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什么是软环境软实力
回答即可得2分经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首次定义的“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同样我们引伸到一个区域的“软实力”，是指对外吸引投资、对内团结奋斗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具体地说就是社会认同和价值取向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感召力，总体目标和体制机制的凝聚力，这“三力”都是以人为主体，通过人的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与物质力的综合结合力。
为此，我们要学会树文化旗帜，铸文化灵魂，打造宿迁的“软实力”。近几年，我们不断弘扬的与时俱进的“宿迁精神”以及“生态为归宿、创业求变迁”的宿迁城市精神，持续开展的“投资软环境”建设、“创业文化”建设，培育干部的“第三种特质”，推进信息化建设与运用，提倡“细节文明”，树立“我能我行我成功”强势心理等等。还要进一步提高的公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开展各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供有宿迁特点的公共文化产品及产业，加强文化阵地建设等等，就是为了使宿迁全社会价值取向上形成积极向上的普遍同归，团结奋斗的主旋律上取得一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不失为宿迁另辟蹊径、洼地崛起，奋力追赶，跨越发展的新办法。
验值，回答被采纳可同步增加经验值和财富值
㈡ 什么叫做"软实力"
学界较为流行的看法是，“软实力”的概念，是在15年前，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这位教授以书名的形式，解释了软实力的概念——《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
在这位前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看来，硬实力是以军事和经济为内容，而软实力则是文化上的吸引力、或者说服力，比如好莱坞电影、哈佛大学、或者NBA等等。
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伊丽莎白·伊科诺米。“人们经常将软实力与投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而我则将它定义为文化、教育和外交。”这位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亚洲区的专家说。
美国另一位国际关系专家布鲁斯·吉尔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互为依存，“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投票权，能够影响很多国家的命运”。在他看来，这种投票权就是软实力的体现。
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则认为，软实力是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动员能力。
而约瑟夫·奈则表示，中国的文化、政治和外交等软实力发展应受到关注。他认为现时中国的软实力与美国仍差距甚远，但他警告美国政府，若再忽视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则将是“愚蠢”的。
㈢ 为何说中国软实力比肩美国靠花钱
近日，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中美在全球的受欢迎程度不相上下，这被视为中国全球形象的提升。您是否对这一结果感到惊讶？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而且花费数十亿来扩大自己在全球媒体的竞争力？这是否属实？我们对此次党代会在加强中美软实力竞争方面有何期待？
㈣ 什么是软实力
■“软实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任何国家的“软实力”都像信用一样，蓄积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丧失则很快 ■中国的文化感召力比日本和前苏联都强。中国的文化价值更加开放，更易被人接受。中国的文化有极强的凝聚力，“中国人”的认同是自然形成的 ■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问题 当我们探讨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时，我们必须正视中国“软实力”相对落后这一现实。在过去考虑“综合国力”这一概念时，我们很少包括“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在衡量中国综合国力时，几乎所有的参数都来自于“硬实力”，如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等。有专家认为，按纯的“硬实力”指标，中国的综合国力可能仅次于美国，但如果把所谓的“软实力”也考虑进去，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差距就显得更大了。 “软实力”的概念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按照奈的观点，“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在国际政治中，如果“硬实力”是强迫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的话，那么“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 具体来说，“软实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很明显，“软实力”需要一定的“硬实力”作为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经济落后和缺乏国际地位的国家会拥有可观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虽然印度人很聪明，但印度综合“硬实力”不强一直使其国际影响受到限制。从“软实力”的角度看，印度的文化和民主都应该是帮它“加分”的因素，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硬实力”，可以说印度没有多少实质上能影响国际政治的“软实力”。 “软硬失衡”会造成国家的影响力下降 对“硬实力”很强的国家来说，如果“软实力”跟不上，它们的国际影响亦要被大打折扣。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硬软实力不平衡”的典型。当时日本的“硬实力”（除军事之外）几乎可以和美国媲美。但是，尽管当时日本在许多行业（像汽车、钢铁、半导体等）都领先于美国，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和影响。更具体地说，日本没有政治价值上的感召力。日本的通俗文化无法和美国竞争。日本社会的自我封闭及排外的特征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质相比较，就显得毫无吸引力。在国际的政治社会中，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有很沉重的历史包袱，再加上对二战历史的“赖账”，日本没有国际道德权威来施展其影响。美日军事同盟又使日本丧失了极大的外交主动权，因此东京的国际影响力只能靠“经援外交”来支撑。这种仅靠金钱来维持的国际影响力是不能长久的。果然，当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停滞不前时，它不得不削减“经援外交”，东京的国际影响力也因此而下降。 和“硬实力”一样，“软实力”也会因政策失误而受损害。在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是一个典型。不言而喻，美国一直是一个“软硬实力”相对平衡的超级大国，因此它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无比的影响力。但是，在小布什入主白宫后，他采用的外交政策过分强调了美国的“硬实力”。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单边主义和强硬路线。用中国成语来说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对伊拉克开战的决策过程中，这种“硬思维”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现在看来，布什的政策不仅在近中期内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对美国的“软实力”也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长期负面影响。任何国家的“软实力”都像信用一样，蓄积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丧失则很快。如果我们用这一角度来看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上所犯的战略错误，不难体会到他的所有政策和举动，从越过联合国安理会，夸大萨达姆政权的威胁，到对反战国家的报复，都重创了美国自己的“软实力”。美国因此国际声望大跌，无法组织一个有效的国际同盟来稳定和重建伊拉克，只能独自挑大梁，自尝苦果。 中国有相当的“软实力”条件 上述这些对“软实力”因素的概念和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讨论旨在引起我们对中国自身创造和积累“软实力”的重视。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综合国力中“软硬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 当然，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及前苏联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可能相对强一点。首先，中国的文化感召力要比日本和前苏联都强。和日本相比，中国的文化价值更加开放，更易被人接受。对内，中国的文化有极强的凝聚力，这和纯靠官僚机器控制的前苏联很不一样。在前苏联，“苏联人”是一个人工创造的概念；在中国，“中国人”的认同则是自然形成的。 另外，中国“软实力”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遍布全球的华人网络。在目前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中，这一网络起了巨大的经济作用。但是，由于海外华人仍受各种歧视和缺乏同他们经济能力相对称的政治地位，这一网络的政治影响力极为有限。 最后，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已经开始利用逐渐增长的“硬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获取“软实力”。这在推动东亚经济整合过程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正是由于中国利用自己的实力，主动外交出击，和东南亚各国签定自由贸易协议，大大改善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和增加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在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处理过程中起的积极作用亦是展现和积累“软实力”的一例。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软实力”尚待建设 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的“软实力”比较薄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其“软实力”的主要资源，但中国仍需要充实并完善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来平衡西方社会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显然，这一事实和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现实密切相关。但没有这种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对内的凝聚力势必受到影响，对外则很难占领所谓“道德制高点”。没有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政治价值体系，在国际上很难得到全面的正尊重。其他国家只是根据他们是否可以在经济、安全和外交上得到好处来决定他们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出于他们对中国政治价值的认同。 第二，中国体制内的官僚主义现象是限制中国发挥“软实力”的重要障碍。尽管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已大大改善了中国的行政体制，但中国缺乏体制内活力的病灶并未根除。这从信息不畅、决策缓慢、“扯皮”无休止这一系列症状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推卸责任和低效率，这一问题严重的国家不可能获得和发挥“软实力”。根据作者本人对美国的长期观察，美国最大的特征是其惊人的社会和经济活力。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内官僚主义不严重，而是说，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实施“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国策，因此社会本身的活力弥补了政府官僚主义的缺陷。对中国来说，如果要提高软实力，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开放的政策。 最后，中国缺乏自己的创新体制。从科技到大众文化，中国仍主要是实行“拿来主义”。当然“拿来主义”对一个经济刚起飞的国家来说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在“全球化”的时代，“拿来主义”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仔细分析观察中国自身的总体创新能力和机制，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创新能力和机制的滞后又可归结到其他体制因素，如人才管理、资本市场、高等教育体制等。 总之，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高储蓄率、大量的外商投资、足够的技术转让，以及合理的经济政策都会提高中国的“硬实力”。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如体制、观念等方面的改革等。从日本和前苏联的教训来看，不进行这样的改革，“硬”“软”不平衡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对中国来说，要正成为世界大国，“软实力”则将是必不可少的资源。
㈤ 劲牌投资公司的软实力怎么样
主要以企业文化为要点，一直重视企业文化和名牌形象
㈥ 经济软实力的百科名词解释
什么是经济软实力
经济软实力是影响经济发展或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软实力。经济软实力是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方面之一,而软实力是指文化、教育、科技等隐性实力，其是决定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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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软实力的要素[1]
一、生态软实力：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力，是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一个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理所当然地会吸引人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和投资创业。一个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具备生态软实力：增城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较早较好地发展了生态文明。
二、健康发展软实力：可持续发展除需要一个好的生态环境，还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综合基础，即合理的产业结构，平稳的发展速度，最佳的发展效益，有较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有较大的发展后劲，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实现生态基础、结构、速度、效益的统一。
三、科技软实力：技术的含量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前沿技术的掌控能力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四、文明软实力：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更新，现代文明的接纳与融合，文化理念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都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文明软实力还体现在人的群体对价值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认知度，人的群体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人的群体的文明程度、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五、信息软实力：物质、能源、信息是构成客观世界的三大要素，信息是实体经济的血液，是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是社会进步的先导，信息的流动决定着资金流动、物资流动、人才的流动。信息软实力的根本，还体现在信息安全、经济话语权等。
六、创新软实力：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创新中与时俱进的，创新是发展最本质的表现形式，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也是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创新，还包括体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管理的创新等。一切进步无不源于创新。
七、品牌软实力：品牌是一个地区、一个实体、一个产品、一个自然人的公众形象，也是其综合价值的集中反映，是无形资产，是信誉度。历史已进入品牌时代。现实社会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实体、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人都在打造着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品牌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也带来不同的效益，决定着不同的命运。
八、人才软实力：人才决定输赢，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综合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的竞争。
九、金融市场软实力：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有充满活力、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务体系，必须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为支撑。没有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和活力：没有资本市场这个神奇的魔方，就无法创造丰富多彩的世界。
十、社会软实力：包括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制、投资环境与制度建设，表现为社会的有序、人的全面发展的状态、人和社会的和谐相处、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等等，一句话，就是社会的和谐程度。
㈦ 中国软实力现状怎样
中华民族有雄厚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潜力，但它并不一定必然会转化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这就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有一种文化新思维，有一番国家、社会、人民大众的共同创业之举。
一、树立文化新思维
文化有自身的历史文化传承。它不仅仅是现实物质世界的简单反映，而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相互交融渗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的灵魂与尊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目标。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要全面领会十七大精神，树立文化新思维，从战略高度理解打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意义，大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
树立文化新思维，就要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在认知方式上，需要借助空间向度，解决好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在价值选择上，需要“双重批判”，以西方现代化批判中国过去的专制政治及其文化，也要以传统为镜鉴，批判西方的“工具理性”及其破坏性后果，踏上融合中西的康庄大道。在行动目标上，需要落实为中国文化的重建，包括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文化创造力的培育，文化软实力的辐射等。
二、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文化生产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今天，在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力是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而且，它不仅生产文化产品，不断满足和丰富社会需求，而且可以融入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将文化优势转化精神能源，转化为区域优势、经济优势、产业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与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相比，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但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化也已起步。第三届《中国·西部法治论坛》上，不少作者认为西部的经济相对落后，但西部的文化并不落后。换言之，西部丰富的文化资源，甚至比西部的自然资源更具有开发潜能。因为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而且文化优势的转化、开发，不会以环境破坏、资源消耗为代价，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与自然资源相比，文化资源的开发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近年来，西部一些地区成功的文化开发的实例，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当的信心。如甘肃的《读者》文化产业，它以人性的穿透力、情感的教育力、真善美的诱导力、精神的鼓动力，以期刊、图书、音像、电子网络等多种形式，运用先进科技手段和管理运营方式，打造《读者》品牌，开辟新型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取得了巨大成功。西安的千年曲江盛唐文化产业，短短几年就形成了一个品牌。这个集历史文化、文物保护、城市游憩为一体的开放式文化生态园林工程，已经成为西安重要的经济平台。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必将极大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高我国文化生产力，打造文化软实力增添强大动力。
三、用好文化资源，推进文化创新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打造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用好国际国内两种文化资源。文化是多元的，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都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开拓的视野，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学习、借鉴、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先进文化。同时，要在借鉴吸收中有所创新，不断丰富发展我国民族文化，使我国的民族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用好国内文化资源，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始终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目前，我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传统文化热，表现为国学热、读经热等，孔子学院办到了国外。传统文化热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当然，国学热也要理性对待，不能刮风，不可搞狭隘民族主义，要古为今用，使其成为打造文化软实力的动力和根基。
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我国现实的文化资源，深入推进和谐文化发展，努力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道德建设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要大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文化软实力根植在每一位公民的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之中。只有着眼于增强公民社会责任意识，才能筑起人心的长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才能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㈧ 什么是软实力
■“软实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任何国家的“软实力”都像信用一样，蓄积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丧失则很快 ■中国的文化感召力比日本和前苏联都强。中国的文化价值更加开放，更易被人接受。中国的文化有极强的凝聚力，“中国人”的认同是自然形成的 ■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问题 当我们探讨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时，我们必须正视中国“软实力”相对落后这一现实。在过去考虑“综合国力”这一概念时，我们很少包括“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在衡量中国综合国力时，几乎所有的参数都来自于“硬实力”，如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等。有专家认为，按纯的“硬实力”指标，中国的综合国力可能仅次于美国，但如果把所谓的“软实力”也考虑进去，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差距就显得更大了。 “软实力”的概念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按照奈的观点，“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在国际政治中，如果“硬实力”是强迫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的话，那么“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 具体来说，“软实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很明显，“软实力”需要一定的“硬实力”作为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经济落后和缺乏国际地位的国家会拥有可观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虽然印度人很聪明，但印度综合“硬实力”不强一直使其国际影响受到限制。从“软实力”的角度看，印度的文化和民主都应该是帮它“加分”的因素，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硬实力”，可以说印度没有多少实质上能影响国际政治的“软实力”。 “软硬失衡”会造成国家的影响力下降 对“硬实力”很强的国家来说，如果“软实力”跟不上，它们的国际影响亦要被大打折扣。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硬软实力不平衡”的典型。当时日本的“硬实力”（除军事之外）几乎可以和美国媲美。但是，尽管当时日本在许多行业（像汽车、钢铁、半导体等）都领先于美国，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和影响。更具体地说，日本没有政治价值上的感召力。日本的通俗文化无法和美国竞争。日本社会的自我封闭及排外的特征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质相比较，就显得毫无吸引力。在国际的政治社会中，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有很沉重的历史包袱，再加上对二战历史的“赖账”，日本没有国际道德权威来施展其影响。美日军事同盟又使日本丧失了极大的外交主动权，因此东京的国际影响力只能靠“经援外交”来支撑。这种仅靠金钱来维持的国际影响力是不能长久的。果然，当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停滞不前时，它不得不削减“经援外交”，东京的国际影响力也因此而下降。 和“硬实力”一样，“软实力”也会因政策失误而受损害。在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是一个典型。不言而喻，美国一直是一个“软硬实力”相对平衡的超级大国，因此它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无比的影响力。但是，在小布什入主白宫后，他采用的外交政策过分强调了美国的“硬实力”。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单边主义和强硬路线。用中国成语来说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对伊拉克开战的决策过程中，这种“硬思维”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现在看来，布什的政策不仅在近中期内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对美国的“软实力”也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长期负面影响。任何国家的“软实力”都像信用一样，蓄积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丧失则很快。如果我们用这一角度来看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上所犯的战略错误，不难体会到他的所有政策和举动，从越过联合国安理会，夸大萨达姆政权的威胁，到对反战国家的报复，都重创了美国自己的“软实力”。美国因此国际声望大跌，无法组织一个有效的国际同盟来稳定和重建伊拉克，只能独自挑大梁，自尝苦果。 中国有相当的“软实力”条件 上述这些对“软实力”因素的概念和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讨论旨在引起我们对中国自身创造和积累“软实力”的重视。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综合国力中“软硬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 当然，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及前苏联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可能相对强一点。首先，中国的文化感召力要比日本和前苏联都强。和日本相比，中国的文化价值更加开放，更易被人接受。对内，中国的文化有极强的凝聚力，这和纯靠官僚机器控制的前苏联很不一样。在前苏联，“苏联人”是一个人工创造的概念；在中国，“中国人”的认同则是自然形成的。 另外，中国“软实力”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遍布全球的华人网络。在目前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中，这一网络起了巨大的经济作用。但是，由于海外华人仍受各种歧视和缺乏同他们经济能力相对称的政治地位，这一网络的政治影响力极为有限。 最后，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已经开始利用逐渐增长的“硬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获取“软实力”。这在推动东亚经济整合过程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正是由于中国利用自己的实力，主动外交出击，和东南亚各国签定自由贸易协议，大大改善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和增加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在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处理过程中起的积极作用亦是展现和积累“软实力”的一例。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软实力”尚待建设 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的“软实力”比较薄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其“软实力”的主要资源，但中国仍需要充实并完善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来平衡西方社会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显然，这一事实和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现实密切相关。但没有这种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对内的凝聚力势必受到影响，对外则很难占领所谓“道德制高点”。没有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政治价值体系，在国际上很难得到全面的正尊重。其他国家只是根据他们是否可以在经济、安全和外交上得到好处来决定他们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出于他们对中国政治价值的认同。 第二，中国体制内的官僚主义现象是限制中国发挥“软实力”的重要障碍。尽管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已大大改善了中国的行政体制，但中国缺乏体制内活力的病灶并未根除。这从信息不畅、决策缓慢、“扯皮”无休止这一系列症状中可以看出。由于官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推卸责任和低效率，这一问题严重的国家不可能获得和发挥“软实力”。根据作者本人对美国的长期观察，美国最大的特征是其惊人的社会和经济活力。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内官僚主义不严重，而是说，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实施“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国策，因此社会本身的活力弥补了政府官僚主义的缺陷。对中国来说，如果要提高软实力，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开放的政策。 最后，中国缺乏自己的创新体制。从科技到大众文化，中国仍主要是实行“拿来主义”。当然“拿来主义”对一个经济刚起飞的国家来说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在“全球化”的时代，“拿来主义”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仔细分析观察中国自身的总体创新能力和机制，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创新能力和机制的滞后又可归结到其他体制因素，如人才管理、资本市场、高等教育体制等。 总之，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高储蓄率、大量的外商投资、足够的技术转让，以及合理的经济政策都会提高中国的“硬实力”。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如体制、观念等方面的改革等。从日本和前苏联的教训来看，不进行这样的改革，“硬”“软”不平衡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对中国来说，要正成为世界大国，“软实力”则将是必不可少的资源。
㈨ 什么叫软实力
学界较为流行的看法是，“软实力”的概念，是在15年前，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这位教授以书名的形式，解释了软实力的概念——《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 在这位前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看来，硬实力是以军事和经济为内容，而软实力则是文化上的吸引力、或者说服力，比如好莱坞电影、哈佛大学、或者NBA等等。 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伊丽莎白·伊科诺米。“人们经常将软实力与投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而我则将它定义为文化、教育和外交。”这位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亚洲区的专家说。 美国另一位国际关系专家布鲁斯·吉尔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互为依存，“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投票权，能够影响很多国家的命运”。在他看来，这种投票权就是软实力的体现。 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则认为，软实力是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动员能力。 而约瑟夫·奈则表示，中国的文化、政治和外交等软实力发展应受到关注。他认为现时中国的软实力与美国仍差距甚远，但他警告美国政府，若再忽视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则将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