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金融服務外包的中國金融外包行業發展趨勢
金融機構將業務外包已有多年歷史。例如自1970年以來，證券行業的金融機構為節約成本，將一些准事務性業務（如列印及存儲記錄等）外包。
二十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在成本因素及技術升級的推動下，外包交易的規模已相當可觀並涉及整個IT行業。
隨後，外包出現在人力資源等更多的戰略領域。同期出現了一種名為「業務處理外包（BPO）」的新形式，是一種點到點（end-to-end）的商業鏈外包。在BPO中，金融機構與服務商的關系也由傳統的服務提供轉變為戰略合作。
外包的另一個趨勢是 「離岸化」，即將業務外包到境外。許多跨國公司試圖通過建立離岸交易及服務中心來提高本機構整體的效率。金融機構除將業務外包給服務商外，也會把一些業務交由海外附屬機構來完成。
表1列出了在印度從事外包業務的若干金融機構及其人員規模。
表1 在印度從事外包業務的若干金融機構（2003） 公司 人員規模(人) 公司 人員規模(人) 荷蘭銀行(ABN Amro) 超過300 美國運通(Amex) 超過1000 金盛保險(Axa) 380 花旗集團(Citigroup) 3000 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500 通用公司(GE) 11000 匯豐集團(HSBC) 2000 JP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480 梅隆金融(Mellon Financial) 240 美林集團(Merrill Lynch) 350 渣打(Standard Chartered) 3000 資料來源：德勤會計事務所在美聯儲理事會會議上做的《銀行的離岸及跨境外包》報告（2004年3月20日）。 《中國金融外包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顯示，有證據表明，中國、馬來西亞及菲律賓也被視為開展外包的理想地區。
根據德勤會計事務所2004年的報告，離岸業務將在本世紀初的十年內持續增長。報告估計，在2003年全部金融服務公司中約76%擁有離岸機構，而2002年這一比例僅為29%。報告預測2005年的離岸業務市場產值將達到2100億美元， 2010年達到4000億美元，占整個行業總產值的20%。
報告指出，大公司具有離岸業務的比例顯著高於小公司；越來越多的公司正在建立自己的離岸業務機構。
離岸業務的增長產生了對「國家風險」進行監控的需要，即金融機構將業務外包給另一國家（地區）的服務商後，需要監視該國（地區）政府的政策、政治、社會、經濟及法制狀況；同時也應制定適當的應急計劃與退出策略。另外，一家機構業應考慮商業持續性問題，即在極端情況下如何將外包業務迅速轉回國內。
中國第一例金融服務外包項目
2005年中國IT業分銷大亨——神州數碼公司開始籌劃戰略轉型。由時任金融公司總裁董奇琪著手負責、
總監周毅具體實施。引進國外成熟的金融服務外包理念，結合中國大陸金融發展現狀，做出一整套本地化金融服務外包模塊。
2006年9月，神州數碼與寧夏農村信用社（寧夏黃河農村商業銀行）簽署合同，開創中國本土金融服務外包第一例項目。
項目簡述：項目合作時間為五年六個月，在此期間，神州數碼負責寧夏農村信用社銀行卡系統建設、呼叫中心、銀行卡制卡、銀行卡業務培訓、銀行卡制度建設、銀行卡交易處理、銀行卡差錯帳處理、200台ATM布放、200台POS鋪設等有關銀行卡業務，期間由銀行卡產生的業務收入歸神州數碼所有，合同到期後銀行卡系統、ATM、POS均屬於寧夏農村信用社。
人員構成：銀行卡部成員由寧夏農信社與神州數碼共同組成。
2006年銀行卡部成立時任人員：
銀行卡部總經理： 吳文娟
銀行卡部市場部經理： 孫正國
銀行卡部綜合部經理： 原 田
銀行卡部業務部經理： 李 樂
項目其他創始人：
神州數碼銀行卡項目總監： 周 毅
神州數碼西安運控中心總監： 王江宏
神州數碼西安運控中心： 李 陽、張豫秦
神州數碼西安對賬中心： 李雪梅、周雯
神州數碼西安呼叫中心： 滕品娥、姚海鷗、王媛媛、賀曉穎、張雅茜
神州數碼西安研發中心卡項目： 高 鐳 、劉 頊、姚冬冬、朱建中
寧夏農村信用社研發部： 郭萬剛、楊海雲、孟繼國、張漢、保瑞峰、張立波、孫小武、胥虎軍、徐海濤、王旭東
經過一年復雜的審批手續，艱苦的聯合系統開發及本地化處理，合作雙方於2007年9月17日成功發卡（寧夏農村信用社黃河借記卡），用事實印證了金融服務外包在我國的可行性。開創了中國金融服務外包整體外包的先河，標志著中國正式進入了更加開放的金融服務外包整體外包時代。
中國金融服務外包整體外包項目有：（截止2010年5月）
寧夏農村信用社（寧夏黃河農村商業銀行） 服務商：神州數碼
寧夏銀行服務商：中國銀聯
山西晉中商業銀行 服務商：神州數碼 趨勢1 金融服務外包將持續迅猛增長
趨勢2 大企業熱衷自建海外外包中心
趨勢3 商業操作與IT混合外包
趨勢4 近岸-兩岸—多岸
趨勢5 細分市場趨向窄范圍高深度
趨勢6 離岸外包市場有待整合
趨勢7 外包特殊功能的金融服務
⑵ 025100 金融(專業學位)的專業學位是什麼意思
025100金融(專業學位)是指培養具備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質和職業道德素養的應用型金融專門人才的專業。
金融(專業學位)培養充分了解金融理論，系統掌握投融資管理、金融機構運營、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等方面的理論和技能，熟悉金融產品開發與設計、服務營銷、風險管理等業務，具有很強的解決金融服務領域實際問題能力的高層次、應用型和復合型金融專門人才。
人才培養目標崗位是中小金融機構中高層管理者、高級產品經理、高級客戶經理、互聯網金融產品經理、金融數據分析師、互聯網金融風控經理、互聯網金融運營經理、互聯網金融投後管理、互聯網金融市場經理等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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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碩士專業學位培養是以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金融人才為培養目標，對金融市場用人需求和人才素質進行了充分調研，設計了完整的課程體系。主要面向商業銀行、基金公司、證券公司、財務公司、投資公司、互聯網金融公司等中小金融機構中擔任金融數據分析、產品設計、服務營銷、風險管理、運營、投後管理等工作。
目前已建立包含商業銀行、證券公司、期貨公司、保險公司、投資公司、會計師事務所、金融服務外包等行業的實踐教學基地。目前聘請的校外導師均是來自金融實務部門的高級管理人員，涵蓋銀行、擔保、證券、保險等金融行業，具有豐富的實戰和管理經驗。學校定期舉辦高層次金融講座，邀請高端學者、業界精英等蒞臨本項目與學生交流，拓寬學生的視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⑶ 98金融危機詳細資料!
亞洲金融風暴: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 211.47點；28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參考資料：http://spaces.msn.com/members/alun-wxl/PersonalSpace.aspx?own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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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哪些公司做收購並購案特別專業
做中大型收兼並購案的：花旗、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瑞士聯合銀行、瑞士信貸、美林、德意志銀行、高盛、巴黎國民銀行、雷曼兄弟、美洲銀行，其中花旗、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高盛均有駐中國的公司，做與中國相關的大型收兼並購案，近年高盛的大型收兼並購案的業績最好。
做小型收兼並購案的：上面這些大投行背後的很多專業領域的顧問公司，如摩根普斯通、凱能基等等很多，這些顧問公司從不在媒體前露面，也不對外做業務，他們只能服務於某個大投行的某個專業領域。這類公司在中國一般沒有設分公司。
下面是個別投行的簡單介紹：
摩根大通是一家領先性的國際金融公司，能夠滿足商業、企業、政府和個人的緊急金融需求。它為公司策略提供咨詢服務，集資，開拓金融市場工具，管理投資財產。同時為抓住市場機遇，將自己的資產承諾於知名企業、好的投資和交易項目。公司分成 5 個主要部門：金融與咨詢，市場拓展，資產管理咨詢，股票投資，資產權投資與經營，前沿變化。
高盛公司成立於1869 年，總部位於美國紐約。高盛公司是世界領先的投資銀行，歷史悠久、規模龐大、實力雄厚。高盛公司目前總資產 3 千多億美元，全球 2 萬多名員工，在世界 24 個國家設有 42 個分公司或辦事處。高盛公司為南方航空、中國移動、中國石油、中國銀行等眾多客戶在國際市場融資；也為中國移動外購資產、BP Amoco內購中國石油股權、聯想分拆神州數碼等並購業務提供財務顧問服務。除了投資銀行業務之外，高盛公司還在中國進行直接投資，投資項目包括平安保險、新浪、證券之星等。
美林是一個領導性的國際金融管理及咨詢公司。它遍及世界六大洲43個國家。為個人及組織性客戶提供多種金融服務，其中包括： 個人金融計劃，證券承銷，貿易與經紀業，投資銀行與咨詢服務，外匯交易，期貨與金融衍生品，保險，研發。
花旗銀行，作為惟一一家推行全球業務戰略的銀行，不單為遍及56個國家的5000萬消費者提供服務，也在近100個國家為跨國、跨區及當地的企業客戶服務。除了花旗銀行，沒有哪家金融機構的業務和資源足以在如此之多的地方，應付如此之多的需要。 花旗銀行已成為金融服務的世界品牌。花旗銀行的名稱即意味著服務，不僅是滿足客戶的需要，更要比客戶預期的做得更好。花旗銀行在32 個國家中從事私人銀行業務的員工可透過銀行的人才、產品及策略網路， 令客戶獲得全球投資組合的第一手資料，花旗銀行協助其尋求投資機會及識別投資風險。花旗銀行在新興市場服務客戶接近100年，源遠流長，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摩根士丹利作為一家在紐約證交所上市的全球金融服務公司，是全球證券、投資管理和信用卡市場的佼佼者。公司在全球32個國家設有超過600個辦事處，員工總數5萬多人。摩根士丹利匯聚人才、創意和資本，旨在協助客戶實現其財務目標。摩根士丹利在亞太區已活躍了三十餘載，在北京、上海、香港、曼谷、墨爾本、孟買、首爾、新加坡、悉尼、台北及東京均設有辦事處。在亞太區主要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包括企業融資和協助客戶通過發行股票或債券籌集資金、並購咨詢及房地產金融服務；銷售及買賣股票和債券；證券研究；直接投資；私人財富管理以及資產管理。
⑺ 口對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具有內生性，系統性影響.不能簡單地以人口多少
1、「十三五」是經濟轉型升級的最後「窗口期」。中改院院長遲福林指出，一是國內經濟矛盾與風險增大倒逼經濟轉型；二是國際經濟環境的復雜多變催促經濟轉型；三是對我國的經濟轉型升級來說，2020年確實是個坎：化解短期增長壓力的希望在2020，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在2020；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節點在2020。如果謀劃好、把握好2020這個「中期」，就能奠定未來10～20年公平可持續增長的堅實基礎；如果錯失2020「中期」這個重要歷史機遇期，就會失去經濟轉型與改革的主動權，從而帶來系統性的經濟風險。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認為，經濟轉型升級是形成經濟新常態的核心與本質，「十三五」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最關鍵的時期。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認為，「十三五」我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發展中國家發展進入停滯階段，與落後國家相比，資源和勞動力優勢逐步消失，與發達國家相比，創新優勢又沒有，面臨雙重壓力。 2、經濟轉型升級要解決的要害是「往哪轉」。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魏禮群認為，制定「十三五」規劃要有全球眼光、戰略思維和歷史的跨度，不僅僅考慮「十三五」，還要考慮到2030年。目前經濟轉型升級要害在於往哪轉：一是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二是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三是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四是由守舊型向創新型轉變；五是由增長型向惠民型轉變；六是由干預型向市場型轉變。 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王金祥認為，要把轉型升級看作是一個過程，永遠在轉型、永遠在升級，不能停頓；由於各地省情不同，轉型升級要差別化，讓各地有不同的發展模式、發展重點和發展方向。 遲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國面臨三大轉型：即工業轉型升級大趨勢——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智造」；城鎮化轉型升級大趨勢——從規模城鎮化走向人口城鎮化；消費結構轉型升級大趨勢——從物質型消費走向服務型消費。從三大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看，2020年我國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的客觀基礎正在形成。實現這一轉型，既可以在結構升級的基礎上形成7%左右的經濟增長新常態，又能夠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創造有利條件。 3、「三力共振」對轉型產生重大影響。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未來三力共振會對經濟轉型產生重大影響。一是經濟轉型的壓力，當前面臨四個難以為繼：低成本出口戰略難以為繼；低端產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資源環境的傳統使用方式難以為繼；收入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問題使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難以為繼；二是經濟增長動能的乏力，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主要是經濟增長的動能出現了乏力，靠傳統的投資很難再拉動經濟增長；三是改革的阻力，主要是利益格局的扭曲，如果不通過反腐破除改革的阻力，改革很難繼續下去。 4、經濟轉型升級重在突破「三個路徑依賴」。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指出，轉型升級的關鍵是如何突破「三個路徑依賴」：一是政府與市場的合作關系要突破，從政府市場的合作模式轉向市場政府的合作模式，發揮市場很強的自我組織功能；二是城鎮化與工業化關系，過去長期是工業化帶動城鎮化，現在應該以城鎮化帶動工業化、帶動產業轉型升級；三是以經濟轉型推動社會轉型轉為以社會轉型推動經濟轉型。 以加快結構調整推進發展方式轉變 1、結構調整決定「十三五」增長前景。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結構變動時期，面臨非常多的結構性挑戰，不確定性因素非常大。一是如果結構性問題不解決，經濟增長會繼續走低、疲軟，中高速就很難保住，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可通過結構調整走出經濟增長下滑的困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隆國強認為，從全球視野來看我國，短期是緩解產能過剩問題，中期看就是結構升級問題，尤其是製造業的升級。 2、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智造。遲福林認為，實現中國智造是工業轉型升級的總目標。「十三五」是我國從工業化中後期走向工業化後期的關鍵5年，需要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以信息化推動工業的轉型升級，重點是加快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 隆國強認為，製造業轉型升級要有全球視野。從我國現實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都有很大的升級空間，不能簡單地丟掉一些具有比較優勢的傳統製造業，而去追求那些短時期還很難形成優勢的製造業。「十三五」，從勞動力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升級到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如果把這個升級做到位，增長空間就很大。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所長宋立認為，三大產業的比例關系很重要，「十三五」重心要放在產業內部的升級改造上，通過創新改造傳統產業，讓它有競爭力去跟外國競爭。 汪玉凱強調，轉型升級一定要樹立互聯網的思維，由網路大國走向網路強國，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要用互聯網的思維來改造傳統經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3、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魏禮群認為，「十三五」結構調整要往服務業方向發展，要提高服務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隆國強認為，不能簡單地說服務業比重高了，結構就優化了，服務業內部千差萬別，有高端也有低端。推動服務業升級更多地是強調高生產效率的服務業，而不能籠統地說服務業佔比高了結構就優化，需要對服務業進行細分。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認為，我國現在三分之二的人口是農民，人均實際收入水平僅為1000美元左右，這樣的國情決定了我國離服務業主導還有相當長的時間。而要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首先就要實現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口城市化，使服務型消費成為消費的主體。 4、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遲福林認為，我國投資消費結構不匹配的矛盾突出，投資消費失衡成為經濟風險的主要來源。例如，投資與消費的不匹配帶來產能嚴重過剩和供給短缺的同時並存，導致投資整體效益的下降；投資消費失衡、投資過快擴張推高了債務危機風險。為此，「十三五」要加快消費導向的投資轉型，調整投資結構，使投資與消費相匹配。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黨國英認為，抑制消費最重要的因素有三個：一是我們現在恩格爾系數比較高；二是居住模式，例如東京的住房，土地價格和建安成本是1：4，而我國北京正好是顛倒過來4：1，這與土地制度有關；三是社會保障存在制度分割的問題。 王小魯認為，當前經濟增長疲軟，說到底還是需求不足的問題，一方面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消費拉動有限，造成結構錯位。如果把結構調過來，那麼經濟增長必然得到更有利的支撐。為此，「十三五」消費要承擔更重要的支撐經濟增長的動力。 5、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遲福林認為，從經濟轉型升級的現實需求與時間空間約束看，「十三五」結構性矛盾不解決，不僅轉方式、調結構很難有實質性突破，而且很可能增大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風險。為此，突破利益固化藩籬，推進財政、稅收、金融、教育等結構性改革，成為經濟轉型升級必須啃下的「硬骨頭」。 張占斌認為，「十三五」結構性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一是通過金融的結構性調整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二是教育的結構性調整，我國從製造業大國走向製造業強國，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需要有高水平的人力資源作支撐，高等教育要與產業、職業教育更好的結合，使社會流動進一步加快；三是國企的結構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在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同時，讓一些股權能夠流動起來，形成更大的市場機制。 以城鎮化轉型帶動經濟結構升級 1、「十三五」結構調整的核心任務是推動城鎮化。王建認為，「十三五」我國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是將大量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將農民工轉化成市民，讓近3億農民工真正變成市民，由此帶動服務業加快發展。 遲福林認為，「十三五」要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一是基本實現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退出歷史；二是城鄉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到2020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要成為歷史；三是加大中小城鎮的公共資源配置，初步實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 2、人口城鎮化釋放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巨大空間。遲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國城鎮化正處在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由於城鎮化仍處於較快發展階段，蘊藏著巨大的內需潛力，城鎮化仍是我國發展的最大紅利。從近幾年的情況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帶動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提高0.77個百分點。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鎮化率僅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也有可能帶動服務業比重提高7-8個百分點。 3、就近城鎮化與異地城鎮化並舉。劉尚希認為，城鎮化離不開產業，產業不一定是工業，農業也可以作為城鎮化的一個基礎，尤其是高附加值的農業。所以在城鎮化的發展中，就近和就地城鎮化應該成為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方式，而不是完全異地城鎮化。就地城鎮化可以降低成本，而異地城鎮化的成本相當高，在現行體制下，就近城鎮化與異地城鎮化應該並舉。 4、城鎮化要通過工業升級創造新的需求。宋立認為，城鎮化主要靠兩個驅動，一是內生工業化的驅動，例如過去長三角的小城鎮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人作為勞動力加入工業化，作為消費者實現城鎮化；二是全球化帶來的外生工業化，因為我們勞動力成本低，加入全球分工體系後，嵌入到全球體系，如果勞動力成本抬高，就不一定能嵌入這個體系。因此，未來城鎮化最根本的是要通過工業轉型升級創造新的需求，從而為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他們的收入，成為城鎮的消費者。 5、城鎮化轉型重點在兩頭。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認為，新型城鎮化的一頭是城鎮，如果我們在1.94萬個縣市鎮挑選一部分大鎮做到縣城鎮的水平，就能夠提高很多鎮的城鎮化水平；另一頭是農村，一是村裡要有產業；二是城市公共服務要向農村延伸，尤其是好的學校、好的醫院等公共資源要向農村延伸。 6、關鍵在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黨國英指出，農民住房現在卡得很死，農民住房是財產權，但宅基地不能買賣，農民的承包地也不能流轉。所以說，土地制度改革對克服農民消費抑制能發揮根本性作用，現在如果把機制理順，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加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既能有效保護好農地，又能搞活地方土地管理，提高土地的科學規劃管理水平。 經濟下行背景下更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1、到2020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目標，關鍵在於深化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政府改革。遲福林認為，能否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主線實現行政體制改革的實質性突破，這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挑戰，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十三五」重點是：全面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實現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職能的嚴格分離，建立統一、有效的市場監管體制；全面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的社會化、市場化；推動政府職能法定化，建設法治政府；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解放思想，變革政府發展理念。 汪玉凱指出，第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要調整政府角色。一是要加大簡政放權力度，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例如浙江推行的「四張清單一張網」，這是未來政府改革的方向；二是加快國企改革，如果沒有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很難建立起來；三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主導權退出以後，財稅改革一定要到位，尤其是土地財政要改革；第二，政府改革要為創新驅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尤其是要為民營經濟提供一些條件；第三，注重改革的聯動，諸多方面的改革要取得實質性進展，政策需要聯動，如果各自改各自的，就很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經濟下行壓力下要防止走回頭路。劉尚希認為，在經濟增長下行的情況下，政府更容易強化組織功能，抑制社會的自主功能，這在金融方面非常明顯。當前金融抑制主要是市場在配置金融資源的自主治理功能受到了抑制。如果金融政策不調整，產業結構調整就很困難。 3、著手清理各種產業政策、刺激政策。王小魯認為，各級政府應該從過度參與、推動投資中退出，著手清理各種產業政策、刺激政策，回到普惠性、鼓勵競爭的政策上來，把重點放在維護市場秩序、鼓勵公平競爭。 形成服務貿易強國的國際競爭新優勢 1、把提高服務貿易比重作為「十三五」對外開放的重大任務。遲福林指出，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變化和「一帶一路」開放戰略深度實施的大背景下，推動我國從貨物貿易大國走向服務貿易強國，到2020年，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占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提高至20%，以此形成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優勢，並倒逼服務業市場開放進程。 魏禮群強調，要繼續加大對外開放，特別是圍繞中央提出的「一路一帶」，加快企業走出去，加大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同時要與國內發展服務外包有機結合。 2、把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作為雙邊多邊自由貿易的重點。遲福林認為，要積極建立並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凡國家法律法規未明令禁入的服務業領域，全部向外資開放，並實行內外資、內外地企業同等待遇；加快擴大雙邊和區域服務貿易協定，打破一些國家對我國服務貿易的壁壘，把服務業市場開放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作為雙邊或區域合作的重點。 3、抓住全球服務外包的新機遇。隆國強認為，服務貿易這些年發生了很大變化，像信息服務業過去不可貿易的服務，現在變得可以貿易了，像ITO、BPO、KPO這些信息技術服務可以跨境進行交付。但總的來看，我國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還不強，要抓住全球服務外包的機遇。 遲福林認為，服務業外包逐步取代製造業外包是全球化的新趨勢。從全球分工看，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是服務外包產業鏈的上游端，印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是服務外包的承接主體。建議國家盡快出台相關政策，在全國范圍內普及推廣示範城市品牌、技術、信用方面創建的成功經驗，推動服務外包市場的規范和快速發展，充分利用服務外包提升我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
⑻ 誰有近年來出現大的金融危機的具體資料
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 211.47點；28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直接觸發因素包括：(1)國際金融市場上游資的沖擊。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通過炒作沖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3)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內在基礎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世界經濟因素主要包括：(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沖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範危機的難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於金融大國。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發生在1997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繼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嚴重缺陷，包括許多被人們認為是經過歷史發展選擇的比較成熟的金融體制和經濟運行方式，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進行反思。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則和組織形式的問題。本書試圖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本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解脫本世紀初貨幣制度改革以後在不兌現的紙幣本位制條件下各國形成的貨幣供應體制和企業之間在新形勢下形成的債務衍生機制帶來的幾個世紀性的經濟難題，包括 ：（1）企業債務重負，銀行壞賬叢生，金融和債務危機頻繁；（2）社會貨幣供應過多，銀行業務過重，宏觀調控難度加大；（3）政府稅收困難，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相拌；（4）通貨膨脹纏繞著社會經濟，泡沫經濟時有發生，經濟波動頻繁，經濟增長經常受阻；（5）企業資金不足帶來經營困難，提高了破產和倒閉率，企業兼並活動頻繁，降低了企業的穩定性，增加了失業，不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穩定。（6）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關系給世界大多數國家帶來重負並造成許許多多國際經濟問題。以上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貨幣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產生的新機制未被人們充分認識。本書的思路是，建立一種權威性的企業交易結算的中介系統——國家企業交易中介結算系統，解脫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消除企業和銀行壞賬產生的基礎，以避免債務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並減少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的危害，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在這個創新過程中，還會產生國家稅收和財政支出方式的創新，減少財政赤字的發生。同時，還會產生企業制度的創新，減少企業的破產倒閉和兼並現象，增強企業的穩定性。並且，還將對國際結算方式進行創新，對國際貨幣的使用進行改革。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的治理，而是對紙幣制度所存在的嚴重缺陷的修正，是對貨幣供應和流通體制的創新，是金融體制的重大變革，並且，這種變革帶來經濟運行機制的諸多方面的調整。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盡管在各國有其具體的內在因素：經
濟持續過熱，經濟泡沫膨脹，引進外資的盲目性－－短期外債過量，銀行體系的不健
全，銀企勾結和企業的大量負債等，危機也有其外在原因：國際炒家的「惡劣」行徑，
但是人們還應進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機生成的本質因素－－現代金融經濟和經濟全
球化趨勢。
劉詩白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固有的內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
經濟大恐慌，更是以嚴重的金融危機為先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
亞金融危機首先發生於資本主義世界。可見，金融危機有其制度根源，是資本主義危
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存在於市場經濟固有的自發性的貨幣信用機制，一旦金融活動
失控，貨幣及資本借貸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機就表現出來。以金融活動高度發達為
特徵的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是高風險經濟，包孕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又一重大特徵。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超
國界發展的最高形式。二戰後各國之間商品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各國在經濟上更加互
相依存，商品、服務、資本、技術、知識國際間的頻繁流動，經濟的全球化趨勢表現
得更加鮮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是當代資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經濟落後國家與地區躍進
式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國際信貸、投資大爆炸式地發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機
必然會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環節爆發。
綜上所述，現代市場經濟不僅存在著導源於商品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危機，而
且存在著金融信貸行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過度與資本市場投機過度而引發的金融
危機。在資本主義世界，這種市場運行機制的危機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
金融危機不只是資本主義國家難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現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
金融體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動的失控是金融危機的內生要素。正由於此，在當前我國
的體制轉型中，人們應該高度重視和切實搞好政府調控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特別
要花大力氣健全金融體制，大力增強對內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機的防範能力。
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人們對危機爆發的原因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探討，
指出了危機爆發的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劉詩白則進一步指出深層次的原因，即現代
貨幣信用機制導致危機的爆發。只要現代市場經濟存在，市場經濟所固有的貨幣信用
機制就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只不過，它只是發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國家。
這一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也不例外。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健全金融體
制來防範金融危機，劉詩白又給我們指出了一條防範金融危機之路。
固定匯率制度是貨幣當局把本國貨幣對其他貨幣的匯率加以基本固定，波動幅度限制在一定的、很小的范圍之內。這種制度下的匯率是在貨幣當局調控之下，在法定幅度內進行波動，因而具有相對穩定性。
浮動匯率制度一般指自由浮動匯率制度，是相對於固定匯率制而言的，是指一個國家不規定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匯率的上下波動幅度，也不承擔維持匯率波動界限的義務，而聽任匯率隨外匯市場供求的變化自由浮動。在這一制度下，外匯完全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一種特殊商品，匯率成為買賣這種商品的價格。
不同的匯率制度在面對國際資本流動對本國經濟產生影響的時候表現不同。一般而言，選擇浮動匯率，主要由市場力量來控制資本的跨國流動；而選擇固定匯率，則需要政府來控制資本的跨國流動。
「三元悖論」理論認為，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只能同時達到兩個。事實上各國也只能選擇其中對自己有利的兩個目標。
目前，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孰優孰劣尚無定論。
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好處是:(1)浮動匯率制度可以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2)浮動的匯率可以幫助減緩外部的沖擊；(3)干預減少，匯率將由市場決定，更具有透明性；(4)不需要維持巨額的外匯儲備。但是人們對浮動匯率也有一些顧慮:(1)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往往會出現大幅過度波動，可能不利於貿易和投資；(2)由於匯率自由浮動，人們就可能進行投機活動；(3)浮動匯率制度對一國宏觀經濟管理能力、金融市場的發展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實中，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能滿足這些要求。
固定匯率制度的好處是:(1)匯率波動的不確定性將降低；(2)匯率可以看作一個名義錨(nomina l a n c h o r )，促進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預期的穩定。但固定匯率制度也存在一些缺陷:(1)容易導致本幣幣值高估，削弱本地出口商品競爭力，引起難以維系的長期經常項目收支失衡；(2)同時，僵化的匯率安排可能被認為是暗含的匯率擔保，從而鼓勵短期資本流入和沒有套期保值的對外借債，損害本地金融體系的健康。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必須要麼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要麼限制資本的自由流動，否則易引發貨幣和金融危機。如1992～1993年的歐洲匯率機制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盧布危機。這些發生危機的國家都是採用了固定匯率制度，同時又不同程度地放寬了對資本項目的管制。
要在浮動匯率制和固定匯率制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就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manage d f l o a t i n g )。實行這種匯率制度可以依靠三種工具，一是貨幣政策工具；二是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對沖性干預；三是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這種制度既可以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又能使匯率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以應對內、外部的沖擊，同時還可有選擇地部分放開資本賬戶，使資本流動處於可控的狀態。目前我國實行的就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日本的經濟泡沫
當20世紀80年代末期日本「泡沫經濟」在1989年最後一天破滅時，它標志著日本「增長奇跡」及其20多年海外商業快速擴張的終結，轉而陷入一輪長達10年之久的經濟蕭條時期，這是自二戰以來日本遭遇時間最長的一次經濟蕭條。
一、日本泡沫經濟產生的原因
日本泡沫經濟形成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1987——1989年是泡沫經濟的極盛時期。隨著1985年《廣場協議》的簽訂，日元開始急劇升值。1988年日元匯率升至1美元兌120日元，與1971年固定匯率制下的日元相比，升值了2倍。結果導致日本出口商品價格上漲，從而削弱了日本在全球貿易市場的競爭力，但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財政或金融的措施使國內需求大增。
（1）由日元升值走向「擴大內需」。為了減輕日元大幅升值對日本經濟的負面影響，避免與歐美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同時也迫於美國政府要求日元升值、開放市場、擴大內需及實現貿易平衡等方面的強大壓力，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國家投資、私人投資和個人消費支出擴張為引擎的內需型增長策略，從而在日本掀起了一輪大規模基礎設施與房地產建設的高潮。土地資源的匱乏直接導致了房地產投機熱，投資膨脹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的迅猛擴張。
（2）國內經濟快速增長拉動「有效需求」膨脹。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日本經濟步入高速增長的快車道，增速名列發達國家榜首，在經濟一派繁榮的氛圍籠罩下，企業和消費者變得更為自信、樂觀，投機變得更富激情、大膽，東京的房地產與股市一並上漲不止。
（3）「流動性過剩」為股市「火上澆油」。一向保守的日本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期才緩慢展開金融自由化的進程。80年代中後期這一進程加快，1985年日本開始放開存款利率。隨著利率自由化以及金融業務管制的放鬆，金融市場規模急劇膨脹。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國內日元資金過剩，經濟過熱，形成了所謂的「流動性過剩」的格局，這為日本股市泡沫埋下了重大隱患。
二、日本經濟泡沫的主要表現
1988——1989年，公司投資急劇膨脹。伴隨高股價，新股票發行的快速升值，當銀行在不動產方面尋找資金投向時，股票發行便成為公司融資的一個重要來源。反過來，公司利用它們持有的不動產進行間接的股市投機，從而形成了不動產與股市雙重泡沫——房地產價格持續暴漲及日經225股價指數持續暴漲。
（1）股價持續猛烈暴漲。1985年末，日經225股價指數收於13083點， 1989年末收於38916點，四年間日經225指數累計上漲197.45%。1987年底，日本股票市值竟然佔到全球股市總市值的41.7%，並趕超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1989年底股票總市值繼續膨脹至896萬億日元，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60%。
（2）房地產價格持續暴漲。股市泡沫與房地產泡沫是日本泡沫經濟的兩大根本「支柱」。當日本股市泡沫一路凱歌高奏之時，日本房地產價格也正在瘋狂，不斷上漲。據日本不動產研究所的調查，日本6大主要城市的商業區地價指數，若以1955年為100，到1965年則上漲超過了1000，到1988年則超過了10000，也就是說，日本城市房地產價格在33年間上漲了100倍，而同期名義國民生產總值上漲卻不足40倍，製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上漲不到20倍。1990年高峰期時，東京商業區的地價漲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區地價則漲至1985年的2.3倍。與此同時，由於日元巨幅升值，也嚴重刺激了日本人海外收購與海外投資熱情。
1990年，隨著日本股市泡沫的率先破滅，日本房地產泡沫也隨之破滅。
三、泡沫經濟對日本的沉重打擊
1989年5月，政府緊縮其貨幣政策以抑制諸如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上漲。然而，更高的利率使股市螺旋向下。1990年底，東京股市已下跌了38%，300萬億日元（摺合2.07萬億美元）股票市值瞬間消失，房地產價格從投機巔峰陡降下來，從而使日本經濟陷入了「泡沫經濟」破滅後的蕭條之中。
（1）銀行業受到嚴重打擊。在日本股市泡沫與房地產泡沫形成過程中，銀行始終是充滿激情，並推波助瀾，且從中大為受益。然而，雙泡沫破滅的同時，日本銀行業也遭受了滅頂之災的報復與打擊。股市暴跌，上市銀行再融資受阻；房地產泡沫破滅，不動產貸款成為呆帳；企業效益徒降，銀行不良資產劇增。80年代的泡沫經濟直接為90年代中期日本銀行赤字風暴與金融危機埋下了歷史隱患。
（2）證券業出現空前蕭條。隨著股市泡沫的破滅，日經225指數一路直線下跌，幾乎毫無反抗之力。直到2000年底，當歐美股市及新興股市均紛紛上漲至歷史新高時，而日經225指數卻低收至13785點。與此同時，日本經濟也經歷了長達10年之久的持續蕭條。 2003年4月28日，日本股市更是跌至近20年來的最低點7607點。2006年底，當大多數歐美及新興股市再次刷新歷史新高時，日經股市才終於緩過氣來，便勉強收在了近五年來的新高點17225點，與歷史最高點38916點相比，卻相去甚遠，大致相差約21700點。
（3）對企業與消費者的猛烈沖擊。虛假的繁榮背後，其實是由企業和消費者來承受這一切後果的。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直接打擊了本國企業和居民的信心，投資信心嚴重受挫，企業不良資產增加，銀行不良貸款劇增，個人消費萎縮，經濟增長停滯甚至出現負增長，失業增加，居民生活水平下降。
20世紀90年代，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實際年均增長率為1.1％，而且就連這1.1%的增長也是日本政府累計10次動用財政手段刺激景氣（「景氣對策」總規模高達136萬億日元，接近日本GDP的1/3）才勉強獲得的。由此可見，日本人要想再次見到80年代中後期平均5%的經濟增長已是十分困難的了。
美國經濟衰退還不能確定
給你提供20年代經濟危機的資料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 20年代美國經濟繁榮的背後，隱藏著嚴重的危機。在
此期間，社會經濟雖然有一定發展，但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資本家攫取了高額利
潤，廣大勞動人民卻日益相對貧困，限制了社會實際消費能力的增長。分期付款和銀行信貸刺激了市
場的虛假繁榮，資本家為眼前的利潤驅使，盲目擴大生產，使得生產和銷售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同
時，人們醉心於利潤豐厚的股票等投機活動，股價被大幅度哄抬，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1929年10月，紐約華爾街股票市場形勢急轉直下，股價狂跌。人們瘋狂拋售股票，股市崩潰，引
發了一場經濟危機。首先是銀行紛紛倒閉；接著，工商企業大量破產，生產銳減，市場蕭條；失業人
數激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民收入減少，很多人瀕於破產。
1929年上半年，紐約股市經過不斷哄抬，持續上揚，呈現一片「繁榮」。10月23日，股價開始
急劇下跌。次日，在一些銀行巨頭的干預下，股市行情有所回升。美國總統胡佛聲稱：美國經濟「
形勢很好，欣欣向榮」。但是，好景不長，29日，股市出現了災難性的風暴，一天之內拋售了1600
多萬股，一些主要股票的價格下跌了40％，轉眼問，許多人破產。到 l1月，紐約股市的各種股票損
失達260多億美元。
據統計，1933年初，美國已經有半數銀行倒閉，完全失業人數達到1500萬至1700萬人；此外，
還有許多人處於半失業狀態。當時，窮人想盡一切辦法艱難度日，常常食不果腹，衣不禦寒；而資
本家為了維持商品價格，保證利潤，不惜大量銷毀商品。
經濟危機很快波及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影響世界各國，演變成一場空前規模的世界性資本主
義經濟危機。這場經濟危機具有一些明顯的特徵，如來勢之猛烈、范圍特別廣，持續時間特別長，
破壞性特別大，等等，以至於「大蕭條」、「大恐慌」成了這次危機專用的代名詞。
當時，美國經濟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和世界市場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美國出現的經濟危
機很快引發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1930年，嚴重依賴美國資本的德國發生經濟危機；接
著，英、日等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衰退；1932年，法國經濟也開始蕭條。各國不得不相繼宣布放棄
金本位。
1929年至1933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了 l／3以上，貿易額減少了2／3。其中，
美國和德國的受破壞程度最大。美國的進出口額下降了70％，英、法、德、日也都減少了一大半。
美、英、法、德共有30萬家企業倒閉，資本主義世界的失業工人竟達到3000萬以上。許多昔日機器
轟鳴的工廠區，變得死氣沉沉，野草叢生，成為所謂的機器「墓地」。廣大勞動人民飢寒交迫，流
離失所，但壟斷資本家為了維持他們的利潤，穩定商品價格，卻大量銷毀商品。大量的玉米、小麥、
棉花、牛奶等產品，或被當作燃料，或被傾人河流、大海。1933年以後，這場經濟危機的高潮才過
去，但各國經濟的恢復仍是步履艱難。
1929一1933年的經濟危機對各國的社會狀況和世界局勢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首先，加深了資本主義各國嚴重的社會危機。各國政壇丑聞層出不窮，政府信譽掃地；廣大人
民強烈要求改善生活狀況，示威遊行和罷工斗爭不斷；法西斯分子利用人們對現狀的不滿，興風作
浪，促使社會更加動盪不安。
1932年春夏之際，曾經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20萬美國退伍軍人聚集華盛頓，在郊外扎營，
要求發放福利金。軍警奉命前往驅散退伍軍人，並燒毀其營地。雙方發生沖突，退伍軍人死傷50多
人。
其次，加劇了世界局勢的緊張。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改善本國經濟形勢，紛紛加強對經濟的
干預，並加緊在國際市場上爭奪，各國間的矛盾和磨擦日趨尖銳。為了盡快擺脫困境，各國進一步
加強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掠奪，激起了當地人民的反抗。
經濟危機期問，資本主義國家紛紛設置關稅壁壘，推行傾銷戰術，採取有利於本國的貨幣政策，
以保護本國的經濟。1930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把近900種主要商品的進口關稅平均提高近40％，
由此引發了一場關稅大戰。第二年底，先後有七八十個國家採取了報復措施，大幅度提高了關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