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談談國外的信託業發展對中國有何借鑒意義
國外的信託業發展對中國的借鑒意義在於：信託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政府的作用卻是無法替代，而政府對於信託制度的供給和發展路徑設計，也決定了這個信託業發展速度和成熟度。
我國缺少「信託業法」，信託公司的合法權益缺乏必要的保障依據，尤其是在資管市場加速開放的當下，由於缺乏頂層設計，信託公司與其他從事類信託業務的金融機構的競爭並不在同一個起跑線。
雖然我國2001年頒布《信託法》，然而信託財產獨立性和產權歸屬問題、信託財產公示問題等還沒有很好的得到解決，信託立法過程中存在很多概念模糊、條文不清的地方，這對於信託業務實際操作形成較大制約。
因而我國應該加快建立和完善信託行業相關法律法規，通過合理的信託行業制度供給引導其健康發展，為信託行業提供更大創新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政府可在稅收、信託公司異地部門建設、業務創新給予更多優惠政策和支持，幫助信託公司渡過行業轉型發展困難時期。
㈡ 西方發達國家雇員受益信託業務,在我國發展的必要性,以及如何發展
沒看到什麼必要性,
除非我們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㈢ 我國信託與歐美發達國家比較，有何不同
成熟度不一樣，發展的時間不一樣，市場環境也不一樣，自然收益上也會有差別
㈣ 信託的發展歷史
信託是一種特殊的財產管理制度和法律行為，同時又是一種金融制度,與銀行、保險、證券一起構成了現代金融體系。
信託制度起源於英國，是在英國「尤斯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距今已有幾個世紀了。
但是，現代信託制度卻是19世紀初傳入美國後，在傳入美國後信託得到快速的發展壯大起來的。美國是目前信託制度最為健全，信託產品最為豐富、發展總量最大的國家。
我國的信託制度最早誕生於20世紀初，但在當時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況下，信託業得以生存與發展的經濟基礎極其薄弱，信託業難以有所作為。
我國信託業的真正發展開始於改革開放，是改革開放的產物。1978年，改革初期，百廢待新，許多地區和部門對建設資金產生了極大的需求，為適應全社會對融資方式和資金需求多樣化的需要，1979年10月我國第一家信託機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經國務院批准同意誕生了。它的誕生標志著我國現代信託制度進入了新的紀元，也極大促進了我國信託行業的發展。
㈤ 英美日信託發展哪些值得我國借鑒
我國的信託業近年來發展迅猛。2013年底信託公司共有68家，管理資產超過10萬億元人民幣。但是管理資產相比美國的100萬億美元來說，還不足其2%，只能說中國的信託業還處在起步階段。另外從業務類型上看，75%以上資產都來源於單一資金信託這類通道業務，起步階段的特徵更為明顯。這一方面意味著很大的發展空間和變化空間，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業界有強烈的業務創新動力。因此，從制定稅務政策的角度上來看，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否則永遠不法跟上信託業實踐的步伐。
經過近百年的發展，美國的信託業占據了世界第一的地位，在業務上和稅收法規及征管上均已成熟。因此，從業務以及稅制層面來研究美國信託業，能增強前瞻性，對我國稅務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義。
以上對美國信託稅制的研究，對我們有以下啟發：
1、 合理的信託稅收政策要以完善的個人所得稅制為前提
美國的信託所得稅依附於個人稅體系，主要原因是處於成熟期的美國信託業的受益人大多數是個人。我國的信託業一旦走向成熟，必然也是以個人受益人為主，這是信託的性質所決定的。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 制還不完善，基本上還是「工薪稅」。對於生產經營所得，投資所得，利息 所得，資本利得的征稅規定和征管實踐還比較粗線條。因此，個人稅體系還不能勝任信託稅的依附對象。只有在完善個人所得稅制之後，信託所得稅才有可能得以完善。
2、 充分考慮導管原則
對信託征稅，大多數國家都奉行徹底的「導管原則」，完全不以信託為納稅主體。美國是少數奉行「實體原則」，以信託為納稅主體的國家之一。未來我國在選用「導管原則」或者「實體原則」時，需要慎重。同時需要看到，即使在納稅主體設置上奉行「實體原則」的美國，在實際征稅方面也經常奉行 「導管原則」，因為這是符合信託本質的。這一點，值得我國稅收政策制定者充分考慮。
3、 盡量保持稅收中性
中性是稅收制度的最高境界。對信託征稅應當達到這樣一個效果，即信託既不能避稅，又不能重復征稅。美國在這方面一些做法，例如對房地產投資基金信託(「REIT」)以及普通信託基金的特殊處理，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㈥ 我國的信託業和日本的差距 應該怎麼樣發展
中國的信託起步較晚，處在萌芽狀態。但是近年來，高凈值人士越來越多，這塊的市場非常大。像我們接觸的客戶，他們自身的意識層次也在慢慢提高。
㈦ 我國信託制度最早是從哪個國家引入的
信託是一種特殊的財產管理制度和法律行為，同時又是一種金融制度,與銀行、保險、證券一起構成了現代金融體系。
信託制度起源於英國，是在英國「尤斯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距今已有幾個世紀了。
但是，現代信託制度卻是19世紀初傳入美國後，在傳入美國後信託得到快速的發展壯大起來的。美國是信託制度最為健全，信託產品最為豐富、發展總量最大的國家。
我國的信託制度最早誕生於20世紀初，但在當時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況下，信託業得以生存與發展的經濟基礎極其薄弱，信託業難以有所作為。
我國信託業的真正發展開始於改革開放，是改革開放的產物。1978年，改革初期，百廢待新，許多地區和部門對建設資金產生了極大的需求，為適應全社會對融資方式和資金需求多樣化的需要，1979年10月我國第一家信託機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經國務院批准同意誕生了。它的誕生標志著我國現代信託制度進入了新的紀元，也極大促進了我國信託行業的發展。
㈧ 我國信託行業發展都經歷了哪些階段呢
信託在國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目前信託業與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一起構成現代金融四大支柱。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從不同角度有著不同的劃分方式，最近看到長安信託常務副總裁方灝的一個劃分，你可以參考下。
長安信託方灝認為信託行業主要分成四個階段:2002年之前處於摸索階段,混亂、主營不清晰;2002年至2008年處於回歸主業的階段,尋找業務模式、行業定位;2009年至2015年處於黃金時代,信託公司成為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很重要的一個投融資渠道;而從2016年至今,信託行業正處於白銀時代,該階段信託公司在作為國家經濟重要的投融渠道基礎上,要更加側重於考慮社會財富的管理和配置需求,進入再轉型、再定位、再創新階段。
㈨ 我國與歐美國家風險投資業發展的特點.
一、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現狀
我國的風險投資業起步於80年代中期。1985年,中共中央在《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對於變化迅速,風險較大的高新技術開發工作,可以設立創業投資給以支持。」這一決定從政策上保證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的發展。同年九月,我國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簡稱中創公司),經國務院批准成立,它的誕生標准著我國風險投資業的起步。繼中創公司之後,我國又相繼成立了中國科招高技術有限公司,上海科技投資股份公司,廣東科技創業投資公司,深圳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服務公司,江蘇省高新技術風險投資公司等類似的公司。隨後各級銀行也設立了科技貸款業務,以資助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僅僅幾年,就從1500萬元的規模增長到數百億元,1998年達到208億元。
90年代後,隨著大批國際風險投資基金和公司湧入中國,在為剛起步的中國風險投資業注入新的資金的同時又帶來了西方全新的風險管理技術和規范化的風險運作機制,從而促進了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 據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我國有22個省市已創建了各類科技信託公司、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和科技信用社80多家,其投資能力達到了36億元。但是,從總體而言,我國的風險投資經歷了十多年的孕育期後,仍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還未建立起一個健全、完善的風險投資機制,風險投資在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中也遠未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二、我國風險投資業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風險投資業雖起步較晚,發展卻很快,且為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孕育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諸多問題,主要有:
1.風險資本來源渠道單一。風險投資的主體應該是願意並且能夠承擔風險的個人、企業等私人部門,如美國的風險資本組成中,年金基金(主要是養老基金)和私人投資占絕大部分。而目前我國風險資本主要來源於政府財政撥款和銀行貸款,很少有來自於大企業、保險金、養老基金和個人投資者的資金投入。
2.有關法規法制不健全。社會上的一些非法集資活動屢禁不止,挫傷了人們投資的積極性,使得有些對風險承受能力較差的人甚至於對正常的集資活動都產生了逆反心理。此外,我國有關知識產權的法規不完善,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力,損害了進行高新技術創新活動的科技人員的利益,使得他們的高投入得不到高收益,嚴重地打擊了他們進一步創新的積極性,對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極為不利。
3.風險投資領域人才缺乏。風險投資是一個新的領域,風險投資家是一類特殊人才,不僅要求他們具備必要的工程技術知識和企業管理理論基礎,而且還要求他們必須是具有金融投資實踐和高科技企業管理實踐的復合型人才。而目前我國就很缺乏風險投資領域的人才,尤其是高新技術項目評估中介機構的力量不足,缺乏既懂技術,又能預測、把握市場,既懂金融又會經營管理的人才。因此,人才難覓將是困擾我國風險投資業發展的一個大問題。
4.風險投資退出難。風險投資的目的在於獲取高的資金回報率後帶著豐厚的利潤退出,這就需要有完善的產權交易市場和健全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我國目前產權交易市場剛起步,還很不完善,且還沒有形成良好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風險投資沒有出口,這是對風險投資業發展最大的制約因素,這使得一些潛在的投資者因懼怕「投進去,收不回」而對風險投資望而卻步,從而限制了風險投資業的發展。
5.政府對風險投資業的扶持力度不夠。世界各國政府為了刺激本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均制定了稅收上的優惠政策及相關的法律予以支持。我國政府雖然明確表示要支持風險投資業的發展,但力度不夠。因此,我國目前既缺乏寬松的稅收政策環境和行之有效的激勵措施,又沒有明確的發展規劃和規范的管理方法,嚴重地制約了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
三、發展我國風險投資業的對策
針對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加快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步伐。
1.多渠道開辟風險投資資金來源。要改變我國風險投資資本不足、融資渠道單一的現狀,就必須開辟多種形式的風險投資資金籌集渠道。我國目前社會資金體系龐大,包括了6萬億元的居民儲蓄存款,3600多億元的信託資金和數量不菲的保險金、養老金等,這些社會資金都可以作為風險投資業的融資來源。應鼓勵各大、中型企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以股份制的形式積極參與各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基金的組建。以深圳成立的「准基金模式」運作的深圳市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為例,深圳市政府出資5億元作為啟動資金,其餘5億元採取私募招股方式從政策允許的大金融機構、市屬大型產業集團等進行募集。此外,還應積極引進國外資本從事風險投資業務。採取多渠道的融資方式必將對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注入生機和活力。
2.加強政策法規建設,為風險投資提供穩定的法律環境。要確保風險投資業的健康發展,就必須制定有關風險投資機制及其各類主體正常運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以我國證券業的發展為例,我國證券市場發展至今已有多年,而《證券法》直到1999年7月1日才開始實施。我國證券業的發展走了一條不太規范的道路,其間走過的許多不必要的彎路與法規的不健全有很大的關系。因此,在形成和發展風險投資機制的過程中,應該吸取證券業發展的經驗教訓,並借鑒發達國家風險投資業發展的成功經驗,制訂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政策法規及管理辦法等。同時,在這些政策法規實施的過程中還必須有一套監控體系與之配合,對風險投資機制運作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應以及時的調控和引導,對不適合風險投資機制運作的一些條例作出及時的調整,為風險投資業的健康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政策法規環境。
3.大力培養風險投資管理人才。風險投資涉及到科技、金融和企業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識,對從業人員要求很高,只有專業素質高,且具有綜合分析和判斷能力的風險投資管理人員才能勝任這一工作。而我國目前這方面的人才十分匱乏,因此,進行專門人才的培訓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在高等院校開設有關風險投資方面的理論課程,為風險投資公司提供前期人才儲備工作;聘請國外有豐富經驗的人士對在崗風險管理人員進行培訓,開拓其視野以及深化其對風險投資的實質性認識;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讓其在實際的操作環境中去不斷摸索,豐富經驗。
4.充分發揮股票市場對風險投資的促進作用。風險投資者或風險投資公司投資於高科技企業,並不是希望通過企業將來賺的利潤來收回投資,而是通過在股票市場上出售一部分股權套現,然後再投資於其他高科技企業。而高科技企業初創時,規模都較小,且無經營業績,企業財務狀況往往達不到上市公司的要求,這使得大量具有高成長性的高科技企業不能上市。在我國,風險投資的一個主要「出口」———企業上市就得不到保障,風險投資就真的成了「風險」投資,投資者的資金不能在股票市場上變現,必定影響投資者的積極性,高科技企業的資金也就不能真正到位。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可以從以下二個方面進行改進:
①在現有的股票市場上盡量保證高科技企業的上市。高科技企業是我國高科技產業的微觀基礎,為促進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給予高科技企業上市方面一定的優惠政策及扶持是十分必要的。當然,對於高科技企業上市的支持主要應表現在上市時間上的優先,上市數量上的優先以及上市程序上的盡可能簡化。另外,一些較成熟的高科技企業也可以利用現有證券市場的「殼資源」,通過「買殼上市」,達到上市的目的。
②積極籌建第二板股票市場。從國際上看,風險投資的主要「出口」在第二板股票市場。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均設立了第二板股票市場,主要是為一些高成長性的中小企業,特別是為高科技企業發行股票提供一個場所,其股票發行的標准低於一般的股票市場。這樣就使風險投資的「出口」十分通暢,風險投資者不必再擔心「投進去,出不來」,免除了後顧之憂。因此,我國要發展風險投資業,借鑒國外經濟建立第二板股票市場是最佳的選擇。
另外,香港聯交所已經正式籌劃設立第二板股票市場,內地的新興企業將獲得在港低成本上市的機會,這對於我國內地發展風險投資是一個良好的機遇,風險投資的資金出口又多了一條渠道。
5.加大政府對風險投資業的扶持力度。風險投資的生存與發展不僅依靠於風險投資公司的精心運作,更需要政府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從國外的經驗看,政府在風險投資業發展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大對風險投資業的扶持力度。
①提供稅收優惠政策。我國對於高新技術企業雖然也有一些優惠政策,但是,與其他優惠政策相比優勢不明顯。應當加強優惠政策的力度,將更多的資金吸引到風險投資領域,另外,我國目前對風險投資公司還沒有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可考慮對風險投資公司中投資於風險企業的投資收益實行減免徵稅。
②提供政府財政支持。國家財政和各級地方財政,每年應當新增高科技產業發展專項撥款,實行部分撥款、部分低息有償使用,專項用於重大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和產業化啟動期的投入。如高新技術企業前期投資不足時的墊付金和必要的周轉金,部分可用於風險損失補貼、貸款貼息和獎勵。在專項撥款的基礎上,逐步向設立專門的高技術發展基金過渡。
③提供貸款擔保。在目前情況下,銀行貸款仍然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但是,高新技術企業在發展初期,受到銀行貸款要求資產抵押的限制,融資能力不足,迫切需要政府為風險投資對象的貸款提供擔保。為此,可以由政府組織建立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公司,或者設立科技貸款擔保基金,由其為高新技術企業向銀行提供貸款擔保。
㈩ 以日本信託業的發展對我國的信託業有何啟示或借鑒
日本引入信託制度之初，也面臨信任基礎構築以及投資者保護難題，為此日本對於貸款信託等部分金錢信託採取了附加保障本金補充合同的法律制度，要求信託機構從信託收益中提取相應的准備金，同時還適用於存款准備金制度以及存款保險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此類信託產品的風險監管約束，也可達到保障投資者利益的目的。不過日本並不是所有信託產品都適用於上述規定，除了特定金錢信託產品，其他信託產品是不適用於本金保障的規定。這樣投資者就可以根據自身偏好選擇信託產品，信託公司也可以根據不同信託產品制定投資策略。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剛性兌付作為一個信託公司經營策略，容易導致忽視自身責任承擔以及相關監管舉措缺位的問題，因而一旦風險問題暴露集中化，信託公司能夠使用的應對之策就非常少，損耗投資者信心。就解決信託產品剛性兌付問題而言，信託公司可以採取差異化產品設計，發行保本和非保本信託產品，適應不同投資偏好，而監管部門對於保本信託產品則可以安排更加嚴格風險監管制度，保障投資者本金安全；而對於非保本信託產品則需要進一步明確受託人職責，安排相應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受益人利益補償機制，以此實現更好的保護投資者利益。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投資者教育，普及信託文化和理念，使投資者能夠更加充分認識信託產品投資本質。
日本信託業務發展之初，信託業務主要也是發揮融資功能，尤其是以貸款信託為主的信託產品佔比非常高。不過，與我國現階段信託業的狀況不同，自40、50年代開始，日本信託業開始執行長期金融功能，這就避免與銀行業務同質化以及惡性競爭，同時日本貸款信託法也對貸款信託資金的投向有著明確的規定，起初要求投向鋼鐵、礦產等重要國民經濟部門，而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化，貸款信託資金則被要求投向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作用的部門。日本上世紀五十年代還進一步制定了《貸款信託法》，實現了貸款信託商品化，加之門檻不高，獲得大量委託人的青睞，也間接起到了普及信託文化的作用，為發掘更大的信託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以貸款信託為代表的融資類信託產品逐步減少，目前貸款信託基本絕跡，逐步被土地信託、有價證券信託等所取代，信託制度的財富管理功能、投資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業務融資化與國家經濟增長階段有很大關系，經濟增長處於高速發展階段，融資需求強烈，信託業務融資化特徵相對顯著，這本身是信託制度適應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的表現。但是，我國信託業務融資化主要在於很多業務都是通道業務，而且很多信託資金投向了國家宏觀調控限制的房地產、過剩產能以及地方融資平台，應該更多發揮信託制度融資優勢去支持新興戰略產業，以此促進我國經濟轉型；信託融資化問題還在於信託與銀行的經營模式近似，同質化嚴重，雖然信託公司基本選擇風險更高的項目運作，但是盈利模式基本也是靠利差，而且各家信託產品同質化嚴重。目前，我國依然處於相對增長較快的階段，融資需求依然較為強烈，因為信託業需要進一步優化信託融資功能發揮的路徑，實現差異化經營目標。同時，我國還需要加強信託文化的普及，進一步發掘其他信託業務需求，從而有利於提高信託業收入來源以及未來融資信託業務收縮可能帶來的沖擊。
面對資管市場開放挑戰的日本經驗：專業化及規模化
我國信託公司曾經是我國唯一能夠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實體進行資產配置的金融機構，然而隨著我國金融監管的放鬆以及資產管理市場逐步的開放，這種優勢已經盪然無存。目前，券商、基金子公司、保險公司都可以跨市場進行資產配置，信託業制度紅利嚴重削弱，信託公司經營發展所面臨的競爭挑戰更大。目前，我國信託公司在通道業務、上市股權質押、房地產、地方融資平台等業務市場已經被分割。
日本信託業也面臨著信託市場逐步開放的挑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日本信託業也加快了這樣的改革開放步伐，1986年允許外資銀行以成立現地法人的形式，經營信託業務。1993年允許銀行和證券公司通過設立子公司，或者是信託合同代理店來參與信託業務，2002年又允許金融機構總公司親自來從事業務，2004年修訂信託業法以後，允許通過新設信託公司或者說新設代理店的形式來從事信託業務。日本信託機構應對之策在於，一方面明確了自身所具有的從事信託業務的專業性，通過聘請或者邀請該領域專家，來提高公司整體專業運營能力。同時，密切跟蹤社會經濟發展所蘊含的業務機會，及時創新產品服務；綜合化服務增強客戶粘性，日本信託銀行兼營存款業務、證券過戶代理、不動產買賣等業務。另一方面，加大規模化經營步伐，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信託業加快了並購步伐，如1999年排名第三的三井信託與排名第六的中央信託合並，2000年4月三菱信託、日本信託和東京三菱銀行決定實行聯合經營。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公司發展根本還在於專業化經營，因而我國信託業仍需要加強業務專業性，培育和招聘更多專業人才，深化信託制度的應用空間和范圍，加快信託業務創新，提高市場競爭力。信託公司仍需要加強渠道建設，細化客戶管理，通過客戶管理系統，細化客戶管理策略，分析客戶金融服務需求和投資偏好，為客戶指定個性化產品推薦和財富管理方案。信託公司需要加強風險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強各種風險管理工具的應用，諸如評級體系、預警體系等，提高風險管理量化水平，形成良好的風險文化和報告體系。信託公司需要進一步加強品牌建設和宣傳，向社會和市場傳遞企業經營理念、發展願景等，增強經營透明性，強化客戶的認同感和信任度。同時，信託業也需要通過橫向兼並收購和縱向兼並收購，實現綜合化、規模化經營，提升綜合經營實力。
信託業發展政策扶持的日本經驗：制度供給與精心培育
我國政府在引進和促進信託業發展方面起著主導作用。然而，面對如何培育和發展信託業，自2001年《信託法》之後才有了明確的思路，不過從當前看，信託業轉型發展的相關制度供給和政策依然不充足，而且隨著資管市場的加速開放，監管部門需要進一步解決行業發展方向以及分業監管下的制度協調問題。
日本政府在信託業發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更加明顯，對於培育信託業非常重視。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斷加強有效的信託制度供給，從最初的信託法和信託業法，到後來的貸款信託法、資產流動化法，再到信託法和信託業法的再修訂。信託業務作為一種法律關系，在大陸法系下需要依照基本的法律制度進行操作，日本信託制度繼承了英美信託制度，又有本土化，具有較大先進性。同時，日本又根據信託公司業務發展需要制定各類業務特定法律制度，推動信託業的商品化和快速發展。為了適應新時期信託業務的大發展，2004年日本開始著手修訂新的信託制度，這賦予日本信託公司更大的發展空間，也保證信託機構與銀行、保險等新進入競爭者保持相同的監管要求，維護行業公平競爭和有序發展。而且，日本信託業法律制度與其他不動產、稅法等都有很好的銜接，解決了大陸法系下信託業務發展的不兼容問題，有效促進了日本信託業務發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二戰後以及信託市場開放關鍵時期也給予了日本信託業很大的政策支持。二戰以後由於戰爭造成的災難，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資產大量流失，信託公司經營也曾一度陷入了難以為繼的困境，日本政府通過讓信託公司經營銀行業務，成功地打破這了一僵局，日本信託業從此進入了兼營階段。1953年日本又對信託業確定了分業經營的模式，並提出了長期金融和短期金融分離的方針，要求信託銀行發揮長期金融職能，以信託業務為主，而原來兼營信託業務的銀行相繼不再經營信託業務，這樣，日本的信託業務主要集中到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東洋、日本和中央等7家信託銀行手中。
日本經驗所給與的啟示在於：信託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政府的作用卻是無法替代，而政府對於信託制度的供給和發展路徑設計，也決定了這個信託業發展速度和成熟度。我國缺少「信託業法」，信託公司的合法權益缺乏必要的保障依據，尤其是在資管市場加速開放的當下，由於缺乏頂層設計，信託公司與其他從事類信託業務的金融機構的競爭並不在同一個起跑線。雖然我國2001年頒布《信託法》，然而信託財產獨立性和產權歸屬問題、信託財產公示問題等還沒有很好的得到解決，信託立法過程中存在很多概念模糊、條文不清的地方，這對於信託業務實際操作形成較大制約。因而我國應該加快建立和完善信託行業相關法律法規，通過合理的信託行業制度供給引導其健康發展，為信託行業提供更大創新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政府可在稅收、信託公司異地部門建設、業務創新給予更多優惠政策和支持，幫助信託公司渡過行業轉型發展困難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