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車、房產、事業有成，80後楚維曾是朋友們羨慕的「少帥」。2010年2月，楚維與妻子趙丹，在沒有經過國家批準的情況下，建立了「維財金」黃金電子交易網路平台，接收客戶交易保證金共計約23.57億元。這樣的違法行為，使得昔日的「少帥」與其他9人，都因非法經營罪被起訴。
10月25日，這起震驚全國的「維財金」案在長沙開福區法院進行一審宣判。主犯湖南維財大宗貴金屬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湖南維財公司）總經理楚維非法獲利3.7億元，構成非法經營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罰金1200萬元。
認定構成非法經營罪，楚維被判14年
在今年5月該案的開庭審理中，對於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楚維表示沒有異議。辯護人提出，楚維對湖南維財公司的經營行為性質認識錯誤，在主觀上沒有非法經營的故意，不構成非法經營罪，但法院沒有採納這一辯護意見。
法院認為，楚維在成立湖南維財公司之前就接觸過期貨類業務工作，應該對一系列程序有明確認知，且湖南維財公司也完全超出了核準的經營范圍。因此，可以認定楚維是故意非法經營，且沒有經過國家有關部門批准，擅自超越經營范圍經營期貨業務，非法獲利3.7億元，構成非法經營罪。
在情節認定方面，公訴機關認定10名被告人都屬於情節特別嚴重，應該都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法院則認為，刑法對非法經營罪中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務類犯罪認定情節嚴重和特別嚴重的標准沒有明確規定。一般以非法經營額和非法獲利額為基礎，綜合考慮主觀惡性、社會影響、實際危害後果等因素認定。楚維、趙丹、鄒龍飛、周志義、黃波都應該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但對許爭艷等5人，則應該認定為「情節嚴重」。法院認定楚維為主犯，趙丹、鄒龍飛等其他幾人都是從犯。
因此，法院最終以「非法經營罪」，一審判處楚維有期徒刑14年，罰金1200萬元；趙丹有期徒刑6年，罰金800萬元。其他8名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至有期徒刑5年不等。解凍「維財金」電子交易系統保證金交易賬戶中交易客戶個人賬戶內資金，分別還給各交易客戶。凍結扣押在案的款物分別沒收，上繳國庫或依法處理。
聽到判決結果，受害者稱「很失望」
從外地趕來的部分受害者，在法院附近的賓館討論著，大家對這一判決結果都表示「很不滿」。
「代表110名受害人，我對這樣的判決表示很遺憾。」部分受害人的代理律師、北京市英政律師事務所律師郝振勇認為，這一判決結果沒有起到「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作用。郝振勇認為，楚維等人的行為應該構成詐騙罪，但現在是以非法經營罪判決的，屬於重罪輕判，而且根據趙丹的違法行為，應該定為主犯，現在也只定了從犯。
「最讓受害人不能接受的是，法院判決對受害人損失的退賠不到位。」郝振勇表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四條中提到「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而楚維等人賬戶上的錢都是受害人的財物，應該返還。
受害人表示，下一步會通過法律途徑，希望能獲得退賠。
律師觀點參與者難處可理解，但錢難追回
對於此案，湖南萬和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曙認為，湖南維財公司沒有獲得批准許可就從事這種交易，其行為就是非法經營。因為楚維等人的目的不是直接佔有交易人的錢，而是通過交易人的錢不斷地在平台上交易而賺取傭金，因此，他們的行為不能定為詐騙罪。這些錢既然是非法經營所得，屬於違法所得，因此法院才會判決上繳國庫。受害者的難處也可以理解，但因為參與者的行為本身就是非法的，因此這些錢很難受到法律保護，難以追回。
法院提醒投資時務必看清經營者資質
開福區法院提醒市民，許多「地下炒金」公司以境外黃金公司在境內的代理商名義大肆發展客戶，並以較高的回報率吸引不明真相的投資者。而參與地下炒金活動是非法的，在非法期貨交易中，個人的資金和交易的安全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市民在進行證券期貨投資時，務必確認經營者的經營資質，通過合法途徑，走正規程序，買賣正規交易所的上市品種，才能讓違法經營者無機可乘 。
㈡ 非法經營罪可以退賠嗎
非法經營罪也有退賠的，看案子的具體情況、
刑法 第六十四條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
【解釋】本條是關於追繳違法所得，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的規定。
本條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1．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所謂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是指犯罪分子因實施犯罪活動，而取得的全部財物，包括金錢或者物品，如盜竊得到的金錢或者物品，貪污得到的金錢或者物品等。所謂追繳，是指將犯罪分子的違法所得強制收歸國有。如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對犯罪分子的違法所得進行追查、收繳；對於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的犯罪分子已轉移、隱藏的贓物追查下落，予以收繳。「責令退賠」，是指犯罪分子已將違法所得使用、揮霍或者毀壞的，也要責令其按違法所得財物的價值退賠。這樣規定，主要是為了保護公私財產，不讓犯罪分子在經濟上佔便宜。
2．對於追繳和退賠的違法所得，如果是屬於被害人的合法財物，應當及時返還。這里所說的被害人，既包括個人，也包括單位。對於被害人的合法財產被損壞或者已經不存在的，應當折價退賠。這一規定主要是要求辦理案件的司法機關在訴訟過程中，對於犯罪分子通過犯罪所獲得的他人的合法財物，在查明情況後應及時返還給被害人，以使被害人的財產利益早日得到保護。
3．對於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沒收。所謂違禁品，是指依照國家規定，公民不得私自留存、使用的物品。如槍支、彈葯、毒品以及淫穢物品等等。對違禁品，不管屬於誰所有，法律規定都應予以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是指供犯罪分子進行犯罪活動而使用的屬於他本人所有的錢款和物品，如用於走私的運輸工具、賭博用的賭具等。如果這些財物不是犯罪分子本人的，而是借用或者擅自使用的他人財物，財物所有人事前不知是供犯罪使用的也應當予以返還。但是，司法機關作為證據扣押的，應當等到案件審理結束後，再發還給財物所有人。
4．對於依法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私自挪用或者自行處理。上繳國庫，是指結案以後，由最後結案的單位統一上繳國家財政，不得挪作他用，如用於單位蓋辦公樓等；也不得隨便處理，即不得私自低價變賣或者分給單位職工等。
㈢ 如何定罪非法變相期貨交易行為
大宗商品交易結合互聯網平台催生出了介於現貨交易與期貨交易之間的「准期貨」模式，而基於此種變相模式所演化的犯罪行為對於金融創新與法益保護帶來了負面影響。目前，我國對於大宗商品交易並未給予期貨交易程度相當的監管，而現貨交易目前大多為省級人民政府批准，甚至存在未經任何國家主管行政機關批准，私自設立交易場所組織交易的行為，造成大宗商品交易亂象叢生，投資者嚴重虧損。
非法經營罪的適用依據是我國《刑法》第225條第1款第3項的規定：「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務的」，在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情形下則構成非法經營罪。
基於此，以大宗電子商品交易為名從事變相期貨的行為滿足「違反國家規定」的構成要件。
綜上，我們認為，這樣的大宗商品電子交易模式實質為變相期貨交易，可以定性為非法經營罪。
㈣ 非法經營罪案例是怎麼樣的
非法經營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浙江世紀黃金公司非法經營案
經檢察機關查明，浙江世紀黃金公司在法定代表人張勇的決策下，從2005年7月開始非法經營黃金期貨。張勇指使其公司員工王劍平設計開發了網上黃金期貨交易系統，並通過大力宣傳，招攬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客戶炒黃金期貨。炒金業務均通過公司網路系統進行，與國際黃金市場並不接軌，只是大致上按照國際即時金價的浮動報價，供客戶進行參考，客戶通過買進或者賣出與公司進行交易，公司在交易過程中同時充當買方和賣方，並按每筆交易向客戶收取「網路使用費」和「倉儲費」。交易的主要特徵為標准化合約、定金放大、當日結算、強行平倉等，在交易中並不交割黃金實物，定金放大最高為50倍，即用2%的定金可以購買100%的黃金合約。這種交易方式被中國證監會認定為非法期貨交易。
至2008年6月案發前，浙江世紀黃金公司的網上交易平台上共存在客戶1217個，共產生交易176579筆，公司共向客戶收取黃金交易定金2.75億余元，放大後交易金額總數達583億余元。根據查獲的賬戶統計，該公司從非法黃金期貨業務中至少獲利1.1億余元。
另查明，浙江世紀黃金公司還非法經營集合資金信託業務，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推出理財計劃，簽訂協議，共向181名客戶收取2000餘萬元資金，並將上述資金以公司的名義投入黃金市場炒金。此外，浙江世紀黃金公司系張勇借資注冊，在通過驗資，取得工商登記後張勇即將注冊資金1000萬元全部抽逃。
法院審理後認為，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均成立，依法作出一審判決，被告單位浙江世紀黃金製品有限公司犯非法經營罪，判處罰金人民幣7100萬元。被告人張勇犯非法經營罪、抽逃出資罪，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9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20萬元。被告人王劍平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
案例二：黃光裕非法經營案
被告人黃光裕於2007年9月至11月間，違反國家規定，採用人民幣結算在境內、港幣結算在境外的非法外匯交易方式，將人民幣8億元直接或通過北京恆益祥商業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恆益祥公司)轉入深圳市盛豐源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盛豐源公司)等單位，通過鄭曉微(另案處理)等人私自兌購並在香港得到港幣8.22億余元(摺合美元1.05億余元)。被告人黃光裕違反國家外匯管理制度，在國家規定的交易場所以外非法買賣外匯，破壞國家金融管理法規，擾亂金融市場秩序，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經營罪，且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黃光裕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並處沒收個人部分財產人民幣二億元；犯內幕交易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六億元；犯單位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六億元，沒收個人部分財產人民幣二億元。
案例三：於博懷非法經營案
2006年3月起至2007年5月間，被告人於博懷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經葯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及未取得《葯品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下，以每粒人民幣5元的價格從許東（另案處理）處購入假冒美國輝瑞制葯公司已注冊「萬艾可」和「VIRGRA」商標的葯品（俗稱「偉哥」），後於博懷通過網路聯系方式，再以每粒1.2～1.5美元的價格先後4次將上述假冒葯品向他人銷售，共計14
030粒，銷售金額共計人民幣13萬余元。
2007年6月14日，於博懷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於博懷犯非法經營罪。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認為本案被告人於博懷明知是假冒「偉哥」卻予以購進、銷售，從中牟取非法利益，其銷售假冒「偉哥」的行為，既侵犯了葯品管理制度、侵害公民的身體健康，也是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侵害，更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破壞。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條的規定，「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同時構成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被告人於博懷在沒有「經營葯品許可證」的情況下，非法銷售假冒「偉哥」葯品，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經營罪。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於博懷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5萬元；違法所得予以沒收。
㈤ 《非法經營》判刑判幾個月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違反國家規定，有下列非法經營行為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的；
（二）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非法經營證劵、期貨、保險業務的，或者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的；
（四）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
四、在國家規定的交易場所以外非法買賣外匯，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單位犯前款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的規定處罰。
㈥ 非法經營交易錢款怎麼判決
這個要具體案情具體分析，非法經營的話，跟數額是直接相關的，這個刑法量刑是五年以下，或者是五年以上。
㈦ 「非法買賣外匯」行為能構成非法經營罪嗎
非法買賣外匯行為能夠構成非法經營罪。
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
①非法買賣外匯。
②非法經營出版物。
③非法經營電信業務。
④在生產、銷售的飼料中添加鹽酸克倫特羅等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物品。
⑤擅自設立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即網吧）或者擅自從事互聯網上網服務經營活動。
⑥非法經營彩票。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的有關規定，對非法經營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追訴：
第二條、非法經營外匯，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
（1）在外匯指定銀行和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買賣外匯，數額在20萬美元以上的，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5萬元人民幣以上的；
（2）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違反有關外貿代理業務規定，採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偽造、變造的憑證、商業單據，為他人向外匯指定銀行騙購外匯數額，在500萬美元以上的，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5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
（3）居間介紹騙購外匯數額在100萬美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1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
(7)交易所非法經營改判擴展閱讀：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違反國家規定，有下列非法經營行為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的；
（二）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
㈧ 非法經營罪一審判7年，罰金80萬，交了罰金二審會判緩刑或者改判嗎
罰金是並處的，不是可交可不交。當然根據上訴不加刑原則，二審有可能會減少刑期，這個得看你律師的能力了。
㈨ 為什麼說xx交易所是非法經營期貨
我國合法的交易所只有四個
㈩ 本案之「非法買賣外匯」行為能構成非法經營罪嗎
本案是什麼案？
這里一個案例，僅供參考。
【基本案情】公訴機關對被告單位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外商獨資企業）、被告人樊某、被告人張某犯非法經營罪提起公訴。
指控事實：被告單位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於2004年10月注冊成立，注冊資本5000萬美元，2010年3月至2011年9月期間，該公司法定代表人樊某與被告人張某擅自在我國外匯管理局規定的交易場所以外，採用關境內樊某向張某指定的賬戶給付人民幣，關境外收取張某美元的方式，非法買賣外匯，累計為該公司兌換9650萬美元。
2011年1月，被告單位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為將其借入的1150萬元美元兌換成人民幣，該公司法定代表人樊某與被告人張某擅自在我國外匯管理局規定的交易場所以外，採用關境外樊旭洪向張某指定的賬戶給付美元，關境內收取張某人民幣的方式，為該公司兌換1150萬美元。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單位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國家規定的交易場所以外非法買賣外匯，擾亂市場秩序，情節特別嚴重，被告人樊某作為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參與並組織實施非法買賣外匯的行為，系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規定，應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提請人民法院定罪處罰。
筆者接受委託後，與被告單位進行了詳盡的溝通，認真的查閱了卷宗，卷宗證據證明：被告單位房地產公司、被告人樊某兌換美元的犯罪目的，是應政府要求，完成政府招商引進外資任務。其中兌換的9650萬美元全部自用於被告單位房地產公司增資注冊。1150萬美元兌換成人民幣由被告單位房地產公司自行使用了。數次兌換過程中沒有獲利的情況存在,數次兌換外匯過程中因匯率差價和向同案被告人張某支付手續費等因素，損失人民幣兩千餘萬元。
在全面研究實踐審判的同類案例後，提出1.被告單位非法買賣外匯的行為不是市場經營行為；2. 被告單位非法買賣外匯的行為不具有營利的犯罪目的的辯護觀點，確立無罪辯護的方向。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單位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被告人樊某、張某在國家規定的交易場所以外非法買賣外匯，擾亂市場秩序，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經營罪。公訴機關指控非法經營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實成立，做出被告單位某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犯非法經營罪，判處罰金入民幣一百萬元；被告人樊某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被告人張某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六百萬元的判決。
被告單位被告單位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樊某接受判決，放棄上訴的同時，對筆者的辯護工作表示十分滿意，但筆者對法院判決的觀點不能苟同。
筆者從本罪以下幾個方面對本案進行剖析：
一、「經營」是指市場經濟領域中市場交易活動，即市場主體以營利為目的，從事某項能夠為自己帶來利益的活動。其表現形式以客觀行為來體現，即「經營行為」，具有鮮明的市場性和營利性特點。
非法經營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具有法定的非法經營行為之一，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具體的「經營行為」，主觀方面則由故意構成，並且實現謀取非法利潤的結果，即非法營利的目的。
由此以「非法買賣外匯」行為構成的非法經營罪中的「買賣外匯」必須是一種經營行為。在刑法領域有觀點認為，非法買賣外匯型非法經營罪犯罪判斷點主要在於是否存在非法買賣外匯行為，至於這種行為是否屬於經營行為，並不重要。這種觀點是教條的。《刑法》條文及相關解釋對「買賣」沒有做出准確法律定義，在刑法層面本罪中對「買賣」的文義解釋，應是指交易活動，其本質特徵是買進賣出的經營行為。所以，非法經營罪中「買賣外匯」的行為應當是一種經營行為。
「經營行為」的結果是以經營活動創造價值，獲取利益，實現營利的目的。行為人沒有營利的目的，是不會進行經營活動的，營利目的是經營行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沒有營利目的的行為根本不可能是經營行為。
二、非法買賣外匯」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的法律規定
1996年1月29日國務院頒布的《外匯管理條例》第45條規定：「私自買賣外匯、變相買賣外匯、倒買倒賣外匯或者非法介紹買賣外匯數額較大的，由外匯管理機關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處違法金額30%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違法金額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匯管理條例》將私自買賣外匯、變相買賣外匯、倒買倒賣外匯和非法介紹買賣外匯這四種行為規定為行政違法行為。雖然《外匯管理條例》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並沒有明確規定定罪處罰的具體根據，只是一種提示性的規定，不能成為定罪量刑的法律根據。
1998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於審理騙購外匯、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3條規定：「在外匯指定銀行和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買賣外匯，擾亂金融市場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225條第（三）項（現為第（四）項）的規定定罪處罰：（一）非法買賣外匯20萬美元以上的；（二）違法所得5萬元人民幣以上的。」這是首次將非法買賣外匯行為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為犯罪，按非法經營罪定罪量刑。
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其中第4條規定：「在國家規定的交易場所以外非法買賣外匯，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單位犯前款罪的，依照刑法第231條的規定處罰。」《決定》的這一規定是在立法上對前述司法解釋的確認，並明確了單位構成犯罪主體。
筆者注意到，從前述《條例》、《解釋》和《決定》規定的內容相對照看，非法經營罪所規定的「非法買賣外匯」中的「買賣」應理解為是低價買入外匯、高價賣出外匯，實現在有買有賣的過程中牟取非法利益目的的一種外匯經營行為。筆者認為，對外匯單純「買」和「賣」的行為，要根據「買」和「賣」的目的來判斷其行為性質。如果行為人以出賣營利的目的購買外匯，則符合了「非法買賣外匯」行為的法律規定，構成非法經營罪。如果行為人不是以營利為目的，而是出於自用目的單純購買或賣出外匯，則不構成非法經營罪。對於自用的目的針對單位主體一般是用於生產、經營的使用。有觀點認為，這也是營利目的。筆者認為，營利的目應該是通過買賣外匯行為本身來獲取利益，即指買賣外匯行為的直接目的，不能做出將外匯用於生產、經營活動認定為以營利為目的的擴大解釋。
結合本文案例，被告單位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完成政府招商引資任務為目的，在我國外匯管理局規定的交易場所外，採用關境內給付人民幣，關境外收取美元的方式，非法買賣外匯，累計兌換9650萬美元用於公司增加註冊資本的行為和將公司借入的1150萬美元在我國外匯管理局規定的交易場所以外，採用關境外給付美元，關境內收取人民幣用於公司生產、經營的行為，形式上侵犯的法益是國家對外匯的管理制度，但被告單位的主觀目的是完成政府招商引資任務和自用，客觀上購入9650萬美元和賣出1150萬美元的兩次行為是彼此獨立，沒有關聯性，只是單純的購入和賣出的行為，沒有對外匯有賣又買的交易活動，不具有經營行為的性質特徵，不是經營行為，只是兌換行為。兩次兌換獲得的美元和人民幣全部用於單位注冊資本增資和生產經營使用。兌換外匯的行為不但沒有實現獲利結果的發生，相反，因匯率差價和向同案被告人張某支付手續費等因素，損失人民幣兩千餘萬元。故此筆者認為按照法律規定，被告單位的行為不構成非法經營罪。
三、實踐審判層面
近幾年來，司法審判實踐中，對非法經營罪定罪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審判案例是黃光裕案和劉漢案。
2008年，黃光裕被公訴機關指控於2007年為歸還賭債，將人民幣8億元直接或通過北京某有限公司轉入深圳市某實業有限公司等單位，通過鄭某等人私自兌購並在香港得到港幣8.22 億余元(摺合美元1.05億余元)。對於上述行為，一審判決認定黃光裕構成非法經營罪，雖經上訴，二審判決還是維持原判。
2013年，劉漢被公訴機關指控於2001至2010年，為歸還境外賭債，通過漢龍集團及其控制的相關公司，將資金轉入另案處理的范某控制的公司賬戶，范某後通過地下錢庄將5億多元人民幣兌換成港幣為劉漢還債。對於上述行為，一審判決認定劉漢構成非法經營罪。後經上訴，2014年湖北省高級法院對被告人劉漢涉黑、故意殺人等犯罪案件做出的二審刑事判決中，撤銷了一審判決中關於被告人劉漢私自兌換港幣用於償還賭債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的認定，撤銷理由是：「被告人劉漢私自兌換港幣用於償還賭債的行為，客觀上是買賣外匯的自用行為，不屬於經營行為；主觀上沒有營利的目的」 2015年最高法院對該案死刑復核的刑事裁定書中，對湖北省高級法院的二審刑事判決中定罪量刑部分予以核准。
以上兩個案例所涉及的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客觀行為方式是相同的，都是採用在外匯指定銀行和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買賣外匯的方式，個人使用歸還賭債。得到的卻是前者有罪而後者無罪的兩種截然相反的判決結果，原因是有罪判決沒有考慮被告人主觀上是否具有營利目的，客觀上是否實施了買賣外匯的經營行為。在黃光裕案的一審和二審判決書中可以看到，判決認定：「被告人黃光裕違反國家外匯管理制度，在國家規定的交易場所以外非法買賣外匯，破壞國家金融管理法規，擾亂金融市場秩序，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經營罪，且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 判決只是以非法買賣外匯行為作為認定非法經營罪的根據，兩級法院主要評判的是這種以人民幣償付外匯賭債的行為是否屬於買賣外匯，並沒有對被告人主觀上是否具有營利目的，客觀上這種行為是否是經營行為進行評判。而在劉漢案中，雖然辯護人在一審訴訟過程中提出以人民幣償付外匯賭債，只是一種支付行為，並沒有營利的辯護觀點。但一審判決並沒有採納辯護人的意見，而同樣也是徑直以買賣外匯行為認定為非法經營罪。但是，劉漢案的二審判決以劉漢主觀上沒有營利目的為由改判非法經營罪不能成立。從刑法理論上來說，劉漢案的二審判決對於刑法的理解是准確的，值得肯定。同時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復核確認，在我國司法審判實踐已經逐步推行案例指導制度的今天，是對此種犯罪的審判實踐具有指導意義的。
筆者認為，本人代理的這起案件中，被告單位主觀上不具有營利的犯罪目的，客觀上買賣外匯行為本身不具有經營性質，買賣外匯行為實現的結果是單位生產經營的合法自用，且沒有營利結果客觀存在的狀況下，審理法院做出的有罪判決，不符合刑法理論和最高人民法院對此種犯罪審判的指導精神，應當予以糾正。(本文作者系遼寧同格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