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论述中美关系的发现演变及启示
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
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复兴。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一直奉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改革开放即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遵守个维护现今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者。而不是去打破或挑战当今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
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因为国家实力的问题，中国尚没有能力武力统一台湾，也承担不起战败的后果。美国由冷战时期的希望台湾成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到现在希望台湾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美国之所以制止台湾独立，维护“不独”，“不武”的现状是因为台湾独立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愿为台独而冒美国可能衰落的风险。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但中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自威尔逊总统以来一直奉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威尔逊认为国际的和平只能寄希望于“集体安全”的体制。而只有民主国家之间才不会发生战争，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民主体制，世界将永享和平。他曾说“美国的缔造是为自由而建，而自由不仅是为美国人民，也是为世界人民，如不这样，美国的荣誉将不存，实力也将消散。”这是典型的天赋命运说。威尔逊之后美国的领导人大都受其外交理念的影响。这也是为何美国总是说“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因。笔者认为人权，自由，民主理念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全是理想主义，国家利益至上才是美国外交的基石。美国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行美国霸权之实。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彼此不可分离，中国持有美国第二大的国债，有人曾说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经济可能崩溃。美国虽不断指责的人权状况，但仍和中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这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除了经济方面，还有朝核问题，核不扩散，恐怖主义，环保等国际问题需要与中国合作。但毕竟中美在意识形态分歧很大，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区域利益，甚至在全球的国家利益，美处心积虑的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
Ⅱ 学习西方管理思想史,你得到的最大启示是什么
西方管理思想的内在精神
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世界上的确立，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的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其转折点是1973年的世界能源危机，在世界能源危机以后世界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开始萌芽。到了80年代末由于苏东巨变，经过几年新的调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定，从原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苏两国为轴心国，变为多个政治经济强国并立的新格局，也就是说世界由两极转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对自己的政治、外交、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微观上，各国的企业同样也面临着新的形势。由于新的国际形势由原来的军事竞争转变为经济实力竞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显得更加激烈，企业生存发展尤显艰难。但是，由于西方的人们还沉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之中，人们的思想还没有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日本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国际竞争中欧美企业连连败北，使得西方企业界和管理界开始对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深入地思考，从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并企图为西方的企业找出一种灵丹妙药。这样除了美国管理学家孔茨划分的11个管理学派的管理丛林之外，进入80年代后，西方新的管理思想正在形成而且处在不断的演化之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明显地向人性回归，对于人的研究大大地加强了；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管理理论研究在利用社会科学的其他理论和工具方面越来越强，其大量利用现代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发展自身的理论，尤其是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将对管理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着21世纪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也改变了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全新的管理思想，这也是一次管理思想上的革命。
从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的内在规律：
第一，把管理的科学、理性方面同感情的非理性方面结合起来。西方国家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了以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经典的科学管理运动的思潮，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当时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的，在当时没有科学的管理原则，也没有科学的管理依据的情况下，科学管理运动每一次科学地、理性地把管理纳入科学的轨道，使得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次运动，在当时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单纯地注重管理的科学性、理性化不能保证管理的成功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企业的职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现实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化，他们不仅有理性，更重要的还有感情，不但要求获得经济上需求的满足，还要获得感情上、社会地位上和自我实现等方面需求的满足。这样，行为科学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行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过于偏重非理性方面而忽略了理性方面，管理绩效也达不到理想的状态，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可行的。
第二，把管理中的正式组织作用和非正式组织作用结合起来。所谓正式组织，指的是企业为了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所规定的组织成员中正式的相互关系和组织体系，其中包括：组织结构、方针政策、规划方案、规章制度等。所谓的非正式组织，是指组织中没有经过正式的上级或一些相关的程序而建立起来的，以感情联系为主要沟通方式的一种非正式的群体和体系。泰勒等人在古典管理理论体系中主要强调了正式组织的作用，而行为科学主要强调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要想达到理想的管理绩效，这两者的结合是一个必然的途径。
第三，把管理中的系统性、计划性、程序化等方面与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方面相结合。古典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方面的理论是非常强调管理中系统性、计划性和程序方面的作用的。而行为科学和权变学派等强调的，是如果因为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墨守成规，不顾存在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不顾外部环境的变化，把计划、系统看得一成不变，这样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他们非常强调管理的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等方面。但是企业本身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要正常地运转，就必须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管理理论有把这两种理论相结合的趋势。
第四，把管理中的精确性和模糊性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在精确性方面，管理理论研究已逐渐成熟，如管理理论中的运筹学、数量学、计算机、统计学、会计学方面的发展，使管理的精确性方面越来越高~
Ⅲ 327国债事件感想
很久以前，有个法老梦见将有七年的饥荒要降临埃及大地，一个叫约瑟夫的年轻人给他解梦，想出了预防计划，即对谷物运用远期买入对冲。饥荒居然真的出现了，这个计划拯救了埃及人民，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观点：期货市场仅局限于农业领域。直到1972年5月16日，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引入金融期货，这个观念才被打破。
金融期货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领域的两个重大突破之一它包括利率期货、指数期货、货币期货。在国外成熟的期货市场上，金融期货的交易额占到80％以上。
我国曾对几种金融期货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1992年6月1日，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率先推出外汇期货交易；1993年3月10日，海南证券交易中心首次推出深圳股份综合指数期货的A股指数期货。这两种期货交易由于推出的时机不成熟，不久就被关闭。
一筹莫展之际,一些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转了一圈,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衍生工具:国债期货.1976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了91天短期美国政府券期货。国债被称为“金边债券”，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信用好，安全性极强,流动性好.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的支持者.考察者由喜上眉梢.,喜滋滋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宝贝捧回了国内,不料,从此掀开了327事件的序幕,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福兮，祸之所倚
当时我国国债发行极难。1990年以前，国库券一直是靠行政分配的方式发行的。国债的转让流通起步于1988年，1990年才形成全国性的二级市场。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大大跌破面值，5年期券只标80多元，扣除应有利息，已蚀本金20多元。这时票贩子倒成了好人，他们以高于财政部二级市场转让价格收购群众的国库券。我国从1981年到1995年间，发行国债4509。33亿，个人投资者普遍把国债作为一种变相的长期储蓄存款，很少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兴趣。
通过多次国际考察，决策者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了较多的了解，感觉应当有金融工具的创新。在当时的体制框架内和认识水平上，搞股票指数期货是不可能的，而国债的发行正在受到国家的大力鼓励。借鉴美国的经验，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设计并试行推出了12个品种的期货合约。上交所认为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能够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这是比较容易获得高层支持的。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点，搞期货比较容易控制。还有一个小秘密，当时证监会成立不久，这类事还管不到，趁早干起来，免遭以后申报、审批之苦。
国债期货试行的两周内，交易清淡，仅成交19口。1993年7月10日，情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天，财政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公告称，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将参照中央银行公布的保值贴补率给予一些国债品种的保值补贴。国债收益率开始出现不确定性。国债期货市场的炒作空间扩大了。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重新设计了国债期货合约的品种和交易机制，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6%。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成交总额达28000亿元。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 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从1995年1月到5月17日由中国证监会宣布停止的4个多月时间里，上交所国债期货的交易量达到49686。 09亿元，是上交所1995年全年股票交易量的16倍。
国债期货的巨大成交和较强的流动性，带动了整个国债市场的发展：1、促进了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统计显示，国债期货推出前的93年1月到5月，国债现货成交总额为21亿元，日成交0。19亿元，国债期货推出后的1994年同期国债现货成交总额达到378亿元，日均成交3。74亿元，分别是前者的 18。5倍和19。7倍，大大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2、促进了国债价格的发现，国债期货推出后，对现货的价格带动明显，市场中以1992年5年期为代表，国债现券从1994年1月开始走出长期滞留的面值最低谷，并在随后一年出现了25%的升幅。一些和约价格得到了正常发现，国债期货市场价格发展为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年收益的确定、期限结构安排等都提供了决策依据。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问题出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
祸起萧墙——疯狂的8分钟
“327” 是“92（3）国债06月交收”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由于期货价格主要取决于相应现货价格预期。因此，影响现货价格的因素也就成了期货市场的炒作题材。影响1992年三年期国债现券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1）基础价格：92（3）现券的票面利率为9。5%，如果不计保值和贴息，到期本息之和为128。50元。
（2）保值贴补率：92（3）现券从1993年7月11日起实行保值，因而，其中1995年7月份到期兑付时的保值贴补率的高低，影响着92（3）现券的实际价值。
（3）贴息问题：1993年7月1日，人民币三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上调至12。24%，这与92（3）现券的票面利率拉出了2。74个百分点的利差，而1994年7月10日财政部发布的公告仅仅规定了92（3）等国债品种将与居民储蓄存款一样享受保值贴补，并未说明92（3）现券是否将随着储蓄利率的提高进行同步调整。因此，92（3）现券是否加息成为市场一大悬念，直接影响92（3）现券的到期价值。
（4）1995年新券流通量的多寡也直接影响到92（3）期券的炒作，由于上海证交所采用混合交收的制度，如果新券流通量大，且能成为混合交收的基础券种，那么，空方将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市场将有利于空方，如果相反，则对多方有利。
这些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为92（3）期全的炒作提供了空间。
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但管金生不这样看。管金生何许人也？ 1988年上海三大证券公司成立，分别是上海人行的申银、交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1993年首批证券商业信用评比，万国获得国内惟一最高级别AAA信用等级，在当时拥有270多家会员的上交所万国独占16。7%的交易额。万国是券商的老大，万国有一句广告词：“万国证券，证券万国”。管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有“证券教父”之称。他认为第一，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9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通货膨胀回落必然会导致保值贴补率的回落；第二，对92（3）国债的贴息将增加财政支出十几亿元，因此不可能贴息；第三，1995年新国债发行额度将在1500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50%，因此，流通梁必然较大。于是管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未平仓合约数量逐渐加大。市场潜伏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高层想的多是国库券的发行和兑付，也许根本忘了下面有个国债期货市场。但国债的利率一浮动，疯狂就开始了。
2月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率领的多方借利好用80万口将前一天148。21元的收盘价一举攻到148。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攻到149。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步步紧逼。
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上涨了3。77元。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管金生铤而走险，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30元轰到150元，然后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50元。
在最后8分钟内，万国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而所有的327国债只有240亿。光是操作就让人感叹，十个手指要多么灵活才能敲进这么多指令？据统计，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共成交8539亿元（含最后8分钟），其中80%的交易属于上海万国抛空的“327”品种。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象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谁能想到自己买的是泥饭碗，但是却必须还一个金饭碗。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可以说，那天所有国债期货的入市者在“天堂”和“地狱”间走了一回。
当噩梦醒来后
上海著名的外白渡桥西端黄浦路15号，正门墙壁上铜牌罗列，而最能显现历史价值的无疑还是中间一块，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址（1990.12.19—1997.12.18）”。门上的漆色已略显斑驳。举步而入，一面开市铜锣静静地悬在那里——已是文物。作为上海证交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第一次敲响了这面锣。那正是1990年的岁末，他35岁，号称 “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
1995年年初，他正好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出访。按日程应当2月28日回国，但想到工作上许多事没有安排，所以提前于22日回到国内。不料第二天，也就是2月23日，就发生了“国债327事件”。 历史悄悄地将他的证券业生涯打上了一个休止符。
尉刚回国，就有人说国债期货可能会有问题。但他当时没有在意。23日早晨一开市，果然市场上是全线向上行情。他正在办公室与人洽谈交易所购买外滩市政府大楼的事，交易部负责人报告说国债期货交易异常，有人一下子下单200万口。后来查明是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无锡国泰恶意炒做。当天下午，他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耿说证监会刚向财政部拿下国债期货的管理权，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尉正在为此高兴，突然发现市场上气氛不对劲，各地国债市场都是向上的突破性行情，“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出事了！管理办法太晚了！
尉文渊做梦都没有想到贴息，美联储调息时都是0。25%地调，咱们一下子竟然就是5个百分点。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发通知，随手抓了一张电脑打印用过的废纸，写了几句话发了出去，大意是说国债期货交易发生异常情况，经初步调查，发现有严重的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进一步调查了解。
证监会让上交所自己处理。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定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上海证交所的这一决定曾经在市场上引起了一定的非议，协议平仓更是有违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万国并无700万口这样巨量的持仓，因此这一决定最大限定地保护了万国，避免几个月后一场金融风潮在我国的发生。
当时上交所规定个人持仓不得超过3万口，机构不得超过5万口，因为万国信誉好，允许多开，但是只允许开40万口。实际上那天万国开了200万口。上交所没有公布管和万国的名字，但是万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 亿元；如果按照151。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2月24日，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就国债期货交易的监管问题作出六项规定，，即1、从2月24日起，对国债期货交易实行涨跌停板制度，2、严格加强最高持仓合约限额的管理工作，3、切实建立客户持仓限额的规定，4、严禁会员公司之间相互借用仓位，5、对持仓限额使用结构实行控制；6、严格国债期货资金使用管理。同时，为了维持市场稳定，开办了协议平仓专场。
2月25日下午3时，海通证券公司总经理汤仁荣将他的《紧急建议》传真给人总行副行长戴相龙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财政部国债司司长高坚，提议关闭国债期货市场。
3月份全国“两会”召开了之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发言，要求对万国的违规予以严肃的查处。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15日，尉文渊也不得不离开了上交所。1999年有一次他与现任中国证监会秘书长屠光绍同机飞北京，屠说那个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龚浩成听说后加了一句：“也是出问题的年代。”尉2000年又公开在媒体亮相时身份已变成158海融证券网的CEO，但他常感慨地回想起“327国债事件”，也许因为那是他的“滑铁卢”。
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决定认为，上海证交所对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估计严重不足，交易规则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内屡次发生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经过四个多月深入调查取证，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对有关责任人分别做出了开除公职、撤消行政领导等纪律处分和调离、免职等组织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违反规定的证券机构进行经济处罚。(有关此事件与国债期货的宏观政策、法律和规则设计等问题的分析,请参见本期”衍生市场与法律”栏目董华春的文章《春天花会开——浅谈我国国债期货发展及法律问题》)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春天在哪里
在“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前，中国期货市场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期货交易从思想准备到具体付诸实施，不足10年的时间。这期间，各类期货交易所达到2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达360多家，成交金额达几千亿人民币。我们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路程。世界最大的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总裁沃尔夫认为“中国已经有了真正的期货交易”，日本期货协会理事长森正治对中国期货交易发展之快感到“十分震惊”，香港期货交易所执行总裁黎佳俊对上海交易所负责人说：“你们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但是判断一个国家期货交易发展的快与慢，不能光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交易所的丰厚利润，使管理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大大淡化，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控制这个期货市场的生命线，终于导致了“327”风波的发生，并葬送了国债期货这个大品种。“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致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监管部门、各交易所均健全了交易保证金控制制度、涨跌停板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建立了诸如持仓限量制度、大户申报制度、浮动盈利禁开新仓等的交易风险控制制度。“327”国债期货风波以其惨痛的教训，成为中国期货市场重视风险管理的开端。
笔者认为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恢复国债期货交易的可行性条件已逐渐具备。
首先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已放开，其次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流动，再次国债回购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回购利率已成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形式。在国债发行上1996年开始采用了公开招标形式，由承销商竞争投票确定国债发行价格与收益率。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扩大，国债保值补贴率被取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于1996年4月1日启动，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其次,国债发行和交易、结算制度趋于完备。1996年国债发行方式上采用招标发行的方式，由于承销商对市场的预期不同，因此在招标中收益率是不确定，这就带来了收益率风险，为国债期市开展提供了依据。在交易机构上形成了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在交易、结算上形成了全国国债统一托管结算系统；投资队伍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逐渐成熟。
再次,宏观经济不断好转，市场外部条件得以改善。1995年国债暂停的一个原因是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导致保值贴补率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功，我国物价指数大幅回落，宏观经济出现了低通货、高增长的良好局面，保值补贴率被取消，国债市场发展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财政部又推出国债专用帐户、降低交易费用等。
从1995年到2000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6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6年。2000年12月29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终于成立。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这一天象征着10年来风雨飘摇的期货业终获肯定，现在期货业再也不是“私生子”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到会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家期货公司的老总评价说，10年来期货业的任何一次会议都从未见过国家监管部门尤其是证监会领导的身影。“周小川能来，说明期货业的春天不远了。”包括董辅礽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国债期货也到了应该恢复的时候了。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两年来一直在积极组织调查327国债事件，准备写一个深入的报告，梳理一下发展中国国债期货的思路。看来,中国期货业真正的春天正在向我们招手.
Ⅳ 试述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历程和启示
分三个阶段解释如下：
一 起步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前） 这一阶段，主要是洋务派领导了洋务运动，迈出了经济近代化的第一步；政治近代化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同时，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
二 整体发展阶段（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 这一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与变革社会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化向前迈了一大步。 首先，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近代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民族工业初步发展阶段，棉纺织业的发展最为突出；第二是辛亥革命后和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 其次，政治近代化有了重大突破。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上层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立宪派领导了立宪运动和保路运动；其下层革命派则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成为时代潮流，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工农运动，进行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新纪元。 再次，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有了长足发展，开始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学东渐”达到高潮，向西方学习，已从生产技术领域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变法，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则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发展为三民主义，并以其为指导发动了辛亥革命；激进派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科学理论。
三 曲折前进阶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化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为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艰难地进行。国民政府统治前期，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关税主权”，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动了经济领域近代化的进程。但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退让，对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血腥屠杀等影响了政治民主化的正常发展。抗战期间，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被打断。抗战胜利后，美国垄断资本与四大家庭官僚资本相结合，把中国近代化事业推入绝境。
Ⅳ 请整理出西方管理思想发展演变过程以及现代管理思想的新发展
《西方管理思想史》致力于系统描述西方管理理论发展历程，是作者近20年来研究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总结。全书涵盖早期的管理思想、科学管理理论的诞生及其发展历史、古典组织管理思想的出现、现代行为科学的产生及其发展、现代管理理论的丛林、当代管理理论的新视角等内容，并将东方管理思想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影响作为专题进行了论述，最后概括性描述了管理理论发展总趋势。你可以看看这本书。
Ⅵ 西方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些值得我国借鉴
当前，流动性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所谓“流动性过剩”，通常指经济层面资金充裕，银行信贷投放冲动较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近年来持续呈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攀升，导致出现流动性偏大。这一问题已波及经济各个层面，并由此造成贸易摩擦增多、通胀压力加大等问题。
针对流动性过剩问题，央行频繁动用货币政策这一直接、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发行央行票据轮番上阵。
今年央行已先后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次加息。特别是5月18日，央行加大政策调控力度，同时调整了准备金率、利率和汇率，显示了政府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决心。
此外，央行于今年1月底重启三年期央行票据，适时延长央行票据期限。央行票据发行力度也进一步加大，截至6月21日，今年累计发行的央行票据已超过2．5万亿元。
财政政策逐渐发力
在货币政策频繁推出的同时，提高印花税、调整出口退税、国债发行等财政政策也正渐渐走向中国宏观经济的前台。
5月30日，财政部将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1‰调整为3‰。
6月18日，我国正式发布通知，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共涉及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
“这次政策调整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减少顺差。”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晓华日前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专家认为，出口退税的调整将对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流动性过剩起到积极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9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授权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可停征或减征利息税。
“这是一个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的、很好的对经济进行调控的办法。”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蔡志洲研究员说。他指出，对利息税的调整，直接指向流动性过剩问题，直接的效果和目的，就是回收流动性。
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由财政部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购买外汇的议案。
“这有利于抑制货币流动性，缓解人民银行对冲压力。”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殷建峰认为，财政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可以从货币市场回笼货币，有助于减少央行对冲流动性的压力，从而对当前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格局产生影响。
根治流动性过剩还需两大政策“组合拳”
根治流动性过剩不能单靠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虽然对流动性过剩起到一定的收缩作用，但在准备金率和利率屡次上调之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逐步缩小，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及时跟上并对货币政策加以配合。
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努力缓解流动性过剩矛盾。综合运用金融、财税等手段，引导和调控资金流动。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近日开会研究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取向和措施时也指出，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稳中适度从紧，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
专家认为，我国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从而导致巨额的贸易顺差。因此，必须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才可以减少顺差。
对此，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建议，中国要实行“分红、收租、减税”的财税改革，分红是指国企分红，收租指要征收资源税，减税就是要降低个人所得税，或是提高社保投入，以此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
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两大政策工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有所长。今后在宏观调控方面，我国将会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组合拳”，使宏观调控更加有效。
Ⅶ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
影响大概有5方面：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人民币“被升值”。最近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美元指数先后突破85、86和87，美元对欧元、英镑、澳元和瑞郎等货币纷纷升值。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是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尽管中国对希猎、西斑牙等国的出口童不大，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将出现下降。如果出口企业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贫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缘下滑。
三是随着人民币对非美货币升值，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实际上，以前我们关心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有升位预期，美元投机资本流入赌人民币升值，“热钱”流入琳加。但笔者认为．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热钱的流入，不应该只关注美元资产的流入，也要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四是外汇储备缩水问题。尽管不清楚欧元和英镑资产在我国外汇资产中所占比例有多高，但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最近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外电报道“中国外管局正在评估所持欧元债券”予以否定，表示对欧本区克服债务危机充满信心，也是对欧元货币的一种支持。但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外汇资产时管理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五是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和宏观经济政策退出影响较大。尽管希猎、西班牙等“欧洲五猪”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力不大，但目前来看，这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二欧盟各国不仅提出了巨顶的援助计划，还勒紧腰带准备缩减本国的财政赤字。欧债危机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而对我们的启示主要是：
（一）主权债务的度量应包括“隐性债务”部分
Reinhart和Rogoff（2008）从70个国家两个世纪的主权债务违约历史中全面清晰地描述了“隐性债务”问题的重要性——政府常常存在远高于记录水平的隐性债务。而Winkler（1933）关于外债的经典研究中，早已提到了隐性债务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1)》中指出：“政府部门债务水平较低，但隐性负债问题值得关注”。 其中，政府部门隐形负债规模较大，可从中央和地方政府两个维度分析。从中央来说，隐性债务主要包括大型金融机构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共管基金 ； 一些政策性或准政策性金融机构大量发债，以及一些政企不分的部门负债较高。同时，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也存在缺口。
隐形负债的第二个维度是地方政府。央行报告显示，2010 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贷款余额占同期一般贷款的比重仍然较高， 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运作不够规范，在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出现损失的可能性加大。此外，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资金和住房公积金等方面存在欠账，以及村镇债务等隐性负债问题，都增加了财政风险。
此外，央行还着重强调了房地产信贷风险。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末，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9.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增速超过各项贷款余额增速7.6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0.5%，比上年末高1.3个百分点。全年房地产贷款新增2.02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7.4%。
（二）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周期较短
历次主权债务危机的演变过程表明，主权债务危机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具有周期较短的特点： IMF用1972 年至2000年数据发现，主权债务在违约后的第一年借贷成本在违约前的基础上平均上升4%，而该额外成本到了第二年就会下降至2.5% 而在违约两年以后，主权债务利差基本可以回落到违约前的水平。
（三）重组进程顺利与否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至关重要
从经济增长速度角度出发，主权债务违约国家在债务重组过程中的GDP平均增长速度要比没有经历主权债务违约的国家（其他情况类似）低1.2%，不过该现象也集中在违约后的第一年。未能顺利重组违约债务的国家所受到的冲击要比成功重组的国家大很多。根据英国央行的研究结果，未能和债权人达成重组协议国家的GDP所遭受的损失要三倍于顺利重组债务的国家——顺利重组一般意味着债权人得到了较为满意的补偿或承诺。
主权违约国对其所在地区其他国家的牵连十分明显：上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信贷骤减，这其中包括并没有违约的主权经济体。而目前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也已经扩散到主要经济国家，投资者对整个欧洲经济体债务问题的担忧导致很多国家的资本市场出现大幅震荡。
（四）财政纪律至关重要
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效用有限，而且财政失衡可通过实际经济、金融市场和机构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
第一，大量国债的发行将导致利息率的上升，并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净“挤出效应”，从而降低财政支出的乘数作用。
第二，用国债弥补财政赤字，使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产生怀疑，李嘉图等价将会起作用。理性的人们会意识到，用国债弥补赤字，意味着把当前的困难转嫁给下一期，为了应付下一期的多纳税，人们在现期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而使政策失效。
第三，较高赤字导致的较高国债发行量意味着较高的利息支付额，人们会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怀疑，投资者将要求更高的风险贴水以补偿承受越来越严重的信用风险。风险贴水的上升将提升金融机构和众多私人部门的融资成本，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转。
（五）削减开支、调整结构、转变方式是当务之急
欧洲国家都被迫开始大幅削减开支，纷纷草拟计划削减财政赤字，一些国家正计划提高退休年龄，取消一些福利。但仅仅依靠简单全面的紧缩政策不足以走出危机，只能暂时安抚紧张不安的国际金融市场。削减开支幅度过大，将显著抑制需求，很容易使来之不易的复苏势头发生逆转。而且政府产生的赤字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拯救金融机构，现在却要通过简单地削减全民福利来弥补，在政治上也不得人心。此起彼伏的罢工潮反过来又会拖累经济复苏。阿根廷总统最近就警告说，希腊政府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经济紧缩政策正在重蹈当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覆辙。当年阿根廷政府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援助也同意了类似的经济紧缩方案，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造成阿根廷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要走出危机，实现持续复苏，不但要通过政府的刺激政策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恢复供需平衡，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积极的调整和改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使收入分配趋于合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这方面，北欧一些国家做得较为成功。丹麦等北欧国家积极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如它们的失业救助体系关注的是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既增加雇主用工的灵活性，又向劳动者提供一定保障和相关培训，让他们为新工作做好准备，而不是仅仅提供生活保障。美国施行的医保改革和即将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也表明，美国的发展方式转变也在艰难推进。值得称道的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要数中国达成的共识最为明确。
（六）提高债务透明度，建立常态的财政风险释放通道
一是提高债务透明度。当前，银行信贷规模收紧，很多地方政府融资面临资金断流的风险，严重影响了其偿债能力。因此，应建立公开、透明的资产负债表，利用审计等方式明晰地方政府债务的真实情况，通过信息披露将隐形风险显性化，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提供基本依据。
二是建立常态的财政风险释放通道。任何危机的爆发都不是一日形成，局部风险逐渐累积形成系统风险，系统风险恶化才爆发危机。我国要从长期化解财政风险的角度，建立常态的风险释放通道。例如，可以考虑充分利用债券市场，使政府的资金来源多元化，通过市场化手段约束政府举债行为，进而分散风险。
Ⅷ 近代中美关系发展历程演变及启示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
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复兴。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一直奉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改革开放即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遵守个维护现今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者。而不是去打破或挑战当今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
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因为国家实力的问题，中国尚没有能力武力统一台湾，也承担不起战败的后果。美国由冷战时期的希望台湾成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到现在希望台湾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美国之所以制止台湾独立，维护“不独”，“不武”的现状是因为台湾独立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愿为台独而冒美国可能衰落的风险。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但中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自威尔逊总统以来一直奉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威尔逊认为国际的和平只能寄希望于“集体安全”的体制。而只有民主国家之间才不会发生战争，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民主体制，世界将永享和平。他曾说“美国的缔造是为自由而建，而自由不仅是为美国人民，也是为世界人民，如不这样，美国的荣誉将不存，实力也将消散。”这是典型的天赋命运说。威尔逊之后美国的领导人大都受其外交理念的影响。这也是为何美国总是说“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因。笔者认为人权，自由，民主理念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全是理想主义，国家利益至上才是美国外交的基石。美国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行美国霸权之实。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彼此不可分离，中国持有美国第二大的国债，有人曾说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经济可能崩溃。美国虽不断指责的人权状况，但仍和中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这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除了经济方面，还有朝核问题，核不扩散，恐怖主义，环保等国际问题需要与中国合作。但毕竟中美在意识形态分歧很大，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区域利益，甚至在全球的国家利益，美处心积虑的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
Ⅸ 二战后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原因
“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盛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
1、原因
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经济系统开始冲击英国——当时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为了利用竞争优势，英国按照自由贸易政策，从其它地方进口食品和其他低价值商品，并用节约出来的劳动制造高价值的商品用于出口。这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使英国达到了帝国的颠峰，并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广阔的殖民地以及其经济和军事上不同英国的盟国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随着德国经济的崩溃和超通货膨胀的来临以及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全球生产衰退的到来，对金本位，经济自动调整的特性以及以生产带动经济的模式的批评开始浮出水面。数十个不同的学派争奇斗艳。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播着一个简单的观点：大萧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三十年代的时候在生产和投资领域有一股投机的风潮——当时的工厂和运输网络远远超出了当时个人的支付能力。对“需求不足”的重视和他创造的允许政府能够调控经济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的形式使当时的众多年轻经济学家接受他的理论和方法。
Ⅹ 西方国家的货币需求理论对我们分析我国现阶段的货币需求有个启示
经济中货币需求存在一个客观的量，货币供给的改变必须要以货币需求的变化为依据，因为增加的货币供给依赖增加的货币需求将其吸收，吸收的途径可能有收入增加、生产扩张、价格上涨、货币流动速度下降等，即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收入、生产的增长慢于货币供给的增长，通常就会带来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的制定应将经济中客观的货币需求作为重要考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因素，尤其是当经济受到外来冲击时（如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货币需求有和变化，能否保持稳定等问题，西方经典的货币需求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思想方向。
(10)西方主流国债思想的演变及启示扩展阅读：
对货币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家秉持了对一般商品的研究方法，即以供求规律为基础，从货币的均衡与失衡中探求货币对经济的影响。
在货币供给方面，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把货币当成经济的外生变量，货币供给量仅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而并没有太多分歧。而货币需求则是人们“愿意”持有多少货币，更多地包含人的行为、心理因素，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很难进行直接、准确的计量，因此在货币需求方面释放存在诸多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