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近三年來農村資金供需情況
給你個範文，裡面地名自己改就行。 新農村建設中的一些問題及建議
――橫山縣新農村建設調查報告
調查人：~~~
-----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專業2006級
調查時間：2007年7月
調查地點：陝西省榆林市橫山縣城關鎮
調查背景：本人今年暑假參加了我院組織的「您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調查活動，在調查中對橫山縣城關鎮的十戶農戶以及一處行政村領導機構進行了問卷調查，之後在橫山縣縣委,縣政府,國稅局以及審計局進行了相關數據的調查。發現了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並總結出了一些個人建議，如下文。
根據我所調查，橫山縣規模較大的行政村年支出需15萬元左右，規模相對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於10萬元。但目前大多數村的經濟現狀都不樂觀。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約，企業改制斷了收入，稅費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資沒了收入；二是經濟發展空間小，受制於有限土地資源、資金和自然資源；三是財政轉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預見性支出不斷攀升，正常運轉難以為繼。村級集體往往經濟薄弱、無錢辦事，這成為建設新農村的突出難題。
巨額的鄉村債務對基層組織運轉、農村社會穩定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1，是違法行政的重要誘因。鄉村出現收支失衡後，鄉村幹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資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對人收取各種費用，因而，農村「三亂」久治不止;為了彌補工作經費的不足，鄉村兩級均熱衷於違規徵用土地搞建設，通過炒地皮，從中獲取20-30%的收益;由於經費緊張，驅使政府機關和幹部採取各種隱蔽手段經商辦企業;為確保正常運轉，鄉村幹部千方百計找門路，以項目建設為幌子，通過非正常途徑，採取非正常手段，爭取上級支持，以彌補工作經費不足。
2、直接影響黨的執政能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沉重的債務包袱，使鄉村主要領導整天處於「借新債、還舊債、躲追債」的狀態下，影響了他們謀劃經濟發展的精力;橫山縣的幹部工資只有榆林市的1/2、西安市的1/3，並且還不能按時發放。鄉村幹部為墊交稅費、墊付工作經費，每人手裡攥著幾千元、上萬元乃至10多萬元的「白條」，兌付遙遙無期，鄉村千部人心渙散、意志消沉；面對存量和增量均嚴重不足且強制帶病超負荷運行的農村基礎設施、亟待完善的社會事業公益設施，鄉村二級無力改造和建設，農村公共產品供需脫節的現象更加嚴峻;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保障，有限的農業技術推廣經費和教育經費被鄉村挪用已習以為常，直接影響農業科技推廣和農村基礎教育。沉重的債務包袱，致使鄉村二級運轉困難，公共服務職能難以正常發揮，勢必影響黨的執政能力，同時，由於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約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影響農民增收致富。
3，有損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形象。巨額的鄉村債務使鄉鎮政府、村委會成為農村最大的債務人。對內，欠鄉村幹部的工資和公款私墊費用，對外，大到欠金融機構貸款、施工單位工程款，小到欠水電費、運費、餐費、辦公用品費，而且在目前狀況下，鄉村根本不具備償還能力，只能採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應對之策，社會公信度大打折扣。搞得鄉村幹部聲名狼藉，無法開展工作。
盡管近年來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促進農民增收，但受多種因素制約，農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難。農民富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難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挑戰。
首先是種養業增收難。農業抵禦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穩定性較大。雖然國家對農民實行了種糧補貼，但生產資料和機械作業費等持續漲價，無形中增加了生產成本，農民從事種養業增收困難。二是產業化帶動難。近幾年農業產業化有了一定發展，但農業競爭力總體還不強，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還不高，帶動農民增收不明顯。四是政策性增收難。自2005年起，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及其附加，「一免三補」政策提高了農民的種田積極性，但農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間也在縮小，沒有更多途徑。
一、農業政策執行情況
稅費改革前的2001年，橫山縣農民的稅費負擔情況為:農業稅28404509元、農業特產稅5160000元、生豬屠宰稅1352700元、鄉統籌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負擔98元，畝平(按計稅面積計算)負擔108元。一些臨時性攤派和搭車收費(約30元以上/人)尚未計算在內。
2002年稅費改革時，橫山縣核減一批不合理計稅面積，合理確定計稅產量，取消農業特產稅、生豬屠宰稅，將農業稅費門類規范為農業稅和農業稅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稅費改革使農民減負約30元/畝。
2004年農業稅稅率由7%下調至4%，全縣農業稅及附加總額3304萬元，人平負擔31.98元，畝平負擔35.30元，較2001年下降67.42%。 2005年，農業稅全免，全縣預計免徵農業稅6046.4萬元，從此，農民完全從稅費負擔的梏桎中解放出來。
2003－2004年，橫山縣共減免農業稅10116.4萬元，得到了上級財政等額專項轉移支付。
2002－2004年，橫山縣共下援農業稅災社減免2163.7萬元，重點照顧貧困村組的農戶、五保戶、烈軍屬、殘疾人、受災群眾和水庫庫區內的困難群眾。
2004年，橫山縣嚴格執行國家政策，發放直補資金970萬元，糧補資金1544.4萬元，使農民直接增收2514.4萬元，人均增收24.51元。
二，2000～2004年橫山縣農民收入情況
〈一〉、農民人均純收入總量及構成的變化情況。
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內增加1037元，增長39.2%，年均遞增8.62%。
2000—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度增長具有極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較1999年增長3.97%，2001年較20001年增長5.3%，2002年較2001年增長5.7%，2003年較2002年增長7.5%，2004年較2003年增長16.3%）。5年中，農民收入雖穩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間增速低於8.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長規律具有較強的階段性和明顯的跳躍性，前四年為低速期，年均增速僅6.17，2004年為快速增長期，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長16.3，首次超過城鎮居民純收入增返5.3個百分點。若沒有2004年的高速增長支撐，就不可能實現8.62%的年均增速。
5年間，農民純收入的構成基本穩定。家庭經營收入佔60.78%，5年間的增減幅度穩定在58—2.5%之間;工資性收入佔36.19%，5年間的增減幅度穩定在34.3～38.9%之間;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僅佔0.87%、2.16%。橫山2004年農業總產值10.3億元，農業增加值9.21億元，糧食種植面積187.4萬畝，糧食總產量85.72萬噸，出欄牲豬134.49萬頭，農民人均純收入3681元，分別比上年增長8.6%、8.5%、17.3%、14.7%、8.4%、16.3%。以上數據顯示，隨著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為核心的支農扶農政策的頒布實施，農業和農村取得了多年以來難得一見的好形勢，糧食生產在短期內實現了恢復性增長，農產品全面豐收，農業效益明顯提高，特別是農民收入增幅首次超過城鎮居民，成為國家宏觀調控下，縣域經濟特別是農業大縣縣域經濟的最大亮點之一。
〈二〉、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特點
1、農民收入的增長仍然依賴於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收入來源渠道依然狹窄。
2、農民收入增長與國家政策緊密相連，2004年農民收入的快速增長主要是政策效應。免徵農業稅不僅使農民減輕了負擔，更重要的是從源頭根治了農村亂收費的痼疾，使各種巧立名目的搭車收費失去其依附的載體。3、較長時期內農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橫山縣2000~2004年為例，年均增速僅8.62%，其中，2000年較1999年僅增長3.97%，2001年增長5.3%，2002年增長5.7%。扣除物價上漲因素，2000~2003年的農民收入增長處於停滯和負增長狀態。
4、農民收入的內部分化日趨加劇。今年，我調查了1個村10戶農戶的收入情況，戶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4戶，佔40%;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5戶，佔50%;年收入1000~5000元的1戶，佔10%。
三、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因素
1、農民增收的空間非常有限。1998年以來，農民收入持續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經歷了10多年的家庭經營後，農村生產力、單位土地面積的生產效率已經發揮到了極至，在新的經濟體制、產業格局、生產經營模式沒有出現以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必然進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產、增收、增效緣於政策好、市場旺、人努力、天幫忙，政策的引扶效應和市場的刺激效應又一次發揮到了極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發展態勢已屬不易，要謀求新的發展和突破，難度可想而知。
2004年，我國農產品的平均關稅從45%下降到17%，許多農產品的關稅普遍下調20—30%，國際農產品在中國的市場價格也將下降20—30%，農產品價格回落的壓力越來越大。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已經無法經受國際國內大市場的沖擊，國內農產品生產和加工企業面臨新的考驗和挑戰。
2005年，農產品價格就遭遇「寒潮」，稻穀價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工資收入己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就業機會增多的影響，尤其是城鎮建築業、製造業等對農民工需求大的產業增長強勁，民工外出務工尋找工作的機會相對較多。。但是橫山縣的勞務經濟至今是一種自發經濟，管理鬆散，組織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視，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勞務輸出市場。
2、農民增收的風險性系數大。農村是一個龐大的「露天工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農民是「靠天吃飯」。目前，我國農業風險保險制度還很不健全，一遇自然災害，農民就只能望天興嘆。
3、農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受思想觀念、認知水平的限制，農民死抱自己的一畝三分自留地不放，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土地浪轉機制難以形成，產業結構調整步履艱難。作田、養豬、打工不可能使農民收入出現量的飛躍和質的變化，增收動力明顯不足。
況且今年以來，農產品價格有較大幅度的下跌，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卻一路飈升，因生產資料漲價，2004年橫山縣「二補一免」政策給農民帶來的收益被生產資料漲價幾乎全額抵消。
透過漲價現象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不可忽視的深層次的問題。一是近年來，輿論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宣傳有失偏頗。電視、報紙、網路等媒體把農村形勢說得天花亂墜，片面宣傳和誇大成就，對仍在存在的各種問題輕描淡定，給人以「三農」問題已經解決，農民已經富裕的輿論誤導，各行各業，特別是生產資料生產商和經銷商也就爭先恐後來分「蛋糕」，為生產資料漲價造勢。國家在農業生產資料的「產前」補貼方面出台了許多優惠政策，投入大量資金，但真正的「好處」往往落到了生產企業和經銷商手中，最終受「擠榨」的還是農民。
2. 求關於農戶金融需求和供給的問卷調查樣本
對於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組織與活動的規模、分布和作用，學者們進行了一些調研和評估。在總量規模估計上，學者們的估計差異仍然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學術界的分歧較小。總體看法為，農村民間金融組織與活動的規模大、分布廣、作用重要。 3.1 規模 我國農村都普遍存在民間金融組織或活動。不同學者對其規模作了不同的估計。由於農村民間金融調查存在樣本小、總體大的問題，學者迄今為止所作的統計推斷並不一定可靠。有關農村民間金融的總量估算數據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據第三方調查數據計算了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規模在2002年為2001億元－2750億元之間。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2004年對全國20個省，82個市縣，206個鄉村、110家中小企業、1203位個體工商戶進行了實地調查，對各地區地下金融規模、農村地下金融規模、中小企業非正規融資規模進行了基本判斷，測算出2003年全國地下金融(地下信貸)的絕對規模在7405億元——8164億元之間（李建軍等，2004）。兩者的推算在方法論上均有明顯缺陷，但無疑是可貴的嘗試。[10] 根據一些學者的不完全統計，中國農村「高利貸」高達8000億到1.4萬億元，僅浙東南地區就有3000多億元（唐仁健，2003；張宇哲，2004）。但這種計算依據並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的相對規模。IFAD（2001）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農民來自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貸款占來自正規金融市場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貸市場對農民的重要性遠勝於正式信貸市場。 上述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2004）的調查結果為，全國20個被調查省、區、市的地下金融規模平均指數為28.7，即全國「地下金融」的業務規模占正規金融機構業務規模的比重近三成。從不同區域角度看，西部7省區、東部8省區和中部5省區的地下金融規模指數分別為28.98、28.66和25.2。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調查結果雖然不能推算到全國或者東中西部地區的民間金融相對規模，但從中至少可以看到這些調查樣本中的民間金融相對規模。 3.2 分布 我國全國農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間借貸。溫鐵軍（2001a）組織調查了分布在東、中、西15個省份24個市縣的41個村。[11]調查到借貸案例57起；放貸案例27起。對調查資料作統計處理後的發現是：除了有兩個地方存在不計利息的民間借貸外，其餘地區均有高利息民間借貸存在。如果按照調查地點計算，民間借貸的發生率高達95%，高利息的民間借貸發生率達到了85%。[12] 民間金融組織或活動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別。比如江浙、福建、廣東存在各種合會，東北存在「對縫」業務，陝西、山西存在各種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謂「對縫」業務，是指利用銀行借貸「轉貸」出去謀取利差（楊愛新等，2004）。寧夏吳忠市利通區截至2001年存在眾多典當行、寄賣行採用「利滾利」方式高息放貸現象（周崇華，2001）。普遍根據江蘇省鹽城市金融學會課題組的最新調查（王大龍，2004），鹽城市各縣民間金融形式主要為四種：互助形式的民間借貸（不計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貸」，企業內部集資，村級經濟組織成為民間放貸的新主體。根據中國社科院《鄉鎮企業融資與內生金融創新研究》課題的研究，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的民間金融種類比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間借貸（不計息或者低息），親友熟人之間、個人和單位（政府、學校、企業等）之間、單位之間的「高利借貸」，專門民間放貸人的借貸，銀背，合會（標會等），地下錢庄，企業集資等。廣東地區的民間借貸的組織形式，一種是無組織的零散的民間借貸，包括私人間借貸、企業間借貸及集資；另一種是有組織的民營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會、標會和當鋪等。但廣東有組織的民間借貸較少，基本上是屬於圈子內借貸，借貸雙方信息很對稱（巫燕玲，2004）。 3.3 作用 無論是民間金融還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給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視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滿足需求而定。農村民間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夠、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眾的偏好、滿足民眾的金融需求。農戶的有效信貸需求有以下幾個特點(唐仁健，2003)：（1）小規模、分散化;(2)多樣性、復雜性; (3) 缺乏或較少抵押擔保; (4)方便、及時;(5) 由於貸款量不大、季節性強，農戶、小額貸款、對利率事實上並不太敏感。與此對應，金融供給者越是貼近農戶，其與農戶之間的信息對稱性就越高，信息優勢和成本優勢就越大。可以說，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組織在對分散農戶提供金融服務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 從當前比較有權威性的調研看，隨著農信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的開展，正式金融對農戶和農村企業的信貸服務涵蓋廣度雖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務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調查數據顯示，迄今為止，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對民間金融組織信貸的依賴度較高，對農戶和農村企業金融服務需求的滿足程度較高，作用較為突出。根據何廣文（1999）對浙江、江蘇、河北、河南、陝西的21個縣的365個農村家庭的問卷調查，這些農村家庭借款行為的60.96%是與民間放貸主體之間發生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對農戶固定調查點進行的抽樣調查，多數農戶從銀行和信用社得到貸款難度較大。2000年至2003年，農民每人每年從銀行和信用社借入資金65元，通過民間借貸借入190 元，分別占借入資金總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間金融的重要性為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對31個省市自治區2萬多農戶的跟蹤調查數據所證實（見表格2）。從1995－1999年，這些農戶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農戶借貸資金來源構成 （單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銀行、信用社貸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會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資料來源：溫鐵軍，2001a。 每年均占信貸資金來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統的調查結果表明，1999年，農戶通過民間借貸市場獲得的貸款占農戶貸款總數的69.41%，平均每戶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佔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個農戶累計借入款1020元，其中約700元來自民間借貸，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貸的比重高達47.7%，其中大部分為高息借貸（曹力群，2001b）。2003年的農戶借款中，銀行信用社貸款佔32．7％，私人借款佔65．97％，其他佔1．24％；1995年農戶借款中，銀行信用社貸款佔24．1％，農村合作基金會借款佔5．5％，私人借款佔67.9％，其他佔2.5％（張信哲，2004）。 據江西省農調隊對全省2450戶農戶的抽樣調查，2003年有574戶有借貸行為，佔23.4%，其中從銀行或信用社得到貸款的有120戶， 占被調查農戶的4.9%；從2001年至2003年，從銀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貸款僅占農戶總借貸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間貸款所佔比重為76—86%（傅志寰，2004）。據安徽省農委從農村調查點了解的情況，2003年農民戶均借款中，來自銀行、信用社的佔12.6%，來自民間借貸的佔83.5%（傅志寰，2004）。根據人民銀行濟南分行2004年的調查，山東省50％的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的滿足依賴於民間借貸，在流通領域這一比例則高達80％，而且民間借貸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蔣飛，2004）。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中德農戶金融需求研究課題組1999年的典型調查也同樣印證了民間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編，2000）。廣東省東莞市雁田管理區（原雁田村）最初發展農村工業，其資本依靠其強大的宗族私人親屬關系借貸和引進資金。5個典型調查村，非正規金融活動均佔有超過65%的比重，無論它們在何種經濟發展水平(見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莊農戶借貸款來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數據，％） 王澗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項東村 雁田 個人和民間借貸 65．2 65．6 80 81．3 73．33 國有商業銀行 x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會 2．5 0 12．4 0 資料來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編，2000。 從總體上看，當前正式金融由於存在壟斷化、商業化等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農村金融服務供給，更難以滿足日益多樣化的農村金融服務需求。在這一情況下，民間金融在現階段滿足農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回答時間：2011-10-23 22:48:58
3. 尊敬的家長: 現將湛江市教育局《關於組織填寫調查問卷的通知》(湛教辦〔2018)382號
組織填寫調查問卷問題，
可詢問學校教務處,
最直接的是問你的班主任。
祝你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