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构建我国民法体系
构建我国民法体系措施：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 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 种民事关系。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 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 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 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 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 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 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 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 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 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 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 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例如，德 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 ，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 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不动产登记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 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 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 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 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 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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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死刑废除
〔摘 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键词〕 中国 刑罚 死刑 废除
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
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 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
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
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
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
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
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 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
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骗了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
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
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0.5%，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 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
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
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 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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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3. 如何看待家族信托法律问题
你好，信托公司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较为经常出现的，在2014年，专业人士就家庭信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得出了一些结论，借此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规范。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该如何看待家族信托法律问题?根据先关法律规定，家庭信托食欲那种类型的信托呢?
一、家族信托的定义及基本特征
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的《2014 年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对家族信托定义如下：“以家庭财富的管理、传承和保护为目的的信托，在内容上包括以资产管理、投资组合等理财服务实现对家族资产负债的全面管理，更重要的是提供财富转移、遗产规划、税务策划、子女教育、家族治理、慈善事业等多方面的服务”。信托业协会的以上定义基本上揭示了家族信托的本质特征。
1、以家庭财富的管理、传承和保护为目的
与目前信托公司的单一财产信托与集合资金信托只是追求资产的回报率目的不同，在家族信托中，家庭财富管理只是与家族财富的传承和保护相并列的三项目的之一，而且家庭财富管理的目的也不能只是追求资产的回报率，而是将家庭财富管理的安全性放在首位，目前信托公司以“次级债”为主体的高风险、高收益的债项理财产品不应该成为家族信托财富管理所配置的产品，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获得高评级的企业发行的债券等产品应该成为家族财富投资的首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家族财富的传承与保护的目的。
2、家族信托以提供家族事务性管理服务为主要内容
根据信托业协会的定义，家族财富管理与家族事务性管理是家族信托的两大职能，与家族财富管理相比，提供财富转移、遗产规划、税务策划、子女教育、家族治理、慈善事业等多方面的家族事务性管理则显得更为重要，有人曾经做过统计与比较，在家族信托中，家族财富管理的比重只占到四分之一，而家族事务性管理的比重要占到四分之三。因此，目前有些信托公司和商业银行所推出的“资金家族信托”，只能算是家族信托的初级版本，未来需要升级和完善。
3、家族信托为意定信托
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一项有效信托的设立，除了委托人要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依法办理信托登记之外，还需要以信托合同、遗嘱等书面形式设立信托，需要委托人对家族财产和家族事务的具体规划、对受益权的分配、受托人的选任、准据法的适用等重要问题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行为。另外，家族信托的契约和结构往往是量身订做的，信托合同条款完全按照委托人和家族的意愿订立，在没有委托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是无法设立家族信托的，因此家族信托属于意定信托。在不违反《信托法》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的前提下，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可以做出各种约定和架构设计。
4、家族信托兼具积极信托和消极信托的特性
我国《信托法》第二条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虽然本条规定了受托人的管理或处分义务，但是也规定了受托人要按委托人的意愿进行管理或处分，特别是《信托法》还规定了受托人必须遵守信托文件的义务，因此我国并不否认消极信托的合法性。由于家族信托的个性化特征，委托人可以在信托契约中对受托人管理家族信托事务的责任做出各种各样的限定和指示。因此家族信托兼具了积极信托和消极信托的特性。
二、家族信托属于民事信托
古罗马帝国时期，为规避罗马法对遗产继承人的限制，遗嘱人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移交给信任的第三人，要求其为遗嘱人的妻子或子女利益而代为管理和处分遗产，从而间接实现遗产继承。13世纪，英国《没收法》规定，未经允许，禁止将土地捐赠给教会，否则一概没收。为规避法律，教徒们将其土地转让给第三人，同时要求土地受让人为教会的利益经营该土地，并将该土地所产生收益全部交给教会。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制度就是信托的前身。可见，信托制度诞生之初，是以“家族信托”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信托制度的出现并非委托人出于对投资的需求及财富增值的渴望，而是通过一种独特的制度设计，以规避现有法令政策对财产管理和遗产继承的严格限制，实现传承和保护家庭财产的目的。而现代的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信托制度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初期是作为家族财富管理的一种补充方式而出现的，后来作为专业的从事投融资业务的机构而独立出来。由此可见，从家族信托从源流上属于民事信托，其与营业信托的区别如下：
1、家族信托多属于他益信托，营业信托多属于自益信托
委托人设立家族信托的目的在于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受益人并不限于委托人自己，还包括诸多家族成员，因此家族信托多属于他益信托。而营业信托的委托人和受益人往往是同一人，多属于自益信托。
2、家族信托的受托人范围比较广泛，营业信托受托人为信托机构
家族信托的受托人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是信托机构之外的其他自然人和法人。适格的受托人包括信任的朋友、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第三方理财机构等，离岸信托还可以私人信托公司为受托人。营业信托的受托人为具有营业性质的信托机构，范围比较单一。
3、家族信托的发起人为委托人，营业信托的发起人多为信托机构
家族信托是单一信托，具有独特性和私人性的特点，一般由委托人和受托人协商信托契约与信托结构，由委托人作为唯一的发起人设立信托。营业信托的受托人为信托机构，其经营的信托一般为集合信托，即信托机构先确定项目，再把众多委托人的资金集合成一个整体加以管理和处分，因此发起人多为信托机构。
4、家族信托的目的具有多样性，营业信托的目的为营利
家族信托起源之初就具有融合多种目的为一体的特点，一般来说，家族设立信托是出于家族财富保护、财富传承、家族治理、税收筹划和社会慈善等多重目的，其目的具有多样性。营业信托发起设立信托多是出于融资及投资的需求，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
5、家族信托的合同为量身订做，营业信托合同多具有格式条款
家族信托具有“私人订制”的特点，因此信托合同须量身订做，以满足其不同需求。营业信托是集合信托合同，由于委托人众多且需求趋同，因此信托机构为了节省成本，与委托人签订信托合同时多采用格式条款。
三、家族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
在英美法系，信托财产拥有普通法与衡平法两个不同的所有权。而大陆法系实施“一物一权”法律制度，同一物上不能相融两个不同所有者的所有权。我国《信托法》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采取了比较模糊的处理方式，《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对于该条“委托给”的解释，我国学者周小明博士认为是委托 给，即所有权归受托人所有，而张淳教授则一直主张信托财产应该归委托人所有。《信托法》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规定不明确方式，在营业信托特别是集合资金信托是影响不大的，但对于家族信托，如果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委托人所有，则会带来以下问题：
1、通过家族信托进行财产的传承的目的不能实现
通过家族信托进行财产的传承包括传承与光大家族企业、防止子女挥霍家产、抚养未成年子女、照顾和扶助特殊家族成员等。如果家族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仍然在委托人名下，一旦委托人离世，其财产很可能就被当作遗产而进入法定继承程序，法定继承实际上是将财产分到每个法定继承人的名下，一旦财产被均分，上述的家族财产传承各个功能都不会得到实现。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委托人去世，其财产归属就成为问题，或者导致家族信托的终止或者引起各个受益人的纷争。
2、不能实现规避遗产税等税收规划的目的
如果家族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仍然在委托人名下，一旦委托人离世，其财产也很可能就被当作遗产而征收高额的遗产税。另外，由于英美法系家族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明确规受托人所有，实际上避免了由于委托人离世造成信托财产所有权变化的流转税问题，如果所有权仍然归委托人所有，家族信托的税收筹划功能将会大打折扣。
3、不能有效实现家族治理的功能
家族信托制度中家族治理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家族成员不能再围绕财产的份额与归属进行争执，家族治理是按照“失去了所有权的控制权与受益权”的原理来设计的，如果家族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仍然在委托人名下，不能将家族信托财产转移到到受托人名下。家族治理的很多制度设计就无法实施。
另外，如果家族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仍然归委托人所有，尽管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但实践中也会给家族信托的有效设立、财产特别是动产的确权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家族信托的财产所有权应该归属受托人。
四、在我国设立家族信托的法律可行性
在我国，一直是将信托作为一个金融行业进行法律规制和管理的，虽然对属于民事信托的家族信托来讲，目前尚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进行具体操作规制及明晰的财税政策支持，但在我国立家族信托的具有以下法律可行性：
1、《信托法》为家族信托设立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架构支持
2001年10月1日生效的《信托法》，其实就是确立了民事信托法律制度，该法为家族信托提供了以下基本的制度架构支持：第一，信托特殊三方当事人架构非常适合家族财富的管理与传承。信托制度通过分设不同种类的受益人解决了不同受益人的利益保障问题，通过委托受托人管理或者建立家族治理制度解决了家族财产长期管理的方式和方法问题，通过财产权名义上归受托人所有和管理有效避免了家族成员的分家析产和挥霍问题。第二，信托财产独立性将为家族信托财产构筑了一道安全的防火墙，保障了家族信托财产的安全与传承。第三，为家族信托的设立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规程和生效要件。《信托法》规定了信托设立的基本制度，这些基本制度虽然比较简单并且其信托登记制度又有较大争议，但毕竟为作为民事信托的家族信托的设立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规程和生效要件。
2、《合同法》为家族信托合同的订立提供了特别法支持
信托业的“一法三规为信托公司进行营业信托业务制定了较为详细和完善的规范，但家族信托属于民事信托,不能“标准化”，每一个家族信托合同的内容都是不同的，需要按“量身定制”。实际上，按照《合同法》协商一致的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在我国，家族信托要比英美法系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和操作空间。
3、《物权法》等法律为家族信托财产规定了基本的转移生效方式
根据《信托法》第二条的规定，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物权法》等法律为家族信托财产规定了以下基本的转移生效方式：第一，家族信托财产从委托人名下转移到受托人名下，适用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即不动产适用登记生效主义，动产适用交付生效主义，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适用登记对抗主义。第二，《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信托应该到工商部门办理信托登记，股份公司应该在证券交易所办理信托登记。第三，知识产权等应该到相应的管理机构办理信托登记。
因此，在我国，设立家族信托是具有基本法律制度保障的。
五、家族信托中受托人应该具有的权力与承担的义务
我国尚没有公布《受托人法》，营业信托中的相关监管法规也没有对受托人的权力与义务问题进行系统的规定，家族信托中受托人应该承担的权力与义务问题将会成为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难题。
1、受托人具有的权力与承担的义务首先来源于信托合同的约定
在《受托人法》等相关法律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只要不违反《信托法》的基本规定，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按照《合同法》订立的信托合同应该成为判定受托人具有的权力与承担的义务的首要来源。
2、股权信托可以借鉴VISTA法案采取董事会中心主义
股权信托一般面临如下困境：受托人通常不具备经营企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委托人及其家族成员不愿意受托人真正介入到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受托人作为股东做出决策并最终失败的情况，可能需承担赔偿责任等。为了解决以上股权信托的治理问题，一些离岸地通过制定特殊的信托法案，如BVI的VISTA 法案，将传统的股权信托奉行的“受托人中心主义”原则，改变为“董事会中心主义”原则。我国缺乏英美法系的受托人的法律规范与文化传统，现阶段受托人也不具备英美法系受托人的能力与诚信精神，在股权信托中实施英美法系的“受托人中心主义”非常不现实，可以借鉴VISTA法案采取董事会中心主义。
3、应该尽快制定《受托人法》
通过信托合同来最终确定受托人具有的权力与承担的义务，会面临委托人与受托人订立的信托合同条款规定不全面、不清晰等问题，股权信托可以采取董事会中心主义也面临董事来源、人数、权力等具体界定问题，存在家族信托被法院撤销的风险，在一定的家族信托法律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应该尽早制定《受托人法》或者相关的条例，为家族信托提供基本的法律支持环境。
家族信托在我国的法律实践刚刚开始，其面临很多的法律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对此保持一定的宽容心态，不应该用英美法系传统的信托理论如实行“受托人中心主义”、禁止委托人设立“目的信托”，反对设立“永续信托”等来评判家族信托的有效性，应该借鉴一些离岸信托制度，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族信托法律制度。
家族信托法律问题自2014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由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家庭信托属于民事信托的一种，它是一管理家庭财富为主要目的。为了使家庭的财产得到保障，在办理信托时，需要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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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开题报告是写论文的一个关键环节．你首先要确定你的论文方向，如文学，翻译，英语教学法，语言与文化等，然后要确立一个合适的题目，题目不能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大了就必然会空，到时候什么也说不清楚，太小了则不知所云，容易造成重复罗嗦．和题目一样，提纲也要适中，提纲尽可能用完整的句子来写，这样比较清晰，可避免日后遗忘了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另外，提纲其实是一篇论文的缩影，所以要相文章一样条理清楚，逻辑清晰合理，结构完整．写提纲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在写之前就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以确定你要写的内容，我建议还是要做好准备方写出好的提纲和论文．当然写的过程中也要查阅资料，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马虎，因为答辩的时候考官们会抓你的不是．最后祝你写出你满意的论文！！！
5. 对民法的认识，急需，1020字论文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中的市民法（jus civile）。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万民法（jus gentium）与自然法（jus naturale）之区分。市民法调整具有罗马市民资格者的各种法律关系，万民法调整罗马市民与异邦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自公元3世纪起，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对立逐渐淡化。罗马法中完备的平权主体法律规范，经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复苏。在欧洲法典化运动中，先后产生了《法国民法典》（又名拿破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法典。在对《法国民法典》的引进中，日本学者津田真道错误地将“市民法”一词翻译为「民法」。清末变法，由中国学者直接抄自日本，译作今称。但也有学者认为，民法一词并非来自日本，而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在中国古代典籍《尚书》中就已有“民法”一词。《尚书·孔氏传》：“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做明居民法一篇亡”中的“民法”一词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我国民法的起源（实际上，中国真正开始出现成文的民法法典，是在1929年五月，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近代以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使用的民法一词，如法语中的droit civil，德语中的Bürgerliches Recht，荷兰语中的Burgerlyk Regt等都由市民法转译而来。
而民法依法源不同，分为直接与间接法源。在台湾地区，民法第一条便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即是对民法的法源规范。当中的法律、习惯、法理即为直接法源，此外尚有所谓的间接法源，指学说与判例而言。现今大陆法系民法在内容分为物权法、债法、亲属法、继承法等等。英美法系民法在内容上包括契约法、财产法、家庭法、侵权行为法、信托法等等。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法、商法也属于民法范畴。
关於如何规律司法上的关系，立法上有采「民商分立」制度，即除规律个人关系的民法法典外，另立规律商事交易的「商法法典」。如德国、法国、二战前的日本，在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国民政府立法之际，决定仿照瑞士「民商合一」制度，即於民法法典外，不另立商法法典。现今中国广义的民法，除民法法典外，另外还有其他関於私法事项的法律，称为特别民法。除公司法等商法外，另外尚包括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继承法等。狭义的民法仅指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止於成文的民法法典。不包括婚姻法和属于传统商法内容的法律、法规。
民法典是按一定的体例、系统地将民法的各项制度编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尚未颁行一部系统完整的民法典。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完善民事立法，民事活动急需要规定一些基本行为准则，在这种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於1986年制定并颁布了一部《民法通则》。从中国民法通则的内容来看，尽管其条款较之于各国民法典的条文要简略得多，但是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商品经济活动的一般行为准则，它不仅包括了一些民法总则的规范，而且也包括了民法分则的部分内容。
由於近代市民社会是以平等契约为基础，而与封建社会的阶级身分关系为基础者大为不同，因此司法上乃以「自由平等」为理念，基於此一理念演变成三大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过失责任原则、所有权绝对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freedom of contract）
主条目：契约自由原则
它是近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近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原则”，可以追溯到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其意义为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应根据契约当事人的自由意思决定，而不得受到国家的干涉。契约自由原则的内容包括：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缔约的自由），与谁缔结契约的自由（对象选择的自由），订立什么内容的契约的自由（内容的自由），以何种方式订立契约的自由（方式的自由）。又不仅契约如此，即使单独行为，如遗嘱，亦是如此。因而此一原则遂发展为「私法自治」原则。
过失责任原则
主条目：过失责任原则
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若非出自故意或过失，纵使有损害他人，亦不负赔偿责任。换言之，即唯有对自己故意或过失行为，始负赔偿责任。至於对他人之侵权行为，则绝对不负责任。故亦称「自己责任」原则。
6. 信托是什么——七种视角下的追问
“信托火了”，这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常常听到的话。且不说信托产品的销售广告已是铺天盖地，让普通公众也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好奇。当信托业资产规模超越保险，坐上金融业第二把交椅，不管人们过去对这个行业有什么看法，都再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了。实际上，在数年之前，信托还是少有人知的事物。不少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求职时都不知道有这个去向，倒是很多学法律的人曾经在法制史教材上看到过中世纪的英国发展出了这么一种重要、独特又让人摸不清头脑的制度。信托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之中，也不过是寂寂无名的一部小法，而且单门独户，仿佛与其他法律格格不入。所以，不知道信托，实属正常。对信托充满困惑甚至怀疑，也是不足为奇。不过，当信托业有了如此规模，在资金融通和为投资者创造收益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是时候该重新问一问：信托到底是什么？一、投资者的视角目前，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信托是一种投资渠道。如果只有少量存款，还要以此支付各种生活开销，那么只能放在家里或者存到银行。但如果坐拥大笔可流动资金，就不仅需要保管了。银行利率太低，股票投资也存在诸多问题，人们希望用富余资金去投资，以获取相对较高的回报。人们可能会自己兴办或者参股企业。但是有魄力、精力和能力去办企业的人总是少数，合适的投资机会也不好找。这时候，人们可能想找个专业的投资机构去帮他寻找好的投资项目，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考虑信托投资了。信托公司是可以用投资者托付的资金进行投资的专业机构。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某一个信托项目，信托公司汇集了不同投资人的资金然后投给某一个融资企业。说信托是“合法的非法集资”是很形象的，但是存在本质区别。信托公司是经过严格审批而设立的金融机构，它具有全面的投资能力，可以发放贷款，可以进行股权投资，当然也可以进行证券投资、购买债券，等等。由于信托投资非常灵活，如果管理不善，很容易损害投资者利益，甚至扰乱金融秩序。因此，我国对信托业设定了很高的准入门槛，并且非常注重对信托业务的监督管理。中国银监会是信托公司的归口监督机构。目前，我国信托业经过较快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合规风控机制，拥有了素质较高的涉及投资、财务、法律等专业的人才队伍，具备了专业化的投资能力。信托公司一般是先找项目，后募集资金，每笔资金对应着一个特定的项目。投资者可以通过信托公司的尽调报告事先了解项目情况、交易方资质、潜在风险及抵押担保措施等内容，然后决定是否投资。项目实施后，信托公司会按照约定向投资者披露项目进展情况、分配投资收益。信托公司对每笔项目都是单独管理和核算的，一个项目出了问题，其他项目不受牵连，信托公司本身的债务也不能用投资者的钱埋单。为了保证集合投资信托计划的资金安全，银监会出台了专门规定，通过要求信托公司设立监管帐户、聘请外部律师、对部分项目进行事前审查等手段，防范信托公司的不规范操作。在信托投资中，如果项目出现亏损，投资者自负，不过如果信托公司存在失职而导致亏损的，应当向投资者进行相应的赔偿。二、融资方的视角现在，信托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途径。信托融资的优点是更为灵活，缺点是融资成本一般更高些。其实这也无所谓缺点，因为既然无法获得更低成本的资金，信托融资渠道的存在本身就是优点了。目前信托融资整体的高成本并不说明信托一定是高成本的，而是诸多现实原因导致资金稀缺性被放大了。实际上，有些资金来源充足、风格稳健的信托公司甚至会以低于银行整体贷款融资成本的条件为一些还款有保障的优质项目提供融资。由于信托公司只收取相对固定的信托报酬，信托投资收益水平取决于投资者的要求，不存在国家干预的问题，因此信托融资成本的高低是投资者的收益需求和融资方的融资需求博弈的结果。当然不可否认，目前人们对信托投资的风险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存在刚性兑付，信托公司之间的竞争也比较激烈，加之房地产项目的融资方对于资金有迫切需求且对未来风险未必有充分判断，这些因素很可能间接推高了信托融资成本。随着信托业的成熟，信托公司也可以实现更低的融资成本，或者通过提供多元化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拿到好的投资项目。信托可以提供期限更长，方式更多样，资金规模更大，交易结构更灵活的融资服务。有些项目中，为了更好的保障资金安全，信托公司可能会参与融资方的经营管理或者对融资方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进行全方位监管，这对于融资方来说也算是一种缺点。但这也是信托公司掌控项目风险的必然选择，是为投资者负责的表现。三、信托业的视角对于信托业来说，信托是一种业务，是营业执照上的一项经营资质。信托公司就是凭借信托牌照，通过经营信托业务而获取收益的金融机构。如果说信托业是暴利的，应该说信托投资者是“暴利”的。信托公司只收取一定比例的信托报酬，百分之一、二是正常的。在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信托公司可能会索取更高的报酬，但相对于投资者的收益来说，肯定是“小头”。信托的盈利模式跟银行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经营方式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信托公司更像是投资者和融资方之间的一个媒婆，起到匹配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和不同利润创造能力的企业的作用。信托报酬是一种管理费或者说服务费。当然优秀的信托公司可能会参与融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为降低经营风险起到积极作用，这时信托就不仅仅是个媒婆了。银行赚的是差价，人们把钱存到银行，表面是保管，在法律和财务上则是借贷关系。银行是通过向存款人支付较低的利息和提供“保管服务”换取了资金的使用权，然后把钱当作自己的钱，以远高于存款利息的贷款利率贷给需要钱的融资者。在通胀率高于存款利率时，银行连保管义务也无法尽到，因为“保管物”实际上是不断缩水的。信托业的融资成本常常高于银行贷款，因为信托项目风险一般更高些。在卖方市场下，银行完全可以选择更优质的交易对手和项目，更何况存款利率很低时，不太高的贷款利息就可以让银行大发其财了。信托公司并不是没有能力去跟银行抢这些优质的项目，因为他完全可以以低于贷款利率的融资成本提供资金，只要投资者愿意接受高于存款利息但是低于贷款利率的回报。等投资者回归理性，只要银行利率保持这种管制模式，相信今后这种低收益率的信托项目也不会鲜见。如果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通过合法渠道拿自己的钱投资显然比让别人用自己的钱赚钱好得多了。不过总体看，信托业注定是要在风险相对较高的项目中通过中后期管理和运用各种风险防控措施降低项目风险。社会中注定有大量资金愿意承受高风险，以获取高收益，这是资本要追求更高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在风险相对较高的项目上有所作为，是信托业的立足之本，否则它跟银行的实际功能便没有差别了。信托业的使命和特性决定了，它必须要有强大的项目发掘、甄别能力和风控能力，否则就当不了好媒婆。而且必须严格依法经营，尽到勤勉管理义务，否则就会导致资金风险承受力和项目实际风险不相匹配，进而放大市场风险，扰乱金融秩序。也正因此，信托营业必须是一种特许经营，至少有行政法规以上的法律文件才能予以规定，而且每一个新的营业机构都必须由工商部门和监管机构的特别审批或者认定。有了信托法，就可以依法开展民事信托，但是作为一项经营资质的商事信托必须有相应国家机关的特别许可。否则，即便有无数合理的理由，也属于无证驾驶、非法营业。四、金融业的视角对于现代金融业来说，信托是金融分支之一，它能够满足资金的投资、增值需要。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金融诸分支各成一路，是因为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或者能以不同的方式满足资金融通的功能。银行实现的是资金存储、结算、流通的功能，它以货币在大范围内的流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基础，是货币流通的基本途径，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金融活动。它以资金安全、保值为重，否则结算功能会受到损害，所以银行资金的融出活动不能够经受太高的风险，并且要受到规模限制；商业保险满足的是人们对商业活动安定性的需要。古罗马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们所自发创造的互保机制是它的渊薮，不过现代保险制度只能追溯到中世纪城市经济的发展时期。而当现代社会肢解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内部保障机制，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也需要在大社会内寻找一种可靠的保障，否则便无法建立对未来生活的基本预期，人寿和健康保险就必然要发展起来了。凭借大数定律，越大范围内的互保越可靠，保险公司规模越大自身盈利也越多。而保险公司沉淀下来的巨额资本再投入社会中，便在为自身获利的同时，融通了资金；西方证券观念的诞生远早于上市公司制度的出现，外延也不限于上市公司股份，不过对于中国而言，证券行业是以帮助实力较强的企业实现上市、提高透明度、发行证券以及代理投资者买卖证券为核心职能的行业。自营业务虽是证券公司创收的重要渠道，但运用自有资金投资并不是证券行业特有的功能。或许中国证券行业的价值并不在于直接融通资金，而在于为股票投资者了解他们的投资标的提供了可能，从而间接鼓励了投资，同时高效、集约化的代理投资者完成交易操作，降低了股票交易的社会成本。以营业信托为代表的资管行业也有它特殊的功能。正如马斯洛所说，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对于资产持有人来说，银行满足的是资金在当下的安全需要，保险满足的是资产未来的安全需要，信托业满足的则是人们希望资产增值的需要，是要把生活过的更好的需要。所以，信托业注定只有在社会繁荣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发展，而且必定会发达起来，因为促使他产生的社会需要本身是足够强大的。人们把钱存到银行，是为了保管，用钱购买保险，是为了安定感，但把钱设立信托，主要是为了获取投资回报。信托业的存在自然会吸引大量资金转移过来，人们有时候说信托是银行贷款不足的替代品，可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信托凭借其资产增值能力把大量潜在银行存款客户吸引了过来，减少了银行可贷资金规模。逐利冲动所引发的投资需求必须要被满足，否则，可能会有资金回流到银行，但是恐怕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资金会毅然流入非法的途径，因为渠道合法与否对于资金而言，也不过是一种风险考量因素而已，更何况更高的风险也意味着更高的回报。这已经被各地如此普遍的民间借贷甚至是非法集资所证明了。相对于其他金融行业，信托也有自身的经营特性。银行以自己的名义将资金融出，必然要承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而保险则是直接受让自然人和经营实体的各类风险，银行和保险都是在经营风险。但是信托制度决定了，只要经营规范，风险不会向信托公司本身传递。所以很难说信托公司是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他的立足之本还是投资能力和对项目的风险掌控能力。也正因此，必须要加重他的法律风险，通过严密的法律规定迫使他尽到一个专业的资产管理者的职责，各国信托业法的核心诉求也在于此。五、历史的视角从历史角度看信托，首先应该区分信托行为和信托制度。信托行为是自古有之的，古罗马就存在遗嘱信托，但那是个覆灭了的文明，所以人们把现代信托追溯到英国十二三世纪盛行的以规避国家没收和税负为目的的土地信托。实际上，中国过去按土地征税的朝代里，小户农民为了规避国家的高额税负，也经常与可以规避重税的士绅大户订立协议，将自己所有的土地虚转至其名下，缴纳固定的“保护费”以规避重负，这该算是标准的信托行为。及至清代，中国土地的租佃制度极为发达，实际上形成了土地所有权的内部分割，地主和佃农对于土地的权利分割很接近于信托模式下委托人和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分割。当下中国，有人为了规避限购政策将自有住房转到别人名下，也算是信托行为。可见，为了规避某种负担或转移财产而将财产转移到他人名下的行为，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不过这些并不是现代信托制度所要保护和鼓励的活动，法律怎么可能会创造一种工具，让人们专门用它来规避法律并以此获利呢？！从历史角度研究信托，应当是研究信托制度发展至今的基本过程。信托何以成为一种制度，并发展成一个重要的金融行业？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研究现代商事信托，不得不回到中世纪的英国，还必须得提及英国法的两种渊源，普通法和衡平法。十一二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宋代的高度文明社会，但彼时的英格兰却还是一片荒蛮、落后的景象，成规模的城市经济几未形成，不同的地方适用的法律大相径庭，而且非常原始，巫术审判随处可见。诺曼征服后，为了提升自己的权威，英王便率领大臣们到各地巡回收税、裁断纠纷，于是发展出了相对于传统地方法律更合理性、更加统一的法律，人们称之为普通法。普通法本身是在司法案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要求后面的案例严格按照之前的判决来进行审判，难免会陷入苛求形式、过于僵化的弊端。其中一项便是，完全按照地契来确认所有权的归属。而中世纪的英国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继承制度，比如土地所有人死后，土地将归国王所有。人们为了规避这些恶法便在生前把土地转移到一个可信的人名下，但土地利益仍由自己的子嗣享有，或者纯粹出于宗教信仰将土地赠给教会。这种被称作信托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王的利益，于是到16世纪，国王颁布了一部《用益法》，法律的核心可以总结为：虽然人们为了规避法律而将土地信托给了其他人，但是实际上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自土地所有人死亡之时便根据法律归国王所有了，即便进行了虚假的转让或者非法赠与，土地的名义所有人也不过是以自己的名义为国王的利益而持有土地罢了。这个法律的初衷显然是为了打击当时的土地信托行为，保护国王自己的利益。不过却无心插柳的确认了一条重要的信托法原则：一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持有他人的财产。这是信托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石。显然面对实际的利益，国王的制度是无法简单奏效的。人们又想出各种不同的办法来规避。不过，信托法律关系本身的合法性被永久确立了下来。在以后的时间里，信托行为大量存在，包括以规避为目的的信托行为，也包括为了实际需要而采取的合理信托行为。与信托行为如影随形的一个问题是：信托关系往往发生在相互信任的至亲好友之间，可难免会有一些见利忘义的人要吞没信托财产，不按照当初的约定履行义务，另外，有时候受托人由于过错没能履行好受托职责。可是，受托人根据普通法的规则持有地契，便是法律上的所有人，僵化的普通法拒绝保护委托人即实际所有人的利益。于是，人们诉诸国王的大法官。这位大法官并不巡回审案，他端坐在王宫中，专门处理那些因为普通法的僵化和教条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以平衡普通法所造成的利益不均。他因此被称为“国王良心的守护人”，根据他的审判所发展起来的法律被称为“衡平法”。显然，信托土地的实际所有人就是急需他保护的人，为了确认实际所有人的合法利益，惩罚那些见利忘义或者太过疏忽大意的受托人，大法官不断地确立了以受托人尽职义务为核心的信托法。此时，信托财产的独立地位得到全方位的确认，信托法律关系真正形成，受托人义务也有了明确规则可以依循，信托法的雏形也就有了。在后世的发展中，大法官的衡平法和巡回审判发展起来的普通法不断融合，甚至改变了以案例为主要载体的存在形式，被编辑成文。现在，英国信托法已经有大量的成文法可查了。人们说英国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是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其实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它是起源于衡平法的一种权利，如今早已经纳入成文法的体系了。信托法确认了一个人可以代另一个人持有财产的观念，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个常识，可对中世纪的英国人来说，却是对所有权观念的重大挑战。根据这种法律观念，人们又发展出了公司制度、合伙制度等，甚至当民族国家兴起，英国人用信托理念来解释民族国家和王室作为法律主体的正当性。所以，信托的概念对于英国的意义非比寻常。在随后的发展中，基于信托法律关系的灵活、实用和独特价值，在普通的民事信托的基础上，人们发展出了公益信托、家族信托和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的的商事信托。英国海外殖民所运用的大量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信托制度汇集起来的。商事信托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典型代表便是各种证券化业务。信托制度在普通法系国家得到了最广泛、灵活的运用，这也是因为信托的发展需要配套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比如公益信托在NGO不发达的国家是难以发展的，垂死之人能够将财产托付给商业机构，那肯定得以信托机构本身经久不衰的声誉为前提。大陆法系国家在传统法律体系和理论框架下，难以接受信托法律关系中委托人的请求权和受益人的受益权并存的现实，所以迟迟不肯继受信托制度。不过由于信托制度的特殊优势和价值，不少大陆法系国家现在也结合实际情况采纳或者借鉴了信托制度。信托制度是普通法系给大陆法系最重要的馈赠之一，这是世所公认的。善于学习的日本则将资金信托发展到极致，在二战后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监管不配套，也出现过信托公司泛滥扰乱金融秩序的情况。目前世界重要的国家大都有信托制度。在亚洲，日本、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无一例外。信托行为本身确实是起源于纯粹的信任，人们以可靠的友情、亲情来对抗恶法。但是信托制度在衡平法上不断发展的过程，恰恰是为了约束那些恶意或者因过失违反了管理义务的受托人。及至商事信托发展起来，出现以资金信托为主的信托业，信托显然已经变成了投资需求促动下的商业行为，逐利冲动才是它的本源。营业信托也需要信任，但这份信任是靠信托法对受托人职责的严格规定以及信托机构本身的声誉所铺垫起来的。六、法律制度的视角在法律上，信托被定义为新托人将其财产交由信托机构设立信托，由信托机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为信托受益人获取收益或者实现特定目的的活动。从法律制度的角度，信托与委托代理、合同、合伙、公司等一样，都是财产运用的法律机制。在不少普通法系国家，信托也是法律认可的一种经济实体的组织形式，跟公司、合伙企业相并立。所以说，在法律视角下，信托的意义远不限于金融，信托财产也不限于资金。只是资金信托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信托自然成为一种资金融通机制。直观看，信托更像是委托投资，但是基于信托法的规定，财产设立信托后就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不相牵连，与受托人的财产也不混同，这就降低了信托投资的风险。风险隔离是信托成其为信托的根本要素。信托投资模式下，信托财产的用途是委托人知晓的，但是具体的运用和管理则不一定会在信托合同中明确下来，这需要受托人发挥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签订信托合同后，委托人有权了解后续的管理情况，但不能对受托人的管理行为任意干涉，也不能随意撤销信托。这是信托与委托代理、合同的不同之处。通过设立公司投资，也具有风险隔离的功能，但是投资者不一定具有经营公司的能力和时间，而且公司设立、清算都很麻烦，信托投资则要简单的多。信托是风险隔离的委托，是简化了各种设立、清算程序且营业范围不受局限的企业。它是介于委托投资和直接经营企业之间的一种资产管理机制，它在信托法律的支撑下，通过信托合同，建立起一个具备高度灵活性的准法人主体。信托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与股东的股权很接近，信托机构可以代表信托财产行使签署合同、参与表决、追索债权、提起诉讼等各项权能。信托机构负责收取信托财产的收益，计算和支付信托存续期间发生的费用和自己应得的信托报酬，然后将信托收益支付给信托受益人。信托制度在委托代理制度和公司制度之间的巨大空白地带获得了无限的可能性，可以随时、随事、随地、随人的需要而调整，它是一个交由人发挥创造力的机制。他像一块无限宽广的地基，需要人发挥智慧和才能去建设高楼大厦，其他国家的信托实践已经树立起了可资借鉴的榜样。以逐利为出发点的商事信托的社会功能已然远远超越了商业逐利，在家族财产传承、公益事业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一切楼宇建筑的地基则是完善的信托法律制度，只有当法律明确了信托财产的特殊地位、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保护措施，信托业才能够良性持续发展。七、社会的视角从不同的市场主体的视角，信托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具有不同的功能。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信托是立基于信托法律，以运用资产管理能力满足资产增值需求为本位的一种资金融通机制。信托法律制度是它的前提，投资需求是它的驱动力，融通资金是它的必然结果。信托机构的产生是为了通过经营信托业务获利，但是信托机构必须以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为立身之本，否则就真的沦落到合法的非法集资的地步，可以随便被取代。信托业的规模化发展必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行业，它把社会闲余资本引入实业，鼓励了投资，带动了就业，增加了税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信托的繁荣是可以让整个社会受益的。信托实现了不同风险需求和不同利润创造能力的企业的直接对接，减少了资金流通的中间环节，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进社会财富；信托业通过发挥专业能力，挖掘好的项目并适当介入融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让好的项目得以发展，通过主动管理增加社会财富；信托业的存在，有利于资本的充分运用和灵活组合，它可以方便的汇聚巨额资金投入同一项目，使重大项目可以得到社会资金的支持并分散投资风险；信托业的出现意味着大批资产管理人员集约化的介入到大笔资产的管理之中，还意味着没有能力进行投资但手握资本的社会阶层可以在专注本职工作的同时，获取资产增值。八、与文化论者商榷文化确实是个无底大筐，但空泛的往里装不能增进任何认识。人们赞叹英美诸国信托制度的广泛应用，却又模仿不来，便将中国社会的信任缺失当了罪魁祸首。其实，信托经营者首先要懂得的是，国外对信托业的信任乃至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信任，都是以完善且行之有效的法律为基础的。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环环相扣、每个人的过错甚至过失行为都可能损害他人根本利益的现代社会，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就不会有信任可言，这跟文化不甚相关，与人的逐利冲动和防卫本能有关。信托制度在英国生根发芽，又在更多的国家开花结果。法律是她的基石和框架，急于求成的模仿者往往只爱仰望别人的高楼大厦，而不知道楼下有坚实的土壤，甚至心急到连力学原理也置之不顾。如此建造的大楼注定是不稳当的“楼脆脆”而已。茫然无措的穿过迷雾去找一个所谓“信托文化”来兜底，虽无可厚非，但实在经不起历史事实和理性常识的推敲。人性注定是多变的，如果受托人的行为是不受控制的，信托机构不过是个没有专业水准的“通道”，连他的失职行为也是无法界定、无需赔偿的，人们何以相信他呢？提倡信任文化没错，但是信任文化的第一要义是：信托机构要把自己打造成值得托付的受托人，而不是其他。当本身就有特殊利益冲动的人要求别人信任自己的时候，往往说明他是不值得信任的。更何况，在法律不完善，制度得不到公正、恰当执行的社会，信任文化不过是一场奢谈。结语信托到底是什么？可以从多个角度回答，都有道理，但又都不全面，更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定义的困难不在于对象本身的复杂，而在于人们根本不了解定义所指向的对象，如果对象本身还是不断变化的，就难上加难了。关于信托定义的争论像是一个罗生门，不同的是，每一种回答都是出于真诚的。理解信托，或许也不止于七种视角，而且每一种视角的检视都期待更深更远的洞见。不止是中国，对于那些信托业发达的国家，信托的概念也注定是一个无限开放的问题，因为信托的优势和魅力就在于信托制度的灵活多变、富于弹性，能够根据社会需要而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人们不是常常引用斯科特那句“信托可以与人类的想象力相媲美”来正打歪着的证明时下诸般“创新”的精明么？既然概念是一种归纳，那么任何概念都注定容纳不了无穷尽的形态。信托的定义，注定是一个没有最终答案的问题。刻下，对于中国而言，或许我们无需空泛的去赞美信托，也不必急于去解开她所有的面纱，倒是先把信托最基本的原理和机制搞明白，使她获得社会和决策者的基本认可，让她能够在坚实的土壤上开花结果，而不被当做一个随手可以除去的异类，才是信托业的命脉所系。信托业的根基恐怕不在于复杂高深的业务模式，而在于信托之外的广阔天地。七十二般变化练得再熟练，若不懂得培植社会基础，也只能在花果山里抖抖威风，一出山门便无人敬服了，更何况，入不了佛祖的法眼，随时都会被压在五指山下。中国信托业虽火红一片，可越是得意时，越该有一份清醒头脑和危机意识。花皆有盛放期，常开不败、结实落仔的才能生衍不息；树皆有葱茏时，枝大根深、土壤肥沃的才可屹立不倒。新鲜事物，注定毁誉皆有，路途漫漫，难免风浪坎坷。不过如果一个事物有它根本的功能和难以替代的价值，就必然会发展起来，任何一种合理、强大的社会需要都必然会有相应的机制来予以满足，这是不可阻挡的规律。信托业的长远前景是值得期待的。然而，栉风沐雨才有芳华绝代，历尽风浪方得日现云开，中国信托业刚刚起航！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研究生柏钦涛，现供职于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 信托制度在中国本土化特点和出现的问题
信托是英美法系的独特产物，是英国人对世界法律体系作出的重大贡献。英国的法学家梅特兰曾说，“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我相信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他还指出之所以是最大的成就不仅仅是因为信托的发明，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满足新的需求和解决新问题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信托制度。[1]信托作为一种财产管理制度，所具有的独特的制度功能“长期规划”、“弹性空间”和对“受益人切实保障”[2]使其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法律制度，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如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信托制度的独特功能对于寻求有效财产管理制度的转型期的我国而言，其借鉴意义不言而喻。2001年，我国正式从法律上移植信托制度，制定《信托法》。
信托制度的独特功能对于寻求有效财产管理制度的转型期的我国而言，其借鉴意义不言而喻。2001年，我国正式从法律上移植信托制度，制定《信托法》。2001年《信托法》实施八年来，我国信托业虽然已经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顿的混乱状态，信托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信托业的财产管理的功能还未能很好地发挥，信托信号还存在一定模糊，以至于在实践中与其他理财制度存在着混淆。本文将就信托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问题进行阐述，以寻求正确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财产管理和融资作用。
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亚洲金融危机严酷肆虐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鉴于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东国投”）不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从即日起实施行政关闭。
在举世瞩目下，旋即又发生了一系列震动全球金融市场的事件：进入11月，广东国投在香港的两家子公司因资不抵债分别按香港法律宣告清盘；第二年初的1月16日，广东省高院和广州、深圳中院分别作出裁定，广东国投本部及其在境内的三家子公司共四家企业进入破产程序。
广东国投数百亿元人民币的债务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广东国投破产的消息犹如石破天惊，立即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巨大波澜。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强调，广东国投破产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但是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
“我们如果象以前那样，把广东国投的债全部背起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但那样做的后果将是极其危险的。广东国投的债政府背了，广东省其他地方、尤其是全国不少地方的企业外债，政府是不是都能背得起？”回忆往事，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感慨万端。
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 （现任海南省委书记）说：“广东国投的债务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包下来，而是‘谁的孩子谁抱走’，这一决定预示着一个重大变化，哪级政府管的事情由哪级政府解决，国家主权信用、地方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要逐步分清。”
王岐山把广东国投破产这一重大决策比喻作“揭房顶，开窗户”之举。事实证明，广东国投破产，使得阴云密布、危机四伏的金融界开始出现了松动，为全面化解我国金融风险“杀开了一条血路”。
广东国投关闭直至破产事件，直接触动了全国信托业的“脱缰野马”开始“收缰”。1998年底，根据中央要求，对信托业的全行业整顿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启动了。
广东国际信托破产案说明， 2001年《信托法》实施八年来，我国信托业虽然已经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顿的混乱状态，信托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信托业的财产管理的功能还未能很好地发挥，信托信号还存在一定模糊，以至于在实践中与其他理财制度存在着混淆。本文将就信托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问题进行阐述，以寻求正确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财产管理和融资作用。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起因在于对当时法律的规避，而后逐渐地演变成为一种融资工具。那么，我国要引进的是信托制度的哪个方面，是首先应当明确的。在财产管理制度方面，我国有合同制度、委任代理制度、遗产继承制度等，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存在并发挥作用。作为财产管理的功能，信托制度似乎作用不大。但作为融资工具的功能，信托制度对于促进流通、加快资金使用效率有非常大的空间。另外，我国在信用管理、产权登记、诉讼证据的确认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把信托制度的财产管理和融资功能全盘引进将会造成制度的混乱。实践证明，信托制度在我国财产管理方面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诺斯认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都是贸易收益。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贸易规则的需求是一致的，在贸易和商业领域，信托制度的作用更容易实现。
信托制度不是要置换原来的制度，而应当是补充，同时填补原有制度的空缺。本文所说的本土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制度创新。
8. 毕业论文：饭店分时度假经营模式如何写
分时度假”，就是游客先行支付费，获得每年旅游目的地酒店一周左右的住宿权，游客想去哪里度假，只要提前向分时度假公司提出申请，分时度假公司就可以为游客安排好房间。与普通旅游产品相比，分时度假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低房价。目前这种度假方式在许多国家都非常流行，但是在中国操作方式尚未规范。 所谓“分时度假”，就是有关机构先与酒店或度假村签订协议，将客房使用权每年按周划成52份，用锁定且优惠的价格按份销售给顾客，顾客拥有在一定的期限内（一般为20至40年）在这一住所每年住宿一周的权利，同时还享有转让、馈赠、继承等系列权益以及对酒店其他服务设施的优惠使用权。当消费者购买了某一处住所后，通过交换系统可以交换到参加这一系统的世界其他地方同等酒店的使用权。“分时度假”在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法国，70年代被引入美国，之后开始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流行。 关媒体报道：“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百万会员的‘分时度假’交换系统，将直接拉动内需50亿至70亿元人民币，间接拉动内需200亿至300亿元，并直接增加两万个就业机会，间接增加10万个就业机会。” 上世纪90年代分时度假理念引进我国。有分析人士认为，“分时度假”是前景非常看好的黄金产业，对拉动我国宾馆旅游业和促进销售闲置房地产很有好处。而且，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渐加快，可以开放的旅游国家将越来越多，“分时度假”市场更应看好。 但是，不容乐观的是分时度假产品纠纷不断，让人们对该产品产生更多的是疑虑。媒体和业界呼吁通过立法规范行业的发展。立法固然重要，但是，消费者了解分时度假的特有性质，防范自身的风险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分时度假涉及的法律问题 分时度假由以下几个有机联系的要素组成，对此应当有明确的认识 酒店物业的购买 现在市场上的分时度假产品，有的是购买度假酒店的客房时段的使用权，有的是购买某单元物业（产权酒店）。不管那种方式，都是通过购买的形式取得酒店物业的所有权或者某客房特定时间的使用权。 酒店使用权管理和交换 购买酒店物业的所有权。可以通过登记取得酒店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但是。使用权或者经营权作为经营的一部分应当另行制度安排，以保证酒店的经营者能够有效的对酒店进行经营管理。 购买酒店某一时段使用权的，问题就更复杂。因为不能转移物业的所有权，消费者的权利没有保证。如果酒店破产或者出现其它权利变化，消费者的权利将无法获得保证。 有的分时度假公司所销售的更是权益凭证，没有明确的酒店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拥有的只是预购的消费点数。尽管有些公司设定了担保，但是，如果销售公司破产，担保公司恐怕也无力赔偿消费者的损失。 出入镜以及移民法案对出入境的限制 旅游在国内尚无限制。但是，一旦到国外旅游度假，则要受到国家出入境管理法律的各种限制。不仅有中国法的限制，而且更受到目的地所在国出入镜和移民法的限制。在理论上可以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旅游，但是实际能够实现的可能是寥寥无几。 避险指津 客观评估自己的支付能力 分时度假服务产品首先是消费产品，这一点首先应当清楚。不要被宣传品所宣传的投资功能所蒙蔽。真正去度假，除了产权酒店或者客房使用权外，还需要更多的旅行费用。一般的分时度假产品的合同书都约定，合同一旦签订，不能退约。即便有的分时度假产品约定了退约条款，但是也要以支付20%左右的违约金为代价。 购买酒店物业应当关注物业的规划用途 购买分时度假酒店，如果是以产权酒店方式销售的，应当查清建设用地的使用性质。有些以产权酒店的名义销售的物业，不一定符合规划用途。这一点一定要查清。其中颇有影响的秦皇岛的某个项目就因违法规划多次要求整改，而出现不能按时交付的现象。 购买分时度假产品交换服务产品销售商的资质 在我国，对分时度假这一产品，虽无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纳入了旅游管理中。我国对旅游管理特别是旅行社管理实行许可制度。所有，分时度假交换系统的服务销售应当从属于旅游管理范畴。购买分时度假产品时最好考察一下产品的最终销售者有无旅行社行业资质。如果没有旅行社行业管理资质的，要特别注意。 分时度假产品的法律文件，是一整套法律文件组成的文件体系 如上所述，分时度假体系涉及到诸多的法律关系，应当有不同法律文件约束。但是，现在市场上发售的分时度假产品，多数文件不全，不能全面反映分时度假产品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也是目前分时度假投诉多，但是消费者权益获得司法保护少的根本原因。如：2002年2月6日，原告李某和北京金色世纪网络订房公司签订“分时度假”认购合约书，合约书中指出订房公司受泰达国际交换有限公司、北京京瑞房地产有限公司委托，代理销售北京京瑞有限公司所属京瑞大厦的“分时度假”权益。当日，李某按照约定支付首付款1.9万元后，发现订房公司与北京京瑞房地产有限公司无经营境外旅游的资格，无法保证自身的权益，于是一纸诉状递到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让关注该案的消费者大失所望。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判决称：“李某与北京金色世纪网络订房公司签订分时度假认购合同书，合约中明确指出合同的标的为分时度假的客房使用权。该合同真实、有效，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均应认真履行。李某所述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无经营境外旅游的资格，与签订合同无关。” 加入国际分时度假交换网不一定就能周游世界 “加入国际上某某著名的分时度假交换公司的全部交换网络”只是一个招牌或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国公民能够出国旅游的国外目的地目前只有30多个国家。尽管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在加快，但是，要想真正的周游世界，还有待更长的时间。如果考虑国外出入镜限制以及移民法律规定，周游世界也许就是一个梦。在购买分时度假产品时，消费者应当就可以旅行的国家相国家旅游局以及公安机关咨询。 中国分时度假如何走出危机 面对市场上分时度假信任危机，建议有关部本尽快制定相关的管理规定。如果暂时条件不成熟，行业组织应当组织有关方面研究制定行业自律文件，规范行业行为，通过自律以及行业信息公开，打击非法经营者。 分时度假供应者，加强自身的信用建设，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如引进国际通用的“犹豫期“制度，减少消费者的投诉，树立企业的诚信形象。 认真研究和设计信托制度在分时度假体系里的运用。我国已经制定信托法。按照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独立是信托制度的基本原则。通过信托制度可以很好的解决酒店物业的经营权以及分时客房的使用权保障问题。 楼主参考下
9. 衡平法的发展历史
英国衡平法的产生与发展：
自1066年法国诺曼人威廉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改革诉讼程序，宣布废除明裁判制度，建立巡回法官，定期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审判，对有关国王财政、土地所有权和国王安宁秩序方面的案件进行主动追究，并监督地方的司法活动，而且容许骑士、平民和自由农民可以越过地方法院直接向王室法院提起诉讼，英国的普通法在全英国得到广泛的适用和发展。
随着英国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人复杂化，出现了许多普通法所没有规定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当时现有的普通法以土地为中心的解释农业经济的产物，无论就其内容来看、还是就其诉讼方式来看，都过于保守、陈旧和僵化，而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新需要。
首先，普通法诉讼程序方面过于僵硬和残缺不全；如根据普通法的规定，当事人要向王室法院提起诉讼，必须先向大法官领取开审令状，王室法院才能开始审判。开审令状是大法官以国王名义发出的一种诉讼文书，责令被告人履行令状中所明示的要求，否则即应出庭答辩。因此，不同的诉讼请求就有不同类型的开审令状，分别规定着不同的诉讼方式（到十二世纪来有各种令状75种，十三世纪末发展有上百种）。原告提起诉讼必须精心考虑适用哪一种令状。如果选错了。法院将拒绝接受受理他的控告，当事人的权益因此就得不到保证。其次，普通法内容也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如普通法规定：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债务，其抵押品全都归债权人所有，这就是说，不管抵押品的价值比所欠债款高多少，债权人都可以永久取得全部抵押品的所有权等等。再次，有些案件当事人的败诉，往往仅只由于技术上的错误，或因为证人受贿、诉讼程序的捉弄，及对手的个人政治影响和干涉，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这些案件判决生效后得到执行，必然会产生新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因素。于是，按照英格兰自古臣民有直接请求国王保护权利的习惯。早在14世纪，由于以上原因在皇家法院败诉的当事人，就向国王提出请求，请求国王命令对方根据道德和良心的要求行事。国王常常把这种请求委托他的最高行政官员（即大法官）代为处理，因为大法官负责签发令状。他通晓普通法及其救济手段，并且作为“国王良心的守护人”，大法官被认为最适合确定特殊案件的请愿者是否应获得所期望的“上帝之爱”和仁慈的恩典。
大法官（僧侣担任）处理这类案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既不受普通法诉讼程序的约束，也不遵循普通法的成例，而只依据其个人良心所认为的“公平”“正义”原则独立处理，无须陪审团参加，这样在普通法体系之外，就又产生了以大法官判例为法律规则的衡平法。不过初期的衡平法很不稳定，标准也不统一。如俗语所说，如大法官之足，其长短因人而异，大法官某种程度是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案件，裁决结果带有当时担任此职的僧侣的很强的个人倾向性。自从1529年托马斯·莫尔作为第一任世俗大法官担任此职后，衡平法院审判逐渐仿照普通法，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规则和学说；当类似的事实情节出现，大法官便求助于这些规则和学说去处理案件。这些规则和学说发展到16世纪末，大法官的判决开始定期公布，这样大法官的活动越来越具有司法的性质，他的办事机构变成了独立的衡平法法院（大法官法院）。
最初，大法官是独任法官，但从1730年开始，他便由他的直接下属，即衡平法院“案卷主事官”相辅助。到18世纪，经过大法官们和法学家的不断总结、整理、编纂，衡平法也像普通法一样，采取了遵循先例主义原则，使衡平法的规则也逐渐实现了规范化和条理化，从而将衡平法变成了英国所特有的一种法律形式。这样，在英国法中，就形成了普通法和衡平法两种法律规则。两种法院和两种诉讼程序并存的法律体制，分别适用不同的法院。当大法官发出的一个“禁令”，禁止某个当事人在普通法院提起或继续诉讼，或者停止执行当事人已经获得的普通法法院作出的升效判决时，就必然导致衡平法和普通法在适用上冲突，这就出现了（在17世纪）大法官埃尔斯米尔与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的激烈冲突。柯克法官认为，大法官无权粗暴地禁止在普通法法院管辖诉讼的继续进行、或禁止执行普通法院依合法方式作出的判决，借此对普通法法院的审判进行干预。埃尔斯米尔则答到：“如果普通法法院作出的一项判决是依靠压迫、错误和昧着良心取得的，大法官就要挫败它，并把它们搁到一边，这样做不是由于判决中的任何错误或缺陷，而是由于当事人一方昧着良心。”
当这场争论提交给国王詹姆斯二世进行仲裁时，他作出了有利于大法官的裁决。那时起，当衡平法与普通法发生冲突时，前者优于后者并使其成为定制。这样，在17世纪确定了衡平法效力优先原则。1852年和1858年英国国会制定《衡平法法院诉讼条例》和《衡平法修正条例》，从而使衡平法与普通法的诉讼程序趋于融合；直到18世纪末，衡平法院和普通法院一起纳入“最高法院”二者的对立和冲突始告结束。所谓“衡平法”是指大法官通过判决发展起来的一套独立于“普通法”之外特别规则。衡平法规则并不与普通法规则相对抗。也不旨在废除或取代普通法规则，相反，衡平法是普通法的拾遗，注释和补充；衡平法规则极为重要，它有时起到了有效地缓解普通法规则过于严苛的作用，从而克服普通法的保守僵化，弥补普通法的空缺陈旧。两者是法典与法典补充条款之间的关系，正文与注释之间的关系。“衡平法不是一种自立的制度——而是一些补充性规则的集合。普通法是一种完整的制度，如果衡平法法院的衡平审判权被撤销，仍有法律适用于每个案件，尽管这种法律可能有些粗糙，它不能完全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但我们对每个案件毕竟有法律可适用”（英国著名法学家梅特兰语）。与此相反，如果废除了普通法，衡平法必定不复存在。因为它在每一点上都以庞大的普通法本体的存在为前提。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衡平法促进了使普通法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起着完备英国的法律制度的作用。衡平法最早始于英国，当时它是由衡平法法院所实施的法律体系，与普通法相对。它作为和严厉的普通法规则选择使用。衡平法根据特定情况下的公平、正义、合理 ( 公道 ) ，有它自己的系统规则和原则，或者说衡平法的作用是以公平、正义的原则弥补普通法不足之处。依靠衡平法系统，某人可以在法庭上寻求法律救济措施，而不是根据普通法。“衡平法”一词说明它的精神和习惯是公平、正义、公理；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行为。衡平法是现代英美法系的重要组成，和普通法、制定法并称为三大法律渊源，它成为与普通法制度并列的第二大法律体系。 衡平法有自己的一套法院裁判规程和管辖规定。它一开始就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与普通法不一样。衡平法可用这样一句格言来总结，“公正不会让在没有救济的情况下蒙受一种冤屈”。英国衡平法在其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三种法律形态： 早期衡平法发展形态：
12~14 世纪，这一阶段基本属于形成时期。衡平法的适用，是以被告的良心为基础。这成了典型的衡平法所具有的特殊观念，其实质是“自然正义”。衡平法为了弥补普通法之不足，而由大法官根据公平及正义的原则，在 12~14 世纪发展形成法律体系。此期间，普通法已显得保守、呆板而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于是，当事人只能请求国王裁判。到14 世纪20 年代，由于国王无法处理日益增多的案件，便交由枢密院和大法官审理。大约从1400 年起，法律承认甚至扩大了大法官和枢密院的管辖权。普通法法官最初显得愿意与大法官和枢密院合作，后来普通法院里也出现了许多具有衡平法特征的规则。这种新式法庭并没有完全创造出衡平法，但至少以不同的方法发展了国王公平正义原则中固有的衡平法。衡平法逐渐发展起来弥补普通法的不足和纠正普通法不公平之处。其权利和救济手段主要有：用益权 (uses) 、禁止令 (injunction) 、特定履行令 (specific performance) 。在英国，枢密院是指以前由一批被任命的显贵人物组成的就政府事务向王室提供建议的组织。此刻，它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它的司法委员会，即听取并裁决来自某些自治领和附属国以及来自英国国内某些法院和某些由国家授予司法权的专门组织的上述案件的最高法院。 近代衡平法发展形态：
15~18 世纪，该时期是衡平法独立、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衡平法由衡平法院专门适用，并加以发展。 为了应付大量的案件，王座法院院长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庭，即大法官法院 ( 亦叫衡平法院 ) 。大法官审理这些案件，并不受普通法的约束，而是根据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发展自己的法律，即“衡平法”。15~16 世纪，衡平法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进步，很大程度取决于普通法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弊端。从当时的发展状况看，通行全国的普通法确实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内容不全面，对某些社会关系缺乏相应的规定；规范性不足，条文本身含糊不清；适应机制不强，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在内容上作相应的变更。16 世纪初，圣·热尔曼·克里斯托弗 (St.Germain,Ch ristopher(1460~1540)) 的著作《神学博士与学生对话录》 (Doctor and Student) 从道德角度提出了衡平法的基本理论，对衡平法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实际上，16 世纪时，各地普通法院常常采用衡平法的某些原则。 16 世纪末，大法官法院按衡平原则审理了大量案件，衡平法最初的任意性特征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1616 年詹姆斯一世 (1566~1625 ，英王，在位期于（1603~1625 ），并于（1567~1603 为苏格兰王 ，称作詹姆斯六世) 亲自确认了大法官权利，保证了英联邦下衡平法没有被废除，保 存了人们认为能够给予公平救济的法院。其掌玺大臣和大法官埃杰顿·托马斯爵士 (Ege rto,Sir Thomas(1540~1617)) 主张衡平法是法而不是任意决定，其后任弗兰西斯·培 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 帮助恢复了衡平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协调，处理了积压的案件，制定了大法官法院诉讼法典，这部法典使用了两个世纪之久。后来的掌玺大臣和大法官诺丁汉伯爵(Nottingham,Earl of 1621~1682) 系统地整理衡平法院活动原则，衡平法开始呈现出它的确定形式。他还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使衡平法规则融成一个规范的法律制度，传统上，他被称之为现代衡平法 之父。17 世纪后期大法官实际上已经不再执行含糊不清的衡平法，而是明显地倾向于系统地阐述那些以此为基础给予救济的原则，明确其范围，并使衡平法形成体系。至此，衡平法管辖范围 包括：执行信托，干预抵押，行使对未成年人的管辖权，监督账目和遗产管理，对欺诈、意外事故、过错、威胁手段等造成的损害给予公平的救济和制订家庭财产协定等。衡平法逐渐变成了有其特点的稳定的规范体系。衡平法案例汇编开始于 16 世纪后期，但直到 18 世纪才得以持续发表。衡平法的发展表明衡平法的原则一直在实施。
18 世纪衡平法与普通法关系是融合的，双方在内容上相互渗透。默里威廉爵士、曼斯菲尔德伯爵(Murray,Sir William,Lord Mansfield(1705 ~1793)) 作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曾试图把某些衡平原则引入普通法，但没有成功。18 世纪最杰出的大法官是约克·菲利蒲·哈德威克第一伯爵 (Yorke,Philip,lst Earl o f Hardnicke(1690 ~1764)) 。他的伟大成就是以近代形式确定了许多衡平法原则，统一 与系统化了衡平法自诺丁汉伯爵以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的发展，因而使衡平法发展成为一 个确定的但仍有灵活性与成长和适应能力的原则与规则体系。他坚定地确立了这样一条基本规则，衡平法官应该遵循从大量判例中形成的原则，而不是单个的判例。衡平法的最终结果是经过大法官斯克特·约翰·埃尔登勋爵 (Scott,John,Lord Eldon(1751 ~1838)) 的努力而确立的，他对衡平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设法确立衡平法的原则，使衡平法的规则与普通法一样确定，他的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诺丁汉伯爵和哈德威克伯爵的工作。并且确定了衡平法规则与法律的关系。这样，衡平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衡平法成为有明确范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将遵循判例原则。最终发展的结果，衡平法在 信托、已婚妇女财产分割等方面经常享有专属管辖权；在合同强制履行、欺诈、过错和意外事故等方面享有与普通法的共同管辖权；另外，特别是在发布禁令、指定管理人上享有辅助管辖权。1873~1875 年司法制度法撤销了大法官法院，实现了普通法与衡平法管辖权的融合。但是又规定，除专门对冲突情况下作出的规定以外，在所有事务中衡平规则应优于普通法规则。即衡平法不属于普通法体系的一部分，当两套原则发生冲突时，衡平法处于优势。 19 世纪~此刻，《1873 年司法制度法》虽然通过将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并入新的最高法院，而统一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管辖权，使高等法院的各个法庭都可以作出相应的不论是普通法的，还是衡平法的任何补偿判决。但它没有规定在权利、财产及收益等方面衡平法与普通法处理原则的归并和统一，根据《 1925 年财产法》规定，普通法与衡平法在处理原则上仍然不一样。
现代法律中衡平原则主要适用于以下的处分原则的认可和强制执行：
(1) 衡平法上的财产利益，特别是信托、抵押人在衡平法上的赎回权；衡平法上的抵押和负担；动产与合同中衡平法上的利益；产生于衡平法上的土地利益的限制条款和衡平法上的转 让。
(2) 衡平法上的有关财产原则，如变更原则、选择原则、清偿与撤销原则、履行原则、调配原则、财产与负担合一原则和替代权原则。
(3) 对于依照处罚与没收以及双方信托关系的衡平法上的救济。
(4) 衡平法上的保护，如衡平法上的相抵、解除与放弃、默认与疏忽等。
现代衡平法的内含与外延有着不同往日的新的动态及发展趋势。根据《 1925 年财产法》，衡平法之财产和利益的概念被扩展到以前由普通法加以认可的某些财产利益上去。在衡平法上的请求与辩护方面，《 1873 年司法制度法》以后，某人在任何法院都可以提出衡平法上的或普通法上的请求与辩护，并且可以获得普通法上的或衡平法上的救济措施。已往的衡平法上的专属管辖权、共同管辖权和辅助管辖权此刻变为“三位一体”，即扩大的共同管辖权。在现代实践中，高等法院既可以行使普通法上的管辖权，也行使衡平法上的管辖权，并授予当事人以在他看来是正当的、任何形式的补救，而不论是普通法上的，还是衡平法上的。
现代衡平法所审理的案件，仍旧是民事初审和上诉审，其诉讼程序许多方面与普通法诉讼程序相近，但在审判活动的原则和方式上仍然是以书面的、审问式的方式进行审判，陪审团只起顾问性的作用。 现代衡平法对社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17 ~18 世纪某些重要的衡平法领域，在制定法的配合下，许多已成为现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都有了新的发展，甚至有某些部门，已独当一面了，如信托法、公司法等。它的理论和救济手段在现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用途更为广泛，且已深入公法领域，如在契约法中广泛使用的特别履行、部分履行的救济手段，不当压迫、对未得到通知的已给付价格的善良购买人的衡平理论，“重意图而轻形式”、 “平等”的衡平原则，“不把时间条款作为契约的要素”等。在现代侵权法中，大量运用各种衡平禁止令，涉及社会公益、无形财产、个人权利等各方面的侵权案件。此外，衡平法上的抵押在现代社会也广为利用，并发展成为一种“留置权”理论。现代衡平法还发展了一种 “夫妻财产分别制”理论，旨在保护已婚妇女的财产，维护男女平等的财产观念。现代衡平法依旧建筑在司法判例原则的基础上，由司法解释和法定原则的适用所组成。衡平法通过规定新的权利和救济方法以及软化普通法中过于呆板之处来补充普通法，在信托法、合同法、继承法等方面，对普通法起着重要作用。
英国现代衡平法的新特征是：
(1) 确立了“同等权能”和“衡平法优先”原则，“遵循先例”原则伴随现代法院组织体系的完善也最后确立和巩固，它们是现代衡平法适用上的特征，也是英美法系的基本原则。
(2) 现代衡平法观念已由中世纪的“自然主义”、近代的“个人主义”过渡到现代的“社会主义”。
(3) 以前衡平法和普通法时有冲突，此刻基本上和平共处、相互融合渗透。
(4) 在现代法庭，法官以衡平法审理案件的权力正日益扩大，法官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衡平法不完全固守自己单一的传统救济措施，往往交叉使用某些彼此有联系的、穿插的、混合调整方式。
英国衡平法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表现为吸收、分离、组合的过程：
(1) 吸收过程：主要表现在衡平法对罗马法、教会法、普通法和商法的吸收，衡平法是在全面、广泛吸收其他法律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法律体系的。
(2) 分离过程：主要表现为衡平法院与行政权力的分离；衡平法与普通法分离；衡平法与宗教、伦理的分离。时代的发展使衡平法进步，表现为新的形式和新的充分内容。分离使衡平 法得以发展，从而具备纯法律特征，成为与普通法制度并列的第二大法律体系。
(3) 组合过程：首先，主要表现自我组合上。衡平法在司法组织上有专门法院，即衡平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形成了一套与普通法诉讼程序相区别的独特的诉讼法，在实体内容上，进行 案例报告、汇编，形成体系，力求原则、理论和规则上的制度化。其次，表现在混杂组合上。一是将来源不一的法律渊源组合在一起；二是通过立法进行改革，同国家其他的司法组织 在行政管理上和司法管辖权上的合并，使其在诉讼程度上趋于一致，以及在实体原则、规则上相互渗透，合二为一。
虽然英国的衡平法院在19 世纪后半叶已被撤销，取而代之以高等法院中设立的大法官分院， 但衡平法的许多原则，却被保留下来，沿用至今。
10. 金融危机背景下放松金融监管的利弊分析（论文）
金融的脆弱性和金融资本的趋利性本质，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客观存在，决定实施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发展与金融霸权相结合，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风险丛生，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新制度，成为当前协调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的重要主题。
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出发和立足点，要服从和服务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一个有效率的金融监管制度应该符合四条原则，才能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中的七大关系。
在金融的监管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两大派别，一派是金融监管学派，主张进行金融监管；另一派是自由银行学派。坚决反对金融监管。但无论如何争论，世界各国都无一例外地对金融业进行严格的监管。自由化越是发展，金融监管就越严格，当前已经发展为国际监管的协调领域。金融监管需要遵循哪些最基本的理论原则，才能处理好监管中的各种关系?我国从1996年以来。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相应启动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把中央银行推到了一个“消防队”的位置，四处救火，到处掏腰包，本来风险分散在社会各个点上，央行一救，全部风险都集中于中央银行身上了。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金融监管怎样才能达到既保护债权债务人的合法利益，又能维护金融安全，避免中央银行成为“消防队”呢?中国在世纪之交金融监管面临的环境，是更严峻还是更宽松?怎样建立我国有效率的金融监管体系，实现金融安全?对上述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一、金融业实行严格监管是主观偏好还是客观必然
从理性化层面来考虑，所以对金融业毫无例外地实行严格监管是来源于金融的内外矛盾，这是由客观要求决定的现实策略选择。实行严格监管，从金融的内在矛盾来看主要有以下原因：(1)金融自身的脆弱性。金融业自身资本只是带有象征性的，即便是按巴塞尔协议规定达到8％的标准也没有意义。历史上没有哪一家金融机构是由于资本充足率不足而破产的，金融机构的破产是因为流动性不足出现支付危机而导致的。(2)金融的脆弱性还在于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和虚拟性。现在全球每年的外汇交易总量超过外贸交易总量的60倍，全球平均每天有约1万亿美元的游资。金融资本的趋利性和虚拟性，构成了金融本身的脆弱。(3)市场失灵的内在缺陷。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个手段，但不是一切手段。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会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4)由于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对称，这样就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脆弱性决定了对金融进行监管的客观必然性。
金融监管的必然性还有着外在原因，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金融霸权相结合形成的金融风险全球化，导致当代金融风险的“核裂变”效应，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它的扩散和冲击力呈几何级数扩大。这可以从当代金融危机上看出来。当代金融危机最明显的特征在于：突发性、扩散性、恐慌性、政治渗透性。金融安全危及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主权维护。正因为如此，现代金融对一国经济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国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金融，但随着金融的发展，又成为威胁一国经济安全的定时炸弹。人们对金融的态度，就只能采取趋利避弊，利弊权衡而取其利。
因此，金融监管就是在金融内外在矛盾发展不可调和时情况下采取的制度安排。正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早在三年前英国有一个经济学家曾预言：“21世纪将是金融毁灭的世纪”。而一个积极乐观的唯物主义者则是另一种金融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全盘皆活”。如何防止毁灭论，坚持核心论，矛盾的焦点就落在对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上，即如何建立有利于金融安全的监管制度。在我国，至今采取的化解风险、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还远未达到这个效果。
二、金融监管原则的探讨
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呢?在这里我想提出四项原则进行研究：(1)金融监管要服从服务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排这一目标，要摆正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不能把它颠倒过来。监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要避免为监管而监管，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监管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拿这一条原则来检验近四年来所采取的监管措施，从处理的18个行政关闭、破产清算的案例来看，就和这项原则不相符了，在一定程序上则是遏制金融创新、降低效率、积累风险，把金融的活力也扼杀了。(2)金融监管机制必须建立在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职能用主观的行政意志来代替市场机制，这样才能达到服从创新、效率和安全的目的，不然就会导致政府失灵。市场不是万能的，而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在这方面，海南发展银行的案例就是最典型的。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案处置就是主观行政违反市场规律，混淆重组和市场退出界限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带有更大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3)金融监管要依法监管，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防止金融监管者的行为扭曲，建立对监管者的权力制衡机制。现在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派出的工作组越来越多，但监管工作的效果却不理想，这也说明依法监管还必须建立对监管者的监管制度，这样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因人因事而异。(4)金融监管不是也不可能消灭金融风险。应该看到，建立金融监管制度，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的终极作用在了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实现市场潜在收益的环境和条件。监管的最终目的不是消灭风险，而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市场参与者实现收益创造条件。
因此，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应从上述四条原则出发，才能处理好七个方面的关系：(1)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制度变革的关系。不能用监管代替制度变革，也不能因为监管而妨碍制度变革，改革应该始终是统揽全局的，要用改革的观点研究监管。(2)处理好监管和业务创新的关系。监管和创新永远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监管的生命。(3)监管和安全的关系。监管不是要消灭风险，而现在有一些出台措施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信贷员实行贷款责任终身制。既然银行要提取呆账准备金，这就意味着必然有烂账出现，那又怎么能要求信贷员为此终身负责呢?就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能避免呆账的产生。(4)监管与效率的关系。提高效率是监管的生命之所在，监管制度安排一定要有利于提高效率。就目前而言，人民银行九大区行的设立符不符合效率标准呢?提高效率有待检验，现在能看见的是摩擦上升、效率下降、成本几倍增加、金融监管真空比比皆是。(5)监管与对监管者监管的关系。我国只有监管而无对监管者的监管，由此产生的风险是中国埋藏最深的金融风险，当前建立对监管者监管的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中更为紧迫的任务。(6)监管中法律监管和行政监管的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上，行政监管一定要服从法律监管，特别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尤为如此。(7)监管的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关系。金融监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必须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的关系。中央银行的监管是外部监管，其基础是被监管者的内控制度，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
以上是我们在研究金融监管时应注意的四个原则和应处理好的七个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实现金融监管的目的。
三、世纪之交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环境的判析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制度转轨、经济转型、加入世贸组织、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国的金融风险确实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原来被掩盖的风险将会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面临着严峻的环境。
从内部环境来看，金融监管的严峻环境表现在：(1)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风险。我国银行业在剥离出1.4万亿不良资产存量后，新增不良资产又在增加，不良资产比例并未降低；资本充足率在补充了2700亿元，达到8％之后，第二年就又跌落下来，目前金融资产以每年20％的速度扩张，而资本金却无补充来源，一不能扩股增资，二不能提高资产折旧率，三不能调整风险权重，四还限制表外业务的发展，这又如何能提高资本充足率呢?这样，呆账坏账率降不下来，资本充足率升不上去，金融盈利能力下降，优质客户群的大量流失将是商业银行发展的致命威胁。(2)金融泡沫风险。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三种泡沫：a．股市泡沫。有人说股市泡沫有那么一点，不严重，市盈率只有40倍，不算高，不构成对宏观金融的威胁。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股票市场上的四大基础结构要素，就会发现，一旦股市出现问题，风险是无法估量的。b．房地产金融泡沫。c．储蓄存款和外汇存款转换形成的同增同减泡沫。在1998年前我国国内利率比港澳台利率高出一倍的情况下，港澳台的一批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内陆套利，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存入国内银行，这就导致在账户上的外汇储备和储蓄存款的双增长。在经过1998年的“七加一”的降息后，大陆利率比港澳台的利率低一倍，这时资金开始外逃，储蓄存款增幅出现下降，外汇储蓄也在减少。(3)我国内部还面临着制度风险。a．产权不明晰的“大家拿”病；b．追求政绩的“好消息”病；c．黑箱操作的“不透明”病。这是最严重的制度风险。
就外部环境而言，从世界金融发展形势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来看，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十分严峻，存在着许多威胁金融安全的问题：(1)资本的非法流入流出。目前我国每年至少有1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在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错误与遗漏栏中相当大的部分就是由资本外逃造成的。(2)经济全球化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我国金融落后的经营方式没得到根本改善，很可能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负效应远大于正效应，造成加入世贸组织后挑战大于机遇。(3)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金融业的冲击。外资银行的进入造成国有银行优质客户的流失、人才流失，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汇率稳定的冲击，再加上国际资本的流动，使得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冲击是巨大的。(4)美国金融霸权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现在美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是最大的，这样，它就会利用这些组织对我国的经济主权乃至国家主权提出要求，这一点从墨西哥和韩国的金融危机中部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5)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现在我国仅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资本项目仍没有放开。但资本项目开放又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利率市场化必然推动汇率的频繁浮动，只要利率、汇率口子一开，资本项目不开放也等于开放了，这就增加了资本项目管理的难度。(6)国际游资对我们的冲击。所谓国际游资就是短期资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现在国际游资已超过10万亿美元，平均每天有1万亿美元的资本在全球寻找利润。(7)网络金融发展对我国金融业的威胁。(8)金融科技装备落后，国产化水平低，这是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9)我国现在的金融监管与形势变化要求存在巨大的差距，严重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需要；(10)金融立法尚有一大片空白，信托法、基金法等法律都未出台。将外部十个问题集中起来看，最主要集中到两点：资本项目自由化决策和中国金融科技装备水平的提高。
四、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改进思路
1．要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制度，建立金融稳定发展的微观基础，这是构建稳健金融监管体系最基础的工作。要进行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此来提高企业效益。 2．要建立完善的金融运作体系。有效的金融运作体系包括：提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能力；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建立起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金融格局；发展民营商业银行，建立一批与传统体制脱离关系的以民营企业为股东的银行，专门为高新技术产业、民营成长型企业提供服务。 3．稳定推进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使金融运行转移到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来。包括：(1)人民币自由兑换。加入世贸组织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我国的国力，只能采取先贸易后非贸易、先长期后短期、最后开放短期的逐渐过渡的方式，中国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没有也不应该有日程表。(2)由分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从近两年看，在这方面我国的步子迈得很快，现在证券业可进入同业拆措市场，保险业也可以通过购买基金进入股市，商业银行开办股票抵押贷款等。中国银行目前已集银行、证券、保险多种业务于一身，成为一个综合性金融公司了。(3)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从2000年的9月21日开始对外币利率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外币贷款利率放开，大额外币存款利
率放开，由市场决定，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同业公会参照市场利率议定，由银行统一执行。外币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央银行由利率的决定者转变为利率的监管者。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思路是稳步推进，先外币后人民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批发后零售，这反映出了我们利率改革的谨慎原则。(4)汇率自由化。要发挥利率的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就需要汇率工具的配合。因为利率是本币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二者作为货币资金价格的同质性决定了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利率调整必须考虑到汇率的协调。
4．建立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建立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过程中，要着重考虑将监管的三驾马车形成合力为一驾马车，现在三驾马车的联席会议表明我国已经不声不响地走出第一步。而且在监管体系的构建上，为了更好地由现在的分业监管尽快向合业监管的过渡，需要尽快考虑与国际接轨，建立国务院直属的金融监管委员会。同时，积极发挥一线监管机构在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实行适当分级监管，由现在的一级监管转变成三级监管。 5．提高金融科技装备水平，加强银行电子化、网络化建设，不断完善网络安全措施。 6．培养现代金融业的监管人才队伍。在做好培养工作的同时，稳定现代金融业的监管队伍，完善对监管人才队伍的收入分配制度，实行高薪养廉，消灭权力寻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