一下日本的主办银行制度，大致来说就是日本各大商业银行由财阀控股，同时财阀又控股实业企业，而财阀间又相互持股，最后日本政府又对财阀入股或者加以实质控制，从而形成一个高度组织化、政策性强的银行体系，其宏观调控的职能和天朝的情况类似。除此以外日本银行体系还有一大特点，就是银行倾向于提供年限长达10年，15年甚至20年的长期贷款，还款方式通常是年金，同时日本的金融体系还衍生出了以这些年金为基础现金流的年金化理财产品或养老保险基金，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着大量以年金形式支付、以长期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工具。日本的主办银行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快速工业化时期对日本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明显的助推作用，那就是为大量企业尤其是新兴产业企业提供长期贷款，减轻企业每一个财年利息支出的负担，有利于制造业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但是到了泡沫破灭后问题来了，那就是日本主办银行制度下的银行体系活力是有限的。通俗的说主办银行制度下银行考虑的是一个贷款项目未来10年，20年的现金流问题，但是到了泡沫经济破灭之后银行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能提供长期稳定收益的投资项目了：首先泡沫破裂后大量房产抵给银行，这些资产就是死资产而已，不形成现金流，变现也不容易；另外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传统的制造业已经很难有新的增长点，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又风险较大，前景柳暗花明。因此主办银行制度下的日本金融体系无法如他们以前那样找到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现金流的项目，高风险的项目又不敢做（为了作为日本特色的年金化的各种金融工具的基础现金流来源，风险规避是必须的），所以日本的商业银行倾向于大量投资由政府信用为担保的日本本国国债、美国国债与其他固定收益的证券。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次“放水”“开印钞机“效果都不好了：因为放水根本没有放到企业里去，商业银行并没有积极扩大贷款规模，而是选择了稳妥的投资选择，即持有国债，结果就是央行放出去的水到头来又回到了财政账上。这一次的“安倍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解决日本商业银行贷款派生能力差的问题，不过这一次安倍“放水”比较彻底，包括负利率政策，加上日本国债发行的收紧，让商业银行体系的活力有所恢复，日本的大型跨国企业近两年的年报比较好看。
3.结构性问题与错失产业转型时机。日本经济的问题，很多人都谈到了人口老龄化，当然老龄化是一个问题，但是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实际上日本的人均要素生产率甚至还处于稳步提高的状态。日本经济结构还是高度依赖于传统制造业，比如汽车、电子元器件、钢铁、机械制造这些。但是20时机90年代互联网这波大潮来的时候，日本正好是泡沫破裂的时期，由于刚才我讲到的日本银行体系的僵化，没有能够为新的互联网时代的起步提供充足的投资。我个人认为，对日本来说，泡沫经济破裂真不是时候。
4.经济周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经济目前的情况，从某个角度来说是经济的一个周期走向尾声后长期没有进入下一个周期的表现形式（个人看法）。
总的来说，我觉得日本式的经济停滞应该说更多的和日本的财政金融领域有关，由于财政金融的问题传导到实体经济上的，让日本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透支了太多投资。不过日本经济基本面还是不错的，从基础设施、制成品的水平，核心技术来说都还是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如果日本经济走出了这个周期，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安倍强调的未来日本经济三大支柱产业：机器人、新能源、微电子）。
⑵ 大批日本企业撤离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投资建厂，为何现在后悔了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而人口众多也导致了劳动力资源充足。但是我国的劳动力比较廉价，十年前很多外资企业都在中国设立共产。日本也不例外，而日本现在大批企业都离开了中国。大批日本企业撤离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投资建厂，为何现在后悔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南亚投资建厂的成本太高了。在东南亚建厂需要花费大量的建设成本，而且在中国比较廉价的电，在东南亚反而成了稀缺品。中国已经实现了全国通电，而在东南亚好多地区没有电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这是也日本企业后悔的重要原因。
⑶ 日本兴起和衰落。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
⑷ 中国盛行“阴谋论”：什么“日本经济衰落”都是
摘要：转基因是一种新技术，但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种新技术象转基因这样引发如此巨大的纷争。尤其是在中国，科学在这个纷争中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网易河北讯 转基因是一种新技术，但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种新技术象转基因这样引发如此巨大的纷争。尤其是在中国，科学在这个纷争中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美加等国家，虽然依然有纷争，但已有大量种植，食品市场上也随处可见。而在中国，各种谣传和阴谋论依然盛行。
在美国，转基因到底是什么状况，这样的状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民众：质疑本是天性
动物会对陌生的事物充满警惕。人虽然已经超越了通常所说的动物范畴，但“质疑新事物”这一本能依然或强或弱地保留着。从“铁路惊龙脉”到“照相摄魂”再到“微波炉致癌”，都是这种天性的体现。到了转基因，这种质疑展现到了极致。
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新事物的接受要容易得多。比如对于国外已经很普遍的转基因大豆，中国人会质疑“外国人垄断了技术，阴谋控制中国粮食”；而对于水稻这种国外没有成熟产品的转基因，又担心“国外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要做？”美国人则更容易倾向于“其他国家都还没有做，我们做了抢得先机”。所以，多数美国人不会因为它是“新事物”而抗拒，而更愿意根据“它是否为我们带来好处”而去决定是否接受。
转基因的安全是基于“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逐一评估转基因操作所带来的风险——如果每一步操作、每一个方面都没有带来额外的风险，就认为它的安全性跟相应的非转基因产品一样高。而这种风险评估是非常专业复杂的流程，需要由专业机构来完成。能够接受这一理念是对转基因的安全性质疑是否理性的关键。
在美国，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一理念的人比较多，所以对转基因的质疑也就不象中国那么多。有很多质疑本身也比较合理，比如“风险评估中还有某某问题没有考虑到，不能排除某某的不确定性”，“这个转基因品种带来的特性价值有限，没有必要”或者“对于环境影响的评估还不够充分”等等。
当然，美国也同样有“我不关心你进行了什么研究，我就是认为它的安全性不确定”“没有证明它绝对安全”这样的质疑。不过这样的声音比较微弱，也得不到社会多数的赞同。
科学：普及产生理性
对新事物的抗拒是天性，不合理的天性只能通过人的理性来克服。而理性的产生，只能通过把对新事物的了解来实现。在中国，过去的十年中科普和宣传转基因的声音非常微弱，“反转”的声音占了主流。政府部门态度暧昧，科学家群体默不作声，产业界还在萌芽阶段，就更没有动力去进行宣传普及。
国是典型的市场运作。开发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公司有巨大的动力去宣传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好处。农业部（USDA）和FDA 这些机构也会积极地进行宣传。而科学家群体也乐于向公众发声。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很容易了解到转基因的真实情况——谣言少了，盲目的质疑自然也就少了。
产业：市场才是根本
新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往往是政府来推动的。政府拨款进行研究开发，然后再转让给企业。转基因这种投资大、见效慢的新技术，一般都是要政府作为“国家战略”才能获得足够的投入。这种体系很易导致研究与市场的脱节——拿经费完成课题交差，跟开发出产品卖给顾客，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理念。研究的目标不同，研究者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就不同。
开发转基因产品这样高度应用化的事情，美国基本上都由产业界来进行。企业投资开发，失败了愿赌服输，成功了获得巨额利润。在中国，转基因作为国家重点投资的项目，15年投资240亿人民币，被认为是“巨大的蛋糕”。平均到每年，其实还不到3亿美元。而美国产业界一个公司的投入就经常比这高得多。比如蒙山都、先正达，近些年来的研发开销每年在10亿美元以上，巴斯夫也超过10亿欧元。
这么巨大的投入集中使用，市场定位更清晰，开发目标更明确，自然能够快速拿出优质的品种。中国的研究者为“自主研发得到两个抗虫水稻品种”而欢呼，而对这两个品种本身因为缺乏吸引力而逐渐被淘汰却讳莫如深。同一时期，国外的开发者已经把目光转向了“新品种不仅要让种植者得利，还要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品种。比如十几年前，孟山都开发的一个抗病毒转基因土豆，已经进入了商业化推广，但最大的土豆客户麦当劳觉得它带来的好处小于人们对转基因的疑虑，选择了拒用，从而导致了这个转基因品种退出历史舞台。而最近进入到审批公示阶段的一个新品种，“不变色从而减少农民收获运输中的损失，大大降低炸薯条中丙烯酰胺含量从而更健康”的转基因土豆，就让麦当劳难以拒绝。
简单说来，美国的转基因产业有更大的动力和能力去开发更好的产品，用产品带来的好处去战胜“万一可能的风险”而产生的疑虑。
媒体：坚守职业素养
理论上，每个媒体人都会把“客观独立”当作自己的职业素养和工作信条。而在实际工作中，多数人都难免会带入自己的态度。在转基因的报道上，中国媒体的“态度和立场”往往明确到了无视职业素养的地步。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多数媒体热衷于报道转基因的“负面新闻”，甚至是明显的谣言。而大多数“负面新闻”，尤其是那些“某某科学家发现转基因造成某某危害”的新闻，无一例外地，后来都被权威机构或者其他科学家批驳。但媒体在积极热情地报道了开头之后，却对结局漠不关心。事实得不到澄清，谣言在反复传播之后也就深入人心。
相比之下，美国的媒体就要严谨得多。尤其是主流媒体，基本上都能坚守职业素养。当一个“很抓眼球”的新闻出现，他们不仅会报道这个事件，采访当事人，还会采访能对这一事件发表专业评论的专业人士，以及相应的主管部门。如果事件有进展，尤其是对此前的事实有更正，他们会如实地跟进报道。比如德克萨斯州中部有牛因为牧草中含有氰化物而死亡，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转基因牧草，多个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惊人消息”。随后被澄清不是转基因牧草，而是杂交牧草，各媒体一般也做了跟进和澄清。而很多中国媒体在转述最初的新闻之后，很多对后续进展视而不见。再加上网上“反转控”们的反复炒作，这个转基因躺着中枪的事件，就被许多人当成了转基因的罪状之一。
监管：严格带来保证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美国的转基因产品不需要标注，如果是非转基因，在“不产生误导”的前提下可以自愿标注——所谓的“不产生误导”，是指可以说明产品没有经过基因改造的事实，但用语不能让消费者产生“非转基因产品比转基因产品优越”的认识。因为经过审批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在安全和营养方面都跟相应的非转基因产品一样。如果让消费者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就是误导了消费者，不符合科学事实，所以FDA不允许。
尽管美国的加工食品中估计有70%以上含有转基因成分，而美国人的日常饮食中大量食用加工食品，但美国人对“转基因产品”的感受并不深。甚至很多每天吃着各种加工食品的人，在说起转基因的时候，也经常说“转基因不天然，我不愿意吃”。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公众来说，“不标注转基因”是不可接受的事情，但美国人对此意见并不大。加州的37号提案要求“强制标注转基因”，其实是在中国、欧洲和日本等国都在执行的做法，却在加州的全民投票中被公众否决。实际上，在这份提案公布初期，支持的比例超过了6成，提案者提出的“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获得了很大认同。反对派拿出了两条理由：一是“知情权”在现行规定下也得到了保证，即“未标注的食品默认含有转基因成分，需要非转基因的人可以购买有机产品”；二是强制标注将使每个家庭每年的食品支出增加几百美元。第一条理由显而易见，第二条理由有独立咨询公司的评估报告，提案方也无法反驳。于是民意逆转，这份提案被否决。
不管是37号提案的支持方还是反对方，对于“经过审批上市的转基因食品，跟相应的非转基因产品一样安全”这一点，都没有异议。所以，争论的焦点，才变成“知情权”与“增加食品开支”的权衡——而多数人选择了“每年少支出几百美元”。
之所以双方在安全性上没有争议，主要来自于严格的监管。虽然美国批准了最多的转基因作物，但每一个批准的品种都经过了严格、规范和公开的审核。每一个产品的食用安全性评估和环境安全性评估，都公布在FDA网站上，除了专家审核，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收集公众意见。公众的质疑有充分表达的机会，申请材料无法回答的质疑还会被采纳。所以，一旦通过，就不仅仅代表着专家和主管部门的意见，也代表着公众的认可。
世界上没有滴水不漏的监管。只要是人在管理，就难免有人钻空子，有人违规。美国与转基因监管相关的三个部门——农业部（USDA）、FDA和环保署（EPA），也经常会受到质疑。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监管能让多数民众信服——有了这种信任，美国人对于转基因安全性的疑虑，也就无法成为主流。
⑸ 日本经济停滞后 日本国民的主要投资渠道是什么
在当今的日本，老百姓投资创业的风气并不是那么浓。
多数日本人还是在做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要说那些离职创业的上班族，通常是有一定技能和职业资质的，比如：
行政书士（开办，工商行政和投资创业方面的咨询服务公司）
会计士和税理士（会计事务所）
弁护士（律师事务所）
IT工程师（软件技术承包公司）
没有什么技能的，通常是开“餐馆”，加盟承包“24小时连锁小超市”，开网吧，花店，咖啡店，拉面店，回转寿司店，盒饭店，水果店等。
会“电器维修”的可以开“旧货在利用商店”将收购来的家电家具维修后再出售。
或者从“欧美”“印度”等海外“进货”做个人贸易，开网店什么的。
⑹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很大，如果日本完全撤资的话，中国和日本谁的损失大
没有日本合作伙伴，我们可以找韩国，欧美。
没有中国的市场和原料，仅靠东南亚，日本早晚没落。
如今的国际舞台，你不走在别人前面，就被别人踩在脚下。
⑺ 日本在二战后经济由衰落到发达的原因拜托了各位 谢谢
内容提要]探究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原因，主要有美国的扶植，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日本经济发展 美国的扶植 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 传统文化和教育 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2001年10月第2版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第四章第二节关于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原因中，教材把其阐述为以下几点：第一，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二，美国扶植日本；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教材的阐述如蜻蜓点水式简略，总有种言犹未尽之感，笔者认为有必要作更为具体而深刻地探究，让历史更为鲜活生动，让学生更能深入问题的本质。 一、 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①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②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12.8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23.8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11.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38.1%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③ 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 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3.6%，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6.9%。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2.9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④ 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⑤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⑥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⑦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⑧。 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⑨ 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 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希望采纳
⑻ 为什么近几年日本的制造业渐渐没落了
日本企业之溃败，始于家电行业。
2009年，先锋电子陷入经营困难，将Pioneer的品牌使用权出售给苏宁电器。2016年，陷入巨额亏损的夏普卖身富士康。索尼也好不到哪去，在2008至2015年的8个财年里，累计亏损1.15万亿日元（695亿人民币）。最惨的莫过于三洋，先变卖部分业务，又整体卖给松下，最后又被松下卖给了海尔和投资基金。
日本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也不容乐观。
2016年4月20日，日本第五大汽车制造商三菱汽车承认油耗造假。不到一个月内，日本第二大轻型汽车生产商铃木汽车也承认燃效数据造假。就连称霸全球的丰田，蝉联4届冠军后，在2016年被大众超越，让出了全球销售第一的宝座。
日本企业的集体溃败，在“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亦见端倪。1996年，日本上榜企业多达99家，与美国并驾齐驱；2006年减少至70家；2016年仅剩52家，比20年前，锐减了近一半。
短短20年，日本企业经历了什么，为何呈现集体溃败的趋势？
高官无能，低层愚忠
最后说一点，日本的大企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创业家族保持影响力的大企业，并不一定是家族企业，但创业家族在人事方面有决定权，比如丰田汽车，铃木汽车，这种企业的强项是战略决策速度快。也有软肋，一旦决策错误可能导致致命伤。
另一类企业，就如东芝和夏普，其高层是从公司内部提拔上来的，每一届总经理做3-4年，然后就换人，很难期待这些领导有什么先见之明，因为他的责任和任务是在任期内少犯错误，所以，这一类企业的领导层通常没有创新能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比起市场竞争，他们更擅长于在同事之间搞关系。
那为什么大部分日本的大公司没有落到东芝和夏普的地步呢？
应该说，很多公司也不同程度地遇到相同的问题，只是没有暴露出来。另一方面，日本大企业的上层虽然无能，但其中层非常坚固，所以，最上层的领导像走马灯似地换，短期看似乎并不影响其经营管理。
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有非常精典的观察，他指出：“儒学在日本的发展不是孝道，而是忠君。”也就是，日本人可以不孝，但不能不忠。不能说日本社会完全是这样，但有一定道理。忠诚是美德，但同时一个社会和一个企业要有修正领袖错误的能力，才能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否则，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⑼ 为什么日本是全球最大债权国是因为日本国内的投资机会少吗
现在世界第一债权国不是日本了，已经是我国。
⑽ 日本90年代的经济衰落的原因
1，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步伐加快：
在日本历史上，1985年是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发生了许多足以影响日本历史、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
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了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这一进程迅速加快。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揭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的序幕。
2，日本政治国际化进程加速：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提出，日本要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在1985年的“广场会议”和1986年的“卢浮宫会议”中，日本均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3，日本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从1980年起，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1985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10)日本衰落投资扩展阅读；
1，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
第一，汇率的调整并不能阻止经济的泡沫化，第二，尤其在CPI的稳定时期，我们更应该当心资产的泡沫化。
我们应处理好眼前的经济繁荣与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当前反对加息的理由之一是，经济过热并非全局性的，所以加息有可能影响经济繁荣。
2，日本泡沫经济的背景；
1985年9月22日，世界五大经济强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广场协议”。当时美元汇率过高而造成大量贸易赤字，为此陷入困境的美国与其他四国发表共同声明，宣布介入汇率市场。
此后，日元迅速升值。当时的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左右上升到一年后的1美元兑120日元。由于汇率的剧烈变动，由美国国债组成的资产发生账面亏损，因此大量资金为了躲避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
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金融缓和政策，于是产生了过剩的流通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