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谁能给我一下摩根大通的详细资料吗
摩根大通的总部位于纽约，它为3000多万名消费者以及企业、机构和政府客户提供服务。该公司拥有7930亿美元资产，业务遍及50多个国家，是投资银行业务、金融服务、金融事务处理、投资管理、私人银行业务和私募股权投资方面的领导者。
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Co)为全球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之一，由大通银行、J.P.摩根公司及富林明集团在2000年完成合并。
*大通曼哈顿公司于1799年由为纽约市供水的曼哈顿公司成立，至1922年成为全国商业和工业贷款的领先者，并在六年之中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
*J.P.摩根公司早先作为一家英国的商人银行由John Pierpont Morgan的父亲在伦敦建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公司对包括美国钢材、通用电器以及美国电话电报等一些知名企业最初的建立构造及融资起了重大作用。
*富林明集团是一家以伦敦为基地的全球性投资银行集团，其亚洲业务均以怡富名义运作，而怡富证券则是于1970年由富林明及怡和公司共同在香港建立的该地区首家投资银行集团。
合并后的摩根大通主要在两大领域内运作：一是在摩根大通的名义下为企业、机构及富裕的个人提供全球金融批发业务；二是在美国以“大通银行”的品牌为3千万客户提供零售银行服务。其金融服务内容包括股票发行、并购咨询、债券、私人银行、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私募、资金管理等。
摩根大通是全球盈利最佳的银行之一，拥有超过700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的资金超过6300亿美元。公司在全球拥有772名销售人员，覆盖近 5000家机构投资者客户；股票研究覆盖5238家上市公司，其中包括3175家亚洲公司。自1998年以来，由摩根大通担任主承销的股票在上市后股价走势表现突出，一周后股价平均上涨17%，一个月内平均上涨27%，三个月内平均上涨37%。公司在全球拥有9万多名员工，在各主要金融中心提供服务。摩根大通亚太总部位于香港，在亚太地区15个国家的23座城市，拥有8500名员工。摩根大通名列1993年以来亚洲股票和股票相关发行的第一名，自 1993年以来，公司为亚洲公司主承销了88次股票交易，共募得超过150亿美元的资金。
摩根大通 (NYSE：JPM，TYO: 8634) 是一间1968年在Delaware法律之下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总部设于美国纽约市，是一间跨国金融服务机构，及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业务遍及50个国家。
摩根大通是2000年由美国大通银行及JP摩根合并而成，业务包括投资银行，个人及商业金融服务，金融交易处理，投资管理，个人银行等。旗下有超过9000万名客户，包括多间大型批发客户。
2004年，摩根大通收购芝加哥第一银行，把芝加哥第一银行的行政总裁Jamie Dimon委任为营运总裁，成为现行政总裁的接班人。
办事处
摩根大通的总部设于曼克顿区的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One Chase Manhattan Plaza)，部份银行业务则转移到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摩根大通大厦(JPMorgan Chase Tower)。
合并后的摩根大通主要在两大领域内运作：一是在摩根大通的名义下为企业、机构及富裕的个人提供全球金融批发业务；二是在美国以“大通银行”的品牌为3千万客户提供零售银行服务。其金融服务内容包括股票发行、并购咨询、债券、私人银行、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私募、资金管理等。
该企业品牌在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编制的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名列第七十二，在《巴伦周刊》公布的2006年度全球100家大公司受尊重度排行榜中名列第三十八。该企业在2007年度《财富》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名中名列第三十一。
摩根大通公司发展历程
J·P·摩根公司是1968年12月20日建立的持有摩根银行全部股权的银行持股公司。
摩根银行原名纽约摩根担保信托公司，是1959年4月20日由两家商业银行合并而成的，一家也称为J·P·摩根公司，一家是纽约担保信托公司。
组成纽约摩根担保信托公司的J·P·摩根公司建于1860年，以J·皮尔庞特·摩根名字命名。创建之初，该公司只是一家个人经营的办事处，专门买卖外汇。尔后业务不断发展。1864年更名达布尼·摩根公司，1871年改称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1895年改为J·P·摩根公司。该公司从早期开始，就同美国金融界发生的历史事件有着密切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公司包揽美国对西欧的金融业务，大发其财。根据1933年银行法，摩根公司改为商业银行，把原来经营的投资银行业务交付给摩根斯坦利。1940年以后，摩根公司由合伙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开始经营信托业务。
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建于1864年，1896年改名为纽约担保信托公司。1910年合并莫顿信托公司和第五大道信托公司，1912年合并标准信托公司，1929年合并商业银行。
二战以后，美国银行界的竞争日趋剧烈。摩根公司同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合并为纽约摩根担保信托公司就加强了实力，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竞争。60年代末期，作为纽约摩根担保信托公司即摩根银行的持股公司――J·P·摩根公司建立之后，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为了适应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变化，该公司先后建立了一些新的附属机构，其中包括1971年建立的23――六公司（1976年更名为摩根社会发展公司）1981年建立的摩根期货公司，1986年建立的J·P·摩根证券公司等。
进入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的浪潮，公司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如推出网上银行、为用户提供更加方便的信用卡服务等等。银行的业务已遍布全球，公司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但公司仍始终本着真诚、公正与公平的原则，为全球千千万万个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摩根大通在香港有30年历史，多次被评为香港最优秀、最具影响力的投资银行，在执行香港复杂上市发行方面具有广泛的经验。1999年11月，摩根大通担任联席全球协调人，成功发行香港盈富基金。摩根大通在此次金额为43亿美元的交易中作用举足轻重，接获机构需求量为承销团之首，占机构投资者订单总量的32%，零售订单的6.4%。摩根大通自1987年起即开始在中国投资及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主承销过许多国企发行项目，包括多起H股重组上市项目：华能国际电力、安徽海螺、成渝高速等，B股有内蒙古伊泰煤矿等，以及N股：华能国际电力。今年5月，摩根大通在中国财政部10亿美元的10年期债券发行中担任联席牵头行及薄记行。此前，还为财政部1亿美元世纪债券和5亿美元7年期全球债券担任过主承销。摩根大通于2000年为华能国际收购山东华能担任财务顾问。
2004年6月14日，美联储发表声明，批准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与美国第一银行的兼并方案。合并后的新摩根大通银行资产总额达1.12万亿美元，一举超过美洲银行，与1.19万亿美元资产的第一大银行花旗仅一步之遥，而且业务也将从纽约扩展到整个中西部，成为了继花旗之后第二家真正跨地区的银行。
摩根大通中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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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中国
摩根大通在中国市场的悠久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初。1909年，JP摩根担任湖广铁路债券的承销商。1920年代，大通银行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办事处，为当地及外国机构提供金融服务。
摩根大通与新中国的关系始于1973年，当时担任大通银行主席的大卫·洛克菲勒带领第一个美国商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大通银行当年就成为中国银行首家美国代理银行，并于1982年成为首家在北京开设办事处的美资银行之一。
2003年10月，摩根大通得到中国证监会批准，取得了QFII资格。这是摩根大通进军中国金融市场的又一重要步骤。
摩根大通旗下的基金公司摩根富林明与上海国投签署协议，合资成立基金公司。摩根大通作为商业银行取得了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外汇兑换牌照，这为其在中国境内开展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各项业务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摩根大通董事长哈里森指出，摩根大通这样的国际性金融机构能够利用其宝贵经验，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积极创新的金融服务行业。他们掌握这个过程所必需的种种工具，例如风险管理方面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对全球范围资本市场的广泛接触，创造分散风险及促进竞争的新型金融市场的第一手资料等。哈里森表示将与中国分享这些财富并将这些工具中国化。
投行业务进入亚太三甲
一段时间以来，摩根大通在中国并不很受关注，无论是商业银行业务还是投资银行业务，尽管它是美国第二大金融机构，综合性金融服务集团的典范。原因何在？
摩根大通的商业银行业务主要是批发银行业务，很少做零售银行业务。因为在其经营哲学中，做批发业务更有利于管理。摩根大通在中国也秉承这个原则，因此并没有受到公众的重视。从投资银行业务来说，2000年9月合并以前的JP摩根和大通曼哈顿都是商业银行，尽管JP摩根已经得到美国证监会的特批，可以从事证券业务。合并后的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业务几乎是从零起步，在中国更是如此。
经过3年的努力，摩根大通的投行业务已经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在全球投资银行中，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交易量都取得了前五名的成绩，在亚太地区更是进入三甲，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已经拔得头筹。
仅仅在10月份，摩根大通就在中国内地市场做成了六项业务：
在中国政府海外发行的合计15亿美元的国债中，摩根大通是全球联席账簿管理人之一；
中国电信在以近800亿人民币从母公司收购六省市网络资产的项目中，摩根大通是独立财务顾问；
中海油签署了收购澳大利亚的Gorgon项目,估计金额3亿美元。摩根大通是财务顾问之一；
中信国际金融发行的1．8亿美元可转债项目，摩根大通是独立账簿管理人及全球联席协调人；
中旅国际投资发行的1．5亿美元可转债项目，摩根大通是独立账簿管理人及独立全球协调人；
在摩托罗拉对中兴通信芯片厂的收购中，摩根大通担任摩托罗拉的财务顾问。
招揽高级人才
摩根大通以中国市场为战略性发展重点，有超过1／3的亚洲员工派驻在大中华地区。摩根大通加大了中国区的力量，从其他机构挖来了几位在业内颇有影响的投行人才。
摩根大通秉承着全球一盘棋的策略，利用综合性金融控股的优势，在全球每一个地方都全方位地开展业务。
Ⅱ PPP项目能享受哪些税收优惠政策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私人企业-合作”的模式）指的是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新的融资模式（信托周刊章）。PPP模式的一个典型结构是公共部门与中标单位组成的特殊目的公司签订特许合同，由特殊目的公司负责融资、建设及经营。这种融资形式的实质是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来换取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境。
为推动PPP模式的发展，财政部先后出台《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和《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以上政策的出台，充分证明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中公私合作方向的重视与肯定，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获取合理回报，大力推广项目融资的PPP模式。但是，就PPP项目建设能够享受哪些税收优惠政策呢？通过研究，对我国PPP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梳理，总结如下：
一、PPP项目经营期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从事以下PPP项目实现的投资经营所得享受以下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享受三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第八十七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46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0号）的规定，投资企业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项目。从事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新办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享受税收优惠的开始时间为：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
另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4〕55号）第一条还规定：企业投资经营符合《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条件和标准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采用一次核准、分批次（如码头、泊位、航站楼、跑道、路段、发电机组等）建设的，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按每一批次为单位计算所得，并享受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1）不同批次在空间上相互独立；（2）每一批次自身具备取得收入的功能；（3）以每一批次为单位进行会计核算，单独计算所得，并合理分摊期间费用。
2、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抵免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信托周刊章）。所谓的税额抵免，是指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其中专用设备投资额，根据财税〔2008〕48号）第二条的规定，是指购买专用设备发票价税合计价格，但不包括按有关规定退还的增值税税款以及设备运输、安装和调试等费用。当年应纳税额，根据财税〔2008〕48号）第三条的规定，是指企业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扣除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国务院有关税收优惠规定以及税收过渡优惠规定减征、免征税额后的余额。享受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应当实际购置并自身实际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企业购置上述专用设备在5年内转让、出租的，应当停止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并补缴已经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根据财税[2008]48号的相关规定，企业利用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购置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抵免企业应纳所得税额；企业利用财政拨款购置专用设备的投资额，不得抵免企业应纳所得税额。企业购置并实际投入适用、已开始享受税收优惠的专用设备，如从购置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转让、出租的，应在该专用设备停止使用当月停止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并补缴已经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转让的受让方可以按照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抵免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当年应纳税额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256号）的规定，纳税人购进并实际使用规定目录范围内的专用设备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如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抵扣，其专用设备投资额不再包括增值税进项税额；如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其专用设备投资额应为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税合计金额。企业购买专用设备取得普通发票的，其专用设备投资额为普通发票上注明的金额。
3、经营期间项目公司股利分配的企业所得税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的规定，经营期间项目公司股利分配享受以下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经营期间涉及股利分配，如果项目公司是境内居民企业间分配股利，免征企业所得税；境内居民企业分配股利给自然人股东，需代扣代缴20%个人所得税。
2、如果项目公司有境外股东，跨境分配股息给境外非居民企业，一般适用10%的预提所得税，如果境外非居民企业与中国间有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能够适用税收协定安排下的优惠预提所得税税率。
（二）增值税优惠政策
从事PPP项目中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风力等涉及到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项目，可以享受以下增值税优惠政策。
1、销售自产的再生水免增值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第一条第（一）项规定：销售自产的再生水免增值税。其中所谓的再生水是指对污水处理厂出水、工业排水（矿井水）、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厂渗透（滤）液等水源进行回收，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并在一定范围内重复利用的水资源。再生水应当符合水利部《再生水水质标准》（SL368—2006）的有关规定。
2、污水处理劳务免征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第二条规定，对污水处理劳务免征增值税。污水处理是指将污水加工处理后符合GB18918—2002有关规定的水质标准的业务。
3、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
（1）销售以垃圾为燃料生产的电力或者热力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100%的政策
根据财税[2008]156号第三条第（二）的规定，销售以垃圾为燃料生产的电力或者热力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垃圾用量占发电燃料的比重不低于80%，并且生产排放达到GB13223—2003第1时段标准或者GB18485—2001的有关规定。所称垃圾，是指城市生活垃圾、农作物秸杆、树皮废渣、污泥、医疗垃圾。
（2）销售以煤矸石、煤泥、石煤、油母页岩为燃料生产的电力和热力，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
根据财税[2008]156号第四第（四）和第（五）项的规定，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现的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50%的政策：以煤矸石、煤泥、石煤、油母页岩为燃料生产的电力和热力。煤矸石、煤泥、石煤、油母页岩用量占发电燃料的比重不低于60%；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
（3）销售自产的电力或热力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100%的政策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号）的规定，对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100%的政策：即（1）利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压生产的电力或热力。（2）以餐厨垃圾、畜禽粪便、稻壳、花生壳、玉米芯、油茶壳、棉籽壳、三剩物、次小薪材、含油污水、有机废水、污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油田采油过程中产生的油污泥（浮渣），包括利用上述资源发酵产生的沼气为原料生产的电力、热力、燃料。
4、垃圾处理、污泥处理处置劳务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号），对农林剩余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政策进行调整完善，并增加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适用增值税优惠政策。其中，与垃圾处理有关的PPP项目运营有关的税收优惠是：对垃圾处理、污泥处理处置劳务免征增值税。
二、PPP项目的税务处理：项目期满移交阶段
由于PPP项目中的项目公司获得的是一定期限的政府特许权许可，在特许权期限到后，运营期满，全部资产无偿移交政府，实质上不拥有设施的所有权，由于其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已在特许经营期限内摊销完毕，也不作税收处理。
Ⅲ 提供一下花旗银行的资料。谢谢啦
总部坐落于美国纽约派克大道399号的花旗银行，是华盛顿街最古老的商业银行之一。1812年7月16日，华盛顿政府的第一人财政总监（Commissioner of the U.S. Treasury ）塞缪尔.奥斯古德（Samuel Osgood）上校与纽约的一些商人合伙创办了纽约城市银行（City bank of New York）——今日花旗集团的前身。当时，该银行还是一家在纽约州注册的银行。在创建之初，纽约城市银行主要从事一些与拉丁美洲贸易有关的金融业务。1865年7月17日，按照美国国民银行法，纽约城市银行取得了国民银行的营业执照，更名为纽约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此后，纽约国民城市银行迅速发展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之一。
20世纪初，纽约国民银行开始积极发展海外业务，1902年，该行在伦敦开设了它的第一家国外分行，到1915年持有万国宝通银行之前，纽约国民城市银行已在拉美、远东及欧洲建立了37家分支机构（Muro，1984，p.47）。万国宝通银行成立于1901年，当时主要是为了发展对中国及菲律宾的贸易，次年它在上海成立了美国在华的第一家银行分行，不久又相继在远东其他地区设立海外分行32家。通过兼并万国宝通银行，纽约城市银行的海外分支网络扩大了近一倍。到1939年，花旗银行（1927年以后，纽约城市国民银行的中文行名改为花旗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已达到100家。
20世纪20年代花旗银行开始开拓零售银行业务。1921年成立了第一家专对个人服务的分行，1928年成为首家提供个人贷款的商业银行，70年代花旗银行的零售银行业务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它成为美国VISA卡与万事达卡的最主要发行者之一。1977年，花旗银行率先大规模将ATM机引入银行系统，目前，花旗银行已是美国最大的信用卡发行者。为把零售金融业务推向全球化同时扩展分销渠道，花旗集团于2000年11月收购Associates First Capital设于15个国家的共2，600家分行，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零售金融企业。
1929年和1930年，花旗银行先后收购了农民信贷与信托公司和纽约美国国民协会银行，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花旗农民信托公司，1959年花旗农民信托公司改名为第一花旗信托公司（First National City Trust Co.），两年后合并于第一花旗银行，成为其信托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55年3月，花旗银行兼并了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同时更名为第一花旗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合并后的第一花旗银行成为仅次于美洲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的美国第三大银行，1962年第一花旗银行更名为第一国民城市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1961年第一花旗银行率先推出了大额可转换定期存单（CD）业务，该业务使花旗银行能够与政府债券竞争资金，花旗银行取得了新进展。同时，花旗银行进一步国际化，到1982年底，花旗银行已在94个国家拥有1490余个分支机构，海外机构的资产和收益占花旗银行全部资产和收益的60％。
1967年花旗银行组建了控股公司——第一花旗公司（First National Corporation），1971年第一花旗公司改组为多银行持股公司，1974年3月28日更名为花旗公司（Citicorp），花旗银行也同时更名为Citibank，N.A.。花旗银行是花旗公司的核心附属机构，资产在70年代中期占整个控股公司资产的95%以上，以后有所下降，在80年代改比例在85％左右，目前约占60％左右。花旗银行的董事长、总裁也同时是花旗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
20世纪80年花旗公司先后兼并了Diner’s Club、加州忠诚储蓄银行（Fidelity Savings）、芝加哥第一联邦银行（First federal of Chicago）、迈阿密比斯肯联邦银行（Biscayne Federal）、华盛顿特区的国民永久储蓄银行（National Permanent Savings）。同时，其跨国业务业有了进一步进展，海外分支机构扩展到了芬兰、新西兰等国。
20世纪80年代末，花旗银行由于在海外及商业房地产方面的不良贷款而陷入了困境。1990年至1992年3年内，信贷损失准备达到100多亿美元，1991年税后利润亏损9.14亿美元。不过，经过里德领导的三年复兴计划（1992－1994），花旗银行迅速调整了资本结构、恢复了资本实力。1995年，花旗银行净收入达到创纪录的35亿美元，资本总额也上升到了277亿美元。花旗银行的一级资本上升到了192.4亿美元，占总资产的11.9%。
1998年4月6日，花旗公司宣布和旅行者集团合并。旅行者集团原是一家生命与财产保险公司，后来它通过收购一家美国投资银行—史密斯?邦尼（Smith Barney）公司，把业务范围扩大到了投资银行、商业信贷、融资服务等领域。1997年，该公司又以90亿美元兼并了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新组建的所罗门?史密斯?邦尼(Salomon Smith Barney)公司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旅行者集团目前的业务范围主要有：生命与财产保险、投资银行、商业信贷、私人理财、资产管理等。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的合并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一起企业兼并案，合并后组成的新公司成为“花旗集团”，其商标为旅行者集团的红雨伞，合并后花旗集团的总资产达到7000亿美元，净收入为500亿美元，营业收入为750亿美元。通过与旅行者集团的合并，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全能金融集团公司之一，由1997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名第58位一跃升至1998年的第16位。
1999年，花旗集团与日本第三大证券行日兴证券于日本共组合营企业－日兴所罗门美邦。该合营企业自成立以来各项排名均突飞猛进，2000年更于股票及相关交易界别中荣登榜首。在2001年上半年，日兴所罗门美邦于日本市场安排股份配售交易所占的市场份额为55%，超过所有竞争对手的总和。2000年4月，集团的投资银行旗舰所罗门美邦成功收购宝源投资，建立了一家一流的泛欧洲投资银行，令花旗集团于殴洲市场的地位更上一层楼。为把零售金融业务推向全球化同时扩展分销渠道，花旗集团于2000年11月收购Associates First Capital设于15个国家共2，600家分行，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零售金融企业。2001年，为壮大其在墨西哥以至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地位及业务表现，花旗集团以逾120亿美元收购墨西哥第二大金融机构Banamex。
历经近两个世纪的潜心开拓，花旗集团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资产达1兆美元，于全球雇有二十七万名雇员，为逾一百多个国家约二亿消费者、企业、政府及机构提供品种繁多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包括消费者银行和信贷、企业和投资银行、保险、证券经纪及资产管理服务。以红色雨伞为标志的花旗集团旗下的主要品牌包括：花旗银行、旅行家集团、所罗门美邦、CitiFinancial及Primerica金融服务公司。集团2000年的核心收入达140亿美元，2001年收入达146亿美元，为全球盈利最高及财政最稳健的公司之一，其股本总值达880亿美元（2001年），一般股本回报率为20%。雄厚的资本促使集团能运筹帷幄，顺利过渡逆境并于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大展鸿图。在2001年、2002年《商业周刊》评选的全球1000家公司排名中，花旗集团皆名列第5位，在全球金融界中排名第一。
Ⅳ 被骂“命硬”，守寡6年的翁静晶，凭什么55岁高龄还能再嫁进赌王家族
据港媒报道，香港女演员翁静晶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自己再婚嫁前任香港首富何东的曾孙何彪，
虽然围绕在翁静晶身上的流言有些可怖，但好在其现任丈夫何彪并不介意，且两人的关系颇受何家人祝福。何彪的父亲何鸿章生前，就认定了翁静晶是何家的媳妇。
翁静晶的一生传奇之余也有些坎坷，着实令人唏嘘，不过好在如今再次觅得良人，走进婚姻殿堂，希望今后能够幸福。
Ⅳ 谁能具体说一下什么样的基金比较抗跌
"下跌市
22只私募逆市飘红
据《证券日报》基金周刊最新统计,4月15日至7月14日三个月时间里,上证综指累计下跌21.97%,同期逾九成非结构化阳光私募基金跑赢大盘,且有22只信托产品逆市飘红,成为调整时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这22只私募基金既有公募派的梁文涛、孙建冬、江晖,也有记者派的童第轶,民间派、券商派也各有代表产品上榜。
上海泽熙投资旗下的泽熙瑞金1号,近三个月净值总回报10.8%,是表现最好的阳光私募基金,该产品今年3月5日成立,发行规模高达10亿元,至7月9日单位净值达到1.2521元,其中近一个月期间净值增幅3.89%。排名第二的是券商派私募基金,华泰联合证券旗下的三能1号,在股市下跌的三个月中净值逆市增长 10.12%,瑞银证券旗下的瑞僖稳健收益2期、瑞僖稳健收益,招商证券的招商智远FOF1期均在22只逆市飘红的私募产品之中,显示出券商派基金经理对短期趋势的把握更敏锐,善于抓住短线操作机会。公募派私募基金中,曾任易方达平稳增长（点评）基金和基金科汇（点评）的基金经理梁文涛,执掌的泓湖2期、泓湖1期近三个月净值总回报为1.62%、1.54%,在非结构化阳光私募产品中排名第六、第七,夺得公募派私募基金冠亚军;前华夏红利（点评）基金经理孙建冬募集成立的鸿道1期保持战绩,近三个月净值总回报0.11%。原工银瑞信基金投资总监江晖执掌的星石17期、星石8期、星石12期三只产品亮相逆市飘红榜。而刚刚兴起的记者派私募基金业有着良好表现,童第轶执掌的龙赢1号近三个月以1.01%的总回报跻身阳光私募业绩排行榜前列。"
Ⅵ 标准化的资产证券化“真像看上去那么美”吗！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考虑到资产证券化复杂的交易结构；较长的项目审批时间以及严格的审批程序；发起人（委托人）多为实力较强的大型国有企业，融资方让渡财产权利的意愿如何；还款来源不确定性相对较高；参与机构盈利空间有限等因素，故其在实际运用中仍存在一定的“缺憾”，另外，资产证券化产品在商业银行之间的相互认购亦使得基础资产的风险并未完全脱离银行体系。标准化的资产证券化“真像看上去那么美”吗？这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本期《信托周刊》共刊载了11篇文章，内容涉及银行实务、金融同业合作研究、私人银行、金融风险研究等领域。另外，本期《信托周刊》新增了“金融微言微语”栏目，特遴选了近期的经典微信、微博，内容丰富精彩，值得一看！ 在“银行实务研究”栏目中，119期《信托周刊》精选了5篇文章。《理财新规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建议》一文对“8号文”的内容进行了解读，文章指出，理财新规的实施将对银行的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管理成本等方面造成压力，相比之下，将对中小银行造成较大的影响。为更好地促进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作者提出：1.监管层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业务，规范银证合作和银信合作；2.明确商业银行的理财理念，向客户普及相关知识，真正实现产品风险与客户偏好的匹配；3.调整理财产品结构，落实理财新规，重点化解“资金池”相关风险；4.加大理财产品研发创新力度，探索标准化的债权性资产和投资性资产的新业务模式等对策建议。 《基层商业银行推进联动营销业务探究》一文介绍了基层商业银行产品营销的主要特征，指出商业银行做大做强零售业务离不开对公、对私业务的整体联动与交叉营销，因此，整合对公和对私业务渠道资源，实现联动交叉营销，是做大做强银行零售业务的重要途径。有鉴于此，作者提出：1.打破公司客户经理、个人客户经理、结算客户经理分设的格局，通过整合人力资源，实施综合型客户经理制度；2.在实施综合型客户经理有困难的基层支行，采取组建综合型营销团队的方式来实现资源整合、联动交叉销售；3.在实施综合型客户经理制度和组建综合型营销团队条件不成熟的基层支行，可视情况开展跨条线营销活动等建议。 《商业银行财务顾问业务研究》一文介绍了商业银行财务顾问业务的发展现状，指出商业银行开展财务顾问业务具有“满足客户需求，巩固合作关系；增加业务收入，改善利润结构；打造业务品牌，应对同业竞争”等优势，但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财务顾问业务的定位有一定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为满足中间业务收入考核指标，把财务顾问业务单纯作为收费工具，甚至部分银行的部分项目存在“息转费”的现象，扭曲了财务顾问业务的本质。作者就系统推动财务顾问业务提出建议如下：1.明确财务顾问业务定位，将其定位为中间业务的主力产品之一，并作为综合营销的先导产品；2.细分客户群体，针对不同类型客户有重点地开展财务顾问业务；3.建立并完善包括“综合营销、内外部合作、考核激励、风控”等业务机制体系。 《商业银行个人经营性贷款与小企业贷款的比较研究》一文分析了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与小企业贷款业务的共性特点，从“贷款发放对象；贷款担保；贷款期限”三方面对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与小企业贷款业务进行了比较分析。作者提出：应从存量客户中挖掘经营性贷款客户，在个人经营性贷款客户选择上要立足于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区域优势明显、受经济波动和通胀影响较小、经营周期相对稳定、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在营销业务时要加大公私业务联动。对于一时无法具备对公贷款条件的小企业客户和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客户群体，在对公业务方面可以积极争取开立对公结算账户，在对私业务方面可以大力推荐个人经营性贷款。在风险防控层面要强化调查对借款人第一还款来源的可靠性审查。 《对商业银行理财新规的几点思考》一文分析指出，“8号文”的实施将抑制通道类业务过快扩张的势头，理财产品特别是非标准债权资产规模扩张的速度将放慢；而理财产品运作透明性将显著提高，之前隐藏的期限错配风险、信用风险等将逐步显性化。预计银行资产规模和盈利增速将继续放慢，资本金补充压力加大，而信用债市场或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在“同业合作研究”栏目中，119期《信托周刊》刊载了《银担合作的机制创新》一文，文中分析了我国银担合作的现状，就银担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并提议构建“风险共担、平等互利”的银担合作新机制，对此，作者提出“实行担保行业分级监管；将担保机构纳入征信系统；担保机构加强自身的管理规范、完善内控机制”等建议。作者指出，通过构建银担合作的新机制，将利于银担双方进一步强化风控意识和督管措施，合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实现银企担三方共赢。 在“私人银行研究”栏目中，119期《信托周刊》精选了《关于私人银行业务创新与合规管理的思考》一文，文中指出私人银行业务要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对其进行区分并提供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只有不断创新，努力提升产品的个性化、区别化、高端化，才能与个人金融产品形成区别、拉开差距，不然只能成为与个人金融的同位竞争。另外，目前有必要对私人银行业务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与业务范围，应对私人银行业务给出较为详细的合规和风险管理要求，在从业人员资格管理与从业规范方面，监管部门需制定从业资格的相关办法。 在“金融风险研究”栏目中，119期《信托周刊》精选了4篇文章，《股权收益权信托面临的困境研究》一文指出，在股权收益权信托中，不论是融资方作为公司股东还是信托公司作为股东都存在一定的弊端，或者无法保障信托受益人的信托收益，或者无法行使其享有的权利使其成为虚名。对于股权收益权回购协议能否进行强制执行公证这一问题，作者指出，股权收益权回购协议是典型的双务合同，协议的履行通常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很难认定该类合同中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故存在即使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也未必到期能够产生强制执行公证的法律效果的风险。 《金融机构办理在建工程抵押信贷业务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其建议》一文分析了当前金融机构办理在建工程抵押信贷业务主要面临的“在建工程抵押期限设定”、“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立法不完善”、“在建工程抵押优先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冲突”、“在建工程抵押权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优先权冲突”等问题，对此，作者提出“修订抵押权期限设定的相关制度规定；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管理办法》；做好贷前调查，前置在建工程抵押权优先受偿顺序；把缴清税款、土地出让金作为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前提条件；审慎办理土地抵押及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相关手续”等对策建议。 《商业银行抵债资产会计核算问题探究》一文指出由于抵债资产接受成本高、管理风险大、变现时间长、处置损失严重，如果管理不当，将会对商业银行经济效益产生十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如何加强并规范商业银行抵债资产经营管理，加快抵债资产的处置变现，对于维护合法权益、规避和化解经营风险，尤其是对盘活不良资产、优化信贷资产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赢利水平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目前，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租赁处置；拍卖处理；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处置抵债资产。作者还分别就抵债资产的取得、保管，抵债资产减值，抵债资产处置等环节的会计处理做了详细阐述。 《不良资产收购中的房地产评估要点》一文指出，不良资产收购中的房地产评估具有“房地产类型多且分布散”、“评估工作时间短”、“房地产评估价值类型复杂”、“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完备的产权资料导致不确定性因素多”等特点，因此，在房地产评估中，需通过走访当地国土局、房产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对是否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地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权属证书，房产是否抵押、查封、欠费，以及土地规划资料等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最后，根据委托方的要求，考虑评估对象的特点、交易方式的特殊性如快速变现、拍卖市场客户购买心理、买受人需额外支付拍卖佣金等因素对房地产处置价格的影响，出具建议处置价格。
Ⅶ 百度一下德国的路德宗教会
路德宗（Lutheranism）是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团体之统称，因其教义核心为“因信称义”，故又称信义宗，它是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由马丁·路德于1529年创立于德国，这一新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基督新教的诞生。目前其信徒分布在瑞典、丹麦、挪威、德国和美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共有427个独立的教会团体，信徒约6840万人。信仰依据编辑
1583年编成的《协同书》（the Book of Concord），包括三大新经《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亚大纳西信经》，马丁·路德的《教义问答》、《施马尔卡尔德信条》，梅兰希顿（Melanchthon）的《奥格斯堡信纲》等。[1]2主要特点编辑（一）“因信称义”，主张人们唯有对基督的真正信仰，才能成为义人，即无罪的、得救的、高尚的、得永生之人、凭遵守律法、道德戒律和外在善功并不能得救。人只有具备了纯正的信仰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外在的善功只是纯正信仰的必然结果。（二）强调圣经的最高权威，认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因而是信仰的唯一源泉和准则，一切教义、礼仪和制度均要与之保持一致。（三）坚持“平信徒皆为祭司”，即每个基督徒在教会中均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都可以担任神职，故不应有任何特权。（四）从“因信称义”的原则出发，不重视教会的形式和体制的统一，不同的教会制度如主教制、公理制或长老制，在不同的路德宗教会团体中均存在。在北欧该宗拥有国教地位。（五）实行洗礼和圣餐两项圣礼，突出布道和唱圣歌，实行婴儿受洗，认为圣餐礼是神圣的，表明基督真实“临在”于饼和葡萄酒之中。3历史发展编辑世界发展路德宗在16世纪传入北欧诸国和西欧部分地区，至18世纪中叶开始传入北美。由于移民背景复杂，分散的路德宗教会始终没有联合起来。美国内战更加剧了南北教会的对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路德宗教会才开始着手合并。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列强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的同时，路德宗也逐渐传播到亚、非、拉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二战结束后，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教会团体的分散和诸多的新问题，路德宗强调加强团结、统一认识，开展传教和提高教会的作用等新任务。为此，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1947年路德宗世界联盟（LWF）成立于瑞典，标志着路德宗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达到了新的阶段。此后，该联盟积极推动教会内外普世合一运动，关注社会与政治形势的变化。该组织在1957年的尼阿波利斯大会上突出了“自由、团结、改革、服务”的主题、针对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形势，调整了路德宗的传教方针，在传教会议上提出三项任务，即对亚非拉新兴的独立教会从财政上予以扶持，从工作上给予协作，派人培养当地的神职人员，各国的路德宗教会团体也着手解决本国存在的问题并开展活动。德国地区二战后，东西德大部分路德宗教会最初是统一的，均参加了“福音教会”，有着共同的领导机构，协同开展活动，因而教会成为冷战时期联结两个德国的特殊纽带，这就决定了德意志路德宗教会始终十分注意东西方关系的切身政治问题。各教会对待国家政治的态度虽存在分歧，但其基本立场是，一方面承认两个德国政府都是由上帝建立的，基督徒应服从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又主张应有条件地承认政府的行为和措施。有的教会团体甚至声称基督徒不应顺从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政府及其强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因此，西德教会与东德和苏联曾因军队牧师、资助东德教会、无神论宣传、苏联的宗教政策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和争吵，关系逐渐恶化。1968年后，东西德路德宗教会基本上断绝了共同开展活动的关系。对于德国重新统一，路德宗教会一贯予以拥护。它还主张东西方应和平共处，停止发展核武器和实现裁军，但也有的教会认为核武器作为防御手段有其正义性。西德路德宗也曾针对该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富不均现象，提出公正分配生产资料和财富的主张。北欧地区瑞典、挪威和丹麦的路德宗教会拥有国教的地位，教会在立法、财政等方面受议会和政府的制约。其神学立场较保守、少变。但是，战后教会内外要求实现政教分离的呼声日益高涨。1953年瑞典颁布法律，扩大公民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部分取消了对公共教育和政府公职的宗教信仰限制，瑞典政府和议会还在60年代初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政教关系。挪威政府和议会还在60年代初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政教关系也开始注意到扩大教会自主权的要求，但至今无显著成果。同一时期，北欧教会内还出现了提高妇女地位的呼声。1958年，瑞典议会通过法案，允许教会向妇女授圣职，1960年开始任命女牧师，但她们的权限与作用仍受限制，教会内对此事也意见不一，直至1979年始正式确认在教会中男女一律平等。美国地区美国路德宗在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复兴”时期。教会及信徒数量有较大增长。教会团体也加快了联合的步伐。1960年~1962年，一些分散的小教会团体分别合并为美国路德宗（American Lutheran Church）和全美路德会（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n）。较古老保守的美国密苏里州路德会（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也开始转变其僵硬态度，与其他路德宗教会和其他宗派开展对话，谋求合作。但由于基要派人士重新掌握了该会的领导权，致使路德宗内部的进一步联合趋于停滞。6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新思潮和社会运动不断涌现，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及女权运动风起云涌，路德宗的信徒增长率开始停滞，甚至出现降低的势头。为此，它着手进行自我调整与改造。前述三个主要教会团体于1965年组成礼仪改革专门委员会，力图在保留福音传统的同时，对礼仪进行一些适度的改革。与此同时，它们在理论上强调了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性，以改变其不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旧形象，但这些活动遭到教会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为吸收更多的信徒，它们还对传统的福音传道活动进行了反思，提出流动传教、跨教会传教等新方法，并且启用青年担任教会领导人，此利于吸收青年信徒。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路德宗人数减少幅度趋缓，但并未停止。因为这一时期五旬节派对路德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吸引了部分信徒的兴趣，与此相联系，基要派势力有所抬头。这突出表现在路德宗密苏里会的转变中。它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夺取了该教会的领导权，继续坚持“圣经无谬”论，反对妇女任圣职，排挤自由派人士，并退出了一些从事普世教会运动的机构及其活动。该教会逐渐成为美国路德宗的保守派的主要营垒，拥有信徒280万人，会刊《见证报告人》（Witness Reporter）。这些变化引起了其他路德宗教会团体的反思，它们采取了更为积极和灵活的方式促进联合。经过长期谈判，美国路德宗（ALC），全美路德宗（LCA）和福音路德教会联盟（AELC）于1987年5月合并为美国福音信义会（The Evangelicae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该会采用1978年完成的“路德宗礼仪书”（Lutheran Book of Worship），既保留了福音传统又作了一些适应现实的改革。它在美国拥有540万信徒。会刊《路德信友》（Lutheran）。此外各教会也十分注意讨论堕胎等生命伦理学和同性恋道德问题。亚非拉地区亚非拉地区的路德宗教会团体，在不断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推动下，加速了本色化运动进程。如拉美地区路德宗教会，于1965年7月在利马召开第四次协商会议，会议强调本地区教会的自身团结，摆脱外来控制，争取社会平等，扩大传教等。普世合一运动70年代后，在路德宗世界联盟的领导下，国际路德宗在普世教会运动、传教和争取社会正义与世界和平方面表现十分活跃。在普世教会运动中它倡导“和解的多样性”（Reconciled diversity）即在承认和保护不同教派特点的前提下，进行对话，谋求联合。以此为基础，该联盟及一些国家的路德宗教会与天主教、长老宗、卫斯理宗、安立甘宗、浸礼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对话，就神学和社会问题交换看法，发表了许多有关文件，这种对话且有向基层教会发展的趋势，除此之外，还力图开展与世界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在传教方面，路德宗世界联盟极力呼吁其所属教会大力推进福音传教工作，鼓励各国各地区及基层的教会自治自理；同时号召它们加强传教工作的协调与合作。由于70、80年代路德宗在欧美的影响有所减退，而在亚非拉地区却有所增加，因而它对第三世界更加重视。1977年，路德宗第六届大会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这是该宗世界性大会首次在南半球国家举行，反映了第三世界教会地位的上升，也说明第三世界国家教会开始形成一个力量。1987年，中、南部非洲和美国的一批黑人神职人员和教徒创立了“黑人路德宗国际会议”（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Black Lutherans），对路德宗的神学合一运动和非洲传统宗教等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在社会问题上，路德宗大部分教会都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和立场，主张本着“公正”的原则处理社会问题，反对战争和军备竞赛，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提倡“人权”，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倡导维护生态环境；呼吁消除社会贫困。1999年10月31日，路德宗世界联盟和天主教双方高级代表在德国奥格斯堡签署《成义教理联合声明》。2006年7月23日，路德宗世界联盟、世界卫理公会协进会 （World Methodist Council）及罗马天主教在韩国举行的世界卫理公会大会上，签署了具历史意义的有关“因信称义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JDDJ）。此声明表达了确认在“因信称义”的圣经教导上的共识。[2]2009年1月19日，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举行了传统性的大公接见活动，会见了前来罗马庆祝圣亨里克节日的路德派教会代表团。这项会晤是在第101届促进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的开端举行的。[3]2010年12月16日上午，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接见路德宗世界联盟主席穆尼伯·尤南牧师及其代表团。[4]路德宗流传已有460余年的历史。在基督新教各宗派中，它是最早建立的宗派；在神学理论上，对其他教派具有较大的影响；也是人数较多的宗派。其教会团体除少数持基要派观点外，多数持福音派神学思想，并注意吸收某些新的神学观点。它重视社会现实问题，注意在各国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和施加影响。[5]在华情况来中国的路德宗因国籍不同而差会名称各异，中文都称信义会。在华传教区主要在鄂、湘、豫。在上海由1905年（清光绪31年）传入的北美信义会（E.L.A）和挪威路德会（简称N.M.S）合成一个信义会，该会在南昌路38号有1所礼拜堂。[6]中国基督教信义会从欧美传来的路德宗教会有近20个差会。信义宗教派（Lutheran Church）很早就已经在武汉地区活动。1913年（民国2年），就有4个信义宗差会在汉口近郊滠口联合设立滠口信义神学院，并出版《信义神学志》与《信义报》，在全国有一定影响。1920年（民国9年）部分信义宗差会在中国组成联合组织“中华信义会”，成立“中华信义会总部”。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有16个差会属于信义宗的教派加入了“中华信义会”，其中在河南、湖北的有5个。“中华信义会”下属主要联合事业有滠口信义神学院、中华信义会书报部、信义书局与信义大楼。信义会在武汉的信徒崇拜聚会活动始于1947年，该年7月6日河南豫中信义会一批信徒来到武汉，先后在信义大楼、青年会、海军“黄宫舞厅”活动，由以美差会为背景的“豫鄂”、“豫中”两会合办，牧师为郭绍汾。不久，武昌设立了该会小教堂。在汉口黎黄陂路与洞庭街交界处的信义大楼，共6层，建筑面积达7 000多平方米，是由信义宗的美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8个差会捐资于1924年建成的。该楼为过汉之中西教士提供寄寓，也常租给官僚大亨居住。建国后，武汉基督教界开展三自爱国运动，中华信义会于1951年1月在汉口召开会议，宣布割断与西方差会的一切关系，改名为“中国基督教信义会”，将原来16个以差会为背景的总会统一起来，按照地域划分教区。“中国基督教信义会”的全国总会设在汉口，负责人为喻筠、陈建勋。[7]中华福音道路德会1913年（民国2年）9月，美国密苏里州路德会（The 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传教士牧师雅仁德（Rev.Arndt）夫妇来到汉口，为福音道路德会在华传教之始。雅仁德首先在汉口海寿里租房传教。1926年之前武汉曾设有7个教堂。该会初来武汉时，曾先后采用信义会与路德会之名，但为避免与鄂北的挪威路德会相混淆，1927年后改名“美国福音道路德会”。1942年又改名为“中华福音道路德会”。以后该会又陆续向沔阳、宜昌、沙市、恩施与四川万县等地发展，抗日战争后又发展到重庆、昆明等地，但它的重点活动地区为湖北及四川东部，它的总会一直设在汉口。1927年大革命时，该会所办之路德中学坚持与学生运动相敌对的立场，受学生冲击，是当时武汉基督教中唯—被停止宗教活动的教派。1934年该会坚持要在所办小学里向儿童讲授宗教课，拒绝向中国政府立案，因而所办7所小学都被封闭。30年代，他们在所办的双周刊《路德教见证》中常常宣传反苏、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该会总会在武汉解放前一直由美教士任主席，解放后虽由中国牧师李牧群接任(在重庆)，但与西差会割断关系之前，仍由西教士以代主席身份在汉控制一切。武汉设联合区会，武汉解放后区会负责人为魏天年、魏章荣等人。[7]1949年，美国传教士陆续回国，途径香港并开展福音和救济的工作，组成了日后的“美国路德会香港分会”（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 Hong Kong Mission）。起初，传教士在调景岭搭建临时帐篷，举行聚会，服事附近的难民；继而开办圣经学院，培训圣工人员。1950年，租用九龙大埔道232号，创办第一所堂会，举行国粤语聚会。1953年，该会开办第一所中学。自60年代起，该会陆续开办多间中、小学及幼稚园，向学生提供基督化的全人教育，另一方面，学校亦成为福音的基地，堂会及布道所以校舍为堂址，积极进行学生福音工作。自50年代协助难民开始，该会一直致力发展社会福利工作。至1977年，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成立。同年，该会由宣教区发展为本地独立教会，并注册为“香港路德会”（Lutheran Church-Hong Kong Synod），与美国路德会建立伙伴教会关系。该会会友逾八千人，有堂会34间，布道所八间；中小学及幼稚园40余间，教员千余人，学生2万多人；并有社会服务单位40多个；另设有支援机构九间。[8]广州中华信义会1867年，德国信义宗教士来华传道，当时名叫巴陵会，初在广州油栏门设立礼拜堂进行宗教活动，又设信义神学院，选择“各方青年俊秀”培养成巴陵会教士。由于活动场地的限制，该会必须另设新址。由传教士韩士伯、何必力在下芳村购置土地建立新堂（即德国教堂处）。1882年教堂建成，广州中华信义总会也设在这里。它是德国信义宗在广东传道的大本营，信义神学院也设在这里，因为这里是德国教士在广州的总会，下芳村地区的老百姓叫它为德国教堂。广州中华信义会的传教地区，不限于广州，而是面向广东全省各个县，省内北部和东北部的县份，都有它的活动影子。信义会对客籍居民集中的地方尤其重视，先后向惠州、花县、清远、英德、韶州、始兴、南雄、江西赣南地区，还有顺德、中山、新会、从化、增城等地区派出传教士。在这些地区建立分会，设立教堂。据1936年统计，广州中华信义会名下有10个公会，69个区会，中西职员73人，华人牧师7人，四人牧师11人，男教师40人，女教师10人，神学院有学生25人。除了直接的宗教活动以外，还配合传道活动办了一些中小学，其中广州的中德中学和韶州的德华女子中学颇有名气。此外，在各地办了一些由教会控制的小学。抗战期间，教会的影响继续扩大，它通过传道、赈济、救灾、慈善事业等扩大宣传。到1946年广州信义会的徒众有了很大的增加，在粤赣两省有教徒一万余人，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教会。抗战期间，广州中华信义会曾被一些单位占用，作过孤儿院。1945年，德、日法西斯战败投降。因德国教堂是德国牧师募资修建的，抗战期间又有部分德国人居住在教堂范围内，故被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局认作敌伪财产，在1946年初被国民党政府的粤、桂、闽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及中央信托局联合查封。有的房屋被国民党政府士兵占作营房，有的被当地政府挪作官署，有的田产被农民夺回，有的房子被拆掉。事情发生后，广州中华信义会总干事蓝体恩连续发信上诉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竭力申辩广州中华信义会产业并非德国产业，不属于敌伪财产。他说：“信义会的经费来源多属自筹自给”，“一般由中外教友捐资”。他把美国的教会也扯进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信义会的日常经费支出“则由世界信义宗大会，及美国信义会拨款……救济”。蓝体恩甚至运动参与接收敌伪财产的美国代表葛雷出面支持。葛雷出具的信义会产业并非敌伪财产的证明上说：中华信义会产业，“并非德国产业”，以后“管业权属信义会，德国人不得过问。”葛雷以一纸证明，判定信义会产权归属。由于葛雷的干涉，逼使敌伪产业处理局不得不对查封一事再下令“暂缓执行”。以后国民党政府又下令取消查封。[9]台湾地区1950年代，即有四国（美国、挪威、丹麦、芬兰）八差会一起合作，后因政策不同，有三国四差会仍在台湾信义会内，其余四差会各自独立发展，渐次成立新的总会。在台湾的信义会教会，共有六个总会：台湾信义会、中华基督教信义会、中国信义会、中华福音信义会、台湾信义会、中华福音道路德会。除了上述六个总会外，礼贤会台北堂由香港礼贤会在1975年来台设立，后因1980年代香港礼贤会面临经济危机，因此原亦设有之堂会机构如永和布道所、台北礼贤学舍、台北普济诊所等，后来发展就大受影响，而陆续停办。[10]中华基督教信义会大陆时期原名为“遵道会”。 来台后原属台湾信义会“新（竹）苗（栗）区信义会”，1958年独立成立总会，向台湾当局登记，正式名为“中华基督教信义会”（The Chinese Lutheran Brethren Church，简称CLBC）。CLBC是由“北美路德信友教会”（The Church of the Lutheran Brethren of North America）（以下简称母会）于1900年由五个路德宗教会合组而成。设立之初的异象就是向中国人传福音。因此在1902年差派齐郝伦牧师及师母抵达湖北枣阳开始宣教事工，1905至1910年又有华伦女士、文达道牧师夫妇、安达伦牧师夫妇等相继抵华，1910年在河南省桐柏县，1911年在平氏设立宣教总站，集中力量在湖北省、河南省接壤的边境传福音设教会，办学校及一些医疗工作，所以又叫"豫（河南）鄂（湖北）边区信义会"。[11]1930年在河南省唐河设立传福音总站，1933年安德牧师夫妇（Rev E. C. Anadahl）步伍其父安达伦牧师后尘来华，安牧师夫妇在河南工作6年后旋即于1939年回美，因正值日军侵华，接着是内战。1954年再来台湾，1979年正式退休回美。[11]遵道会宣教士除以上提到的外，还有齐师母（1902）、罗美珍小姐（1906）、王德龢牧师外号王老虎（Rev P. M. Valder 1919）、饶利亚小姐（1917）、聂和慈牧师（Rev A.E. Nyhus 1928）等均来华。华人教会领袖有张渭滨，涂常五牧师等。直到1949年差会共差派34位宣教士来华。[11]中华基督教信义会虽属信义宗教会，除了强调四个“惟独'也即："惟独圣经，惟独基督，惟独信心，惟独恩典"，主张政教分离外，也有几项和其他信义宗教会稍异之处。 其中有：一、笃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和三大信经（使徒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尼西亚信经）及奥格斯堡信纲为信仰根基。二、强调信徒个人重生得救经验，也即不在意传统家世。三、不注重崇拜仪式，比如讲台在中间，而一般信义宗教会讲台在右边，牧师不必穿特别服装。四、平信徒也可以参与圣工事奉，如：主日讲道、分享等，也即平信徒祭司。五、根据圣经教导，不强调但也不排斥灵恩。六、注重教会自立、自养：为落实此政策，差会规定七年内补助款逐年减少，至七年完全自立。因为这一项早期在台湾蒙召献身的传道人尤其有家室者，因早期台湾经济落后、信徒不知爱传道人、或信徒收入不高，只够本身维持家用，奉献不够传道人基本生活所需，相当辛苦，有外出兼职、也有教会利用开办幼儿园以增收入。如：新竹胜利堂、桃园永生堂、龟山布道所等，但教会还是先后完成了自立、自养，传道人子女也有多人献身传道如骆月眉、骆玫玲等。七、注重宣教，开拓教会。当教会人力、物力够时，就开拓新事工。如：胜利堂开拓得胜堂。八、注重本色化地方教会，因此没有一间教会使用”北美路德信友教会“××分会的名称，就是由别的教会转入本会者像双和教会、复兴堂、新生堂也仍然保留原名，以免建造在别人根基上（罗十五20）中华基督教信义会来台工作的动机，是由于1950年美国世界展望会主办男声合唱团，前来远东作福音演唱，团员中一位Joe Erickson先生，看到台湾接受福音人数之众多受感之后在美国Fergus Falls所召开海外宣教年会中，提出向台湾传福音的呼吁，这项呼吁当即获得本会母会信徒，特别是过去大陆时期，与本会具有密切关系人士的良好反应，进一步认为有向台湾外省籍同胞，恢复传福音之必要。此一建议当即获得海外宣教委员会之同意，乃于1951年差派原在豫鄂工作多年的聂和慈牧师夫妇（Rev A.E. Nyhus）前来新竹开拓工作，1952年购下南大路214号双栋日式房屋（现改编为南大路430号），稍加修葺，正式成立教会，聂牧师夫妇工作一段时间 后，业于1964年退休返美。[11]著名成员马丁·路德梅兰希顿梅兰克吞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福禄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