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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資經濟學 2021-06-17 16:24:20

美國證券嚴刑峻法

發布時間: 2021-06-04 19:38:14

1. 郎咸平既然說美國有嚴刑峻法,為什麼還產生次貸危機

因為美國的人並不天生是聖人,他們一樣被貪婪支配不斷尋找暴富的捷徑,他們的官僚一樣會被腐蝕,民眾一樣會被蒙蔽,他們的嚴刑峻法一樣被玩忽職守掉,所以必然的要承擔後果。
關鍵是,即有法可依,更執法必嚴。呵呵

2. 專業炒美股團隊.比中國股票賺錢嗎

從整體方面來看,專業炒股團隊在炒美股市場的確比中國股票賺錢一些,可以從下面的4個方面來進行解釋美股比較於中國股票的好處:

  1. 可T+0,可做空,沒漲跌幅限制,可上杠桿,工具多,方法多,流動性好。做錯了方向,可以立刻糾正錯誤。滿足各種投資喜好的人,偏好風險的,偏好穩健的,都有選擇。

  2. 交易稅,盈利稅相當高。而且是每一筆賺了都要交稅。比如說一年賺5000,賠30000.對不起,5000部分照舊抽稅。所以美國的股票最好不要經常換手。

  3. 都是極其專業的團隊在操作,所以專業團隊在炒美股方面美股研究社比較出美股市場有效性非常好,也的確比在中國股票市場更賺錢。沒有什麼散戶的生存空間。

  4. 當然美股風險更大。時不時得一天砍一半,或者退市,當然也有一天翻番的。上了杠桿之後,賠光是經常的事。但也造就了突然之間的暴富。所以散戶要買,如果目的是賺錢,那就買分紅的公司,比如煙草類的,然後就別去動了。如果要追漲殺跌的玩法,很快就會歸零的。


    要說難度,比國內的股市高出不少。如果有一天,國內的股市變成的注冊制,取消了T+1,取消了漲跌停,那麼就是業余散戶離開股市的日子了。
    投資是個技術加經驗加心態的活,不是非專業的人能玩的。美股的專業造就了一個專業的機構市場。

3. 為什麼中國的股票可以不分紅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啊!
其實每個上市公司都會有年度和季度報告,是相對股東的一份企業的詳細運營狀況。而這份報告是通過各方來一起監管的。所以有些公司就為了可以增發新股,把報告寫得漂亮一點。這樣被查出來的話,是很嚴重的罪行。
公司上市是為了融資,融資的目的是為了擴大企業。使得企業成長。當公司不賺錢的時候,是可以不分紅的。但是要是賺錢了,還不分紅,就可以通過監督部門查賬,或者在股東大會上面提出異議。有很多分析師,就買一個公司的一手股票。去參加股東大會,原因就是需要了解到企業真正的狀況。
這是在中國,要是在國外,企業的運營狀況一直不好。股價一直下跌的時候,就會出現惡意收購的可能。或者說好的公司,董事局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小股東的利益。設定的分紅或者不分紅的方案不合理。就會導致別人對公司的抨擊,進而肯定有人會惡意去收購這家公司。這也是監管方面的一種缺陷。我想沒有哪家公司願意這樣去做。
中國的股市還在走向成熟。慢慢來吧!法制總會有健全的時候。

4. 我國證券市場股票發行市盈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三高」發行:高發行價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額

自從新股發行定價市場化改革起步以來,各種爭論一直持續不斷。爭論的焦點是發行定價去除行政干預的「窗口指導」實行市場化之後,出現高發行價、高市盈率和高募集資金的現象。由於這場發行定價市場化改革主要從創業板、中小板起步,上市企業多為民營資本,因此與2007年股市泡沫時央企在高價格前也不減持不同,「三高」迅速激發了發起人股東、pe機構乃至公司高管減持潮。發起人股東一波高過一波的減持浪潮和新股加快上市的步伐,沉重打擊了高價入市的二級市場投資者持股信心。在全球股市出現復甦情況下,中國股市去年以來加速下行。

由於新股發行「三高」成為二級市場受傷的投資者發泄的主要對象,目前討論的深化新股發行定價改革,主要圍繞著如何解決發行「三高」問題進行。所謂「三高」,其實主要是高市盈率。高募集是高股價和滿足最低公眾持股比例的必然產物。實際上在境外成熟市場中,股票發行價的高低,主要還不是看市盈率(一些虧損的成長股上市時甚至沒有市盈率),唯一的標準是看市場是否接受,而新股上市以後的實際定位更是檢驗發行定價合理性的最終標尺。

從這個角度看,a股自2009年新股定價市場化改革以來,發行價雖然已大大高於改革前的行政定價,但仍顯著低於新股上市後的價格,因而並不存在系統性高估。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發布的數據表明,改革後絕大部分新股上市首日定價仍顯著高於發行價。低於發行價的即首日破發率在新股發行改革後的2010年僅有9.22%,2011年市場整體不斷走低下挫,新股破發率也只有29.89%。與發行價相比,2010和2011年新股首日平均漲幅超過32.25%。即便是發行上市後三個月,即網下機構投資者股票解禁流通的首日,相對發行價仍然普遍上漲了20.23%。與境外同期市場相比,我們的新股發行價應當說是低了,而不是高了。在打新股有很高收益率的情況下,我國的新股認購熱情不退,新股發行不愁賣的情況自然可以理解。

那麼,是否如有人猜疑的那樣,有機構大戶人為操縱新股上市後的市場定價,騙誘散戶投資者高位接籌?滬深交易所的數據表明,新股首日買入的幾乎全部是散戶投資者,並未發現大規模操縱行為。如果假定新股購買者屢買屢賠,還願意給別人抬轎子,這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完全說不通。去年第四季度,隨著市場快速下行,破發率迅速上升,新股認購者就大大減少。同時飆升的破發率表明新股上市遭到賠本拋售,沒有人去炒新、抬轎子。今年初市場剛剛回暖,打新股收益就迅速上升,認購打新和炒新也就再度急劇升溫。近日市場向下調整,又出現破發和無人炒新。由此可見,新股的認購者和炒作者比我們想像的要聰明和理性得多。

有人說,新股發行市盈率明顯高於二級市場市盈率,甚至也顯著高於二級市場同行業市盈率,難道不是充分說明新股定價不合理?其實不然。在我國二級市場上,既有幾倍市盈率的所謂大盤藍籌股,也有幾十倍、幾百倍市盈率的小盤股和垃圾股。由於創業板的開通和中小板的擴容,這兩年上市的絕大部分是新興產業的小盤股和「袖珍」股,相對於同行業中總股本較大的主板垃圾股和平庸股,這些新股的定價並不高。我國創業板企業市值在50億元以下的是絕大多數,中小板企業市值在50億元以下的也佔了一多半,它們今天的平均市盈率不到40倍,而滬深主板50億元以下的企業市盈率則要高得多,用股本來計量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可見,在證券市場上,永遠是二級市場真實可比的市場市盈率左右新股的價格定位,而不是相反。

這樣,我們觸及了問題的核心,我國股市二級市場是一個大盤股低價、小盤股高溢價的市場結構,發行定價越市場化,它就越會靠近這個真實的市場股價結構。所以恰恰是發行定價市場化以後,大盤股只詢出幾倍市盈率的價格,而小盤股微型股則詢出幾十倍上百倍市盈率的價格。在發行定價市場化之前,我們是用行政手段人為控制發行定價,所以當時小盤股上市首日經常有百分之幾百的升幅,市場上涌集了上萬億資金專打新股。現在只不過是把新股上市首日的升幅轉移給了發行價,從認購者的搖號獲益變成了上市公司的「超募」,二級市場的定價結構從來沒有改變。

考慮到這種情況,我在新股發行改革推出前就撰文指出,「由於發行定價的市場化改革必然導致新股發行市盈率的差異化,一些小盤科技股的發行市盈率會迅速攀升。這樣,一旦部分公司業績和股價表現不盡如人意(這也是必然的),對發行定價市場化改革的反彈和抨擊肯定在預料之中」。因而建議,「由於創業板的微型創新性企業會使發行市盈率的分化發展到極致,從而導致過度的聚焦和拷問。綜合這些因素,新股發行定價市場化的改革先從主板市場開始,就成為更加穩妥和分散風險的選擇。」(見《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幾個核心問題》,《中國證券報》2009年5月27日)。

發行定價市場化改革從創業板起步,並很快受到各方面關注。「開弓沒有回頭箭」,在當前情況下不可能恢復公開或隱蔽的行政干預。因此,果斷採取整體配套的全面市場化改革措施,避免缺乏配套措施的改革可能產生的扭曲和弊病,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不可迴避的挑戰。不錯,解決市場定價的「三高」,最簡單有效的辦法是恢復新股發行定價行政干預,那樣確實可以如一些人希望的把有限的資金勻給更多的上市公司。但可以想見,在現行的二級市場定價結構下,新股上市人為低價只會恢復以前新股上市首日暴漲數倍的老故事,不勞而獲的認購者捲走大部分收益。二級市場投資者仍然要高位接盤,而且要指望並沒有拿到多少資金的上市公司日後能有超常表現,希望顯然更加渺茫,只籌集了少量資金的上市公司很快要向市場伸手再融資。更要命的是,我們可以行政干預新股發行價,但我們改變不了既定市場結構下的二級市場上小盤股的高定位。除非我們再回到股權分置改革前的禁止原始股流通的狀況,否則無論小盤股用何種發行價上市,其發起人股東、pe 、高管仍然可以在二級市場上瘋狂套現。

坦率地說,現在對詢價機制的技術性修補和對新股上市後交易的行政措施,都多少屬於權宜之計。

新股發行體制問題是由發行「三高」引起的。因此很自然,目前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還是圍繞治理「三高」展開。其中探索券商的配售權試點、引入國際上較為普遍的存量發行、增加網下機構投資人配售比例、取消網下認購者的鎖定期、加大造假處罰力度都已被列入了徵求意見內容。可以預見,這些措施如果採納,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詢價過程,減少過去出現過的人情報價等情況,但這些枝節性措施,並不會改變新股發行中的「三高」和新股上市炒作相互補充的現象。

道理其實也很簡單:在給定的二級市場股價結構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用種種人為設計的辦法壓低發行價,從而減少市場對發行「三高」的批評。但「按下葫蘆浮起瓢」,買新炒新必然再起。至於增加發行人和券商的賣方選擇權如配售權等措施,是境外市場上股票很難賣出去的買方市場「國際慣例」,套到不愁新股賣不出去的國內賣方市場上來用,只會進一步加大賣方融資者的權力和尋租空間,使發行人更快套現,賣方中介有更大的支配權和贏利空間。存量發行更不應是發行人的選擇權,如實行也應在發行價扭曲偏高的情況下進行的一種制度性安排。可借鑒境外原始股東「獻售股票、募集歸公」的做法,要求發行人在高價發行時捐獻出售部分股票作存量發行,籌集的資金在股價低於發行價時用於在二級市場回購股票並注銷,如在三年內未使用或未用完的部分,可轉為上市公司的公共營運資金。同時,由於網下認購中簽率高,不宜取消但可以大大縮短其鎖定期,比如從現行3個月改為1周,從而提前增加股票供應量並提高上市新股炒作風險。此外,在高募集造成高送轉大行其道的市場氛圍下,可採用我以前建議的禁止在幾年內用募集資金進行公積金轉股,以及對上市首日和其它交易日一樣,實行相同的漲跌停板制度,這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新股的炒作之風。不過,這些措施也只能緩解而不能根本解決發行定價和新股上市定位的蹺蹺板效應。

正因為如此,時至今日,僅僅局限在新股發行定價改革問題上做文章,已經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懷疑。因此,解決發行「三高」的另一條思路被提了出來,就是下放審批權,加快企業上市速度,加大上市企業的批量。更激進的主張是取消審批,實施企業敞開上市的注冊制,監管部門只負責嚴格打假執法,讓市場自己去平衡供求關系。應當肯定,這條放開審批、放行大量企業上市的思路確實可以解決「三高」的現象,只是需要二級市場付出極高的代價。因為去年的新股較快發行,已經導致市場一路下行和人們對擴容圈錢「偽市場化」的抨擊。我們要壓下的不僅是新股而且是二級市場同類企業的股價,這就需要成百上千地組織或放行企業大規模上市。這種上市過度擴容,可能導致上市公司質量不保,造成市場特別是占上市數量絕大多數、又主要由散戶持有的中小盤股的大幅下挫。這種政策突然改變造成的系統性制度風險,顯然超出了投資者的承受能力。

更重要的是,企業自由上市、由市場去判斷選擇的登記注冊制,世界上其實並不存在。要素市場和簡單商品市場不同,由於不能錢貨兩清,所以交易包含了信用審查過程。比如,任何一個人可以用市場價格買到白菜或其它商品,但並不能簡單用市場利率貸到資金,因為市場利率因人而異,由於信息不對稱,很多人用什麼利率也貸不到款。企業上市是向公眾出售部分股權及未來的收益權,監管部門和交易所為了保護公眾利益,就必須設定標准和門檻,並對發行人提供的信息進行審核。世界上所有的交易所場內交易,都不存在像成立公司那樣只要履行一個登記手續就自然上市的注冊制。如美國只要是向公眾出售證券,按法律規定就必須首先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申請注冊登記,經過sec包括其聘請的行業專家對申報材料進行信息披露真實性和完備性的審核,直到所有的質詢得到滿意的答復,才會出具申報有效函(declare effective)。各交易所還另有自己的門檻和審核要求。很顯然,把這種有門檻的披露審核制簡稱為注冊制,進而認為注冊制就是企業可以自由登記注冊上市,讓市場自己去選擇判斷,顯然是極大的誤導。就如我國大學生也是一定要辦理注冊登記才能入學,但如把我國大學高考錄取制稱為注冊制就會產生根本誤解。與我們環境更相近的香港被公認為世界自由港。1999年香港新開創業板,曾嘗試過某種要求很低的來者不拒,但很快就問題成堆,不得不退了回來。但時至今日,香港創業板仍未恢復元氣,截至今年1月,總共175家創業板掛牌公司,僅虧損的就有104家,佔了市場的一多半。我們顯然不能再去走這樣的彎路。

還有人說,只要嚴格下市制度和對造假者嚴刑峻法,很多企業自己就不會來上市了。這個判斷顯然過於一廂情願。須知絕大多數企業業績滑坡多因市場變化、競爭激烈或經營不善所致,並非造假,從而不屬於嚴刑峻法的范圍。這些企業就是下市也可以說對已募集使用社會資金的發起人股東並無實際損失,吃虧的只是公眾股東。因此,用嚴格執法來對付中小企業更不用說小微企業上市融資的沖動,可以說基本不起作用。

因此,新股發行定價改革就陷入了今天進退兩難的困境:退回去沒有出路;用快速擴容來解決新股發行「三高」又引起市場恐慌性下挫,超出了承受底線;用提振股市信心、釋放利好和控制擴容不會有效解決問題,還會使問題積重難返。股市改革何去何從,現在確實到了一個關鍵性的抉擇關頭。

新股發行定價的市場化改革其實是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它暴露了我們股市結構本身的扭曲,這種扭曲又是我們整個市場制度導致的結果,因而絕不是僅僅新股發行改革乃至退市制度本身就能解決的。實際上,中國股市現在不僅有新股發行審批,詢價機構和網下申購資格審批,還有嚴格的再融資審批、發行公司債審批、收購重組與再發行審批、退市審批、市場的買方機構基金設立審批、賣方機構券商設立和業務審批,就連保薦人的通道也都是審批的。在一個整體審批的制度環境中,任何一個環節上的單兵獨進都會遇挫和造成新的扭曲。新股發行定價的孤軍市場化導致「三高」和市場反彈只是例證。因此,要走出困境,必須對整個發行審批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

5. 信託責任的適用范圍

郎咸平演講:信託責任與企業文化

2004年8月在上海炮轟格林柯爾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成為2004年度國內最富爭議和最吸引眼球的經濟學家。他在近期舉行的「中國企業文化國際論壇」上進行的「信託責任與企業文化」的演講引起了與會者強烈的反響。特在此實錄郎咸平的現場演講,以饗讀者(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中國:信託責任缺失的企業文化

今天要在這里和大家探討企業文化的問題。我們從英國講起,為什麼英國可以提私有化,中國為什麼不可以。今天,在這個場合,我要告訴各位,這和企業文化有關。

在英國的國有企業改革中,有嚴格的獎懲措施,做得好的獎勵,做得不好的嚴格查辦。等到把國有企業的績效做上去了,再把它拿到股票市場上去,轉讓給社會大眾,中小股民。這是什麼道理?這是藏富於民的道理。這是對國家民族的信託責任。因為國家的財富是由全體國民來分享的,而不是由一兩個少數人來分享的。這樣一個私有化的過程,是不會造成社會不安的,也沒有造成政治動盪。從1533年,支撐整個英國的是擁有高度信託責任的企業文化。

再看我們的產權改革。當初,因為我們的國企的經營無效率,我們的政府要進行產權改革,國企的包袱過大,比如說,國企里有醫院,有餐廳等等。背負著如此沉重的包袱,企業要發展是何等的艱難。而在我們的企業文化中,缺少信託責任的概念。

我常說的保姆理論,就是,我們家很臟,請個保姆來打掃,打掃干凈了,漂亮了,家就變成她的了。保姆說:我每個月的工資400塊,我對你家有功勞,我要買斷你的股權。雖然我們家值100萬,但由保姆來定價,保姆定價只是2000元,每個月出200塊,10個月,保姆買斷了我家的全部股權。這是為什麼?因為保姆沒有信託責任。我告訴各位,這是我研究中國企業最感到痛心的地方(掌聲)。

我們改革開放20年,20年以前是一個什麼時代,是一個壓抑創造力的時代。在開放20年後的今天,我們創造力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但我發現,我們缺少一樣東西。我們缺少法定的游戲規則。有人說,郎咸平這個教授特別推崇國有企業,可是,看到國有企業這樣被踐踏,我感到很痛心。

廣東省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成功的地區,也是國際化的前沿。我們在國際化的過程中,你們會發現競爭越來越激烈。你的競爭對手不只是國內的企業,而是全球的優秀企業,比如說,通用電氣等等。而我們的企業一定會進入職業經理人的時代,來和世界500強接軌。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是想著自己的好處,沒有信託責任,誰敢把企業交給他?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現象,包括民工荒等等問題,其實,是我們的企業文化中,信託責任缺失的表現。

美國:信託責任生於嚴刑峻法

英國人的信託責任,創建了世界上最好的股票市場。在18世紀,大量的英國人移居到了美國,什麼人去了美國?在英國混得不好的人,下層人士。這些人願意放棄過去所有的一切,與過去的文化、家庭、朋友割斷關系,遠赴重洋,到另一片土地,過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生活。但是,這些人帶不走英國的社會信託責任。

1929年前的美國,和今天的中國極為類似。怎麼類似,我只要舉出股票市場的例子。

美國證券交易法的第二章,對於1929年前的美國股市,做了相當清楚的描述。在這里,我給各位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1929年前的美國股市,由於這些極端個人主義的參與,有著大量的不正當交易,違規操作,向銀行貸款炒股票等等,登峰造極的時候,造成了美國股市的大崩盤,美國經濟大恐慌。因為,英國的信託責任並沒有復制到美國。

但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轉機。美國總統羅斯福上台,他組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強權的政府,挽救美國的經濟。有一個人,叫道格拉斯,他告訴羅斯福,挽救美國經濟,重樹美國的信託責任,只有靠嚴刑峻法,加強監管。這個話講出來以後,輿論嘩然。

但,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有他超人的第六感。羅斯福的第六感告訴他,嚴刑峻法才是振興美國股市之道。所以,他接受了道格拉斯的建議。在1932年,羅斯福推出了兩個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熟悉的法案:證券法、交易法。這兩個法案都要通過美國參議院的審核。第一個法案,證券法順利通過。第二個法案交易法,打死通不過,

為什麼?因為美國的華爾街群起而攻之,反對交易法。經過幾次否決,相持不下。

羅斯福總統和華爾街代表舉行談判,「你們到底要求我做什麼?你們才會允許交易法的通過。」華爾街的代表說,我們不喜歡監管。當時,美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的首領叫蘭德斯,華爾街非常不喜歡這個人。華爾街建議,成立一個獨立的監管機構,由華爾街指派人做證監會主席。最後,SET成立。第一任主席叫做肯尼迪,他的兒子是大大有名的約翰·肯尼迪,美國前總統。當時肯尼迪是美國最大的莊家,最大的幕後交易者,最大的股票操縱者。華爾街想,讓這種人做主席,我們所有的莊家都可以放心了。我相信,當時羅斯福總統是含著眼淚簽字的。因為他也許會想到,美國百年強大的基業可能就此會毀在他的手上。

但是,天佑美國。大家做夢也想不到,肯尼迪在當選了第一屆美國證監會主席後,會翻臉不認人。他馬上指派兩個證監會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道格拉斯,第二副主席是蘭德斯。而在接下來的日子中,道格拉斯成為第二任主席,蘭德斯是第三任主席。經過三屆主席的努力,建立了美國嚴厲的監管制度。而這個制度之嚴厲,是你不可想像的,美國百年富強的基礎就從此開始。你不是沒有信託責任嗎?我們就用法制培養你的信託責任。良心是不可靠的,只有靠嚴刑峻法,才有信託責任。

美國證監會的司法權利不是聯邦法案賦予的,而是美國的憲法賦予的,任何對美國證監會的挑戰都是對美國憲法的挑戰。而且,美國證監會可以發傳票,它的調查權利是無限制的。為什麼?就是為了保護美國的弱勢團體,就是為了保護美國的中小股民。各位,知不知道,還有一個法案,叫反托拉斯法。托拉斯是什麼,托拉斯就是信託基金,為什麼要反信託基金,因為當時美國的信託基金都是美國的大家族壟斷控制的,所以反托拉斯法就是反大家族法。透過美國的法制,藏富於民。

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復制了美國所有的制度,但是沒有得到它夢想中的強盛,這個國家就是菲律賓。為什麼?菲律賓復制了美國所有的制度,惟獨沒有復制美國的法律。

安然事件之後,在美國的晚間電視上,重復播出,犯罪的董事長、總經理被銬在一起遊街示眾。這樣讓美國的小孩子都知道,沒有信託責任的嚴重後果,讓每一個公民都知道信託責任的可貴。所以,正是這種信託責任,歐洲人、亞洲人都願意把自己的家當放在美國股市。由嚴刑峻法產生的信託責任下,美國股市從1940年到1990年,50年間,它的回報率是每年7.6%加上銀行的利息。

當你在美國,與保險公司業務員談話的時候,他一定會告訴你,你在此投保100元,30年以後,你將獲得年7.5%的回報。這是比對美國股市的回報,它可以長期擔保你年年有這樣一個回報。在一個有信託責任的股市你才能這么做。

我的親身經歷,1997年前,每個香港中文大學的首席教授,他的退休年金是2000萬港元。1997年之後,三年之內,因為股票市場大跌,退休基金完全破產。所以,我如果現在退休的話,拿25塊。這是一個活生生發生在香港的例子。為什麼美國的退休基金可以保障美國的老年人,因為它有每一年都穩定的回報率。美國政府不遺餘力的治理股市,是因為它是美國社會穩定的根基。如果美國的股市崩潰,美國的保險、退休基金馬上聯動崩潰。美國政府對證券市場監管如此之嚴厲,就是知道,如果美國的經濟命脈被少數不法分子所控制,後果不堪設想。

1997年12月28日,有一個香港人,姓廖,獲知美國一隻股票在元月2日要發布重大利好,他就坐飛機到美國。買了很多。而後,利好出來,股票大漲,他馬上拋出,幾天的時間,賺了幾千萬。在美國,股票賣掉要凍結一個星期。賣掉股票的第三天,調查人員敲門,就是這么快。廖先生馬上跑到他的律師那裡說,我趕巧了,隨便買了一隻股票,它就漲了。他的律師和他講:廖先生,您錯了。在美國,你現在要證明的是你不知道這個股票的內幕消息。可是,我問各位,你怎麼證明?證明你「不知道」。證明不了吧。在美國就是這樣,當你證明不了,你就是有罪。這和刑法不一樣,刑法是假設清白,除非證明你有罪。而美國的證券交易法是,假設有罪,除非證明你的清白。我問在座的各位,請你證明上個禮拜看過電影。這個容易,你有人證,是吧?有票根。但是,你給我證明一下,上個禮拜你沒有看過電影?你怎麼證明?

所以美國的機構投資人為什麼不敢操縱股價?因為當他賣出一隻股票的時候,股價大幅上升,調查人員如果找他,他馬上會拿給你看,厚厚的研究報告,我們做了哪些研究,這只股票是被低估的等等。而且,就算你買了,你要賣掉,還要等很長一段時間,逼得那些機構投資人,不得不做長期投資,這你們理解了嗎?絕對不是因為他有良心,去年,香港股市,中國電信的股價被操縱,中國聯通的股價被操縱,這是誰乾的?這都是美國的機構投資人乾的。為什麼他們敢這么做?因為,香港沒有像美國那樣嚴厲的證券交易法。我不需要寫一份報告。我愛怎麼操縱就怎麼操縱。

偉大的企業家造就有信託責任的企業文化

在這里,談到企業文化問題,我要強調的是,企業文化必須要符合經濟規律,一個不符合經濟規律的企業文化是走不長遠的。我舉個例子,很多人都說,德隆是我罵倒的。其實不是,你知道,德隆是什麼企業文化嗎?「產業整合,把握機遇,建成中國第一大民企。」像德隆這樣的企業它所經營的是一個大型的多元化企業,業務互補,風險分擔,才能創造一個穩定的現金流。而如果你的企業文化是要把握機遇,乘勝追擊,就不能創造一個穩定的現金流。一個穩定的現金流對企業是非常重要的。這種「把握機遇,積極進取」是不符合一個多元化的企業文化的。當你把一個企業做到多元化的時候,你所能喊出的企業文化的什麼,只能是「穩定中求進取」(掌聲)。

我用一個案例來說明。有一家摩托車廠,把所有的摩托車配件都交給二十幾家配件廠去做,它只做組裝的工作,到後來,這些小的廠家覺得有利可圖,也都學會了,就找更小的配件廠幫自己做配件,也開始生產摩托車,並且以更低的價格出售。我們中國企業最喜歡降價,就是這樣,把自己做死的。

所以我說這個企業文化不是創造出來的,不是我來聽聽課,回去我們就有企業文化了。一個企業文化是企業在發展中,長期磨合出來的。我再給大家舉個例子,我們來比較德隆和美國通用的投資組合,美國通用的投資組合,是長短期隨時互補,無國界人才的理念。這種企業文化才是有利於企業,有利於社會大眾的企業文化。

偉大的企業家是怎麼產生出來的?在這次產權改革的大討論中,我變成了「右派」,這真是好笑。我從小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接受資本主義的教育,怎麼會是這樣?難道郎咸平是個豬不成(笑聲)。雖然我是有一點胖,為了保持身段是該減肥了。好,轉回我們的話題。我不是一個大政府主義者。但我認為,法制的建設必須在政府的領導之下。大家知道,第一部大陸法案是誰創造的,是法國的拿破崙;日本最強盛的時候,它的法律是誰創造出來的,是日本的明治天皇。為什麼?因為法制化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在全世界跑了這么多個國家,我認為,亞洲只有兩個國家是有決心要建立法制化國家的,一個是新加坡,一個是中國。有尋求法制的決心是重要的,有正確的思維更重要。當政府創建法制化之後,規范每一個個體的行為,我們每一個個體才能受到法制的保護。在中國目前的階段,必須是政府主導的法制化建設。在這樣的規范之下,每個個體盡情的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創造財富,我們集體的財富、國家的財富就會被創造出來。在這樣的法制下面,才會出現韋爾奇這樣的企業家。因為他會知道是誰給他的機會。

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信託責任的靈魂。在普通法系的國家,在英國,在美國,它們的法律是看不見的,是沒有法條的國家。你每賺的一百塊,你該給誰給誰。而建立一個公正的游戲規則,是一個企業建立信託責任的基礎。

有朋友問我說:有的企業家抱怨,把企業做好了還遭非議,這是為什麼(掌聲)?我說,你把企業做好了還遭非議,你不該檢討嗎?(笑聲,掌聲),會問這句話,還是缺少信託責任,你對你的職工盡到了信託責任了嗎?你把企業做好是應該的。問題是,你把企業做好的時候,你的信託責任做好了嗎?

最後,我衷心的希望天佑中國,祖國昌盛(掌聲)。

把分給我吧,求你了111!!!!!!!
希望採納

6. 做空中國概念股到底是誰的錯.

一、渾水好這口,人家都基本是用這招吃飯的,要不然公司名怎麼會有research。二、在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脾氣在國內養嬌了,你看看國內的證券法,有沒有嚴刑峻法是專門保護投資者的?人家外國會計造價是要嚴懲的。三、中國沒有做空的條件,要是國內准做空,2100算是高位了。

7. 嚴刑峻法能減少犯罪嗎


刑罰是對犯罪分子某種利益的剝奪,如剝奪其自由,剝奪其政治權利,剝奪其財產等。所以刑罰對被判刑人必然造成痛苦,造成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壓力,這是刑罰的屬性。正是這個屬性,使刑罰發揮懲罰、懲治和威懾的作用。同時,刑罰還包含有譴責的因素,它是對犯罪分子及其行為的否定評價,是國家對於他幹了犯罪這種壞事的一種嚴厲譴責。由於刑罰譴責某種犯罪行為和實施這種行為的人,遂使人們意識到犯罪的事干不得,走犯罪的道路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所以這種譴責又是一種教育。社會主義性質的刑罰是懲罰和教育的辯證統一。懲罰和教育都是我國刑罰的內容屬性。單純的懲罰和脫離懲罰的單純的教育都不是刑罰。
國家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的根本目的是預防犯罪,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而懲罰和教育是達到刑罰目的的手段。
特殊預防就是預防犯罪分子本人再犯罪。人民法院對犯罪分子的判刑,除了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非殺不可的依法判處死刑外,對其他犯罪分子,主要是通過懲罰和教育,把他們改造成為去惡從善、悔罪自新、遵守法紀、自食其力的新人,化有害為無害,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我國對罪犯改造工作的實踐證明,多數犯罪分子通過懲罰和教育,是能夠認識到犯罪的危害性以及自己犯罪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一般預防就是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警戒社會上那些不穩定分子,即有可能犯罪的分子,防止他們以身試法,走上犯罪的道路。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殺一儆百」、「以儆效尤」的意思。為什麼人民法院有時選擇典型案件,大張旗鼓地公開宣判呢為什麼宣判罪犯死刑立即執行要出布告呢主要就是為了警戒和震懾少數不穩定分子,以達到一般預防的目的。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也可以使廣大人民群眾增強法制觀念,提高警惕性和同犯罪作斗爭的積極性。司法機關只有充分地、廣泛地依靠群眾,同他們一道展開對犯罪的斗爭,才能夠達到有效地預防犯罪的目的。

8. 我想了解一些信託責任在我國的發展情況,謝謝!

郎咸平演講:信託責任與企業文化

2004年8月在上海炮轟格林柯爾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成為2004年度國內最富爭議和最吸引眼球的經濟學家。他在近期舉行的「中國企業文化國際論壇」上進行的「信託責任與企業文化」的演講引起了與會者強烈的反響。特在此實錄郎咸平的現場演講,以饗讀者(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中國:信託責任缺失的企業文化

今天要在這里和大家探討企業文化的問題。我們從英國講起,為什麼英國可以提私有化,中國為什麼不可以。今天,在這個場合,我要告訴各位,這和企業文化有關。

在英國的國有企業改革中,有嚴格的獎懲措施,做得好的獎勵,做得不好的嚴格查辦。等到把國有企業的績效做上去了,再把它拿到股票市場上去,轉讓給社會大眾,中小股民。這是什麼道理?這是藏富於民的道理。這是對國家民族的信託責任。因為國家的財富是由全體國民來分享的,而不是由一兩個少數人來分享的。這樣一個私有化的過程,是不會造成社會不安的,也沒有造成政治動盪。從1533年,支撐整個英國的是擁有高度信託責任的企業文化。

再看我們的產權改革。當初,因為我們的國企的經營無效率,我們的政府要進行產權改革,國企的包袱過大,比如說,國企里有醫院,有餐廳等等。背負著如此沉重的包袱,企業要發展是何等的艱難。而在我們的企業文化中,缺少信託責任的概念。

我常說的保姆理論,就是,我們家很臟,請個保姆來打掃,打掃干凈了,漂亮了,家就變成她的了。保姆說:我每個月的工資400塊,我對你家有功勞,我要買斷你的股權。雖然我們家值100萬,但由保姆來定價,保姆定價只是2000元,每個月出200塊,10個月,保姆買斷了我家的全部股權。這是為什麼?因為保姆沒有信託責任。我告訴各位,這是我研究中國企業最感到痛心的地方(掌聲)。

我們改革開放20年,20年以前是一個什麼時代,是一個壓抑創造力的時代。在開放20年後的今天,我們創造力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但我發現,我們缺少一樣東西。我們缺少法定的游戲規則。有人說,郎咸平這個教授特別推崇國有企業,可是,看到國有企業這樣被踐踏,我感到很痛心。

廣東省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成功的地區,也是國際化的前沿。我們在國際化的過程中,你們會發現競爭越來越激烈。你的競爭對手不只是國內的企業,而是全球的優秀企業,比如說,通用電氣等等。而我們的企業一定會進入職業經理人的時代,來和世界500強接軌。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是想著自己的好處,沒有信託責任,誰敢把企業交給他?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現象,包括民工荒等等問題,其實,是我們的企業文化中,信託責任缺失的表現。

美國:信託責任生於嚴刑峻法

英國人的信託責任,創建了世界上最好的股票市場。在18世紀,大量的英國人移居到了美國,什麼人去了美國?在英國混得不好的人,下層人士。這些人願意放棄過去所有的一切,與過去的文化、家庭、朋友割斷關系,遠赴重洋,到另一片土地,過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生活。但是,這些人帶不走英國的社會信託責任。

1929年前的美國,和今天的中國極為類似。怎麼類似,我只要舉出股票市場的例子。

美國證券交易法的第二章,對於1929年前的美國股市,做了相當清楚的描述。在這里,我給各位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1929年前的美國股市,由於這些極端個人主義的參與,有著大量的不正當交易,違規操作,向銀行貸款炒股票等等,登峰造極的時候,造成了美國股市的大崩盤,美國經濟大恐慌。因為,英國的信託責任並沒有復制到美國。

但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轉機。美國總統羅斯福上台,他組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強權的政府,挽救美國的經濟。有一個人,叫道格拉斯,他告訴羅斯福,挽救美國經濟,重樹美國的信託責任,只有靠嚴刑峻法,加強監管。這個話講出來以後,輿論嘩然。

但,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有他超人的第六感。羅斯福的第六感告訴他,嚴刑峻法才是振興美國股市之道。所以,他接受了道格拉斯的建議。在1932年,羅斯福推出了兩個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熟悉的法案:證券法、交易法。這兩個法案都要通過美國參議院的審核。第一個法案,證券法順利通過。第二個法案交易法,打死通不過,

為什麼?因為美國的華爾街群起而攻之,反對交易法。經過幾次否決,相持不下。

羅斯福總統和華爾街代表舉行談判,「你們到底要求我做什麼?你們才會允許交易法的通過。」華爾街的代表說,我們不喜歡監管。當時,美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的首領叫蘭德斯,華爾街非常不喜歡這個人。華爾街建議,成立一個獨立的監管機構,由華爾街指派人做證監會主席。最後,SET成立。第一任主席叫做肯尼迪,他的兒子是大大有名的約翰·肯尼迪,美國前總統。當時肯尼迪是美國最大的莊家,最大的幕後交易者,最大的股票操縱者。華爾街想,讓這種人做主席,我們所有的莊家都可以放心了。我相信,當時羅斯福總統是含著眼淚簽字的。因為他也許會想到,美國百年強大的基業可能就此會毀在他的手上。

但是,天佑美國。大家做夢也想不到,肯尼迪在當選了第一屆美國證監會主席後,會翻臉不認人。他馬上指派兩個證監會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道格拉斯,第二副主席是蘭德斯。而在接下來的日子中,道格拉斯成為第二任主席,蘭德斯是第三任主席。經過三屆主席的努力,建立了美國嚴厲的監管制度。而這個制度之嚴厲,是你不可想像的,美國百年富強的基礎就從此開始。你不是沒有信託責任嗎?我們就用法制培養你的信託責任。良心是不可靠的,只有靠嚴刑峻法,才有信託責任。

美國證監會的司法權利不是聯邦法案賦予的,而是美國的憲法賦予的,任何對美國證監會的挑戰都是對美國憲法的挑戰。而且,美國證監會可以發傳票,它的調查權利是無限制的。為什麼?就是為了保護美國的弱勢團體,就是為了保護美國的中小股民。各位,知不知道,還有一個法案,叫反托拉斯法。托拉斯是什麼,托拉斯就是信託基金,為什麼要反信託基金,因為當時美國的信託基金都是美國的大家族壟斷控制的,所以反托拉斯法就是反大家族法。透過美國的法制,藏富於民。

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復制了美國所有的制度,但是沒有得到它夢想中的強盛,這個國家就是菲律賓。為什麼?菲律賓復制了美國所有的制度,惟獨沒有復制美國的法律。

安然事件之後,在美國的晚間電視上,重復播出,犯罪的董事長、總經理被銬在一起遊街示眾。這樣讓美國的小孩子都知道,沒有信託責任的嚴重後果,讓每一個公民都知道信託責任的可貴。所以,正是這種信託責任,歐洲人、亞洲人都願意把自己的家當放在美國股市。由嚴刑峻法產生的信託責任下,美國股市從1940年到1990年,50年間,它的回報率是每年7.6%加上銀行的利息。

當你在美國,與保險公司業務員談話的時候,他一定會告訴你,你在此投保100元,30年以後,你將獲得年7.5%的回報。這是比對美國股市的回報,它可以長期擔保你年年有這樣一個回報。在一個有信託責任的股市你才能這么做。

我的親身經歷,1997年前,每個香港中文大學的首席教授,他的退休年金是2000萬港元。1997年之後,三年之內,因為股票市場大跌,退休基金完全破產。所以,我如果現在退休的話,拿25塊。這是一個活生生發生在香港的例子。為什麼美國的退休基金可以保障美國的老年人,因為它有每一年都穩定的回報率。美國政府不遺餘力的治理股市,是因為它是美國社會穩定的根基。如果美國的股市崩潰,美國的保險、退休基金馬上聯動崩潰。美國政府對證券市場監管如此之嚴厲,就是知道,如果美國的經濟命脈被少數不法分子所控制,後果不堪設想。

1997年12月28日,有一個香港人,姓廖,獲知美國一隻股票在元月2日要發布重大利好,他就坐飛機到美國。買了很多。而後,利好出來,股票大漲,他馬上拋出,幾天的時間,賺了幾千萬。在美國,股票賣掉要凍結一個星期。賣掉股票的第三天,調查人員敲門,就是這么快。廖先生馬上跑到他的律師那裡說,我趕巧了,隨便買了一隻股票,它就漲了。他的律師和他講:廖先生,您錯了。在美國,你現在要證明的是你不知道這個股票的內幕消息。可是,我問各位,你怎麼證明?證明你「不知道」。證明不了吧。在美國就是這樣,當你證明不了,你就是有罪。這和刑法不一樣,刑法是假設清白,除非證明你有罪。而美國的證券交易法是,假設有罪,除非證明你的清白。我問在座的各位,請你證明上個禮拜看過電影。這個容易,你有人證,是吧?有票根。但是,你給我證明一下,上個禮拜你沒有看過電影?你怎麼證明?

所以美國的機構投資人為什麼不敢操縱股價?因為當他賣出一隻股票的時候,股價大幅上升,調查人員如果找他,他馬上會拿給你看,厚厚的研究報告,我們做了哪些研究,這只股票是被低估的等等。而且,就算你買了,你要賣掉,還要等很長一段時間,逼得那些機構投資人,不得不做長期投資,這你們理解了嗎?絕對不是因為他有良心,去年,香港股市,中國電信的股價被操縱,中國聯通的股價被操縱,這是誰乾的?這都是美國的機構投資人乾的。為什麼他們敢這么做?因為,香港沒有像美國那樣嚴厲的證券交易法。我不需要寫一份報告。我愛怎麼操縱就怎麼操縱。

偉大的企業家造就有信託責任的企業文化

在這里,談到企業文化問題,我要強調的是,企業文化必須要符合經濟規律,一個不符合經濟規律的企業文化是走不長遠的。我舉個例子,很多人都說,德隆是我罵倒的。其實不是,你知道,德隆是什麼企業文化嗎?「產業整合,把握機遇,建成中國第一大民企。」像德隆這樣的企業它所經營的是一個大型的多元化企業,業務互補,風險分擔,才能創造一個穩定的現金流。而如果你的企業文化是要把握機遇,乘勝追擊,就不能創造一個穩定的現金流。一個穩定的現金流對企業是非常重要的。這種「把握機遇,積極進取」是不符合一個多元化的企業文化的。當你把一個企業做到多元化的時候,你所能喊出的企業文化的什麼,只能是「穩定中求進取」(掌聲)。

我用一個案例來說明。有一家摩托車廠,把所有的摩托車配件都交給二十幾家配件廠去做,它只做組裝的工作,到後來,這些小的廠家覺得有利可圖,也都學會了,就找更小的配件廠幫自己做配件,也開始生產摩托車,並且以更低的價格出售。我們中國企業最喜歡降價,就是這樣,把自己做死的。

所以我說這個企業文化不是創造出來的,不是我來聽聽課,回去我們就有企業文化了。一個企業文化是企業在發展中,長期磨合出來的。我再給大家舉個例子,我們來比較德隆和美國通用的投資組合,美國通用的投資組合,是長短期隨時互補,無國界人才的理念。這種企業文化才是有利於企業,有利於社會大眾的企業文化。

偉大的企業家是怎麼產生出來的?在這次產權改革的大討論中,我變成了「右派」,這真是好笑。我從小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接受資本主義的教育,怎麼會是這樣?難道郎咸平是個豬不成(笑聲)。雖然我是有一點胖,為了保持身段是該減肥了。好,轉回我們的話題。我不是一個大政府主義者。但我認為,法制的建設必須在政府的領導之下。大家知道,第一部大陸法案是誰創造的,是法國的拿破崙;日本最強盛的時候,它的法律是誰創造出來的,是日本的明治天皇。為什麼?因為法制化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在全世界跑了這么多個國家,我認為,亞洲只有兩個國家是有決心要建立法制化國家的,一個是新加坡,一個是中國。有尋求法制的決心是重要的,有正確的思維更重要。當政府創建法制化之後,規范每一個個體的行為,我們每一個個體才能受到法制的保護。在中國目前的階段,必須是政府主導的法制化建設。在這樣的規范之下,每個個體盡情的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創造財富,我們集體的財富、國家的財富就會被創造出來。在這樣的法制下面,才會出現韋爾奇這樣的企業家。因為他會知道是誰給他的機會。

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信託責任的靈魂。在普通法系的國家,在英國,在美國,它們的法律是看不見的,是沒有法條的國家。你每賺的一百塊,你該給誰給誰。而建立一個公正的游戲規則,是一個企業建立信託責任的基礎。

有朋友問我說:有的企業家抱怨,把企業做好了還遭非議,這是為什麼(掌聲)?我說,你把企業做好了還遭非議,你不該檢討嗎?(笑聲,掌聲),會問這句話,還是缺少信託責任,你對你的職工盡到了信託責任了嗎?你把企業做好是應該的。問題是,你把企業做好的時候,你的信託責任做好了嗎?

最後,我衷心的希望天佑中國,祖國昌盛(掌聲)。

把分給我吧,求你了111!!!!!!!

9. 證券考試哪個考點松一點建議去哪個我聽說只要手機拿出來被發現就算是作弊真的假的啊有這么誇張

你去你就知道了,現在據說只要發現拿手機就算作弊,會禁考的,慎重啊!!!

10. 求關於朗咸平清華大學演講的論文

朗咸平清華大學演講(一)

朗咸平清華大學演講
清華大學建館報告廳 2005年12月21 日
——天涯——yantao118——2006。1。9。10:08
主持人:
非常感謝大家做客「時代論壇」,「時代論壇」是清華大學學生會主辦的面向全校的大型綜合性論壇,本次演講是時代論壇自創辦以來的第59場活動。在過去的兩年半中,論壇的講台上,曾經有許多位政商精英、全球五百強企業CEO、各個領域的時代人物同我們清華同學暢談理想、規劃人生;在這里,學者與大師們同我們一道追本溯源,探求真知。
現在是清華最緊張的考試周,在清華最大的教室裡面,還有這么多的同學站在後面或坐到台階上,可以看出今天這位演講嘉賓的魅力和號召力。我們把這場活動作為時代論壇的年終特別獻禮。我們的想法是,能夠請到這么受同學歡迎的重量級嘉賓來到今天演講現場,就是對同學們對時代論壇支持的最好的回報。歡迎來到時代論壇現場的各位老師和同學,謝謝你們!(掌聲)
1980年的某個夏夜,陸軍上尉林毅夫抱著籃球從小金門游向大陸,這讓同一戰壕里的戰友們困惑不已:什麼理想讓他甘冒如此風險?20年後,有個人對此恍然大悟:想做大事就要到祖國大陸去!這個人終於來到了大陸。
他是世界級財務專家,他具有超常的膽識,他擁有最廣泛的民意支持,他引起了最受關注的爭議,他「炮轟德隆、三叩TCL、四問海爾、七敲格林柯爾」,德隆和格林柯爾這兩個顯赫一時的企業帝國轟然倒塌。他,也引發了2004年最受矚目的國企改革大討論。同樣是他,出身台灣桃園農家,100分的初中數學考試曾經僅得7分,初中差點沒能畢業;可是,服完兵役三十而立的他卻奇跡般地在兩年半中連拿沃頓商學院金融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他,就是傳說中的郎咸平教授。
我想同學們在電視里已經充分領略了郎教授的風采,一定非常想見到郎教授本人。下面我們就把屏幕上的郎教授請到講台上來,讓我們熱烈歡迎郎咸平教授!(熱烈掌聲)
主持人:
郎教授,您好。我們很多清華同學都是第一次見到您。首先,希望您能夠用幾個詞兒來形容一下您心目當中的清華,或者清華人,是什麼樣子?跟我們大家共享一下。
郎教授:
這個問題問得讓我太感慨了。因為我們從初中到高中,念歷史的時候,都會讀到一個「庚子賠款」,對清華大學,對「清華」兩個字,是我們在台灣念書的小夥子第一個認識的大學。高中的時候,我就立志要念工科,要考台灣的「清華」。可是很不幸,高一下來,數學也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們老師說,郎咸平呀,我看你還是念文科算了(笑聲),總是失之交臂。那麼,「清華」,當時給我什麼印象呢?就是「追求卓越」這四個字。到那個時候,我才悟出這個道理,「追求卓越」是我心目中的清華,但是自己本身還是離「卓越」很遠。當時我不卓越,所以沒有進清華。那麼這個「追求卓越」也是我追尋努力的目標,也同時呢,送給各位同學好嗎?(掌聲)
主持人:
到了清華,還有一位跟郎教授淵源很深的老師——清華歷史系的秦暉教授。秦暉教授在90年代初的時候,也曾經提出了一些關於國企改革的主張,可以說跟您是「英雄所見略同」。那麼在清華時代論壇這樣一個講台上,您覺得有什麼話要對秦老師說嗎?
郎咸平:
我相信這句話不只是對秦暉老師說的,同時也向崔之元教授等等著名教授說的。這個事件,體現一個什麼道理?清華看事情,比我還清楚,比我還遠。這是個什麼表現呢,這就是「追求卓越」的表現,這就是清華的精神。
主持人:
還有些同學托我問最後一個問題。有很多同學准備出國留學,所以他們要考英語,考英語大家復習得很郁悶,要考GRE和TOFEL。但是有很多同學知道,您當年在申請美國學校的時候,GRE和TOFEL兩門成績加起來,好像還不到2400分。(笑聲)不知道您是怎麼評論這件事兒的呢?
郎咸平:
我當時並不想出國留學的,當兵退伍下來就想過過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襪子的日子,准備了此殘生了。當時我的教授說:「郎咸平,你這個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國了,你就到銀行找個事兒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十多家銀行,但沒有一家要我的。百般無奈之下,只有申請出國留學了。(笑聲)很不幸,GRE考了1640,TOFEL經過兩次努力,考了550。(笑聲)我申請了七家學校,有六家不要我,只有一家要我,那就是沃頓商學院。(熱烈掌聲)
主持人:
前面,非常感謝郎教授給我們分享了一些輕松的話題。我們就把下面的時間,留給郎教授,請郎教授為我們開壇佈道。
(熱烈掌聲)
演講:
郎教授:
感謝各位同學!從去年開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到底什麼叫做改革開放?」我一直思考這個問題,我也想找到一個適當的場合來陳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謝清華學生會邀請我。學生的邀請對我個人而言,意義極其重大。因為國家未來需要的就是你們。我准備在今天這個場合談談一個新思維——到底我國的改革開放出了什麼問題?什麼才是一個改革的新思維?在場這么多同學,冒著天寒地凍的危險(笑聲),跑來聽我的演講,我想請現場每一位同學,當次歷史的見證人。今天我以一個學者的身份來談一談我心目中的改革開放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思維,好嗎?(熱烈掌聲)
各位同學如果比較關注我的言論的話,應該能從最近的網上對我的批評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說我是「反改革」,說我忽略了鄧小平先生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道理,像這一類的批評,已經見怪不怪了。因為這類批評對我來講,已經是司空見慣。今天在一個「追求卓越」、世界級的學府,在這樣一個場合,我要告訴各位,什麼才叫做正確的改革。我選定一個題目——「資本主義精神與社會主義改革」。
我要請各位同學思考一下,你認為我們25年來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嗎?我們回頭看一看,25年之前,鄧小平說過一句話:「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各位注意到沒有,當時講這句話的時候,全國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當時在社會主義的環境里,竟然能夠喊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什麼條件呢?我想在清華大學,把這個條件重新的定義清楚,我不希望在這個基本問題上面,我們學術界,或者企業界再有任何爭論,以及任何的懷疑。它的條件就是,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其他人不能變得更貧窮,這就是原則。(掌聲)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們曾經念過教科書,叫做《微觀經濟學》來談一談鄧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學回去以後,翻開書里的最後一章「福利經濟學」,裡面講了一個理論-----「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就是一部分人財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財富不能減少。鄧小平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提出來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各位請注意,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其他人不能變得更貧窮就是一個前提。但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結晶------《微觀經濟學》的思維理念,竟然和社會主義的思維是一模一樣的。「帕累托改進」,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頭的。公平是什麼?是一個初始條件的平等。也就是給你同樣的機會,你不能夠剝奪他的機會,當然是一個起點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剝奪他的公平機會之下,允許一部分人富起來。所以不論是以社會主義或者是以現代資本主義觀點來看,公平就是一個起點,在公平之上才能談效率,而「公平產生效率」是一個不容爭辯、不容討論的事實,這是鄧小平所提出來的,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理念,更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學府的同學,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今天聽我講到現在,你竟然發現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有如此的類同性。在我們心目中,所謂的「資本主義」這個虛幻的名詞後面,應該是所謂的自由、民主、議會、憲法、民營經濟等等。怎麼會變成「福利經濟學」裡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麼我清楚的告訴各位,這是馬克思主義沖擊一百多年的結果。所以我在這個場合,和各位談一下: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又是資本主義?好嗎?(掌聲)
我把各位帶回到1720年的歐洲談一個歷史故事。1720年,英國、法國等國針對當時所發生的三次歐洲金融危機擬定了一個《泡沫法案》。所謂三次金融危機,是連續發生了三次股票市場大崩盤。各位可以上網查一下,包括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國的「南海泡沫」。我們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從16世紀到18世紀的一兩百年間,是所謂的「重商主義」時代。當時的歐洲各國政府,為了掠奪大量的黃金白銀,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國營企業——東印度公司(這個公司給我們中國人帶來了無窮的噩夢)。東印度公司是國有企業,是以炮艦為前導、以盈利為目的一家公司。當時歐洲各國政府,為了掠奪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窮財盡。不得已只有發行戰爭債券,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債券。但問題出來了,戰爭債券到期得還錢啊。如果還不起怎麼辦呢?那隻有「打白條」了。同學們能不能告訴我一個英文單字-----把這些還不了款的「白條」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麼講?對,就是同學們所說的「stock」。也就是說,政府利用國有企業掠奪財富,而還不起的債務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著一大堆還不起錢的債券,或者叫「白條」,到最後還是要還嘛,那怎麼還呢?當時就有幾個聰明的人說,要還掉「白條」就得搞個「市場」來騙。市場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個stock market——「白條市場」(我們翻譯成「股票市場」)。如果你要搞個市場來騙,就不能搞個臟臟亂亂的菜市場,不好看嘛。那你要怎麼騙呢,就要搞的富麗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偉之極,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樣。(笑聲、掌聲)。當時國王就說,好啊,這我可以做到,沒問題。但我怎麼騙人去買白條呢?聰明人說,「白條」現在千萬不能賣,因為它沒價值。那麼國王說我怎麼創造出白條的價值呢?聰明人就說白條的價值是可以創造的,你就告訴他們這個「白條」的價值是取決於未來的現金流。國王說,這個未來的現金流用什麼做擔保呢?聰明人就說用「東印度公司」未來掠奪的金銀財寶來做擔保。所以你們今天讀財務管理,你發現股票價值取決於未來的現金流,這個概念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然後,政府就勸告老百姓買「白條」,因為它代表的是未來的財富,就是東印度公司從亞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奪來的金銀財寶,而這就是「白條」未來現金流的保證。政府將白條賣給第一批傻瓜。(笑聲)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樣理由賣給第二批傻瓜,然後賣給第三批傻瓜。到最後把「白條」的價格炒得無比之高。可是這么細小而不成熟的市場所寄託的只是未來不可預測的現金流。終於發生了三次金融危機。就是我剛剛說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這個時候,歐洲各國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場官商勾結、內幕交易、操縱股價,以及借錢炒股的本質。我們今天在中國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當時都發生過,只是我們不了解這段歷史。歐洲三次金融危機之後,歐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個《泡沫法案》。英國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達一百年之久。而法國政府禁止了銀行這個名詞達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義」走到這個階段,算是走到了盡頭,1776年,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寫了一本偉大巨著《國富論》。《國富論》堅決反對國有企業,呼籲市場化和民營化,主張以看不見的手來調整市場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這不是和我們改革開放喊的口號類同嗎?我們今天喊的口號,我們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幾乎都可以在過去歐洲歷史上找到痕跡。只是我們不學習,這才是我們最大的悲哀。我們今天是踏著歷史的足跡,不斷重復著過去的悲劇。(笑聲、掌聲)
《國富論》針對國有企業的弊病,提出了一個當時所謂的新思維,那就是政府與國有企業徹底分家,政府退出企業經營。一個很時髦的理念——民營化和市場化——出來了。亞當.斯密提出以法制為基礎,以自由為手段,追求財富。但這一切必須在民營化和市場化的原則下完成。請記住,那是1776年。從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間是歐洲最困難的時間,這段期間叫做工業革命。整個工業革命時期,歐洲是歷盡劫難。在自由經濟,民營化和市場化的理念下——類同於今天中國的「大欺小,強欺弱」的現象層出不窮,例如資本家剋扣工資,聘用童工,製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馬克思在《國富論》出版90年之後寫了一本巨著《資本論》。這本書在今天世界歷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們所不可想像的。當時的歐洲社會,是遍地暴動,社會嚴重動盪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會財富由於自由經濟、民營經濟發展過速,而造成大欺小、強欺弱的不公平現象。在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的情況下,原始的資本主義遭到了挑戰。馬克思利用歷史的觀點,詳詳細細地批露了一個讓人竦動的理論,那就是勞動剩餘價值說。他寫這本書的時候,是根據比他更早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的觀點寫的。李嘉圖認為這個經濟體系所創造的財富是由勞動力所創造的。我們今天研究經濟學仍然秉承這個思維。最原始的生產力就是勞動,勞動創造資本,資本有了勞動才有後續的活動(這個理論在1966年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姆爾遜(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發表的論文得到了證實,)。馬克思認為如果這個社會的財富是由勞動所創造的,那麼資本家為什麼那麼富裕呢?顯然是資本家剝削了勞動者的剩餘價值。他以相當的篇幅陳述了一個觀念,就是以大歷史的視角來看,工業革命結束了封建王朝,而工業革命之後就是一個追求公平的共產主義。當時所謂的「共產」,目的就是追求著公平。馬克思並不是不重視效率,而是認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動的,例如蒸汽機的發明改進了效率。但是《資本論》對公平的追求影響了歐美國家此後數十年法治系統的改變。這本書所描繪的情況,深深打動著每一個人的心,因為歐洲資本主義走到了1867年前後,幾乎要到達盡頭,整個社會無法再容忍不公平。當時一種追求絕對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倫敦等城市變成了骯臟、臭氣沖天的城市。每個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別人死活。這不是我們今天經常聽到的話嗎?——「東西是自己的才會做得好?」我們的國企改革不正是這個思維嗎?但是,如果每一個人都只顧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結果使得整個巴黎、倫敦、維也納等城市臭氣沖天。當時不論是經濟結構,還是社會環境,都處於崩潰的邊緣。所以《資本論》的結論就是資本主義必定滅亡。我可以告訴各位,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資本主義確實已經滅亡了。
可是其後的資本主義就在《資本論》的沖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以英國為例,英皇亨利二世創立的皇家法院編輯了過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礎(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關注的是由於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沖擊,英國大法院開始研究平等法案(國內翻譯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兩個法案於1873年和1875年在英國司法法案中合並,成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個社會的平等觀念,加入到法案裡面。什麼叫做社會的平等觀念?舉個例子,在英美兩國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決斷的不是像我們中國這樣的法官,而是陪審團。這個思維我們很難理解,因為我們中國所遵從的是「精英主義」的理念。所謂「精英主義」就是你在年輕的時候,爸爸媽媽天天督促你讀書,不然怎麼考得上清華呢。你這次考了個97分,還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滿分。把書念好了,現在才能成為社會的精英。我們這一群人,包括我在內,都是「精英主義」下的可憐蟲。我小的時候,父母就逼我念書,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當時就想,等我將來當爸爸以後,絕對不逼我孩子念書。結果我當了爸爸以後,不但逼我兒子念書,還要逼他學小提琴,學鋼琴。(笑聲)這就是「精英主義」在作祟。在「精英主義」制度下,我們很難理解、也無法體會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問在座同學一句話,假設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訴你,這個法官是哈佛大學的博士,你馬上就放心了。如果別人告訴你,「這個法官是個農民」,你就擔心死了,「完了,完了,這官司別打了」。我們都是這么想的,因為我們都是「精英主義」下所培養的人群。但是英國司法法案所強調的就是「非精英主義」。整個社會的公平標准,不是由社會精英所決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由社會大眾組成陪審團。比如說像我這種有沃頓商學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認為是神經病,簡稱偏執狂,而被排除在陪審團之外。因為我這種人特別自以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裡面判案的。各位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一向有個先入為主的觀念,念博士,就是這個目的,讓你知道如何堅持自己的偏見叫博士。(笑聲、掌聲)

2006-01-20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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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x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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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讓你有偏見的,所以對方律師會問陪審團團員,「你們最近有沒有看報紙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說看了報紙了解過案情,你可能就會被淘汰,因為你不客觀因而不夠資格當陪審團團員。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聲)陪審團就要找那些不看報,也不看書,每天渾渾噩噩,打打麻將的最好。(笑聲)各位知道為什麼嗎?這就是普通法系的偉大創建,因為像這樣一個成天打麻將的人,他腦袋裡所想的,他的價值判斷標准,是從小到大這個社會給他的哺育,包括電視、收音機、鄰居、朋友、老師、同學所灌輸他的想法。他這個簡單的想法,是整個社會價值判斷的濃縮,因此他會判案。各位知道嗎?只有在普通法的國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場,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沒有一個好的股市。歐洲大陸是大陸法系國家,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是好的。比如說銀廣夏案件,這樣一個明顯的造假的案子,在我們中國法院很難判刑,因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條之前的,而我們中國又是一個大陸法系國家,必須依法判案,沒有法條在前,就判不了案,這就是大陸法系的缺點。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樣,陪審團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條。他們會這么想,如果我的兒子成績單造假的話,我捶死他。(笑聲)如果我的兒子成績單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績單為什麼能造假呢?那麼就有罪。(笑聲)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學知識,也不需要學習。他只要憑他的一個簡單、普通的概念,就能夠判別你是否有罪。這樣一種判刑方法,把全社會老百姓所認知的價值標准,當成一個社會的公平標准。這種創建是非常偉大的。什麼是這個社會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認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這種公平,取決於全社會所有百姓的一種公平的認知。陪審團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價值標准,這就是公平。各位請注意,這是在馬克思完成他的《資本論》八年之後形成的平等觀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種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後續的法律依然受到馬克思的沖擊。馬克思主義清楚地指出資本家跟勞動者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要發展必定要剝削勞動剩餘價值,所以《資本論》的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是對立的。我再請各位回憶一下美國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麼叫Trust呢?對,清華同學的水平果然高。(笑聲)那就是信託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後就是反信託基金。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當你仔細回顧歷史之後,你會發現歷史是多麼的有趣----因為美國大家族實際上是很多信託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實際上是反信託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僅僅是既得利益者的問題,而是一個資本家的理念。所以歐美各國不但在法律層面上,例如普通法,來尋求一個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時擬定法律,化解資本家及勞動者之間的矛盾。而化解是從資本家開始化解,而不是說從勞動者開始化解,這個思維太重要了。因為從1844年開始到1867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資本家會利用一些偽觀念來毒化勞動者,例如推廣基督教精神,要求勞工接受上帝的帶領,接受上帝所給於的一切,包括接受這個社會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馬克思提出,社會要進步就要打破妨礙社會進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這也是馬克思唯物主義觀念的由來。為了避免馬克思主義的沖擊,因此勞資沖突要從資本家開始化解,而不再由勞動者開始化解,這一切都是受了馬克思的沖擊才有如此重大思維的轉變。
我給各位舉個例子,微軟的比爾.蓋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學心中的偉大人物——在幾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財富捐出來成立比爾.蓋茨基金會。因為他認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個人的能力以外,整個社會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貢獻,所以他取之於社會,就要還之於社會。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個人現象,這是從《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續的一種新形式資本主義維持公平的精神。我們很意外的發現,美國政府的矛頭針對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絕對不是採用所謂武鬥的方式來解決(笑聲),而是希望大家族頤養千年,退出美國的經濟舞台。
各位還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國跟英國是不一樣的國家。美國移民都是願意跟過去的文化、民族、親戚、朋友一刀切斷關系的極端個人主義的一群人。這樣的個人主義帶給美國的影響是巨大的。這些人一旦成為資本家之後,所帶給美國社會的就是動盪與不安。我這句話,可以從1929年的美國股市大崩盤得到印證。《美國證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樣的現象,就是官商勾結、操縱股價、內幕交易,把股價炒得老高,而導致了1929年美國股市大崩盤。總市值由當時的890億美金跌到了150億美金,可以說是美國帝國主義的末路。但是各位請注意,延續了《反托拉斯法》,美國政府在這個階段受到馬克思主義沖擊的結果,深切的領會到了一個道理——「一個國家要長治久安,必定要以民為本」,更具體地說必須要藏富於民來化解勞資沖突。而藏富於民的結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國。
我再以美國股票市場為例,解釋如何透過股票市場的財富重分配功能,達到藏富於民化解勞資沖突的效果。美國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國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當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國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眾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國英國之外,都是家族控股。為什麼美國是大眾持股?這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化的結果。當時是一個極其巨大的工程,從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說是整個美國法治化完成的時代。整個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強,以及效果之震撼,讓每一個人動容。
如何創建一個財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場呢?首先,美國政府放棄了1720年的策略(當時英國法國等政府束手無策,只有關閉股份制公司和銀行), 而採取了徹底化解資本家與勞動者的矛盾,避開馬克思主義的預言的偉大國策。美國政府除了通過《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進一步的是,是要讓社會大眾變得更富足來化解矛盾。怎麼樣才能讓社會大眾變得更富足呢?那就是從1932年開始推行了一系列的嚴加監管的法律,用嚴刑峻法來發揮股票市場的財富重分配的功能。當時提出了股票市場的正確思維,所謂股票市場就是全社會集資,把資金交給最有能力的職業經理人經營。社會大眾怎麼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職業經理人就必須披露正確信息,這個時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須確保職業經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實的,而且必須確保這個人有一種責任感,即信託責任。就是說你一旦成為職業經理人,你就有責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東創造財富。這就是美國嚴刑峻法下的信託責任,而且是不容挑戰的。上市公司的職業經理人不敢不有信託責任。如果這個職業經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國政府一定會以社會大眾(或中小股民)利益為前提和職業經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為止。我這句話根本不是開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後安然倒閉了,五大會計師行的安達信業倒閉了,合夥人自殺了……
大家族在美國政府的運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拋售股票相繼(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經營,美國的上市公司變成了大眾持股公司。美國政府通過證監會嚴刑峻法的監管,確保職業經理人有信託責任,確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則嚴懲不貸。這就是為什麼世界通訊會因為一個小事情而受到嚴懲。世界通訊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會計科目,原先是費用的科目改成投資,通過折舊來提列費用。這種事情,在我們國內來講是小事一樁,沒人在乎的。在美國是不能被允許的,因為你已經觸犯了一個最重要的原則——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就這個小事情,負責人被逮捕。美國電視的新聞每天晚上都會重復播放一個鏡頭:司法人員把世通負責人的手從背後用手銬銬住,連續幾個禮拜「遊街示眾」。美國政府要讓所有的美國人,包括從嬰兒開始到老頭,清清楚楚地看到,這就是違反信託責任的下場。讓每一個美國小孩子都知道,你將來成長以後,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對股東有信託責任,如果沒有,遊街示眾就是你的下場,這個意義太重大了!就是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