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车、房产、事业有成，80后楚维曾是朋友们羡慕的“少帅”。2010年2月，楚维与妻子赵丹，在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情况下，建立了“维财金”黄金电子交易网络平台，接收客户交易保证金共计约23.57亿元。这样的违法行为，使得昔日的“少帅”与其他9人，都因非法经营罪被起诉。
10月25日，这起震惊全国的“维财金”案在长沙开福区法院进行一审宣判。主犯湖南维财大宗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维财公司）总经理楚维非法获利3.7亿元，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罚金1200万元。
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楚维被判14年
在今年5月该案的开庭审理中，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楚维表示没有异议。辩护人提出，楚维对湖南维财公司的经营行为性质认识错误，在主观上没有非法经营的故意，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但法院没有采纳这一辩护意见。
法院认为，楚维在成立湖南维财公司之前就接触过期货类业务工作，应该对一系列程序有明确认知，且湖南维财公司也完全超出了核准的经营范围。因此，可以认定楚维是故意非法经营，且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擅自超越经营范围经营期货业务，非法获利3.7亿元，构成非法经营罪。
在情节认定方面，公诉机关认定10名被告人都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该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法院则认为，刑法对非法经营罪中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类犯罪认定情节严重和特别严重的标准没有明确规定。一般以非法经营额和非法获利额为基础，综合考虑主观恶性、社会影响、实际危害后果等因素认定。楚维、赵丹、邹龙飞、周志义、黄波都应该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但对许争艳等5人，则应该认定为“情节严重”。法院认定楚维为主犯，赵丹、邹龙飞等其他几人都是从犯。
因此，法院最终以“非法经营罪”，一审判处楚维有期徒刑14年，罚金1200万元；赵丹有期徒刑6年，罚金800万元。其他8名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至有期徒刑5年不等。解冻“维财金”电子交易系统保证金交易账户中交易客户个人账户内资金，分别还给各交易客户。冻结扣押在案的款物分别没收，上缴国库或依法处理。
听到判决结果，受害者称“很失望”
从外地赶来的部分受害者，在法院附近的宾馆讨论着，大家对这一判决结果都表示“很不满”。
“代表110名受害人，我对这样的判决表示很遗憾。”部分受害人的代理律师、北京市英政律师事务所律师郝振勇认为，这一判决结果没有起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郝振勇认为，楚维等人的行为应该构成诈骗罪，但现在是以非法经营罪判决的，属于重罪轻判，而且根据赵丹的违法行为，应该定为主犯，现在也只定了从犯。
“最让受害人不能接受的是，法院判决对受害人损失的退赔不到位。”郝振勇表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中提到“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而楚维等人账户上的钱都是受害人的财物，应该返还。
受害人表示，下一步会通过法律途径，希望能获得退赔。
律师观点参与者难处可理解，但钱难追回
对于此案，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曙认为，湖南维财公司没有获得批准许可就从事这种交易，其行为就是非法经营。因为楚维等人的目的不是直接占有交易人的钱，而是通过交易人的钱不断地在平台上交易而赚取佣金，因此，他们的行为不能定为诈骗罪。这些钱既然是非法经营所得，属于违法所得，因此法院才会判决上缴国库。受害者的难处也可以理解，但因为参与者的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因此这些钱很难受到法律保护，难以追回。
法院提醒投资时务必看清经营者资质
开福区法院提醒市民，许多“地下炒金”公司以境外黄金公司在境内的代理商名义大肆发展客户，并以较高的回报率吸引不明真相的投资者。而参与地下炒金活动是非法的，在非法期货交易中，个人的资金和交易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市民在进行证券期货投资时，务必确认经营者的经营资质，通过合法途径，走正规程序，买卖正规交易所的上市品种，才能让违法经营者无机可乘 。
㈡ 非法经营罪可以退赔吗
非法经营罪也有退赔的，看案子的具体情况、
刑法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解释】本条是关于追缴违法所得，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规定。
本条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所谓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是指犯罪分子因实施犯罪活动，而取得的全部财物，包括金钱或者物品，如盗窃得到的金钱或者物品，贪污得到的金钱或者物品等。所谓追缴，是指将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强制收归国有。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进行追查、收缴；对于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犯罪分子已转移、隐藏的赃物追查下落，予以收缴。“责令退赔”，是指犯罪分子已将违法所得使用、挥霍或者毁坏的，也要责令其按违法所得财物的价值退赔。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公私财产，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2．对于追缴和退赔的违法所得，如果是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物，应当及时返还。这里所说的被害人，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被损坏或者已经不存在的，应当折价退赔。这一规定主要是要求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对于犯罪分子通过犯罪所获得的他人的合法财物，在查明情况后应及时返还给被害人，以使被害人的财产利益早日得到保护。
3．对于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没收。所谓违禁品，是指依照国家规定，公民不得私自留存、使用的物品。如枪支、弹药、毒品以及淫秽物品等等。对违禁品，不管属于谁所有，法律规定都应予以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指供犯罪分子进行犯罪活动而使用的属于他本人所有的钱款和物品，如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赌博用的赌具等。如果这些财物不是犯罪分子本人的，而是借用或者擅自使用的他人财物，财物所有人事前不知是供犯罪使用的也应当予以返还。但是，司法机关作为证据扣押的，应当等到案件审理结束后，再发还给财物所有人。
4．对于依法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私自挪用或者自行处理。上缴国库，是指结案以后，由最后结案的单位统一上缴国家财政，不得挪作他用，如用于单位盖办公楼等；也不得随便处理，即不得私自低价变卖或者分给单位职工等。
㈢ 如何定罪非法变相期货交易行为
大宗商品交易结合互联网平台催生出了介于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之间的“准期货”模式，而基于此种变相模式所演化的犯罪行为对于金融创新与法益保护带来了负面影响。目前，我国对于大宗商品交易并未给予期货交易程度相当的监管，而现货交易目前大多为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甚至存在未经任何国家主管行政机关批准，私自设立交易场所组织交易的行为，造成大宗商品交易乱象丛生，投资者严重亏损。
非法经营罪的适用依据是我国《刑法》第225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情形下则构成非法经营罪。
基于此，以大宗电子商品交易为名从事变相期货的行为满足“违反国家规定”的构成要件。
综上，我们认为，这样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模式实质为变相期货交易，可以定性为非法经营罪。
㈣ 非法经营罪案例是怎么样的
非法经营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浙江世纪黄金公司非法经营案
经检察机关查明，浙江世纪黄金公司在法定代表人张勇的决策下，从2005年7月开始非法经营黄金期货。张勇指使其公司员工王剑平设计开发了网上黄金期货交易系统，并通过大力宣传，招揽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炒黄金期货。炒金业务均通过公司网络系统进行，与国际黄金市场并不接轨，只是大致上按照国际即时金价的浮动报价，供客户进行参考，客户通过买进或者卖出与公司进行交易，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同时充当买方和卖方，并按每笔交易向客户收取“网络使用费”和“仓储费”。交易的主要特征为标准化合约、定金放大、当日结算、强行平仓等，在交易中并不交割黄金实物，定金放大最高为50倍，即用2%的定金可以购买100%的黄金合约。这种交易方式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非法期货交易。
至2008年6月案发前，浙江世纪黄金公司的网上交易平台上共存在客户1217个，共产生交易176579笔，公司共向客户收取黄金交易定金2.75亿余元，放大后交易金额总数达583亿余元。根据查获的账户统计，该公司从非法黄金期货业务中至少获利1.1亿余元。
另查明，浙江世纪黄金公司还非法经营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推出理财计划，签订协议，共向181名客户收取2000余万元资金，并将上述资金以公司的名义投入黄金市场炒金。此外，浙江世纪黄金公司系张勇借资注册，在通过验资，取得工商登记后张勇即将注册资金1000万元全部抽逃。
法院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成立，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单位浙江世纪黄金制品有限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人民币7100万元。被告人张勇犯非法经营罪、抽逃出资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被告人王剑平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案例二：黄光裕非法经营案
被告人黄光裕于2007年9月至11月间，违反国家规定，采用人民币结算在境内、港币结算在境外的非法外汇交易方式，将人民币8亿元直接或通过北京恒益祥商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益祥公司)转入深圳市盛丰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丰源公司)等单位，通过郑晓微(另案处理)等人私自兑购并在香港得到港币8.22亿余元(折合美元1.05亿余元)。被告人黄光裕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制度，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破坏国家金融管理法规，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人民币二亿元；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亿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亿元，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人民币二亿元。
案例三：于博怀非法经营案
2006年3月起至2007年5月间，被告人于博怀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及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以每粒人民币5元的价格从许东（另案处理）处购入假冒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已注册“万艾可”和“VIRGRA”商标的药品（俗称“伟哥”），后于博怀通过网络联系方式，再以每粒1.2～1.5美元的价格先后4次将上述假冒药品向他人销售，共计14
030粒，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13万余元。
2007年6月14日，于博怀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博怀犯非法经营罪。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本案被告人于博怀明知是假冒“伟哥”却予以购进、销售，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其销售假冒“伟哥”的行为，既侵犯了药品管理制度、侵害公民的身体健康，也是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侵害，更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被告人于博怀在没有“经营药品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销售假冒“伟哥”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于博怀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㈤ 《非法经营》判刑判几个月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劵、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四、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单位犯前款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㈥ 非法经营交易钱款怎么判决
这个要具体案情具体分析，非法经营的话，跟数额是直接相关的，这个刑法量刑是五年以下，或者是五年以上。
㈦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吗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能够构成非法经营罪。
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①非法买卖外汇。
②非法经营出版物。
③非法经营电信业务。
④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盐酸克伦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物品。
⑤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即网吧）或者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
⑥非法经营彩票。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对非法经营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诉：
第二条、非法经营外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数额在20万美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2）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代理业务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3）居间介绍骗购外汇数额在100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7)交易所非法经营改判扩展阅读：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㈧ 非法经营罪一审判7年，罚金80万，交了罚金二审会判缓刑或者改判吗
罚金是并处的，不是可交可不交。当然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有可能会减少刑期，这个得看你律师的能力了。
㈨ 为什么说xx交易所是非法经营期货
我国合法的交易所只有四个
㈩ 本案之“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吗
本案是什么案？
这里一个案例，仅供参考。
【基本案情】公诉机关对被告单位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外商独资企业）、被告人樊某、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
指控事实：被告单位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4年10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2010年3月至2011年9月期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樊某与被告人张某擅自在我国外汇管理局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采用关境内樊某向张某指定的账户给付人民币，关境外收取张某美元的方式，非法买卖外汇，累计为该公司兑换9650万美元。
2011年1月，被告单位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将其借入的1150万元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樊某与被告人张某擅自在我国外汇管理局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采用关境外樊旭洪向张某指定的账户给付美元，关境内收取张某人民币的方式，为该公司兑换1150万美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樊某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并组织实施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系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人民法院定罪处罚。
笔者接受委托后，与被告单位进行了详尽的沟通，认真的查阅了卷宗，卷宗证据证明：被告单位房地产公司、被告人樊某兑换美元的犯罪目的，是应政府要求，完成政府招商引进外资任务。其中兑换的9650万美元全部自用于被告单位房地产公司增资注册。1150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由被告单位房地产公司自行使用了。数次兑换过程中没有获利的情况存在,数次兑换外汇过程中因汇率差价和向同案被告人张某支付手续费等因素，损失人民币两千余万元。
在全面研究实践审判的同类案例后，提出1.被告单位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不是市场经营行为；2. 被告单位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不具有营利的犯罪目的的辩护观点，确立无罪辩护的方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人樊某、张某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机关指控非法经营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成立，做出被告单位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入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樊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万元的判决。
被告单位被告单位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樊某接受判决，放弃上诉的同时，对笔者的辩护工作表示十分满意，但笔者对法院判决的观点不能苟同。
笔者从本罪以下几个方面对本案进行剖析：
一、“经营”是指市场经济领域中市场交易活动，即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某项能够为自己带来利益的活动。其表现形式以客观行为来体现，即“经营行为”，具有鲜明的市场性和营利性特点。
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具有法定的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具体的“经营行为”，主观方面则由故意构成，并且实现谋取非法利润的结果，即非法营利的目的。
由此以“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的非法经营罪中的“买卖外汇”必须是一种经营行为。在刑法领域有观点认为，非法买卖外汇型非法经营罪犯罪判断点主要在于是否存在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至于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经营行为，并不重要。这种观点是教条的。《刑法》条文及相关解释对“买卖”没有做出准确法律定义，在刑法层面本罪中对“买卖”的文义解释，应是指交易活动，其本质特征是买进卖出的经营行为。所以，非法经营罪中“买卖外汇”的行为应当是一种经营行为。
“经营行为”的结果是以经营活动创造价值，获取利益，实现营利的目的。行为人没有营利的目的，是不会进行经营活动的，营利目的是经营行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没有营利目的的行为根本不可能是经营行为。
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
1996年1月29日国务院颁布的《外汇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倒买倒卖外汇或者非法介绍买卖外汇数额较大的，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汇管理条例》将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倒买倒卖外汇和非法介绍买卖外汇这四种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虽然《外汇管理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定罪处罚的具体根据，只是一种提示性的规定，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法律根据。
1998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条规定：“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225条第（三）项（现为第（四）项）的规定定罪处罚：（一）非法买卖外汇20万美元以上的；（二）违法所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这是首次将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为犯罪，按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
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第4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单位犯前款罪的，依照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处罚。”《决定》的这一规定是在立法上对前述司法解释的确认，并明确了单位构成犯罪主体。
笔者注意到，从前述《条例》、《解释》和《决定》规定的内容相对照看，非法经营罪所规定的“非法买卖外汇”中的“买卖”应理解为是低价买入外汇、高价卖出外汇，实现在有买有卖的过程中牟取非法利益目的的一种外汇经营行为。笔者认为，对外汇单纯“买”和“卖”的行为，要根据“买”和“卖”的目的来判断其行为性质。如果行为人以出卖营利的目的购买外汇，则符合了“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法律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果行为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出于自用目的单纯购买或卖出外汇，则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对于自用的目的针对单位主体一般是用于生产、经营的使用。有观点认为，这也是营利目的。笔者认为，营利的目应该是通过买卖外汇行为本身来获取利益，即指买卖外汇行为的直接目的，不能做出将外汇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扩大解释。
结合本文案例，被告单位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完成政府招商引资任务为目的，在我国外汇管理局规定的交易场所外，采用关境内给付人民币，关境外收取美元的方式，非法买卖外汇，累计兑换9650万美元用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行为和将公司借入的1150万美元在我国外汇管理局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采用关境外给付美元，关境内收取人民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的行为，形式上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对外汇的管理制度，但被告单位的主观目的是完成政府招商引资任务和自用，客观上购入9650万美元和卖出1150万美元的两次行为是彼此独立，没有关联性，只是单纯的购入和卖出的行为，没有对外汇有卖又买的交易活动，不具有经营行为的性质特征，不是经营行为，只是兑换行为。两次兑换获得的美元和人民币全部用于单位注册资本增资和生产经营使用。兑换外汇的行为不但没有实现获利结果的发生，相反，因汇率差价和向同案被告人张某支付手续费等因素，损失人民币两千余万元。故此笔者认为按照法律规定，被告单位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三、实践审判层面
近几年来，司法审判实践中，对非法经营罪定罪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审判案例是黄光裕案和刘汉案。
2008年，黄光裕被公诉机关指控于2007年为归还赌债，将人民币8亿元直接或通过北京某有限公司转入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通过郑某等人私自兑购并在香港得到港币8.22 亿余元(折合美元1.05亿余元)。对于上述行为，一审判决认定黄光裕构成非法经营罪，虽经上诉，二审判决还是维持原判。
2013年，刘汉被公诉机关指控于2001至2010年，为归还境外赌债，通过汉龙集团及其控制的相关公司，将资金转入另案处理的范某控制的公司账户，范某后通过地下钱庄将5亿多元人民币兑换成港币为刘汉还债。对于上述行为，一审判决认定刘汉构成非法经营罪。后经上诉，2014年湖北省高级法院对被告人刘汉涉黑、故意杀人等犯罪案件做出的二审刑事判决中，撤销了一审判决中关于被告人刘汉私自兑换港币用于偿还赌债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撤销理由是：“被告人刘汉私自兑换港币用于偿还赌债的行为，客观上是买卖外汇的自用行为，不属于经营行为；主观上没有营利的目的” 2015年最高法院对该案死刑复核的刑事裁定书中，对湖北省高级法院的二审刑事判决中定罪量刑部分予以核准。
以上两个案例所涉及的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是相同的，都是采用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的方式，个人使用归还赌债。得到的却是前者有罪而后者无罪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原因是有罪判决没有考虑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营利目的，客观上是否实施了买卖外汇的经营行为。在黄光裕案的一审和二审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判决认定：“被告人黄光裕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制度，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破坏国家金融管理法规，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判决只是以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作为认定非法经营罪的根据，两级法院主要评判的是这种以人民币偿付外汇赌债的行为是否属于买卖外汇，并没有对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营利目的，客观上这种行为是否是经营行为进行评判。而在刘汉案中，虽然辩护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出以人民币偿付外汇赌债，只是一种支付行为，并没有营利的辩护观点。但一审判决并没有采纳辩护人的意见，而同样也是径直以买卖外汇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但是，刘汉案的二审判决以刘汉主观上没有营利目的为由改判非法经营罪不能成立。从刑法理论上来说，刘汉案的二审判决对于刑法的理解是准确的，值得肯定。同时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确认，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已经逐步推行案例指导制度的今天，是对此种犯罪的审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
笔者认为，本人代理的这起案件中，被告单位主观上不具有营利的犯罪目的，客观上买卖外汇行为本身不具有经营性质，买卖外汇行为实现的结果是单位生产经营的合法自用，且没有营利结果客观存在的状况下，审理法院做出的有罪判决，不符合刑法理论和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种犯罪审判的指导精神，应当予以纠正。(本文作者系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