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关于改革开放后的几次通货膨胀的计算
中国真正出现通货膨胀，还是1985年以后的事。
这以前，中国有过两次大幅度物价上涨，一次是1961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上涨6.2％，另一次是1980年，物价总指数上涨6％。这两次物价水平的上涨，很快得到了控制，没能持续多久（大约一年多的时间）。
1985年以后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1985年到1989年5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8.8％、6.0％、7.3％、18.5％、17.8％。自1993年物价狂起，到了1994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食品类价格竟比上年同期上涨34.1％，1994年是物价涨幅最高的一年，达21.7％。
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学》中意指整体物价水平上升，就是“货币总量”相对“物品总量”不断增大的现象。“通货膨胀”与国内货币发行量、经济发展速度、投资增长速度、财政收支和居民收入增长等经济指标关系密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总共发生过几次通货膨胀？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通胀时期，分别是1985年、1988年和1995年。
1985年：中国第一次通胀
中国从1979年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步推行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1979年至1984年，仅仅5年时间，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人均收入翻了不止一番。
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至1980年我国两年财政赤字都达170亿元以上，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130亿元来弥补国库亏损。1980年底，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78年增长63.3%，大大超过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6%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37.3%的幅度，自然引发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使商品价上涨率达到波峰的6%，已经到了经济危机的临界点。后来我国经过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收缩银根、控制物价等一系列措施，通货膨胀得到抑制。
1988年：中国第二次通胀
这之后，大规模的投资和人民收入的快速增加，当然需要钱。来钱的办法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吸引外资；第二是发行国债；第三个是增加货币供应。外资，刚刚开始引进；增加货币供应，无疑是最简单、最快捷的图径。
快速喜人的发展形势下，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缺乏使人们对货币供应的急增缺少警惕。1986年后，由于政策调整，随着商品价格的放开和工资改革的推行，旧有价格体系和经济结构中不合理因素又使通货膨胀再度爆发。
1987年底货币供应量达到1454亿元，比1983年增加925亿元，增幅为174%。这是因为工资改革、职称评定及随之而来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大规模升温，和乡镇企业以银行信贷形式大批上马，导致了市场对货币的大量需求。央行以发行第四套人民币和推行大额面钞的方式，应对了过热经济对货币量的需求，却导致了一轮新的通货膨胀。
1988年3月，上海率先调整了280种国民经济必须商品的价格，接着各大中城市相继提价，提价率占商品总量的80%，价格平均上涨30%，最高者达到80%，尤其是家用电器、摩托车、油等产品。
据有关方面统计，1988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创造了建国40年以来上涨的最高纪录，达到18.5%，当年财政价格补贴高达319.6亿元，商品供求差额为2731.3亿元。结果1988-1989的第一次大通胀不期而至。物价急剧上涨，大米的价格几乎是一夜之间，从0.15元涨到0.8元，长涨了6倍。基本生活资料的快速上涨极大的冲击了国人的心理防线，抢购风潮随之而来，所有的商店都在排队，一时间仿佛钱不是钱，是纸，人人都急着将纸币变成不会是贬值的商品。
物价的上涨和抢购风潮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突如其来的冲击面前，中央迅即做出反应，召开会议整顿经济秩序。政府对投资和货币供应采取了紧急刹车的办法，全国几千个建设项目一起下马，半拉子工程一词随之产生。破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普通百姓的嘴上。1989年前后全国仅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就破产关闭了13万家，占原总数22万家的60%。
1995年：中国第三次通胀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明确提出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新的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中国经济再一次快速增涨。海南房地产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百万、千万富翁的神话。股票这个新生事物，为中国资本市场造就了第一批杨百万。1993年，中央宣布，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翻番。人民收入的增长，进一步刺激了消费，消费刺激生产，生产刺激投资，大批新工业项目的投资建兴，加重了煤、电、油、运等基础产业的负担。基础产业的瓶颈造成了钢材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急剧上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又引发了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中国又一次通胀到来。
据资料显示，1992至1993年，由于市场经济改革，国家全面放开了对过去发放票证、限额供应的商品的限制，允许其以溢价形式，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定价。同时，计划经济时期由国家统一定价和指导价格的几乎所有商品，都根据成本和市场需求形势重新定了价格。为了弥补差价，提高职工价格补贴标准以及再度提升工资，企业争上项目，外出投资，动用有限的外汇储备大量购进各种机械设备和高档商品，一再地扩大了银行信贷规模。地方政府大搞开发区开发和用信贷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业。开发过热，项目虚增，使许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40%。为了维持正常经营，许多企业，包括集体、私营企业，都不得不靠“三角债”来维持局面。
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幅均达35%以上，直接导致当期或稍后时期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引发“通货膨胀”。1993年，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为13.2%，通货膨胀高峰在1994年，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1.7%，物价上涨率分别为13.2%、21.7%、14.8%。
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原有的优势地位已经完全丧失，相反体制的矛盾突现。因此第二次通胀中受冲击的不再是民营企业，而是国营企业。大批国有企业的停产，使下岗一词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词汇。
吸取上一次通胀后急刹车的教训，中国政府开始学着像西方国家一样，通过控制利率杠杆和货币政策来进行经济的软着陆。存款利率一度长涨到 12%左右，五年期以上保值储蓄还可以得到12%左右的保值利息，也就是说长期存款的利率几乎达到25%，存一万元钱，年利息2500元，这种高利率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少见的。为了抑制股市的投机，涨停板、T+1、调高交易税数管齐下，最终导致了1995-1996年的两次大跳水，中国股市进入长达数年的熊市。中国股民用血的代价，明白了套牢一词的含义。
一系列政策的结果是货币的回笼，通胀的消失，同时也造成经济发展的放慢。标志之一是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烂尾楼成为一大景观。五、六年中GDP增涨率从11%以上的高峰，逐步下降到8%左右。
“一粮带百价”的经验教训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国历次通胀都伴随着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虽然粮价上涨于通胀哪个为因哪个为果还存在争议，但二者总是相伴而来。可以说，“一粮带百价”是我历史上的教训———我国历次发生的通货膨胀，都与农产品价格的走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分析，在1994年中国高通货膨胀启动因素中，首当其冲就是农产品价格。1994年农产品上升对零售物价变动的影响达70%；1995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33%，在零售物价提高中占12.7个百分点。以农产品为代表的基础价格上涨所形成的成本冲击型通货膨胀是当年通胀的主要特征。
据巴曙松分析，1985年、1988至1989年和1993至1995年三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由于上年或当年粮价大幅度上涨引起的。不仅如此，伴随这三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也都在上年或当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著名经济学家仲大军则分析认为，中国改革20多年来，前几次通胀都是国内因素引起的。1988年的通胀，是我们货币发行太多所导致；1994—1995年的通胀，也是由于国内货币发行量太多，当时没有外部因素。可是今天的通胀完全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国外的金融货币资源大量涌入中国。
用价格管制治理多不成功
从历史上来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最后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最近的例子是非洲的辛巴威，通货膨胀到了70倍。政府下命令让所有物价全部下降，民众是热烈拥护，但实际结果是不仅没有遏制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反而使整个国家经济更为萧条，通货膨胀率更高。同样，上个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也用控制价格的方法来治理通货膨胀，结果是以完全失败告终。
②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认识这种变化
近年来，无论是从我国国民收入的最终分配结果看，还是从再分配的过程来看，国民收入分配均存在向政府倾斜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而且也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背离。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而居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此外，2004年、2005年两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一直保持在20%左右，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则与同期GDP增速大体接近。由此推断，最近两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现象并没有改变。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会有此消彼涨的变化，特别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应该是逐步缩小才对，但在我国则恰恰相反，不是缩小而是呈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趋势。对于这种有背于一般发展规律的现象及其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潜在危害，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国民收入分配最终格局的变化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即通常所说的三者分配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总体变化趋势为：20世纪80年代三者比例在年度之间显著波动；进入90年代之后，三者比例呈相对稳定；2000年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有向政府倾斜的态势。
具体而言，国民收入分配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见表1、图1)：第一阶段：改革初期至1988年，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宏观收入分配主要向居民倾斜的阶段。第二阶段：1990年至1994年，政府收入比重下降幅度明显减小，而企业收入比重稳步上升，宏观收入分配过快向居民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矫正。第三阶段：1995年至2000年，政府收入比重小幅上升，企业和居民收入比重小幅回落的阶段。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所占比重有升有降，但升降幅度较小。这一阶段，政府收入比重基本在20%左右，企业和居民收入比重分别稳定在15%和65%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可支配收入仅限于制度内收入(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没有包括制度外收入，如制度外基金、制度外收费、制度外摊派(集资)和制度外罚没款等。如果把这些难以统计的考虑进来，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比重要高于表中所列数值，企业和居民(主要是企业)所占比重则相应低于表中数值。
对于政府制度外收入的估计，很多学者已做了大量的研究。总体来看，制度外收入规模相当大。按照国家发改委课题组估计的制度外收入情况，以1999年调整后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例为22.7%，这个数据要比未考虑制度外收入所计算的比例高出4.5个百分点，而调整后企业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例则相应降低4.1和0.4个百分点。所以根据国家发改委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我们在测算国民收入分配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实际比例时，还可以做适度调整。
收入再分配过程存在向政府倾斜的现象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中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也是收入分配中难以协调的目标。在国民收入两个分配层次中，初次分配更倾向于效率；而政府作为调控主体的再分配，应更倾向于公平。再分配的功能在于弥补初次分配的缺陷。在初次分配中，收入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动力，也是市场效率的结果。但收入分配差别过大，既有悖社会公平，也同样损害市场效率。必须由政府在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进行有效的宏观调节，弥补社会公平的“市场失灵”。
与初次分配所占份额相比，1992年以来，居民在再分配中，总体上处于净得益地位，但1998年以来，居民净得到的份额在逐渐缩小。2002年居民已由再分配中的净得益方变为净损失方。具体表现为居民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例高于占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但两者差距在逐渐缩小，由1992年的2.3%下降到2002年的-0.1%(见图2)。
与初次分配比，企业在再分配过程中，一直处于净损失地位，但净损失呈减少趋势，由1992年的损失4.44个百分点下降为2002年的损失2.79个百分点。政府在再分配中处于净得益地位， 1992年至1998年净得益份额逐渐减小，但1998年以来，净得益份额在不断扩大。
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的向政府倾斜的现象说明：居民获得的社会补助等转移支付要少于交纳收入税和社会保险付款的支出。收支相抵，总体上没有通过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主要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支出等)获得收益，反而成为损失方。
而政府在经常转移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交款等转移收入大于社会补助等转移支出，政府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方面所做的工作远远不够。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由598亿元增长到36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9.4%；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5.5%增长到11%。尽管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增长很快，但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从社会保障支出国际比较角度看，我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一般在30-50%之间)，甚至远低于印度、泰国等国的水平。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削弱居民消费增长动力
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着向政府倾斜的失衡现象，并从以下两个层面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
具体而言：1998年全国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下同)增速达到14.2%的相对低点后，增长开始加快。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自建国以来首次突破一万亿元。在四年之后的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两万亿元。而两年之后，财政收入又突破三万亿元，在2005年达到31627.98亿元。2004年、2005年两年，财政收入增速一直保持在20%左右，远高于同期GDP增速。
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对居民收入增长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压，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持续多年低于GDP增速。1997年至200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仅增长8.0%，同期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仅增长4.5%，而同期GDP同比增速均保持在8%以上。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实际增长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6%，分别低于当年GDP增速3.7和0.3个百分点。
1998年以来，政府推进了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推行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企业职工的养老也由企业负担而转向社会统筹。政府在主动从养老、医疗与教育等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投入的领域退出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相当有限。因而以上改革的结果是减少了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品的供给。
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调整财政支出方向，推进公共财政的转型
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主导型投资增长促使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但并未带来居民收入的相应增长。
推进经济建设一直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政企分离的实现，政府目前已不能通过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微观经营来履行经济建设的职能。但在现行投融资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进行基本建设投资来参与经济建设。
1998年以来，为缓解通缩的压力，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通过发行基本建设国债来筹集资金扩大财政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持续实行多年之后，我国经济于2003年重又恢复快速增长。积极财政政策也开始逐步淡出，并转向稳健财政政策。尽管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无需讳言，但由于政府长期专注于经济建设，就相应忽略了基本公共产品的提供，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忽视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
就地方政府来看，在既有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和政绩观下，地方政府存在对GDP的盲目追求。但作为拉动GDP的三驾马车，消费的选择权掌握在居民手中，而出口的选择权则掌握在国外消费者手中，地方政府很难对这两方面产生直接影响。但地方政府掌握有投资的主动权，可以通过基本建设投资引导、拉动、调节GDP的增长，因而地方政府天然地有着参与投资的积极性。
1998年以来的住房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地方政府寻找到通过卖地获取可观的土地收入的财路，因而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建设方面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在近年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投资增长的影响下，土地交易、企业利润的增长都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并未相应扩大就业，给居民收入整体水平带来快速提高。
“十一五”规划把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首要任务。为推进消费增长，需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财政在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变经济建设财政为公共财政，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现象。
应适当调整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
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表明，在一国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以及社会结构的全面深化，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将面临难得的机遇。2003年我国跨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收入的国家门槛，正在经历这一黄金发展阶段。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中期成功地在黄金发展阶段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跨越。这两个国家在这一阶段的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对我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美国的黄金发展阶段是1942年至1962年，其人均GDP在1942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在经历20年时间后，1962年人均GDP达到3144美元。日本的黄金发展阶段是1966年至1973年，其人均GDP从1966年的1071美元，经过7年的增长变为1973年的3348美元。
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大均致为1：4：5。而在经过了再分配后，1948年至1962年，美国企业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有主体地位，虽然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但仍在80%以上；政府和居民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较小，年均不到11%，都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最终分配比例关系大致为1：8：1。
1965年至1973年，日本的企业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较小，平均为7.5%；政府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也不多，约占16%左右，变化趋势是略有上升；居民与非营利机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有主体地位，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75%以上，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大致为1.5：1：7.5。
与历史上处于黄金发展阶段的美国和日本同期相比，我国政府无论是在初次分配中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是在经过再分配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便不考虑制度外收入)均是偏高的。而国际经验表明，在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居民和企业所得的比重将略有上升，政府所得比重则有所下降。但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在基本稳定时，还略有上升。
近年来，无论是从我国国民收入的最终分配结果看，还是从再分配的过程来看，国民收入分配均存在向政府倾斜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而且也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背离。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即通常所说的三者分配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总体变化趋势为：20世纪80年代三者比例在年度之间显著波动；进入90年代之后，三者比例呈相对稳定；2000年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有向政府倾斜的态势。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的向政府倾斜的现象说明：居民获得的社会补助等转移支付要少于交纳收入税和社会保险付款的支出。收支相抵，总体上没有通过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主要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支出等)获得收益，反而成为损失方。
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着向政府倾斜的失衡现象，并从以下两个层面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主导型投资增长促使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但并未带来居民收入的相应增长。“十一五”规划把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首要任务。为推进消费增长，需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财政在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变经济建设财政为公共财政，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现象。
按照一般发展理论，中国经济在向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会有许多与其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经济表现。但从事经济分析与研究的人士往往发现，一些国外惯常的做法在中国行不通，一些甚至是被验证的经验在中国也不灵验。
中国经济中有许多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地方。特别是涉及与政府行为相关的部分，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与做法，在中国往往失效或无奈。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是一个行政力量非常强大，而民间经济素质又比较羸弱的国家。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在快速变化。如果说，在中国经济刚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始阶段，强大的行政力量反而是促成经济快速转型的最有效的动力，那么，在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第28个年头的今天，还在靠行政力量来调节经济，那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而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将对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产生不利影响，这个事实也证明，今天我们需要对政府的行为做一番思考。
特别是当人均GDP进入1000到3000美元之间的黄金发展期，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比例问题上宜调整位置，增加公共支出，这样才能免除居民的后顾之忧、激发居民的消费热情，使扩大内需、改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得以实现。
③ 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那几个阶段
④ 中国改革开放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情况
货币政策：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二阶段的货币政策，当时中国经济出现”泡沫“势头，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膨胀。二是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三是货币供应量膨胀。四是金融秩序混乱。
针对1993年~1994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政策面开始了从1993年至1997年长达四年的“软着陆”宏观调控，从治理金融秩序入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规范金融行为，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加强政策协调措施，综合运用货币政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一.从1994年开始，中国人民币银行逐步缩小了信贷规模的控制范围。从1994年第三季度开始，正式向社会公布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1995年初宣布将货币供应量列为货币政策的控制目标之一，1996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的年度调控目标。二.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责债比例管理。1994年开始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强调国有商业银行的统一法人体制和统一流动性管理，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实行比例管理，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增量考核,对其他商业银行实行按余额考核.这样,除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之外的商业银行已不受贷款规模限制.三.发展货币市场,开办公开市场业务.1995年,财政部的国债发行采取了价格招标的方式,国债利率实现了市场化,国债发行品种增加了3个月期,6个月期和一年期三个品种.1996年1月,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4月,开办公开市场业务,为中央银行利用国债实施微调奠定基础.四.扩大再贴现业务.为推广商业票据使用,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商业票据贴现业务,1996年中央银行扩大了再贴现业务,当年全国商业汇率单方发生额近4000亿元,商业银行累计办理贴现1995亿元,中央银行办理再贴现1160亿元,年底,中央银行再贴现余额400亿元.
成果:自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以整顿金融秩序,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至1996年底,国民经济初步实现了”软着陆”.
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周边国家贸易萎缩,货币贬值,资本抽逃.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对我国外贸出口,资本流入等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国内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低谷,多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相对过剩,出现了买方市场,国有企业改革缓慢,效益下滑,投资没有好项目,消费没有新热点,内需严重不足.金融运行和货币政策操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扩大货币供应，增加贷款投放；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体制的、行政的原因，多年来积累的金融风暴逐渐暴露，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整个金融系统的重要任务。如何处理好支持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是实施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8年1月1日,人民银行取消了实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制额的控制.由此,信用总量不再成为中介目标,金融宏观调控对象完全转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第二,人民银行独立性加强.为克服体制运行过程中的障碍,保障中央银行能按照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自主地操作,从而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取消了人民银行一,二级分行办理中央银行贷款的权力,取消了中央财政从中央银行的透支和借款,切断了向财政供应基础的货币渠道,从而理顺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取消了中央银行向非金融部门的开发性贷款,割断了固定资产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的联系,从而理顺了货币政策与投资的关系.为彻底打破地区封锁,消除行政干预,199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撤销了省级分行，跨省区设置9家区域性分行。这是人民银行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为人民银行依法独立行使货币政策职能提供了体制保证。
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着相当有利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获得加入WTO、西部大开发和扩大国内需求政策新的推动力量，经济增长前景乐观。
2000年以来的我国货币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外币管理体制。 为推进我 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的对外开放，中国人民银行 决定自9月21日起实施新的外币利率管理体制。
2、积极推进个人信用制度建设，实施储蓄实名制。
3、鼓励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业务品种创新。
4、加强信贷政策指导，引导资金流向。
5、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建设。
6、改进农村金融服务，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引导规范民 间信用。
200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上升周期。在"非典"疫情严重、伊拉克战争爆发等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外汇占款增加、货币信贷扩张压力加大的状况，在2003年4月就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加强预调，启动中央银行票据收回流动性，并于9月份将存款准备金率从6%上调到7%，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年GDP增速从上年的9.1%提高到10%，CPI涨幅稳定在1.2%。 2007年，经济出现过热苗头，价格上涨压力加大，上半年GDP增速从2006年的11.6%进一步上升到12.2%，CPI涨幅从2006年的1.5%上升到3.2%。货币政策及时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从2007年第三季度起，货币政策开始采取紧缩态势，第四季度继续收紧。全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5.5个百分点，6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累计上调1.62个百分点至4.14%，一年期贷款利率累计上调1.35个百分点至7.47%。相关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形势，CPI同比涨幅在2008年2月达到高点后开始下行。
2008年，国内外形势逐步发生变化。国内发生汶川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并在9月中旬急剧恶化为百年难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针对形势变化，我国宏观政策相应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再到“灵活审慎”，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是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二是于9月和10月连续三次下调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三是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四是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五是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成果: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逐步显现。货币信贷平稳增长，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业稳健运行。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对灾区、“三农”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逐步加大。2008年前三个季度，受地震灾害影响较重的四川、甘肃两省合计新增贷款2141亿元，同比多增566亿元，比上年全年多增484亿元。农业贷款增加3188亿元，同比多增129亿元。一些金融机构已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部门开展试点工作，目前普遍反映试点成效良好，正在逐步推广
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一是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启动保障经济金融稳健运行的各项应对预案，加强国际协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不确定冲击。二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三是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四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五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六是密切监测国际资本流动，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几次利率调整,并作简要分析
建国以来利率调整回顾建国以来利率调整回顾 发布时间：2000年10月11日 我国一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以下均同，简称存款利率）自1949年8 月10日至1999年6月10 日，共有33次变动，其间有升有降。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消除国民党统治时期所遗留的通 货膨胀危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干涉，恢复发展社会生产，保障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国家设立了活期、定期 3个 月、6个月、1年整存整取及定期1年零存整取5个品种的储蓄存款，这种设置一直保持到1959年6月30日，并确定了 较高的储蓄存款利率。 1949年8月10日至1950年4月9日期间，国家百废待兴，储蓄存款利率曾高达 252%（一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下同），而后，存款利率则开始逐渐下调。1950 年4月10日至1950年10月20日，利率有过三次调整 ，自152%调至86.4%，并再调到34.8%。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内生 产压力骤然增大。为了有效动员社会资金，1951年3月26日、7月21日，利率又回调至 45.6%、36%。这种调 整是将原来用于生活消费的一部分货币转化为用于生产和流通的资金，这对于保障国家生产和建设在非常时期有益。1951 年12月1日，缆氏碌鞯?1.2%，半年后，1952年5月21日，利率又调整至14.4%的相对低位，并在此后三 年多的时间里得以保持。这自然而然地为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纵观1949年8月10日至1955年9月30日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存款利率的设置依据了当 时的基本国情，既有效动员利用了当时社会闲散的货币资金，又充分妥当地考虑到了旧中国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并采取了 逐渐下调的方式，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自1955年10月1日起至1979年3月31日止，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货币总量减少（形象地说为 18元8角8分），存款利率的变动成为政府行为，因而利率基本上对社会经济生活不再产生大的影响作用，表现为利率变动 少，利率水平相对低。 这期间利率共有5次变动，但总体维持在3.24-7.92%的水平之间。利率处在较高水平有两个阶段，（ 1）1955年10月1日至1958年12月31日，利率为7.92%；（2）1959年7月1日至1965年9月3 0日，利率为6.12%。而1971年10月1日至1979 年3月31日，3.24%的低利率水平维持了7年半时间。 由于国家当时掌握着众多的大宗商品及生活用商品，并以严格计划形式分配给消费者，因而商品价格极低。如西安地区60年 代-70年代，一千克面粉价格为0.328元，一千克酱油为0.20 元，一千克食醋为0.14元，蔬菜全年平均价格仅 0.10元／千克左右。当时一般居民家庭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成为高档商品，若靠攒钱来购买，以每月储蓄 5-6元钱， 均需2-3年时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三个月后，1979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改革开放以 来首次利率调整。此次利率调整，虽然利率上调幅度并不大（由3.24%上调到3.96%），但国家相应将储蓄存款的品 种由3个增加到8个，第一次增设了五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和零存整取品种，应当看到，为适应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这一任务，这一时期国家加大了自觉利用利率这一金融杠杆的作用。 自1979年4月1日到1999年6月10日止，央行共进行过19次利率调整，国家通过银行把社会上暂时 闲置不用的货币资金以存款储蓄的方式聚集起来，再通过有计划地把货币资本贷给急需要追加资金的企业和单位，用于生产和 流通。经过七次利率调整后，利率水平逐波走高，到1989年2月1日，达11．34％，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利率最高点， 并在这个点位上持续了14．5个月。随后在一年时间里利率3次下调，1991年4月21日，利率为7．56％，两年后 ，利率随着经济过热又被两度拉起，到1993年7月11日，央行将利率又升高到10．98％的高位，形成当时第二个高 点，利率在这个点位保持了34个月的纪录后，接着的便是被舆论称之为的“三年来央行七次降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0、70年代，中国百姓放在银行里的钱不过几十亿、 百多亿，而今天，银行中居民储蓄存款这一块竟高达58000亿。这决不是说居民的存款过多了，而是在中国经济告别了短 缺经济、转化为过剩经济时，以储蓄这种单一金融资产结构直面经济，已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再发展。大量的原本用于生活消费 的货币通过银行又转化为生产和流通资金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消费受阻，使得生产愈加困难。 利息的调整是国家向社会投资者（存款人）发出的调整金融资产结构的信号。在个人家庭理财中，若能及时理解 国家向投资者发出的信号，适时转变投资或消费方式，作为消费者可能获得较多收益。如现在市场物价很低，作为消费者可以 去市场采购所需的什物，而不必一味坚守“买涨不买跌”的理念。同样，消费者可以投资股票、国债、企业债券，或投资实业 经营产业。 评:很多人用1949年来的最低利率为基础,作出了贷款七八十万,还30年的决策,是一种冲动,以租养贷的投资,在超低利率下是正确的,在高利率下是亏本的投资.30年的贷款,参考的利率应是20-30年的平均利率.1988年和1993年经济过热,存款利率分别上升到11.34%和10.98%,加保值贴补,最高达25%,这次经济过热,利率会涨到多高,我们将拭目以待,反正现在的水平绝对不会是最高.要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最高的利率曾经达到一年252
⑥ 我国国债发行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债发行方式经历了80年代的行政分配，90年代初的承购包销，到目前的定向发售、承购包销和招标发行并存的发展过程，总的变化趋势是不断趋向低成本、高效率的发行方式，逐步走向规范化与市场化。
（1）定向发售。定向发售方式是指定向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金融机构等特定机构发行国债的方式，主要用于国家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特种国债等品种。
（2）承购包销。承购包销方式始于1991年，主要用于不可流通的凭证式国债，它是由各地的国债承销机构组成承销团，通过与财政部签订承销协议来决定发行条件、承销费用和承销商的义务，因而是带有一定市场因素发行方式。
（3）招标发行。招标发行是指通过招标的方式来确定国债的承销商和发行条件。根据发行对象的不同，招标发行又可分为缴款期招标、价格招标、收益率招标三种形式：
①缴款期招标。缴款器招标，是指在国债的票面利率和发行价格已经确定的条件下，按照承销机构向财政部缴款的先后顺序获得中标权利，直至满足预定发行额为止。
②价格招标。价格招标主要用于贴现国债的发行，按照投标人所报买价自高向低的顺序中标，直至满足预定发行额为止。如果中标规则为“荷兰式”，那么中标的承销机构都以相同价格（所有中标价格中的最低价格）来认购中标的国债数额；而如果中标规则为“美国式”，那么承销机构分别以其各自出价来认购中标数额。
举例来说，当面值为100元、总额为200亿元的贴现国债招标发行时，若有A、B、C三个投标人，他们的出价和申请额如表5-1所示，那么，A、B、C三者的中标额分别为90亿元、60亿元和50亿元，在“荷兰式”招标规则下中标价都为75元，而在“美国式”招标规则下，中标价分别是自己的投标价，即等于85元、80元和75元。
由上可见，“荷兰式”招标的特点是“单一价格”，而“美国式”招标的特点是“多种价格”。我国目前短期贴现国债主要运用“荷兰式”价格招标方式予以发行。
③收益率招标。收益率招标主要用于付息国债的发行，它同样可分为“荷兰式”招标和“美国式”招标两种形式，原理与上述价格招标相似。
招标发行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国债发行过程，从而能反映出承销商对利率走势的预期和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推动了国债发行利率及整个利率体系的市场化进程。此外，招标发行还有利于缩短发行时间，促进国债一、二级市场之间的衔接。基于这些优点，招标发行已成为我国国债发行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⑦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债状况
2007年末国债余额为53365.53亿元。2007年财政部共发行国债35期（含续发行1期），总计发行面值23483.44亿元，同比激增14600.14亿元，这主要是因为特别国债的发行。2007年一共兑付到期国债5812.5亿元。
⑧ 请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
金融体制改革
一、金融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20年来，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从中央银行的建立，到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分设；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到证券市场的运营；从拆借市场的兴起，到期货市场的发育；从贷款规模的取消，到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等，中国金融业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要求，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中国现有金融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但归纳而言，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只剩下三大重要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率市场化，分业与混业经营。
(一)投资主体多元化。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导致了中国国有银行垄断的局面。由于银行业之间缺乏必要的竞争，一方面导致了国有银行改革动力的不足，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非国有银行发展滞后，难以满足非国有经济的融资要求。目前非国有部门占了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增加值，但是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尚不足20％。因此，要对现有的金融体制实施改革，首先要打破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发展新的体制。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改革是不会成功的。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机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针对非国有产业融资的非国有银行、非国有金融机构，放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让那些效益良好的经济实体进入金融市场交易，让那些经营亏损、资不抵债甚至是违规经营的经济实体从金融市场上有序地退出。当然，国家在发展非国有银行、非国有金融机构时，一定要妥善解决存款担保和行业监管两个问题，把它和国有银行、国有金融机构一样公平对待。
(二)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由于市场经济的有效导入，所有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而惟独作为金融产品价格之源的利率没有放开，没有市场化，还是由国家指令性调整。利率制定的非市场化，不仅直接影响到基础货币的调整，使得判断宏观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和货币政策效果好坏缺少了最准确的标准，还影响到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所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中国宏观经济改革都要求建立一个在市场条件下比较有效的利率调整机制。
(三)分业与混业经营。自1929年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领域出现分业格局，主要代表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日本。1986年，英国完成了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允许银行兼并证券公司：1998年，日本发生了金融“大地震”，允许各金融机构跨行业经营各种金融业务，1999年11月12日，美国以新的银行改革法案代替沿用了50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戈尔法案》，允许成立金融服务集团公司，组建全国范围的“金融超市”。至此，分业金融的三巨头都走过了一个由混业到分业，再由分业到混业的历史过程，混业模式成为大势所趋。我国是在 1995年通过《商业银行法》后才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制度，然而，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在加入wto的新形势，势必面对国外金融业强有力的挑战。同样，国内的各家银行目前也面临着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增大、间接融资比重下降的问题。由此引起的业内竞争加剧，造成银行利润率下降、业务风险增大，迫使许多银行不得不考虑从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寻求自身的业务发展，于是各种取向混业经营的金融创新已经悄然涌现，混业经营成为国内金融企业的必然选择。但是，鉴于混业经营制度曾经一度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在法律体系尚不十分健全、金融市场监管和内部控制能力较弱的状况下，要稳妥地做好混业经营的准备工作。具体包括：第一，在初步建立金融业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尽快完善金融法律体系，第二，完善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机制，使得各种经营行为都有必要的约束和合理的激励，第三，加快金融企业的上市进程，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张资本规模，以应对外资金融百货公司的竞争，第四，重视人才培养，要将一批知识结构新、管理能力强、适应激烈竞争的年轻人充实到金融企业的领导和骨干的岗位上；第五，要逐步增加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渠道，加强两市场的内在联系。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
(一)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为了加强央行的宏观调控与监管职能，中央政府已提出两项重大举措：一是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人行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保留或适当合并现有地、市分行，加强分行或支行的金融监管，二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企业内部管理。具体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1)进一步完善央行的金融监管制度，制定金融企业各项业务并改善管理办法，(2)健全金融监管责任制，(3)对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严格审查，(4)制定统一的商业银行会计科目，(5)进一步加强国际收支统计工作，努力提高统计的精确性和实效性。
(二)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积极推进专业银行的组织制度改革。要按照现代公司制度模式，将现在实行的全国一个独立法人，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的各专业银行，改造为数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众多地方性商业银行。具体做法是，国有商业银行适当放出一部分分支机构，组成由国有商业银行控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其中地方性商业银行由全国性商业银行控股或持股，但不是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均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它们各自仍实行总分行制，拥有分支机构，但规模比目前的各专业银行已大大收缩。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点是面对大城市和大中型企业，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为地方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服务。第二，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主要措施是：(1)国有商业银行要有法定的资本金，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1998年，政府已采取措施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2)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监事会和董事会监督下的行长负责制。1998年，央行已决定在国有金融企业中建立监事会。(3)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建立由总行垂直领导和相对独立的内部稽核、监察体系，完善资产负责比例管理，贷款审贷分离、贷款担保抵押制度和信贷资产质量管理责任制。(4)按市场规律和谨慎会计原则反映金融企业的有效资产，参照国际惯例，完善银行信贷资产分类和考核办法，修改金融机构呆坏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第三，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由于所有制结构单一，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还依然存在着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弊端，如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最终的现实选择是实行股份制。
(三)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金融改革方针下，必须从体制外新建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注意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如一些区域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向全国发展，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一批外资银行获准从事人民币业务，这一切都为体制内的不足做了必要的补充。因此，在对外开放前，必须对内开放。对内开放的重点是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在国有独资银行的贷款向大中型企业倾斜、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地方商业银行，使地方性商业银行彻底摆脱政银不分、银企不分的局面。这不仅有利于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更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四)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循序渐进，又要加快步伐，突出重点。当前应该把短期融资市场作为发展重点。目前商业信用不规范，商业票据流动性极差，极大地限制了金融市场的深化。近期内，需要加快开发票据市场，为企业短期融资提供市场条件。同时，扩大同业拆借市场，使金融业的短期资金融通以市场融资为主，相应缩小中央银行贷款，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扩展创造条件。在“十五”期间以及未来更长的时期内，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是长期资本市场，使中国的资本市场进入规范化的发展阶段，并相应地发展产权流动市场和投资银行产业，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在规范投资基金管理的基础上，发展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发展开放式投资基金，逐步开放投资基金市场，扩大证券市场容量，使证券融资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
(五)实行利率市场化。目前，中国的利率结构呈现出两头固定、中间变动的格局，即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利率是放开的，已经市场化了，再贷款利率是央行控制的，这是必要的；而存贷款利率也是由央行决定的。由于央行控制着两头 (再贷款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加之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的交易规模较小，交易主体有限，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已经放开的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形成一个孤岛，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既然再贷款利率由央行控制，不能也不必市场化，那么，利率市场化的选择就只能从另一头进行。由于目前放开存款利率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因此，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在于放开贷款利率。
放开贷款利率，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供选择。一是完全放开，不加任何限制，这是一种真正市场化的办法，二是规定利率的最高限或最低限，三是规定利率变动的幅度。第二、三两种办法在一定范围内都实行过，是一种半市场化的方式，局限性较大。因此，最好的选择也许是采取第一种方式，如果要选择第二、三两种中的一种，则希望上限不要定得太低，下限不要定得太高，活动幅度不要定得太小，否则，利率市场化的意义不大。
⑨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是哪三个
1.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由计划决定，是指令性计划在维系着国民经济运转。在所有制方面，追求的是“一大二公”。在分配领域，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推行的却是平均主义“大锅饭” 2.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30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变动活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自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了近14倍。我国已提前完成现代化“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前两步，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 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在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我国已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格局。从1978年到2007年，对外贸易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21738亿美元，增长约200倍。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由第27位逐步攀升到第3位(2006年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国际贸易组织规则来协调、解决贸易争端，还可以通过参与制订世界贸易规则，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⑩ 你能列举出几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取得的重大成就吗
1.国际地位持续不断
提高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截止2008年1月1日,世界上196个国家中,共有174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2.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中国经济已经完成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
3.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
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
4.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96259万的0.0171%。2006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377.5万，占当年中国人口总量131448万的0.2871%，30年间增长了16.7倍。
5.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10)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债改革扩展阅读：
现阶段改革需改进之处：
1、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当中出现了企业大量破产和管理人员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部分国有企业被管理者收购，从而导致大量工人下岗。
2、教育改革
1998年大学扩招后，因为中国处于第二产业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市场需求大量工人，而不是大学生、技工，从而导致大量大学毕业生失业。另外改革开放后，由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弱，导致优秀师资大量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3、住房改革
90年代中期福利分房的取消，中国商品房市场开始高速发展。伴随1993年税制改革，中央将地方70%的税收收取，但义务教育、基建、医疗的支出还在地方，地方只能靠大量拍卖土地填补财政不足。在土地财政、银行资金大举涌入等因素下，房价暴涨。
4、贫富差距
根据英国路透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基尼系数2012年已达到0.474，而2008年是0.49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出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工资占GDP比重不停下降，从1985年56.18%降到2007年43.12%，连续22年下跌 。
因为贫富差距导致众多群体性事件，例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州织里事件。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成就和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