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信托法案例分析
1，A公司破产不影响原信托的存在。法律依据为：信托法第五十二条 信托不因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而终止，也不因受托人的辞任而终止。B公司被撤销，其信托职责终止。法律依据为：信托法第三十九条 受托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职责终止： （三）被依法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2，甲的儿子死亡后，信托的效力终止。3，甲的儿子死亡后，信托财产作为遗产。
❷ 中国是否发生过信托项目实质性违约的案例
目前还没有，不过出现过延期兑付的。
❸ 关于我国涉外信托的案例及其法律分析
中信信托-青岛舒斯贝尔项目（7.1亿元）
基本信息：中信信托于2010年8月23日设立“中信—舒斯贝尔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期限2年，共募集资金7.1亿元。预计年收益率为9%~13%，期限为30个月，以此推算该笔产品将在今年2月23日到期。中信信托共募集优先级资金总额5亿元。
资金投向：资金用于购买青岛舒斯贝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黄岛凤凰湾综合项目”和青岛乾正置业有限公司的“即墨温泉住宅项目”的特定地块开发收益权。
风险控制： 1.将位于青岛黄岛区的“黄岛凤凰湾综合项目”和“温泉住宅项目”两宗地块使用权作为抵押，当时的评估价为12.7亿元。2.向项目公司委派董事及财务经理，对项目公司重大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
融资方背景：舒斯贝尔是山东日照的一家小型地产开发商，山东舒斯贝尔为澳大利亚舒斯贝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舒斯贝尔实际掌权人为齐晓香。齐晓香曾因多次行贿，低价拿地、捷径审批等特权使得其在日照开发的多个项目赚足了资金。案发不久后便长期定居海外。目前该房企因项目多年不开工、资金链紧张等问题在日照当地口碑较差，而资金链出现紧张的真正原因或是由于大量资金移往国外所致。
项目现状：涉案中的舒斯贝尔青岛项目一直没有真正动工，只建成了总面积3200平方米的售楼处与样板间，4.2万平方米的地下车库仍在建设中。加上信托融资成本10%~15%，舒斯贝尔共需支付中信信托约6亿元。中信信托对所抵押地块于1月8日进行了拍卖，起拍价为7.89亿元，但项目最终流拍。
点评：1.中信信托并未对该项目融资方诚信做到可靠的评估，项目实际控制人有行贿前科，且移居海外，有向国外转移资产的嫌疑。2.该信托计划兑付在即，造成拍卖时间仓促，且拍卖地块价值未得到市场认可。该地块将再次折价进行拍卖，市场预计价值5亿元左右。信托兑付缺口约1亿元，且兑付很难按时完成。
❹ 委托理财案件有哪些纠纷类型，案由及法律适
您好，法院在立案时以“委托理财纠纷”暂定案由，在具体审理委托理财案件过程中，进一步区分不同权利义务约定，以界定其法律关系并确定案由。具体而言：
1．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开设资金账户和股票账户，委托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的；或者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实际上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管理的，应认定双方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并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2．委托监管合同案件。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或其分支机构接受委托理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或资产委托人的委托，承诺对委托资产的交易账户进行监督管理的，应认定成立委托监管合同关系，并以委托监管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在委托理财合同案件和委托监管合同案件中，在法律适用方面宜遵循如下思路：首先，应主要以《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商事基本法律作为法律适用依据。其次，从《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金融法律、法规中寻找有关证券、期货等交易规则，作为处理案件之依据。再次，从中国证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制订的相关金融行政规章中援引有关营业资质、禁止性交易行为等规定作为判案的参照依据。目前这类参照依据主要包括：中国证监会证监机构字[2001] 265号《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3]107号《关于证券公司从事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2003 年中国证监会第17号《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等。最后，对于具体案件中出现的新型疑难法律问题，应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综合运用委托理财案件审理原则、民商法基本原则、原理和法律解释学的方法予以分析和处理。
3．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资产交由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受托人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均归受托人所有的（即约定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属于“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关系”的情形，应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以借款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4．合伙协议纠纷案件。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提供专业理财服务，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认定双方成立以委托理财合同为表现形式的合伙关系，以合伙协议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
5．信托合同纠纷案件。在委托理财合同实践中，若合同约定委托人将其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并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委托资产与委托人资产和受托人的固有资产相互分离，以使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获得收益，且受托人具备法定资质的信托投资机构等《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行为构成要件的，应认定成立信托合同关系，以信托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信托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❺ 关于“隐名代理”和“表见代理”的案例分析题
〔内容摘要〕假代理行为是冒他人之名行自己交易之实的行为。当假代理的行为人作为权利人向相对人主张权利时，相对人的抗辩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立，但其结果却是显失公正的。因此，必须寻得正确的理论以指导司法实践。从表面上看，假代理行为的行为人与效果意思承受人并不同一，而实质上却是同一的，这与通常理解的代理含义具有一定的差异，故因假代理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行为人自己承受。从本质上说，假代理并不属于民事代理法范畴上的概念，但考虑到民法理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故将其与民事代理法上的其他代理形态一并加以规范应当是较为适当的。
〔关键词〕隐名代理 表见代理 行纪行为 合同相对性 假代理
一、问题的提出
首先看一则案例：乙经工商部门登记取得了批零经营建材的资格，有一建材门市，但后来却一直是由甲在门市上从事经营。丙在多次从甲的手上赊购建筑材料后，向丙出具了一张欠条，欠条上的债权人姓名为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乙。后因丙拖欠货款，甲遂持欠条以乙的名义起诉。因甲并无乙之授权，法院便通知乙出庭。而此时丙提出从未见过乙，与乙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对此，乙表示认可，并声明因建材门市早已全部转让给甲经营，故对甲、丙之间的纠纷，自己既不参与，也不想过问。法院遂以本案不能成立为由裁定终结了本案的诉讼。无奈，甲只好以自己的名义重新提起诉讼，而丙在庭审中又以欠条上的债权人为乙、自己从不知道甲这个名字为由，主张不欠甲的货款，要求法院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驳回甲的起诉。此案将甲推上了两难的境地，法官也一下子困惑起来：甲、丙交易行为的法律性质是什么？丙究竟应当向谁给付货款？给付货款的法律依据或法理依据是什么？对此，存在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的此种行为属于隐名代理。因为甲一直是自己出面经营，丙根本不知道甲的背后有乙存在，故属隐名代理，丙可以选择向乙或向甲履行债务。
第二种意见认为，在现有的代理制度及其理论框架下，甲的行为应为表见代理。因为其外在表征足以使丙相信其代表乙，故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应当在乙、丙之间产生有效代理的法律后果，丙理所当然应向乙履行给付义务。甲只能基于与乙的关系再向乙主张权利，甚至可追究乙不作为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甲的行为实为行纪行为。因为甲接收了建材门市以后，虽然以乙的名义（营业登记证）从事经营，但实际上完全是自己独立的对外从事经营，享受经营利益，负担经营后果，所以丙应当向甲履行付款义务。
除此而外，还出现了甲的行为为冒名隐名代理、挂靠经营、行纪与直接代理之竞合等诸多观点，不一而足。观点的不同也造成了案件在处理结果上的差异。鉴于本案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指导性，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本案中甲的行为性质及形态作一法律上的分析，并就教于民法学界。
二、代理制度中若干概念之解析及其案例对照
代理制度由德国民法典确立以来，尽管已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继受，但对代理行为性质、代理行为的表现形态、代理制度的适用范围等，学理上一直存有争论，更甭说立法上之差异了。按照我国现行民法的规定，代理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在学理上，代理的形态有多种，分类纷繁。在大陆法系，根据代理人是否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将代理分为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根据代理人主动为意思表示或直接受意思表示，将代理分为积极代理和消极代理；根据代理行为是否基于代理权而为法律行为，将代理分为有权代理和无权代理，而无权代理又分为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根据代理权的发生是否基于本人的意思表示，将代理分为法定代理和意定代理；根据代理权范围有无特定的限制，将代理分为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另外，还有自己代理、双方代理、复代理等形态称谓。〔1〕而在英美法系，其代理形态的划分就并不象大陆法系这样详细与周到，大约可分为以下三种主要形态，即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named principal)、不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unnamed principal)和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undisclosed principal)。前两种情况与大陆法系的直接代理相同，第三种情况属于间接代理。〔2〕代理“是否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是大陆法系区别于英美法系的根本区别之一。英美法不区分代理基础关系与代理关系，也不关注代理与相关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的差异，因而其法律关系性质模糊，难以准确界定。英美法上的所谓以自己名义的隐名代理，实际为大陆法上的行纪。所以，我国在立法时，注意对大陆法系传统理论的吸收，并未将隐名代理作为代理法律制度中的一种代理形态，而是在合同法中专章规定了行纪合同。
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享有代理权的前提下，既不披露本人的姓名，也不表明自己的代理人身份；或者披露自己的代理人身份，但并不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进行法律行为，而本人仍然将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大陆法上理解隐名代理应包括“本人身份不公开代理”和“本人身份公开但本人姓名不公开的代理”。因为无论是公开与否，代理人都不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为民事行为，这与大陆法上的显名代理具有本质差异。〔3〕尽管在概念上对隐名代理的定义有多种，但均以代理人须有代理权且不公开被代理人姓名或身份为要件。〔4〕上述案例中，甲在与丙交易时，其并未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一直以乙的名义进行的，所显之名乃是所谓的被代理人，却将自己的姓名隐去，因而，甲的行为绝非隐名代理。
学理上，隐名代理常常被认为等同于间接代理，故对上述案例中甲的行为是否属于间接代理原本无探讨之必要。但近来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表明，两者的所谓等同概念，只是在理解上的等同，在法律上，两者仍有区别，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照间接代理的内涵加以分析。所谓间接代理，乃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行为，其法律效果通过协议转移于被代理人的代理。隐名代理强调的是代理人不表明被代理人的姓名，而间接代理强调的是被代理人并不当然地对代理人的代理后果直接承担责任。这就是说，间接代理中有时可以表明自己的代理人身份但不披露被代理人姓名，或者披露被代理人身份但仍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所以，对照上述案例，甲在与丙进行交易的过程中，既未表明自己的代理人身份，也未披露乙的被代理人（姑且称之为被代理人）身份，仅是丙认为甲就是营业执照上的乙，因此，甲的行为显然不符合间接代理的特征。
从表见代理的概念上分析，上述案例中，似乎隐含着“无代理权之授予”的表见代理特征，但根据表见代理通说之概念，表见代理必须以具有使善意且无过失的第三人基于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本人之权利为要件。其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1、本人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授予他人代理权而产生的表见代理；2、代理人越权行为产生的表见代理；3、因代理行为的延续而产生授权假象的表见代理。本案中，丙在交易时根本无“本人存在”之意识，也未发现某种事实或法律关系使其认为与其交易的行为人有代理某人的表象特征。因而这种形态不能产生让乙向丙承担表见代理责任的法律效果，同理，丙也不能向乙承担表见代理关系上的第三人责任。所以，认为甲的行为系表见代理行为的观点，仅仅是看到了甲是“无授权之代理”的一个内部特征，而未立足于表见代理的制度价值去观察。当本人的利益与第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将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并籍此维系整个社会的交易秩序。主张甲的行为系表见代理行为者，先入为主地认为丙在交易时已知道甲背后的乙的存在，所以才会得出这样一个近似荒谬的结论。
有观点认为，甲的行为是民法上的行纪行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其中，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似乎与隐名代理相同。而台湾学者梅仲协先生则认为行纪人就是间接代理人：“行纪人固应将处理事务之结果，归于委托人，但就行纪营业之本质言，在外部关系，即所谓对于交易之相对人之关系，行纪人应就其事务，自享权利并自负义务，所谓间接代理是也。”〔5〕因此，行纪关系应由委任合同和与第三人交易合同共同构成。正如高富平、王连国两位先生所言，“行纪人的特殊营业方式，使他成为两个合同的当事人，一个是行纪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即行纪合同；另一个是行纪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合同，即买卖合同。这两个合同构成两对合同关系，成为行纪营业的两个核心法律关系。”〔6〕这似乎与代理关系无本质上的差异。尽管我国已将隐名代理纳入行纪制度予以规范，但行纪与代理仍有不相同之处。首先在称谓上就有不同，受人委托的人在行纪关系中为行纪人，在代理关系中为代理人。既然在法律术语上严格使用这两个概念，则充分说明其内涵有异，这将指引着人们进一步探求行纪与隐名代理或间接代理的区别。按传统的信托即为行纪的观点，信托人（委托人）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公民，但行纪人只限于经批准经营信托业务的法人，如信托商店、寄售商店、贸易货栈、生产资料服务公司、日用品调剂商店等。〔7〕公民个人和未经法定手续批准的法人不得经营或兼营信托业务。〔8〕而代理人则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而且法人作为代理人的，并无要经何机关准许之必要。司法实践中，审查行纪人之资格及行纪关系之效力时，往往格外关注其有无经过可从事行纪事务的登记。而对代理，尤其是隐名代理，则仅考虑代理人之行为能力即可。再就是行纪通常为有偿性的，而代理则可能为无偿性的。最后一点，就是行纪关系中，委托人无法从第三人处直接承受行纪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效果，而隐名代理则不然，若代理人披露了被代理人，则在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可直接要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本文所述案例中，如果甲为行纪人，则其必须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营业登记，这样，甲与乙之间的交易就可以受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条之调整了，即“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遗憾的是，案例中的甲一直以乙的名义经营，客观上造成了甲不能成为行纪人。尽管与丙交易的实体结果由甲直接承受，但是要使丙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想直接将行纪制度作为武器加以利用，以此作为对丙抗辩理由之反驳，似乎没有胜诉的可能。笔者以为，本案中的甲的行为，不符合行纪行为的法律特征，故不属于行纪行为，其无权以行纪人的身份向丙主张权利。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甲的行为属于行纪行为与直接代理行为之竞合行为。笔者认为，该观点本来想要表达的可能是行纪行为与直接代理行为之组合行为，是部分重叠行为，其将直接代理中的“以被代理人名义”抽出来，又将行纪行为中的行纪人承担合同后果抽出来，两者加以组合，但不知这究竟能拼凑成何种法律形态，有何特征，又如何设计其法律地位。尽管如此，这种大胆的设想和创意，至少可以给笔者一个指引性的思考：在现行的代理法律制度或者民法上的其它法律制度框架内，究竟有没有可以规范本文案例中甲的行为的概念？如果没有，则能否说明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中，甚至在民事法律理论中，就缺少对这种形态的规范呢？
三、合同相对性理论及其适用
通说认为，合同相对性包括合同主体相对性、内容相对性和责任相对性。〔9〕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的一方可向合同的另一方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上约定的权利和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更不能负担合同上的义务；合同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合同主体之间产生，合同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关系主体也不对合同外的人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相对性理论昭示着这样一个法律机理：合同的效力只能及于表达合同意志的当事人。隐名代理显然已突破了这一机理。尽管隐名代理中本人与第三人的直接契约关系并非显而易见，但在本人行使介入权或第三人行使选择权后，本人之被代理人地位便得以彰显。此时，本人之地位与显名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实无二致，介入权与选择权的设立，使隐名代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隐名代理问题只能放在有代理权的范畴内进行规范，即隐名代理人必须实际地享有代理权，倘若在代理人不具有代理权的情形下也承认有隐名代理的存在，则势必在法律上造成一种误导，使得任何人都会对他人以自己的名义所为的行为承受有利或不利的后果，这样就会使无故的人受到牵连，依私法自治原则确立的合同相对性制度将遭到破坏甚至无法维持，代理制度的功利效果也将无法得到体现。
众所周知，民事法律行为是以发生民法上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为，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基本要素，以合于法律规定而发生法律效力。在特殊情况下，即使行为人在为法律行为时，并不告知相对人自己的真实姓名或名称，也不会影响法律行为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在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中，行为人的姓名并不能导致所设关系效力的改变，无论以谁的名义，均不影响相对人的责任负担。“因为法律行为的表意人与该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承受人应该是同一的，任何人在为法律行为时都应该表明其民事主体的身份，如果行为人不表明是为自己的法律行为，法律上也将推定他为该法律行为的效果承受人。”〔10〕这里所言的民事主体的身份，不仅仅指行为人自己的姓名，而且包括主体的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相对人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固定自己的交易对象，将交易对象特定化，于是便在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成立了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特定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当然，有些交易尤其是许多即时清结的交易，并不要求主体身份具体披露，如商场与购物者、公共汽车运输公司与乘客。
设想，若本文所述案例中的丙是原告要主张权利，那么被告会是谁呢？是甲还是乙？也许这个问题要好解决一些，因为丙可依表见代理向乙主张权利，也可依合同相对性原理向甲主张权利，实践中甚至可以将甲和乙作为共同被告而并不去关注甲、乙之内部关系。其选择的余地较大。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制度的设计，通常都为保障第三人利益服务，中外各国，似无例外。在日本，对第三人表示授予他人以代理权之人，在其代理权范围内，就该他人与第三人间所为的行为，负其责任。〔11〕日本判例也认为这一规定适用于允许使用自己的姓名、商号的场合。在德国，授权人（Vollmachtgeber）交付授权书（Vollmachtsurkunde）于代理人，并由代理人将授权书向第三人出示时，应视为与授权人以特别通知授予代理权者相同。〔12〕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由于本人自己之行为，足使第三人信代理人有代理权之情形有二：1、由自己之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者，此之表示性质上为“事实通知”；2、知他人表示为其代理人而不为反对之表示者。我国民法通则的第六十六条后句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总有一个侧重保护谁的问题存在，上述规定中所侧重保护的对象就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当丙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其制度保障便较为到位，在实践中的处理也就相对轻松。
然而，当丙作为被告时，为何在法律的适用上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呢？这又涉及到合同权利与合同义务谁先谁后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权利先定，义务后生”。从本质上说，合同义务先于权利而生，合同义务不是权利的附庸。人们之所以在交易中签订合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只有当自己的这种需要是正当的，需要才能变成权利而得到满足。〔13〕合同首先设定了双方的义务，在双方不履行义务时便产生了权利。在不履行义务为不正当时，社会或者法律会要求其履行，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人才会寻求法律的支持，向违约者提出请求，从而产生请求权。从这个观点出发，当丙作为权利人提出请求时，一定已有应当履行义务之主体和行为存在，主体及其履行行为是权利实现的保障，而丙的相对方有甲、乙，故其选择的余地较大，其实现权利的可能性也就大。
在本文的案例中，丙为义务主体，即为被请求履行义务之人，当其向甲出具欠条时，就已开始负担着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义务了。这一义务的履行，对于丙来说，无须其关注甲、乙之间之内部关系，只要履行行为理由正当即可，因为义务在先，请求权在后。若丙以不应向甲履行义务，也不应向乙履行义务为抗辩，则是先有权利而后生义务之翻版，当然不符合法理，所得出的结论亦当然不能成立。从合同的主体相对性角度分析，乙并非交易行为中的表意人，也非甲之行为的效果承受人，所以，甲、丙之交易行为不能对乙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
四、民法理论上的假代理行为及其形态分析
面对日益翻新的社会生活需求，笔者发现，现有民法理论上的代理制度仍然是捉襟见肘，不但隐名代理未在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而且已有的民法术语亦不能概括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亟需完善。民事主体为利己主义所驱动，会采用各种法律上并不明确禁止或无法禁止的方式从事交易活动，使得司法者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徒生疑难。那么，既然法律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创设就应当看社会之需要，只要社会上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法律的创设就可算是达到目的了。否则，就可能误入单纯的概念法学的歧途，从而达不到立法的目的。正如美国的法学家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可感知的时代必要性、盛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直接知识（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无意识的）、甚至法官或其他同胞所共有的偏见，在确定人们所应该依据的规则时，比演绎推理具有更大的作用。”〔14〕所以，为了弥补本文所述案例在理论和制度上的不足，笔者试作以下探索和分析。
在本文的案例中，丙是与甲这个特定的人进行的交易，丙在交易过程中，主观上并没有认为甲是代理乙出售建筑材料的，事实上，丙根本就不知道有独立的乙的存在。在丙的眼里，与其交易的甲就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即丙一直认为甲的名字就叫作乙。只是在以后的诉讼中，丙方才得知甲和乙是两个彼此独立的自然人，继而提出各种抗辩理由。诚然，甲在受领丙出具的欠条时，明知欠条上所载明的债权人为乙，却不提出异议，并向丙披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在主观上，甲具有使丙认为自己乃营业执照上登记之业主的放任过错。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甲没有隐去乙的名字，也未披露自己的身份或姓名，这种冠他人之名行自己交易之实的行为，笔者将其定义为假代理（或为虚拟代理）。
假代理在性质上本与代理无关，在范围上甚至不属于代理制度所固有的内容，只是因为冠他人之名之事实存在，才将其置于代理的框架结构之中，因而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代理制度中的一些术语，实乃借用。假代理行为虽然在表面上具有规范代理行为的部分特征，如代理人独立实施代理行为、代理行为的意思表示由代理人向本人以外的第三人所为或所受，且意思表示的方式、对象等因素并不受本人的干扰等，但却缺乏代理行为的效果意思存在。所谓效果意思是指代理人将代理行为所设定的法律后果归属本人的意思。“代理人进行意思表示时对于决定效果意思，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全然由本人做出效果意思，而由他人代为表示的行为，不属于代理行为。”〔15〕反之，全然由某人做出效果意思，并由该人为意思表示行为，则与本人借助他人行为而参加民事活动这一代理制度宗旨相悖，故这种行为应属某人自己的行为，其当然也不会产生有效代理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在行为主体与效果意思主体合一时，即使以他人名义为民事行为，该行为也不能对他人产生效力，只能视为某人自己的行为。假代理的概念便是在这样的意义下提出来的。在这一关系中，做出效果意思的人为所谓的代理人，而该代理人又乃行为人，这恰恰是行为主体与效果意思主体合一的典型范例，所以，行为人之行为根本无法产生有效代理之法律后果，故将行为人的行为谓之假代理似甚妥当。
假代理的显著特点就是行为人在无他人授权之情形下，却以他人名义与第三人为一定民事行为。这里的无他人授权，一方面是指他人并未授权，另一方面是指无须他人授权。本文案例中甲的行为应是后者，即甲与丙的交易行为无须乙的授权。我们无法将假代理套用在无权代理范围内，因其与无权代理中的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代理权终止等几无相干；我们也不能套用无权处分概念，实际上甲早已从乙处取得了对作为商品的建筑材料的处分权。因此，需要探究的应是甲的行为之性质。无论是有权代理、无权代理还是假代理，都有其自身的抽象本质。在代理行为中，其抽象本质是指代理人以自己的行为为他人利益服务。若非为他人服务，则难谓代理，所为之行为后果只能自己承受。假代理并无为他人服务之代理本质，故假代理行为人自己承受行为后果便为理所当然。
笔者的同事中有人提出，本案可使用表见所有权理论而避开代理。表见所有权理论即为如果被代理人给代理人涂上了所有权人的色彩，并且使得代理人在第三人看来是财产所有人，那么代理人处分该财产的所有权对被代理人产生拘束力，第三人也可依法获得完整的财产所有权。这就是说，一个无权处分合同，即使由于权利人的不予追认而归于无效，也并不影响第三人依据表见所有权理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同事认为，既然第三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就有义务支付标的物之相应价款，且应向表见所有权人支付。笔者以为，这一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未脱离表见代理的巢臼，仅是换了一个角度看待对本案例的处理，且有从代理制度跳入大陆法系善意取得制度范围之嫌，并不能解决本文案例所带来的理论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用假代理的概念来解除本案在理论上的困惑，会有特殊的效果。在本文的案例中，甲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是自己在与丙进行交易，虽然丙在出具欠条时，将欠条上的债权人写为乙，但鉴于甲的行为属于假代理行为，故其效果意思应归于甲，而无庸顾及甲以谁的名义，尤其是当丙负有一定的合同义务时，更无须关注甲行为时的所冠之名。因此，当甲以自己的名义对丙提起诉讼时，丙的不欠甲之建材款的抗辩理由便不能成立。当然，若因甲未尽披露义务而造成他人损害的，则可依假代理中之过错原则追究甲的责任。
注释：
〔1〕 江帆：《代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0 ～21页。
〔2〕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五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3〕 同〔1〕，第122页。
〔4〕 关于隐名代理，理论上有以下几种定义：1、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签订合同时，公开一种代理关系的存在，承认自己的代理人地位，但不实际向第三人公开被代理人姓名，该合同视为被代理人与第三人的合同，由被代理人承担合同后果。见王莹 张冬：《代理、外贸代理及其它问题的一点思考》，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2、隐名代理者，代理人所为之意思表示，纵未明示为本人为之，如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为本人为之，直接对于本人发生效力之代理也。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3、所谓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有代理权，但不明示自己的代理人身份，或者仅以自己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代理。见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4、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有代理权，但不向第三人公开自己的代理人身份，而是以自己的名义为民事行为，该行为的后果仍由被代理人直接承担。见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页；5、隐名代理是不明示被代理人并且不以其名义实施的代理。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
〔5〕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6〕 高富平 王连国：《委托合同 行纪合同 居间合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7〕 佟柔：《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8〕 王作堂：《民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5页。
〔9〕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三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
〔10〕 同〔1〕，第120页。
〔11〕 见《日本民法典》第一百零九条。
〔12〕 见《德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
〔13〕 向甬：《论合同义务的本质》，载《法学》1999年第9期。
〔14〕 霍姆斯的这段名言，尽管主要是针对英美法系有感而发，但是对于法典化国家的法律适用和法律演进具有同样的启迪作用。因为它精辟地揭示了由经验所支撑的价值思维，是给逻辑思维尤其是演绎方法以生命的东西。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15〕傅鼎生：《民事代理的范围》，载华东政法学院教研处编《法学论文集》。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
摘自人民法院网
❻ 集合资金信托的敏感问题
异地作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都可设立分支机构，全国性作业。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是全国性的市场，不可能局限于一城一地。因而对资金信托业务，应该允许异地开展业务。可以考虑最保守的做法，即信托计划向项目或销售所在地人行备案，资金托管人由当地的信托公司担任（如无，可由人行指定有资格的金融机构担任）。这样做，应该可以满足当地人行的监管需要，且免除对资金风险的担心 。
银行代理：信托公司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和网点，开展业务面临许多困难。建议在不突破“200份、5万元”条件的前提下，允许银信合作，共享客户资源，代办、代销信托计划产品。甚至产品说明中可以增加“本行仅代理该信托计划销售事宜、不承担任何投资管理和收益保证义务”等字样；
风险控制：项目风险和预期收益率风险是任何投资行为共同面对的，这主要取决于项目选择、收益模式和管理能力。需要特别强调的一是信托公司的信用风险，要严格按照专户、专人管理原则：建立资金防火墙，自觉接受主管机关的检查。强化信托经理人的职业精神，建立信托经理人的信用评价和职业准入机制；二是信托计划的流动性风险。由于信托计划不能公开交易，允许受益权转让是必要的。特别是长期性的信托计划，流动性是其开发设计的关键因素。应该允许信托公司研究“柜台交易”的可能性。
资金运用：资金运用包括投向、方式、用途（目的）三个方面。大多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确定资金投向和运用方式，不管资金用途（或者将目的化为收益性）。有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没有明确资金运用投向和方式，而突出资金用途的具体目的性，但这种产品市场反映不佳。
管理风险与收益：按照“200份、5万元”的限制，一份信托计划募集的金额在2000万元～3000万元左右（统计表明，平均每份合同金额10万元～15万元）。按平均1%的管理费率，管理年费为20万元～30万元。而信托计划产品开发从项目筛选、研究开发、上市销售、跟踪管理到最后顺利完成，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成本大于收入。另一方面，信托公司尽职管理，虽不承担投资风险，但却承受赢利预期、最终退出等管理风险和信誉风险。因此，信托计划必须有相当的规模和较长的期限，信托公司才有开发的积极性。
管理费形式：有关法规没有规定信托公司收取费用的具体标准。多采用直接费用由信托计划承担，管理费收取采取分段计费方式。有必要通过行业内的协调机制，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及指导价格，逐步形成所谓“行规”。便于成本核算、经营比较，也有利于维护委托人利益。
委托管理：按信托“亲自管理原则”，要求信托资金由信托公司运作。但实际上由于资金投向的多元化，资金运用方式的不同，信托公司很难实施亲自管理的原则。这就要求信托公司在设计产品和管理期内，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预警、风险辨识及控制机制和措施。
管理责任界定：按法规规定，信托公司不得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和最低收益。同时又规定信托公司违背信托文件的约定而导致信托资金受到损失，信托公司负有赔偿责任。由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立场不同，必然会导致判断看法不同。而动不动付诸法律，对信托公司形象不利。因此，有必要在合同或其他文件中以案例形式列举一些条文，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监管：对集合资金信托的监管，具有常规性的特征，即对信托计划产品设计和推出，既不需要审批，也不用经过核准，而是通过常规检查、审计来实施监管。这反映了主管机关“鼓励创新，严格监管”的指导思想，有利于集合资金信托的发展。但是，“宽松”是一把双刃剑，上述宽松政策是以严格限制性条件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信托公司可以想发就发，想几个就几个，想多大就多大，很自由。但必须符合“200份，5万元，纯私募，本地化”（后两个限制虽无明文，但是实情）条件。这实际上是关在小笼子里给自由，恐怕未必适应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有必要考虑“放宽限制、增强监管”的策略。
税收等配套制度环境：税收问题，是中国信托业遇到的一个专业难题。国家税务部门表示，制定专门的信托业税收政策，不在税务总局的议事日程上。现在已经进行的信托业务活动，适用于国家一般性的税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信托公司可以采取：受益人纳税原则、避免双重纳税原则、直接按相似税法纳税、维护委托人最大利益四个原则处理。
❼ 法律关系中自然人之间的民事信托纠纷案件中，因受托人过失造成信托财产损失，委托人可以据此向对方索赔吗
你好
只要不是信托本身的风险，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失，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赔偿。
❽ 有没有法院判定信托计划作为合伙企业合伙人承担合伙企业债务的案例
首先，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其次，让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普通合伙企业，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2款规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最后，对比以上两个法条，不难看出，公司法规定了公司不能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而合伙企业法规定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要求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很自然地就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的一种，所以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但是有限责任公司是可以成为有限合伙企业中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的。至于你说的合伙企业法第三条的相关规定，是一种强调性规定，强调国有的和公益的尤其不能成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人。补充：法律之所以对于成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投资人的主体范围进行限制，是出于这些主体的特殊性，有为经济健康稳定而为之，也有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而为之。只要理解立法意图，就不难理解法条规定了。
❾ 信托案例分析
已经可以使用个人作为受托人的民事信托做传承安排了。
或者使用保险金信托3.0版本。
❿ 中国真的没有家族信托诉讼案例吗
1、离岸信托：
离岸是指投资人的公司注册在离岸管辖区，但投资人不用亲临当地，其业务运作可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直接开展。
信托是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工具。在普通法的定义下，信托是指委托人将其财产（包含不动产，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交予受托人，让受托人根据信托的主旨，为受益人之利益或为特定的目的，对财产进行管理或保管。
离岸信托是指在离岸属地成立的信托。在操作上与信托类似，但因为特定的属地对信托的定义或法条有相对宽松或特别的政策，或受益人的利益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
2、家族信托：家族信托是一种信托机构受个人或家族的委托，代为管理、处置家庭财产的财产管理方式，以实现富人的财富规划及传承目标，最早出现在长达25年经济繁荣期（1982年到2007年，被称为美国第二个镀金年代）后的美国。家族信托，资产的所有权与收益权相分离，富人一旦把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打理，该资产的所有权就不再归他本人，但相应的收益依然根据他的意愿收取和分配。富人如果离婚分家产、意外死亡或被人追债，这笔钱都将独立存在，不受影响。 家族信托能够更好地帮助高净值人群规划“财富传承”，也逐渐被中国富豪认可。
3、离岸信托和家族信托区别：
家族信托比离岸信托更有优势。首先，《信托法》要求在国内开展信托活动必须持有信托牌照，这意味着，离岸信托的主体资质可能得不到承认，存在潜在风险。
其次，当离岸信托在产生纠纷时，很可能会陷入国内司法鞭长莫及的困境。另外，语言和文化差异的障碍也会带来服务的困难。他预计，国内信托在未来5年内会超过离岸信托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