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我國現今有多少國債
保持我國國債規模的可持續性，需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逐步調整國債數量和品種期限結構，同時量化和控制其它政府債務，才能真正發揮國債政策的宏觀經濟調節作用。一、我國國債規模現狀（一）我國國債規模的演變我國國債規模的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1949一1958年。為了籌集國家建設資金，發展國民經濟，我國在這一階段發行了幾億元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和經濟建設公債，發行規模不大，每年的國債發行額在當年GDP中比重不到1%.第二階段：1958—1980年。我國堅持財政平衡的思想，沒有發行國債，大多數年份預算保持平衡，即便有赤字，規模也很小，主要靠向中央銀行透支解決。第三階段：1981年一1993年。為了彌補財政赤字，籌集經濟建設資金，我國於1981年恢復國債的發行。但國債發行額較小，這一階段年平均發行量為198億元，累計發行量為2106億元，國債增幅比較平穩。第四階段：1994年一1997年。由於國家預算體制改革，不再允許財政向中央銀行透支解決赤字而改為發行國債，加之過於集中的還本付息，國債發行量呈現較大增幅。1994年國債發行量突破1000億元，1995年以後，每年發行量均比上年增長30%以上，遠高於同期財政收入年均增長速度和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第五階段：1998年至今。為拉動內需和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為了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我國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投資，國債發行量陡升，導致1998年國債發行額高達3310.93億元，比上年增長了33.7%.此後國債年發行量就一直節節攀升。2003年國債發行總量達到6355億元，創下國債發行總量的新高。（二）國債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5年以來，成效是顯著的。1998年一2000年國家財政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3600億元，共安排國債項目6620個，投資總規模2.4萬億元，到2000年底累計完成投資1.5萬多億元。1998年到2002年國債投資分別拉動經濟增長1.5%、2.0%、1.7%、1.8%、1.8%.如果沒有國債投資的支持，我國不會在世界經濟普遍下滑的情況下還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國債貢獻率是從動態上衡量國債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一個指標，它以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來表示。為了使數據更精確，可以根據GDP和國債發行額的數據，建立一元回歸模型，進行統計分析。L GDP和L DEBT分別表示對GDP和國債發行額取對數，利用Eviews軟體分析得到回歸方程為：L GDP=6.22+0.63×L DEBT R2=O.97 t檢驗值：（24.5）（18.5）變數統計顯著，F統計值為342.8，基本通過檢驗。GDP與國債發行額之間成正比，且國債發行對GDP的彈性為0.63，可見國債對國民經濟增長有很大正面作用。二、我國國債規模指標分析決定或影響一個國家國債規模的因素有很多，而且每個國家的經濟體制、經濟發展程度以及各種經濟條件和狀況都存在很大差異，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用其他國家或組織的國債規模指標來衡量我國國債規模。從我國的具體實際來看，我國國債規模的相關指標主要包括：國債發行額、國債余額、國債還本付息額、全國和中央的財政支出、全國和中央的財政收入、GDP、居民儲蓄額。下面將衡量我國國債規模的指標分為兩方面：應債能力指標和償債能力指標。為配合下文的分析，表1給出了自1990年來我國國債規模相關因素的統計與衡量國債規模的各項指標值。（一）應債能力指標1.國債負擔率（國債余額／當年GDP）。它反映了全社會宏觀資源的利用效率，類似於企業的負債杠桿。從我國負擔率走勢上看，基本上是小幅慢升，在1998年前平均幅度是52以下，1998年由於國債發行的大幅增加，這一指標上升到10%，此後一直保持了較高的水平，2000年為14.54%，2002年接近20%.但由於我國國債余額增長率基數小，一直大於GDP增長率。而美國1970年代初國債負擔率在33%左右，到1990年代末上升到66%，之後有所下降；日本1970年代初國債負擔率只有5%，1980年代的10年中迅速上升到67%，1990年代末超過100%；德國1970年代初國債負擔率也只有5%，1980年代上升到40%左右，1990年代末上升到60%，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國國債負擔率處於較低的水平之上。同時，與西方發達國家規定的不超過45%，以及歐洲貨幣聯盟簽定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下簡稱《馬約》）規定60%的比率相比，我國的這一指標顯著偏低。從這方面看，承受能力還具有較大的彈性空間。2.國債借債率（國債發行額／當年GDP）。它反映了當年GDP增量對當年國債增量的利用程度。從表1中看出我國該指標走勢一直平穩盤升，最高不過2002年的5.79%，與國際公認的50%警戒線相距甚遠。如果僅以這個指標為依據來判斷，則我國國債發行還有相當的空間。3.居民應債能力（國債發行額／當年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債權債務關系看，政府是凈債務主體，居民是凈債權主體。因此，國民經濟的應債能力最終主要落實到居民的應債能力上。從表1可以看出，盡管近年來我國國債發行規模增長很快，國債發行額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的比率逐步提高，但由於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也在快速增長，所以國債發行額占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的比率仍較低，居民購買國債的應債能力仍有較大潛力。（二）償債能力指標1.國債依存度（國債發行額／當年財政支出）。它表明財政支出靠債務收入的安排程度，該指標越高說明財政對債務依賴性越強，對財政未來發展威脅也越大。國債依存度有兩種：一種是國債發行額佔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即國家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另一種是國債發行額佔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即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前者《馬約》中規定的標准為20%，而我國國家財政的債務依存度自1994年開始就已連續超過20%，近年來已達到30%.日本政府即使在財政最困難時期，國債依存度的最高年份也只有37.5%.在我國，由於國債是由中央財政發行、掌握和使用，因此分析中央財政的依存度更具現實意義。由表1，我們可清晰地看到，自1990年來我國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一直在攀升。1996年以後連年超過50%.1998年甚至達到了67.68%.2002年即使有所回落，也依然達到42%.總之，自1990年來我國中央財政的國債依存度一直遠遠超過國際警戒線25%.顯然，我國這一指標顯著偏高。2.國債償債率（國債還本付息額／當年財政收入）。它表明當年的財政收入中必須拿出多少份額用於國債還本付息，該項指標越高，說明償債能力越弱。由表1可明顯看出我國國債償債率已遠遠超過《馬約》中規定的10%的警戒線。1994—1998年我國國債償債率急增，至1998年的最高水平為23.82%，表明國債處於還本付息高峰期，已進入了不斷攀升的「發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時期。我們不能忽略各國財政收入佔GDP比重的差異。以2001年為例，我國2001年預算內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僅為16.52左右，而西方國家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一般為30%—40%.如果考慮我國的財政集中度，我們在評價國債償債率時，就不能簡單地拿10%警戒線來作為我國的標准。因此，根據我國目前國情，將國債償債率上限修正為20Z.但即使這樣，我國近幾年的國債償債率仍然高於警戒線。我國近些年由於國債規模的膨脹，加上新發國債期限較短，還本付息的支出負擔日益沉重，償債壓力會進一步擴大。此外，我國的國債期限結構不甚合理，國債償還期過於集中在「九五」後期和「十五」時期，我國今後一段時間還要面臨償債高峰的問題。在我國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困難不能得到根本扭轉的背景下，就不得不利用發新債來還舊債，後果是國債規模越來越大，極大地加劇了國債的規模風險。從上述的指標看，我國國債規模從應債能力角度，還具有一定的發債空間；但從償債能力角度，則具有不容忽視的風險。三、結束語以上只是從應債能力與償債能力的角度分析了我國國債的規模。事實上，影響我國國債規模的因素還有很多，並且難以量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國家綜合負債。國家綜合負債是指國債規模加上各種隱性債務和或有債務。2.國債期限、品種結構。在國債期限上，我國現在大多是3、5年的中期國債，缺乏1年以內短期和5年以上長期國債，期限單一，平均期限偏短，償債高峰周期短；在品種結構上，國債品種結構設計不合理，我國20多年來不可流通的憑證式國債佔主導地位，滿足不了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品種的不足同樣制約著國債規模的發行空間擴展。3.中央銀行對國債的需求。就貨幣政策而言，央行在國債市場上的公開市場業務，是調節貨幣供給量的一個重要政策工具。中央銀行為便於公開市場操作則更關注國債的高流動性，希望多發行短期國債，並要求國債達到一定的規模，不能僅以財政赤字的消除為限。因此，在國債規模控制中，既要考慮財政原則，也要考慮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需要，選擇合適的規模和期限結構。4.國債資金運用的效果。由於我國缺乏對資金使用效益的監管制度，加上地方政府對資金的爭奪，項目缺乏可行性研究等，使得國債的利用效率很低，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另外，我國國債還屬於籌資型國債，國債資金用於建設性支出的比例還比較低，形成「赤字債務化，債務消費化」的傾向，這勢必影響國債的實際規模。
Ⅱ 高一政治題。想問一下為什麼擴大國債發行規模是擴張型財政政策 買國債的人多了 花錢的人不就少了嗎
擴大國債發行政府支出增加，會使總需求和國民收入增加，消費水平提高，這是因為政府支出的開銷提升總需求，總需求增加，消費就增加，消費增加，國民收入也會相應增加，這是一個良心的循環，因此屬於擴展財政政策。增加國債是為了拉動總需求，簡單說是希望大家花錢活躍經濟，這時候利率是降低的，取得信貸更為容易，錢多了自然會花啦，就達到了擴展財政的目的。剩下的就不解釋啦，舉一反三思考啊高一黨。
Ⅲ 中國的國債評級
標普給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是AA-
另外穆迪給的評級是A1
惠譽是AA-
Ⅳ 我國國債規模是否適度
自1994年以來，我國的國債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近兩年來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國債規模進一步膨脹，因此，不免使人們產生了一些擔心：現有的國債規模是否過度了？這樣的國債規模是否會造成沉重的償債負擔從而影響到未來的經濟發展？這是學術界和實際決策部門普遍關注和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要對此作出理性而准確的回答，不但要對中國現在的財政經濟狀況及其未來的走勢作出准確的分析，還要通過對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經濟指標的國際比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斷。下面，本文就通過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來分析一下我國國債的發行規模及合理走勢。
一、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及其國際比較。
國債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范疇，它與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和財政收支狀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斷與確定一國的國債是否適度不能僅僅看國債本身的絕對值，它不能准確的反映一個國家的應債能力與財務負擔狀況，而必須用被國際上公認並經常使用的指標和經驗數據來對各國的國債規模進行考察，並依此對中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斷。而目前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國債規模的指標主要有：（1）國債負擔率＝當年國債余額／年度GDP;（2）借債率＝當年國債發行額／GDP；（3）國債依存度＝當年國債發行額／財政支出；（4）償債率＝還本付息額／財政收入。前兩個指標是從國民經濟大局角度考察國債規模，而後兩個指標是從財政收支的角度來考察國債規模的。對於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具體比較分析如下：
（一）對國債負擔率的比較。從理論上講，國家財政支出的需求壓力和償債能力、居民收入和儲蓄水平以及國內生產總值規模和國債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約國債發行規模的重要因素。但這些因素集中在一點，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換句話說，影響國債規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國內生產總值。那麼，考察國債的相對規模最有意義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國債負擔率。自80年代以來，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都有大幅度的擴大，如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國債負擔率）都幾乎翻了一倍，不過，在經濟發達程度相近的國家中，債務規模有很大差別。有的國家的債務規模只相當與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國家超過了120％（比利時）。而發展中國家的國債負擔率則大都經歷了一個先升後降的過程，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對國債的依賴程度有所減弱。正確分析和認識我國的國債負擔率，並在與國外的這一指標進行比較時，不能僅看數量上的對比關系，還必須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則有可能對我國的國債取向產生誤導：其一，隨著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國債負擔率亦出現了較快增長的趨勢。1980年僅為1％，1990年為4.8％，1995年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長的勢頭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債務是建立在雄厚的財政基礎之上的，整個國家對債務的應債能力比較強。而中國做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僅經濟發展與國外相比有較大的差距，而且國家的財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預算內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僅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門的各種預算外收入，也僅為20％左右。因此，從整體上講，我們對債務的承受能力比國外要相對弱一些，債務負擔率不能簡單的和國外進行對比。其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國債的累計規模之所以年能達到今天這樣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計下來的結果。而我國舉債的歷史不長，從1981年發行第一批國債至今，也不過20年的歷史，但我國的國債規模按目前這樣的勢頭發展下去（自1994年以來，我國國債余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30％左右）就很可能會達到難以控制的程度，甚至會趕上有著較長舉債歷史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四，各個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債務管理機制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在進行債務規模的國際比較時，，要充分考慮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場發達程度等方面的制約因素。一般的，證券市場越發達，對國債規模的承受能力也將越強。一美國為例，1995年的國債余額約為3.6萬億美元，國債負擔率達51％，但由於美國政府債券市場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政府債券市場，美國政府債券的發行一直較為通暢。這主要得益於美國政府債券是證券市場中流動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數證券中介機構和美國居民都青睞政府債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雖然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到1998年僅有8.2%,但考慮到我國的財力集中程度和證券市場的發育程度等因素，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在近期內不易過高。
（二）、對借債率的比較。國債借債率是指當年國債發行額與當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當年GDP對當年國債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發達國家的借債率一般在3％...10％，而中國的借債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即使與借債率較低的法國、英國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個百分點，這說明從國民經濟全局來看，我國的年度國債發行規模還是存在一定的空間的。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從1994年起，中國的國債增長率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大體在25％－－30％，遠遠超過了GDP8％左右的增長速度，所以，借債率這一指標肯定還將不斷攀升。而大多數國家的這一指標多年來基本保持穩定的狀況，維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國和西班牙等少數財政陷入困境和失業率較高的國家在90年代初出現了較快的增長。
（三）債務依存度的比較。國債依存度是任何一個國家考核國債規模是否適當的一個重要指標。它是值財政支出依靠債務收入來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為國債依存度＝國債年度發行額／財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義看，至今為止我國國債只限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發行公債的。這樣，依靠國債滿足財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國債依存度這一指標對中央財政才是有意義的。所以。我們在作比較分析時，實際上是拿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即年度國債發行額與中央財政支出之比）與西方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來作對比。我國的債務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和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高達29.65%和71.12％，幾乎高出日本、英國和美國的3－10倍。目前各發達國家的債務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間，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難時期債務依存度也不過37％。顯然，我國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主體格局的中央財政支出，其資金來源一半以上要依賴發行國債，不僅與政府本身的性質不符，而且，長此以往，恐怕難以維繼，其潛在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由於各國的財政體制和預算編制方法不同，在對國債依存度進行比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這個計算指標中，中央財政支出這一指標僅包括政府預算內支出，而在當前政府收支被嚴重扭曲的情況下，占相當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離在政府預算之外，保守的估計，預算外收支至少佔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預算在整個政府預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財政支出這一指標是被低估了，具體到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則被高估了。第二，我國的財政預算編制方式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債務利息的規模已越來越大，但尚未編列在預算支出中 ，使帳面上的中央財政支出小一塊。又使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塊。所以，我們不能簡單的就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嚴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壓縮國債規模的結論。但不管這個指標被怎樣高估，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則是不爭的事實，應該引起警覺，絕不能掉以輕心。
（四）償債率的比較。國債償債率是指一年的國債還本付息額與財政收入的比例關系。債務收入的有償性，決定了國債規模必然要受到財政資金狀況的制約。因此，要把國債規模控制在與財政收入適當的水平上。這一指標，國際上公認的安全線是8－10％，我國在1994年以前，由於國債的發行規模不大，國家財政收入用於債務支出的也就不多，償債率較地，如1990年不過是6.5%。但從1994年起，國債的發行規模劇增，由此導致的債務支出總額迅速上升，國債償債率從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安全線。
二、基本結論。
通過以上對四個指標的對比分析，關於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結論：1、西方國家國債依存度較低，國債負擔率較高，與我國的情況正好相反。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國家年度國債規模發行絕對量較大，但與其年度巨額財政收入相比，相對量顯得較小。以美國為例，1993年的財政收入高達11535億美元，而同期我國財政收入僅有4398億元人民幣。若按現有匯率計算，相當於我國財政收入的22倍。二是這些西方發達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歷史比較長，因此，國債發行時間也早，尤其是以發行中長期（10－20年）的國債為主體品種，因此，歷史累計額較大，比較起來，其國債負擔率自然比較高。2、從上面判斷國債規模的主要經濟指標來看，很難簡單講，中國國債規模是大了還是有較大的迴旋餘地，一個讓人們較易接受的事實是，中國國債規模處於國民經濟應債能力寬松而財政債務重負的矛盾當中，即既有寬松的一面，也有嚴峻的一面。那麼，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既要充分發揮國債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以及對經濟運行的反周期調節作用，又要防止國債規模過大對財政收支造成難以承受的壓力，避免像某些發展中國家那樣因政府債務問題而陷入信用危機和財政危機。3、從動態趨勢看，中國國債發行規模經歷了自1994年以來的以30％多的速度急劇擴張，正面臨者巨大的壓力和與日劇增的風險。今後的若干年內，只要國內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不發生大的突變，對國債發行規模進行增長中的微調或許是一種有效的政策選擇。考慮到國債總量政策的慣性作用，未來幾年要壓縮國債發行規模是不現實的，也不符合當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客觀要求，但國債發行規模要想連續保持這幾年的增長勢頭也是難以維繼的。所以，現實的選擇只能是增長中的微調，而且，這種微調只能建立在振興財政和優化國債結構的基礎上進行，即要在提高兩個比重的或國家可支配財力水平的基礎上適度擴大國債規模。同時，要繼續調整國債政策，規范國債市場，優化國債結構，是國民經濟應債能力得到較好的釋放。
Ⅳ 國債利弊與國債規模評價
在我國，國債的發行方式幾經變遷。上個世紀80年代，採用行政分配的方式，攤派發行國債。到了90年代初，便改為承購包銷，主要用於不可流通的憑證式國債。時至今日，已演變為四種發行方式並存，它們分別是：直接發行、代銷發行、承購包銷發行、招標拍賣發行。直接發行方式，指的是財政部面向全國，直接銷售國債。這種發行方式，共包含三種情況，一是各級財政部門或代理機構銷售國債，單位和個人自行認購。第二種情況，也就是80年代的攤派方式，屬帶有強制性的認購。第三種是所謂的「私募定向方式」，財政部直接對特定投資者發行國債。例如，對銀行、保險公司、養老保險基金等，定向發行特種國債、專項國債等。代銷發行與直接發行正好相反，財政部委託代銷者負責國債的銷售。我國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運用過這種方式。至於承購包銷，顧名思義，就是指大宗機構投資者，先承購國債，只有包銷出去以後，才能獲利。倘若銷售出了問題，那麼售不出的部分，只能自己消化。自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承購包銷成為我國國債發行的主要方式。事實上，不僅我國，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採用這種方式。 國債發行第四種方式，是招標拍賣方式。採取這種方式，國債認購價格或收益率等，都不是由政府自己說了算，而是在拍賣場上投標競價確定。在這里，招標有兩種具體方式，競爭性招標和非競爭性招標。前者既然冠名為競爭性，自然就暗含了排它意味，在競爭性招標條件下，投標者把認購價格和數量提交招標人，招標人據此開標。決定中標的依據，就是發行價格的高低。投標者認購價格高，招標者受益就大，所以出價高者勝出。而非競爭性招標，乍一看與競爭性招標相似，實則差異巨大。說它們相似，是因為，非競爭性招標沿用競爭性招標的方式開標；說它們不同，是指結果不同。實行競爭性投標，只有出價最高的投資者獲得國債發行權。而採取非競爭性招標，卻類似於吃大鍋飯，參加投標的投資者人人有份。 通過非競爭性的招標拍賣方式發行國債，在中標價格確定上，有兩種有代表性的招標規則：「荷蘭式」招標和「美國式」招標兩種。所謂「荷蘭式」招標，指的是中標價格為單一價格，這個單一價格通常是投標人報出的最低價，所有投資者按照這個價格，分得各自的國債發行份額。而「美國式」招標，中標價格為投標方各自報出的價格。舉個例子，在一場招標中，有三個投標人A、B、C，他們投標價格分別是85元、80元、75元，那麼按照「荷蘭式」招標，中標價格為75元。倘若按照「美國式」招標，則A、B、C三者的中標價分別是85元、80元和75元。我國從1996年開始，將競爭機制引入國債發行，而且從2003年起，財政部對國債發行招標規則進行了重大調整，即在原來單一「荷蘭式」招標基礎上，增加「美國式」招標方式，招標的標的確定為三種，依次是利率、利差和價格。 從國債開始發行那刻起，它就有章可循。只不過，在不同時期，人們對規則的理解各不相同。隨著國債發行在各國實踐的深入，很多舊的原則不再適用。而有些原則，卻經過反復考驗，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可。以景氣發行原則為例，它是指發行國債，要根據社會經濟狀況，確保經濟的景氣，也就是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這就要求國債發行者審時度勢，相機抉擇。例如，經濟萎縮低迷，需要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時，短期國債就要披掛上陣，身先士卒。此中原因，不難理解：短期國債流動性強，能在較短時間內籌集更多的資金，就如冬天裡點燃的一堆堆烈火，有助於經濟快速回升。 國債發行過多，規模過大會造成流通性泛濫，也會改變債券二級市場的供求關系，使持有者的債券出現大幅的波動，對長線持有者而言不會影響實際收益。
求採納
Ⅵ 簡述發行國債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原因
發行國債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適度的國債規模刺激經濟發展,規模過大對經濟發展有負面效應，適度的國債發行可以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國家公債的運用可以影響市場利率。適度的國債可以調節供給與需求的總量平衡。
原因：國債是彌補財政赤字的較優方式。敗政赤字出現後,一般有三種方式彌補。一是動用歷年的財政結余;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或透支;三是發行國家公債。
政府通過發行國債,將社會暫時閑置的個人公共消費資金集中起來,並改變其使用性質,將其轉向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或將資金沉澱下來,變一部分現實的購買力為潛在的購買力,從而減緩總需求壓力。
(6)評價國債規模擴展閱讀：
在所有的理財產品中，國債由國家信用做為背書，應該是屬於最安全的投資產品。稱市場稱為「無風險投資」。
2019年，國債三年期收益率為4%，五年期收益率4.27%，相比銀行定期同期產品並不低。在銀行理財產品打破剛兌的情況下，國債毫無疑問成為了「保本理財」性價比較高的替代品之一。
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推出儲蓄國債「隨到隨買」試點，將儲蓄國債發行時間由原來的10天延長至全月。
而個人投資者可在4月全月，通過40家儲蓄國債承銷團成員共計約13萬個營業網點，以及27家儲蓄國債承銷團成員的網上銀行購買儲蓄國債，有利於提高個人投資者購買儲蓄國債便利性。
本次發行的電子式儲蓄國債在發行期內不得提前兌取，發行期結束後方可提前兌取。而且提前兌取業務只能通過承銷團成員營業網點櫃台辦理。
Ⅶ 請結合我國目前債券市場,闡述你對國債概念的認識,並說明你對投資於債券市場的看法
最近幾期記賬式國債的發行利率確實不高，對個人投資者而言並不是很合適。目前市場上發行的債券基金業績基準定位為兩年期定期存款稅後利率（目前為2.16%），高於同期存款或國債收益，與目前收益趨降的貨幣基金相比，也有優勢。由於這一類基金以投資短期債券為主，因此本金穩妥，收益穩定。對於老百姓買國債來說，有好多收益是不能獲得的，比如說銀行間市場個人不能參與，企業債零售額度限制，個人購買不到等，投資者卻可以通過購買債券基金來規避這個弊端。
需要強調的是目前市場上熱銷的債券基金與已往發行的債券基金有所不同，以往發行的債券基金是指債券投資為主、股票基金投資為輔的一種基金品種，而現在熱銷的債券基金是只投資於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中短期債券等固定收益品種，不投資股市的基金品種，所以通常被稱為「短債基金」。由於債券市場的特性，該類基金適合持有期一般在3個月以上的投資者。
Ⅷ 影響國債的負擔因素有哪些
國債的適度規模客觀存在，但在具體實踐中，卻往往很難把握其具體數量界限。某些國家現行的關於國債規模的警戒性指標，諸如國債負擔率(國債余額/GDP)不超過60%;國債依存度(當年債務收入/當年財政支出)不超過20%;國債償債率(當年債務償還額/當年財政收入)不超過10%;當年財政赤字/GDP比例不超過3%，等等，只是起警戒作用的一般性經驗指標，並不一定與其他各國的具體情況吻合，特別是難以適應對各國某個特定時期國債適度規模的判斷。這就需要從國債規模的影響因素出發來進行必要的分析探討，以求科學認識國債發行的需要和可能，進而討論和決定較為適宜的國債規模。
在現實經濟中，影響或決定國債規模的因素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從宏觀經濟來看，諸如經濟的發達程度、當時的經濟周期區位、經濟的增長率和效益指標、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費水平、全社會投資規模和結構合理性程度、財政收支狀況和金融深化程度等等因素，都會影響國債適度規模的大小。從國債自身的運作來看，國債的管理水平與結構狀況，諸如籌資成本、期限安排、品種搭配、償還方式和國債資金的使用方向與使用效益，均會構成決定國債適度規模大小的因素。
促進經濟的均衡發展
財政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因此國債政策措施應首先注重促進宏觀經濟的均衡發展。從我國現階段情況看，與國債規模相關的首先是赤字問題，在赤字完全以債務彌補的情況下，政府赤字債務規模的合理確定就成為合理確定國債規模的關鍵。從理論上說，只有當年赤字債務額與當年凈儲蓄額相等時，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的宏觀均衡，才是最佳的赤字債務額。當然，這是從靜態的角度分析的，如果再考慮政府赤字開支的擴張效應(即帶動相關社會投資的增加)，那麼實際的赤字債務額要小於靜態的社會凈儲蓄額。具體情況如何，則要視赤字開支擴張效應的大小而定。如果當年赤字債務額超過社會凈儲蓄，那麼可能會產生兩種後果，即或者成為通貨膨脹的直接動因，或者對社會有效投資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從長期來看，這些後果均會對社會資源配置產生不良影響，而且徒增國家財政的未來負擔。反之，若當年赤字債務額遠遠小於社會凈儲蓄，又未能夠有效調動社會儲蓄轉化為有效投資，那麼會造成社會資源的利用不足(即未達到充分就業狀態)，減緩經濟增長的速度，也會阻滯財政收入的增長。
糾正社會投資的偏離度
另外，如果社會投資在總量上達到一定規模，但在結構上存在著不合理的現象，那麼就必然和理論上所說的社會有效投資規模存在著相應的偏離度。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債務籌資存在的必要性之一，是糾正社會投資的偏離度。我國一直存在、而且目前依然存在著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實際上體現著社會有效投資的不足，從而使得政府不得不採取國債籌資的形式來形成有效投資以矯正投資的偏離度。當然，政府行為是否能夠達到這一點，則取決於政府的效率和經濟預測、決策、管理水平的高低。政府對投資偏離度的矯正方式及效率不同(如政府直接投資或舉債貼息引導投資等)，也同樣會影響因此而引發的國債規模。政府究竟應採取何種方式或方式組合，要視當時的具體經濟環境和諸種影響制約因素，以效率為基點而定。
政府管理水平及信譽
再有，從社會經濟總量方面對國債適度規模進行的探討，還必須結合政府管理與財政實際運行狀況。這是因為政府或財政作為國債的負債主體，其本身的管理水平和信用狀況也制約著國債規模的擴展。政府因信息不全或自身的行為缺陷，往往導致對社會經濟形勢預測不準、決策時滯大，乃至於決策失誤，不但影響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而且有時也會加重政府的債務負擔，並影響政府信譽。總的說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舉債所取得的經濟效益是以宏觀的、社會綜合的效益為主，而不是具體的微觀經濟效益的簡單加總。這使得政府債務資金的支出效益往往反映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或未來增加的潛力與後勁)、社會人均收入的提高(或形成未來提高的空間)、社會基礎設施的擴大、生態環境的保護、公共服務的改進等方面。問題在於，政府決策者的行為並不總是直接體現為社會效益與國家利益的最大化。這里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但確實決定著政府信譽的有限性(盡管我們常常認為政府的信譽是最高的)，而且，就應債主體來看，仍然存在著私利和公利的協調配比問題，以及對政府的認知和評價問題。這樣，即使在國債資金運用較為合理的條件下，國債的依存度和國債的負擔率的評估仍然聯系著社會對政府信譽的主觀評估，也同樣體現為國與國之間政府信譽的相互評估指標。國債規模的警戒性經驗指標實際上反映了對政府經濟行為的信任度指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規制政府行為的指標。雲掌財經為您解答
Ⅸ 如何評價 國債市場
這種評價，主要分析：1行業或國際地位，2分析價格變化，3分析成交量的變化，4還可以分析一下當前的問題和未來的發展！
Ⅹ 國債的風險如何評價
[摘要]如何評價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其財政風險程度，也就是說通過哪些指標來評估國債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以及由於國債擴張帶來的財政風險程度，仍然是一個較難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度量需要在確定一定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指標的選擇要具有層次性、代表性、簡明性和相關性。既然國債政策的不可持續性直接導致財政風險（危機）的局面，那麼影響和決定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基本因素也就直接決定了財政風險的形成和發展。考察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基本原則包括：國債收益大於成本原則、國債的代際公平負擔原則、國債擴張的限制性原則以及國債政策的靈活性原則。 通過若干數量指標衡量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具有重要意義。其一，進一步准確認識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的基本含義；其二，明確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數量標准和界限，為經濟決策提供依據；其三，對國債政策實施可能帶來的財政風險因素進行合理的評價，並對相關的財政風險或危機狀態進行監測及預警。 如何評價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其財政風險程度，也就是說通過哪些指標來評估國債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以及由於國債擴張帶來的財政風險程度，仍然是一個較難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度量需要在確定一定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指標的選擇要具有層次性、代表性、簡明性和相關性。既然國債政策的不可持續性直接導致財政風險（危機）的局面，那麼影響和決定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基本因素也就直接決定了財政風險的形成和發展。因此，我們可以依據這些因素確定評價原則，並選擇相關指標。考察國債政策可持續性的基本原則包括：國債收益大於成本原則、國債的代際公平負擔原則、國債擴張的限制性原則以及國債政策的靈活性原則。根據這些原則，我們可以選擇如下指標或方法，用來衡量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及其財政風險程度。 一、內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續性及風險問題 所謂內部因素是指由於國債發行本身引起的可持續性及風險問題，是從國債發行的經濟效應和經濟負擔兩方面考察國債的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問題。相關指標包括：赤字比率、國債負擔率、外債償債比例、國債利率和國債資金的資產形成率。 l、赤字比率 赤字比率是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財政赤字是一年當中財政支出大於財政收入的差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財政赤字（盈餘）＝（總收入+無條件贈款）－（總支出+凈增貸款）。「國債與財政赤字密切相連，國債是彌補赤字的基本手段，因此，長期高赤字必然導致高債務。這是因為債務的利息支出是財政支出的一項內容，赤字擴大需要發行國債，發行國債需要償還利息，從而引起赤字的更大幅度增加並推動國債的膨脹，影響國債的可持續發展。所以，赤字比率不能長期保持在高位上。從經濟周期的規律看，赤字比率應該與經濟增長率保持負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在經濟衰退時期，國家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財政支出增加，赤字水平提高，債務規模擴大，隨著總需求水平提高和國民收入增加，財政赤字減少甚至出現盈餘，債務規模趨於減小。這種發展趨勢顯示國債政策進入良性發展軌道，財政風險減弱。 2.國債負擔率 國債負擔率是指國債余額佔GDP的比例，該指標反映了國家債務存量總規模，是衡量國債風險情況的基本指標。從理論上講，國家財政支出的需求壓力和償債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儲蓄水平以及國內生產總值規模都是制約國債發行規模的重要因素。但是這些因素都可以通過GDP的規模反映出來。這是因為GDP越大，社會資金總量就越多，財政的償債能力就越強，企業和居民的應債能力也就越強。因此，對國債規模產生約束和限制，以及國債是否會對未來造成沉重負擔的主要方面就是考察國債余額與GDP的相互關系，即國債負擔率是否適當。但是，到目前為止，國內外經濟理論及實踐經驗並未對國債規模的合理界線作出明確和科學的解釋。即使是歐盟國家簽署的馬約中規定的國債負擔率60％、赤字率3％的國債規模安全線標准也是非常不準確的。因為馬約標准只是為了形成共同的市場條件，並有利於協調成員國之間的利率和匯率水平，促使達不到目標的國家必須努力達到相關標准，反映的是歐盟當時經濟發展程度下的一個平均水平和經驗數字。因此，其他國家國債規模合理性的判定如果只是比照這一標准，則有生搬硬套之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運用國債負擔率指標對國債規模的合理性及國債政策的風險性進行分析。當一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增加成為不可控制時，就可能導致債務負擔率的持續上升，或者大幅變動，就可能在短期內積累債務風險；如果利率水平高於經濟增長率，即使赤字為零，也會出現債務增加導致利息增加、利息增加導致債務持續增加的惡性循環，從而使國債負擔率快速上升。 補充： 3、外債償債比例 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指出：內債是一國政府欠本國公民的錢，許多人認為內債不構成負擔，盡管這種看法過分簡單化，但它卻表現出一種真正的洞察力。而外債是一國政府欠外國人的錢。這種債務確實導致債務國公民可支配資源的凈減少。外債利息的沉重負擔，意味著一國消費水平的降低。因此，外債對國債政策及財政穩定性的影響或威脅可能會更大。一國經常帳戶赤字表現為凈債務的增加，而在開放經濟中，國民收入核算恆等關系表示為：經常帳戶赤字＝（投資－儲蓄）＋（政府支出－稅收）。因此，任何引起投資相對於儲蓄上升的因素，任何引起政府支出相對於稅收上升的因素，都可能引起凈外債的增加。舉借外債對於一國彌補國內儲蓄不足，以及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都很重要，但這並不說明任何規模與結構水平的外債都是適宜的。因為，如果經濟的長期增長都依賴於外債流入，那麼外債不斷增加就會對未來償債造成壓力；如果外債被用作有利可圖的項目或用於進口高檔消費品，那麼外債的利用就不會增加出口行業的產出能力，也就不可能改善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從而給外債的償還帶來更大的困難；如果政府政策過分壓制國內儲蓄率，還會造成過度舉借外債。盡管很難通過單一指標判斷一國外債的最優水平，但是人們認為償債比例（債務償還額占出口收入的比例）是實用的。若它很高（例如在25％以上），則表明該國對外貿或國際利率水平的逆向變化是脆弱的。由於償付外國貸款是一國的基本義務，政府可能需要提高國內利率，削減重要的進口，而這會使該國經濟績效受到損害。 補充： 4.國債利率 國債利率直接影響舉債成本，如果在市場利率水平較高的時期大量發債，勢必增加未來時期的付息負擔，形成還債高峰，並可能使赤字持續增加。所以，國債利率上升會導致財政融資成本增加，從而削弱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國債利率上升有可能是國債規模超過資本市場容量產生的結果。由於資金的稀缺性，國債的過度發行會引起市場利率上升，從而導致國債成本上升，如果在利率持續上升之後，仍然不能滿足政府的融資需要，就可能導致國債貨幣化融資，從而使基礎貨幣增加並擴大貨幣供應量，增加通脹壓力。通脹水平上升，又會迫使國債利率上調，進一步增加舉債成本，形成惡性循環的局面。因此，國債利率持續上升可能是國債政策出現問題的重要表現，也是財政風險相應增加的表現。國債利率高低也是政府信用狀況的反映，包含了資本市場對政府債務風險程度的評價。如果政府信用狀況好，投資者所要求的風險溢價水平就低，國債的市場利率相應就低，國債價格趨於上升；反之，則國債的市場利率就高，國債價格趨於下跌。在國債市場上，如果國債利率持續走高，國債價格持續下跌，仍然難以吸引投資者購買，那麼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也就無從談起了。 5、國債資金的資產形成率 如果通過國債籌集的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能夠給人們提供應有的效用，能為私人投資創造良好的條件，國債形成的政府支出就具有生產性。由於政府債務融資並非完全用於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支付，而是有相當一部分用於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投資，這便形成了政府所擁有的各種「可再生性資產」。如果國債資金純粹消費性支出越少，可再生性資產越多，則通過資產增值實現債務償還和負擔減輕的能力就越強，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也就越強。更進一步考慮，如果國債資金用於諸如教育、培訓等方面的經常性支出，形成人力資本，將會產生正的外部性，提高財政支出的社會效益，增進後代人的收益或效用，類似的消費性支出活動將不會造成後代人的凈負擔，從而有利於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並降低財政風險。因此，只要國債形成的政府支出是用於與公共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形成有關的項目，就將有利於國債政策的可持 補充： 二、外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續性及風險問題 如果金融體系出現問題，銀行不良資產大量增加；如果國有企業虧損嚴重，債務負擔嚴重，需要進行資產重組；如果人口老齡化帶來養老金赤字迅速上升，中央政府都會出面援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市場機制化解的話，上述隱性及或有債務就可能導致國債的較大增加，在轉軌經濟國家此類問題尤為嚴重。因此，各類隱性及或有債務的存在，盡管不會對國債政策產生直接、顯性的影響，但其風險轉嫁作用也將使國債政策受到顯著的約束，政府也將面臨更大的財政風險。通過一定指標對這些外部因素進行評價與描述，有助於我們更准確地掌握相關因素對國債政策及財政風險的潛在影響。 l、銀行不良資產比率 銀行貸款損失增加、不良資產水平高時，表明銀行體系較為脆弱，抵禦風險和危機的能力木足。銀行體系的脆弱性會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影響國家的財政平衡。從收入方面看，貸款損失增加，將使銀行可被征稅收入減少，銀行稅收也就減少；中央銀行對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支持會給政府帶來直接成本，或者降低中央銀行的利潤轉移；中央銀行對銀行不良資產的接管，將導致中央銀行的利潤下降和稅收減少。從支出方面看，由於國有銀行實際承擔了財政的部分職能，因此，銀行不良資產化解的最終責任者只能是政府，也就是說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政府出資為銀行彌補資產損失，補充資本金。這些銀行不良資產已經成為政府的負擔，政府只能通過發債的形式籌措資金，從而逐步改善銀行的資產質量。因此，對國債規模的判斷必須充分考慮龐大的銀行不良資產的因素。銀行不良資產的規模製約和削弱了財政為其他公共消費和投資支出繼續擴大債務規模的可能性。國際經驗表明，銀行不良資產占總貸款的比例在10％以內，銀行體系是比較穩健的，而超過該比例的銀行不良資產比率變動也就成為我們判定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的重要指標。 補充： 2.政府對國有企業或公共部門支持和參與程度 在一些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的虧損也通常是政府財政赤字增加的原因之一。盡管中央政府的財政帳戶不能反映公共部門的財務狀況，但是，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虧損最後是由中央政府承擔了。在許多國家，由於管理薄弱和公共部門缺乏財務責任，政府支出得不到適當控制，這些支出也不一定能被有效和公平地分配到社會急需的地方。政府支出被用於支持具有強大政治勢力的集團，或只使少數人受益。在亞洲新興工業國，國家干預分配信貸的現象十分普遍，金融機構受到政府的多種保護，使銀行業為爭取客戶不惜降低貸款審查標准，大搞人情貸款和優惠貸款，結果造成不良貸款的迅速膨脹。由於大企業與政府的聯系緊密。政府對銀行間接融資實施嚴格控制，難以避免地形成了經濟腐化和金錢政治，造成了貸款運用效率低下。在發展中國家，政府部門對公共或基礎設施建設貸款進行擔保是普遍現象，因而形成了政府的顯性或有債務。由於缺乏其他融資渠道，基礎設施債務依賴型的融資模式使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不斷增大，利息負擔沉重，有些連利息也難以償還，只能借新債還舊債。盡管有政府信用作為保證，但是，由於政府項目的還款困難，銀行也相應調低了該類項目的資信程度，使政府信貸再融資的成本提高。上述政府對國有企業或公共事業的財政支持，加重了未來財政支出的負擔，是財政深層次風險的體現。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及國債規模急劇擴大。造成財政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支出增長迅猛，其中最大的支出增長因素是轉移支付，又以公共養老金為主。目前，所有工業國家仍然面臨繳費缺口，尤其是主要工業國家，它們的年度缺口達到GDP的1.8％。養老金赤字不斷積累使主要工業國的養老金負債超過了國家的有形政府債務。在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國家，養老金支出高於收入對今後赤字造成的壓力比發達國家還要巨大。按照世界銀行的研究結果，公共養老金負債屬於政府隱性直接負債，即政府對職工的負債。從現收現付向完全積累制為主的養老金制度轉變的融資渠道，較為可行的是發行國債和出售部分國有資產，而通過提高稅收和降低財政支出的空間較小，通過財政盈餘為養老金債務融資幾乎是不可能的。政府承擔的養老金負債可以分為短期債務和長期債務，短期債務是當前需要支付的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和即將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這部分債務可以通過擴大養老金的覆蓋面、提高退休年齡、延長繳費時間、提高繳費率，以及增加其他稅收收入、增加國有資產出售收入等方式解決資金來源問題；長期債務是若干年以後需要支付的養老金，它的償還分散在較長時期里，會大大減輕短期內籌措養老金債務的壓力，可以通過發行國債或稅基擴大以後的稅收收入來融資。但是，無論是國債融資還是稅收融資，都會使未來數代人為償還養老金制度的轉軌費用而付出更多。由此可見，養老金制度欠賬會對未來國債擴張產生壓力，這種壓力的大小取決於通過其他財政手段、市場或私人（私人管理或建立養老基金）方式解決問題的程度。因此，對養老金以及其他社會保障收支狀況的考察和預測也是評價國債政策可持續性及財政風險的重要方面。 --end---累死了,希望LZ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