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試述我國的利率體制改革過程，並解釋為什麼說我國當前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是一種改革發展的必然
1988年10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下發了《關於加強利率管理工作的暫行規定》，首次以部門規章的形式對利率管理進行了專門規范，初步明確了人民銀行利率管理的主體地位和管理范圍。
1990年人民銀行下發了《利率管理暫行規定》，對人民銀行利率管理的職責范圍進行了全面的界定，並明確了人民銀行各級機構在利率管理中的職責。此時，人民銀行對利率管理的范圍覆蓋了幾乎涉及所有資金價格和對計息規則的管理。
在完善利率管理制度的同時，通過適度擴大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浮動幅度和下放利率浮動權的形式，對利率管理體制改革進行了積極嘗試。
1996年隨著統一的銀行間市場的建立，利率管理體制改革邁上了新台階。金融機構間的批發業務利率逐步放開，人民銀行管理的利率范圍不斷縮小，利率管理種類不斷簡化。
人民銀行針對不同性質資金和不同行業制定的差別利率政策逐步減少，利率管理承擔的財政職能逐步弱化，而對宏觀經濟靈活調控的職能不斷增強。
1998-1999年人民銀行連續三次擴大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並統一了不同期限檔次利率的浮動政策，使金融機構的定價權逐步擴大。
1999年3月2日，人民銀行修訂並下發了《人民幣利率管理規定》，強調了利率杠桿對國民經濟的調節作用，進一步簡化了利率管理的種類，明確了人民銀行利率管理和金融機構自定利率的范圍。
使利率管理體制改革的成果以規范的形式明確下來。目前，我國利率管理基本上是在該《規定》的框架內進行。
(1)論述我國外匯制度改革進程及其對我國的影響擴展閱讀
主要缺陷
一、利率形成機上的缺陷
鑒於利率有其特殊性,從理論上講, 它的形成應當是計劃與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這是因為, 利率作為國家實施金融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與經濟杠桿, 要由國家根據經濟發展規劃和貨幣供應狀況進行有計劃的調整, 反映國家的貨幣政策導向。
二、利率構成體繫上的缺陷
由於存在上述缺陷, 因而利率構成尚不完整。表現在一是國家計劃制定的中央銀行基準利率部分佔絕對多數, 專業銀行根據市場資金供求狀況, 圍繞基準利率而自行上下浮動的非基準利率部分佔絕對少數, 或者說, 中央銀行政策允許的、合法的浮動利率貸款極少。
⑵ 簡述我國現行的外匯管理制度的內容
一、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框架。
（一）外匯及外匯管理
所謂外匯, 就是指可以用作國際清償的支付手段和資產。根據我國《外匯管理條例》的規定，我國的外匯包括外國貨幣、外匯支付憑證、外幣有價證券、特別提款權、歐洲貨幣單位以及其它外幣資產。根據各國貨幣在國際清償中的不同特點，外匯又分為自由外匯和記帳外匯。
外匯管理又稱為外匯管制，是指一個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對外匯的買賣、借貸、轉讓、收支、國際清償、外匯匯率和外匯市場實行一定限制措施的管理制度。其目的在於保持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限制資本外流，防止外匯投機，促進本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規定，我國實行國際收支統計申報制度，凡有國際收支的單位和個人都必須進行國際收支申報。
（二）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框架
我國從建國以來一直實行外匯管制。建國初期，基於我國國力較弱以及當時所處的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國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順勢頒布了一系列的外匯管理新法規，形成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為主，包括其它外匯管理法規、行政規章和其它規范性文件的相對完善的外匯管理法律體系，標志著我國外匯管理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目前，我國外匯管理的職能部門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局。
二、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外匯管理
我國的外匯收支分為經常項目外匯和資本項目外匯，對它們分別實施不同的管理措施。
（一）經常項目外匯管理
經常項目是指國際收支中經常發生的項目，包括貿易收支、勞務收支和單方面轉移等。
我國對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入實行銀行結匯制，境內機構的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必須匯回國內，並按照國家關於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的規定賣給外匯指定銀行，或者經批准在外匯指定銀行開立外匯賬戶。境內機構原則上不得將經常項目外匯帳戶中的外匯資金轉作定期存款；確需轉作定期存款的，須憑法定的文件向開戶行所在地的外匯局申請。境內機構的經常項目用匯，可按國家關於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的規定，持有效憑證和商業單據向外匯指定銀行購匯支付。境內機構的出口收匯和進口付匯，應當按照國家關於出口收匯核銷管理和進口付匯核銷管理的規定辦理核銷手續。
對於屬於個人所有的外匯，可以自行持有，也可以存入銀行或賣給外匯指定銀行。外匯局對居民個人購匯實行指導性限額及核銷管理，購匯金額在規定限額以內的，居民個人可以持規定的證明材料直接到銀行辦理；購匯金額在限額以上的，居民個人應當持相應的證明材料向外匯局申請，然後再憑外匯局的核准件和相應的證明材料到銀行辦理。外國駐華機構和來華人員的合法人民幣收入，需要匯出境外的，可以持有關的證明材料和憑證倒外匯指定銀行兌付。駐華機構和來華人員由境外匯入或者攜帶入境的外匯，可以自行保存，可以存入銀行或者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也可以持有效憑證匯出或者攜帶出境。
（二）資本項目外匯管理
資本項目是指國際收支中因資本輸出和輸入而產生的資產與負債的增減項目，包括直接投資、各類貸款、證券投資等。
境內機構的資本項目外匯收入，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應當調回國內，在外匯指定銀行開列外匯帳戶；賣給外匯指定銀行的，須經外匯管理機關批准。
境內機構向境外投資的外匯管理：境內機構向境外投資，在向審批主管部門申請前，須由外匯管理機關審查其外匯資金來源。境內投資者以外匯資金向境外投資的，應向外匯管理當局繳存所投資金的5％作為匯回利潤保證金；以設備作為投資的，應按資本設備投資額的2.5％繳存匯回利潤保證金。
外債是指境內機構對非居民承擔的以外幣表示的債務。外債一般可分為外國政府貸款、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國際商業貸款。對於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外國政府貸款由國家統一對外舉借；國家對國有商業銀行以及境內中資企業舉借的中長期商業貸款實行余額管理；外商投資企業舉借的中長期外債累計發生額和短期外債累計發生額之和應當控制在審批部門批準的項目總投資和注冊資本之間的差額之內。在差額范圍內，外商投資企業可以自行舉借外債，超出差額的，須經原審批部門重新核定項目總投資。外債資金的使用應當符合國家的相關規定，同時，國家外債管理部門應當根據國家法律對外債和對外擔保實施監管。
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期滿或因其它原因無法繼續經營而依法終止的，應當依法進行清理並照章納稅。清理納稅後的剩餘財產屬於外方投資者所有的人民幣，可以向外匯指定銀行購匯或攜帶出境；屬於中方投資者所有的外匯，應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
三、金融機構的外匯業務管理
（一）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管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我國對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進行如下管理，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必須報經國家外匯管理機構批准，並領取經營外匯業務許可證；應按規定為客戶開立帳戶，辦理有關外匯業務；應按規定繳存外匯存款准備金，遵守外匯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並建立呆帳准備金；外匯指定銀行辦理結匯業務所需的人民幣資金，應當使用自有資金。
（二）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的監督管理
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應接受外匯管理機關的檢查、監督，同時，應當向外匯管理機關報送外匯資產負債表、損益表以及其它財務會計報表和資料。
四、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市場管理
（一）人民幣匯率管理
匯率是指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相互折算的比率，匯率的高低由外匯市場供求關系和其它有關政治經濟因素所決定，同時又對一國的國際收支和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反作用。
我國過去一直實行單一的匯率制度。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我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形成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局面。自1994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外匯留成，將兩種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二）外匯市場管理
外匯交易市場是指進行外匯買賣的場所，在外匯市場進行交易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
在我國，外匯市場交易的幣種和形式由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規定和調整。目前允許交易的幣種有人民幣對美元、港元、日元、歐元等。交易的形式包括即期交易和遠期交易；對銀行間的外匯市場只允許進行即期交易，對銀行與客戶之間則允許進行遠期外匯交易。
五、違反外匯管理的法律責任
違反外匯管理的各種行為，一般包括逃匯行為、套匯行為、擾亂金融行為、違反外債管理行為、違反外匯帳戶管理行為、違反外匯核銷管理行為以及違反外匯經營管理行為等，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都對這些違反外匯管理的行為予以了定義，並規定了相應的民事、刑事、行政責任。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在過去30年中，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改革開放，與時俱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征途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進展，適應和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⑶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對我國商業銀行有哪些影響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對商業銀行外匯流動性風險、匯率風險的影響（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對商業銀行外匯流動性風險的影響 流動性風險是商業銀行所面臨的重要風險之一，我們說一個銀行具有流動性，一般是指該銀行可以在任何時候以合理的價格得到足夠的資金來滿足其客戶隨時提取資金的要求。銀行的流動性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資產的流動性，二是負債的流動性。資產的流動性是指銀行資產在不發生損失的情況下迅速變現的能力；負債的流動性是指銀行以較低的成本適時獲得所需資金的能力。當銀行的流動性面臨不確定性時，便產生了流動性風險。本次匯率制度改革以後我國的外匯儲備累計的規模由2004年底的6099億美元，達到2005年的8188億美元，2006年底的10663億美元。根據最新數據，2007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達到1．5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增加反映在離岸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和在岸遠期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上。同時我國自2007年5月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日間波動幅度的進一步放開，也可能吸引更多的投機資本流入，加重對匯率的壓力。而市場的一致性預期導致提供做市商服務的商業銀行只能被動的接受過多的貶值中的外匯，加大了相應的外匯風險。（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對商業銀行匯率風險的影響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深化, 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改革,要求商業銀行加強匯率風險的防範。受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影響，當前,商業銀行面臨的匯率風險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商業銀行外匯資本金面臨的匯率風險。目前,國內商業銀行的外匯資本金來源可主要分為三類:一是在境外股票市場,通過公開發行上市募集的外匯資金;二是由境外的戰略投資者認購一部分股權形成的外匯資本金;三是由國家通過外匯儲備注資方式形成的外匯資本金。受到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銀行的外匯資本金折算成人民幣資本數額也會發生變動。如果人民幣出現較大幅度升值,則商業銀行的總資本金數額可能會發生較大縮水,這無疑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和經營績效會產生不利影響。
2、資產與負債的匯率風險敞口。在國際匯率有變動時,銀行外匯資產的頭寸匹配和幣種搭配是否合理,將直接影響到商業銀行的抗風險能力。隨著我國開放型經濟的不斷發展,企業外匯資金需求不斷上升。對比快速增長的外匯資金需求,商業銀行的外匯資金來源並沒有顯著增加。在過去兩年中,國內銀行體系的外幣業務貸存比一度高達90%以上,反映出銀行外匯資金供應相當緊張。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外匯信貸業務的需要,多家銀行向主管部門申請了以人民幣資金購買外匯,並向客戶發放外匯貸款。這樣做雖然解決了外匯資金來源問題,但是也造成了銀行外匯資產與人民幣負債之間的幣種不匹配。當人民幣出現升值時,必然給商業銀行帶來匯率損失。
3、結售匯等中間業務的匯率風險。由於人民幣匯率浮動頻率和區間不斷加大,商業銀行的結售匯等中間業務的匯率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按照新的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每天的波動幅度在千分之三以內。目前,國內銀行人民幣兌美元的牌價一般按照前一天人民銀行公布的中間價確定,同時對前一天各分支機構結售匯的軋差頭寸在市場中平盤。如果出現市場平盤價低於對客戶的結算價,銀行就要承擔其中的匯率損失。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對我國商業銀行業務經營的影響（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對商業銀行國際結算業務的影響國際結算業務是我國商業銀行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後人民幣相對升值，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國際結算業務造成一定的影響，但影響不大，甚至是促進了商業銀行的國際結算業務。對於涉及進出口的行業來說，人民幣升值相當於提高了出口價格，降低了出口的競爭力，減小了進口原材料漲價的成本壓力等等。人民幣升值會起到鼓勵進口和抑制出口的作用，但由於人民幣升值幅度相對還比較小，我國出口產品對外競爭力仍然很高，人民幣的小幅溫和升值對於抑制出口作用甚微。具體來說，人民幣匯率改革後，匯率對貿易收支的調節作用逐漸開始發揮，主要表現為2005年8月之後，進口增長從之前的10%左右的速度一躍到20%以上，與出口增速的差距迅速收窄，甚至在2005年最後兩個月進口增速還超過了出口，今年2月份進口增速也是高於出口，之後3月和4月出口依然增幅超過進口，今年1~4月份出口達2742.3億美元，同比增長25.8%；進口2404.8億美元，同比增長22.1%；進出口順差337.5億美元，同比增長61.4%.（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對商業銀行外匯資金業務的影響1、由於人民幣小幅升值引起更強的升值預期，可能會有更多的外匯資金選擇結匯，從而對商業銀行的外匯理財產品和其他外匯衍生業務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2、我們看到進出口企業的匯率風險意識會顯著提高，它們將會主動採取規避匯率風險的措施。例如，外貿企業會更積極地採用遠期結售匯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這些為商業銀行拓展中間業務收入創造出巨大的市場空間。我國匯率制度的改革還會進一步推動外匯市場的創新。從「創新需求」角度分析，隨著頻繁的匯率波動會產生更多的投資和保值需求。從「創新供給」角度分析，作為人民幣升值的配套措施，2005年5月銀行間外匯市場推出了8個外幣貨幣對之間的交易業務。8月又進一步擴大了可以從事遠期結售匯業務的銀行范圍和資金範圍，並推出了銀企之間的掉期和銀行間外匯市場的遠期、掉期業務，使商業銀行能夠向各種需求的客戶提供更多、更好的風險管理工具。創新需求和創新供給的增加將使外匯市場的交易更加活躍，給商業銀行發展新型外匯資金業務帶來更多的機遇。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對商業銀行授信業務的影響 匯率制度改革後，人民幣小幅升值，這使得國內部分行業和企業的景氣狀況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從而相應影響到商業銀行在這些行業信貸資產的質量。若人民幣中長期進一步升值，則受不利影響的行業范圍將進一步擴大，影響程度也將更加顯著。對於受到人民幣升值不利影響的行業來說，可能會面臨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的下降，這增大了銀行在相關行業貸款的風險，勢必會促使商業銀行重新審視其相關的授信業務。 總體上看，因人民幣升值而明顯受益的行業相對較少。對於商業銀行而言，對上述行業信貸投放的佔比較高，約為30%-45%，所以說，匯率制度的改革會對商業銀行的授信業務造成影響。（四）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對商業銀行其他方面的影響1、人民幣升值會使得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略有下降。從總體上看，由於我國商業銀行外匯所有者權益在總所有者權益中的權重高於外匯風險資產在總風險資產中的權重，人民幣升值將使商業銀行的資本摺合為人民幣的減少幅度大於其風險資產折算為人民幣的減少幅度，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略有下降。2、人民幣升值對於商業銀行會計報表也產生了影響。按照《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商業銀行對會計報表的資產、負債類項目要按照期末匯率進行折算人民幣小幅升值使商業銀行資產折算為人民幣的絕對額下降，同時由於對權益類項目按照歷史匯率進行折算，這對商業銀行會計報表產生一定的影響。3、人民幣升值對商業銀行資產與負債影響。人民幣升值直接影響到的是美元計價的資產和負債的價值變化。銀行掙的美元頭寸越大，其受到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人民幣升值將進一步加劇商業銀行外匯資金來源緊張和需求旺盛的狀況，中長期內存在一定的外匯流動性風險隱患。人民幣不斷小幅的升值使公眾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預期加強，外匯儲蓄存款可能會進一步的下滑。
⑷ 請討論前階段我國人民幣匯率快速升值的原因，未來我國外匯制度改革的方向及其對改革環境的要求。
：最近人民幣升值速度加快，主要的原因是
1。因為我國政府為應對通貨膨脹所採取的一系列像加息等宏觀調控手段造成的，而各國給予我國的壓力並不是主要原因。
2．除了我國政府加息等宏觀調控手段外，國外熱錢湧入也是原因之一。
3．匯儲備過快增加也是間接原因之一。
4．利率水平變化同時影響匯率變動
5．國際收支狀況是引起匯率變動的最直接原因等等
匯率改革的方向：匯率市場化是我國匯制改革的終極目標,匯率市場化是匯率機制充分發揮調節作用的前提,是匯率調節效應充分顯現的必要條件。近期來說：逐步擴大匯率的可浮動空間和加強區域貨幣合作以及建立外匯平準基金制度。長遠取向。：浮動匯率政策是必然性的。
環境條件：穩定的宏觀經濟、健全的微觀基礎、完善的金融體系、有效的金融監管和良好的國際環境,。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匯率市場化的進程也應當與整體經濟市場化的進程相一致,需要循序漸進,仔細籌劃。還有。①匯率改革必須與其他改革相銜接②調整好匯率制度改革與資本賬戶開放的先後順序
⑸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歷史及背景
變革歷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幣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幣對外幣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向雙匯率回歸。
1994年：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影響匯率制度的重要事件：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2015年：在制定當日人民幣中間價時，首先參考上日「收盤匯率」，即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兌美元收盤匯率（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供需狀況。
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即在一籃子貨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變化情況下為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所要求的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的調整幅度。各家做市商可以根據對不同籃子的權重選擇不同從而報出不同中間價。
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
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
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
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
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
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
(5)論述我國外匯制度改革進程及其對我國的影響擴展閱讀：
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有利於縮小國際收支差距，對於我國金融市場的維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從一些層面方面看，這一匯率制度依然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比如人民幣匯率因素貿易巨額順差關系太過密切。
「外需」變身為「內需」將推動國內資產泡沫迅速形成，還有一旦人民幣匯率出現拐點，升值預期的消失將導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外資大量出逃等，這些問題都需逐步加以完善。
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應適用浮動匯率安排，而近中期內應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人民幣改革的方向所在，也是中心所在。
⑹ 談談對我國匯率的認識 （從歷史回顧、我國對外匯管理體制及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方面回答）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並發行了統一的貨幣——人民幣。1949年1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在天津首次正式公布人民幣匯率。四十多年來，在不同的時期，人民幣匯率安排（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有著不同的特點。
一、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幣匯率安排
建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我國人民幣匯率安排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1．第一階段（1950～1952）。由於人民幣沒有規定含金量，因此，對西方國家貨幣的匯率，最初不是按兩國貨幣的黃金平價來確定，而是以「物價對比法」作為基礎來計算的。也就是說，建國初期人民幣匯率制定的依據是物價水平，這是一種比較市場化的匯率安排。
建國初期，由於國民黨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和其他因素的影響，我國物價節節上漲。如上海批發物價指數以1949年6月為100，到1950年3月則上漲至2242.93。由於國內物價上漲、國外物價趨跌的價格對比關系，根據前述政策要求，我國人民幣對美元匯價由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舊人民幣，調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 元舊人民幣，在一年零一個月的時間內，人民幣匯價下調49次。至於和其他外匯的匯價，則是根據它們對美元的匯價進行間接套算的結果。
從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隨著國內物價由上漲轉變為下降， 同時，由於美國對朝鮮發動了侵略戰爭，大量搶購戰備物資，美國及其盟國接連宣布一系列對我「封鎖禁運」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必須降低外匯匯價，以利於推動本國進口。因此，根據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匯率政策的重點也由「推動出口」改變為「進出口兼顧」，並逐步調高人民幣匯價。1952年12月，人民幣匯價調高至1美元＝26170元舊人民幣。
這一時期，我國對外貿易對象主要是美國，對外貿易主要由私營進出口商經營。人民幣匯率的及時調整，可以調節進出口貿易，保證出口的增長。
2．第二階段（1953～1972）。從1953年起，國內物價趨於全面穩定，對外貿易開始由國營公司統一經營，而且主要產品的價格也納入國家計劃。計劃經濟本身要求對人民幣的匯價採取基本穩定的政策，以利於企業內部的核算和各種計劃的編制和執行。同時，由於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的確立，各國之間的匯價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相對穩定。再加上我國同西方工業國家的直接貿易關系和借貸關系很少，因此，西方各貨幣匯率變動對我國人民幣匯率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在國內物價水平趨於穩定的情況下，我國進行建國以來的首次幣制改革。1955年 3月1日，開始發行新人民幣，新舊人民幣摺合比率為1:10000。自採用新人民幣後，1955年至197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是1美元摺合2.4618元新人民幣。
1971年12月18日， 美元兌黃金官價宣布貶值7.89％，人民幣匯率相應上調為1美元合2.2673元人民幣。
這一時期人民幣匯率政策採取了穩定的方針，即在原定的匯率基礎上，參照各國政府公布的匯率制定，逐漸同物價脫離。但這時國內外物價差距擴大，進口與出口的成本懸殊，於是外貿系統採取了進出口統負盈虧、實行以進口盈利彌補出口虧損的辦法，人民幣匯率對進出口的調節作用減弱。
3．第三階段（1973～1978）。1973年3月以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解體，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為了避免西方國家通貨膨脹及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我國從1973年開始頻繁地調整人民幣對外幣的匯率（僅1978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就調整了61次），而且在計算人民幣匯價時，採用了釘住加權的「一籃子」貨幣的辦法，所選用的「籃」中貨幣都是在我國對外貿易的計價貨幣中佔比重較大的外幣，並以這些貨幣加權平均匯價的變動情況，作為人民幣匯價相應調整的依據。
這一時期人民幣匯價政策的直接目標仍是維持人民幣的基本穩定，針對美元危機不斷發生且匯率持續下浮的狀況，人民幣匯率變動較為頻繁，並呈逐漸升值之勢。1972年為1 美元＝2.24元人民幣；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幣；1977年為1美元＝1.755元人民幣。
自5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我國一直實行的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外自我封閉，對內高度集權，直至80年代初，國家外匯基本上處於零儲備狀態，外貿進出口主要局限於社會主義國家，且大體收支平衡，國內物價水平也被指令性計劃所凍結，盡管人民幣匯率嚴重高估，但它並未帶來明顯的消極影響。
二、改革後的人民幣匯率安排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人民幣匯率安排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1．第一階段（1979～1984）。1979年我國的外貿管理體制開始進行改革，對外貿易由國營外貿部門一家經營改為多家經營。由於我國的物價一直由國家計劃規定，長期沒有變動，許多商品價格偏低且比價失調，形成了國內外市場價格相差懸殊且出口虧損的狀況，這就使人民幣匯價不能同時照顧到貿易和非貿易兩個方面。為了加強經濟核算並適應外貿體制改革的需要，國務院決定從1981年起實行兩種匯價制度，即另外製定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繼續保留官方牌價用作非貿易外匯結算價。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匯率制」或「匯率雙軌制」。
1980年人民幣官方牌價為1美元＝1.5元人民幣。從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間， 我國實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貿易外匯1美元＝2.80元人民幣；官方牌價即非貿易外匯1美元＝1.50元人民幣。前者主要適用於進出口貿易及貿易從屬費用的結算；後者主要適用於非貿易外匯的兌換和結算，且仍沿用原來的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的計算方法。
隨著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國相應調低了公布的人民幣外匯牌價，使之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幣外匯牌價已調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幣，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持平。
2．第二階段（1985～1990）。在人民幣雙重匯率制下，外貿企業政策性虧損，加重了財政補貼的負擔，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外國生產廠商對雙重匯率提出異議。1985年1月1日，我國又取消了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重新恢復單一匯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幣。
事實上，1986年隨著全國性外匯調劑業務的全面展開，又形成了統一的官方牌價與千差萬別的市場調劑匯價並存的新雙軌制。而且當時全國各地的外匯調劑市場，在每一時點上，市場匯率水平不盡相同。這種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存的多重匯率制一直延續到1993年底。其間，外匯調劑市場的匯率形成機制，經歷了從開始試辦時的人為定價到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過程。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物價上漲速度加快，而西方國家控制通貨膨脹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況下，我國政府有意識地運用匯率政策調節經濟與外貿，對人民幣匯率作了相應持續下調。1995年8月21日，人民幣匯率調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幣；同年10月3 日再次調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幣；同年10月30日又調至1美元＝3.20元人民幣。
從1986年1月1日起，人民幣放棄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做法，改為管理浮動。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幣匯率適應國際價值的要求，且能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
1986年7月5日，人民幣匯率再度大幅調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幣。1989年12月16日，人民幣匯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調，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幣調至當日的4.7221 元人民幣。1990年11月17日，人民幣匯率再次大幅下調，並由此前的4.7221調至當日的5.2221元人民幣。
從改革開放以後至1991年4月9日的十餘年間，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特點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分別實施過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與公布牌價並存的雙重匯率體制，以及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存的多重匯率體制；二是公布的人民幣官方匯率按市場情況調整，且呈大幅貶值趨勢，這與同期人民幣對內實際價值大幅貶值以及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基本上相適應的；三是在人民幣官方匯率的調整機制上，做過多種有益的嘗試，如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小幅逐步調整方式以及一次性大幅調整的方式，這些為以後實施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奠定了基礎；四是市場匯率的機制逐步完善；五是市場匯率的調節作用在我國顯得越來越大。
3．第三階段（1991～1993）。自1991年4月9日起，我國開始對人民幣官方匯率實施有管理的浮動運行機制。國家對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機動靈活、有升有降的浮動調整，改變了以往階段性大幅度調整匯率的做法。實際上，人民幣匯率實行公布的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即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多重匯率制度。
我國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主要指人民幣官方匯率的有管理的浮動，其基本特點是，我國的外匯管理機關即國家外匯管理局根據我國改革開放與發展的狀況，特別是對外經濟活動的要求，參照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動情況，對公布的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機動靈活、有升有降的浮動調整。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官方匯率數十次小幅調低，但仍趕不上水漲船高的出口換匯成本和外匯調劑價。
4．第四階段（1994～2005）。從1994年1月1日起，我國實行人民幣匯率並軌。1993年12月31日，官方匯率1美元兌換人民幣5.8元；調劑市場匯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8.7元左右。從1994年1月1日起，將這兩種匯率合並，實行單一匯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定為1 美元兌換8.70元人民幣。同時，取消外匯收支的指令性計劃，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銀行結匯、售匯制度，禁止外幣在境內計價、結算和流通，建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改革匯率形成機制。這次匯率並軌後，我國建立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到目前為止，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趨穩，並一直保持在1美元＝8.3元左右。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相繼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後，我國政府承諾：在2000年之前，將實現經常項目下人民幣可兌換。
事實上，1994年我國已開始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有條件」的可兌換，並已削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中的絕大多數限制，如歧視性貨幣措施或多重匯率安排已完全廢除，而絕大多數經常項目交易的用匯和資金轉移也不再受到限制。
1996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後仍保留的經常帳戶下非貿易非經營性交易的匯兌限制；1996年7月， 又消除了因私用匯的匯兌限制，擴大了供匯范圍，提高了供匯標准，超過標準的購匯在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核起初後即可購匯；1996年7月1日，我國將外商投資企業也全面納入全國統一的銀行結售匯體系，從而取消了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後尚存的經常項目匯兌限制。
1996年11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致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將不再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14條第2款所規定的過渡性安排，並正式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 我國將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8條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的義務，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從此不再限制不以資本轉移為目的的經常性國際交易支付和轉移，不再實行歧視性貨幣安排和多重匯率制度。
2001年11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郭樹清指出，根據中美1998年簽訂的有關協議，中國承諾將擴大人民幣彈性。因此，如果現在中國選擇釘住其它幣種或採取一攬子貨幣聯系匯率制度，不但會違背承諾，還是一種後退。增加匯率彈性是現實的選擇。中國現階段仍將以穩定匯率為主，同時用足每日3‰的匯率浮動區間，使市場逐漸適應匯率波動。今後將採取措施，提高人民幣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如有效利用銀行間市場匯率浮動區間；調整銀行結售匯周轉頭寸管理政策；進一步完善結匯制度。
三、人民幣匯率安排的新階段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2005〕第 16 號文——關於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相關事宜公告。其主要內容如下：
（1）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
（2）中國人民銀行於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
（3）2005年7月21日19∶00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作為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外匯指定銀行可自此時起調整對客戶的掛牌匯價。
（4）現階段，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仍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上下一定幅度內浮動。
（5）中國人民銀行將根據市場發育狀況和經濟金融形勢，適時調整匯率浮動區間。同時，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籃子貨幣匯率變動，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這一次的人民幣匯率安排改革的核心是放棄單盯美元，改盯一籃子貨幣，以建立調節自如、管理自主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從此次人民幣短期升值來看，這將有利於緩解國際收支失衡的巨大壓力，同時，釋放人民幣潛在的升值壓力，並能淡化人民幣兌美元的國際矛盾。從長遠戰略來看，人民幣匯率新機制的建立，將有利於推進人民幣匯率安排的市場化改革進程，最終為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實現可兌換創造漸近條件。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簡單的說就是從管理匯率制度逐步過度到以市場供求決定的浮動匯率制
⑺ 論文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現狀與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怎麼寫啊想不出來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匯儲備曾有過兩次高速增長時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初步建立和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國外匯儲備終於擺脫了十餘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現了連續4年的高增長。第二次發生在21世紀之初。從亞洲危機的沖擊中恢復之後，中國經濟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軌道。與此相伴，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長；到了2006年4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萬億美元。
隨著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擔心和爭論也紛至沓來。人們或懷疑外匯儲備規模的合理性，或詬病巨額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或指責外匯儲備的積累輸入了通貨膨脹，或認為人民幣匯率因此而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無獨有偶，就在中國為外匯儲備的迅速積累而惴惴不安之時，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除去美國和歐盟這兩個在國際儲備體系中擁有「關鍵貨幣」的經濟體，也都出現了外匯儲備迅速增加的情況。此類現象之所以值得關注，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外匯儲備的增加，恰恰是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他們摒棄了實行多年的固定匯率制並轉向各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之時；而我們一向奉為圭臬的外匯儲備理論卻告訴我們，一國轉向浮動匯率制，將大大減少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需要給予合理的解釋。
本文旨在以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為背景來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及其改革問題。我們首先從功能轉變的角度對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進行分析，然後對外匯儲備增長引起國內流動性迅速增加的現象以及貨幣當局的對沖操作進行評論，最後，在借鑒國外管理外匯儲備之經驗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外匯儲備體制的改革問題。
二、外匯儲備的規模：著眼於功能轉變的分析
關於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現象，一個普遍的擔憂是，從傳統外匯儲備功能角度看，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足夠應付支付進口、償還短期債務和穩定匯率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不停地堆積外匯，等於將我們用寶貴的資源換回的資金低成本地交給外國使用。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為它忽視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要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浮動匯率制與高額外匯儲備積累相伴相隨的新現象，我們必須從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徵以及世界各國的應對之策說起。
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並不是起因於各國經濟基本面的惡化，而是以國際投機資本對固定匯率制的惡意沖擊為主要特徵的。經過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經濟體大都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轉而實行某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但是，近期的實證研究表明，這些經濟體聲稱向浮動匯率制度轉變，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匯率的干預。著名國際金融專家麥金農在對這些經濟體的匯率制度進行了縝密研究之後敏銳地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經濟體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只是一種假象；從匯率的走勢和各經濟體的操作實踐來看，各種自稱自許的浮動匯率制以及管理浮動匯率制等等，其運行特徵更像釘住匯率制度。」他將此概括為「沒有信譽的固定匯率制」。從制度層面上分析，這種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三種制度安排的結合，即公開宣布的彈性匯率制、(出於穩定目的)對匯率的頻繁干預、國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我們認為，這種「三位一體」的安排，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機新特徵所做出的理性選擇。
之所以要公開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為的是使投機資本難以獲得關於匯率變動的明確信息，從而大大弱化國際投機資本對一國(地區)匯率展開攻擊的動力；之所以要穩定匯率，是因為對於非關鍵貨幣國家(地區)而言，本國(地區)貨幣匯率對關鍵貨幣保持穩定，事實上將使得本國(地區)經濟、特別是物價水平獲得一種穩定的「名義錨」，從而有助於本國(地區)經濟穩定增長；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匯儲備，為的是使貨幣當局更靈活地干預(而不是像固定匯率制下那樣單方向地干預)外匯市場，從而影響國際投機資本的預期，並據以對國際投機資本保持一種「威懾」，使得他們不敢輕易對本國(地區)貨幣匯率進行攻擊。從實踐效果上看，一國(地區)外匯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懾」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地區)的匯率和金融體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為緩和貨幣錯配的不利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往往需要通過增加外匯儲備來增強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的信心。在信用貨幣制度下，外匯儲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貨幣制度下黃金的功能，一國(地區)的外匯儲備就類似金本位制度下貨幣當局擁有的黃金。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就意味著該國(地區)貨幣當局發行的信用貨幣有一種實際價值的資產——外匯儲備作為支撐。因而，一國外匯儲備越多，居民對該國(地區)信用貨幣的穩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貨幣替代的發生。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外匯儲備在增強貨幣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來，歐洲央行逐步減少了外匯儲備，但同時黃金儲備卻相應上升。歐元是當前惟一能與美元競爭的國際貨幣，為增強歐元同美元的競爭力，歐洲央行就不能過分依賴美元儲備發揮增強貨幣信心的作用——增加黃金儲備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總之，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其外匯儲備卻未如人們依據傳統理論而推斷的那樣大幅減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傳統的外匯儲備功能是與固定匯率制度相適應的。其明顯的特點就是十分強調外匯儲備的「務實」功能，即，一旦經濟受到不利沖擊，貨幣當局就准備實實在在地用「真金白銀」去滿足進口、支付債務和干預匯率的需要。在浮動匯率制下，滿足上述三項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匯儲備管理的核心在於「保持信心」，具體而言，浮動匯率制下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主要包括：支持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政策與匯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過吸收貨幣危機沖擊以及緩和外部融資渠道阻塞，來克服本國(地區)經濟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國(地區)能夠償還外債的市場信心；支持公眾和外部投資者對本國(地區)貨幣穩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償還外部債務與使用外匯的需要；應付災難和突發事件。
外匯儲備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時就意味著其作為一國(地區)財富的功能得到強化。換言之，追求國家財富的增長，成為外匯儲備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標。實證研究表明，通過加強管理，外匯儲備可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投資收益。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題為《外匯儲備的財務成本》的研究報告中，通過對110個國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數據進行嚴格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統計期內，即便將所有的成本(包括機會成本)都考慮在內，除發達國家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的外匯儲備都獲得了凈收益。應當說，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資而言，外匯儲備的投資業績都是毫不遜色的。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仔細分析我國的國際收支表，我們可以間接地推斷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情況(圖1)。以2005年為例，當年中國凈投資收益為順差91.2億美元，實現了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逆轉；其中，投資收益流入356.2億美元，同比增長92.2%；投資收益流出265.1億美元，同比增長16.9%。在中國的國際收支統計中，中國的投資收益包括「直接投資項下的利潤利息收支和再投資收益、證券投資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資收益(利息)」。考慮到中國對外投資中官方證券投資(外匯儲備使用)佔主導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斷，中國投資收益大幅上升與中國對外資產規模不斷擴大(主要是外匯儲備增加)密切相關。這間接說明，中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是令人滿意的。
總結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鑒於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從滿足進口支付、償還債務和干預匯率全面轉向提供信心並增加國家的財富，鑒於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是令人滿意的，討論外匯儲備規模的大小，已經沒有重要意義了。
三、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不利影響：流動性過剩及對沖困境
外匯儲備功能的轉變，並不意味規模過大的外匯儲備不會對一國經濟和金融的運行帶來不利的結果。相反，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後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它將給國內經濟帶來貨幣供應增長過快、流動性過剩，進而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不利後果。我們看到，這正是當下中國發生的情況。
(一)央行的對沖努力
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加對貨幣供應的不利影響，對沖外匯儲備的壓力，央行從2002年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公開市場操作。起初，公開市場操作集中於以國債為主的現券賣斷操作和回購操作上。然而，由於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券存量相當有限，在經歷了一段不長時期的單向操作之後，央行發現自己陷入了無券可賣的尷尬境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替代手段，央行於2002年9月24日將公開市場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購轉換為中央銀行票據，然後再用於回購操作。央行票據從此正式進入中國的債券市場。2003年初，鑒於外匯儲備又比上年驟增742億美元的現實，央行認識到，外匯儲備的增加可能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意味著，對沖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的過度增加，將成為中國貨幣政策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任務。由於可用來實施對沖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決定將央行票據作為今後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基礎。於是，從2003年4月22日開始，央行票據開始了大規模發行，並作為貨幣市場的一個重要券種被允許在銀行間市場上流通。在從那以後的短短4年多時間里，央行票據的發行規模迅速增大，品種也不斷增多。目前，其未清償額已經超過政策性金融債，成為中國債券市場上僅次於國債的第二大品種。
從以上的簡短回顧不難看出，央行票據是在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環境下，在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尚在進行之中，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尚待完善的條件下，為了有效實施貨幣政策做出的現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
央行票據的產生及發展，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迄今為止的金融宏觀調控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銀行由此獲得了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過對這種金融工具的買賣，央行實現了在保持其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條件下，通過對其自身負債結構的調整來調整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從而實施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控的積極效果。其二，由於採用了連續滾動發行方式和競爭性招投標機制，並開拓了比較活躍的二級市場交易(銀行間市場)，央行票據的發行和交易利率逐漸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發揮了某種基準利率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其三，作為一種無風險、規模巨大和交易活躍的基礎性金融債券，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各類金融機構實施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動了以開發各類金融衍生品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
(二)央行票據市場進一步發展的困境
但也應當看到，發展央行票據市場，是在我國國債市場發展不充分，其市場密度、深度和彈性均存在缺陷，從而很難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礎的條件下，央行為了弱化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之不利影響而做出的「次優」選擇，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難免，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成本問題
由於央行票據構成央行負債，在其操作過程中，央行需要為其發行的票據支付利息，這便產生了調控成本問題。然而，如果徑直將央行票據的利息支出全部歸諸調控成本，那是不正確的。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衡量央行票據的成本。第一，由於發行央行票據的目的是為了對沖央行因過度買進其他資產(外匯)所造成的基礎貨幣之過度投放，而央行買進的這些資產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據的成本，必須將發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與其相應增加持有的外匯資產的收益進行比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庫中，還有一種「對沖」工具，這就是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因此，我們還可以將央行購買並持有外匯資產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所須支付的成本(對法定準備金支付的利息)進行比較。進行了上述比較之後，對於對沖外匯儲備增長的成本問題，顯然應有別樣看法。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發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與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成本(法定準備金利率)進行比較。很明顯，前者的成本比後者要高。於是，對於近年來央行不斷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操作，我們可以基於成本的比較找到強有力的解釋。
2.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利率的影響
無論其目的為何，發行央行票據總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反之則相反。央行的這一操作，必然會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市場利率產生影響。這樣，就在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來收縮流動性的時候，央行同時也就成為我國貨幣市場上最大的做市商。作為做市商與作為調控當局這兩種矛盾身份的一體化，無疑增加了央行宏觀調控的復雜性，並加重了其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在極端的情況下，倘若央行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對央行票據的利率有所追求，就會有操縱利率之嫌——這顯然與央行的市場中立地位和市場穩定功能相悖。事實上，近年來央行票據發行曾出現過若干次流標情況，正反映了市場對央行這種雙重身份存在的質疑。
3.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發行央行票據為的是對沖外匯儲備的過度增加，其直接出發點在於追求內部均衡。而央行票據市場的供求態勢和由此決定的利率走勢，又將通過其對人民幣資金的供求對比和市場利率之走勢的影響，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動態產生沖擊，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問題。不難看出，單一運用發行央行票據這種手段來同時應付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經常不一致的目標，不免有顧此失彼之虞。舉例說，為對沖外匯儲備增加而發行央行票據，固然達到了收縮銀根的效果，滿足了對內均衡的要求；但銀根的收縮將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沒有進一步刺激投機性外匯的進一步流入，至少也沒有弱化其流入的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國依然實行固定匯率制，從而無須顧及匯率水平的變動，這一缺陷並不明顯。但是，WTO過渡期的結束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加快改革，無疑加速了我國為開放性大型體的步伐，致使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在以上所舉的三個缺陷中，第一個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為，所謂成本問題，實際只是財務安排的一個假象——如果把外匯資產和央行票據負債納入同一個核算框架中同時考慮，這個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我們在下文中將集中討論這一問題。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後兩者。出現第二個缺陷的原因，在於央行在央行票據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與調控者兩個相互對立的職能於一身，難免沖突。出現第三個缺陷的原因，在於日益成長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從而必須同時兼顧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相互聯系但經常沖突的目標——將這兩項任務擠壓在單一的對沖操作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經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並降低了國家總體的宏觀調控效力。四、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國際經驗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將帶來不利的後果。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認為，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阻斷外匯儲備的動態同國內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
在探討改革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對別國的經驗做些比較分析。通過分析美國、英國、日本、歐盟、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特區等國家和地區的外匯管理體制安排，並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踐經驗背後的理論線索和邏輯關系，我們概括出如下兩點認識。
(一)外匯儲備持有者問題
關於外匯儲備當局的安排，大國和小國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經濟開放的大國更傾向於由財政部門或貨幣當局之外的專設部門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和匯率穩定職能；而小國則更多地選擇由中央銀行直接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與匯率穩定職能。
對於任何開放型經濟體來說，宏觀調控的任務均可概括為同時追求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但是，因經濟規模的不同，從而對內部均衡重要性強調程度的不同，大國和小國處理內外均衡關系的模式存在著重大差異。
對於開放型大國經濟來說，由於客觀上本國經濟的獨立性較強，且始終強調經濟的獨立性，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便是要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然而，經濟政策理論(例如「丁伯根法則」)和各國實踐均告訴我們，由於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個政策目標，要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經常不相容的宏觀調控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我們看到，像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均確定了由貨幣當局負責內部均衡、而由財政當局負責外部均衡的分工。由於外匯儲備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問題，這些國家自然都選擇由財政當局來主導外匯管理體制，並負責制定匯率政策。由財政部門或專設機構主導外匯管理體制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切斷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供給之間的直接聯動關系，阻隔匯率變動可能對貨幣政策產生的直接影響。同時，由於隔斷了不穩定的外部沖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其調控國內經濟運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情況則不同。由於他們幾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撐的國內經濟體系，其經濟運行是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這就意味著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內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也就無所謂內外均衡的職能分工問題。同樣由於小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保持匯率穩定，實現外部均衡，在多數情況下總會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特區便是合適的例證。
這兩個經濟體事實上都不擁有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也不存在真正意義的貨幣政策。如果一定要進行比較，那麼，他們貨幣政策的惟一目標就是保持匯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由貨幣當局負責外匯儲備的管理，以確保本國基礎貨幣供給與外匯儲備的變動保持同步變動關系，是實現匯率穩定和整體經濟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二)外匯儲備資產的多樣化
在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選擇上，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地區)傾向於對外匯儲備進行分檔管理。其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在常規的流動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外匯儲備較少(對匯率干預要求較低)的國家(地區)，由於持有外匯資產的機會成本較低，通常採取的是較為簡單的管理模式，其儲備管理的首要目標大都是維持較高的流動性，對外匯儲備的收益性沒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中，出於提高管理效率的考慮，往往對外匯儲備實行了分檔管理，在確保外匯儲備流動性的前提下，將多餘部分進行收益率較高的各種投資，以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水平。
比如，從1997年開始，韓國貨幣當局便將儲備資產分為流動部分、投資部分和信託部分三個部分來管理，並對不同的部分設置不同的投資基準。流動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國國庫券組成，每季度根據儲備現金流來決定合適的規模，追求高度流動性的目標。投資部分投資於中長期、固定收入的資產，追求收益率目標。以上兩個部分的外匯儲備均由韓國銀行的內設機構進行管理。信託部分同樣追求收益率目標，不同的是，這部分外匯資產是委託給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的。根據韓國銀行的解釋，設置這一檔的目的，在於提高儲備收益的同時，提供一條向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學習先進投資知識的途徑。自2003年開始，韓國進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額出資的韓國投資公司(KIC)。從功能設置來看，該公司將作為一家資產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韓國銀行和財政部的委託，管理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
新加坡政府亦然。與韓國不同的是，新加坡不僅將國家外匯儲備分為兩檔，而且該兩檔的儲備分別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資公司(GIC)來持有並管理，從而實現了機構分離。在這種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匯儲備主要用於干預外匯市場，及作為基礎貨幣發行的保證，目的是維持新元匯率的穩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作為一家由政府全額出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則接受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委託，通過其6個海外機構，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對股票、公司債券、貨幣市場證券、甚至金融衍生產品進行投資，來實現外匯儲備收益的長期增長。
我國香港特區也將外匯基金分為支持組合和投資組合兩檔來實行分檔管理。支持組合為貨幣基礎提供支持，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此確保港元匯率的穩定。投資組合則保證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追求較為長期的投資收益。投資基準由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制定，其主要內容包括外匯基金對各國及各環節資產類別的投資比重及整體貨幣擺布。外匯基金僱傭全球外聘基金經理負責管理外匯基金約1／3的總資產及所有股票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類如美國、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雖然憑借其本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居於「關鍵貨幣」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匯儲備，但是，其外匯儲備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動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爭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說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作為一國財富的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
五、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
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是由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造成的。就國際而論，全球經濟失衡當推首因；就國內而言，儲蓄過剩並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則屬根源。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大量研究顯示，無論是全球經濟失衡還是國內儲蓄過剩，都是由一系列實體經濟因素和體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內矯正絕非易事。這意味著，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將是我們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中必須面對的情勢。鑒於外匯儲備的增長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日益重要的因素，並已顯示出若干負面影響，鑒於我國現行的外匯儲備體制已經不足以應對這種新的復雜局面，改革傳統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創造一個靈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當務之急。
(一)根本的任務是建立全球配置資源的戰略
面對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局面，人們直觀的反應是要將外匯儲備「用掉」。我們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當真能夠大量購買國外的資源、產品和勞務，亦即為外匯儲備找到規模巨大且穩定的非金融用途，外匯儲備就不會增長過快了。反過來說，外匯儲備之所以增長過快，正是因為我們「用」不出去。在此情勢下，簡單地為了減少外匯儲備而不計成本、甚至浪費地「用掉」我們用國內資源和產品交換而來的外匯儲備，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鑒於此，面對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局面，應當提出的任務是促進外匯儲備多渠道使用。綜合別國經驗和我國的實踐，這既包括外匯資產持有機構的多元化，也包括外匯資產投資領域的多樣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在過去近30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勢必更廣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的運行之中。因此，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全球的資源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或者說，著眼於全球經濟運行來規劃我國的資源配置戰略，應當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立足點。毫無疑問，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被有機地納入這一全球化發展戰略之中。具體而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外匯儲備，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並藉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二)改革之一：國家外匯資產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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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我國依然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在現行的框架下，絕大部分外匯資產都必須集中於貨幣當局，並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經濟主體，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門在內，都只能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持有外匯資產。這種外匯管理體制是與傳統體制下國家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相適應的；而今的情況是，我們已經開始為外匯儲備積累過多及增長過快而苦惱。為了適應上述變化，放鬆外匯管制已經勢在必行。近來有關當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匯於民」的戰略，正是適應了這種轉變的趨勢。
為了便於了解這種戰略轉變，我們首先需要對外匯資產、官方外匯儲備等相關概念進行更全面、更精確的定義。
六、結束語
從本質上說， 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無論涉及多麼復雜的內容，最終的結果，都是要將原先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的格局改變為由貨幣當局、其他政府機構和廣大企業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⑻ 人民幣匯率改革對我國貨幣市場影響
綜合分析匯改的歷史成因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進歷程
1994年以前，我國先後經歷了固定匯率制度和雙軌匯率制度。1994年匯率並軌以後，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東南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收窄，實際上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從表1可見，2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經歷了一個不斷貶值的過程，由1981年一美元兌1.70元人民幣到1994年匯率改革時的一美元兌8.61元人民幣，隨後幾年略有上升，而1997年以來基本穩定在1美元兌8.27人民幣水平。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原因分析
我國在1994年開始實施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事實上是在1997年之後是以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該匯率制度符合當時我國的國情，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的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是，進入2000年以後，隨著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原有匯率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
1.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嚴重
進入2000年以來，我國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呈擴大的趨勢，2004年尤其明顯。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近年來美元不斷對外貶值，由於人民幣盯住美元，於是也跟著貶值，相對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幣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我國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競爭力，使經常項目順差不斷擴大；二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加大了外商對我國的投資，尤其是促使大量短期資金流入，使我國資本金融項目順差快速擴大。我國國際收支項目中不斷擴大的「雙順差」，加劇了我國跟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尤其是美國與歐洲，屢屢對中國挑起貿易之戰。
2.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挑戰
受我國國際收支連年順差的影響，我國外匯儲備在近幾年增長極其迅速，僅2004年就增長了2067億美元，增幅達到近50%，至2005年6月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高達711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造成了我國貨幣投放的過快增加，2004年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了抑制國內信貸投放過猛、部分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嚴重的現象，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採取在公開市場上對沖外匯占款的做法，對沖比率不斷提高，以至出現「無券可用」的情況，只能通過不斷滾動增發央行票據來回籠資金，使得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挑戰。
3.國際熱錢大量湧入
1997年以來的我國實質上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在促進我國出口和吸引外資發展的同時，也給國際熱錢入侵留下了可乘之機。近十年來，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我國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大，國際上對我國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不斷上升，國際炒家通過各種途徑大舉進入我國，豪賭人民幣升值。大量熱錢的湧入，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我國的金融風險，不利於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為了進一步加強我國經濟金融穩定性，需要對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制度進行改革。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時機選擇分析
盡管2003年以來，歐美各國屢屢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但是中國政府頂住了壓力，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降低情況下進行匯率制度調整，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是相對比較科學的。
1.國內條件分析
從國內實際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條件是相對成熟的。首先，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勢頭，2004年的GDP增長率高達9.5%，今年上半年仍然保持了9.5%的增幅，這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奠定了扎實的經濟基礎。其次，經過一年多的著力調控，我國經濟宏觀調控收到很好的效果，原先過熱的國內固定資產投資進入相對穩健的狀態，通貨膨脹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費物價水平降到了2.3%水平；第三，我國外匯市場發展迅速金融改革成效顯著，如外匯管理逐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不斷加強，市場工具逐步推廣，各項金融改革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後的正常運行創造了市場條件。
2.國際條件分析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國際條件同樣趨於成熟。近來由於美國經濟增長加快和美聯儲的持續加息，從2001年開始的弱勢美元最近走向強勢。從今年1月份開始，美元對歐元、日元匯率開始大幅度升值。由於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掛鉤，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也隨即走強，人民幣升值預期降低，升值壓力減輕。這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緩解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帶來的外部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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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現行匯率制度及正確認識人民幣匯率的波動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內容及其影響分析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內容解讀
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將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即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不等於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一改革特點集中體現了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所主張的「主動性」和「可控性」原則，既有利於政府對匯率制度靈活操作，又不至於引發匯率的過大波動。
這次改革的又一重要內容，是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水平進行小幅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由1美元兌8.27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與上個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後日本日元對美元升值將近一倍相比，我國政府頂住國際壓力，對進行人民幣小幅升值，有利於我國經濟金融穩定與持續發展。這一特點集中反映了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制改革中的「主動性」和「漸進性」原則。
（二）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的影響分析
這次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利弊兼有的影響，但總體而言是利大於弊。
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好處有：一是人民幣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國企業進口成本；二是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近年來，我國出口商品基本上處於薄利多銷的狀況，出口利潤的增長遠低於出口量的增長，實際資源轉移速度加快，這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利的。人民幣升值後，出口商的人民幣收入相應減少，為了保持原有的利潤水平，其或是提高出口商品的國外售價，或是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量，從而使貿易條件得到改善。三是有利於減少國際貿易磨擦。近年來，國外對我國出口商品的反傾銷及其它貿易爭端不斷加劇，商品出口的國際環境惡化，人民幣升值使中國商品國外銷售價格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狀況；四是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一方面，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進口先進技術、設備的成本，有利於出口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技術升級。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壓縮了我國出口商品的利潤空間，促使企業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增加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五是人民幣升值有利於我國企業的跨國投資活動。人民幣升值節省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成本，使得國內企業更容易「走出去」；六是可以減緩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從而減少由外匯儲備過快增長而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
人民幣升值的不利之處有：一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出口貿易起到抑製作用。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出口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靠價格取勝，人民幣升值削弱了很多商品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從而影響我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出口的抑制又會加大就業壓力。我國出口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吸納了眾多的勞動力就業。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影響遠大於對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影響，一旦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放緩，勢必造成就業壓力；三是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外商來華投資的增長速度，因為人民幣升值雖然會使已在華外資企業的資產增值，但卻會使准備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的投資成本增大。四是人民幣升值為已流入中國的國際游資提供了獲利機會，並有可能增強國際游資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預期，從而加劇國際游資的非正常流動。
綜上所述，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增大了我國匯率制度的彈性，更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雖然由於人民幣的小幅升值，短期內會引起我國進出口商品價格和貿易量的波動，但從長期來看，有利於我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從而有利於我國對外貿易與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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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市場影響
一、改革前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制約
從1994年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到這次匯率制度改革之間，人民幣匯率雖然名義上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卻是一種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從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出發，在資本趨於自由流動的過程中，貨幣政策只有同浮動匯率相配合，才能真正體現其有效性，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僅在短期內有效，從長期來看無效。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固定匯率制度的安排與我國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日益明顯。特別是在此輪經濟過熱中，我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干預，其中主要運用了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從幾年前的「穩健」逐步轉向「適度從緊」。但是由於我國國民經濟連續多年的快速增長和美元的持續走低等原因，使得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幣值的低估嚴重製約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一）貨幣政策獨立性降低
在開放經濟中，存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的矛盾，即「三元悖論」。此次匯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國選擇的是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獨立性，對國際資本流動實施較為嚴格的控制。在一國金融體系尚未完善，抗金融風險能力較弱的情況下，這種制度安排無疑是符合中國當時的經濟實際。然而，隨著我國加入WTO，在開放經濟的大趨勢下，伴隨著金融全球化、一體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國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漸加強，合法和違規的資本大量湧入，致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我國無法實現。事實上，在此輪經濟過熱的治理過程中，我國政府雖然穩定了人民幣匯率，但卻是以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為代價，對通貨膨脹的控制更多的依賴於行政手段，而不是貨幣政策。
（二）外匯儲備的激增對貨幣政策有效性和主動性提出挑戰
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源自於貿易順差和「熱錢」流動。由於人民幣幣值被低估，持續擴大的貿易順差和國外「熱錢」的蜂擁而至引起了我國外匯儲備的激增。今年上半年，我國出口為3423．4億美元，進口為3026．9億美元，貿易順差達到396．5億美元，而去年同期則是68億美元的逆差。截止到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7110億美元，同比增長51．1％；上半年外匯儲備增加1010億美元，同比多增337億美元，其中僅6月份外匯儲備就增加200億美元，同比多增8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激增會導致貨幣供給的增加，加大通貨膨脹壓力。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長而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央行不得不加大力度進行沖銷操作來阻止貨幣供給的增加，但這又會造成信貸收縮，進而增大人民幣利率上升的壓力，反過來又迫使央行買入外匯儲備，最終增加貨幣供給，導致央行試圖改變貨幣供給的努力會大打折扣。上半年，我國出現了「寬貨幣、緊信貸」的局面，在信貸收縮的情況下，廣義貨幣供應量（M2， M2由國內信貸和外匯占款組成）仍然大幅增加，這說明央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受到了外匯儲備的干擾，大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其有效性面臨嚴峻挑戰。
（三）利率工具的運用受到約束
在我國，由於固定匯率原因，利率政策手段的效果十分有限，再加之國際社會和金融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使得利率工具的運用受到約束：
1、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當我國上調（下調）利率進行緊縮（擴張）調控時，會導致資本項目的順差（逆差）。為了穩定匯率，央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賣出）外匯，從而增加（減少）了外匯儲備，進一步影響到基礎貨幣的投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利率政策的效果。
2、升值預期和跟隨美元的貶值導致我國出現大量貿易順差。在正常的經濟環境下，我國可以通過降低利率水平促使國內資金和國外短期資金外流，達到解決國際收支失衡的目的。但是，由於我國經濟過熱還未得到徹底解決，存在通貨膨脹壓力，降低利率有悖於宏觀調控的方向，以至於利率工具的運用面臨尷尬。
3、由於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如果大幅提高利率會吸引更多的境外資金流入國內，增加外匯儲備，從而進一步增大升值壓力。正是由於利率無法較大提高，且國內物價水平較高，致使我國實際利率水平較低甚至出現負利率現象。在國內金融投資品種比較少的情況下，股票市場又是持續低迷，於是各路資金追逐投資，尤其是房地產，使得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長期處於高位運行。
（四）「熱錢」流動降低貨幣政策有效性
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不斷加劇，大量「熱錢」通過各種合法及非法渠道湧入中國。「熱錢」的流動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執行：首先，「熱錢」的流入增加了外匯儲備，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從而削弱了適度從緊貨幣政策的力度；其次，「熱錢」具有高度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它的快速流入流出會對我國金融系統造成巨大沖擊，因而加大了央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控的難度；最後，在我國股市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勢必有大量「熱錢」進入房地產市場，這將直接影響我國政府對房地產行業調控的效果。
二、匯率制度改革增強了貨幣政策有效性
此次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改變了匯率過於固定的狀況，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匯率更具靈活性，增強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第一，在「三元悖論」中，此次匯率制度改革使我國的匯率波動區間變寬，意味著我國在資本自由流動程度逐漸提高的背景下，通過放棄匯率穩定的目標而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可以獨立的行使自己的貨幣政策，通過匯率杠桿對國際收支進行自動調節，改變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因受多種因素牽制而被動行使貨幣政策的局面。
第二，匯率制度改革以後，人民幣匯率可以根據市場供求狀況，不斷地進行微幅調整以平衡國際收支，使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有一定的調控空間，擺脫了為穩定匯率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賣出）外匯，從而被動的增加（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的困境，提高了我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目前，人民幣的小幅升值，那麼出口將會適度減少而進口增加，這樣可以消化一定數量過剩的外匯儲備，對於提高下一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效力有很大幫助。
第三，浮動匯率制下，調解利率對國際收支產生的影響，可以通過匯率波動來進行反向平衡，從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當我國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上調利率雖然會造成資本項目的順差而增加外匯儲備，但同時可以通過人民幣升值影響經常項目，抵消資本項目的順差，從而平衡國際收支，提高了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第四，靈活的匯率可以增加國際投機資本的投機風險，減少了國外「熱錢」的湧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壓力，降低了投機資本對我國經濟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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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匯率制度下如何防範金融風險，制定投資計劃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依然強勁，上半年GDP保持了9．5％的同比增長，CPI上漲2．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5．4％，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23．5％，成為固定資產投資保持高位增長的主要原因。雖然銀行信貸在上半年偏緊，但基礎貨幣的增長遲早將轉化為銀行貸款的增加，如果貨幣供應繼續寬松，商業銀行釋放貸款的能力將迅速恢復；同時，國際原油和主要原材料價格快速上漲造成的對下游產品漲價的壓力，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投資增速下降和糧食供給增加等因素導致的物價漲幅回落。由此可見，我國經濟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依然較大。
本次人民幣升值2％，對我國經濟來說是一項緊縮的貨幣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上述的通貨膨脹壓力。鑒於此，短期內我國的貨幣政策應以 「穩健」為主基調，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對國民經濟進行微調，在保持或促進經濟和物價穩定、改善和升級中國經濟結構、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短期內不宜對利率水平進行調整，以免引起宏觀經濟的波動。但可以從利率結構下手，達到調控我國國民經濟的目的。這一思想已在上半年央行的工作中有所體現。接下來我國政府應繼續貫徹這一思想，適當調高短期利率，以抑制投資過熱和投機資金的流入；同時維持中長期利率的穩定，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
第二，在信貸方面，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商業銀行有針對性地增加信貸的投放，改變上半年信貸偏緊的局面：
1、繼續嚴格控制投資過熱行業的資金供給，謹防物價反彈，穩定國民經濟；同時，對於資源能源消耗和高污染行業也要在信貸資金方面進行抑制，優化我國經濟結構。
2、對於有成長性、可持續發展性的行業給予充分的資金支持，重點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不僅符合我國經濟結構改革的需要，而且可以降低優質企業對外債的依賴程度，從而減輕由於外匯儲備增多所帶來的基礎貨幣被動投放的壓力。
第三，目前，在推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下來了，凈出口拉動力也會因升值而隨之減弱，那麼，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重任就落在消費身上。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在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背景下，房地產市場應該承擔培育消費動力的重要責任。此前，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針對房地產行業過度投資和投機性炒房進行調控，對房地產市場進行結構調整，從當前的結果來看，在過度投資和投機性炒房得到初步遏制的同時，個人住房消費也受到了打擊。所以，下一階段貨幣政策工作應在繼續對投資型住房實行嚴格控制的基礎上，給予自住型住房適當的支持，達到刺激內需的目的。
另外，本次匯率制度改革，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較為復雜，一方面，由於升值幅度較小，國外投機資金預期人民幣將有一個升值周期，於是大舉進入我國，主要是房地產市場；另一方面，一些投機資金會獲利了結，撤除房地產市場。在綜合影響很難確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應密切跟蹤房地產市場的變化，隨時採取適當的貨幣政策來熨平國際資本流動給房地產市場造成的波動，以促進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發展。
⑼ 我國外匯市場的發展歷史很急啊！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在過去30年中，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改革開放，與時俱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征途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進展，適應和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歷程
過去30年，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一是1978～1993年，改革開始起步，以雙軌制為特徵。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建立和發展外匯調劑市場，建立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制度，實行計劃和市場相結合的外匯管理體制。二是1994年到本世紀初，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取消外匯留成與上繳，實施銀行結售匯，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建立統一規范的全國外匯市場，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初步確立了市場配置外匯資源的基礎地位。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我們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三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市場體制進一步完善，我國加速融入經濟全球化，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外匯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外匯管理從「寬進嚴出」向均衡管理轉變，有序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一步發揮利率、匯率的作用，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注重防範國際經濟風險。
30年來，我國外匯管理體制主要發生了以下變化：
第一，人民幣經常項目分步實現了可兌換。改革開放之前，外匯統收統支，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所有外匯收入上繳國家，外匯支出由計劃分配。1979年以後，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在外匯分配領域引入市場機制。隨著留成比例逐步提高，市場調節外匯收支的作用不斷提升。1994年，實現經常項目有條件可兌換，取消對中資企業貿易及與貿易有關的非貿易經營性用匯限制。1996年12月，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義務，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取消所有經常項目對外支付和轉移的限制，所有經常項目外匯交易只需以真實性為基礎。此後，不斷簡化經常項目真實性審核程序和憑證，逐步允許企業按需保留經常項目外匯，對個人購匯實行年度總額管理，全面推進進出口核銷制度和服務貿易外匯管理改革。
第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逐步提高。計劃經濟時期，我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也不接受外商投資。1979年以來，堅持審慎開放，按照「先流入後流出、先長期後短期、先直接後間接、先機構後個人」的次序，有計劃、分步驟地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從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適度對外借債、建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有序對外開放境內證券市場，到實施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戰略、放寬境外投資匯兌限制、企業外匯強制調回要求及跨國公司資金境外運作限制、實施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制度。目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劃分的7大類43項資本項目交易中，我們嚴格管制的主要是針對非居民在境內自由發行或買賣金融工具、非居民在境內自由發行或買賣金融衍生工具、居民對外借款和放貸等幾項，限制較少或實現一定程度可兌換的共計二十多項。
第三，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日益市場化。改革開放之前，人民幣匯率水平由官方確定，實行固定匯率，匯率只作為核算工具。改革開放之初，隨著外匯留成制度的實行，開展外匯調劑業務，形成官定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制度。 1994年初，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匯率轉向由市場決定。2005年7月，進一步改進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匯率不再單一盯住美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基礎作用進一步加強，匯率彈性進一步擴大，對國際收支的調節作用得到進一步發揮。
第四，外匯市場建立並獲得長足發展。計劃經濟時期，外匯高度集中管理，沒有外匯市場。改革開放之初，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建立和發展外匯調劑市場。1994年，實行銀行結售匯，建立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和銀行對客戶的結售匯市場。2005年7月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後，繼續改進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機制，擴大市場主體，增加市場交易工具，進一步理順供求關系。目前，初步形成了外匯零售和銀行間批發市場相結合，競價和詢價交易方式相補充，覆蓋即期、遠期和掉期等類型外匯交易工具的市場體系。
第五，外匯統計監測體系不斷健全。1981年，我國制定了國際收支統計制度，自1982年開始正式編制國際收支平衡表，1985年起向社會發布；2005年起發布中國國際收支報告；2006年起發布國際投資頭寸表；1986年開始外債統計；1994年開始銀行結售匯統計；1996年開展跨境資金流動統計，2003年正式運行國際收支風險預警系統，2005年運行高頻債務監測預警系統和市場預期調查系統。目前，已建立起符合國際慣例和要求、適合國情的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預警制度。
第六，外匯儲備經營管理體制日益完善。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外匯儲備規模極小。1994年以後，適應外匯儲備持續較快增長的需要，以規范化、專業化和國際化為目標，完善儲備經營管理制度和操作程序，有效控制各類風險。建立以投資基準為核心的管理模式，逐漸從側重短期流動性管理轉向長期多元化投資管理，建立較成熟的策略研究、投資決策和交易執行體系，形成較完善的業績評價、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架構。通過積極專業的投資、有效控制風險，實現了國家外匯儲備資產的保值增值。
實踐證明，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是成功的，促進了我國經濟特別是涉外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國際收支與經濟總量之比從1982年的19%提高到2006年的126%，年進出口總額排名世界前三位，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發展中國家位於前列，外貿外資對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的拉動作用明顯。我國外匯資源配置已經實現由計劃分配到市場配置、由稀缺到相對充裕的飛躍。1994年以來，除1998年外，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2007年年末外匯儲備增至1.53萬億美元，儲備規模排名世界第一。從2003年起，我國由對外凈債務國轉為凈債權國，2006年年末對外金融凈債權達 6621億美元。外匯管理方式則逐漸由事前審批轉向事後監督，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在促進對外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註重國際經濟風險的防範。
經驗和體會
回顧30年的改革歷程，我們有以下幾點經驗和體會：
一是必須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偉大革命。隨著市場化、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入發展，新事物、新矛盾不斷涌現，對外匯管理工作不斷提出新挑戰、新要求。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需要不斷開拓創新，敢於攻堅克難，堅持用發展的方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根據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適時在人民幣可兌換、匯率形成機制、外匯市場發展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大膽突破，不斷消除影響涉外經濟發展和國際收支平衡的體制機制障礙。根據形勢發展變化，及時調整管理思路、轉變管理方式，從重點管流出轉為對外匯資金流出入均衡管理，從事前審批、直接管理為主轉為事後監督、間接管理。
中國歷年外匯儲備總表 （1950～2007年）資料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
二是必須堅持改革開放、服務大局。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30年的實踐證明，對外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當前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也必須依靠改革開放。外匯管理體制改革要注意妥善處理推進改革與創新管理的關系，通過市場化改革，一方面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不斷增強市場配置外匯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需要不斷改善管理體制，創新管理方式，完善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有效性，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
三是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立足國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對外開放程度日益擴大，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企業市場適應能力和競爭能力不斷提高。但是，我國人口眾多，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增加就業的壓力很大，國內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宏觀調控還需要進一步健全，經濟金融體系整體抗外部沖擊的能力有待加強。作為發展中大國和脫胎於計劃經濟體制的後發國家，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沒有現成的經驗和模式可以照搬，必須把國情意識和世界視野相結合，既要學習借鑒國際上推進貨幣可兌換的經驗做法，又要結合國情特點，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在實踐中始終要注意把握改革力度和節奏，積極探索出一條符合國情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人民幣可兌換的道路。
四是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是外匯管理的中心任務。解決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根本途徑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三個轉變」。外匯管理體制改革要始終注意按照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積極支持發揮擴大內需、結構調整等政策對於國際收支平衡的根本性作用；注重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支持優化出口結構、擴大進口、提高利用外資質量、拓寬資金流出渠道，促進經濟內外均衡協調發展。
五是必須堅持改善監管、防範風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亞洲金融危機、拉美貨幣危機、美國次貸危機等國際金融動盪此起彼伏。這顯示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金融領域的風險問題具有極強的敏感性和突發性，國際資本流動復雜多變，一國的開放也增加了受外部沖擊的可能。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一直把防範風險放在突出位置，在改革的整體部署上，注重審慎和漸進開放，注意與經濟發展階段、市場發育程度、企業承受能力、金融監管水平等相適應；在改革的過程中，注重與相關領域改革的綜合配套；在放鬆管制的同時，不斷加強和改進外匯業務的合規性、真實性監管，監督銀行履行代位監管職責，提升監管的手段，強化統計監測和預警，防範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
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我們要按照黨的十七大的戰略部署，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於變革、勇於創新，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繼續堅持用改革和發展的方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加大體制機制創新力度，力爭在外匯領域關鍵環節和重點方面的改革取得新突破；繼續深化對外匯領域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外匯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繼續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准確把握國際收支平衡與宏觀經濟發展的關系，積極配合國家宏觀調控和結構調整政策的實施，不斷完善國際收支調節的市場機制和管理體制，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和宏觀經濟穩定；繼續穩妥有序地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防範國際經濟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