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外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在中国法律上承认不
信托计划的实质是一份合同，境外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招募说明书和信托合同是不会选择适用中国法律的，因此在处理信托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时，是不会用到中国法律的。
但是，境内机构或个人要购买境外信托计划必须要把人民币购汇换成外币才行。这是资本项目外汇业务，需要外汇局核准。在这一点上适用中国法律。
一般来说，只能借助境内信托公司操作，可以购买境内信托公司为了投资境外信托计划而在境内发行的集合信托产品，或者找到信托公司让他们跟你一个人订立单一信托合同委托他们去帮你购买境外信托计划，当然前提是信托公司愿意做。这样的信托公司必须具备“受托境外理财业务资格（这是根据《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取得的资格）”。
不知道你是要做什么，如果是想购买他们的信托计划，可以尝试以上方法。如果是境内有诉讼，涉及到该信托计划，那么在信托权利义务的有效性和内容上是由境外法律决定的。当然，诉讼各方必须向中国法院提交证据证明该境外法律的内容，证明不了的，法院高兴的自己查，不高兴的依法也有权适用中国法律。
2. 关于国外法律
首先告诉你，欧美法律是英美法系，是判例法，同时有陪审员制度，所以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极端情况。
第二点，父母需要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父母在孩子受害的过程中，有明显过错，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同时后果非常严重。这个监护责任不是说，孩子只要意外受伤就是没有尽到，而是要明确证明父母允许子女单独脱离父母监护，受到伤害。
3. 从1982年到现在,信托业相关的法律有哪些
我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于2001年（辛巳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对信托的概念进行了完整的定义：信托，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200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私信于我！
4. 境外信托和国内信托是一回事吗
境外信托和境内信托，虽然都是家族信托，但是区别很大。
1、政策方面
在政策、法则法规方面，由于国内《信托法》是根据英美法树立而成，对于家族信托，国内《信托法》在法理层面与境外信托有着很大的区别。
《中国物权法》中并没有所有权，因此也并没有收益权。譬如说，国内《信托法》第十五条规定了委托人不是惟一受益人时，若要进行信托存续，信托财产就不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在信托转移方面，不动产、股权等资产，由于等级制度等限制，国内信托难以完全转移到信托方案名下，所以在操作层面也存在难度。
而海外信托，《英美法系信托法》中信托财产三权分立，信托人拥有所有权，受益人拥有收益权。而在《信托法》中第15/16/17条中，委托人、受托人终止，信托财产不属于清算财产，除了信托财产设立过担保或者自身产生的债务，法院对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在资产转移的需求方面，利用海外信托便可轻松做到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如吴亚军、潘石屹等人将自己即将上市的公司股权树立信托，极其有利于公司海外上市。
2、信托公司
对于设立信托公司，，因为两地的经济政治发展环境都不太一样，而海外和国内的做法也不太一样。
国内的信托公司多在建国后才树立起来，且国内信托长期以来多以为资金需求方为导向，而并非从高净值客户需求方面出发为其供应财富处理方案，所以国内的信托公司在此方面的阅历也显缺位。
海外信托公司多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出面，按照委托人实践状况与需求、供应信托方案、税务方案、方案信托构造，仅一套方案便可收取高额的咨询费用。海外的信托公司都已树立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有长期的运营经验以及高度诚信的管理体系。
3、遗产税
海外信托和国内信托一样，都是出资者进行理财出资的一种首要选择。但是，对比于国内的信托品种，海外信托更能促进财富处理和传承，因此受到了家族企业的喜爱和追捧，变成一种转移财富的首要方式。
在遗产税方面，虽然《遗产税暂行条例》出台已久，但至今未实施初步征收，国内富豪将资产传承给下一代并没有很大阻碍，这就减少了国内对于传承信托的需求。但是由于国内的家族信托还未能够做到资产隔绝的效果，当富人家族在死后分配财产时则会出现各种纠纷，甚至导致将亲人诉诸法庭的后果。
在海外信托，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良好的避税功能。海外的信托法律保护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所有，在整个信托法律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都归属受托人。也就是说，当受托人去世之后，留在信托中的财产因其名义所有权已不属于委托人，切与委托人的固有财产独立，是不计入应交税的遗产总额的，从而避免了家庭之间的多种纠纷。
最后，对于委托人来说，最有效、快速而且安全的财富保存、财富传承才是最好的信托产品，而海外信托则能够赋予更多正确的理财观念、技术平台乃至健全的法律保护给你，让你的投资收益最大化，相信你也应跟上多数高净值人士的正确投资脚步。
5. 请问，外资企业不能购买信托产品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请具体到哪个法律法规，谢谢
信托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信托产品的投资者，一般就是资金信托业务的委托人的主体资格进行限制。
因此外资企业能不能投资于信托产品并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
但有一个原则是肯定的，为防止外资企业通过“信托”这种方式，“恶意”规避国家外汇外资管理政策，如进行证券投资，或针对某些对外资而言是限制性甚至禁止性投资的行业进行投资的，信托公司有义务予以检查确认。
6. 大陆律师在海外离岸信托能有何作为
这个要看律师的专业能力。涉及比较多的是产权板块。国内和国外在法律法规、产权界定这一块和国内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需要大陆律师来操作、包括现在国内很多的家族信托办公室。都是在做这个动作。
7. 境外信托 需要办理37号文登记吗 相关法律法规
需要办理。
根据37号文，境内居民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前，应向外汇局申请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本通知所称“特殊目的公司”，是指境内居民(含境内机构和境内居民个人)以投融资为目的，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或者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在境外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本通知所称“控制”，是指境内居民通过收购、信托、代持、投票权、回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取得特殊目的公司的经营权、收益权或者决策权。
所以通过信托控制的特殊目的公司的出资前，应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8. 海牙公约的纯粹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引入的公约
纯粹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的引入——《海牙公约》
列支敦士登和日本均为纯粹的大陆法系国家，但它们均在较早期引入了信托制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国外的资金。日本在1922年同时颁布了《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在法律起草过程中，不仅参考了英美的判例法，还参考了1882年印度《信托法》和1872年加利福尼亚《民法典》，避免直接继受英国的法律体系，力图保证与民法典的原则的统一性。
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中野正俊在论坛上发言
但正因为如此，日本法对信托关系的实质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一种债权说的观点将受益人权利视为债权，但如果对受益人仅仅给予债的救济，将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信托法因此通过特别的条款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但这些特别规定显然与民法原则不相容，如果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债的关系，那么受托人仅应负损害赔偿之责，问题是信托法不仅规定了损失填补的责任，而且还规定了一种干预体制，如受托人的分别的管理义务以及受益人对违反信托受让财产的相对人撤销权，单纯将信托视为一种债的关系，很难解释信托体制。日本的信托业务主要应用于商业信托，在家庭领域中的应用极其罕见。《海牙公约》。非信托国家对于信托首先面临两方面的难题：一是信托的基本概念和与之相关的比较法上的难题，包括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力、信托财产的法律性质、信托财产上不同当事人的利益以及信托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关系等；二是由于不存在信托的分类而导致的适用冲突法规则的困难，包括非信托国家如何将信托分类、土地信托的特殊难题以及承认信托的冲突的解决方法。这一系列难题是非信托国家在解决信托问题时普遍采用在功能和效果上进行比较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将信托肢解为不同的类似制度，不仅会产生冲突法规则的适用问题，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真实意图，因此有必要建议一种单一的法律选择的方法，从而诞生了《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海牙公约》），但其目的是将信托的概念引入没有信托的国家的国内法，而并不是规定法律冲突时的规则适用。
《海牙公约》关于信托的定义仅仅是描述性的，未能给出信托的准确定义。根据公约第三条的规定，信托关系仅限于自愿设立的书面的信托。因此，公约适用于基于书面明示信托无效时的结果信托，但对于由法院推定的结果信托则必须受到“书面”条件的限制。
公约第六条规定，信托应依财产委托人所选择的法律为准据法，该法律是指实体法的规则，该准据法将一直有效，除非委托人在信托协议中明示授权予以变更或默示被另一法律所替换。
海内外专家出席信托国际论坛
根据公约第十三条规定，在没有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法院有裁量权决定是否承认信托。意大利是第一个批准公约的民法传统国家，在将信托引入国内法的过程中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但同时，民法传统国家的法律学者们也在试图寻找民法体系中类似于信托的制度。荷兰也是民法体系国家，荷兰法不承认直接等同于普通法信托的法律制度，荷兰通行的观点是：普通法的信托导致了所有权的分割，或者以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创设了物权，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荷兰法承认所有权的绝对性和不可分割，因此，即使双方当事人有约定，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管理协议也不能减损受托人的所有权，受益人仅仅是取得对受托人的债权，不存在衡平法上的受益人的所有权。而在荷兰法中存在的信托（Bewind）中，受益人是财产的所有人，但是限制受益人的处分财产的权利，管理人作为受益人的代理人管理财产，由于该财产在法律上没有被管理人所拥有，财产不受管理人破产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民法传统国家都继受了信托制度，在德国、法国、瑞士等国，都没有接受信托。
9. 关于我国涉外信托的案例及其法律分析
中信信托-青岛舒斯贝尔项目（7.1亿元）
基本信息：中信信托于2010年8月23日设立“中信—舒斯贝尔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期限2年，共募集资金7.1亿元。预计年收益率为9%~13%，期限为30个月，以此推算该笔产品将在今年2月23日到期。中信信托共募集优先级资金总额5亿元。
资金投向：资金用于购买青岛舒斯贝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黄岛凤凰湾综合项目”和青岛乾正置业有限公司的“即墨温泉住宅项目”的特定地块开发收益权。
风险控制： 1.将位于青岛黄岛区的“黄岛凤凰湾综合项目”和“温泉住宅项目”两宗地块使用权作为抵押，当时的评估价为12.7亿元。2.向项目公司委派董事及财务经理，对项目公司重大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
融资方背景：舒斯贝尔是山东日照的一家小型地产开发商，山东舒斯贝尔为澳大利亚舒斯贝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舒斯贝尔实际掌权人为齐晓香。齐晓香曾因多次行贿，低价拿地、捷径审批等特权使得其在日照开发的多个项目赚足了资金。案发不久后便长期定居海外。目前该房企因项目多年不开工、资金链紧张等问题在日照当地口碑较差，而资金链出现紧张的真正原因或是由于大量资金移往国外所致。
项目现状：涉案中的舒斯贝尔青岛项目一直没有真正动工，只建成了总面积3200平方米的售楼处与样板间，4.2万平方米的地下车库仍在建设中。加上信托融资成本10%~15%，舒斯贝尔共需支付中信信托约6亿元。中信信托对所抵押地块于1月8日进行了拍卖，起拍价为7.89亿元，但项目最终流拍。
点评：1.中信信托并未对该项目融资方诚信做到可靠的评估，项目实际控制人有行贿前科，且移居海外，有向国外转移资产的嫌疑。2.该信托计划兑付在即，造成拍卖时间仓促，且拍卖地块价值未得到市场认可。该地块将再次折价进行拍卖，市场预计价值5亿元左右。信托兑付缺口约1亿元，且兑付很难按时完成。
10. 目前中国关于信托的法律，法规有哪些
原来是人民银行，后来是银监会，下面是具体内容。
第五十一条 信托投资公司应当按规定制订本公司的信托业务及其他业务规则,建立、健全本公司的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
信托投资公司应当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对本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进行审计和监督。信托投资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应当至少每半年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内部审计报告,同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上述报告的副本。
第五十二条 信托投资公司应当依法建账,对信托业务与非信托业务分别核算,并对每项信托业务单独核算。具体财务会计制度应当遵守财政部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三条 信托投资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真实记录并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应当经具有相应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审计。
信托投资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及有关部门报送营业报告书、信托业务及非信托业务的财务会计报表和信托账户目录等有关资料。
第五十四条 信托投资公司的信托业务部门应当在业务上独立于公司的其他部门,其人员不得与公司其他部门的人员相互兼职,具体业务信息不得与公司的其他部门共享。
第五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对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检查。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必要时,可以责令信托投资公司聘请具有相应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其业务、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信托投资公司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有关业务、财务等报表和资料,并如实介绍有关业务情况。
第五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信托投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审查制度。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任职资格审查或者审查、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任职。
信托投资公司对拟离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进行离任审计,并将审计结果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信托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时,在新的法定代表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任职资格认定前,原法定代表人不得离任。
第五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信托投资公司的信托从业人员实行信托业务资格考试制度。考试合格的,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信托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未经考试或者考试不合格的,不得经办信托业务。具体考试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制定。
第五十八条 信托投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信托从业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取消其任职资格或者从业资格。
第五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就对信托投资公司监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有权质询信托投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并责令其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改正。
第六十条 信托投资公司管理混乱,经营陷入困境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该公司采取措施进行整顿或者重组,并建议撤换高级管理人员。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其实行接管。
第六十一条 信托投资公司可以成立同业协会,实行行业自律。
信托投资公司同业协会开展活动,应当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和监督。
后来是银监会。
具体的是信托业号称四大金融支柱之一，但长期以来，信托业缺乏权威的、行之有效的监管架构。无论是人民银行时期还是现在的银监会，具体管理信托公司的职能部门仅仅是非银司下设的信托处。这种机构设置不能适应新时期信托业发展和监管的客观需要，也与信托业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目前信托法规建设的滞后可能与信托监督管理机构在级别和人员配备上的严重不足存在直接关系。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信托监管架构的另一个重要缺陷就是信托业的监督管理实际上被人为地分割。目前除了银监会通过“两规”等法规规范、监管信托公司以外，还有证监会颁布的规范证券类业务相应的规章，即一类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另一类就是证监会关于综合类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规定。由此可见，对于信托监管的法律法规实际上体现在三个方面，银监会管信托公司的；证监会管基金公司的；证监会管券商的。我们可以将基金脱离信托法理另成体系，也可能不宜改变历史形成的管理架构，因此而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这三个方面如何保持一致。
另外，券商、证券投资基金由中国证监会监管；信托公司由银监会行使监督职责；产业投资基金则由国家计委统筹管理；而数量巨大的私募基金还处于监管空白区。这意味着，在同一片天空下，做同样的业务或者实际上是同样的业务，只是因为公司类别或业务名称不同，可能分属于完全不同的法律约束，受不同机关的管辖，并且接受不同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