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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经济学 2021-06-17 16:24:20

毛概论文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时间: 2021-05-18 19:39:01

『壹』 论文写篇——有关证券交易市场的热点问题

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外汇、货币等金融工具投资,以获得投资收益和资本增值。投资基金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称谓有所不同,美国称为"共同基金",英国和香港称为"单位信托基金",日本和台湾称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
根据不同标准可将投资基金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1)根据基金单位是否可增加或赎回,投资基金可分为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设立后,投资者可以随时申购或赎回基金单位,基金规模不固定的投资基金;封闭式基金是指基金规模在发行前已确定,在发行完毕后的规定期限内,基金规模固定不变的投资基金。
(2)根据组织形态的不同,投资基金可分为公司型投资基金和契约型投资基金。公司型投资基金是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组成以盈利为目的的股份制投资公司,并将资产投资于特定对象的投资基金;契约型投资基金也称信托型投资基金,是指基金发起人依据其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的基金契约,发行基金单位而组建的投资基金。
(3)根据投资风险与收益的不同,投资基金可分为成长型投资基金、收入型投资基金和平衡型投资基金。成长型投资基金是指把追求资本的长期成长作为其投资目的的投资基金;收入型基金是指以能为投资者带来高水平的当期收人为目的的投资基金;平衡型投资基金是指以支付当期收入和追求资本的长期成长为目的的投资基金。
(4)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投资基金可分为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期货基金、期权基金,指数基金和认股权证基金等。股票基金是指以股票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债券基金是指以债券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是指以国库券、大额银行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货币市场短期有价证券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期货基金是指以各类期货品种为主要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期权基金是指以能分配股利的股票期权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指数基金是指以某种证券市场的价格指数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认股权证基金是指以认股权证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
(5)根据投资货币种类,投资基金可分为美元基金、日元基金和欧元基金等。美元基金是指投资于美元市场的投资基金;日元基金是指投资于日元市场的投资基金;欧元基金是指投资于欧元市场的投资基金。
此外.根据资本来源和运用地域的不同,投资基金可分为国际基金、海外基金、国内基金,国家基金和区域基金等,国际基金是指资本来源于国内,并投资于国外市场的投资基金;海外基金也称离岸基金。是指资本来源于国外,并投资于国外市场的投资基金;同内基金是指资本来源于国内,并投资于国内市场的投资基金;国家基金是指资本来源于国外,并投资于某一特定国家的投资基金;区域基金是指投资于某个特定地区的投资基金。
中国的投资基金起步于1991年,并以1997年10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实施为标志,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一、1997年10月前投资基金的发展状况
1991年10月,在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时,“武汉证券投资基金”和“深圳南山风险投资基金”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和深圳南山风险区政府批准成立,成为第一批投资基金。此后仅于1992年就有37家投资基金经各级人民银行或其他机构批准发行,其中“淄博乡镇企业基金”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于1993年8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是第一只上市交易的投资基金。1993年初,建业、金龙、宝鼎三只教育基金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在上海发行,共募集资金3亿元,并于当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截至1997年10月,全国共有投资基金72只,募集资金66亿元。其特点表现为:
1、组织形式单一。72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并且除了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天骥基金和蓝天基金为公司型基金外,其他基金均为契约型。
2、规模小。单只基金规模最大的是天骥基金,为5.8亿元,最小的为武汉基金第一期,仅为1000万元。平均规模8000万元,总规模仅66亿元。
3、投资范围宽泛,资产质量不高。绝大多数投资基金的资产由证券、房地产和融资构成,其中房地产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流动性较低。1997年末的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其投资范围大体为:货币资金14.2%,股票投资31%,债券投资3.5%,房地产等实业投资28.2%,其他投资占23.1%。
4、基金发起人范围广泛。投资基金的发起人包括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政和企业等,其中由信托投资公司发起的占51%,证券公司发起的占20%。
5、收益水平相差悬殊。1997年,收益水平最高的天骥基金,其收益率达到67%,而最低的龙江基金收益率只有2.4%。
中国投资基金业的起步阶段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包括:
第一是基金的设立、管理、托管等环节均缺乏明确有效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例如,大部分基金的设立由中国人民银行地方分行或者由地方政府审批,其依据是《深圳市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暂行规定》等地方性法规,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在名称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在基金获批设立后,审批机关也没有落实监管义务,基金资产运营、投资方向等方面均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第二是一些投资基金的运作管理不规范,投资者权益缺乏足够的保障。例如,部分基金的管理人、托管人、发起人三位一体,基金只是作为基金管理人的一个资金来源,而基金资产与基金管理人资产混合使用,账务处理混乱。又如,基金托管人并没有起到监督作用,基金管理人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监控。
第三是资产流动性较低,账面资产价值高于实际资产价值。投资基金的大量资产投资于房地产、项目、法人股等流动性较低的资产,同时存在资产价值高估的问题。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地区房地产泡沫逐渐消除时,沉淀在房地产的资产仍然按照成本计价而没有按照市价进行调整,使个别基金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实际资产价值。
二、1997年10月之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在1997年1O月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规范发展阶段。该暂行办法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募集与交易,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投资运作与管理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范。1998年3月,金泰、开元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标志着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开始成为中国基金业的主导方向。2001年华安创新投资基金作为第一只开放式基金,成为中国基金业发展的又一个阶段性标志。与此同时,对原有投资基金清理、改制和扩募的工作也在不断进行之中,其中部分已达到规范化的要求,重新挂牌为新的证券投资基金。
截至2002年11月底,共有17家正式成立的规范化运作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了54只契约型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和17只开放式基金,其中封闭式基金发行规模达到817亿元,市值约773亿元,历年合计分红超过200亿元,开放式基金管理规模564亿元,并出现多种投资风格类型。与此同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准则、《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也为证券投资基金的规范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监管力量加强,为基金业的运作创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并推动基金业的迅速发展。多部基金法规相继出台,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作为基金监管的主要实施部门,在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的设立、运营、托管等方面实施高效监管,起草中的《投资基金法》一旦正式颁布施行,也将成为中国基金业发展的核心法律依据。
2、基金规模日益扩大,对市场的影响也日益重要,逐渐成为证券市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其中既包括新发行的封闭式与开放式基金,也包括原有投资基金经清理、改制和扩募之后形成的规范化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受中国证监会监管的证券投资基金市值总和已接近800亿元,相当于沪、深两市流通市值的7%左右。
3、基金品种日益多样化,投资风格逐渐凸现。从1998年第一批以平衡型为主的基金发展至今,已出现成长型、价值型、复合型等不同风格类型的基金,尤其是随着开放式基金的逐步推出,基金风格类型更为鲜明,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方位的投资选择。
4、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竞争格局,基金管理公司开展广泛的对外合作,学习先进的管理与技术经验,推动基金产品与运营的创新为中国加入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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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同时,他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前者体现同一哲学思想的继续,后者则说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辛亥革命前,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基本上是学习、运用,其实践中的求真精神当然不可能上升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但是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他开始涉猎中国的诸子百家。他饱读经史,深受熏陶,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批判、改造,剔出糟粕,吸收精华。因此,他能具有雄厚的思想基础,开创了我国哲学思想的新篇章,奏出美妙动听的实事求是歌曲。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著名哲学大师。 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基础上,然后加以筛选地吸收其精华,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他更是心领神会,造诣颇高,达到了运用自如和更高层次的境界。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固然,在马克思一生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也常见于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著作中,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显然,马克思关于实事求是的表述远不止这些,但从现有的资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每一重大的成就,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与其他各种思想的撞击过程中,才逐渐显示出真理的火花,他深深地认识到固守传统的观点,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中国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务实精神,而且逐渐开始与我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掌握、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有“的”放“矢”地把中西求真务实精神融为一体。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这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而且也说明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四)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0年代,毛泽东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实事求是原则的雏形。 30年代,毛泽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揭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祸害根源。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51页。)“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54~55页。)这是在党内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后来,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其中深刻地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指出了教条主义者是典型的代表,进而揭露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34页。 )并指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之中,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则还有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并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后来他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275 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他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划清了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线,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从而为实事求是原则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40年代,尤其是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不仅旗帜鲜明地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且还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同时把主观主义视为党内的思想大敌必须加以反对。他在撰写《〈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用》及《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中,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进行了反复强调和深刻的系统的阐述。坚持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使实事求是原则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实事求是原则更加完备和系统化,并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0年代,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建国初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顺利地完成“一化三改造”后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毛泽东与党中央曾多次强调和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可以说《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最杰出的经典著作。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推动下,使实事求是原则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蔚然成风,发扬光大,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实事求是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然而从反右斗争到三年的自然灾害及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忽视了或没有进行认真的如实的调查研究工作,致使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对许多问题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使党在指导方针上产生了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双重的渊源和同步性的特征,都是毛泽东在认识和解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问题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他在同党内主观主义作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蕴含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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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创立了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后,他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其更加系统和完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获得的理论创造。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则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对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以后的实践有着深远影响。因此这一理论尽管实践的时间不长,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为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描绘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达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了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是以西欧发达社会为蓝本得出的结论。晚年的马克思把目光投向东方,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1](P431)恩格斯也认为,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只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苏俄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际上就是准备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但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列宁看到了直接过渡的不可能,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实行革命的退却,同时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他指出:“我们还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而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国家内是没有的。”[2](P46)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期就愈长。列宁的探索明确了两点:一是由于俄国国情的特殊,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二是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列宁并没有说明过渡时期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
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封建落后、但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有独立主权的俄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3](P1060)是一个主权不完整、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更为复杂。毛泽东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阶级结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新民主主义社会显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政治上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始终是这个政权的主导部分,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后的当然结果,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需的政权保证。经济上在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关系以后,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实质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民族的形式,更有共产主义的内容,是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同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4](P675)它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存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的一课,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即如毛泽东所说:“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5](P1476)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显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未有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描述过的。它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得出的理论创造。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中介,毛泽东为象中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国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如马克思所说,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果。反之,“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P1060)
从马恩的直接过渡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构想的系统而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是这一探索的丰硕成果。它既坚持了马恩提出的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成果的原则,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出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固然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试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完成或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左”、右两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进行,但两步决不是民主革命结束后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进行的两步,也不是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互无关连的两步,而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准备条件。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民主革命造成的政权条件外,还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造成的社会生产力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则正好解决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即如何两步走的问题。这就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将来的方向,更指明了近期革命应努力实现的目标。
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学说,指导了新中国的建立
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俄国革命后创造了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它“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6](P362)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就已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后来又有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但是革命胜利后到底要建立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并不明确具体,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出现才有了一个清楚的建国目标。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它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对立物,在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出现的。它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旧式共和国早已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产。它又与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相同,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3](P1055)“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4](P675)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独特性表现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存,并且还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度发展。但是政治上它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它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础部分,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毛泽东后来又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它更能体现几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实质。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P1062)任何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不采取敌对态度,共产党就要与它们合作,也就是要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很显然,这种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不仅与资产阶级一阶级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天差地别,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3](P1062)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在当时世界上存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共和国、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外,也不属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类型。毛泽东扬弃了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也不教条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性地构想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类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对世界历史潮流、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正确分析的结果,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实际中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其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首先,它解决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个明确的建国目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描述,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国大纲,这些内容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后,指导着新中国的建立。其次,它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携手共建新中国提供了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主张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但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尽管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使他们的幻想彻底破灭,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使他们明白共产党掌权是大势所趋,但真正使他们靠近共产党并最终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筹建新中国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政治上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席之地,经济上允许并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短暂实践,其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建国初期,由于继续在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经济上联合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因此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发展,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也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参照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如何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从历史进程到理论本身,二者之间都存在着前后相续的继承关系和发展关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是二者一脉相承的共同立足点。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虚上,而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实践曾经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后来由于毛泽东放弃了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过于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和人的积极性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加上国内外其他种种复杂原因,致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过早中断,迈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过急过快。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未实现,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也未得到大的改变。随之而来的二十年的曲折历程,带来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是从这一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指出我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状态。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7]正是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使我国从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不再遥远”回到了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在中国真正要建立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意愿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国情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也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显然,这两大理论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石之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新的概括和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政治纲领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这些正是最初作为新民主主义国体和基本政治制度确立起来并在其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实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经济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形式都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比较,虽然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分在性质、地位、相互关系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但有两个关键的相似之处,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地位没变,二是灵活地利用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变,很显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模式的参考和实践的经验;从文化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四有”与“三个面向”是新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征则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脉相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提出并被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是正确的文化方针,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发展,不能简单理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延伸,它不等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吸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是对现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的理论成果。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关键在于:从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建立起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没有改变,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没有改变。立足于同样的国情,要解决同样的历史主题,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二者之间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内在的延续性。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源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又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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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指导意义

【 正 文】
关于全球化肇端的时间,迄今并无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所造就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骤临,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做到既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又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和利益调整,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觉悟发生深刻变化、政治需求与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做到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意义或独创性的内容来回应前述的困惑。
譬如说,从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来阐述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毛泽东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之联系,从而明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永不褪色的内容。

一、现实与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面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毛泽东思想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和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显然,这两个时代是不能也是无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思想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随后又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是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为中国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时代主题本身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从而迎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时代。
毛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为了革命与战争而生的,而恰恰是为了消除战争、进而实现和平与促进发展而生的。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民富国强,正是这一理论的价值所在。因此,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除了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直接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有关,至今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将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可见,时代主题的变化,不仅不会导致毛泽东思想的不合时宜,反而会更加充分地层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毛泽东思想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仍然没有终结。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毛泽东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而成功地阻断了近代以后“中国被边缘化”进程,推动它由被动卷入现代化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同时,毛泽东思想中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径设计,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体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与包容精神。因此,曾经成功指引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同样可以正确指引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境况下,通过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成功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毛泽东思想与改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从模式选择来看,改革显然是对延续二十多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决不意味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苏联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但是,几乎在实施苏联模式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内在逻辑来看,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改革的关系,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一致的。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历史关联来看:毛泽东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使中国社会实现了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当然是关联于而不是脱离于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改革以毛泽东思想及其当代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毛泽东思想生命力的鲜活体现。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哲学关联来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做出明确的回答。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其性质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其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不仅为当时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模式关联来看: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能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和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扬弃既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过渡时期,党又顺利地走过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6年前后,毛泽东又提出了要“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的历次探索,无不体现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创新精神,无论对于当时的革命与建设,还是对于今天的改革,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并将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直接的价值与意义
按照历史的纵向划分,毛泽东思想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四大方面的内容;而按照理论的横向归类,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不管是纵向的划分,还是横向的归类,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犹如“活的灵魂”,将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如果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发展的标尺来量度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可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与前途、道路等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一种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第二类,如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活的灵魂”,具有长久的指导价值;第三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由于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联,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解读,以发掘其中曾被忽视的价值,澄清被误解的问题;第四类,是针对中国社会而提出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建等方面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价值与意义,同时构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例如:关于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统筹兼顾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关于正确处理公有制内部及其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关于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商品与价值规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改革等一系列涉及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思考等。这些与发展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思想观点,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近年来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项不可移易的基本制度之上,而关于这些基本制度的阐述,正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同时,毛泽东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关于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关于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关于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法制的思想,关于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标准的思想等等,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显著与直接的现实价值。
第三,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毛泽东思想中的文化观点主要包括:关于“向科学进军”,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工作,关于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工作基本方针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外交。毛泽东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集中体现了上述外交思想的灵活应用,而这又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结合当前党的执政条件的变化,毛泽东党建思想中一些理论观点值得关注。例如,对党的自身建设所处客观环境的分析;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观点;拓展党的群众基础的观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还适时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包括“两个务必”、反对官僚主义,防止特权阶层,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能否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找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展开与广泛认同。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其必然选择;相应地,也应以其作为权衡毛泽东思想价值的切入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多维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之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转型之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发展之维,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多维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处于这一宏大的历史定位中

『捌』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如果有一支股票代码以6开头,请问这是一支什么股票

晕啊,所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的股票都是以6开头的,深市是以0开头的
基金以5开头
比如600028,中国石化--沪市
000039 ,中集集团---深市
以6开头的大概有1000只,同样以0开头的也有1000只

『玖』 各地的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什么区别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是会员制单位,他们提供交易场所。这个交易场所是撮合成交的地方,不是具体交易的地方。

全国各地的交易厅是各个证券公司的下属机构,证券公司是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接受投资者的委托,把交易指令发到交易所里面,让交易撮合成交。

所以说他们是不同的。

gaoyt21 - 高级经理 七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