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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匯率問題研究 摘要：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事關我國進出口形勢、國內優勢產業的生死存亡等，中國必須從自身利益出發，在國際法要求的范圍內對待人民幣升值問題。目前，我國政府應爭取遵循國際法途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爭端機制內解決問題。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 原因 國際法 解決途徑
「人民幣升值論」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隨後，以美國為首的其他西方國家不斷對人民幣匯率提出指控。2009 年來，西方國家壓迫人民幣升值的陳年舊調再次喧囂塵上。西方國家不厭其煩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何在？
一、西方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1.美國。長期以來，美國以美中間存在巨額貿易逆差為由力促人民幣升值，盡管美國明知人民幣升值並不能明顯改善其國際貿易狀況，但仍然不遺餘力地促壓人民幣升值，原因在於：一是美國一直將中國視為自己潛在的強大競爭對手，千方百計打擊中國產品的競爭力，最終削弱中國同美國的議價能力；二是通過促壓人民幣大幅升值，將全球熱錢引入中國，吹大中國國內資產泡沫，並在泡沫頂峰時反手做空，使中國成為歷史上的第二個日本。
2.歐盟。相對於美國而言，歐盟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一直持相對溫和的態度。但自2007 年初開始，歐盟的態度一度超越美國變得異常強硬。歐盟之所以突然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在於人民幣雖然兌美元升值，但相對於美元兌歐元的大幅度貶值，人民幣兌歐元同樣是貶值的。這一方面增加了歐盟成員國對華出口的難度，另一方面卻使得中國的商品進入歐洲市場比進入美國更容易，其結果是歐中之間貿易逆差的迅速擴大。為減少貿易逆差，歐盟選擇聯手美國共同壓迫人民幣升值。
3.日本。與美國、歐盟不同，日本在中日貿易中一直處於順差地位。以2008 年商務部統計為例，截至2008 年10 月，日本一直居於中國前10 大貿易逆差來源地第3 名，僅次於我國台灣和韓國。因此日本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在於貿易差額問題，而是爭奪亞洲領導權以及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
可見，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合力壓迫人民幣升值並樂此不彼，歸根結底就是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人民幣大幅升值帶來的不利影響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西方國家給了我們巨大的升值壓力，但如果我們貿然屈服、匆忙大幅度調整人民幣匯率，必將給我國經濟各方面造成不利影響。
第一，人民幣大幅升值會抑制出口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增加出口企業成本，在世界市場價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出口利潤的下降將影響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如果出口企業為維持一定利潤而提高價格，則會削弱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利於出口的持續擴大和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佔有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對外出口一度萎縮，此時提高人民幣匯率無疑是對出口的又一沉重打擊。
第二，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在目前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相對於發達國家以研究開發（R&D）和服務業為主來講，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製造業為主的，其優勢企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產品檔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國際市場價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這種貿易結構極易受到匯率水平變動的影響。
第三，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影響到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目前，世界經濟整體環境依然並不樂觀，這對活躍在資本市場上的國際游資而言，具有升值預期以及進入相對安全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金磚四國"，無疑是最好的選擇。然而，國際游資由於具有資金規模大、流動快、趨利性強的特點，會對金融市場造成潛的在沖擊。況且，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尚不健全、金融市場發展比較滯後，大量短期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流入資本市場的逐利行為，會對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直接產生影響。
三、人民幣匯率自主性的國際法依據
根據國際法有關規定，國家主權具有國內最高和對外獨立與平等的特性，而國家貨幣主權就是國家主權在處理國內外一切與貨幣事務相關領域的體現。傳統上，主權國家可獨立自主地應用本國的貨幣主權，原則上他國不得干涉與反對。但隨著國家之間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的逐漸加深，各國之間在行使本國貨幣主權時不僅要綜合考慮本國的各種因素，還要考慮到對周邊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影響。因此，貨幣基金組織（IMF）應運而生。 IMF作為限制和協調各國對外行使貨幣主權的專業國際組織，它規定：凡是加入IMF 的成員國就意味著該國同意授權IMF 行使原只屬於各國的部分貨幣主權，從而使各國原有的貨幣主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 宗旨和章程的約束，承擔IMF協定中相應的義務，比如在外匯安排、匯兌措施、國際收支和劃撥等方面的義務。表面上看，這種讓渡會使國家的貨幣主權遭到一定的削弱，但同時，國家在讓渡自身部分貨幣主權的同時卻又能對等地享有、獲得來自他國相應的貨幣主權的補充。也就是說，只要這種讓渡是以平等互利為前提和基礎，就意味著國家不會喪失本國貨幣主權的自主性。對我國而言，由於我國的承諾是保證履行IMF 協定第8 條款項下的義務，即實現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而這一早已完全兌現。因此，當前我國所實施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是在已經履行了IMF 協定義務的基礎上，遵照其要求進行的，西方國家根本沒有理由對之加以指責和干涉。這也從根本上賦予了我國自主運用匯率制度的權利。
四、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法律化解決途徑
針對西方國家無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問題，我國政府應該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明確IMF 為人民幣匯率爭端解決的主要機制。近年來，西方國家因為IMF 執行措施的力度沒有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強硬，試圖舍棄IMF 而尋求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匯率義務本該由IMF 來衡量，不能因IMF 執行規則的力度不夠，就該另起爐灶。因此，西方國家的這種打算是避輕就重，試圖濫用WTO 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對此，我國政府應該表明西方國家援用WTO 的有關協議來挑戰我國匯率政策的做法，是置IMF協定的規定及其管轄權於不顧，既有違於IMF 和WTO 在現有國際經濟格局下的分工，也不符合WTO 本身的規定。
第二，詳細研究IMF 有關貨幣匯率的爭端解決機制。IMF 成員國關於匯率爭端的磋商程序一般包括：爭議成員國將投訴或爭議提交IMF 理事會或IMF 執行董事會審議；成員國對IMF 或成員國之間對《IMF》條文解釋產生爭議，則提交IMF 執行董事會裁決；如果執行董事會所審議或裁決的投訴和爭議與某一無權單獨指派執行董事的成員國有關，該成員國可以派代表列席會議，執行董事會也可以對該成員國提出此種要求；與《IMF 協定》解釋爭議有關的成員國對於執行董事會的裁決如有不服的，可以在該裁決作出後的3 個月內要求將該爭議再提交IMF 理事會作最後裁決。這些磋商程序看似簡單，然而應用起來卻無比復雜，因此，我們應該對其進行詳細研究，做到心中有數，這樣才能把握人民幣匯率爭端的主動權，增強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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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鄭玲麗.人民幣匯率的國際法思考[J].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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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回顧人民幣匯率制度五十多年來的演變,對於我們更好地認清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義；對於我們保持現階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更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也具有重大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以改革開放為分界點，可以分為兩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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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的改革目標？中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最終的改革目標是實行更加富有彈性的匯率形成機制，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長期來看，浮動匯率機制將給予中國政府部門完全獨立的貨幣政策自由，同時也會避免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經濟衰退。絕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危機都是來自於試圖長期地施行固定匯率機制，這樣就會面臨國內政策的不協調和自相矛盾。正如我們原來所認為的那樣，這樣的改革將會引導中國經濟逐步（但是長期）走向完全浮動匯率形成機制。
為什麼現在改變？以下因素起到了決定
性作用：政府部門靜靜地加強了貨幣交易技術和平台的建設，這有助於提高中國經濟應對匯率變化所帶來的波動。第二，中國的外部失衡不斷加劇，貿易盈餘迅猛增加、外匯儲備增加過快和貨幣政策的失效；在過去的一年裡，政府部門擔憂貿易盈餘僅僅是臨時性的，現在已經不怎麼擔心了。第三，外部的政治壓力迅速增加，特別是美國，試圖在今年秋天引入一系列的貿易保護機制。最後，我們一貫地認為今年夏天是一個改變的好時機，因為在6-9月的市場投機和資本流動趨向於最低。
政府部門是用匯率來冷卻經濟增長過熱嗎？不，一些觀察家將最近公布的半年期數據和人民幣匯率改革聯系在一起，提出的觀點是因為出現了超過預期的經濟增長，所以中國要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我們不認為這些數據能起到什麼作用，從一開始，政府部門就從來沒有將人民幣匯率和宏觀經濟周期性政策聯系在一起。而且，政府部門一直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很高，所有的行動都表明過去的12個月的經濟增長與以前相比較已經慢了很多，同時，通貨膨脹的壓力在減輕；如果政府部門用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變化來冷卻過熱的經濟，2003年底是一個比較合乎邏輯的時間。最後，短期內，2%的變化對中國經濟來說是非常小的。
美國的壓力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就是美國的國會也不相信這一點。我們認為，美國財政部的貿易保護措施、白宮和議會的法案可能會對中國改革匯率形成機制的時間構成影響。但是，我們認為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將不會減少。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調整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
盯住一籃子貨幣是如何運做的？概念很簡單：過去，人民幣一直是盯住美元的，這意味著人民幣將隨著美元變動，而不管歐元、日元和其他貨幣有什麼樣的變化。現在，如果歐元和日元兌換美元的匯率發生了變化，根據貿易權重的安排，人民幣匯率應該相應調整。比如，如果歐元占人民幣一籃子貨幣的20%權重，如果歐元兌美元升值了10%，那
么人民幣兌美元將會升值2%，兌歐元將會貶值8%（假設其他貨幣兌美元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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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是我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本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並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和有關步驟和措施。
一、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1日人民幣實現了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從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運行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的基礎上,但匯率形成機制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強制結售匯制度,即對企業除了規定的可保留的現匯收人外,其他外匯收入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二是中央銀行對各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匯周轉頭寸實行限額管理,也就是說,外匯指定銀行在辦理結售匯過程中,對於超過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拋出;對於不足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該外匯指定銀行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補足。這樣頻繁進行的「拋」或「補」,便形成了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次日交易貨幣(美元、港幣、日元、歐元)對人民幣交易的基礎匯率。
上述匯率機制的形成,雖然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但是從嚴格意義來說,它並未形成全面的外匯供求關系。這是因為:
1.強制結售匯制的缺陷。雖然中央銀行幾次調整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外匯供求關系,只能是中央銀行被動人市進行干預,充當外匯交易最後差額的承擔者,失去了外匯調控的主動權。
2. 匯率變化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7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出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況,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為此,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供求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約。從1995年到2001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近幾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7―8.30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是釘住美元。
3.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於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金不能自由流動以及金融工具、外匯交易品種和方式的匱乏,都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中央銀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很大的調節作用。
二、改革的指導方針
1.要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央銀行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市場的調控的重要性,這關繫到我國經濟穩定安全地運行。因為,匯率機制的改革首先要確保經濟運行的穩定。
2.要考慮開放經濟的總體要求。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要充分考慮我國經濟進一步融人世界經濟體系後可能出現的變化,根據開放經濟的總體特徵及我國經濟的自身特色,把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與經濟結構的變動聯系起來,增大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影響范圍和作用力度。
3.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和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水平,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一個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人民幣匯率作為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杠桿作用。
4.要充分認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近年來,我國經濟地位和貿易總額有很大的提升和發展,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不貶值的堅定政策立場已經奠定了人民幣作為亞洲區域主導貨幣之一的地位。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地區的影響力有所上升,但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相對於美元、日元、歐元等國際貨幣,人民幣仍然屬於「邊緣」貨幣,匯率水平的確定及釘住目標的調整受到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深刻影響。動盪不定的國際金融市場環境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及新的均衡水平的確定增加了很大的難度。因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必須充分考慮國際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三種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的趨勢,因此,未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以國內政策的目標為主,要兼顧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前景,適當考慮人民幣作為區域主導貨幣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5.要充分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匯率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始終無法完全擺脫基於貿易平衡的傳統思路,貿易差額在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中居主導地位,匯率與外貿換匯成本的偏離程度一度成為衡量匯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外資流入的不斷增加,資本流動規模和結構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日漸顯著。從發展來看,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資本流動的規模和結構已出現一定的調整。首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利用外資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導致我國資本流入規模出現新的突破。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服務業中的投資超過一半。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開放了部分服務領域,尤其是對於金融、保險、證券、商業、中介服務等領域的開放,等於增加了一倍的潛在投資者。其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後,我國利用外資的方式將更為豐富,在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借款等形式以外,將更多地採用發行境外債券和股票等籌資形式。估計外商直接投資的相對比重將有所下降,其他投資相對比重上升,尤其是證券投資資金量將會增加。再次,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具體方式及結構可能出現調整,導致整體流動性的提高。
2001年以來,我國外資流人數額出現持續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市場對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樂觀預期開始發揮作用。此外,我國對外投資也將進入快速增長時期。
新的資本雙向跨境流動的形勢,要求我們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適當增加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權重,匯率政策目標由貿易平衡擴大到國際收支總量及結構的平衡。
6.要適應國際化的原則。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匯率機制改革將在金融市場全方位開放的框架下進行,因此要遵循世界貿易組織所倡導的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和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我國經濟要全方位與國際接軌,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了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撤除資本國內外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首先是利率的市場化,進而是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人民幣與外幣的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行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使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真正接軌,才能使競爭機制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
三、改革的步驟與措施。
在本著人民幣匯率既要均衡、又要相對穩定,有利於穩定通貨和保持中長期國際收支平衡、有利於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原則基礎上,增大匯率形成的市場化和靈活性,使匯率保持在相對均衡和相對穩定的水平上,從而促進經濟健康、穩定地發展。
改革的核心是:(1)逐漸增加匯率彈性;(2)逐步使用匯率波動區間,放寬波動范圍;(3)在放寬匯率浮動區間的基礎上,改釘住美元為釘住一籃子貨幣。
總體而言,改革的進程應採取漸進的做法。可採取的步驟和措施是:
1.要認真總結以往匯率運行的正反經驗。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我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1998年人民幣匯率經歷了金融危機的考驗,2001年11月我國成功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前,在新形勢下,人民幣匯率機制應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服務,更好地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此,應該對新中國建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背景以及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交往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只有在深入總結過去的基礎上,才能在新形勢下更好地進行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
2.積極推動基礎理論和實證分析的研究。在確定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指導原則下,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研究。總的來說,有關各個時期人民幣匯率的研究,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重視下,各有關部門以及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實務工作者、科研工作者與教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是有相當成績的。他們的研究成果對各個階段的人民幣忙率改革以及政策制定起到積極的參考作用。現應繼續進行深入地研究探討,比如,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理論比價模型、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有關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釘住單一貨幣或者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中心匯率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討。在研究探討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更適應我國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的有關方案,供決策參考。
3.改革的環境與時機選擇。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內經濟學界加大了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討論,特別是2003年以來,日本有關方面挑起人民幣幣值低估的觀點,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但是這些討論,往往囿於匯率升值或貶值的爭論,淪為簡單的政策解釋和說明。在我國已加人世界貿易組織、更深地融人世界經濟體系的情況下,匯率的影響將突破傳統的涉外經濟范圍,在更大的范圍內發揮更強的影響力。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考慮國內外這樣一個大環境,必須慎之又慎,一定要選擇一個有利時機,也就是說,在改革時機的選擇方面,我們既要根據國內的需要,又要考慮國際環境的變化。它不能過急,也不能不變,匯率機制的改革一定有利於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4.回歸到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在1994年進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中,人民幣匯率制度被重新定義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在前幾年的實際操作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控制在很小的區間,保持基本不變。實際上屬於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終選擇,取決於政策部門對於「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性」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標權衡。筆者認為,對於日趨呈現內需導向特徵的大國經濟而言,獨立貨幣政策毫無疑問是我們的首要選擇,資本流動的自由程度在未來5年內將有顯著上升,那麼,其結果必然是人民幣匯率波動性的上升。上述變化最終落實到匯率制度調整上,但人民幣匯率走向自由浮動必須謹慎從事。可選擇的是一個具有充分彈性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可在當前匯率水平的基礎上,波動幅度擴大到上下1％。
建立內部匯率目標區,目標區上下可定為10―15％。改釘籃子貨幣應相機而行,從籃子的加權成分看,由於我國與美國以及香港地區的貿易額較大,而港幣又與美元掛鉤,美元在籃子中仍然佔主要比重,歐元與日元以及其他有關貨幣進入籃子後,將使人民幣匯率水平更趨合理。與此同時,應加強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進一步提高外匯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場做市商制度,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奠定基礎。
5.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在人民幣匯率機制市場化日益提高的同時,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目的是監測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合乎實際,符合國家中長期政策目標,以便為國家制定和調整匯率政策提供決策依據。
人民幣匯率的監測體系包括宏觀監測體系和微觀監測體系兩個層次。宏觀監測指標包括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率、財政收支狀況、進出口增長率、資本流動等數據。通過建立宏觀監測體系,了解一個時期匯率水平對宏觀經濟各項指標的影響,預測下一日期外匯供需情況和市場匯率的走向,用以研究調整匯率政策。微觀經濟指標包括出口換匯成本、進出口盈虧狀況、實際稅負、對外負債和還本付息情況、盈利匯出狀況等。觀察微觀狀況的變化,監測匯率水平的合理性,了解企業對匯率的預期並對外匯供需的可能變化進行預測。
通過匯率監測體系取得宏觀監測指標及微觀監測指標後,可用於編制季度及年度的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指數(NEER)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ER)。觀察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變化可以准確地了解人民幣匯率對我國涉外企業的影響,反映我國貿易部門實際競爭力的變化,對我國出口產業及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6.加強完善外匯監管體系的建設。在逐步有序放開資本項目管制的同時,特別要增強對短期流動資金的監管,必要時應採取相應的措施,防止國際流動資金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放鬆管制,加強監管,以監管取代管制,這是今後時期我國外匯管理當局工作的核心。即使在實現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的狀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中央銀行的干預調控作用。同時應時刻關注我國周邊金融市場的動向,動態測算人民幣對周邊地區貨幣相對水平的變化,保持我國出口及利用外資的競爭力。